□本報記者 劉錚
作家阿·羅易
1999年，一支由來自不同國度的400人組成的隊伍，向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納瑪達流域進發了，聲援那里的“納瑪達反水壩組織”（NarmadaBachaoAndolan，簡稱NBA）反對政府修建水壩的斗爭，隊伍中有個瘦弱的女子，她就是印度當代著名作家阿倫德哈蒂·羅易（ArundhatiRoy）。
阿倫德哈蒂·羅易，印度著名作家。從容的思考幾乎成了她的標志。
放下筆踏上遠行的隊伍
納瑪達水壩計劃是印度政府在世界銀行資助下擬定的，預計建設30個大型﹑135中型和3千個小型水庫，估計會淹沒245個村莊，4000萬人需要搬遷。獨立后的印度已建成水壩近4000座，高居世界第三。然而，在這個擁有這么多水壩的國家，尚有2億多人用不上自來水。而水壩建設付出的代價是1億多人被趕出家園。
羅易根據實地考察，寫出了長文《更大的公益》。文章的敘述焦急而富于耐心，她相信大量確鑿的數字和分析足以說服那些被蒙蔽的人。有時她說“這僅僅是個故事”，目的是提醒人們看似只能在故事中出現的情況就要發生在眼前。
她悲痛地使用了“unroot”（根除）一詞，這是水壩建設后人們的真實處境。他們被迫離開世代居住的土地，被政府草草安置在聚居區里。政府的承諾一向是高調，新聚集地甚至有為孩子準備的滑梯和蹺蹺板。
但羅易發現，事實上那里的居住條件卻非常糟糕。然而，這還不是每個遷居者都能享受到的待遇。有的人則要遷居三四次，因為他們的新家又要為另一個水壩之類的工程讓路。
他們極度貧窮，只能在城市郊區的貧民窟中掙扎，成為廉價勞動力，比如建筑工人，去修建新的工程項目，而這些工程又會使更多的人流離失所。這些人要不在城市郊區茍延殘喘，要不干脆憤自殺。
令羅易深感吃驚的是，面對這樣的情況，政府口吻出奇地強硬：“如果你正準備為國家犧牲，那你就應該為國家犧牲?！保岷蒸斦Z）羅易發現，在暴力和強權面前，人民一旦陷進貧困的泥潭，就很難有希望。
歷史的書寫同樣不會留下這些卑微的名字，他們的眼淚被“國家利益”的宏大字眼所掩蓋。于是，她放下了筆，“把喬伊斯和納博科夫擱在一邊”，踏上了遠行的隊伍。
放棄巨神呼喚微物之神
羅易是位行動主義者，最初她卻是在書齋里揚名立萬的。1997年，年方36歲的羅易憑借《微物之神》（TheGodof SmallThings，另譯《卑微的神靈》）一舉奪得全美圖書獎和英國布克獎。這是印度人第一次獲此殊榮?！段⑽镏瘛氛紦都~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達49周，譯為40種語言出版，獲利千萬。小說成功后，各路討伐紛至沓來。羅易看得很清楚，小說遭受攻擊的不是所謂的色情內容，而是關于賤民維路沙的描寫，他和上層婦女的戀愛情節觸怒了一些人士。這些人的憎恨只能說明在甘地發明“上帝的子民”用以稱呼賤民階層的50年后，印度種姓制度的問題依然存在。
羅易沒有被不同的聲音所嚇倒，更讓人欽佩的地方是她也沒有為賺取更多鈔票去復制更多類似的小說；相反，她由一個單純的小說家轉變成了積極的社會活動家。她把巨額稿費捐給了NBA，甚至加入這個隊伍。
羅易的眼光是寬廣深遠的。70多年前，卡夫卡把大禍臨頭的人類比喻成瑟瑟發抖的地鼠。一語成讖，波赫倫沙漠地底的一聲巨響讓印度人民被夢魘所籠罩。她不認為核試驗是富國強兵的手段，是印度成為世界大國的標志。在著名的《想像的終結》一文中，羅易一針見血地指出，核武器只是為了滿足極少數人的野心，是極端分子拉選票的手段。相信政府的詭辯就如同相信一個人會被墳頭絆倒。她說：“可以確信的是印度在前進，但絕大多數印度人沒有。我們的領導人說我們必須擁有核彈頭以保護我們免受巴基斯坦的威脅，但是誰能保護我們免受自己的威脅？”
受困知識分子生存悖論
羅易表述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每當提到印度政府時，總愛在后面強調“歷屆印度政府”。她要表達的意思是，對個體的冷漠與踐踏是印度政府長久以來的問題；她反對的不是具體哪屆政府，而是一切暴力和強權。她認為，在后殖民時代和商業全球化時代，帝國主義的幽靈不是消失了，而是改頭換面滲透到了世界每一個角落。過時的武器、違禁殺蟲劑，這些垃圾統統披上華麗包裝，搖身一變，像禮物一樣被發達國家送往印度，印度人民卻要感恩戴德。
盡管羅易言辭激烈，她金剛怒目的背后也隱藏著一絲憂慮，隱藏著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生存悖論。納瑪達運動不能說失敗，因為世界銀行取消了投資；也不能說成功，因為印度最高法院判決計劃繼續實施，羅易本人被判處象征性的監禁一天。面對更加強大和手段高明的新帝國主義和新種族政策，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又該采取何樣對策呢？她把尼赫魯和甘地稱作父親和母親。一方面堅持對暴力統治的批判，一方面又要冒著“文化原教旨主義”的風險參與國家的振興。在她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甘地精神的堅定隱忍，也分明體會到了父親的失音，就像《微物之神》中賤民維路沙的荒野之愛———他沒有自身視角表述的可能，只能從他人的偷窺中向讀者傳遞信息。
我坐船從Jalsindhi橫渡納爾默達河(Narmada)，登上了對岸的一塊狹長陸地，從那兒，在幾個低矮、荒禿的小山頂之間，我可以看見部落Sikka，Surung，Neemgavan，Domkhedi的所在地。我可以看見它們敞亮通風又嬌弱的家。我可以看見屋后的田地和森林。我可以看見小孩子趕著他們的小山羊一路小跑，就像裝了馬達的花生米。我明白我所看到的是一個比印度教還要古老的文明，然而卻已在該地最高法院的獲準之下，今年雨季一過，里的一切將淹沒在撒多撒羅瓦壩（Sardar Sarovar ）的水下。
我為何發笑？
因為我想起德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在把撒多撒羅瓦壩所在地的的居民都驅逐出去之前曾溫情地關注過部落里的孩子到了重新安置的定居點后有沒有可供玩耍的娛樂設施。代表政府出面的律師們忙不迭地保證不僅有游樂園，而且還能確保每個游樂園都有蹺蹺板、滑梯和秋千。我抬頭看看無盡的天空，低頭看看疾馳的河水，有那么短而又短的一刻，這一切的荒謬壓倒了我的憤怒，我笑了。我并非有意失禮。
讓我首先申明，我并不是一個痛恨城市的人。我在鄉村生活過。我親身感受過鄉村的隔絕、不公平和潛在的野性。我不是一個反對發展的狂熱分子，也并不想勸誘大家永久保持傳統和習俗。然而我好奇。好奇心把我帶到納爾默達河谷。本能告訴我這是一個大家伙。大到戰線已經劃清，戰士已沿岸部署。大到想要蹚過這一潭混雜著 － 希望、憤怒、情報、假情報、政治手腕、工程野心、虛情假意的社會主義、激進的行動主義、官僚做派的遁詞、受誤導的感情用事，當然再加上無處不在、態度曖昧的國際援助的權術 － 的泥沼，絕非易事。
本能讓我放下喬伊斯和納波珂夫，讓我擱置下Don delillo（注：美國當代作家，被現代評論界廣泛認為是文學后現代主義的中心角色。代表作《白噪音》于1985年獲得國家圖書獎。）的巨著，取而代之的是有關排水和灌溉的報告，有關大壩為何以及如何建造的書籍、期刊、記錄片。
我的初步探索表明幾乎沒有人知道納爾默達河谷正在發生什么。那些知道的人，知道很多。而很多人卻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幾乎所有人對此都滿懷激情。沒有人無動于衷。我很快意識到我已漸漸步入雷區。
在印度過去的十年里，針對撒多撒羅瓦大壩的斗爭已遠遠不只是為了一條河。這正是這場斗爭的弱點也是力量的所在。幾年前，它演變成了一場能夠抓住人們想象力的辯論。于是風險由此提高，斗爭的局面也由此改變。從一場為了河谷命運的斗爭升級成了對整個政治體系提出置疑?，F在的問題是，我們民主制度的本質到底是什么？誰擁有土地？誰擁有河流？森林？魚？這些都是巨大的問題。國家對此也巨嚴肅地于與答復。在國家支配下的每一個機構夠分別給出一個答案 － 軍隊、警察、官僚機構、法院。對這些問題國家不僅作出了答復，而且是以一種明確的，激烈的，殘暴的方式作出答復。
對于河谷的居民來說，斗爭升級到如此高度就意味著他們最有力的武器——針對具體河谷的具體事件的具體事實 － 已被這些巨大問題上的爭論挫敗了。這一爭論的基本前提像泡泡一樣膨脹起來，隨著時間的推移，總有一天會“啪”的一聲炸得粉碎。偶爾，這個難題某個孤立的碎片會飄過來，一篇對政府無情對待遷離民眾的情緒化報道，一次由拯救納爾默達運動組織（注：全稱是Narmada Bachao Andolan，即，拯救納爾默達運動，一個印度的環境非政府組織）“一小撮活動家們”脅迫整個國家的暴動，一份有關拯救納爾默達運動組織向最高法院請愿的正式書面報告。
盡管在這個問題上已有相當數量的文章，但大部分都是針對有“特別利益”的讀者群。新聞報道傾向于關注該工程某幾個孤立的方面。政府文件被定級為“絕密”。我認為，可以說公眾對此事件的看法是極其粗略的，并且可以粗略地分為兩類：
一方面，這個事件被看作是一場戰爭，戰斗的雙方分別是代表現代、理性和進步力量的“發展派”和一種新盧德派（注：勒德派，英國 1811-1816年以搗毀紡織機械為手段抗議資本家降低工資和解雇工人的團體的成員，后“盧德派”泛指強烈反對提高機械化和自動化的人)，也就是非理性的 “反發展派”，后者充滿著對工業革命前田園牧歌般生活的憧憬
另一方面，這個事件被看作是尼赫魯與甘地之間的對抗。于是這個令人遺憾的事件被從欺騙、謊言、虛假的允諾和越發成功的宣傳的泥沼中抽離出來，然后冠之以一種錯誤的合理性。其實他們雙方都以國家的更大利益為重，分歧之處在于以何種方式來實現它。
兩種解讀都只是在這場爭端中無謂的兜圈子，作用無非是煽動了公眾的情緒，最后反而使得具體事件中的具體事實變得模糊不清。兩種解讀都暗示我們是如何急切地需要新英雄，新“式”的英雄，我們又是如何已經耗盡了老式的英雄。
尼赫魯與甘地的爭執把這個當代的問題又推回到了老問題上。他們都是高尚的人。他們提出的發展模式都是建基于內在的道德觀之上。尼赫魯提出的是一種父性的，庇護式的蘇聯式中央政府。甘地提出的是一種母性的，養育式的浪漫鄉村式共和國。假如我們的人民更好一些的話，假如我們能夠都只穿印度土布，假如能夠抑制我們的基本沖動－性、購物、躲避責任、恃強凌弱－的話，這兩種模式本都應會奏效。五十年過去了，可以說我們達不到這個境界，甚至連接近都談不上。針對我們的如此本性，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新的保障計劃。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可能已經耗盡了本世紀的英雄配額。然而在等待新英雄出現的同時，我們得盡量減少破壞。我們要支持小英雄們（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小英雄）。我們要用具體的方式打每一場具體的戰。誰知道呢？也許這就是二十一世紀對我們的期待：瓦解“大”，大炸彈、大壩、大意識形態、大矛盾、大國、大戰、大英雄、大謬誤。也許二十一世紀就是一個小的世紀。也許就在此刻，當下，上天已有一個小小的神為我們做好了準備。會嗎？可能嗎？對我來說，這聽起來真是太過誘人了。
河谷吸引著我，因為我感到納爾默達河之戰已進入了一個更新、更悲傷的階段。我去了那兒，因為作者被故事吸引就像禿鷲被死尸吸引一樣。我的動機絕非同情，而是一種純粹的貪婪。我是對的。在那兒我找到了故事。
怎樣的故事？
“人們說撒多撒羅瓦 大壩是一項昂貴的工程。但它能給數百萬人帶來飲用水。這是我們的生命線。生命線有價嗎？我們呼吸的空氣有價嗎？我們要活，我們要喝水，我們要給古吉拉特邦政府帶來榮耀。”
－Urmilaben Patel，古吉拉特邦最高行政長官Chimanbhai Patel的夫人，1993年在得里一次公共集會上如是說。
“我們將會要求你們在大壩建成后搬離你們的家。你們搬走的話什么都好。否則我們會放水把你們都淹死?！?BR> ?。璏orarji Desai，1961年，在Pong壩既定淹沒區的一次公共集會如是說。
“他們干嘛不直接把我們毒死？這樣，我們就不用住在這樣的狗洞里，政府也能獨自和它的寶貝大壩一起生活了?！?BR> ?。璕am Bai，在納爾默達河建Bargi壩時，她的村莊被淹。她現在生活在Jabalpur的貧民窟里
印度獨立后的這五十年里，自從尼赫魯發表了他著名的“大壩就是現代印度的神廟”的演說后（在他有生之年，尼赫魯對此演說愈發后悔），他的追隨者便以一種不自然的狂熱投入到了建壩的事業中去。建壩日益等同于建國。單是他們的如此狂熱就足以讓人懷疑。不僅建新的壩和新的灌溉系統，他們還控制了小型的傳統的水利系統并讓其萎縮退化，而這些系統幾千年來都是由村民們管理的。為了補償損失，政府興建了更多、更多的壩。大的、小的、高的、矮的。一番努力之后的結果是印度現已是世界第三大水壩建設國。根據中央水利委員會的統計，我們現有3,600座被定級為大型水壩，其中的3,300座都是獨立之后建造的。還有一千多座正在建設中。然后，我們五分之一的人口－即：2億人沒有安全的飲用水，還有三分之二，即6億人－缺乏基本的衛生設施。
大壩們都能善始卻不能善終。曾有一段時間，每個人都愛它們，都想擁有它們——共產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基督徒、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之后大壩使人們陷入了貧窮。很快，全世界都開始抵制大壩。第一世界國家正在把它們現役的大壩炸毀。對于大壩弊大于利這一事實早已不再只是個猜想。大壩過時了，不酷了。它們不合乎民主原則。它們是政府集權的方式（由政府來決定誰能得到水，得到多少，誰種什么，在哪兒種）。它們是剝奪農民智慧的有力手段。它們是把水、土地、灌溉從窮人那里奪走贈送給富人的無恥行徑。他們的水庫使得大批民眾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陷入赤貧。從生態學角度，大壩也被打入冷宮。它們導致土地荒廢，引發洪澇，土地鹽化，傳播疾病。還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大壩和地震有著密切聯系。
大壩并沒有真正體現出現代文明的豐碑這一職能，也并非人類支配自然的標志。豐碑應是永恒的，而水壩的生命太有限、短暫了。只要大自然把壩里塞滿了淤泥，水壩的生命就結束了。現在人們已經認識到大壩的作用與所作的宣傳完全相反－“犧牲小我來保全國家利益”的神話已經完全破滅了。
基于上述原因，第一世界國家的建壩業已陷入困境并停工。于是，這一事業便打著援助發展的旗號，和其他的老舊武器、過時航母、違禁農藥一起，被出口到了第三世界國家。
一方面，印度政府，每一屆印度政府，都自恃正確地責難第一世界；另一方面，卻花錢購買這些包裝精美的垃圾。援助，和殖民主義一樣，只不過是又一樁野心勃勃地生意而已。它已毀了大部分的非洲，孟加拉國正茫然不知所措。我們知道這一切，相關事實多得令人麻木。而在印度，我們的領導人還在帶著奴性的微笑等著迎接（同時制造原子彈來支撐萎靡的自尊）。
在過去的五十年里，單單在灌溉方面，印度就花費了8千億盧比。然而，相比1947年，印度有更多的地區干旱頻發，洪澇頻發。盡管，已有令人擔憂的事實顯示大壩引發了灌溉危機和洪澇災害，人們對所謂“綠色革命”（產量減少，土地退化）也開始迅速覺醒（注：“綠色革命”，發展中國家由于使用化肥、殺蟲劑和高產作物品種而實現的農作物產量的巨大增長），政府從未對它3,600座大壩中的任何一座做過建成后的使用評估，從未測算一下大壩是否實現了當初的既定目標，那些巨額的花費是否花得物有所值，甚至都未計算過確切的花費是多少。
印度到底生產了幾百萬頓糧食或食用油，相比1947年又增產多少，對于這樣的問題，印度政府掌握著精確的數據。它能告訴你每年開采了多少礬土，或是國道的總面積是多少。它能提供每一分鐘的時時證券交易信息，或是國際市場上盧比的時時外匯牌價。我們能知道在沙迦酋長國一個周五之內我們輸了幾場板球賽。也不難得知印度任一年里有多少大學畢業生，或是任一年里有多少人做了輸精管切除手術?？墒?，對于因為建壩有多少人會流離失所，或是在“國家進步”的神圣事業中有多少人以其他方式做出犧牲，印度政府沒有任何相關數據。這難道不令人驚駭嗎？如果你不知道為此花費了多少，又是誰為此付出代價，“進步”又將如何測量？如果不把生產的真正成本考慮在內，“市場”又如何給食物、衣物、電、流水來定價？
根據印度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的一個詳盡研究，經調查的54座大壩，平均每一座的建設會導致44,182人離開自己的家園。在3,300座的總額中，誠然54座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但既然這是所能掌握的僅有數據，我們不妨來做一個粗略的計算。草草一算，為了力求謹慎，我們先把這個人數減半。不然，再保守一些，只算每座壩平均10,000人。我知道，決不可能這么少，但沒關系。揮動你的計算器吧，3,300×10,000＝
33,000,000。這是計算結果。
3千3百萬人。這僅僅是過去五十年里單單因為建壩而離開家園的人。那還有成千上萬的其他發展工程呢？在一次不對公眾開放的講座里，規劃委員會的秘書 N.C Saxena說他認為在該地區受影響的群眾人數是5千萬（其中4千萬是受建壩的影響）。我們可不敢這么說，因為這不是官方說法。這不是官方說法，因此我們不敢這么說。你只能小聲嘀咕，生怕被扣上夸大其詞的帽子。你只能對著自己輕聲細語地說，因為這確實讓人無法相信。不可能，我一直在告訴自己。我一定是弄錯了一個零。這不可能是真的。我幾乎沒有勇氣大聲說出來。我要這么說出來，別人一定以為我是磕了藥的六十年代的嬉皮士（“這就是體制，老兄！”），或是有迫害妄想癥的神經分裂者。但，這就是體制，老兄。還能是什么呢？
五千萬人。
繼續吧，政府，推脫吧，詭辯吧，打壓吧，說些什么吧。
我感到有人絆倒在了一座公眾的墳墓上。
五千萬比整個古吉拉特邦的人口還多。幾乎是澳大利亞人口的三倍。是印度分裂活動造成的難民人數的三倍還多。是巴勒斯坦難民人數的十倍。西方世界至今還在為逃離科索沃的一百萬難民的未來感到震驚。
在這些遷離民眾中絕大部分是部落民（撒多撒羅瓦大壩事件中57.6％是部落民）。要把賤氏（注：印度種姓制度最低的種姓）也包括在內的話，這個數據就變得不堪入目了。據管理那些列保種姓階級（注：賤民，歷史上來說，印度種姓制度中原處于下階層的人，現已受到政府的保護）和部落民的專員稱，這些貧民的比例大約是占60％。如果你考慮到部落民約占印度總人口的8％，而賤氏約15％，那整個事件即將呈現出一個新的局面。讓這些民族上的“他者”做受害者給國家建設者們卸下了不少壓力。這就像是開了一張報銷單，由別的人，來自另一個國家的人，另一個世界的人，來為自己付帳。印度最富的人的生活方式是由最窮的人來埋單的。
我好像聽到有人在說什么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
這幾百萬人到底經歷了些什么？他們現在在哪兒？他們如何謀生?沒人知道。（上月的報紙報道過，因為建Nagarjunasagar大壩的遷離部落民正在向國外的收養機構出賣自己的孩子。政府干預了此事，把那些孩子送進了兩所公立醫院，在那里六個孩子死于疏于照顧。）至于說到補償政策，政府的重點相當明確。印度沒有一個全國性的補償政策。根據1894年的土地獲得法案（修訂于1984年），除了現金補償，政府無需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向遷離群眾提供任何其他東西。設想一下，一份現金補償，由印度政府支付給一名不識字的部落民（女人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要送到一個連郵差都找不到的地方去。大部分的部落民沒有正式的土地所有權，因此得不到任何補償。對于大部分部落民，或者說大部分的小農戶，錢對于他們的用處就像一袋化肥對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一樣沒用。
幾百萬的遷離民眾不再存在。書寫歷史時，他們不在其中。甚至都不會以數據的形式出現。他們其中一些人已被連續重新安置過三四次 － 建壩、遷出炮彈射程范圍、建另一座壩、開挖鈾礦礦井、建電力工程。一旦他們開始挪地方，就不再會有安身之處。絕大部分人最終被吞噬在大城市邊緣的貧民窟里，在那里他們又匯集起來成為一大群廉價的建筑勞動力（再去建設更多的工程，從而使更多的人流離失所）。誠然，他們尚未遭到種族屠殺，也沒被送進毒氣室，但我可以保證，他們的食宿條件比第三帝國的任何一所集中營都要糟。他們不是俘虜，卻重新定義了自由的涵義。
然而，噩夢遠沒有結束。他們不斷地被政府的推土機從他們地獄般的棚屋里連根拔出，只要令人鼓舞的大選還遙在天邊，只要城里的富人為衛生條件而感到焦慮，政府的推土機便一字排開，立刻投入清理任務。像在德里這樣的城市，他們還得冒著這樣風險，不到兩年前，曾有三個貧民窟的居民因為在公共場合大小便而遭到警察的射殺。
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的法加戰爭中，Amherst男爵通過向當地人提供感染了天花病毒的毯子，以此來滅絕加拿大的原著印第安人。兩個世紀之后，我們印度找到了一種不那么露骨卻能達到同樣目的的方法。
印度幾百萬的遷離民眾只不過是一場不被承認的戰爭的難民。而我們，就像美國白人、法國人、加拿大人和希特勒時期的德國人一樣，正在把目光撇向別處來容忍這一切。為什么？因為我們被告知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更大的公眾福利。一切都是以進步的名義，一切都是以國家利益的名義（當然，這利益是至高無上的）。于是，我們興高采烈地，確信不移地、幾乎是感恩載德地相信著被告知的一切。我們相信，它會給我們帶來的好處致使我們相信。
請允許我動搖你們的如此信念。把你們的手放在我的手里，讓我領你們穿越迷霧。這么做是因為你們的認識很重要。如果你找到理由來反對，請盡一切可能站到另一邊來吧。但請不要視而不見，不要把目光撇向別處。
這個故事很容易講。它充滿了數據和解釋。數據曾經只會讓你的眼睛一掃而過。但自從我開始跟隨數據所指的方向時，便不再如此了。
相信我，這里有故事。
印度進步了，這是事實。事實是：1947年，當殖民主義正式終結時，印度的食物極度短缺。到1950年，我們產出了51,000,000噸糧食。今天我們產出近2億噸。
事實是：到1995年，國家的糧倉滿滿，有3千萬噸沒賣出去糧食。同樣也是事實：與此同時，印度40%的人口 － 超過3億5千萬 －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個人數比1947年全印度的人口還多。
印度人窮得買不起自己國家產出的糧食。印度人被迫種植他們負擔不起自己吃的各種糧食?？纯匆责I死人著稱的位于西奧里薩邦的Kalahandi地區發生了什么。1996年的干旱，人們死于饑荒（根據政府的統計為16人，媒體統計為100多人）。而同一年Kalahandi的大米產量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大米被從Kalahandi地區輸送出來，送往了中部地區。
確實，印度進步了，但它的大部分人民卻沒有。
我們的領導人說，我們必須擁有核彈來保護我們不受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威脅。而誰又來保護我們不受自己人的威脅呢?
這是一個怎樣的國家？誰擁有它？誰掌控它？發生了什么事？
是時候透露一些國家機密了。來捅破這個效率低下、裝模作樣、腐敗墮落，卻又表現出和藹可親、倡導民主的印度神話。無心之過并不能解釋五千萬消失的民眾。因果報應也說不過去。讓我們不要自欺欺人。這有一套路子，它精準、殘酷而且百分之百純屬人為。
印度并不是一個失敗的國家。而是一個漂亮地成功達成既定目標的國家。它一向殘忍地高效占用公共資源 － 土地、水、森林、魚、肉、蛋、空氣 － 然后重新分配給少數特權階級（毫無疑問，也獲得少量好處作為回報）。它出色地完成了保護有錢精英領導階級的任務。在粉碎那些阻礙行使它的意圖的人的方面造詣極深。但它的最大偉績還在于它在實現這一切的同時，還能讓一切看起來那么美好。它成功地保守著自己的秘密，把關系十億人民生問題的信息藏在政府檔案里，只有秘密的守護者 － 部長、官僚、國家工程師、國防戰略家們 － 才有權接觸。當然，是我們為他們提供了便利，我們，國家的受益人。我們小心翼翼不去深追其咎。我們確實不想去了解那些敏感的細節。
多虧了我們，獨立來了（又走了），選舉來了又走了，但牌卻從未洗過。相反，舊的秩序已被奉為神旨，裂痕已被加深。我們，這些統治者，不愿停一停，不愿從我們日理萬機的辦公桌上抬起頭來看一看。我們似乎不知道我們正享用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且正在迅速耗盡。銀行里有的是錢，但很快就會沒有東西可買。廚房里的食物要吃光了。而仆人們都還沒有吃。實際上，仆人們很久以前就不再吃東西了。
在每一個偽善的公眾演說中，我們會被告知，印度人民生活在他們的村莊里。這是扯淡。這是政府鼓鼓囊囊的衣櫥中的又一塊遮羞布。印度人沒有生活在村莊里。他們死在村莊里。他們被從村莊里一腳踢出。他們生活在城市里。印度村莊的存在只為服務于城市。村民是市民的奴隸，因此，村民必須受到控制，并活著，但僅僅是活著。
我們有一種印象，我們有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它正頑強應對由于廣闊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口所帶來的問題，這種印象是危險的。事實是，它正在創造問題。它是一個巨型的貧困制造機，它技藝精湛，讓窮人與更窮的人相互爭斗，讓賤民與不幸的人相互針對，這樣一來可以讓他們在相互爭斗中消耗掉他們的精力，與此同時主人的住所便得到了安寧（以及可供宣傳的內容）。
只有直到人們認清這一過程的真面目，只有直到人們考慮并抨擊這一過程，否則，選舉 － 無論競爭多么激烈 － 都將只會繼續是一場虛擬的戰爭，作用無非是進一步深化不可言說的不平等。民主（我們版本的民主）將繼續戴著它偽善的面具，而它的背后是從未受到置疑的、四處泛濫的瘟疫。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將使得舊的戰爭和過去的不幸看上去像已得到控制的試驗。五千萬人被送進了發展的絞肉機，從另一端出來的是空調、爆米花和絲質的套裝 － 得到資助的空調、爆米花和絲質套裝（如果我們想要這些好東西，它們確實是好東西，至少我們得為之埋單）。
國旗上有個窟窿需要修補。
這么說很悲觀，但只要我們對此還有信念，我們就沒有希望。想要有希望，我們就要打破這種信念。我們要用具體的方式打具體的戰，而且我要打勝仗。
那么聽聽納爾默達河谷的故事吧。去領會它。如果你愿意，參戰吧。誰知道呢，也許能產生魔力。
納爾默達河在Madhya Pradesh的Shahdol地區的Amarkantak高原上奔涌，在美麗的闊葉林中，在也許是印度最肥沃的耕地上蜿蜒1300公里。兩千五百萬人居住在河谷里，他們與生態系統之間，與彼此之間，通過一種古老而錯綜復雜的相互依存關系來聯系（當然，毫無疑問，也存在剝削關系）。盡管納爾默達河被定為“水利資源發展”目標已有五十多年了，而直到最近才被捕獲并肢解。這是因為它穿越了三個邦 － Madhya Pradesh、Maharashtra、和古吉拉特邦（河流的百分之九十流經Madhya Pradesh，僅僅繞過Maharashtra的東部邊界，然后在古吉拉特邦境內穿流180公里后匯入Bharuch的阿拉伯海。）
早在1946年就已開始籌劃在古吉拉特的Gora河段建壩。到1961年，尼赫魯為這個高49.8米的大壩打下了奠基石，這便是撒多撒羅瓦壩的迷你先祖。與此同時，對印度的勘探為這個河谷描繪了一幅全新的現代化地形圖。古吉拉特的大壩規劃者們研究了新地圖后決定建一座更大的壩會帶來更多的利益。但這就意味著首先得和毗鄰的邦敲定一個協議。
三個邦唇槍舌戰、磨磨嘰嘰，在水的分配份額上無法達成共識。最終，到了1969年，中央政府成立了納爾默達河水分配仲裁委員會。委員會花了十年時間宣布了它的仲裁。我們沒有得到任何通知、沒有接到任何咨詢、也沒有聽說過有任何人的生活會因建壩而遭到毀滅性打擊。
要分配河水的份額，首先，最起碼委員會得弄清河里有多少水。通常，要準確評估只有依據對實際河水流量至少四十年來的數據記錄。既然沒有這個數據，他們決定從降雨量來推斷。他們得到的數據是每英畝英尺（注：英畝英尺是灌溉的水量單位）27,220,000。這個數據是整個納爾默達河谷工程在統計學方面的基石。我們現在還依然以此數據為準。它或多或少決定了工程的整體設計方案 － 高度、位置、大壩的數量。以此為參照，再決定工程的成本，哪些地區會被淹沒，多少人要遷離，又能得到多少利益。到1922年，經過44年的觀測（1948－1992）納爾默達的真實流量數據才出爐，數據顯示水量只有每英畝英尺22,690,000，比原先的數據少了18％。中央水利委員會承認，納爾默達河的水量確實比原先設想的要少。而印度政府說：應注意，仲裁委員會做出的決議中，條款二：有關每英畝英尺28,000,000的可靠水流量數據是不可修訂的。
換句話說，納爾默達河已正式劃歸人類法令的限定范圍，印度政府命令它流多少水，它就得流多少水。
納爾默達河谷工程的擁護者夸耀說該項目是人類歷史上所能構想出的最豪邁的河谷工程。他們計劃修建3,200座壩，這將會重組納爾默達河及其41條支流，把它們變成一系列階梯式的水庫，一個可操控的巨型水梯。其中，大型大壩有30座，中型135座，其余是小型。大型中有兩座會建成多功能巨型壩。古吉拉特的撒多撒羅瓦壩和Madhya Pradesh的Narmada Sagar壩兩壩之間匯集的水會超過印度次大陸上任何一座水庫。
無論你從那個角度看，納爾默達河谷發展項目都是個大項目。它會改變整個河谷的生態環境，而這條河是印度最大的河流之一。好也罷壞也罷，它都會影響居住在河谷里25,000,000人的生活。然而，環境部還尚未通過這個項目之時，世界銀行就已提出要貸款給該項目的重中之重 － 撒多撒羅瓦大壩（這個大壩水庫的修建會使得Madhya Pradesh和Maharashtra的民眾遷離，受益的卻是古吉拉特邦）。成本尚未計算出來，相關研究尚未進行，尚未有人知道大壩會給人與環境帶來多大影響，世界銀行就已準備好了它的支票本。
1985年給撒多撒羅瓦工程的450,000,000美元貸款已獲準并到位。到1987環境部的工程許可才批下來。要說狂熱，這幾乎都趕上傳福音的那種激情了。誰會熱切到如此程度？
他們為何如此熱切？
1947到1994年間，世界銀行收到來自全世界范圍的貸款申請6000份。他們一份都沒有拒絕。一份都沒有。諸如“流動資金”和“達到貸款目標”的說法這樣一來就合情合理了。
今天，印度陷入了這樣的境地，它償還世界銀行的利息比當時獲得的本金還要多。我們不得不借新債來還老債。根據世界銀行的年度報告，去年（1998年），據計算，印度償還了超過本金四億七千八百萬美元的錢。在過去的五年里（93－98）印度償還了超過本金十四億七千五百萬美元。我們與美國的關系就像一個沒有土地負債累累的勞工與當地富商的關系 － 這是一種溫情關系，窮人愛富商，因為當前者需要時后者準在那兒。難怪我們把世界稱作地球村。沒有土地的勞工和印度政府的唯一區別在于，前者用錢是拿來活命的。而后者把錢都倒進了官員們和代理人的保險柜里，把整個國家拖進一種永遠無法解脫的經濟束縛中。
國際水壩工業每年耗資200億美元。如果你跟隨著全世界的大壩的軌跡，無論你去到哪兒 － 中國、日本、馬來西亞、泰國、巴西、危地馬拉 － 你都會不斷溫習同樣的故事，遭遇同樣的演員們：利益鐵三角（這是水壩領域的術語，指的是政客、官僚和水壩建筑公司的緊密聯系），自稱國際環境顧問的騙子（他們通常直接受雇或從屬于大壩建設者），往往還再加上友好的好鄰居世界銀行。你會漸漸發現同樣的大肆鼓吹，同樣的“人民大壩”的雄偉標語，當人民剛有違抗的苗頭時，便會有同樣迅速而殘暴的鎮壓。（當然，尤其是經歷了納爾默達河谷事件后，世界銀行更加謹慎的選擇在哪個國家資助涉及大規模遷移的項目。）
這是個技藝高超的馬戲團，這些雜耍演員們都親如一家。偶爾，他們會互換角色 － 官僚會加入世界銀行，銀行家會以項目顧問的身份出現。表演結束后，所謂“發展援助”的大部分資金會以設備成本或咨詢費或代理人工資的形式回流到出資的國家。通常，“援助”是公開“綁定”的。（比如，日本給撒多撒羅瓦大壩的貸款就必須綁定一份購買日本住友集團的渦輪機的合同）。有時這些綁定比這更骯臟。1993年英國貸款兩億三千四百萬英鎊給馬來西亞修建Pergau壩，且不提一份海外發展局的報告稱對馬來西亞而言，這座壩是個虧本買賣。之后，人們才知道，英國提供此貸款是“鼓勵”馬來西亞簽署一份價值130億英鎊購買英國軍火的合同。
1994年，英國顧問在海外合同上賺了25億美元。緊隨項目管理的第二大部門就是寫所謂的EIA（注：全稱是，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在發展這個勾當里，規則極其簡單。如果你應某一政府之邀要為一個大壩工程寫一份EIA，然后你指出了一個問題（比如，你對一條河流的供水量略有微辭，或者，你竟敢暗示有可能人力成本過高），那么你就會成為歷史。你就是一個OOWC ――即：丟了飯碗的工程顧問(Out of Work Consultant)。噢，和你的路虎越野車說再見吧，和托斯卡納的度假說再見吧，和你孩子的私立寄宿學校說再見吧。要懂得從窮人那里賺大錢，外加撈一筆福利津貼。
為了保持大壩傳統，同時完成138.68米高的撒多撒羅瓦大壩建設，一場政府精心安排的童話劇上演了，其內容是進行實際工程成本的估算以及研究大壩對人和環境的影響。世界銀行全心全意地加入了這場表演，時不時地擰著眉提一些無關痛癢的要求，比如索取一些有關重新安置他們所謂的PAP（注：全稱是，Project Affected Persons, 受工程影響群眾）的更多信息（他們幫助這些對他們而言只是個首字母縮寫成的詞，他們把這些血肉之軀變成了冰冷的數據。PAP很快就不再是人了）。
只要提供一些只字片語的信息便能滿足世界銀行，然后他們便接著進行這項工程。相關部門之間那含蓄曖昧卻易于理解的共識是：無論付出多大代價 － 經濟上的、環境的、人的 ―― 工程一定要向前邁進。邁進的過程中他們會使它合理化。他們深知，最終就算受到任何一所法庭或是委員會的置疑，沒什么論據比一項成就的偉業更有說服力（尊敬的大人，我們的國家會因為工程每延期一天而損失兩千萬盧比）。政府把撒多撒羅瓦大壩稱為印度“最深思熟慮的工程”，然而游戲是這么玩的：
當仲裁機構首次宣布批準建設時，古吉拉特政府也當即宣布它將如何使用自己份額內的水資源，其中絲毫沒有提到供給古吉拉特干旱地區Kutch和Saurashtra兩個村莊的飲用水。當工程陷入政治困境時，政府立刻發現了干渴的強大動力，為Kutch和Saurashtra干涸的喉嚨解渴成了撒多撒羅瓦工程的全部意義所在（完全不顧Sabarmati河和Mahi河比納爾默達河離這兩個村莊要近得多，而這兩條河上被筑起了壩，河水被導流到了Ahmedabad、Mehesana以及Kheda。而Kutch和Saurashtra至今滴水未見。）。根據官方統計數據，將會享受到撒多撒羅瓦運河所提供的飲用水的人數從1983年的兩千八百萬，提高到了1989年的三千兩百五十萬，再到1992年的四千萬，到了1993年又回落到了兩千五百萬。
1979年，獲得飲用水的村莊數量是零，八十年代早期是4719個，1990年是7234個，到1991年是8215個。當受到置疑時，政府承認說1991年的數據里包括了236個無人居住的村莊。
工程的每一個方面都是以這種漫不經心的方式在進行，仿佛是在做一個家庭的棋盤游戲。哪怕這涉及到廣大人民的生命和未來。
到1979年，因為撒多撒羅瓦水庫建設要被遷離的家庭數量據估計為六千多戶。到1987年上漲到了一萬兩千戶。到1991年，飆升為兩萬七千戶。到1992年，政府宣布四萬戶家庭會受到影響。今天，這個數字徘徊在40000到41500之間（當然，即使是這個數字也是極其荒謬的，因為建水庫不是唯一一個導致人口遷離的原因。根據拯救納爾默達運動組織NBA的統計，真實的數據是85000戶，也就是大約五十萬人。）
官方估計的工程成本也從6000千萬盧比升至20000千萬。而拯救納爾默達運動組織的數據是40000千萬（這是過去五十年整個國家的灌溉預算的一半）。
政府聲稱撒多撒羅瓦工程會產生1450兆瓦的電力。而像撒多撒羅瓦這樣的多功能水壩（灌溉、發電、防洪）的問題是：它的多個功能間是相互沖突的。灌溉用光了發電所需要的水。防洪又需要在雨季時排干水庫以應對到時暴漲的水量。而如果到時水量沒有暴漲，那留下的就只會是一個空壩?？諌问构喔鹊挠猛居致淞丝?，本來要灌溉的話就應儲存雨季過量的水。這就像那個要讓狐貍、小雞和一袋谷子都過到河對岸的謎團一樣。這些功能相互沖突的最終結果，有研究表示，那就只有當撒多撒羅瓦工程結束時，當整個計劃完全起作用時，它只能產生原計劃百分之三的電力，即50兆瓦。
舊式的戰爭里，每個人都有一把斧頭可供磨礪。然而現在你又如何在這些申明和反申明間作出選擇呢？你又將如何抉擇哪些估算是可靠的呢？有一個方法就是去看看那些印度大壩的過去記錄吧。
Jabalpur的Bargi壩是納爾默達河上最早完工的壩（1990年完工）。它花費了預算的十倍，侵占了三倍于原先工程師所預計的土地。本來說有101個村莊中的70000人會遷離，等水庫放水時（事前沒有警示過任何人），162個村莊被淹沒。甚至一些政府建的重新安置點也被淹了。幾百年來，人們像老鼠一樣從他們居住的土地上傾巢而出。他們盡其所能搶救出一些東西，然后就看著自己的家被沖走。114000人遷離家園。沒有任何補償政策。一些人得到了微薄的補償金。很多人一無所有。少數人搬到了政府建的安置點。據政府宣傳，位于Gorakhpur的安置點是個“理想的村莊”。1990至1992年間，五人在那里被餓死。其余的人要么返回水庫旁的森林，以非法居民的身份居住在那里，要么搬進了Jabalpur 的貧民窟。Bargi壩只不過灌溉了它所淹沒的土地，僅僅是當初設計者們聲稱的灌溉面積的5％。更有甚者，那片地如今已成了一片水漬地。
一次又一次，還是同樣的故事。Andhra Pradesh二期灌溉計劃宣稱有63,000人需要搬離。工程完工時，有150,000搬離。古吉拉特中級灌溉二期計劃導致140,000人遷離而非63,600人。Krishna上游灌溉工程最初的估計是僅需遷離20,000人，經過修改后變成了240,000人。
這些還只是世界銀行的數據，而不是拯救納爾默達運動組織的。想象一下吧，我們的保守估計是三千三百萬。
撒多撒羅瓦壩的建設工作自1961年就零星進行了，到1988年正式開始。當時，有一位叫做Medha Patkar的婦女，不論是政府還是世界銀行，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她一直在計劃要被淹沒的村子里游蕩，四處詢問人們是否知道政府將如何安置他們。她那些年去到河谷時候，壓根沒想著要反對大壩的建設。她只關注被遷離的村民應該以一種合理和人道的方式得到重新安置。漸漸地她開始明白，政府對他們安的心決不光彩。到1986年，有消息傳出，每一個邦都有一個群眾組織，他們置疑政府官員所宣傳的安置和補償承諾。過了幾年之后，全面的恐懼才浮出水面，這時人們才意識到，無論是對要遷離的人還是對本應會得到好處人，大壩所帶來的真正影響是什么。納爾默達河谷發展計劃被認為是印度最慘痛的有計劃的環境災難。眾多的群眾團體開始團結起來匯集為一個組織，NBA，非凡的拯救納爾默達運動組織就這樣誕生了。
到1988年，拯救納爾默達運動組織正式呼吁納爾默達河谷發展計劃全面停工。人們宣稱就算是淹死也不搬離自己的家園。兩年內，這股抵抗力量迅速壯大，并且獲得了其他抵抗運動的支持。1989年九月，約五萬人從印度各地聚集到位于Harsud的河谷，發誓要和這個毀滅性的發展計劃斗爭到底。建壩的地方以及毗鄰地區已被劃入印度官方機密法案的統領范圍，根據144號條令，該地嚴禁五人以上的集會。于是整個地區變成了一座警察營。不顧重重的路障，一年之后，1990年9月28日，成千上萬的村民徒步或是坐小船抵達位于Madhya Pradesh的一個叫Badwani的小鎮，想要一再重申大家寧愿淹死也不愿搬離家園的愿望。人們反對這項工程的消息傳到了其他國家。日本的地球之友團體在日本發起運動，成功地使政府撤出資助撒多撒羅瓦工程的2百70億日元貸款（而渦輪機的合同依然有效）。日本一撤資，來自全球的各個環保主義組織紛紛表示支持，世界銀行受到的國際壓力開始激增。
這當然會導致河谷里鎮壓的升級。政府的政策，據一位巧舌如簧的部長描述，是要用卡其色的河水把河谷淹沒。
到1990年的圣誕，約6000人帶著干糧和臥具，陪同一個由七人組成的誓死保衛河流的敢死隊，步行了一百公里。他們在古吉拉特邊境的Ferkuwa被攔下，攔下他們的是一個營的武裝警察和來自Baroda城的居民，這些居民很多是受雇來的，其中一些人也許真的相信撒多撒羅瓦就是“古吉拉特的生命線”。這是一場有意思的對抗。印度的城市中產階級對抗鄉村部落大軍。行進的民眾要求允許他們跨過邊境步行至建壩的地點。警察拒絕放行。為了強調他們是以非暴力的形式，每一個村民都把自己的雙手綁在一起。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反抗整個營的警察。他們被打，被抓，被拖進等在一旁的卡車里，然后開到數英里外，被扔在荒郊野外。他們再走回來，一切又重新來過。
對抗延續了近兩周。最后，在1991年1月7日，敢死隊的七名成員宣布，他們將進行無限期的絕食示威。緊張已經升級到了危險的程度。印度國內和國際的媒體、電視攝像組還有記錄片制作人成批趕來。報紙上幾乎每天都有相關報道。環?；顒诱呱踔磷屓A盛頓都倍感壓力。最終，媒體的負面報道讓世界銀行極度尷尬，并宣布它將著手一份撒多撒羅瓦工程的獨立評估 － 這在世界銀行的行為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當這一消息傳到河谷，人們的反應是不信任與不確定。人們沒有理由相信世界銀行。但無論如何這也是一種勝利。村民們為他們已22天沒有吃東西并且身體狀況極度惡化的同志們深感痛心，請他們停止絕食。1月28日，Ferkuwa的絕食停止了，勇敢的襤褸大軍喊著“我們的村莊，我們的規則！”回到了家鄉。
世界上沒有一支軍隊會像這樣。在別的國家 － 中國（毛澤東為他的77歲大壽修建大壩）、巴西、馬來西亞、危地馬拉、巴拉圭 － 每每有反叛的跡象，很快就被掐死在搖籃里。在這兒，在印度，反叛一直在進行。當然，國家也會因此受到好評。國家要我們感謝它沒有徹底鎮壓這些運動，并允許它們存在。畢竟，如果說當人們有異議時，國家來干預，這怎么能算是健康運作的民主呢?
我想這只是看問題的一個角度。（這時我是否該卑躬屈膝地說“謝謝，感謝國家允許我寫下我所寫下的東西）
我們不需要感謝國家允許我們抗議。我們要感謝自己。是我們自己在堅持這些權力。是我們自己拒絕向他們投降。如果作為一個民族，有什么值得我們自豪的，那就是這些。
就算有國家的鎮壓，為納爾默達河谷的斗爭活下來了。
印度政府開始采取迂回戰術。除去表明的偽善，它最大的武器就是等待。左躲右閃，回避對手的正面出擊來消耗對手的體力。國家永遠不會疲倦，永遠不會老，永遠不需要休息。它可以跑一場沒有盡頭的接力。
但是，戰斗的人民會疲憊，會生老病死。二十年來，自仲裁機構批準水壩建設以來，這支個河谷里的襤褸大軍一直生活在生怕被驅逐的恐懼中。二十年來，大部分地區絲毫沒有“發展”的跡象 － 沒有公路，沒有學校，沒有井，沒有醫療設施。二十年來，這一地區一直帶著“經批準可以淹沒”的烙印，因此漸漸被社會所孤立（沒有人向這里的人提親，沒有人買賣這里的土地）。他們有點像日本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幸存者及其后裔。“現代發展的成果”最終來到時，帶來的只有恐懼。公路帶來了勘探員，勘探員帶來了卡車，卡車帶來了警察，警察帶來了子彈、毒打、強暴、拘捕，還有謀殺。要說真正的也是唯一的現代發展的成果，雖說并非有意，也確實到來了，那就是吶喊的權力，讓人們聽到自己的權力。但到目前為之，他們已經戰斗了二十年。他們還能維持多久呢？
河谷里的斗爭讓人精疲力竭。它已不再像過去那樣時髦。國際新聞團隊和激進的記者們撤離了（如同世界銀行一樣），奔赴更新潮的新聞現場。記錄片也已經上映了，人們也已經欣賞了。每個人的同情都耗盡了。但大壩還在繼續，它一天比一天高了。
現在，襤褸大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增援。如果我們任其自生自滅，如果我們讓這場斗爭被鎮壓下去，如果我們眼看著人們因此受到懲處，我們便會失去我們所擁有的最寶貴的東西：我們的精神，或是我們尚存的那一點精神。
“印度會繼續下去”他們會這么說，那些不想為瑣碎的時事所困擾的智者哲學家們會這么說。無論如何，“印度”比她的人民更有價值。
以前的納粹們或許也用類似的方式撫慰自己。
納爾默達河谷之戰決不僅僅是為了部落而戰，也絕非遙遠的鄉村之戰，甚至都不僅只是一場印度的戰爭。它是為了這個世界的河流、山巒、森林而戰。來自世界每一個角落想要參戰的斗士們都是可敬的，受歡迎的。我們需要各種各樣的斗士。醫生、律師、教師、法官、記者、學生、運動員、畫家、演員、歌手、愛人…邊境已向你們開放，朋友們，加入吧。
好了，言歸正傳。
1991年6月，世界銀行派布拉德?摩爾斯來當獨立評估的主席。他的責權是對撒多撒羅瓦項目做嚴格的評估。他得以任意使用所有與該項目相關的秘密銀行文件。
1991年9月，布拉德?摩爾斯帶了一個小組來到印度。拯救納爾默達運動組織斷定這又是一個騙局，起先拒絕與他們見面。古吉拉特政府把他們當作秘密盟友，用紅地毯（和點頭哈腰和擠眉弄眼）歡迎他們。
一年以后，1992年6月，有歷史意義的獨立評估（亦以“摩爾斯報告”聞名）發表。
該文像剝洋蔥一樣，心平氣和地一層層剝去這項目的表皮。對他們的調查來說，沒什么事情是大不得了的，也沒有什么事情是微不足道的。他們見過部長們和官僚們，見過在該地區工作的那些NGO（非政府組織），走村串寨，從一個安置點到另一個安置點。好的、壞的、臨時的、和長久的安置點他們都去走訪。他們跟成百上千的人說過話。他們周游了淹沒地區和受水壩控制的地區。他們去過Kutch及其它古吉拉特遭干旱的地區。他們委托各種專家做研究，仔細考察該項目的每一個方面：水文學及水管理，上游環境，沉積，積水地帶的治理，下游環境，預計水壩控制區可能存在的問題，——水浸、鹽度、排水、健康、對野生動植物的影響。
“摩爾斯報告”以不驕不躁、從容不迫的語氣（我羨慕這一點，但做不到）所披露的內幕令人震驚。對于印度政府與世界銀行之間的關系，它的控訴最為不偏不倚，但卻是毀滅性的。報告毫不含糊、簡直就像在無意之間直闖其安樂窩，那個他們住在一起并相互愛戀的地方（介于他們所言與所行之間的某個地方）。
人們萬萬沒有想到，這篇洋洋357頁的獨立評估中的核心建議竟然如此斬釘截鐵：
“我們認為Sardar Srovar項目的立場是有缺陷的，基本的實際情況是，要為所有那些被項目遷出的人重建家園是不可能的，而項目對環境的破壞也沒有獲得適當的考慮和充分的表明。此外我們相信，對于事態的發展銀行與貸款者共同負有責任，……顯然，工程和經濟的需要驅動項目排斥了對人文與環境的關懷，……印度中央以及相關各邦……已經花費了大量的資金。誰都不想看到這些錢白白浪費，但我們還是要提出警告：對人文和環境代價沒有充分了解的一意孤行會更加浪費。我們業已確定：項目中的缺陷顯而為我們所易見，若仍要拼湊一系列有關項目執行的意見，那會是對我們自己不負責任。因此，我們認為，對銀行而言最聰明的做法是撤離項目重新計議。銀行增長策略的失敗應當予以承認?！?BR> 這四位特立獨行的年輕人知識淵博且十分敬業，他們為修復信念做了大量工作，而這一信念已被千百個被雇來做類似工作的貪污分子腐蝕了。
然而，世界銀行仍不打算放棄，它繼續為項目提供資金。獨立評估發表兩個月以后，銀行派出Pamela Cox 委員會，該委員會的所作所為恰如摩爾斯報告告誡銀行需要提防的那些。委員會提出一套胡亂拼湊的補救措施來奮力挽救項目的運作。1992年10月，在委員會的建議下，銀行要求印度政府在六個月的期限內滿足一些最起碼的條件。就連這，政府還是有很多做不到。終于，1993年3月20日，世界銀行撤出了Sardar Srovar項目。（實際上，印度政府為了挽回面子，在銀行給他們的最后期限的頭一天，即1993年3月20日，要求世界銀行撤出該計劃。）這就是該事件的詳情與細節。.
此前從未有誰會想要把世界銀行從某個項目中踢出去。最不想的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中最貧窮的民族的一支雜牌軍隊。當時的世界銀行總裁Lews Preston在訪問印度期間從未想過要將這群人納入其繁忙的日程。對于河谷里的這些人民來說，打劫世界銀行曾經是、現在也是道德上最輝煌的勝利。
好景不長。古吉拉特政府宣告，它將自己籌集2億美元的短缺資金把項目繼續搞下去。在做評估期間，在它發表之后，河谷中人民與當局之間的對峙經久不衰，——羞辱、逮捕、警棍飛舞。時起時落的絕食斗爭一旦得到根本就不兌現的搪塞就會停止。已經同意離開河谷被安置的人們開始從安置點回到他們的村莊。Manibeli是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個村子，是抵抗運動的神經中樞之一，該村的千百位村民參加了一次“雨季非暴力抵抗”（Monsoon Satyagraha）。1993年，水位上漲的時候一些家庭仍然留在家中，他們一只胳膊抱著柱子另一只抱著孩子拒絕離開。最后是警察強行把他們拖走的。拯救納爾默達運動組織宣稱，如果政府不同意重新評估項目，1993年8月6日一隊激進分子將在水庫漲水的時候把自己淹死在其中。8月5日，聯邦政府組成另一個名為“五人小組”（注：Five Member Group，或FMG）的委員會來重新評估 Sarda Sarovar項目。
古吉拉特政府拒絕該小組進入古吉拉特。次年FMG提交了報告（一份“辦公桌報告”）。報告默認了“獨立評估”的嚴重擔憂。但這也于事無補。什么都沒改變。這只不過是邦政府又一個試探性的策略。它用委員會來殺人。
1994年2月，古吉拉特政府下令永久關閉大壩水閘。
1994年5月，拯救納爾默達運動組織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訴狀，質問撒多撒羅瓦大壩的全部依據并尋求工程緩建。
在那年雨季，水庫的水位上漲沖破了大壩朝外的一面，撞落了65,000立方的混凝土和35,000立方的石塊，留下一個直徑65米的大坑。河床電站被淹沒。損失被保密了幾個月，直到1995年1月才在報紙上出現報道。
1995年初，鑒于遷移民眾的安置差強人意，最高法院勒令大壩工程暫停，等候通知。當時大壩的高度是平均海平面以上80米。
與此同時，在中央邦另有兩座大壩開始建造：Narmada Sagar（若無此壩，撒多撒羅瓦的功效將減損17-30%）和Maheshwar壩。Maheshwar壩在撒多撒羅瓦壩的上游并與之相鄰。Madhya Pradesh政府現在已與一家私有公司（S. Kumars公司）簽訂了一份《電力購買協議》，該公司的老板Kumars是印度的紡織大王之一。
撒多撒羅瓦地區的緊張氣氛暫時得以緩和，戰斗移向上游，移到Nimad富饒的平原上的Maheshwar。
最高法院的休庭使得河谷中的鎮壓明顯放松。大壩工程停了下來，只是裝模作樣的安置工作還在繼續。(內定為淹沒地帶的)森林繼續被砍伐，卡車將木材拉走，迫使賴之為生的老百姓搬走。
盡管大壩還遠未達到最終的設計高度，它對環境和沿河居住的人們卻已經造成嚴重影響。
在大壩周圍以及附近的村莊，瘧疾的發病率提高了六倍。
離撒多撒羅瓦壩幾公里的地方，一片巨大的沉積淤泥深及臀部兩百多米寬，阻斷了到河邊的通道。女人們取水要繞道數英里才能找到路。奶牛和山羊陷在泥中死去。由于下游的屏障，激流周期不再有規律，部落民用的小獨木舟也變得不安全。
在更上游的地方，淤泥沉積倒是還沒有帶來危害，但卻有另一項危害。沒有田地的人們（主要是部落民和賤氏民）傳統上在干季河水退去時的肥沃的淺灘上種植稻谷、水果和蔬菜。在他們上游（賈巴爾普爾附近）的Bargi大壩的工程師們經常不加警告就從水庫里放水，使得下游的水位突然上漲。數百個家庭的莊稼被數次沖走，讓他們無以聊生。
突然間他們不再能信任他們的這條河。就像你愛的一個人精神病發作，任何一個愛一條河的人都能告訴你失去那條河有多么可怕多么疼痛。不過要是我一直這么情緒化下去會被打板子的，討論更大的福利的時候沒有傷感的余地，只能讓事實說話。原諒我走神了。
Madhya Pradesh和Maharashtra兩個邦的政府對遷離民仍是不聞不問。古吉拉特政府有一套安置政策（有文件），襯托之下那兩個邦就顯得老土了。它吹噓說這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安置政策。該政策為失去土地從Maharashtra和Madhya Pradesh來的遷離民提供土地，并且承認“受侵占者”（通常是沒有身份證照的部落民）的權利。然而，其欺騙性在于它如何確定“受項目影響”的資格。
事實上，古吉拉特政府甚至連內定淹沒的本邦19個村的村民的安置問題都還沒能搞定，那兩個邦的226個村就更不用提了。這19個村的居民被分散到175個安置點，村民之間的社會聯系被粉碎，社區被瓦解。
實際上，所謂的重新安置（除了少數幾個“模范村”之外）依舊是殘酷無情的空頭支票。一些人得到土地，另一些人沒有得到。一些人得到的土地石頭多得沒法種。一些人得到的土地積水多得沒法排。一些人分得的土地雖然已由原先的主人賣給政府，但是政府還沒給錢，所以已被土地的原主趕走。
一些被安頓在其它村落邊緣的遷離民遭到主人村民的搶劫、毆打和驅逐。有幾例是來自不同大壩項目的移民被分配給毗鄰的土地。其中一例是，來自Ukai、撒多撒羅瓦、Karjan三個大壩的遷離民被安排在同一地區。除了他們相互之間為了水、牧地、職業等資源的爭斗之外，他們還得與一群無地的佃農斗，因為分給他們的土地之前一直是這些佃農在為在外地主耕種，遷離民到來的時候這些土地已被賣給政府。
還有另一類遷離民，——他們的土地被政府拿去作安置點。在這些可憐人當中竟然也有啄序（pecking order） ，——撒多撒羅瓦的“被剝奪者”比其他“被剝奪者”更氣派，因為他們不時地出現在媒體新聞中并且在法院有個案子。（在其它發展項目中，沒有出版物、沒有拯救納爾默達運動組織、沒有法庭訴訟，也就根本沒有任何記錄，那些遷離民了然無痕。）
在幾個安置點，人們被傾倒在一排排的鍍鋅波紋瓦頂的棚子里，這些棚子夏天像火爐冬天像冰箱。有些棚子搭在干河床上，雨季一來就順著激流漂走了。我到過一些這樣的“安置”點。我看過另一些安置點的影像鏡頭：打著漩的水涌入鐵皮家中，顫抖的孩子像鳥一樣的蹲在床沿上。驚恐、布滿血絲的眼睛盯著壇壇罐罐被水流從門洞帶走漂向洪水淹沒的田野，瘦弱的父親游泳去追。
洪水退去留下一片狼藉。瘧疾，腹瀉，病牛陷在泥沼中。老房子的柚木房梁被拆下來，仔細的疊放起來，像是一些無法實現的夢, 它們已經發泡、腐朽，不能再用。
有40戶從Manibeli搬到Maharashtra的一個安置點，頭一年就死了38個孩子。
今天的報紙（1999年4月26日的《印度快報》）上有一則報道說，一周之內，單是一個古吉拉特的安置點就死了九人。如果你算一算的話，那就是每天要死1.2875個受工程影響民眾。.
在那些被安置的人當中有許多先前一直生活在密林中，幾乎不接觸金錢和現代世界。突然間他們發現自己不得不做這樣的選擇：要么餓死，要么走幾公里去到最近的城鎮，坐在集市上，（無論男人女人）像賣東西一樣把自己當勞動力出賣。
原先他們需要的每樣東西都能從森林中采集得到，包括食物、燃料、飼料、繩索、口香糖、煙草、牙膏、草藥、建材；現在他們一天掙10到20盧比來養家糊口。原先他們有一條河，現在有一個手壓水泵。在他們昔日的村莊，他們沒有錢，但是生活卻有保障。要是老天不下雨，他們有森林可以找吃的，有河可以捕魚，牲畜是他們的定期儲蓄?，F在這些全都沒有了，只有讓他們揪心的窮困潦倒。
在Vadaj Baroda附近我走訪的一個安置點，一個和我說話的男人抱著他生病的嬰兒搖晃著，嬰兒睡著的眼皮上爬滿了蒼蠅。孩子們簇擁在我們周圍，一邊提防著不讓自己裸露的皮膚被棚子灼熱的鐵皮墻燙傷，他們把這棚子叫作“家”。那個男人一時間完全忘記了寶寶的病痛，向我介紹以前他在森林里摘的水果。他數出了48種。他告訴我，他和他的孩子們再也吃不起水果了，除非他去偷。我問他寶寶得的什么病，他說寶寶有如這么活著還不如死了好。我問寶寶的媽媽怎么想。她不回答。她只是發呆。
對這些被安置的人來說，每件事情都必須重新學習。每件小事，每件大事：從拉屎撒尿（可以藏身的樹叢沒有了，該到哪兒去方便？）到買張公交車票，到學習一種新語言，到弄懂錢是怎么回事。最糟糕的是，學習作懇求者，學習服從命令，學習有主子，學習隨叫隨到。
除所有這些之外，一旦他們有了任何特殊問題，還必須學會作（一式三份的）書面陳述交給困難補救委員會 或者 撒多撒羅瓦 Narmada Nigam。最近，有3,000人為他們的處境上訪德里，坐了通宵的火車，住在燈紅酒綠的大街上?？偨y不會見他們，因為他一只眼睛發炎了。社會公正與授權部部長Maneka Gandhi不會見他們，她只要一份書面陳述（親愛的Maneka，請不要建造大壩，愛您的，人民）。當這份陳述交到她手中的時候，她訓斥說，這小小的代表團竟然不用英文寫。
從豐衣足食自由自在一下子變得一貧如洗還套上一個你全然無知的光怪陸離的世界交給你的籠頭，你想那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你會想要拿你果阿海灘上的房子去換一間Paharganj的牛棚嗎？不想？難道為了全國人民的福祉也不想嗎？
誠然，不僅僅是某個邦的行政部門，任何一個邦的行政部門都不可能如此大規模地實施對如此脆弱的人群的安置。這就像用一大把修枝剪刀剪一個嬰兒的手指甲，你不可能不剪到手指頭。用土地換土地聽起來像是合理的交換，但是你如何兌現？你如何能夠將200,000人（官方一廂情愿的保守估計）——其中有117,000人是部落民——連根拔起再將他們十分人道地安排在另一個地方?在一個寸土必爭的國家，在一個法庭上有待審理幾乎所有案子都與土地爭端有關的地方，你如何保持他們社區的完好？
等著接受這些完好社區的妙曼的未被占用的可耕地在哪里？
答案很簡單：根本沒有。即便是為了這一座大壩的“官方”遷離民也沒有。
其余的三千二百九十九座大壩又該怎么辦？
剩下的成千上萬以待滅絕的“受工程影響民眾”怎么辦？是不是只要在他們的門上畫上六角星就萬事大吉了？
位于Madhya Pradesh的Nimad平原的Jalud是Maheshwar水庫大壩將要淹沒的六十個村的頭一個。Jalud不是一個部落村，因此與那些被每個普通印度教徒村落蹂躪的那些不體面的種姓分支相隔絕。這些擁有土地的農場主（他們具有“受工程影響民眾”資格）中的大多數是拉其普特人。他們經營著可算是印度最肥沃的土地。他們的家中堆滿了小麥、鷹嘴豆和大米。他們自豪地說，要不是有這出悲劇，在他們土地上種出的東西能令你眼紅。他們的房屋已經在大壩工地爆破的沖擊波下開始出現裂縫。
12個家庭，其中大多數是賤氏，曾在大壩工地附近擁有的小片土地被征用了。他們告訴我，在他們反抗的時候，他們的水管被灌進水泥，尚未收割的莊稼被推土機鏟平，警察以武力占領了那些土地。12個家庭現在全都沒有土地，全都在打工。
Jalud人將要搬去住的那個地方是不靠近河流的幾公里的一個內陸地帶，與之相鄰的主要是賤氏民和被稱作Samraj的部落村。我見過已為Jalud人做出標記的這片寬闊的土地。它是一個堅硬、多石的小丘，長著短粗的野草和灌木，其上蓋著薄薄一層淤泥，這是卡車運來倒在這里再攤開的，為的是讓它看起來像富饒的黑色棉田土。這片土地包含著如下的故事：經S. Kumars（由紡織大亨變身的國營建筑商）提議，地方當局得到了這個小丘，它實際上屬于Samraj人，是村里的公共牧場。不僅如此，10個賤氏村民的土地也被征用了。當局沒有支付補償。
村民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他們的牲畜，他們卻不得不賣掉山羊和水牛，因為從此無地可以放牧。剩下的唯一收入來源位于（曾經位于）村邊一個小湖的堤岸上。夏季，當水位退去的時候，會留下一圈淺薄肥沃的淤泥，村民們在上面種稻谷、甜瓜和黃瓜。
那個S. Kumars挖走了這些淤泥，拿去抹在那（Jalud人不想要的）多石的牧場上當化妝品。湖堤從此變得陡峭，沒法耕種。
已經是很貧困的Samraj人就要餓死了，照相的機會已為德國投資商和印度法院以及其他有心的路人準備好了。
印度的運轉便是如此這般。這就是Maheshwar大壩的創世紀。這就是頭一個村莊的故事。其它五十九個村將會如何？讓厄運追隨這座大壩吧。讓推土機仰仗紡織大亨吧。
沒有任何理由能夠為這樣的行為開脫。
此情此景之下，即便只是有意參與有關“安置”的爭論，也鐵定是朝著置“公正原則”于不顧邁出了第一步。
為了獲?。ɑ蚣傺b獲?。?千萬人的飲用水而重新安頓20萬人，——在這個運算的尺度當中有著某種大錯特錯的東西。這是法西斯數學。它扼殺故事，棒打細節。以其編造的華麗幻象，它想方設法蒙蔽有良知的人們。
我（1999年）3月末抵達納爾默達銀行的時候，最高法院已經在一個月之前就突然撤銷了關于撒多撒羅瓦大壩工程暫停的判決。先前我已讀過幾乎所有我能得到的文件（所有那些“機密”的政府文件）。對土地的分布我有清晰的概念，——關于什么事情發生在哪里什么時間都有什么人我了如指掌。故事就像一部悲劇電影幕幕映入我的眼簾，其中的演員我都已見過。倘若不了解它的歷史，我會什么都搞不懂。由于在那河谷中的故事之中還有故事，很容易陷入他人悲痛的泥沼因憤怒而視線模糊。
我的旅程在Devadia Colony結束，這里是萬惡之淵藪。三十八年前，古吉拉特政府決定在這里修建大壩開工所需的基礎設施：賓館、辦公區、工程技術人員的宿舍食堂、通往大壩工地的道路、建材倉庫。
它位于現在是撒多撒羅瓦 水庫和“奇跡運河”的一座山的山頭上，這條運河是古吉拉特的“生命線”，它將去滋潤千百萬干渴的喉嚨。
誰都不知道這個Kevadia Colony，但它卻是進入這個世界的鑰匙。只要你去到那里，秘密定能揭開。
1961年冬季，一個政府官員來到一個名叫Kothie的村子，他告訴村民們，需要用他們的一些土地來修建一個直升飛機停機坪。幾天后來了一臺推土機，鏟掉了一片尚未收割的莊稼。村民們在政府的人拿來的文書上簽了字，得到一筆錢，他們想當然地認為這是賠償他們被毀掉的莊稼。停機坪弄好后，一架直升機著了陸，首相尼赫魯走了出來。大多數村民都看不見他，因為他被警察團團圍住。尼赫魯講了話。然后他按了一個按鈕，河對岸傳來一聲爆炸。爆炸之后他飛走了。這便是撒多撒羅瓦大壩初次下凡的開幕式。
尼赫魯會不會知道當他按下那個按鈕的時候他就放出了一個夢魘？
尼赫魯走后，古吉拉特政府神氣活現地來了。它從六個村的950個家庭搞到1,600英畝土地。這些人是Tadvi 部落民，但是由于他們的村落鄰近Baroda市，所以他們對市場經濟方式并非全然無知。他們接到通知說，會付給他們現金補償并且給他們大壩工地上的工作。于是噩夢開始了。卡車和推土機隆隆駛入。森林被放倒，未收割的莊稼被摧毀。所有的事情都卷入了吉普車、工程技術人員、水泥和鋼鐵造成的漩渦之中。Mohan Bhai Tadvi眼睜睜地看他種著高梁、木豆和棉花的土地被鏟平。一夜之間他成了一名無地的勞工。三年以后他收到分三期付給的每英畝250盧比的現金補償。
Dersukh Bhai，也就是 Vesa Bhai的父親得到3,500盧比作為他的房子、種有莊稼和樹木的五英畝土地的補償。他記得，當時他還是個孩子，父親牽著他的手步行到Rajpipla（區政府所在地）去。他記得當他們被叫進區長辦公室時他們害怕極了。按照吩咐他們交出補償通知書并在收據上簽字。他們不識字，不知道收據上寫的是多少錢。
每個人都必須到Rajpipla去，但是每天只叫一個人去，所以他們不能互通情況，不能比較補償的錢數。
漸漸地，在塵土和推土機當中，一個讓人令人不快的、散漫的輪廓出現了。這就是Kevadia Colony. 一排排丑陋的公寓，辦公室，賓館，馬路。全都是大壩建設粗俗的基礎設施。村民們的房子被拆掉，搬到這個聚居地的邊緣地帶，他們成了自己的土地上的擅自占住者，直到現在。滋事者受到警察和建筑公司的脅迫。村民們告訴我，承包商的總部里有個監禁室，就像警察局里的那種，反抗的村民被關進去，還遭到毆打。
在古吉拉特的安置政策中，因建造Kevadia Colony而被趕走的人不算“受項目影響者”。
他們當中有些人給官員當仆人，有些人在賓館當侍者，賓館就蓋在這些人自己的宅基地上。還有比這更辛酸的嗎？
那些尚留有土地的人試圖種這些地，但是Kevadia市政當局不知從哪里學來個名堂——弄些豬來吃散落在街上的垃圾，這些豬會游蕩到村民的田地里糟蹋他們的莊稼。
三十年后，1992年，當局向每個家庭開出每公頃12,000至36,000盧比的價格讓他們離家滾蛋！然而當初拿走的土地還有40％仍在閑置。政府拒絕歸還這些閑置的土地。從Deviben——她現在是個寡婦——手里拿來的十一英畝被轉給了Swami Narayan 信托機構（一個很大的教派）。用其中的一小部分，該信托機構辦了一所小小的學校，剩下的由Deviben耕種，在隔著鐵絲網的注視下耕種。在從Gora村拿到的200英畝土地上，村民們被趕走，蓋起了公寓樓。這些公寓閑置多年。最后政府以象征性的費用將它們租給了大壩承包商Jai Prakash 聯合會。村民們說，這個聯合會私下里以每月32,000盧比將之轉租出去。（Jai Prakash 聯合會是全國最大的大壩承包商，真正的國營建筑商，擁有德里的Siddharth洲際大酒店 和Vasant 洲際大酒店。）
在一塊大約30英畝的地面上有一座被水庫淹沒的古代Shoolpaneshwar神廟的滑稽的水泥“復制品”。同樣的政治陣勢把整個國家拖入一場血腥的中世紀夢魘，——它為了發掘一座并不存在的神廟執意毀掉一座古老的清真寺，它淹沒一條神圣的朝圣之路以及被膜拜了千百年的千百座神廟，在它看來這些都稀松平常。
它毀掉神圣的山崗和小樹林，毀掉那些被膜拜的地方，毀掉那些部落民的鬼神的古老家園，在它看來這些都稀松平常。
它淹沒一座產生化石、細石器和巖畫的河谷，據考古學家考證，這是印度唯一一座含有對從舊石器時代以來具有不間斷的人類居住的記錄的河谷，在它看來這都稀松平常。
你還能說什么？
在Kevadia Colony，最最野蠻的笑話是野生動植物博物館。Shoolpaneshwar 禁獵區詮釋中心會就政府如何致力于保護自然迅速給你一幅完整的畫面。
撒多撒羅瓦水庫大壩達到預定高度的時候將要淹沒大約13,000公頃的一流的森林地帶（預料行將淹沒，這片森林多年前就開始被瘋狂砍伐了）。環境保護主義者和自然保護主義者曾就淹沒將造成的生物多樣性和野生動植物棲息地損失程度提出過十分正確的警告。為減輕這一損失，政府決定擴大河流以南跨越大壩的Shoolpaneshwar 野生動物禁獵區的范圍。他們制定了一個輕率的方案，該方案設想被淹沒的森林中行將淹死的動物游泳來到擬將為他們創造的“野生動植物走廊”并且在新的改良過的Shoolpaneshwar 禁獵區安家。也許，只有人類活動受到限制、傳統的森林資源使用權加以縮減，野生動植物和生物多樣性才能得以保護和維持。在Shoolpaneshwar 禁獵區的疆土內，有101個村的4萬部落民靠這森林為生。他們將被“勸”離。他們不在“受項目影響者”的定義范圍內。
他們將去哪里？想必你們已經知道了吧。
無論在真實的世界中他們有些什么煩惱，在Shoolpaneshwar 禁獵區詮釋中心，部落民有屬于他們自己的整整一間屋子。墻上掛著笨拙的木雕——政府認可的部落藝術，貼著寫明“部落藝術”的標簽。屋子中央有一座真實尺寸的茅草屋，它的門敞開著。罐子在火上，狗在地板上睡得很香，一切相安無事。屋外有部落先生和部落太太歡迎您。這是一對紙做的矮胖的男女，他們在微笑。
微笑。他們甚至連憤怒都得不到恩準。這是我過不去的一道坎。
哇噢，有沒有搞錯？難道他們的微笑就不會是發自國族自豪感的自然流露嗎？難道不會是為了滋潤千百萬干渴的古吉拉特人而犧牲自己的生命而滿溢的歡樂？
二十年來，古吉拉特人民一直等著他們信任的奇跡運河會給他們帶來水。多年來，古吉拉特政府都將邦政府灌溉預算的85%投入到撒多撒羅瓦 項目中。為此，每一項較小、較快、地方性的、更切實可行的計劃都靠邊站了。一次次的競選都靠“水票”贏得勝利。每個人的希望都盯住奇跡運河。她能圓古吉拉特的夢嗎？
從撒多撒羅瓦大壩開始，納爾默達河流經180公里富饒的低地在Bharuch入阿拉伯海。奇跡運河所要做的或多或少是要讓這條河改道，將其流向向北扭轉幾乎90度。對于一條河來說這可是非同小可。Bharuch的納爾默達河口是鰣魚最后的著名繁殖地之一，要參選印度最受人歡迎的魚的話，這種魚可算是最熱門的競選者。Stanley大壩消滅了南印度Cauvery河里的鰣魚，巴基斯坦的Bhulam Mohammed大壩毀掉了這種魚在印度河的產卵區。像鮭魚一樣，鰣魚也是溯河產卵的，——在淡水里誕生，兩三歲時游向海洋，然后再回到河里產卵。水流量的劇減，再加上由于大壩的攔截、沉積作用而引起的水的化學成分改變，將徹底改變入?？诘纳鷳B并改變淡水與海水的精細的平衡，這肯定要影響鰣魚的產卵。如今（大壩完工之前），納爾默達河口產13,000噸鰣魚和淡水蝦（它們也在咸水里繁殖）。一萬個漁民家庭以此為生。
摩爾斯委員會曾驚恐地發現對下游環境竟然沒有做過任何調查研究，——有關河流生態系統、其季節變遷、生物種屬或者其資源利用模式可供參考的的文件一概全無。大壩建設者連大壩會給人民與下游環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都全然不知，更別提有關減輕影響需采取的的步驟的見解了。
政府只是說，在水庫里放孵化產卵的魚能夠減輕鰣魚漁業的損失。（誰將控制水庫？將由誰把商業性的捕魚權授予出高價的顧客？）然而扯后腿的是，迄今為止，科學家們還沒有想出人工繁殖鰣魚的辦法。鰣魚的飼養取決于獲得野生成年魚的卵，但是其可能性已完完全全被大壩給抹殺了。諸大壩即便不是滅絕了也是使得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淡水魚類瀕危。
好吧！出道測驗題：40,000漁民老鄉將會去哪里？
將答案用電子郵件發送至“政府在乎.com”
冒著失去讀者的風險（我被警告過幾次：“你怎么能寫水利灌溉呢？誰他媽的會對這有興趣？”），讓我來告訴你們奇跡運河是什么，以及她想要成就什么。如果你想從“鐵三角”攥得出汗的掌心中奪回自己的未來，就感點興趣吧！
印度的大多數河流是雨季河（monsoon-fed）。大約85%的流量發生于多雨的幾個月內——通常在六至九月間。建造大壩，即水利大壩的目的在于將雨季的水儲存于其水庫中，然后在當年其余的時間里有規劃地使用這些水，通過水渠系統將之配給到干旱的土地上去。以水渠網絡灌溉土地的區域被稱作水壩控制區。原本只習慣于在雨季灌溉的水壩控制區，它的整個生態系統只為每次的雨季到來而生，如今面對全年不間斷的灌溉它又該如何應對呢？終年不斷的水渠灌溉之于土壤大致相當于促蛋白合成類固醇之于人體。類固醇能夠把一名普通運動員變成奧運獎牌得主，常年不斷的灌溉可以把每年只能收一茬的土壤轉變為能收數茬的土壤。農民傳統上只種不需要很多水的作物（玉米、小米、大麥以及很多豆類作物）的土地突然間產出了喝水大王的經濟作物——棉花、稻谷、大豆，以及王中王（就像那些有鰭的50年代的轎車）甘蔗。這便完全改變了這一地區的傳統作物模式。人們不再種他們吃得起的東西，開始去種他們只能賣得起的東西。他們一旦把自己與“市場”連上了，便失去了對自己生活的掌控。
不幸的是，從生態角度看，代價是有毒的。即便市場能夠經久不衰，土壤卻不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土壤變得貧瘠到了支撐不了對其額外需求的程度。漸漸地，就像用類固醇的運動員變為病弱一樣，土地也在衰退乃至耗竭，農業產量開始急轉直下。在印度，井水澆灌的土地的產量現在已幾乎是水渠灌溉的土地的產量的兩倍。某些種類的土壤比另一些更不適合常年灌溉。常年水渠灌溉提高了地下水位。當地下水向上運動通過土壤的時候，水要吸收鹽分。鹽水憑借毛細作用被引至土表，于是土地積水。這些“積聚的”水再被植物吸入并呼出進入大氣，導致土壤含鹽度進一步提高。當土壤的含鹽度達到1%時，土壤就變得對植物有毒了。這便是所謂的鹽化。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資源與環境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世界上經水渠灌溉的土地有五分之一已鹽化。
到八十年代中期，巴基斯坦37,000,000公頃經灌溉的土地中有25,000,000公頃據估計要么鹽化，要么成為水漬地，要么兩者皆有。在印度，估計的數額在6百萬到1千萬公頃之間不等。根據“機密”政府研究，撒多撒羅瓦大壩控制區內有超過52％的土地有水漬地和鹽化的傾向。
噩耗還不止如此。
全長460公里、混凝土鑄堤的撒多撒羅瓦奇跡運河，及其75,000公里的支流運河和小支流運河網絡旨在灌溉橫跨12個地區的總面積為兩百萬公頃的土地。Kutch和Saurashtra地區處在這個網絡的最末端。
這個運河系統是給這個地區本已有的天然排水模式武斷地強加了一個混凝土柵欄。這就仿佛是要重組葉面上的葉脈。當一條運河切斷了一個天然排水溝，它就會堵塞季節性水的自然流向，然后引發水漬地的產生。工程學的解決辦法是，規劃該地區的天然排水渠道模式，并用一個與運河配套建設的、人工的、替代性的排水系統來取代天然模式。問題是，你能想象出這么一來得花多少錢。排水的成本并沒有作為撒多撒羅瓦工程的一部分而包括在其中。在大多數灌溉項目中通常都不包括排水系統。
大衛. 霍普，世界銀行南亞地區副總裁，承認世界銀行一般不會把排水系統的成本包括進它的南亞灌溉工程中，因為灌溉工程如要附帶上足夠的排水系統的話經濟上會成本過高。在相同面積的土地上，配備足夠排水系統的開銷是灌溉的五倍。世界銀行對此問題的解決措施是只投入灌溉系統，然后等著土地鹽化和水漬地的接踵而至。當錢都花光了，土地荒廢了，人民絕望了，誰會在此時突然出現？什么？睦鄰友好的銀行家！他衣袋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不會正是給排水工程的貸款吧？
在巴基斯坦，世界銀行提供貸款修建了印度河上的Tarbela（1977）和Mangla（1967）兩座壩。水壩灌溉區如今已成了水漬地?，F在，世界銀行貸款785,000,000美元給巴基斯坦的排水工程。在印度的Punjab和Haryana，它也在做著同樣的事。
沒有排水的灌溉系統就像一個沒有血管的大動脈。真他媽的就是個廢物。
自從世界銀行從撒多撒羅瓦工程撤出后，排水的錢從哪來就變得不那么明朗了。這并沒有阻止政府繼續運河的工作。結果是，甚至大壩還未準備就緒，奇跡運河還未開始運行，一滴灌溉的水都還未開始輸送，水漬地已經開始產生了。受影響最嚴重地區就是重新安置定居點。
撒多撒羅瓦灌溉計劃的規劃者和以往工程的規劃者不同。至少，他們承認水漬地和土地鹽化是個問題，而且有待處理。
他們計劃在大壩控制區內每100平方公里就安裝一系列的地下水電子感應器。（這需要1,800個地下感應器）這些感應器與中央電腦相連，該電腦能分析數據并傳送指令給運河的渠道停止水流向有跡象產生水漬地的區域。一個包括“只灌溉”、“只排水”和“灌溉附加排水”的管井網絡即將落成，并由中央電腦同步操控。鹽漬水會被抽出，與經過電腦計算的適量淡水相混合，然后再循環進入地上和地下的排水網絡（為此需要更多的土地）。為了實現此灌溉效率，他們聲稱，根據Kalpayriksh的Rahul Ram博士的一項研究，82％流經奇跡運河的水將會被再度抽出。
他們之前從未實現過一個電子灌溉計劃，甚至是試行計劃都沒有做過。他們從未想到過，可以先在一些已經惡化的土地上做試驗，看看可行與否。不，他們會用我們的錢給兩百萬公頃的土地安裝，再來看看是否奏效。要是不奏效呢？要是不的話，對規劃者來說無關痛癢。他們依然領同樣的薪水。他們依然拿著退休金和他們的賞錢，還有從一份對一個民族肆意破壞的工作上所能領到一切的東西。
這怎么可能奏效？就像是用火箭把科學家送入太空去給一只麻煩的奶牛擠奶。如果他們都無法在不損毀莊稼和人民的前提下鑄河堤的話，他們又如何能運作這樣一個巨型的電子灌溉系統呢？
他們又如何防止下雨時大壩一點點地潰決呢?
引用一句他們自己研究報告的話，“在以上情況下，融合地下水和地表水的設計、實施與管理相當復雜”。
確實如此，這還只是保守說法。他們對如何應對這種復雜情況的建議是：
“只有當所有的地下水和地表水供應都有單一的權力機構控制時，才有可能實施此系統?！?BR> 啊哈！
此時事情開始初見端倪。誰會擁有水？單一權力機構。誰來賣水，單一權力機構。誰從賣水中獲益？單一權力機構。單一權力機構已有了計劃，它會按升來賣水，不是賣給個人，而是賣給農民合作社（該組織尚不存在，但單一權力機構會創建此類合作社，并逼迫農民們合作）。用電腦控制的水，可不像普通河水，那是很貴的。只有負擔的起人才能擁有。
漸漸地，大農民會把小農民擠出去，整個連根拔循環又再從頭來過。
單一權力機構由于擁有電腦控制的水，于是他們會決定由誰來種，以及種什么。據說，將會不準使用電腦水的農民栽種甘蔗，因為這樣會用干運河下游幾百萬饑渴民眾的水。但單一權力機構已向運河上游的十家大型蔗糖廠頒發了執照。更早些時候，單一權力機構稱僅有30％的Ukai大壩控制區域被用于甘蔗種植。但實際情況是75％（其中30％的土地是浸滿水的）。在Maharashtra，多虧了單一權力機構的一個分支 － 很有政治勢力的蔗糖游說團 － 甘蔗占用了這個地區十分之一的灌溉土地以及一半的灌溉用水。
不僅僅是甘蔗種植，單一權力機構最近宣布了一個建設一系列五星級酒店、高爾夫球場和水上公園的設想計劃，這一切都伴隨著奇跡運河而孕育而生。究竟有什么理由能來證明這些設施的合理性呢？
單一權力機構說這是唯一一個可以籌集資金以完成該工程的方法。
我深深地為Kutch和Saurashtra的幾百萬民眾感到憂慮。
他們真能得到水嗎？
首先，我們得知道，水遠比單一權力機構所聲稱得要少。
其次，要是沒有Narmada Sagar壩，撒多撒羅瓦的灌溉能力還會降低17％－30％。
第三，奇跡運河的灌溉效率（即：該水利系統所能運送的確切水量）被武斷的定為60％。在印度，考慮到系統的滲漏和地表水的蒸發，最高灌溉效率為35％。這就意味著，只有一半的大壩控制地區會得到灌溉。哪一半呢？當然是上游的那一半。
第四，河水要到達Kutch和Saurashtra，奇跡運河要流經那十個蔗糖廠、高爾夫球場、五星級酒店、水上公園。
第五，就算假設（100％的假設）水能夠到達，那也得先裝上管道，然后傳送到尚在等待的八千個村莊里。
要知道，世界上有十億人沒有安全的飲用水，其中8億5千5百萬住在農村。那是因為要給四處分散的村莊提供飲用水，就得安裝一個由幾千公里的管道、導水管、水泵，和水處理工廠構成的能源密集型網絡，而這個成本是令人望而卻步的。沒有人建壩是為了給鄉下人提供飲用水。沒有人能負擔得起。
當摩爾斯委員會第一次抵達古吉拉特邦時，古吉拉特政府要為如此偏遠的農村提供飲用水的決心，令他們印象深刻。他們要求看一看詳細的飲用水計劃。
當時沒有。（現在依然沒有）。
他們問是否已計算出成本?！皫装賰|盧比吧。”回答得如此漫不經心。十億美元是某個專家經過計算的猜測。這不包括工程本身的成本。那么，這些錢從哪兒來呢？
沒關系，只管開口。
有意思的是，Farakka堰把水從Ganga導流到了Calcutta港，使得居住在下游孟加拉國的4千萬民眾的飲用水量減少。
有些時候，愛國主義的有些表現是如此精準，在數據上如此令人心寒。
建一座壩把水從4千萬人那里奪走。建一座壩假裝給4千萬人帶來水。
這些統治我們的神是誰？他們的權力難道沒有極限？
我在河谷見的最后一個人是Bhaiji Bhai。他是來自Undava Tadvi部落的一員，這個部落是政府為奇跡運河及其75,000公里的網絡系統征地的首批村莊之一。Bhaiji Bhai為了奇跡運河失去了他19英畝土地中的17英畝。運河沖毀了他的土地，700英尺寬的運河，兩岸是走道、陡坡、傾斜的河堤，就像一個為巨型自行車而建的室內賽車場。
運河網絡影響了超過20萬個家庭。人們失去了水井和樹木，運河把房子和農田分隔開，迫使人們得走兩、三公里走到最近的橋，然后在河對岸又得往回走上兩三公里。23,000個家庭，或者說十萬人，像Bhaiji Bhai一樣，會受到嚴重影響。他們算不上“受工程影響群眾”，也無權得到補償。
像他在Kevadia的鄰居們一樣，Bhaiji Bhai一夜之間變成了貧民。
Bhaiji Bhai和他的村民被迫擠出微笑，微笑的照片收入了政府掛歷。Bhaiji Bhai和他的村民拒絕如此的恩典。Bhaiji Bhai和他的村民被他們當作是自己祖國的國家像臭蟲一樣踩扁。
我到他家是已是深夜了。我們坐在地上，在黯淡下去的天光里喝著甜茶。他說話時，我頭腦中浮現出一個回憶，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想不出為什么。我覺得我以前見過他。后來我意識到是這么回事。并不是我認出了他，而是我記得他的故事。我在十年前河谷里拍攝的一部老舊記錄片中見過他。他現在孱弱了許多，胡子也隨著年紀變軟了。但他的故事沒有老。它依然年輕充滿激情。他講故事時的耐心讓我心碎?？梢钥闯鏊堰@個故事講了一遍又一遍，期待著，祈禱著，有一天，經過Undava的其中一個陌生人是好運的化身，或是上帝。
Bhaiji Bhai, Bhaiji Bhai，你何時會憤怒？你何時會停止等待？你何時會說“我受夠了！”然后拿起武器，無論這武器是什么？你何時會爆發出你所有的、激蕩的、威懾的、無敵的力量？
你何時會打破你的信念？你會打破這種信念嗎？還是讓這信念打垮你？
* * *
要讓一頭野獸慢下來，你要打斷它的四肢。要讓一個國家慢下來，你要摧毀它的人民。你展現出了對人民命運的絕對支配。你明示出了最終是由你來決定誰生、誰死、誰興、誰滅。為了呈現你的威力，你炫耀一切你能做到的事，而且是輕而易舉地做到。你是如何發動戰爭，或是訴諸和平。你是如何把一條河從一方那里攫取又贈與另一方。你是如何綠化一片沙漠，或是伐倒一片樹林，又在別處種上一片樹林。你用一種反復無常粉碎了一個民族對古老的東西的信仰 － 土地、森林、水、空氣。一旦這么做了，人民還有什么呢？只有你。他們會求助于你，因為你是他們的全部。他們會愛你，即使他們鄙視你。他們會相信你，盡管他們充分了解你。他們會投你的票，就算你掐住他們脖子擠出最后一口氣。你給他們喝什么他們就喝什么。你讓他們呼吸什么他們就呼吸什么。你把他們的家當扔在哪兒他們就在哪兒生活。他們不得不這樣。他們還能怎樣呢？他們沒有一個更高法院來為他們爭取補償。你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你是法官，你是陪審團。你是整個世界。你是上帝。
權力的鞏固不僅僅是靠它所能摧毀的東西，還要靠它所能創造的東西。不僅僅是看它能帶走什么，還要看它能帶來什么。弱勢的加劇不僅僅在于那些被剝奪的人的絕望，還在于那些獲得的（或是他們以為他們已經獲得的）的人的感恩。
這種冷酷的當代權力模式埋伏在貌似民主的制度中那些貌似崇高的章程里。它由那些由貌似自由的民眾選舉產生的代表所掌控。然而，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哪個一個人類文明，在沒有國王，沒有暴君，沒有獨裁者的情況下，還能如此通暢的運用這些統治武器。
一天又一天，一條又一條的河，一個又一個的森林，一座又一座的山巒，一顆又一顆的導彈，一個又一個的炸彈，我們還在懵懂之時，已經被摧毀了。
大壩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就如同原子彈對于一個軍火庫一般重要。他們都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它們都是政府用來操控自己民眾的武器。它們都是二十世紀的時代象征，標志著人類的智慧已經超越了生存的本能。它們都是文明自我毀滅的可怕信號。它們意味著切斷了人類與他們所居住的星球間的紐帶，不僅僅是紐帶，而是一種相互理解。它們攪亂了人們對蛋與雞，牛奶與奶牛，食物與森林，水與河流，空氣與生命以及土地與人類生存間密不可分的關系的認知。
我們還能再次理清這些關系嗎？
也許吧，一寸接一寸，一個炸彈再一個炸彈，一座壩又一座壩。也許吧，用具體的方式打每一個具體的戰。我們可以就從納爾默達河谷開始。
今年的七月會帶來二十世紀的最后一次季風。納爾默達河谷的襤褸大軍已宣布，當撒多撒羅瓦水庫的水漫過它們的田地和家園時，他們不會搬走。不論你對這座大壩愛恨與否，不論你想要與否，你都應該知道代價是注定要付出的。你要有足夠的勇氣看著款是要付的帳是要結的。
我們來付款，我們來結帳，不是他們。
加入戰斗吧。
阿蘭達蒂?洛伊
19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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