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4日點評參考消息
《林書豪成美國“新型出口商品”》，美國《華爾街日報》2月22日文章。東南網2月22日訊，據臺灣媒體報道，“林來瘋”熱潮燒不停，馬英九昨天接見來訪的美國眾議員，把臺美都欣賞“哈佛小子”林書豪當開場白，沒想到被美眾議員當場吐槽，“林書豪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只是剛好是臺灣裔；我們很以他為傲”，讓馬英九笑得有點尷尬。
請注意，林書豪不是中國人，他和駱家輝一樣都是地道的美國人。美國現在之所以要捧林書豪而冷落易建聯，就是因為易建聯是中國人，而林書豪是美國人。在美國看來，如果美國繼續像捧姚明那樣捧易建聯的話，那么，雖然也可以為美國帶來巨大的利益，但是，易建聯很可能成為第二個姚明，換言之，易建聯在成名致富后很可能與姚明一樣回報祖國，這對于美國這種把一個銅板看得比臉盆還大的國家而言當然就是一件肥水外流的事情，反之，如果能夠將林書豪這個美國人作為賺取中國球迷金錢的工具的話，那么就不用擔心出現林書豪在成名致富后會將部分財富轉移到中國的事情了。
當然，美國需要的不僅僅是賺取中國球迷的金錢，美國同時還通過林書豪、駱家輝等人在向中國人民灌輸殖民地文化、制造漢奸文化。美國在宣傳林書豪、駱家輝等人的時候，同時也就是在暗示中國人民，尤其是暗示中國的富人——華裔在美國照樣可以成功，由此也就等于是在讓準備移民到美國的中國富人對他們的第二代的成長環境放心（為達此目的，說不定以后美國還會搞出一個華裔科學家、華裔大富翁等等），換言之，這就是在鼓勵更多的先富起來的中國人背叛祖國，將財富帶到美國（然而，有越來越多的美國富人為了避稅而放棄了美國國籍），從而徹底摧毀中國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計劃。只要中國永遠處于“只有一部分人富起來”的狀態”，同時，那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又根據美國的意愿移民到美國，并把自己的財富轉移到美國，就算這些富人還在中國投資，但他們將向美國政府繳稅，由此，中國在經濟上作為美國殖民地的地位就確立下來了，于是，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也就不可能按鄧小平的構想實現了，換言之，鄧小平理論也就因此徹底破產了。
因此，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實現社會財富從中國向美國的單向轉移。而其實現這個目的的手段就是在中國推銷私有化改革方案，因為只要將原本屬于全體中國人的財富通過各種“不完美”的改革私有化到極少數人的手里，美國就只要做通這極少數掌握巨額財富的人的工作——讓這些人加入美國籍——就能將原本屬于中國的財富變成屬于美國的財富了。也正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所以作為美國打手的世界銀行和充滿漢奸國賊的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起草了一份旨在消滅中國公有制企業的處方，而我們在前幾天也看到了國務院的漢奸國賊們正式推出了它們的私有化改革方案，也正是《華爾街日報》的那篇《對中國改革的新推動》的文章，證實了中國國務院所推出的那個改革方案的賣國本質，正因為國有企業對美國造成了嚴重的威脅，讓美國感到非常緊張，所以溫家寶才要搞私有化改革。
2012年2月25日點評參考消息
《新報報道：改革將成今年“兩會”重要話題》，新加坡《聯合早報》2月24日報道。既然“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那么按照如此智慧的方案所推進的改革為什么還是“不完美”的呢？人民日報究竟是在這里嘲諷自鄧小平以降的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者和執行者存在能力不足和智商有限的缺點呢，還是在暗示改革開放政策本身因存在某些喪盡天良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罪惡從而注定無法確保改革擁有完美性呢？
而且，人民日報為什么在還沒有開始新一輪的改革之際就能預先料定接下來的改革注定是“不完美”的呢？這究竟是擁有高超智慧和卓越才華的人民日報相關人員因自己沒能參與新一輪改革方案的設計而吃醋吐槽呢，還是人民日報在暗示接下來的這場改革的“不完美”性并不是改革者的無心之過，而是改革者刻意而為之的呢？
改革總會引起一些非議，但是所謂的非議除了要不要改革的問題之外，還有如何改革的問題。人民日報故意隱匿中國社會在如何改革的這個問題上所存在的巨大爭議，而陰險地只講在中國社會幾乎沒有爭議的要不要改革的這個問題。盡管人民日報自己標榜改革方案是周密的，改革設計者的智慧是高超的，然而，一個只討論要不要改革，而不討論如何改革的方案怎么可能是周密的呢？一個只討論要不要改革，而不討論如何改革的改革設計者的智慧又怎么可能是高超的呢？當一個孩子落到井里去了以后，人民日報發出了一篇《寧要不完美的救人，不要不救人的危機》的文章，然而，是個人都知道應該去救人，問題只是如何救人，可是，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從頭到尾就只談應不應該救人，而根本回避該怎么救人的這個問題，換言之，人民日報在救死扶傷這種性命攸關的事情面前只會唱高調、講廢話，其實質就是在真正地拖延救人的進程，就是在害人。由此，我們不得不首先想到，人民日報之所以故意回避如何改革的這個問題，很可能是因為人民日報所推崇的這個預定為“不完美”的改革方案是漏洞百出的，制定這個改革方案的人員的智慧是低下的。
然而，面對這個結論，我們又馬上開始對自己進行批判：懷疑改革設計者的智商低下是很難站得住腳的，因為低智商的人是很難獲得那么關鍵的重要的位置的，因此，問題不在改革設計者的智商，而在于改革設計者的立場，關鍵問題是改革方案設計者究竟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搞改革，還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搞改革？究竟是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搞改革，還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搞改革？究竟是站在99%的人的立場上搞改革，還是站在1%的人的立場上搞改革？如果改革不能站在99%的立場上，不能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不能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那么改革方案的所謂不完美性就不是由改革設計者智慧貧乏和才華不足等問題造成的，而是由改革設計者的反華反共反人民的立場所造成的。
盡管人民日報一方面承認改革的不完美性，但是，另一方面，人民日報又想為改革方案的設計者和執行者開脫責任，并且還要無恥地將責任推到別人身上：
如果既得利益者擁有優勢話語權并要以此阻礙改革的話，那么所謂改革的共識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難道這個改革的共識是不經過公眾輿論的統一而只是偷偷摸摸地在極少數幾個人之間形成的嗎？這個共識究竟是絕大多數人的共識還是一小撮人的共識呢？人民日報作為中央機關報，掌握了人民日報是不是就算是擁有了優勢話語權？既然人民日報自己都沒有一句阻礙改革的話，那么我們要問問人民日報，究竟在哪個能夠體現優勢話語權的媒體上有阻礙改革的聲音呢？如果指不出來，那么這就是說，人民日報在公然強奸民意。
再者，既得利益者就必定擁有優勢話語權嗎？按人民日報強加給讀者的邏輯，既得利益者必定擁有優勢話語權。然而，這種情況恰恰與事實相反。國企改革之所以造成天量公有資產被私吞、大批工人下崗失業等問題就是因為中國工人階級并沒有優勢話語權而只能甘為魚肉。同樣的，醫改、房改、教改、股改等一系列改革有哪一個不是失敗的，有哪一個不是讓作為既得利益者的人民群眾損失慘重的？人民群眾在這些改革過程中有過優勢話語權嗎？沒有！因此，人民日報強加給讀者的這個“既得利益者必定擁有優勢話語權”的邏輯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人民日報說，媒體公眾會帶著挑剔目光審視改革，并且將之作為“非議”。換言之，人民日報認為媒體公眾不應該帶著挑剔目光審視改革，言下之意就是，如果媒體公眾不用挑剔目光去審視改革的話，那么改革就是完美的。這顯然又是在為改革方案的設計者和執行者推卸責任。而且，難道這個被譽為由周密方案和高超智慧炮制出的改革難道是禁不起媒體公眾挑剔目光的審視的嗎？是不是媒體公眾一嚴格審視，該方案的反動賣國本質就會原形畢露了呢？再者，現在的媒體又有哪個是在用挑剔的目光審視改革的呢？我們看見的境內外主流媒體，包括一貫反動的媒體在內，都在歌頌私有化改革呀。人民日報自己都在對改革的不完美性做辯護，又有哪家媒體能夠在巧舌如簧這一點上超過人民日報呢？
人民日報說，一些人會以烏托邦思維苛求改革。然而，在我們看來，這句話正好是人民日報自己在打自己耳光。人民日報自己講“寧要不完美的改革”，言下之意，人民日報自己肯定了這么一件事，即，如果有完美的改革的話，那么就要完美的改革，只有當沒有完美的改革的時候，才退而求其次。因此，人民日報自己就是一個追求完美的單位，否則，如果人民日報自己不是追求完美的話，如果人民日報自己不是以俯視的姿態來審視之前和當下的改革方案的話，那么又怎么能夠辨別的出之前和當下的改革是“不完美”的呢？既然人民日報的思維在之前和當下的改革設計者的思維之上，那么，從之前和當下的改革設計者的角度來看，人民日報不就是在以烏托邦思維苛求改革嗎？從之前和當下的改革設計者的角度看來，人民日報將之前和當下的改革斥之為“不完美”的這種說法就是在用烏托邦思維苛求改革，因為在改革設計者自己看來，之前和當下的改革是完美的，并且改革設計者也是這么宣傳它們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先富帶動后富，最后實現共同富裕”，多么完美的改革方案呀，然而，人民日報還敢說這個方案不完美！可見，人民日報對改革方案的標準是多么的高，人民日報的思維是多么的烏托邦，相應的，人民日報在這里抽自己嘴巴的力度是多么的大！
人民日報說，對于改革者來說，認真聽取民意，又不為流言所動。然而，人民日報在前面已經將民意歸咎到“非議”中去了。然而，如果所謂的非議是多數人的意見，反映多數人的利益的話，那么這種民意就不能被視為是流言。因此，究竟是民意還是流言，關鍵要看其所反映者是多數人的利益還是少數人的利益。人民群眾反對私有化改革的這種意見難道在人民日報眼里是不能為之所動的流言嗎？！那種為違背多數人利益的改革進行擔當的人不是反動派又是什么東西？！對這種改革，不僅應該發出不同的聲音，而且應該盡力阻止這種反動的改革，最后，這種違背民意的改革者就應該被人民群眾打倒。
中國的改革確實已如舟至中流。然而，這條船是怎么一路行過來的呢？是把原來的船主人貶為船工和纖夫，更有甚者是將部分船主推下船任其生死?，F在，私有化改革方案將把更多的船主推下船去，并且將船本身改革到極少數人的手里。中國人民無論在經濟地位上還是社會政治地位上都幾乎回到解放前的那個狀態了。因此，盡管舟至中流，但這只舟不是一路順流而下的那樣行來，而是逆流而上，逆歷史潮流而動地那樣行來的。正因為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所以舟越往上行，其受到的阻力就越大，其所能行進的空間就越狹窄。正因為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所以舟越往上行，其所需要的纖夫和船夫就越多，換言之，改革者所要奴役和壓迫的人就要越多，而為了這只舟能夠繼續逆歷史潮流而動，改革者就必須將更多的人趕下船，輕者貶為纖夫，重者直接謀害致死，從而使得能夠繼續坐在船上的人——即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的人數越來越少。
人民日報企圖拿“聯產承包、物價闖關、工資闖關”這三項改革來證明“不同聲音”的無關重要性。然而，小崗村的現實證明，聯產承包根本不能讓小崗村脫貧致富，相反，還累死了當地書記。當年的物價闖關改革的失敗更是成為了當年社會大動蕩的經濟原因。當然，工資闖關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成功了，但，那種成功也只是對包括改革設計者在內的極少數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言的，但是，對廣大工薪階層而言，工資改革已經讓他們日益處于“工資與非洲接軌，物價與美國接軌”的艱難處境之中。事實證明，這三項改革無一不是以失敗而告終的，并且還讓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人民日報或許會為之辯解，所這是改革不完美的地方，不值得大驚小怪。然而，我們要質問的是，為什么改革的不完美總是表現為讓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支付改革的代價，而改革的完美性總是體現在占人口極少數的資本家、官員及其親屬的身上呢？！既然前面所有的改革都是讓極少數人受益而讓絕大多數人受損，那么人民日報憑什么保證接下來的這個私有化改革運動能夠讓絕大多數人受益呢？
在人民日報看來，改革就會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煩”。言下之意，人民日報認為改革不是必須的，否則，如果將“招惹是非和自找麻煩”作為必須的話，那么人民日報的心理豈不是非常變態？！或者說，人民日報豈不是認為改革開放的設計者都是沒事找抽型的人？！由此，我們驚奇地發現人民日報具有非常高超的狠抽自己耳光的智慧。因為人民日報自己在前面說“不要不改革的危機”，換言之，人民日報在前面已經肯定了之所以要改革，那是因為有危機，正因為是危機導致改革產生，所以改革就不是什么“招惹是非”，而是化解是非，同樣的，所以改革就不是什么“自找麻煩”，而是消除麻煩?？墒?，作為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卻一而再地出現自相矛盾、自抽耳光的事情，這說明了什么了？這只能說明人民日報理屈詞窮、做賊心虛。因此，人民日報為了替自己的反動立場狡辯，甚至不能顧忌上下文的邏輯，完全就是一付寫到哪里算哪里的架勢。
人民日報此文的反動性是顯而易見的，不僅是此文的立場反動，而且此文的邏輯也是反動的。不過，在看了其他同志批判人民日報此文的文章后，我們覺得沒有必要在這里再逐句進行批判了，因為我們很清楚這場階級斗爭的重要性，所以，要留著力氣，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們還會適時對人民日報的反動立場進行批判。聽說人民日報還有好幾篇文章要發，那我們就一篇一篇的來吧。
2012年2月26日點評參考消息
《戶籍改革賦予中國農民工新權利》，美國《華爾街日報》2月24日報道，英國廣播公司網站2月24日報道，香港《南華早報》2月25日報道，美國之音電臺網站2月24日報道。境內外敵對勢力是真的那么關心農民工的權利嗎？不是，因為他們自己的生存方式就是建立在坑害包括農民工在內的中國人民的基礎之上的。那么，敵對勢力為什么對農民工獲得新權利一事那么興奮呢？因為農民工即將獲得的這個權利是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來實現的。
境內外敵對勢力一直持有這么一個論調，說中國沒有遷徙的自由，說中國的戶籍制度阻礙了中國人自由遷徙。據說當年美國總統卡特就當面指責鄧小平說中國沒有遷徙的自由，結果鄧小平回敬說“送你們美國1000萬中國人，你們要不要？”然后，卡特就再也不提此事了。就世界范圍而言，要實現均衡發展當然是對的，但是，不能說為了實現均衡發展，哪里發達，人們就往哪里涌去，再說，現實的政治也不允許這么做，美國只希望中國的富人和高級知識分子去美國，而不希望中國的工人、農民去美國。因此，對中國、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大國而言，要實現世界的均衡發展，就不能指望靠發達國家發善心，事實上，發達國家也沒有發過什么善心，中印等人口大國只有靠自立自強才能實現世界的均衡發展，換言之，中印人民只有建設好自己的祖國，并將建設成果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然后才能實現世界的均衡發展，反過來說，那種指望靠發達國家施舍來致富的思路絕對是走不通的。
在國際上是如此，在國內也是如此。中國存在嚴重的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不能靠將人口向東部發達地區集中的辦法，如果真像某些磚家所建議的要讓上海住1億人的話，那么不要說上海承受不起，就是全國其他地區也承受不起，因為，屆時，需要有更多的資源向上海集中，與此同時，全國其他地區所能分享的資源和財富必然急劇下降，最后只會進一步擴大地區間的兩極分化，實際上又會使中國的狀態回到解放前。真正要解決地區間不平衡問題的辦法，并不是全國人口向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集中，而是要想辦法在全國各地，比較均勻地建設能夠在生活諸方面條件和上海匹敵的大城市，如果全國多幾個像上海這樣的城市的話，那么豈不是一舉多得，一方面可以解決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另一方面又可以緩解資源供給不平衡的問題，此外還能在最大程度上防范某些安全問題，比如控制流行病在人際間迅速傳播的問題，試想，如果上海住1億人，那么一旦非典來襲，那防治的代價將是巨大的，相反，如果全國較均勻地分布著3、4個如上海這么級別的城市的話，那么防治流行病的代價就會小得多。
為什么某些磚家特別喜歡用擴大城市人口的辦法來解決農民工的問題呢？并不是這些磚家好心，恰恰相反，正是因為現在農民工在上海、北京這種特大城市里的社會地位極低，干的都是臟活、累活，換言之，存在嚴重地壓迫、歧視、剝削進城務工人員的問題。然而，隨著國家開發大西部戰略的推進，特別是有重慶這樣的模范城市的出現，愿意到特大城市干臟活、累活的農民工越來越少了，這樣就反過來直接損害了那幫城市老爺的既得利益了。并且，原本在農民工從本地工人手里接過那些臟活、累活后，在本地工人中間開始滋生出一種非常不利于工人階級團結的工人貴族心態，盡管同樣處于被剝削的地位，但是，本地工人看不起外來務工人員，白領看不起藍領，說到底，中國工人階級內部的不團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所引起的。
然而，在中國的大西部日益繁榮之后，東部大城市中的一些臟活、累活不得不還要由本地工人去干，盡管工資漲上去了，但是工種并沒有改變，由此，工人之間存在歧視的問題就有所減弱，加之有大量的外地大學生在當地成為白領，由此，資產階級利用工人地域出身的差異來分化工人階級的企圖也就越來越較難實現了。然而，這個困難恰恰損害的是資產階級的既得利益，因此，為了確保它的既得利益，資產階級的走狗才提出了要不斷對上海、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擴容的方案，因為只有不斷擴容，才能繼續維持乃至擴大中國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的狀態，由此才能讓資產階級擁有足夠的可以欺壓的外來務工人員，反之，如果城市人口因為被限制在一個上限而使得中國擁有多個生活水平相近的大城市的話，那么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就會得到緩解，同時，各個城市內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必然會反映到階級差別上來，因為地域出身問題已經無法成為資產階級分化工人階級的工具了，由此必然會導致資產階級自身更容易成為社會沖突的直接對象。
因此，中國所要解決的問題并不應是如何能夠讓人們自由遷徙的問題，而是要通過解決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來使得人們不愿意離開家鄉。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