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之上的犯罪“保護傘”
（導 讀）
柯林頓政府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希望葉利欽及其改革者能把俄羅斯帶向民主。可取而代之的是，俄羅斯得到的，是趁火打劫的政權。
M.希爾什。強盜的統治。《新聞周刊》，1999年9月
《加拿大人靠近杰弗遜解釋說：
“我是帶著我需要的，或者說是我認為需要的，所有木材生意的建議到這兒來的。我在一個高層大樓里租了間辦公室。過了兩天，有人敲門。進來個干凈整潔的小伙子，穿著西服打著領帶。
‘早安惠先生，我是您的新伙伴’”。
“您認識他嗎？”--杰弗遜問。
“從沒見過。他是當地黑社會的代表。這是個交易。他和他的人拿全部（利潤）的一半。為這，他們或是買，或是偽造任何許可，財政撥款令，如果我需要的話，甚至公文紙。他們用電話就可以擺平官方，能保證貨期，而且和工人不會有任何糾紛。辦這些要用百分之五十。”
“您讓他滾蛋了？”--杰弗遜猜測。
“連想我都沒這么想。我很快就學會了。這叫‘罩著’。意思是‘保護’，‘保衛’。沒人‘罩著’，您就會消失，而且很快。一般來講，如果您拒絕，您就會失去雙腿。他們會給您截掉。”》
這段描寫不是文獻，也非引自政論文章，這是段摘自國外暢銷書的文學創作。我節選它，是為了展現，當代俄羅斯社會中的黑社會組織，在世界范圍內是多么知名，黑社會在生活、經濟以及政治中的角色，雖然暢銷書的作者總的來說很清楚俄羅斯的現狀，但仍然沒有想到，也沒有展示出俄羅斯社會及國家犯罪活動的真正規模。
我們在這里研究的，總體來講是黑社會組織中，揭示了國家政治及經濟生活的那一部分，即，其中上層。但黑社會，實質上是全面滲透的，直到最底層。
福塞特 F. 依克納 莫斯科 AST出版社 1998 200頁
不征得乞丐“隊長”的允許，饑腸轆轆的老太婆是不能乞討的。但得到了允許，她就應該交給“隊長”一部分進項。無家可歸的“崩什”[2]（新詞，來自警察們對“無固定地點居民”稱呼的縮寫）如果不交“過夜費”就會被攆出他們找到的，在骯臟、臭哄哄的地下室一角的暖和窩。莫斯科一共有八個盲流收容所。酷寒的2002—2003年冬天，按官方的數據，死亡一共超過300人。沒證件的，收容所也不接收。到了那兒，就會被打發到警察局，在那里他們被毆打，再拉到莫斯科城外棄之不管。而這樣的人在莫斯科有成千上萬。
垃圾場成了遍地黃金的地方，進門也得付錢，付錢之后您就可以去開采這個垃圾的克朗代克[3]以尋找食物殘渣、服裝和鞋子等能用的東西。但那里，無論冬夏，還住著垃圾場的“貴族”。這些人在爛腐的，因此也暖和的垃圾中刨出個窩來或者搭個類似窩棚的東西。這些常住戶警惕地盯著每一個走過去的人，一旦發現他們之中有誰找到了“值錢”的玩意兒，就毫不客氣地拿下。入口的“檢查員”也可能（把它們）拿下。反抗是不明智的，會遭痛毆或者被打死，且就地掩埋。誰都不會來找人。自然，垃圾場“隊長”那獅子大開口的“收入”的一部分，會上交他們之上的黑社會。
所以說，黑社會也分等級。“上層人物”住在奢華的私人宅邸，加固得像座城堡，無數的武裝到牙齒的保安，常出國，住蒙特·卡洛的花園洋房或高級酒店，“叫花子”住垃圾場的臭窩，但這兩者都寄生在社會的肌體上，并像癌腫瘤擴散一樣吞噬它。眾所周知，黑社會借助敲詐勒索、賄賂和最低級的偷盜，為個人目的攫取著這個國家國民收入一半的財富。所以，俄羅斯經濟實際上已經垮塌，而且，像大家所說的，無法恢復。金融資源耗費殆盡，國家內、外債遠遠高于其收入。一句話足以說明問題，一個紐約的財政收入比俄羅斯整個國家的都要多，雖然俄羅斯官方（公布）的財政預算與現實的“黑暗”的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經濟靠石油和其他自然資源支撐，同時停止支付退休金、生活補助金和工資。億萬富翁切爾諾梅爾金以他掌權時的低通脹而自豪，可如果把所有的支付完全停掉，那通脹還會更低。
關于克里姆林宮的居民巨大財富的傳聞流傳到國外，針對一些人（副總理舒梅柯，瑞士馬貝泰克斯“Mabetex”及鮑羅金）以刑事案件立案，當然，很快此事就被踩了剎車。
我們只說俄羅斯，更確切地說，是它在俄羅斯帝國疆域內產生的，那個蘇維埃俄羅斯剩下來的部分。但在獨聯體其他共和國進行著的過程，在相當程度上與俄羅斯類似。對所有國家來說，其特征就是經濟解體，財政破產，犯罪率升高，賄賂和偷盜，可怕的赤貧和人民喪失權利。1998年，在瑞士因受洗錢指控，持巴拿馬護照的烏克蘭前總理拉扎連科被扣押。按紙媒的報道，該人有8本烏克蘭國內護照和3本出國護照。此前，他已將自己的4千萬美金（現在報道說是約1億1千4百萬到約1億4千萬。而在美國，已經在說是2億5千萬了）收入轉移到瑞士。他為了早前已經移居美國的家人，花了9百萬美元從著名電影演員艾迪·墨菲手里買到了地塊。當然，這和俄羅斯執政者們轉移到國外的金額相比，就是個零頭了。顯然，這可不是用節省了卷煙和火柴的工資攢下來的。
1917年在貧困的，大約90%的居民為農民的農業國家實現了十月革命。赫伯特·威爾斯來到俄國并了解了俄羅斯的工業化和電氣化的計劃后，在其《黑暗中的俄羅斯》這本書中，他把列寧稱為 “克里姆林宮的幻想家“，列寧的計劃讓他在相當程度上覺得無法實現。俄羅斯確實曾經相當貧困，破敗地處于黑暗中，但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的計劃在各處點亮了，現在被舞臺演員們所嘲弄的“伊里奇的燈泡”。之所以嘲弄，正是因為，現在俄羅斯再次陷入黑暗，再次斷電，斷水和切斷了能源，在房間里又安起了小鐵爐子，或者，因那樣的酷寒，為了燒水煮飯，在積雪的街道上點燃篝火。可是，有關洗凈自己，再洗干凈孩子這些，卻是誰都沒話要說。不倒翁丘拜斯先生，黑社會俄國執政竊賊之一，熄滅著“伊里奇的燈泡”，他在各州間飛來飛去，這些地方在他走后既沒了光明也沒了溫暖，而此前，他是如何就關閉煤礦保證，保證，再保證的……
俄羅斯的上空，黑暗再次降臨，從垃圾場到克里姆林宮，撐起了規模巨大的的黑社會“保護傘”，它給人們遮住使萬物生機勃勃的陽光，它注定將使“貧困階層”深陷赤貧和走向死亡，它給那個甚至按照稍加修改的官方統計，其居民正處于滅絕之中的俄羅斯本身帶來毀滅。
本書正是關于這個，關于黑社會俄國：曾幾何時的偉大的超級大國，那個被掌握政權的黑社會引向敗落成為“發展中國家”水平的超級大國，那個甚至向蕞爾小國芬蘭討要一塊骨頭的超級大國。
克里姆林宮的教父—鮑里斯·葉利欽的時代結束了。開始了被他選定的接班人—克格勃中校普京的時代。俄羅斯在等待著變革和兌現承諾。它們會成為現實嗎？
［１］本書原文名稱為《Великаякримин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Мафия у власти》，其中俄文“мафия”一詞應譯為“黑手黨”。黑手黨起源于意大利西西里，在美國類似性質的勢力在社會中也有較強的實力和影響。俄羅斯學者認為，目前在俄羅斯活動猖獗的黑、惡勢力，具有同等性質及社會危害性，故在俄文中也使用該稱謂來指俄羅斯這些勢力和活動。在漢語中，黑手黨的概念仍較為狹義，多指活動于意大利及美國的黑社會勢力，故在翻譯此書時，暫采用國內較為接受的“黑社會”一詞來譯俄語中的“мафия”。---譯注
［２］ “崩什”（БОМЖ），即，漢語的“盲流”、“乞丐”“流浪漢”，新詞，來自俄語中警察們對“無固定地點居民”（Без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Места Жительства）的縮寫。---譯注
［３］ 克朗代克（Klondike），位于加拿大，克朗代克河是育空河的支流。“克朗代克”一詞來源于土著語，意為“鉆石”。1896年，克朗代克河流域發現金礦，至今仍在開采之中。---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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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權力中的黑社會 第一章（I）
macrooz
于2010-03-15 13:30:21翻譯 | 已有1114人瀏覽
Tags:俄羅斯 | 黑社會 | 有組織犯罪 | 俄漢
第一章（上）
有組織犯罪和黑社會
對俄羅斯有組織犯罪史感興趣的人，應該去閱讀內務部將軍A.古洛夫(A. Гуров)的書《紅色黑社會》（莫斯科，1995年），作者的命運與他的書一樣值得重視。還在蘇聯時期，A.古洛夫便在內務部工作人員中，第一個敲響警鐘，呼吁阻止有組織犯罪對國家顯而易見的攻擊。
當時，一切不符合領導階層關于社會主義認知的（賣淫，毒品，賄賂及其他社會病，自然,還包括有組織犯罪）的犯罪，都被認為（在國內）是不存在的。所以，獻給他的不是一束玫瑰，而是相當地多的荊棘與刺。
最終，當已經無法否認有組織犯罪的存在的時候，像警察上校B.韋杰涅夫（В.Веденеев）在其書的前言中寫道的那樣：古洛夫，成了“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蘇聯內務部著名的‘反有組織犯罪第六管理總局’局長”。
八十年代末，古洛夫得以在內務部里組建‘反有組織犯罪管理局’（УОП）。И.克羅里科夫（И.Корольков）在一篇長文中（《消息報》Известия，1995.2.18）抱怨內務部反有組織犯罪管理局的活動，正是因為刑事案件的活動過于經常地指向“自己人”。文章標題叫做《孤島：反有組織犯罪管理局。為什么由警察隊伍中趕走與犯罪做斗爭的人》。文章中例舉了許多發生在梁贊州的實例，但這些事實，正像我們所看到的，也是所有地區所特有的。在6年的時間內，這個部門被四次“改組”。誠實的警察被保住了，其他的自己離開了。在二處（反搶劫與反欺詐）14個崗位編制只填滿了一半。克羅里科夫寫道：《出現了危機，本應該是規矩人在下屬部門中工作（我覺得，在內務部所有下屬部門中都應該是規矩人在工作---作者），最終，留下的不是死纏爛打的人就是受賄者》。文章中的事件，如果不是因為它們在我們這里極為普遍，我就會把它們稱作是恐怖的事實了。
有組織犯罪和黑社會的概念，正如它們的來源，區別與共同點至今仍引來理論家和實踐家們激烈的爭論。
美國司法部（它的功能，大致相當于我們的內務部）及聯邦調查局在1975年確定，所謂有組織犯罪，就是：其成員的基本行為，與以獲取個人收入為目的，從而違反法律的，任何群體性質的活動相關。
俄羅斯大百科辭典是這樣定義黑社會的：《由成員組成的團體，其行為依照某種一致達成的犯罪目的》。這種定義完全派不上任何用場。在此定義之下，任何犯罪團伙都會漏網。此外，依照這種定義，那些為了自己的活動需要穩定的金錢注入的恐怖組織（類似艾塔或者愛爾蘭共和軍）也會逃脫，
我作為本書基本概念的觀點是，必須要將黑社會的概念與有組織犯罪區分開來。
有組織犯罪，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現象。以獲取非法的，即犯罪收入為目的的，有組織的，有一定的組織結構和紀律的，穩定的群體都屬于這個范疇。任何犯罪團伙，甚至像羅賓漢或者普希金的杜博羅夫斯基這種綠林好漢也均屬此列。
已經在當代，在國民戰爭期間就存在過無數各種大小不等的，各種顏色的犯罪團伙，白的，綠的，黑的和紅的，有時它們以高尚的目的為掩護，類似于馬赫諾老爹，專門或順便從事原始偷盜活動。還有很多的純粹的犯罪團伙，且其中不乏成為知名的犯罪團伙：“小金手”索尼卡(Сонька)團伙或者那個偷了列寧的科舍利柯夫(Кошельков)團伙。順便說明，如果不算司機兼保鏢吉利（Гиль），列寧到處活動是不帶保鏢的。和現在的非常“民主的“俄羅斯國家領導人有否可比性？比如，等待普京專列到來的時候，上千的保鏢堵塞了道路，上百輛“平頭”百姓的汽車幾個小時地阻塞在那里。這個問題甚至拿到了議會去討論。不用說，自然是毫無結果。
黑社會 擁有另外的生存環境和另外的性質。其名稱和來源與西西里緊密相連。但同樣是在意大利，這類組織也有著不同的稱謂，南部的卡莫拉匪幫（CAMORRA存在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譯注）或恩德拉根塔。我認為，黑社會的出現與封建的意大利國家的極端分裂于衰弱有關，當時國家已經沒有能力保障農村封建主的統治地位以及貧窮農民的絕對服從。黑社會出現在國力衰弱的地方，它與國家合為一體并逐漸取代國家的功能，這現象在外省尤為明顯。
地主們建立了由雇工組成的隊伍，并在其協助下在自己的領地建立了殘酷的恐怖制度。在那些聯系緊密的、盤根錯節的家族、親屬關系下，家族成員們保證了相互間在所有方面的忠誠，這種關系的存在，對處于發展早期階段的社會來說是特有的，正是它促進了黑社會的活動。對家族的不忠、背叛、向政府告密，均被視為對家族罪孽深重的犯罪行為。違反了沉默的律法（即保證沉默，互相擔保不泄露秘密，意大利文Omerta—沉默，連環保；俄文омерта，重音在最后“а“上）會導致唯一的一種懲罰----死亡。死者的嘴里被塞滿石頭。如果找到了尸體，嘴里的石頭則生動地解釋了死亡的原因。所以，稍晚些時候，在美國那些由西西里移民組織起來的黑社會團伙和幫派，叫做”家族“。每個家族的首領是“教父”，“唐”。不一定所有黑社會成員都有親屬關系。雖然他們基本上都是同一個民族的：意大利人、猶太人、愛爾蘭人、中國人。在經過考驗、發誓忠誠和親吻“唐”手上的戒指的儀式之后，可以接受別的民族的人進入“家族”。我想，確實，在中國的黑社會中如果有過別的民族的代表，那也是很稀少的。
有組織犯罪和黑社會的區別在哪里呢？當然，黑社會，是有組織（高度組織性的）犯罪的一種形式，但黑社會的區別是，黑社會與國家的聯系達到相互交融的程度。普通的犯罪組織，盜匪集團，團伙，或是完全與國家機構沒有任何聯系，或是僅與被收買的情報提供者，和在國家機關的其他助手和靠山有“聯系”，一般是警察局里的。
A．古洛夫認為，在俄羅斯犯罪聯合有五種形式：1.有組織團伙：由3—5人組成，沒有很突出的領袖。2.幫派：較穩定的組織，由幾十個成員組成，有頭目，由頭目來劃分成員的角色及任務。頭目們與官員，但更經常的是同警察局及檢察院的工作人員有聯系。3.搶劫集團：像法律將其定義的那樣，是穩定的武裝團伙。從事襲擊組織和公民的（犯罪活動）。非常危險，幾乎與外界沒有聯系。4。犯罪組織：（明顯不是很成功的稱謂，因為所有犯罪聯合都是犯罪組織）。這種形式“在通常的意識當中”古洛夫將其歸于“黑社會”，并指出這樣七個特征，像有物質保障基地(以前是“大鍋飯”[1]，現在是以銀行的形式)。除了頭目，還有小委員會（黑話叫“政治局”），其每個成員通曉搶劫集團活動一定的領域。還有大委員會或者“兄弟圈”。這樣的組織由上千甚至更多的人組成，劃分成團隊，幫派（小集團）。存在嚴格的“等級表”和一系列特權，就像蘇共中央的官級表一樣，有隨從人員、保鏢、汽車品牌等等的（相應規定）。
古洛夫還說到一個獨一無二的，純粹俄羅斯的現象： “合法盜賊”，并且說起他們就像說犯罪組織，附帶說明，他們更讓人聯想到合作社。但合作社，也是個有明確的組織結構的組織。只不過合作社里的所有制關系有別于其他組織。而“合法盜賊”只和“大鍋飯”有關聯，“大鍋飯”平等地屬于所有人而非任何一個個體且是個人間關系。認為“合法盜賊”是個組織，我沒看到依據。
二十世紀初俄羅斯著名政治活動家、君主主義者B.B.舒爾金（В.В.Шульгин）在斯大林的集中營度過了12年，清楚地知道這種團伙。在自己的《列寧的經驗》一書中他寫道：“由自己獄中的經驗我得出結論，“盜賊”（盜匪這樣稱呼自己），這不是個黨派，而是某種有組織的聯盟……
敵視一切政權和一切建設性的這個力量，對我來說毫無疑問是存在的。它的比重從我身上滑落，但想像得出，有時它對我是威脅。我覺得，在某種情況下強制的機關在震顫，現在在那里強盜掌握了生殺大權。可以想見，在誠實的人正在聯合的時候，這些已經聯合起來的盜賊都能干出些什么壞事“。
舒爾金在集中營的條件下觀察了“合法的盜賊”，那里，實際上正是他們統治著集中營的全體人員，他們利用匪徒們作為強制力量，來對付那些被稱作“爺們兒”的普通犯人。由此給人有一種組織的印象，且是敵視國家的組織。舒爾金沒能預見合法盜賊與政權的同流合污。禁止與政權的任何接觸，甚至是禁止讀報，是“盜賊們” 最基本的法律。而現在，根據《論據與事實》報（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的消息，國家杜馬議員中間，有七名合法盜賊。在監外這些合法盜賊保持了緊密的個人間的關系，但不構成組織。
第一章（下）
有組織犯罪和黑社會
古洛夫還談到聯合起來的犯罪組織的新形式，叫做辛迪加。在自己的預測中，他預言其未來，在犯罪系統中的優勢，有組織犯罪的一體化。（可以把此視點稱作樂觀的嗎？）。我無法與此茍同。在這里有個很大的障礙：頭目個人的狂妄自大。個人財富的（積累）、個人的利益，是黑社會自我存在的根基。我舉個其他領域的例子。阿拉伯人，人口眾多的民族且如果他們能聯合起來，他們就會消滅小小的以色列。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不止一次拋出口號：“同族，同語，同教”，不止一次聲明要聯合，但每一次都是在提出領袖的問題上，誰都不肯退讓。所以結果是阿拉伯國家間自己內部爭斗的時間，比聯合的時候更多。
別列佐夫斯基（Березовский）不久前在同右翼報紙《明天》報（Завтра）編輯的座談中回憶起，是怎么把他的車炸毀的，并同時炸掉了他司機的腦袋。眾所周知，是誰下了別列佐夫斯基這個“訂單”的，但甚至他自己都沒敢于說出那另外一個強力派首腦（的名字）。在俄羅斯各地，其中也包括莫斯科，進行著黑社會的血戰，這讓人想起“大蕭條”時期的芝加哥。但就有關辛迪加的出現，什么都沒說。
應該說，在內務部將軍古洛夫的書中，沒談到國家機構與犯罪的沆瀣一氣。在書的最后他寫道，國家應該鎮壓黑社會。“反之，國家就會黑社會化”。事實正是這樣。在俄國，政府已然黑社會化。就此，算談到了我這本書的話題。
還有這樣的犯罪組織，他們完全與刑事犯罪世界沒有一點瓜葛。在國立大學和科學院組織內也有黑社會。相對于西方各國以及革命前的俄國，在當代俄國因受賄以及其他犯罪而被判刑的，高等院校校長、系主任、教授和副教授的數量是難以置信的。莫斯科大學法學院院長龍古（Лунгу）教授，曾被列入聯邦通緝令。卷走三百萬美金，這位法律工作者的教育家悄然消失。在這個體面而威嚴的教育機構（在莫大的品牌之下）中接受培訓，每年需要6千美元。曾任總會計師的，是龍古的妻子，龍古的兄弟，其妻弟在那里大顯身手，一句話，簡直是一個家族。莫大晚些時候曾被迫放棄這些自己苦心經營的產物。
赫爾岑（Герцен）在他那個時代定義俄國的國家關系是，認為它是被賄賂所桎梏的專制，但那時的俄羅斯的教授們沒有收取賄賂。這曾經完全是不可思議的。現在可收了。莫斯科大學校長薩多夫尼奇（Садовничий）不只一次公開以教授們的低工資作為辯解。
校長的收入，不僅來自因辦入學、答辯等而收取的直接的賄賂。“關系”在這里扮演著重要角色：校長因安排有影響的人物的女兒入學是不收錢的，但依據雷打不動的 “你給我，我給你”的原則，他會得到這位有影響的人物相應的幫助。比如，為兒子安排住房，把自己包括進出國團組，授予榮譽稱號等等，最終得到的也完全是物質利益。
在哈斯布拉托夫時代，媒體上曾有傳聞，說當時授予時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的哈斯布拉托夫的院士稱號，是因為他給科學院院長安排了公家的別墅。不見得有誰知道哈斯布拉托夫對經濟學的貢獻。
但校長并不直接參與高考入學考試，他不可能觸犯其他的理應受到刑事處罰的事，他應該用一幫他信任的，對他忠誠的人，由這些人來做這些事。照樣地，這伙人（一般在這樣的高等院校或者科研機構不把這幫人叫“黑社會”）也有來自校長的一系列的特權。比如，硬塞給科研職稱或學位，獎金，國家獎勵和其他個人的利益。
“油滑的上級會將其周圍的工作人員拉攏成一個行為不端的圈子。在大家的記憶中，還有過這么一個時期，選擇高職位的官員，以個人忠誠度為原則，要會迎合上級領導的口味，有的時候還為了索取報酬”----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時期《真理報》（Правда）這么寫道(1987.1.21)。正像您看到的，文中用的是過去時，這樣是為了讓讀者認為，現在可完全不那樣了。“另一些科研機構讓人想起強盜攔在十字路口----打劫完后，平靜地放人”。（《消息報》Известия，1990.3.24）。
這種性質的黑社會如今還存在于高至部級，包括州政府這一級別之中。這里我提一下以國統委主任為首的國家統計委員會受賄群體案，最終是以虎頭蛇尾了結。還要提到被捉了現行的，議會外交委員會行政管理機構的領導。這個委員會的主席B.盧金（В.Лукин）驚訝得像個無辜的小姑娘：“啊？那里能有什么可受賄的？不就一堆圖釘還有別針嘛”。以我的觀點，這類群體完全準確地符合科學含義上對黑社會的定義，或者代表了以個人斂財為目的，同作為國家一部分的政權機構相勾結，以犯罪的手段活動的有組織群體。
俄羅斯黑社會與警察、立法及執法機構、各城市市長、法官、檢察官以及其他直到最高層的官員有緊密的聯系，這種聯系已經到了直接合作的地步。事情不僅局限于收買。黑社會幫助消滅政敵或者使他們陷于癱瘓的境地，幫助組織選舉，收集選舉中的選票，幫助組織競爭對手企業的工人罷工，破壞罷工以及干其他許多事。黑社會們積極地參與工人運動，組織工會或者打入現存的工會組織，自然不是為了工人的利益，而是以貪圖自己的私利為目的或者為了支持權力機構，為了和革命運動對抗。美國曾是這樣。現在這種情況正在俄羅斯發生著。
在美國，黑手黨的繁盛衰落于“禁酒法令”（1920—1933年）及“大蕭條”那些年代。黑手黨鯨吞了巨大的財富，把它們從國家那里掠走，并將其轉移到影子經濟之中。所以強國與黑社會是不相容的，故而他們不可能存在于不論是斯大林，還是希特勒的統治之下，甚至在傳統黑手黨的老家意大利，墨索里尼下了大力氣來消滅黑手黨，確實，沒任何成效。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組織的重要性，他（下令）緝捕了那些最沒有傷害性的組織，如果他們不是按照國家的命令建立的（就是以這種方式，最終解散了世界語組織，并逮捕、處決了其成員）。對待犯罪組織他也絲毫沒有手下留情。與古老的羅馬規則：tres faciunt collegium (三人成幫)相左，按照那個時期的刑法典，二個人就被認定為搶劫團伙。雖然法律（刑法典第59條）要求的要件是，至少其中一人要持有武器，以至于多人強奸團伙也職業化得如同搶劫活動。
總之，在斯大林時期也存在過有組織犯罪。我可以把C.格瓦魯欣（С.Говорухин）的著名影片《不能改變約會地點》（Местовстречи изменить нельзя）作為引證。當然了，這不是部紀錄片，但影片完全是現實主義的，是以真實素材為基礎（拍攝的）。曾有過個別被犯罪集團收買的警察、官員，但這只是特例。黑社會如同犯罪組織，與國家機關完全相容是不可能的。
我不認為此前的俄羅斯國家制度是社會主義的。依照其所有的基本特征，它都曾是封建主義的。自己的這些觀點我在《荒謬的權力。社會主義的封建權力》（МП"Конт"出版社，莫斯科，1992年）一書中都有闡述。該書印數極少，所以從出版之刻起就成了稀有版本。實際上，算是“非法出版物”。所以，不站在保護“紅色體制”的立場上，我想強調的是。執政的黑社會或黑社會作風取決于國家實力的衰弱，而不是取決于國家的經濟或政治體制，以及國家的實質。俄羅斯國家的解體開始于赫魯曉夫時期，所以，很自然，正是在那時開始產生俄羅斯黑社會的。
有組織犯罪這個課題在A.古洛夫的書中闡述得十分詳細而專業。然而，如果可以這樣表述，那是“自下”，自“刑事罪犯“的立場來闡釋的。況且，他的內務部將軍的身份，也妨礙他批判性地看待國家在同犯罪與貪贓枉法做斗爭中的作為。而對于他來說，揭露國家同犯罪沆瀣一氣更是不可能的。我打算研究這個問題正是想“自上”，將其作為社會經濟及國家政治的課題，將其看作是被稱為“市場”變革以及國家衰弱的產物。
需要指出，自古洛夫的書出版后，在俄羅斯（國家）生活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遺憾的是，是向壞的方向，因此也對犯罪狀況產生了影響，（此時的）犯罪狀況已經達到了絕對是無前列的規模，犯罪狀態達到與國家體系完全同流合污的程度。順便提及，古洛夫自己傾向于留在內務部與犯罪做斗爭，以成為政治家。
最為本章的總結，我引述俄羅斯前執政者Б.葉利欽的話：“有組織犯罪已經被局限在普通刑事犯罪領域。它頑固地努力擠進更高的政治層面，以期操縱國家及其地區”（《俄羅斯報》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1994.5.28）。說這些話已經是在幾年以前了。現在可以信心十足地說，用了這幾年的光景，有組織犯罪已經在這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有組織犯罪已經進入更高的政治層面。俄羅斯黑社會進入了政權，進入了合法生意，越出了國家邊界，已經需要以全球性的規模來研究它了。
福塞特 F. 依克納 莫斯科 ACT出版社 1998 200頁
[1]大鍋飯（"общака"）該詞是由“общий котёл”兩個詞合成的，直譯為“共同的鍋”；又稱“小偷款臺”或“伙食”、“鍋”（котёл），這是刑事罪犯的黑話，是犯罪集團內部的互助基金。有兩種形式存在，一種是在剝奪自由的地方，一種在此地方之外，依照盜賊們的“法律”，這種費用的交付應該是自愿的，但也有不履行“義務”的現象。這些“會費”一般由團伙內部頭目保管，由團伙內有威信的成員使用，任何繳費、保管、使用等方面違反了盜賊的規則，都將受到嚴懲。這種形式產生于二十世紀初期。---譯注
俄羅斯：權力中的黑社會 第二章（I）
macrooz
于2010-03-16 12:50:11翻譯 | 已有685人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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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戰爭中的俄羅斯
俄羅斯將分裂并被托管。
Z.布熱津斯基
早已過了那樣一個時期，可以不考慮外界條件和聯系，來觀察一個國家，尤其是島國的局勢。帝國主義時代，是本質上的新時代。
不研究俄羅斯在全球對抗性戰爭中的局勢，就不能了解俄羅斯的內部狀況。自古以來，每一個人類群體，總是力求擴充自己的領土，因為這關乎其物質利益的提高。自然，這只能有賴于其鄰邦的人民。以史為鑒，我們看到人民與帝國是如何崛起與滅亡的；弱小的拉丁烏姆如何轉變為強大的羅馬帝國，從而攫取了整個歐洲以及非洲北部；整個民族是如何消失，除了名稱一無所留的。伊特剌斯坎人、伊特魯里亞人和伊達拉里人，強大的迦太基，成吉思汗的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都在哪里？誰聽說過西夏人？
終究，一個有代表性的現象是，如果帝國的毀滅來自于外因，就像羅馬帝國那樣，則它早已能預感到內部的瓦解。成吉思汗的帝國，在遭到深受韃靼人300年重壓的俄羅斯人打擊之前，就已經分裂為兀魯思及諸多汗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俄羅斯在其中遭受的損失最為慘重。B.列寧拋出《打敗自己的政府，將帝國主義的戰爭轉變為國民戰爭》這樣的口號。而西方社會主義領袖們背叛了自己先前的宣言，站到了極端愛國主義和將戰爭“進行到最終的勝利”的立場上。有一個苦澀的笑話說，他們是準備戰斗“到最后一名俄羅斯戰士”。1914—1918年的戰爭以俄羅斯敗北而告終。在戰爭結束前的1917年2月，俄羅斯卸掉了自己身上君主專制的桎梏，這受到了所有階層民眾的歡迎，但臨時政府堅持將被人民極端厭惡的“戰爭進行到最終的勝利”，因而偉大的十月革命成了臨時政府必然的結局。
布爾什維克政府的第一步就是終止戰爭。迎來了艱難的國內戰爭以及經濟崩潰，外國武裝干涉時期。蘇俄的領土縮小了到一小塊兒：自北部的列寧格勒到南邊的圖拉。出現又消失了數十個軍事占領區、共和國、酋長國、汗國和其他國家形式。以巨大犧牲為代價，斯大林有賴于人民得以在俄羅斯帝國前領土上建立了經受住了希特勒進攻的強力超級大國。
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前盟友的協助下開始拓展自己龐大帝國的疆域（依里根的定義是“邪惡帝國”）。帝國的邊界勢力范圍擴展到東歐、亞洲、非洲和南美洲。當然，其中也觸及到西方，尤其是美國和英國的全球利益，從而導致“冷戰”。斯大林的接任者延續了他的政策。他們最后一步棋是企圖占領阿富汗。以通常的“向阿富汗人民提供兄弟般的援助”為借口，在軍隊正式進入前幾個月，在巴格拉姆機場區域已經大規模集結了蘇聯武裝部隊。需要指出，戰爭的發展就像在車臣那樣，是通過對居民定居點實施地毯式轟炸的途徑，消滅了以百萬計的和平民眾。并非是官方的，只在口頭宣傳范圍內，尤其是在軍隊圈子內的一個普遍說法是： “我們比美國人早了一天進入阿富汗”。即，這是為了防止美國人侵略阿富汗。
雖然現在已經承認，出兵阿富汗是個“錯誤”，而戰爭被稱作是“骯臟的”，但有些軍官認為撤兵才是錯誤。他們說：“在必要的時候，從阿富汗境內我們能更容易控制波斯灣，那里聚集了世界級的石油儲量，并且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運輸大動脈就經過那里…要是那樣的話，美國就要承受全球性的敗局了。
在《消息報》（1996.11.26）上曾以整版的篇幅公開刊發了一篇長文，該文預警了在不久的將來俄羅斯解體的可能性。文章是署名的，但顯然是筆名。它以這樣的結論作為結尾：如果不采取刻不容緩的措施，2000年之前莫斯科就會成為莫斯科州（公國）的首都。預言暫時未能成為現實。本可以對其置之不理，因為“民主”媒體打著“言論自由”大旗說的譫語還少嗎？可是，首先，不要忘記，大概十五年以前，對蘇聯解體的推測可完全會與譫語吻合；其次，相當重要的是，該文是作為廣告刊發的。文章占了整整一個版面。刊印這樣一篇文章作者要支付大約100 000美金！誰會為刊登這樣一篇報紙文章而付出如此數額呢？
俄羅斯的解體已經開始了。車臣的分離不可避免。經濟的解體預示著政治的分崩離析。但通常是由鄰國來擊潰并瓜分經濟上衰弱的國家。
這一切就叫作地緣政治學。
希特勒宣告德國是“千年第三羅馬帝國”，并且征服了幾乎整個西歐，給自己設定了一個地緣政治的目標----消滅蘇聯，占領烏克蘭和克里木，奪取高加索的石油財富，侵占礦產資源豐富的烏拉爾。而那些希特勒用來四年的時間沒能攫取到的，卻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其他一些人以“伙伴關系”的名義用小碟子向西方奉上。
第二章
全球戰爭中的俄羅斯
從丘吉爾1946年在富爾頓（Fulton）的講話開始，開啟了兩個軍事政治陣營間，蘇美為爭奪世界霸權的“冷戰”。伴隨“冷戰”的是數不勝數的“熱戰”，開列出它們的一份清單來都會占去很大篇幅。美國人明白，俄羅斯在軍事上是強大的，尤其是考慮到它所擁有的核武器，而在經濟上是衰弱的。在軍事上挫敗它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在內部憑借“有影響力的代言人”（形式上不在其任，但由于各種原因效勞于國外大國的那些活動者）的力量摧毀它。克格勃主席B.克留奇科夫（В.Крючков）不只一次向戈爾巴喬夫報告稱，謝瓦爾德納澤（Шеварднадзе）和A.H.雅科夫列夫（А.Н.Яковлев），就如同美國的有影響力的代言人，但戈氏因顯而易懂的原因而置之不理。他自己的那些有益于美國和德國的活動，為其帶來了諸多的獎賞，諾貝爾獎、“最佳德國人”稱號，還有一大堆獎勵及稱號。
有很多報告稱，改革的計劃是在戈爾巴喬夫之前由克格勃制定的。《絕密》（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報1995年第二期公開發表了前諜報人員M.留畢莫夫（М.Любимов）的回憶錄小說的片段，標題是《“各各他”[1]行動。改革的秘密計劃》（Операция "Голгофа".Секретный план перестройки）。作者稱自己是改革的倡議者，而安德羅波夫（Андропов）負責該計劃的制定和保障，當時安德羅波夫已經準備成為“改革的建筑師”的候選者了，真是有多么虛榮就有多么愚蠢。
計劃的名稱是“各各他”（耶穌被釘死之地），這暗示了俄羅斯被釘于十字架之上。計劃預見到，在俄羅斯，通過野蠻的資本主義作為中介來消滅社會主義，其目的，是隨后重建真正的社會主義。
正像留畢莫夫寫的那樣，“我們與中央情報局建立了密切的武裝（？）聯絡，該局依照我們的請求，很快將歐洲所有國家置于自己的影響之下，總體來講，是所有的外部事件…”。結果是，考慮用二十年時間的計劃，在1993年之前得以完成。連中央情報局也沒指望能有這樣的超額完成（任務），尤其是如此之快且不流血地清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及蘇聯軍隊閃電般地撤出德國，早前預料這些需要七年的時間。
現在請關注“各各他”計劃的目的：價格自由。由國家級和私有公司來掠奪人民，無法遏制的通貨膨脹，貪污腐化。在同特權做斗爭的口號下的斂財和偷盜[斗爭是在克格勃工作人員普里馬科夫(Примаков)的領導下進行的，這已經被忘記得相當干凈了]，國家完全犯罪化！
摧毀了俄羅斯，將它從一個原來又敬又怕的超級大國變為自己的殖民地，原料附庸國，美利堅合眾國在“冷戰”中完勝。同時，伴隨著戈爾巴喬夫的辭職和蘇聯的解體，老布什總統祝賀美國人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А.И.索爾仁尼岑（А.И.Солженицын）寫道，我們政權財政羸弱的原因之一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已經存在的俄羅斯經濟混亂局面的外行的干涉，以及俄羅斯權力機關對該組織絕對權威的建議，采取了的優柔寡斷、沒有頭腦的盲從”。索爾仁尼岑文學的天賦與中學生般的天真幼稚在政治中相結合。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里的主人是美國，懂行的專家們硬性安排著我們的經濟，并監控著自己指令的完成。葉利欽時代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顧問之一---- 米哈伊爾·別倫施塔姆（Михаил Бернштам）曾是蘇聯經濟學家，對蘇聯經濟非常了解。然后他移民到了美國，在那里，成為里根總統的經濟顧問。此后，同薩克斯以及其他美國專家一起，成為葉利欽總統的經濟顧問。這樣，您還認為，別倫施塔姆對俄羅斯的經濟外行嗎？
俄羅斯的執政者們也很清楚的看到，他們在把國家帶往哪里，但蔚藍海岸的花園洋房和瑞士銀行的賬戶對他們來說更為珍貴。他們用權并非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是罪惡深重的，以個人斂財為目的。
在美國的監督下選出了“當地的”顧問：里弗什茨、烏林松、雅夫林斯基、丘拜斯、蓋達爾……公開地施以威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任命丘拜斯全權領導經濟政策，來作為提供64億美元借債的主要條件之一”[彼得·瑞得韋(PeterRedaway)]
現在沒必要在“殖民地”任命州長了。做起來更簡單：美國援助俄羅斯的協調人莫寧斯塔（Morningstar）說：“當談起幾個億美元的時候，憑這些錢是沒法改變一個國家的。但可以對丘拜斯提供有目的的協助”。
今年（2002年）在各國經濟發展名錄中，俄羅斯占據第60位，介于馬來西亞和多米尼加共和國之間。為什么七個經濟發達國家（G7）把俄羅斯包括進自己的成員國之內，雖然是安排在臨時加座上？很明顯，是加入到該組織地緣政治局勢的力量中去。
也就是在不久前，俄羅斯被正式承認為市場經濟國家，雖說眾所周知，它是個刑事犯罪經濟的國家。這同樣是按照地緣政治學考量的。
俄羅斯的解體會發生嗎？這個問題不存在，盡管普京有“鞏固政權的垂直管理”的努力，（但解體的）“進程已經開始了”。并且絕對沒必要“按照民族駐地”（原則來分崩離析）。比如，可以把濱海邊區連同弗拉迪沃斯托克一同分離出去。解體的原因有：地緣政治的、經濟的、國內政治的。莫斯科，聚集了國家財政的百分之七十五于自身，幾乎什么都不給各地區，卻要得更多。對各地區來說，它們不再需要莫斯科了。它們不再聽命于莫斯科。他們已經試圖發行自己的貨幣。北京和東京，比莫斯科離弗拉迪沃斯托克更近。遠東人口的增長，是依賴于曾幾何時強行移民來的中國人和朝鮮人取得的。而且烏拉爾沒有莫斯科也過得非常好。就更別說已經被隔離出去的，馬上就要被歐盟國家包圍的卡列寧格勒的飛地了。
可什么樣的力量可以阻止俄羅斯的解體？
總統和他的團隊？可正是他們導致了偉大的俄羅斯帝國（蘇聯）的垮塌，為了個人的利益有意識地使國家陷于赤貧，繼而將國家引向進一步的解體。
政府？我們的政府顯然是無行為能力的。首先是數量上的。“和尚多了沒水吃”[2]。如果我們由行政管理轉向市場管理，那么，為什么需要蘇聯計劃管理下的，各個經濟部委的整個編制呢？為了擴大竊賊的數量？
議會？您在電視上看到的，還是空蕩蕩的大廳，和手持投票卡的“值班的”議員們，他們東奔西跑著替那些缺席者們按按鈕。要知道，他們可是被算做是工作著的，并且薪水可是不算少啊。這是他們的工作時間。議員馬弗洛迪（Мавроди）在杜馬只出現了一次。還有許多人根本就沒在杜馬露過臉，因為他們買下議員委任書可不是為了選民們，而是沖著議員的豁免權去的。他們像總統和政府一樣，對國家的局勢是要負責的。杜馬最新的成員完全服從于總統。
軍隊？紀律渙散且毫無戰斗力，它曾在阿富汗證明了這一點，而現在又在車臣對此予以確認。
人民？我們有作為居民的人民。我們沒有作為社會力量的人民。除了自發的集會、絕食、阻隔道路外，它沒有能力做得更多。所以，政府顯然不怕這樣的人民，這些人民中最為活躍的核心人物，按照《莫斯科共青團員》（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報的表述，是由“叫花子一樣的老人”，退休人員和生活最為艱難的殘疾人組成的。
我沒看到，那種有能力阻止俄羅斯可被操縱的解體的力量。
為什么在一本關于黑社會的書中，需要關于地緣政治學的章節？我已經說過，國家的腐敗是黑社會存在的條件。國家的腐敗，是個內部的進程，但憑借外部力量，可以將對國家瓦解的協助之力，集中在這些外部力量的利益之中，促進在地緣政治斗爭中的勝利。在俄羅斯，同貪贓枉法和犯罪做斗爭只是政客們的宣言。黑社會化的強國對真正地同貪污與犯罪做斗爭沒有興趣。這樣的國家本能地不會對抗它們（貪污與犯罪），這樣的國家是用無能來展示，如何了結針對大盜賊和犯罪幫派頭目的刑事案件。
[1]各各他，俄文“Голгофа”位于耶路撒冷城外，為耶穌被釘死之地。---譯注
[2]此處原文為“"У 70 нянек страна без глазу"（有七十個保姆，國家還是沒有照管）。俄羅斯有諺語云：У семи нянек дитя без глазу，字面意思為：七個保姆孩子還是沒有照管，作者這里對該諺語稍作修改。---譯注
第三章
刑事犯罪大革命
國家與犯罪的融合
著名電影導演斯坦尼斯拉夫∙格瓦魯欣（Станислав Говорухин）完全準確地判斷出，在俄羅斯始自九十年代初的那一過程，是一場“刑事犯罪大革命”。他拍攝了以此命名的三集影片，并出版了同名書籍（1993年），該書提供了影片拍攝期間他所做的札記。等待他的影片的是可悲的命運。整個國家實際上都沒看到過這部片子。“民主”政權沒能允許它上演。影片的內容反映在他書中的幾個章節的名稱之中：“批發兼零售俄羅斯”，“烏拉爾黑社會”，“刑事犯罪的黑社會化國家”......
格瓦魯欣在自己的書中寫道：“國家正進行著刑事犯罪的革命。準確地說，這場革命正在收尾。刑事犯罪黑社會化的國家的最終建立標示著這場革命的勝利”。
在這本書中我也恰好確認，刑事犯罪大革命業已完成。刑事犯罪黑社會化的國家已經建成。
作為法律工作者，我認為被法律法規所調整的國家與其公民間關系的秩序意義重大。因此，我認為，在轉而直接描寫現代俄羅斯黑社會體系之前，必須先說說在俄羅斯對法律制度的破壞。
在我早前提及的《荒謬的權力》（Правоабсурда）一書中，我對刑事犯罪大革命之前發揮作用的，權力來源體系（官位等級）提出過批評。我在那里寫道，蘇聯法學科學，如果總的來說，還能稱其為科學的話，它與實踐是極為割裂的。它預先讓法學大學生習慣于謊言和虛假，習慣于雙重思維，習慣于認為所學的所有學科，都不過是“理論”，而在實踐中卻一切相反，而且本就應該是這個樣子。我們通常想的是一樣兒，說的是另一樣兒，而做的又是一樣兒。
但在這個關系中，“民主”的現代時期與前時期沒有一點差別。我不打算就此詳述，因為本書的題目與法學只有間接的關聯。事情是這樣的，資本主義，市場關系是法律上平等的各方之間的關系。在存在著對法律最基本尊重的社會，黑社會結構是不可思議的且恰恰相反。當然，在任何一個社會，總是存在著應該與現存之間在某種程度上的矛盾。但公開所宣稱的與在實踐中實際存在的（主旨）之間不可能有直接的對立。在此關系當中，現如今的法學理論和法律現實，原則上與斯大林暴政時期沒有任何區別。民法學教授M.M.阿尕爾科夫(М.М.Агарков)當時非常機智地說道：“西方法學家絞盡腦汁幾百年也沒解決的問題：習慣（習俗）與法律間的關系問題，在我們國家很簡單地就解決了：我們有不遵守法律的習慣”。
依照鮑里斯·葉利欽專權的標準搞出來的憲法，是個公開宣告的謊言。在1990年6月12日頒布的俄羅斯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國家主權宣言中，曾表達了作為復興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成員，建立一個民主的法制國家的決心，在1992年4月21日的俄羅斯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中又重申了這一決心。可僅僅過了一年零八個月，即在新憲法中確認，俄羅斯即是一個法制國家！這可是個應該進入吉尼斯大全的建立法制國家的記錄！
當時，所寫的一切都令人信服地顯示，在被稱為“民主”時代的那個時期，發生著迅速遠離法制國家的進程。但C.C.阿列克謝耶夫（С.С.Алексеев）之流的走狗學者卻欣喜若狂地匆忙寫道：“接過蘇共中央的方針，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法制國家 ---- 迎來了法制的輝煌時刻（C.C.阿列克謝耶夫《法制國家 – 社會主義的命運》АлексеевС.С. Правов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 судьба социализма。莫斯科，第七十二頁）。
在我們國家，列寧說的“違法之海”，已經變成了法制上的無法無天的大洋。“上層”的電話鈴聲，早就成了主要的法律來源。“電話法制”早就在我們權力來源的官位等級中，占據著高于憲法的地位。它曾存在于蘇聯時期，但沒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被提及過。現在我就能用高級別的證據來引證這一點。在國家杜馬，有人企圖將司法部部長B.高瓦列夫（В.Ковалев）塞進人權委員會主席當中，該部長在黑社會的洗浴場所被當場捉到接受了輕浮女郎服務的，當提出他被解職的原因這個問題時，他宣稱，這是“電話法制”的結果。
前俄羅斯總檢察長卡扎尼克（Казанник）在一次訪談當中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在最初的日子里，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以最為丑陋的形式出現的電話法制。甚至于總統班底的工作人員，都認為干預檢察院辦案是必需的。有一次有過一個電話：請放了某某人......我解釋了一下，這個人組織了搶劫集團，搶了銀行，殺了人。可我聽到對方的回答很平淡：‘那又怎么樣？’。讓我最驚愕的，正是這個很平淡問題”（《真理報》Правда，1997.2.11）
需要就權力機構對法律的特殊關系說幾句。從一方面講，對這些機構來說，存在著固有的不可解的信仰，認為任何問題都可以通過頒布法律來解決，或者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應當絕對遵守。國家生活中任何的不足都可以解釋成是立法（法律）的問題。硬生生地出現這么一句話：“我們的法律還不完善”，這句話必然出現在每一篇畢業論文中，每一篇答辯中，和許多的文章以及談話中，就好像，在哪里有那么一個法律完善的國家似的。
別看有法律的禁止和刑事處罰的威懾，如果不說上千，至少也有成百的妓院順風順水地發揮著職能。單在莫斯科，在“休閑娛樂”、“桑拿”、“按摩室”等等招牌之下，活動著幾百家妓院，它們使黑社會組織富裕起來。在低俗小報上，有上千條的廣告“招女孩”，有時是招“少年”，對此不僅沒有法律的調控，甚至與法律相違背。在《莫斯科共青團員》（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報上，我統計有近三百條這樣的廣告。嚴厲的法律禁令沒妨礙任何人。
依照法律，拉皮條屬刑事犯罪。但每天所有的頻道都從事著掮客的活動......是電視（！！！），向公民們提供找尋“親人般的愛人”的幫助，對男人，這類電話每分鐘值15盧布（目前約合約50美分---譯注），對女士，不知道為什么，是免費的。
政權機構熱情高漲地從事這制定法律規范的活動，尤其是總統，給自己狂攬頒布法規法令的權力，另外還有對法律的極端蔑視，這些活動與現象之間存在著虛幻的矛盾。
他們認為，頒布的政令（命令，決議，決定，法律）針對所有人都是嚴格而必須的，但這不適用于自己！他們尤其認為，給予需要的申請者（當然，不是免費給予），“依例外程序”免除遵行法律（的權利）是可行的。眾所周知，這個現象已經在各個層面普及，并且早已成了規矩。由此催生出絕不是毫無根據的看法：官員可以辦任何事，就像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戲劇中那樣，“不是依法律，而是按良心”。因此，在社會上形成了認為法律并非必要的看法。
司法及仲裁系統的瓦解也助長了目無法紀的違法行為。法院能拿到手的法定財政預算不超過三分之二，法院缺少裝備、紙張、信封、郵票。他們無力支付證人的傳喚和保護的費用。法庭無法組織起陪審團，因為沒人為陪審團的工作支付薪酬。本應由這些陪審團成員的企業和機關來支付薪酬，可這些單位不愿意為他們缺席工作的這段時間支付薪金。黑社會案件的證人，因被劫匪們恐嚇而拒絕出證。法庭判決的執行實際上在過程之中就被擱置一邊。
通過合法途徑討得欠款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這就要求助于那些盜匪，他們為此要拿走支付數額的百分之五十作為“服務費”。金額很大，但與繳納國稅、行賄、用在辦理各種文件、證明等等，既沒有任何保障能拿回欠債，又要支付的花費相比，又顯得不多。這些匪徒是要把欠債人“放到計時器上”的，就是說，一邊講著法律語言，一邊報出為每超出約定一天而收取的大額違約金（罰金，罰款）。因此債務人只關心怎么在最快的時間內償還債務。如果他拒絕償債或者過分拖延支付，那么他將面臨用刑和死亡的威脅。
沒有一個黨派，沒有一個運動，不把同犯罪與貪腐做“毫不留情”（正是這樣！）的斗爭寫入自己的綱領的。政府也沒有落在他們后面。于是在1995年8月，考慮到犯罪局勢，要求采取“斷然措施”，總理切爾諾梅爾金給強力機構下令......在兩周的期限內提交采取措施的報告。當然，報告在規定的期限內未能提交，但總的來說，這個題目的報告、計劃、命令和法律頒布了多了去了。但自然是，毫無結果。
我不會引用數量眾多的法令決議，因為它們沒有任何意義。作為例子，我只引用1994年5月24日的總統令《關于實施1994-1995年度聯邦計劃加強同犯罪做斗爭的緊急措施》（到底是實施還是加強呢？---作者）。這個冗長的命令，還有更加冗長的計劃，夾雜著諸如“加強”、“賦予”、“鞏固”、“保障”以及諸如此類的花哨詞匯，一整套的官僚八股用語。需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此類文件當中，都有一些措施，指向的不是與犯罪斗爭，而是怎么鎮壓對執政者政策不滿的民眾。正是如此，比方說，在上面命令之中，就預先規定擴大內務部的兵力部署，數量是5萬2千人。（第三章待續）
第三章
刑事犯罪大革命
國家與犯罪的融合
（接第三章 上）
內務部領導A.古里科夫宣稱：“據俄羅斯科學院分析中心計算，在國企私有化進程中，有55%的資本和80%的有投票權的股份被轉移到了國內和國外的刑事犯罪資本當中”。報告和外匯向國外的流出提到了這一點，估算其金額達到3000億美元，雖然該數額遠多于這些（達到一萬億美元）。這如何能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10-20億美金相比呢？
對待法律的態度，對待法制的態度，無意尊重法制是犯罪與貪腐發展的背景。
在所有官方文件中都強調，我們的法律一視同仁，法律的適用是不講情面的。但法律不但對克里姆林宮的黑社會不起作用，而且經常是完全不起作用。在強力機構中，對那些不起作用的法律甚至有專門的術語“行不通的法律”（"непроходные законы"）。在我們的刑法以及其他法典當中有許多法律，已經有意設定為永遠都不會適用它們，也就是說，它們是用來裝飾我們的法典的法律，換句話說，是用來宣傳的。
比方說，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136條：侵犯公民平等權利罪。這條法律從來沒被適用過，也不會被適用。您有權問我，那為什么要通過它？那是為了證明，法律在我們這里是一視同仁的。一個工人從工廠里帶出某個價值500盧布的零件，或者“公民”黎索夫斯基（Лисовский）從政府大樓里帶出50萬美金，會不論他們的社會地位，而被一視同仁地審判嗎？工人會從民主法庭那里得到幾年的勞改營，而黎索夫斯基完全不會被審判，因為“不清楚，這錢是誰的”。亦或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139條：違反住所不受侵犯罪。如果您的住宅被特警隊員破門而入，沒有（搜查）令，但手持沖鋒槍（這情形，不光在車臣是家常便飯），如果您引用憲法的規定要求其出示（搜查）令，那您可著實逗得他們開懷大笑了。我警告過我的孫子，如果他偶然出現在警察局，無論如何也不要指出自己有何權利，尤其是千萬別引述憲法，在警察局非常不喜歡有人開始 “搬弄法律”。有一次，他們甚至把一名克格勃的工作人員打死了，尸體扔到遠離警察分局的地方。這起事件甚至成了一部故事片中的情節。
在新刑法典中加入了第210條 組織犯罪集團（犯罪組織）罪。喏，您會想，現在可就不是那個曲兒了，黑社會嚇哆嗦了。沒這回事！刑法的這一條原來也是“行不通的”。黑社會的數量瘋狂增長，就像發酵了一樣。似乎，用需要遵守很多條件，可以來解釋這條法律的“行不通”。不能毆打強盜，黑社會成員，這為的是，讓他出于對刑偵人員的感激之情而給出“感恩的（用俄語講，是感激的）口供”（這是警方的行話，現在甚至連廣播電視都使用起來）。不然，因為這個，可能會受到報復。要知道這可不是個普通的蘇維埃人！不過，“小廝們”有時是可以毆打的，但不能是小頭目中的某一個。
合法性遭到破壞，法制上無法無天。遭到破壞的不只是國家的合法性，遭到破壞的甚至還有臭名昭著的“盜賊的規矩”。那么，盜賊的規矩禁止“合法盜賊”(вор в законе)[1]擁有家庭、財產，以及與政權機關的合作，有義務將搶劫來的“收入”的一部分充公，劃歸入“大鍋”(общак)，即盜賊們總的“互助金”。現在“合法盜賊”已經不再對此予以遵守了。
要說到國家機構與犯罪組織的融合，A.康斯坦丁諾夫（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在偵探小說中非常清晰而規范地表述了這一狀況。他寫道：“......通過國家職業官員和專業的刑事犯的聯絡，正是這樣產生真正的黑社會家族......在這種家族中，最可怕的是，它游離于國家法律和盜賊規矩之外，依照盜賊規矩б禁止在份額的水平上與政權的代表接觸......家族制定了自己的規則，自己的狗雜種（盜賊的黑話“母狗”、“狗雜種”是指同權力機關合作的賊。---作者）的概念，同時運用了國家的法律和盜賊的規矩......以巴隆（小說中的人物，是名“合法盜賊”。---作者）的觀點，這很恐怖，因為這導致無法無天：以狗雜種，不講道義和為權力與金錢的背叛為思想基礎的組織無法擺脫它......“。
國家的犯罪率和貪腐在以空前的速度增長。在2002年2月，普京總統自己在總檢察院列舉了這樣的數字：去年，有三百萬起犯罪（我要提醒，很大的一部分犯罪，警方并未予以登記）。重大犯罪和特別重大犯罪的份額升高，但其破案率在下降。7000其命案（僅僅在去年）隨意遍布全國。檢察院終止了40000起未偵破案件。有超過30000名失蹤者未能找到。我要強調的是，這些數字，是由俄羅斯總統說出來的。
普京的故鄉 ---- 彼得堡，被認為是俄羅斯刑事犯罪的首都，但按照犯罪率來算，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未必能讓出頭把交椅。以下是莫斯科2002年上半年與2001年同期相比的犯罪率的數字：
半年之內登記的犯罪總數是89040起，比去年高出72%
2001年
2002年
殺 人
576
940
搶 劫
2357
6267
強 搶
1031
1730
2002年7月，內務部的特委會調查了彼得堡警察部門的工作，并在200頁的報告中，得出工作不合要求的結論。特委會尤其關注到，在登記案件上的令人無法容忍的態度。當公民來到警察分局報案時，工作人員會對其施加各種壓力，以使案件不被登記。
最近這一年半到三年間，征兆性的現象初具輪廓：雇兇殺害國家官員及議員，包括相當高級別（的官員）。曾有彼得堡副州長馬涅維奇（Маневич），議員斯塔洛沃伊托夫（Старовойтов）被害，而國家杜馬一共有8人被害，針對莫斯科副市長奧爾榮尼基澤（Орджоникидзе）有過兩次蓄謀謀殺。在黑社會持續的交戰中，殺人，在早些時候，只在罪犯人群中間發生。依照國家與犯罪的融合程度，在這種爭斗中開始有官員死亡了，這與犯罪環境密切相關。如果知道了，莫斯科的賭博生意在奧爾榮尼基澤的管轄范圍內的話，針對他的謀害就變得明了了。
2002年10月18日，在新阿爾巴特，也就是說，在莫斯科最中心地帶，距離克里姆林宮500米，上午九點，外號“推土機“的殺手開槍射殺了馬加丹州州長B.茨維特闊夫（В.Цветков）。在該州，開采黃金的數量占俄羅斯黃金的四分之三，還有銀及有色金屬，魚、蝦類的捕撈。需要向外國讀者補充說明，這是政府路線，普京及其他克里姆林宮的官員們正是在此時沿著這條路線上班。所以這里警察和便衣密集。這就好比是在華盛頓的白宮前，殺手射殺了阿拉斯加的州長一樣。黑社會的肆無忌憚已經沒了界限！另一天，在莫斯科一名從事非法黃金交易的“合法盜賊”被殺。也是在這一天“麥當勞”餐廳旁，一輛機械部件當中塞入了炸彈的汽車爆炸。一個少年被炸死，還有幾名顧客被炸傷。莫斯科警察宣稱，這并非恐怖行動，而是黑社會之間的清理門戶。這時很明顯的（對事態的）不了解。警方認為，當恐怖活動的原因是政治性的時候，它是針對具體位置的。而如果行動目的是驚嚇顧客，且其中大部分是孩子，那么，這不過是起刑事案件。
在弗拉迪沃斯托克還發生過一起有意思的事件：一名教授、教研室主任，白天在醫學院自己的辦公室里，遭三次射擊被射殺。很快就找到殺人兇犯并通告，稱其為一名停尸間的雇工，該人因醉酒而被教授清退。但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殺人被稱作日常兇殺，一般實施是用鐵管子打擊或用刀。在這起事件中，教授是被用加裝了消音器的手槍射殺的，且在隔壁房間沒有聽到射擊聲。這不合看停尸間的酒鬼的特點。當宣布說，教授從事著盈利水平不比石油生意低的禮儀服務時，案件就變得明朗起來。所以說，不僅國家機構，而且科學也與犯罪同流了。
這便是“民主”與“毫不留情地同犯罪做斗爭”十年的第一個總結。在俄羅斯完成的刑事犯罪大革命的如此總結。
[1] 合法盜賊（Воры в законе），是俄羅斯及獨聯體國家特有的一種犯罪聯合組織形式，在世界刑事犯罪實踐中沒有類似的組織。該聯合源于當時對犯罪的嚴厲打擊及社會上的饑饉，出現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種犯罪組織形式具備極端的封閉性和隱蔽性。這種組織內部有嚴格的規矩，比如，其成員不能與固定的女人穩定地交往，即不能有家庭；不能與任何政府權力機關合作或者配合；不能參與任何社會活動；不能介入任何形式的司法程序等等。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這種犯罪組織形式的成員幾乎被消滅殆盡：在偉大的為國戰爭期間，“合法盜賊”中有許多人同意被編入紅軍，參加反對法西斯德國侵略的戰爭。戰勝了法西斯德國后，這部分人又回到勞改營，并在那里同沒有向傳統犯罪環境退讓的罪犯們發生激烈沖突，導致雙方損失慘重。據統計，截至2010年，“合法盜賊”的數量仍有149人。---譯注
第四章
俄羅斯黑社會的誕生
在俄國，黑社會最初以普通的訛詐手段開始成型。兩個喝得爛醉的小子來到商店業主、商人跟前建議提供“保護”。如果店主拒絕，那他就開始出現麻煩：遭到“陌生人”的毆打；開始在商店周圍，后來在店里發生爆炸或者著火等等。這種情況曾經在美國也很普及。起初，這些只涉及到那些“個體”，再后來，輪到國營企業，甚至外國人也沒能躲過這項起初價值為收入的10%的強制性“服務”。
為了讓公司不隱藏自己的收入，黑社會會在“受輔助”的企業的編制中安插自己人。按照內務部的上述情報， 黑社會監控著大部分企業和銀行。實際上，目前所有企業，不論其歸屬于經濟的哪個部門，都有黑社會的“保護傘”。能逃脫的只有類似“Most-bank”這樣有強大安保力量的企業。此外，像下面將要顯露出來的那樣，這些企業自身就有著黑社會的出身。
俄羅斯黑社會迅速走過了美國黑社會耗時幾十年所走過的道路，他們進入合法生意，且活動不局限在俄羅斯。在許多國家都有銀行完全合法地屬于那個“米哈希”（米哈伊洛夫Михайлов）。
黑社會所的形成是個雙向的過程。在俄國，在帶有刑事犯罪性質的，大規模的所有權重新分配時期，當時組建的公司確實需要地下性質的保護，需要免受來自劫匪、競爭對手(的侵犯)，同時逃脫來自國家的訛詐。大型公司擁有自己的安保部門[Most-bank的安保人員，依據各種情報統計，在1000-1500人，并由克格勃前主席Ф.鮑布科夫（Ф.Бобков）管理]。需要順便指出，安保人員的總數大概有400 000人（伏爾加斯克汽車制造廠的高級管理人員甚至有自己的個人保鏢），這比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軍隊的人數都多，但保安人員準確的數量誰都無法確定。內務部和聯邦安全委員會（ФСБ，即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就是克格勃。---譯注）的工作人員在“非工作時間”都肩負著甚至那些非法企業（比如說妓院）安保工作。
需要指出，這股力量站在俄羅斯制度一邊。其利益在于保存現有的刑事犯罪格局。根據一些情報分析，這些安保人員積極地參與到了1993年10月的流血事件當中。自然，是站在葉利欽“家族”一邊。
官級低的國家官員、一些“普通”議員、小企業主和其他類似的公眾人物無法擁有官方的保衛，而他們同樣需要保護，需要消除競爭對手，尤其是在選舉期間，于是他們就需要尋找與地方黑社會的聯系。
黑社會系統的根基還是在被稱作“社會主義”體制時期奠定的。尤其是在勃烈日涅夫“停滯”時期突顯出來。但并沒在所有的領域顯露。總之，開始于貿易中（不用說，是國家貿易，那時候也沒別的形式的貿易）。售貨員把缺斤短兩、賣“私”貨、克扣，和玩兒其他把戲剩下來的“油水兒”上交給隊長，而隊長上交給部門主任，主任給商店經理，經理給公司等等，直至貿易部。此外商店埋單供養著警察、區領導以及其他有頭有臉兒的人物。隨著時間的推移，就像現在，開始同這些惡勢力做“斗爭”，甚至安排了示范性的訴訟案件，就像在阿什哈巴德控告小售貨員瑪敏德拉佐娃案，這位售貨員在柜臺下面為“自己的”顧客藏了兒童連褲襪。而這是在那樣一個“官級表上的人物們”，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以及他們的附庸者們不受處罰地成百萬地偷盜的時期。
獲得了較高的知名度的，有莫斯科葉里謝耶夫斯克商店經理索闊洛夫案，索闊洛夫被匆忙處決，因為他開始“咬”別人了，軌跡不僅指向了貿易部，而且還指向政治局成員，指向蘇共莫斯科市委書記。根據我的觀察以及報紙上公布的消息，每一個層級都“往上”繳納了三分之二的“油水兒”。
“車間工人”曾是另一個著名的網絡，他們是指往銷售網點送“私”貨的輕工企業的工作人員。比如，制鞋工人把領到的皮子抻開，結果是鞋的質量提高了而且也提高了沒計入（成品）的鞋的數量。有的時候，這類公司被逮到，并遭到了包括處決在內的嚴厲的懲處，但那個時候，在他們內部環境中已經按照合法盜賊的模式組織起了“大鍋”、“小金庫”，用這里面的錢保障了被審判人員的家庭，也“改善”了蹲在勞改營的人的狀況（收到了包裹和其他幫助）。為了減輕刑罰和提前釋放，從“大鍋”中拿出錢來行賄。
經濟和政治危機形成于勃烈日涅夫時期并開始威脅到統治階級的地位。克格勃中對此看得最清楚，這個部門的領導對于蘇共中央總書記來說是最大的威脅，這就是為什么斯大林經常調換自己的憲兵隊長。報章上不止一次偶爾出現消息或者暗示：“改革”計劃正是在克格勃且還在七十年代就制定了。
對“勃烈日涅夫的人”的打擊開始時，正是來自于克格勃方面。逮捕了嘎琳娜·勃烈日涅娃（Галина Брежнева）的朋友們：國際馬戲聯盟經理高列瓦托夫（Колеватов）和外號叫“吉普賽人”的馬戲團的演員（我不記得他姓什么了，他后來“自己死”在獄中）。這樣的緝捕不可能不經克格勃頭子安德羅波夫的批準，或者沒有他的知曉。很難理解，他是怎么得以置身事外的，但他的副手茨維貢（Цвигун）不得不“自殺”。不過，不排除他殺。
A.古洛夫寫道，著名偵查員戈德梁沒和刑事罪犯和有組織犯罪打過交道，并且與“真正的黑社會擦身而過”。這是自然了，因為他另有任務。古洛夫把戈德梁宣稱的指向克林姆林宮的線索稱作是“空口無憑的”。這也是自然的了，因為任何偵查，其線索如果通往最高層，它們都會被砍斷，證據也會被銷毀。古洛夫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
照古洛夫所說，比如，塔什干曾分成四個地盤，每個都由當地的權威控制，我下面引用的他的話尤其有意思：“在警察機關起作用的是黑社會的代表，他們在那里工作，甚至連個人檔案都沒辦。是他們把開始作證的證人從監獄的窗戶扔出去的。犯罪分子綁架了孩子，借助雇來的爪牙除掉競爭對手，組織殺人案”。
在“改革”前很久就開始的，對“烏茲別克的”（戈德梁要求將其稱為克里姆林宮的，這不是沒有根據的）大規模貪腐案的調查，就像是對最忠誠于“勃烈日涅夫的人”之一的拉什多夫（Рашидов）的打擊。那時已經緝捕了“拉什多夫的人”----社會主義勞動模范、蘇共第二十六屆代表、農業聯合體的頭頭兒阿德洛夫（奧德洛夫）（Адылов 或Одылов)，該人有自己的安保部和關押不聽話的人的“禁憚”（地牢）。當地警方嚴密看護著屬于他的幾個樓道大門。那些企圖控告奴隸制秩序的人，是在以自由和生命冒險：人會毫無蹤跡地消失。恐怖行為是“合法”地實現的。借助“護法”機構：偽造出一件有假證人的刑事案件不費吹灰之力。
他還有些快活的地方，為他自己也為高貴的客人：洗浴和后宮。關于所有這一切報紙和廣播都大聲呼吁過。在“改革”和“恢復法制”的時代他未經審判坐了幾年牢，而后這件事就了無聲息了。這人怎么樣了，我不知道。
對領主的物質援助是附庸者們最為重要的義務，這也就是那，到處都叫做受賄的行為。“貪腐的分布網絡，以及監督機關自下至上都可以被賄買（的現實），導致產生了這樣一種情況，即區一級的、州一級的、乃至加盟共和國的經濟甚至是政治力量都勤勉地為犯罪辛迪加效力。上流社會的掌權者一天天地發起財來。被這些人劫掠的人民過著可憐的日子，緘默著，忍受著。抱怨是沒有意義的”（《星火》Огонек，1989年第二期）
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七屆代表大會上說：“不止一次有聯盟機關的，包括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到烏茲別克斯坦，這些人不可能不發現那里所發生的事情（正是這樣！---作者）。加盟共和國的勞動者們憤憤不平地寫信給中央機關反應毫不中用的制度。但這些警告沒得到應有的核查”。為什么？戈爾巴喬夫沒有提出這個問題，進而也就沒有試圖回答它。
他也沒講到，告狀的人遭到了怎樣的命運。也沒講，中央密使是如何到訪的，包括在斯塔夫羅波爾，那里他是第一個去的。到處都建成了帶宴會大廳和鉆石禮堂、帶桑拿和游泳池的宮殿，那里由國家付賬，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條件來博得“欽差大臣們”的歡心。“在寬敞而昏暗的臥室那密實地被布幔遮掩的窗后，邊區負責人醉心于丑陋的醉酒的歡娛，那里遭受屈辱的年輕女人自焚殉身的事件成了尋常事（僅在1988年上半年，在一個蘇爾漢河州就有16個姑娘自焚”（《勞動報》Труд，1989.1.12）請注意：這可是在被稱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公開性”的第三年！ （第四章待續）
第四章
俄羅斯黑社會的誕生
（續第四章 上）
伴隨著貪腐的暴露,出現了大量的自殺行為。這些確實是自殺嗎？安德羅波夫的副手茨維貢，施拉闊夫（Щелоков）夫婦（施拉闊夫是內務部部長）以及其他一些人，即使是以我們的“公開-非公開”法庭來審判他們，這些人也都知道得實在是太多了。舉一個典型的“自殺”的例子。烏茲別克斯坦內務部副部長被在軍醫院的病房中發現頭部有三處槍擊傷！第一顆子彈打碎了頜骨，第二顆卡在后腦，此后，他“自身獲得了力量”又朝太陽穴開了一槍！吉尼斯世界紀錄！
還是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發生了件神不知鬼不覺的神秘事件。蘇共中央書記處批準官級部門換購沒有解釋外匯來源的10000美元（！）！這看上去，像一樁瑣事，但這就是對貪腐的直接邀請，因為當時他們工資拿的是盧布。
以這樣方式，在蘇聯和蘇共倒臺前，國家政權的黑社會化--刑事犯罪貪腐體系就已經奠定好了基礎，但還不能說在“民主”（準確地說是“民掠”）時期延續了前朝的體制。變化是本質性的。確實是發生了刑事犯罪的大革命。
現在我們要來關注純粹的犯罪環境，以確定在新的“民主”條件下，國家以及商業活動同刑事犯罪世界的融合的路徑。為此需要回到古洛夫的“紅色黑社會”一書。
他將“合法竊賊”氏族出現的歷史，推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并作為世界犯罪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來研究。與大眾觀點相反，刑事犯罪環境內部，在慣偷中享有較高威信的并非是盜匪和殺人犯（他們恰恰是最底層的幫派），而是掏兜兒的小偷。
工齡從革命前延續過來的小偷叫“鐮刀”、“鐮子”，來自無業游民的新一代小偷叫“騙子”。他們所有的人，都不成其為一個組織，也就是說沒形成有組織結構的群體。“合法竊賊”也不構成組織。他們只會出現在斯大林勞改營那殘酷的條件下。在自由世界他們并未扮演特別的角色，因為掏兜兒的并未組建什么協會，只是個人或者2—4個一小伙兒人在起作用。關系和“大鍋”是有意義的。雖然如此，“合法盜賊”仍然在獲得自由之后享有威望，現今，黑社會在解決爭端的時候也要求助于他們。他們的決定不容申辯。
賊們的“規矩”不是成文法，是口耳相傳的。它沒有準確的表述方式，在解釋時是允許有差異的。然而，總的來說是一致的。
一個竊賊只有在具備諸多品質后，才能獲得合法竊賊的名號，“加冕禮”在竊賊們召集的集會上進行。在獄中，依靠蹲在不同牢房的竊賊們之間傳遞的紙條來知會“加冕”的情況。對于合法盜賊來說一定要有幾次“進出”（蹲勞改營的經歷）。“名號之冠”不是終身的，可以因違反竊賊的規矩而被撤銷“桂冠”，剝奪合法竊賊稱號，且甚至被殺掉。違反了竊賊榮譽這個“法典”所導致的懲處，一共有三種形式：較輕的 ---- 當眾扇耳光。第二種是“如雷貫耳”（擂耳朵）；“放”，就是剝奪稱號，從竊賊群體中開除，轉到“爺們兒”（普通刑事犯---譯注）中。第三種，是較為普遍的 ---- 死亡。
刑事犯罪大革命之后，狀況有了根本性質的改變。最主要的，是開始了國家機器與刑事犯的融合，也就是說，竊賊“法律”的最高“法規”：禁止與政權合作----崩潰了。合法竊賊從本質上有了變化。“合法竊賊”稱號可以在缺少必需的品質（有前科、坐牢的次數、紋身）時用錢買到。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竊賊有了自己的財產和家庭。A.涅夫左洛夫（А.Невзоров）在一部電視報導中展示了合法竊賊“磚頭”（基爾比切夫Кирпичев。基爾比切夫這一姓氏在俄語中是磚頭的意思---譯注）在列寧格勒郊外的別墅。木制大別墅是按照俄羅斯風格建成的。圍著高高的木柵欄。這塊地本身就是個大花圃。涅夫左洛夫在展示這些的時候，暗示了相鄰的一座類似的，一個不知姓名的檢察官的別墅，一座用工資，即使是檢察官的工資都不可能建得起來的別墅。片子播放不久，“磚頭”就被殺了。據說，“磚頭”向他管理的 “大鍋”伸了手。黑社會不會原諒這類違“法”行為，雖然在此之前，“磚頭”已經金盆洗手“退休”了。
俄羅斯黑社會很快就與銀行資本接合了。最初獨立存在的別洛沃羅特尼奇柯瓦婭（小白領）黑社會，開始需要刑事匪幫的協助了，這些匪幫在官場中尋求合作。這樣，盜匪和銀行家互相尋找。哪里是合法機關的尾和刑事犯罪世界的頭兒，變得根本無法確定。可以說，國家方面的保護傘罩著犯罪的保護傘，而犯罪的保護傘也罩著官員的保護傘。
難以置信的殘酷性和缺乏任何道德限制催生了俄羅斯黑社會的快速滋長。比方說，如果說西西里黑手黨有不允許動婦女和孩子的規矩，則對于俄羅斯黑社會來說就沒有、也不會有任何限制。正因如此，俄羅斯黑社會在國外經常能攫取到當地黑社會的地位。
在官方的機關報《俄羅斯消息》（1998.1.13）上，內務部部長A.古里科夫在《刑事犯罪的革命還是刑事犯罪的進化》（Кримин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ли эволюция криминала）一文中說，在內務部登記的行動統計上有12500個“有組織的犯罪團伙和建制形式”，計有60000“行動積極的成員”。像往常一樣，在內務部的資料中，數字總是縮小的，但即使這樣，這個數字也是相當可觀的了，況且，別看在與犯罪團伙作著“斗爭”，數字還在增長，按照古里科夫的話說，正進行著“有組織的，尤其是經濟的犯罪升級”。而且，搞不懂的是，內務部的角色到底是消滅犯罪團伙，還是登記犯罪團伙。
此外，古里科夫沒統計在國家機關的犯罪團伙，而組織侵吞、沒收金錢并將其轉移到國外也需要有現成的有組織的幫派。其次，大的團伙有自己的下屬部門，這些部門也可以被認為是獨立的。最后，內務部的興趣（利益）不在提升的（有組織犯罪群體數量的）數字之中。
還有那種“野”匪，他們不能被算作黑社會，因為他們與國家機器沒有聯系。在黑社會中，他們被叫做“哥薩克（偵查）小分隊”。黑社會和警察都在同他們進行著殊死的搏斗（直到肉體上的消滅）。然而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歸于有組織犯罪。
然后，當黑社會滲透入合法的生意后，被黑社會所需要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人：經濟學家、金融學家、計算機專業人員、財務人員。黑社會黨徒的外貌也發生了變化：一成不變的皮夾克和粗大的金鏈子，運動褲和運動鞋換成了昂貴的西裝和襯衫與領帶，薄皮皮鞋。甚至靠體力吃飯的警衛看上去都開始像個銀行職員。
1998年8月，莫斯科市長Ю.盧日科夫（Ю.Лужков）憤怒了，您想象得到嗎？原來，在屬他所管轄的俄羅斯首都，犯罪率在升高！而且犯罪團伙的數量上升了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0.3%，而是一倍！這是什么地方？這里有總統所駐扎的克里姆林宮、聯邦安全委員會、內務部、聯邦政府通信與信息局、特種民警隊、快速反應綜合隊、特種部隊等形形色色的機構，還有自治市政府的，即市長警衛隊。黑社會團伙借助于莫斯科的官員，在這里開設銀行、賭場、飯店，還有，請原諒，妓院。大家（當然了，市長除外）都知道，在莫斯科的市場里，犯罪團伙與警方和睦地合作，且兩者均勤勉地從貨商那里收斂貢品。
前（且不僅是前）克格勃的人、特種部隊的人，警察機關的偵查員，以及其他被“機關”解職的或者被更肥的肉所誘惑的專家們，都進入了黑社會。所以，對抗黑社會更加艱難了。經常是黑社會裝備得比被召來對抗他們組織更好。
許多“阿富汗人”，即在阿富汗參加過作戰的官兵，或被逐出了生活的正常軌道，或被國家拋棄聽天由命，他們只會打仗和廝殺，這些人也找到了通往黑社會的道路。前運動員，尤其是“力量型的”（拳擊手、摔跤運動員、射擊選手），都能被利用在敲詐勒索和安全保衛上。“合法盜賊”這個角色的作用減弱了。黑社會更看中沒被判過刑和“進去”過的人。然而這不能理解成，“合法盜賊”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和威信。在俄羅斯，黑社會就是這么出現并強壯起來的。
第五章
地域性黑社會
“合法盜賊”這個階層，從該詞的嚴格意義上講，從來就不是個組織。他們互相認識，保持了聯絡，甚至在獄中也是一樣，大約每年有一次全聯盟范圍的聚會，但沒有組織結構、領導機構，也沒有下屬。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做自己的事。他們就像前蘇聯新的“獨立的”共和國之間沒有邊界似的，發揮著作用。最近的一次聚會是在敖德薩召集的，共有130人到會。警方得知了這次集會的情況，但很明顯，盜賊們也了解到警方知悉了這次集會的情況，所以只有40個大概沒來得及得到預警的人出現。他們被拘押，但，像通常那樣，除了一名被通緝的小偷，其他人很快就被放了。而這人后來怎么樣了，我不清楚，但1999年2月，這次集會的組織者“魯吉克”（魯道夫∙阿甘諾夫Рудольф Аганов）被殺死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家餐廳里。謀殺和這次集會無關。
照例，所有的集會對盜賊們都會無果而終。在世界實踐中破天荒的著名事件，是1994年5月，集會在......莫斯科布特爾斯基監獄中召集！雖說集會最終被阻止，但這類“民主的”事實本身完全勝于雄辯。恰巧，當時大家都清楚，布特爾斯基監獄當時正急需解決犯人們的飲食供應。那時，國家監獄的食物供應都是由合法盜賊來組織的。國家和盜賊們之間，在合法的前提下有著如此感人的合作。用金錢、食品，個別地或者對羈押地整體提供幫助，對同道提供任何形式的物質幫助，在賊的黑話中被叫做“加加溫”。
目前，整個俄羅斯和獨聯體的領土在黑社會之間都已被劃分。大型城市也被分割成幾個部分，每一伙的黑社會都嚴格護衛著“自己的”領地。自然，在市長Ю.盧日科夫領導下的莫斯科黑社會最多。這里，黑社會都以莫斯科的區的名稱命名：宋采夫斯卡婭（Солнцевская）,留別列茨卡婭（Люберецкая）, 高布杰夫斯卡婭（Коптевская）, 馬林斯卡婭（Марьинская）等等。
《共青團真理報》（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2001.6.11）刊載了一份自己調查的非常有意思的材料。一份標注了屬于有組織犯罪團伙（縮寫ОПГ ----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аяпреступная группировка）， 這里報紙使用了官方術語，領地和目標邊界的莫斯科地圖。我覺得，任何一個所謂團伙都是有組織的，所以，第一個詞兒是多余的，對此只是暫標記一下，我們還是回到確切的表述。經作者清點，在莫斯科有100個有組織犯罪團伙（ОПГ），其中活躍分子不少于20000人。有一點很重要，需要指出來：在一些ОПГ的特征中，尤其要強調與國家的勾結。比如，宋采夫斯卡婭ОПГ的特點是“最具影響力的，所謂‘國家團伙’之一”。這種勾結可沒有標注在所有的團伙中。但如果波多爾斯卡婭（Подольская）ОПГ（波多爾斯克：莫斯科州的城市名）控制著“組織首都大眾消費品的進出口業務”，也就是說，這不可能沒有市政機關的參與。有時，地域性黑社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相互跨地域控制。在彼得堡最有影響力的坦波夫斯卡婭（Тамбовская）ОПГ就是這樣。
該文章作者所確認的另一個重要的結論是：“區域原則早就成為歷史了”。我對此無法茍同。按照慣例，誰掌握這片區域，同時也就掌握了區域之上的東西。這個原則還在封建時期就人所共知了。
俄羅斯的絕大部分資本（大約80%）是在莫斯科周轉的。由此牽制著所有大型俄羅斯團伙都在莫斯科有（自己的）根基。但僅為較強大的團伙能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不是以力量來奪取自己在首都開展業務的權利，而是與相應的區域團伙頭目達成個人間的協議。當然，像擾亂了界規的當地團伙一樣，他們也躲不過過沖突。因此，舉例來說，在俄羅斯，最主要的體育運動綜合體是（莫斯科的）盧日尼基運動場（黑話稱“盧熱”Лужники，"Лужа"），以此為基地的盧日涅茨基物品市場隸屬于里別茨卡婭（Липецкая）團伙(在共青團真理報的地圖上沒有該團伙)。1998年7月，在該市場發生了市場業主與阿塞拜疆貨販子之間的沖突，沖突的結果是一名阿塞拜疆人被刀刺死。阿塞拜疆人用手舉著死者，列隊沿共青團大街向首都的中心挺進，但他們被坦然地使用警棍的“阿蒙”（ОМОН，即特種民警隊---譯注）阻斷了去路。結局是示威者們把“同事”的尸體扔到路邊后四散而逃。
每個團伙都有由權威人物（并非是“踞高”的刑事犯）或者合法盜賊組成的領導層。他們挑選親信組成協商會。團伙再劃分成隊長帶頭的分隊。接下來就是一般成員：戰士（兵、弟兄、楞子、小子）和“馬仔們”。依照《共青團真理報》的資料，超過70個“合法盜賊”和權威人物合法地生活在莫斯科。
《共青團真理報》確信：黑社會活動的區域原則已經消失，這結論非常值得懷疑。在莫斯科有自己的項目的巴拉什赫茵斯卡婭ОПГ，不見得會允許“外來的”黑社會進入巴拉什赫依市的地盤，而如果阿塞拜疆人在那里倒賣水果，只能征得巴拉什赫茵斯卡婭ОПГ的同意，并要付清相應的貢金。還有一個結論：如果這一切都被《共青團真理報》編輯部所了解，那么聯邦以及自治市政府的安全機關也該知道這些情況。進而，如果莫斯科的犯罪率在最近這段時間上升了兩倍，那他們是怎么與黑社會“作斗爭”的呢？
對地域性黑社會的描述，大概要從葉利欽“家族”或稱氏族的家鄉：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葉卡捷琳堡）開始。還是在1991年以前，那里就形成了三個大型的犯罪團伙：“中心”（以瓦金和顧欽為首），“烏拉爾機械制造廠”（茨岡諾夫兄弟）和“青藍”（根據紋身的顏色，也就是說，是純粹刑事犯罪的團伙）。別看已經劃分了部分領地，但他們之間經常發生戰爭。毫不留情地消滅自己的競爭對手。格利高里·茨岡諾夫（Григорий Цыганов）被其住宅窗外飛進來的子彈擊斃。瓦金（Вагин）在葉卡捷琳堡市中心被沖鋒槍射殺。俄羅斯國家的邊境不是俄羅斯刑事犯罪分子戰爭的邊界。企業家施羅闊夫（Широков）和他的兩名保鏢被人在布達佩斯給“搞了”。
團伙內部是專業化的：有自己的探子、觀察員、殺手、經濟學家、爆破手等等。比如，“烏拉爾機械制造廠人”就有大約30人的殺手組，他們每月拿不少于3000美元的“工資”外加因每一“成功消滅”而應得的1萬美金的獎勵。
自己人也會因背叛，或企圖“捆了”----也就是說終止犯罪活動，而被消滅，。有兩名商人因此被殺：“別賈”---- 別茲金諾夫（Безгинов）和“金發男”---- 謝利維爾斯托夫（Селиверстов），他們都被“烏拉爾機械制造廠人”罩著，他們后來決定再也不需要這個罩兒了。于是他們被帶出城外，似乎是去“箭頭”（即解決問題的會面），路上，他們被穿了警察服裝的殺手攔下并被害。他們被扔到修公路的基坑里，上面埋了五噸礫石。有意思的是，得到了掩埋他們地點的情報后，警方在州長羅塞里那里打了90億盧布的購貨單子和建筑機械工具，警方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借助這些機械工具找到了尸體。
需要指出，對于黑社會團伙，一般來說，他們不僅突擊工作，而且還“文明地休息”。在塔什庫里湖畔，一個他們從國家買過來的封閉的區域內，有豪華的單幢小樓，馬廄，汽艇，“川崎”水上摩托，aquapang潛水服。很難想象，“烏拉爾共和國”行政當局對此一無所知。黑社會頭子茨岡諾夫在烏拉爾機械制造廠文化宮（！）樓內有合法公司《INTERSPORT》的辦公室。但在完全逍遙于法外的環境中安穩地經營的同時，他們猖獗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頭目被捕之后，殘暴地痛毆了上伊謝季法院的法官，用火箭筒射擊了地區反有組織犯罪管理局的大樓和州政府大樓！
行政當局只好著手干他們早就有義務干的事：組建了警察、檢察院工作人員和聯邦安全局工作人員的聯合行動小組來消滅黑社會。報道這事的《共青團真理報》記者C.阿甫捷耶夫（С.Авдеев）寫道：“他們基本上捕獲了‘烏拉爾機械制造廠家族’的所有成員（現在只有七人在逃）”要不是還有些疑問的話，這一切就太可喜可賀了。首先，行動給另外兩個團伙騰出了廣闊的活動空間，但沒說是怎么處理這兩個團伙的。其次，根據多年跟蹤觀察黑社會的活動，以及同他們的“斗爭”的經驗，我知道，警方非常喜歡高喊抓住了黑社會成員，但通常沒有對抓捕后的結果的消息。
照慣例，這些案件在法院就“散了”，或者下那么一個判決，此后，黑社會成員很快就能一切照舊。上述報道的記者C. 阿甫捷耶夫也部分地證實了這一點：“那個最終被行動小組抓到的古爾糾莫夫，下塔吉爾的法官同意將其以7000萬盧布取保釋放。一名團伙頭目之一，該人身‘負’（即，計有）84起嚴重罪行，就那么杳無音信了......”。離勝利的終點還是那么地遙遠。
現在我們轉向庫茲巴斯（Кузбасс），1990年在那里曾有過一宗與搶劫有關的案件，1994年是36起案件，1995年前7個月是237起案件！就是在那一年，在州的“監控下”共有200個團伙，計3500人。
1997年，克麥羅沃州州長A.圖列耶夫（А.Тулеев）在電視上宣稱，該州的主要問題是犯罪現象。1991年提供給了庫茲巴斯煤炭專項美元債，照例，錢被偷著分光了。圖列耶夫向總檢察院報告了州里的情況，但沒得到答復。他還向總檢察長斯庫拉托夫（Скуратов）個人做了匯報，同樣是沒有結果。任何一個礦從采煤到買家都有由6—7個“中間商”組成的鏈條，這些“中間商”的收入大幅提升了煤炭的價格，并導致礦山虧損。如果礦長試圖擺脫這些“中間商”，他們就會殺掉他。嫌犯是“找不到的”。有七名礦長就是這么被害的！
自然了，這幫“中間商“（就是那些黑社會）顯著提升了煤炭的價格，縮小了礦山的利潤，這成了國家拖欠償款，包括拖欠工資的原因之一。正像圖列耶夫不只一次說的那樣，同中間商斗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不是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他們緊緊地與權力部門糾結在一起滋長。圖列耶夫在選前的競選期間大聲地呼吁（消除）“煤炭黑社會”，但他上臺執政后，（情況）鮮有改變。
第五章
地域性黑社會
（續第五章 上）
至于說到賺大錢，則黑社會越是強力和兇殘，那么他們之間為爭奪肥肉的戰斗就越是殘酷無情。因此，沒有一個俄羅斯的港口沒被黑社會霸占，和逃脫掉他們之間的勾心斗角。現在，在這個領域的典型，是俄羅斯在黑海的唯一深水港----新羅西斯克，況且那里還是里海過來的石油輸油管的終點。因此，那里是石油巨頭和石油黑社會，尤其是車臣的黑社會之間產生利益沖突之地。在以此為題目的不計其數的文章中，《新報》（Новая газета）（1998年第7期）睿智地列出了一個標題：《“小陸地”曾是難以攻克的之地。但已成了犯罪之地》（備注—“小陸地”是新羅西斯克郊外的一塊不大的區域，該地因是勃烈日涅夫“元帥”“建功立業”的地方而聞名）。在這篇文章中談到：“根據權威渠道的消息，普羅赫連柯（Прохоренко）（新羅西斯克市市長）及（其手下）鮑德高爾金（Подколзин）的活動如今越來越具有刑事犯罪的色彩。不在他們“規劃圖”內的機構會遭到新出道的盜匪的“突襲”。在此過程之前，鮑德高爾金與該市最危險的權威人物之一阿拉伊克·納噶別疆接上了頭......而支持納噶別疆的是最具影響力的俄羅斯“合法盜賊”之一 ---- 哈桑（他在北高加索以亞美尼亞有組織犯罪協會“教父”而聞名）”。
在另一期的《新報》（1998年第46期）上引用了一封有意思的信，這封信是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稅務警察局局長巴爾蘇柯夫（Барсуков）寫給庫班政府主席梅利尼科夫（Мельников）的：
“據本局保安部數據，接收到來自車臣的刑事犯罪團伙的系統性試驗，該團伙企圖對新羅西斯克市石油轉運加以控制。基于此，確信他們有來自車臣和境外的某些政府和財政機構的支持。比如，1997年新近來到新羅西斯克的車臣團伙，在同當地權威刑事犯談判時，顯示了其實力以及關系網，保證能獲得世界前十大銀行中六家銀行給予的貸款支持，以扶植和發展其所控制的當地經濟項目為目的的犯罪行為。同時，這些團伙和車臣的實業界對近港機構的一系列項目以及沿岸工業企業有興趣。”
有意思的是，1997年初，在西班牙（！）召集的車臣刑事犯罪權威人物們的集會上，任命的新羅西斯克的“巡察”（即，被黑社會所信任，委托其跟蹤觀察某一城市或目標項目活動的人）是該市軍事檢察長С.切布爾諾夫（С.Чепурнов）（該人自1997年8月15日開始被列為失蹤）。
在各類報紙上，有許多關于圣彼得堡和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口黑社會的報道。甚至在相對不大和遠離車臣的納霍德卡港，在車臣的哈度耶夫（Хатуев）團伙和俄羅斯“維博斯”（維基拉伊洛夫"Вэпса" ----Вытирайлов）匪徒間，為爭奪港口控制權的戰斗已經搭上大約30條人命了。有些團伙成員被捕，但頭目“維博斯”和哈度耶夫逍遙法外。
圍繞汽車制造中心----陶里亞蒂市也有些有意思的事件，那里曾坐落著俄羅斯及國際巨頭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Борис Березовский）的帝國。Б.別列佐夫斯基借助于與Б.葉利欽“家族”密切的關系，而在政治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占據著俄羅斯國家機密的中心 ---- 安全委員會秘書的職位，卻從沒停止過按照法律與國家公職不能融合的商業活動。于此同時，他還曾是以色列公民。或是聯邦反間諜局和對外偵查局都不審查高官，或是履行“主子”的意志，用忽略來解決這個問題，二者必居其一。
當外國和俄羅斯記者先后就此情況開始鼓噪的時候，別列佐夫斯基恬不知恥地對此事實予以否認。“用虔誠的勞動掙不來石頭宮殿”。用極短的3—5年的時間，集聚了巨大的資本，用誠實的勞動和缺少相應的組織性是不可能辦到的。現在我們感興趣的是另外一個問題：陶里亞蒂地域性黑社會在他的帝國的活動。汽車，是高價值并能帶來巨大利潤的商品，因此黑社會寄生于伏爾加汽車制造廠(VAZ)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匪徒們基本上是從貿易公司那里收取貢金，這好像不直接觸及別列佐夫斯基的利益。貿易公司以提高售價來抵償自己的虧空，也就是說，最終由消費者來為所有這一切埋單。
然而，黑社會擾亂了總廠及其附屬工廠的正常活動，并進而壓低了別列佐夫斯基的利潤。正如伏爾加汽車制造廠總經理卡丹尼科夫（Каданников）所說：“主要是有人為我們擔心：匪徒正在潛入工廠。這也就是說，他們已經既不是在傳達室門口，也不是在裝運場活動，他們已經潛入到主傳送帶上來了”（《公共報》Общая газета，1998.1.16—21第二期）。
利用自己的地位，別列佐夫斯基決定解除匪徒對工廠的控制。運用了內務部、聯邦安全委員會、海關委員會以及忠實于他的特種部隊的聯合力量，發起代號為“颶風” 的行動，該行動由內務部負責全面指揮，因為那時內務部的頭兒阿納托利·古里科夫還在掌權，并監管著所有的武力機構。這次行動在媒體上全面閃亮登場，類似：《匪徒工業的汽車巨人》、《汽車城保衛戰》、《陶里亞蒂地區反有組織犯罪管理局的最后交鋒》以及諸多這樣題目的文章魚貫而出。有些記者很機智地把這次行動稱為“古里科夫大會戰”。
卡丹尼科夫說，在此前六年，工廠管理部門和該市的行政部門多次提請護法機關，請求幫助工廠擺脫這些活躍在那里的犯罪“弟兄們”。六年間大概發出了約二百封請求函，對應這些函件收到六十封復函。但狀況沒有改變，而地區反有組織犯罪管理局和警察一個指責對方的疏忽，另一個指責其與匪徒們合作。看來，二者都是事實。
我們不妨再來說說工廠，伏爾加汽車制造廠是有自己的155人的警察分隊的，但這個分隊顯然無法勝任自己的任務，其職能僅局限于保衛工廠領地，和逮幾個從工廠往外偷帶汽車零件賣的工人。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工廠破例以易貨形式開展經營。沒有周轉資金和給職工發放“活命錢”的能力，工廠就以優惠的價格把汽車賣給職工，認為職工會把汽車轉賣掉，回收來的錢可以用來應付日常生活的需要。這時匪徒就利用了這一點，沒有這些匪徒的允許，不僅沒有一個工人能把車賣掉，不交“貢金”，工人連車都弄不到家。
起初，工廠把產品銷售交給個人的公司（猜測，是給黑社會），甚至給他們貨車用來轉運汽車。從而工廠陷入對轉運人的依賴，這些人以怠工裝運來要挾工廠。工廠周圍滋生了許多團伙，就像狗身上長滿了跳蚤。像其他所有地方一樣，這里也有車臣的團伙，帶頭的是沙馬德·畢蘇爾丹諾夫（Шамад Бисултанов），該人以前是陶里亞蒂市“汽車廠區”內務處刑事偵緝人員。他開了個工廠領導層支持的“伊蘭”公司。這家公司同工廠簽訂了幾份正式合同，并在廠里有著強有力的地位。
還有一個業務，可以從工廠榨取許多個十億盧布。傳說，這是別列佐夫斯基自己琢磨出來的。它包含如下環節：工廠出于多種考慮，其中包括政治上的考慮，產品出口對其有利。但“日古力”和“拉達”不符合歐洲標準（它們完全進入不了美國，因為不能滿足美國的要求）。所以，工廠就以比在俄羅斯更低的價格（幾乎是兩倍）銷售它們。這個狡猾勾當的基礎正是建立在這個價差上：大部分的“出口”產品甚至都沒運到國境線，就在俄羅斯賣掉了。一部分沒賣到國外的車，又返回家里來，就在這里賣掉了。所以這項業務叫做“再出口”（或“轉出口”）。每年在再出口上工廠要損失1億6千萬美元，這些錢就進了黑社會的無底洞。
后來，黑社會滲入工廠并開始指導生產。受“商業”利益的支配，管理層允許給“這些公司”發放一年有效的通行證，開始時是五張。官方價格是每張500萬盧布。1997年以前，在工廠里已經有二百三十個“公司老板”了。給他們劃出了各自的貨場，便于讓他們停放“自己的”車。團伙都為這項工作選派了熟悉工藝程序的專家，而這些專家也積極地參與到生產當中。他們“抹掉”了電腦中的數據，弄亂了核算資料，其結果是許多車未經統計，就不知道流失到哪里去了，準確地說，實際上是流向了黑社會。
給一些人發放了“免驗”出門證，憑這張出門證，持有人（在“颶風”行動期間共收回60多張這種通行證）可以從工廠運走配件、設備和其他物資而不必接受查驗。
卡丹尼科夫在接受《公共報》的采訪中，竭力低估黑社會造成的損失，否認領導層與匪徒們的聯系。“這也就是我們，領導階層，能有專業的武裝警衛（！），但你不能給每一個工廠職工都配安保人員。就別說工人了，連中層領導都沒有任何保護，沒法避免這些光頭丑八怪的傷害，起碼也是害怕和他們來往”。真實的謊言！僅僅是1997年，在伏爾加汽車制造廠就有200人被害。其中有《AvtoVAZ》股份公司董事會成員：陶里亞蒂工藝裝備廠總經理奧列格·舍甫措夫（Олег Шевцов），商務副經理B.希什科夫（В.Шишков），就別提工人了。實際上，別看大概每個季度都對車間的旁雜人員進行一次清理，并從他們那里收繳了通行證，可警方把這些通行證交給簽發處，而這個部門又把通行證還給了原持有人。更何況，拿到通行證那是煞有介事地付了款的。
在“颶風”行動期間，領導層的有些成員顯然對進行的清理有對抗舉動，因為他們和這些“公司”有過交道，這些公司或是他們自己組建的，里面有他們的親戚在打工，或簡單地說，這些公司就是他們的滾滾財源......
第五章
地域性黑社會
(續第五章 中）
“警方的工作人員在貨場發現了500臺鎖住的汽車。鑰匙和卡都已經分掉并藏匿了起來。只好砸開門鎖，安新的。（《絕密》1998年第二期）。圍繞著“颶風”行動出現很多議論。我認為，這是由企業主引發的，其目的是為了稍微“管住”這些匪徒, A.古里科夫部長簽署了計劃，總理B.切爾諾梅爾金批復。該行動怎么收場的？其結果是什么？雷聲大，雨點小。我們讓卡丹尼科夫說說：“在有些莫斯科的報紙上報道，好像根據警方”颶風“行動的結果在工廠提起了100起刑事案件，而實際上什么都沒有，而且連沾邊兒的都沒有”。
完全清楚為什么了。匪徒們猖獗地侵吞財產，超出了允許的“標準”。但誰都不想砸了當地政府、工廠領導層和“護法”機構的飯碗。尤其是在回答《公共報》記者的問題：“況且護法機關的工作人員說，他們自己在你們那里通過匪徒的生意撈好處？”的時候，卡丹尼科夫回答：“那是他們說的。但我手中沒有鐵證，我不想評論這段話。警方內部有自己的勾心斗角”。
這段歷史事件反映出，這一次與以前的“同犯罪與貪腐作斗爭”如出一轍。只有護法機關的聯合力量，和按照有政府支持的寡頭、這位克里姆林宮“家族”成員的倡議，才得以“管住”汽車巨人背后的黑社會。就這樣，也只是暫時的。在更小的工廠，這樣的結局是不可想象的。黑社會既與當地權力機關勾結，又與強力機構關聯，讓工廠的領導層屈從于他們是必然的結果。
再讓我們來關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這個地區的面積相當于幾個歐洲國家的總和，并擁有無可估量的寶藏。該地區大部分土地被泰加原始森林覆蓋，那里有俗語說：“泰加是法律，熊是檢察官”。據說，一望無垠并罕被利用的廣闊土地上，有著神秘的貴金屬、寶石的礦坑，那里，在鐵蒺藜網后面勞作的是從盲流和其他人群中挑選出來的奴隸，他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在手持沖鋒槍的刑事犯和狗的看管下勞動。微不足道的人物在原始森林中很容易掩埋，埋了就永遠都找不到了。往那里挑人也是選那些人沒會找的。莽林以莽林的規律生存著。
在這個封閉的邊疆，在小城那扎洛沃（Назарово），1960年，一個生來就會成為這個廣袤邊疆的“教父”的男孩降生了。他叫阿納托利·貝可夫（Анатолий Быков）。他畢業于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師范學院體育教育系，是名拳擊手。因為沒有前科也就不能成為“合法盜賊”。在學校干了兩年體育干事后。刑事犯罪大革命在他面前開啟了廣闊前景。
他成了邊疆區杜馬議員，俄羅斯拳擊聯合會副主席，俄羅斯信貸銀行（банк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кредит"）副董事長，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鋁廠(КрАЗ)董事局主席，一系列公司的老板，還擁有奉獻了許多頌揚自己這位老板的節目的TVK電視公司（Телекомпания ТВК）。自然，當地，以及甚至是全國性紙媒都給予這類規模的活動家以大量的關注。1997年11月，《消息報》刊發了A.塔拉索夫（А.Тарасов）關于貝可夫的系列文章，這些文章匯集在一起可以做成一本相當有分量和有意思的書。
當然，同我們這個“民主”世界中，這樣一位“陰暗”與“光明”領域的活動家為敵，作者應該保持謹慎，該人物既在刑事犯罪世界，又在護法機關有著同等的靠山，此外，他還有著議員不受侵犯的權利，真是足夠耀眼。
可以說，A.貝可夫是“新浪潮”黑社會人物中的榜樣：他不吸煙，幾乎不喝酒，（到今天為止）沒“進去過”（蹲勞改營或監獄），沒有紋身，并深為財產所累，不遵守盜賊規矩，積極與權力機構合作，甚至自己都進入了權力階層（邊疆區立法會議員）等等。同時，他還以令人有強烈印象的規模從事著組織犯罪的活動。
這是邊疆區內務局局長Б.別特魯寧（Б.Петрунин）將軍一份命令的片段：“根據現有的行動計劃資料，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市，以頭目貝可夫А.П.帶領的有組織犯罪團伙持續活動，其他5個有抗法傾向的團伙也加入其中。該團伙犯罪勾當的主要形式有：被雇傭殺人以及在‘審理’過程中殺人，暴力斂財犯罪，敲詐勒索，有價證券詐騙，‘控制’集中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的俄羅斯大型有色金屬生產加工企業，在其他遠近國家建立犯罪聯絡......”。像您看到的那樣，真是“花樣繁多”。
他總是被片刻不離其左右的保鏢包圍著。“我在本市、地區和俄羅斯不受許多人歡迎”，他如此介紹自己。確實是這樣，因為，為了把大衛·魯賓（Дэвид Рубин）的以色列-英國團伙從喬爾內（Черный）兄弟控制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鋁廠(КРАЗ)擠走，曾發生了血戰。戰斗同時還是為了爭奪石油貿易，尤其是為爭奪加油站。為此，保護小烏路伊村附近那所加油站的警察中士C.圖林諾克（С.Туринок）被槍殺，加油站也被焚毀。
顯然，這么一通緊張的“工作”之后，需要“文明地休息一下”。在那扎洛沃市郊外，丘雷姆河（р. Чулым）岸上，高高的柵欄后面矗立著四層樓的宅邸。外圍，四周都是警犬和崗樓。在莊園領地內有大功率變電所，衛星天線，籃球場和直升飛機停降場（貝可夫總是乘直升機飛到那扎洛沃），馬廄里是阿拉伯賽馬，孔雀......
哨兵晝夜看護著莊園，在門崗記錄每一個靠近的人。A.塔拉索夫有機會翻閱這本登記簿，他引用了其中一系列記錄，可稱為文學中的精粹。所有的“秘密”和客人都以編號加密。這是一個記錄的例子：“23：00三號曾預警，因為岸邊停靠了小船并有巴克斯犬啟動......拘押并輕毆了一個男人，經檢查辨認最后一次釋放......給予警告：下一次他將體驗到有崗哨所有成員參加的與其性交的愉悅......”
當A.列別捷夫成為邊疆區州長后，A.貝可夫平靜的生活就結束了，因為一山容不下二虎。但他們之間的斗爭并非源于刑事犯罪的原因，而是出于對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鋁廠的所有權的爭奪。在一系列以稍作折中處理作為結局的激烈沖突之后，1999年4月，貝可夫最終被捕。然后又被釋放，因為沒能得以審判他。有意思的是，當時議員、演員、作家、社會活動家等社會精英都站出來成了他的保護墻。正像現在匪徒們常做的那樣，貝可夫更看重政界人士和商人，當局勢變得緊張并出現焦灼的味道的時候，他就跑到了西方。借助國際刑警組織在匈牙利將其緝捕，并按照俄羅斯檢察院的逮捕令移交給俄羅斯，不顧邊疆區杜馬的抗議，將其嚴密羈押。檢察院將案件移交法院。雖然邊疆區杜馬（貝可夫是其成員）拒絕移交。在俄國，輿論界經常是黑社會一手喂大的，貝可夫一案雖有輿論界的抗議，但團伙頭目還是落入司法機關，這在目前還是唯一案例。
然后在對待貝可夫的關系上：“護法”機關對非常可疑的蓄意謀害（該案是他們自己準備的）那個外號叫“巴沙·彩色音樂”的“企業家”的這樁案件視若無睹，甚至還佯裝了他的死亡。無論如何，別看有輿論界和政界人士的抗議，又得以將貝可夫關押。但就在這時，列別捷夫將軍遇難，很快法院就釋放了貝可夫，而他也積極地加入到邊疆區新州長選舉中，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一位著名的政界人士的競選班子里。然而，在爭奪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鋁廠的斗爭中，貝可夫幾乎被劫掠一空，他在邊疆區的影響力也衰微了。
在爭奪這個富饒邊疆的斗爭中，強大的鎳氏族（泰伊梅爾 – 賀洛勃寧Тайимыр -Хлопонин）和鋁氏族（杰里巴斯加和阿布拉莫維奇Дерипаска и Абрамович）猛然糾結到了一起。抉擇勝出的是賀洛勃寧。當時鋁氏族決定蠻干并得以廢除選舉結果。
A.古洛夫所還寫到，盜賊的賊規要求“吸引新成員加入自己隊伍，所以他們積極地在年輕人中，尤其是在未成年人中展開活動。照團伙成員自己的話說，誘騙入伙的這個系統，還是足夠有效率的。盜賊的浪漫情調、美麗的生活、掌握金錢以及暴力偶像都誘惑著這些新人們。培養他們習慣于伏特加、毒品，讓他們和盜賊的妓女荒淫，有時毆打并恫嚇他們，逼迫他們頂替其他盜賊們犯的罪。最后這個招數幾乎是拖年輕人下水的最基本的方法”。
在刑事犯罪大革命之后，兒童犯罪領域也發生了深刻的本質性的變化。從一方面來看，勞動家庭的生存條件劇烈惡化，甚至于經常發生父母以自殺的方式結束生命，剩下孩子成為孤兒，或者因為無力撫養而直接將孩子殺害的事件。婦女和年輕人中失業率上升。按照聯合國的資料顯示，在前蘇聯境內，1991年之后，關閉了32000所學齡前機構。關閉了少年宮以及所附屬的各種小組和運動部。培訓越來越多地是付費的，就像課本那樣。孩子們因為沒有鞋子和服裝不再上學。不完整家庭數量的增多，其后果是無人照管兒童的數量增長，這樣的家庭叫做“無父家庭”。
流浪兒的數量幾乎趕上國內戰爭時期了。這些社會經濟條件導致的后果，是顯著地提升了兒童犯罪率。雖然數字不能反映真實情況，因為同不喜歡登記成人犯罪相比，警方更不喜歡登記兒童犯罪，但這些數字仍然足夠說明問題：1993—1998年，犯罪世界一共增加了百萬以上的案件！在1998年登記了上百萬兒童違法案件，他們中的30萬名兒童年齡不足14歲。1990年，在獄中有311500人是年齡在30歲以下的年輕人，而1997年就達到553300人了。教養院有2萬未成年罪犯服滿刑期（《現代俄羅斯》Сов.Россия，1999.4.15）
從另一方面來講，黑社會能得到表現“行善”的機會。向成長中的一代提供幫助，能在居民中提升自己的聲望。他們“贊助”兒童機構，幫助學校，組織孩子們夏天渡假。
在遠東，那片遼闊的土地的主人是“合法盜賊”“吉姆”，他下面還有七個“合法盜賊”控制著弗拉迪沃斯托克、南薩哈林斯克、哈巴羅夫斯克......在阿穆爾河上在航路上有一個馬來金（Малайкин）島，但它周圍的人們都只知道它是“吉姆島”。吉姆（瓦辛Васин）在島上經營著一個“改革”時期破產了的前旅游基地“森里故事”，這個基地帶運動場、游泳池、兩層小樓。那里人們悠著二頭肌，由在這行有經驗的師傅指導著學習白刃戰。地區反有組織犯罪管理局的工作人員確認，有了權力機關的默許，幾乎是合法地培訓著黑社會未來的戰士。訓練營未經登記，沒有衛生保健機關以及衛生檢疫局的許可。借一些父母控告自己孩子失蹤之機，快速反應綜合隊隊員穿著迷彩裝，扣著面罩端著沖鋒槍，以丑態百出的姿態突襲了這個訓練營。在突襲期間，訓練營中有49個人。總“培訓師”—B.達維堅科（В.Давыденко）兩次因非法藏毒被判刑，數罪并罰判了七年。剩下的伙計們都在18到22歲之間，還有幾個女孩子。地方媒體以及《憐憫》社會公益組織（吉姆還是......協會的“顧問”！）掀起了世界性的輿論，訓練營因此被解散。電視播放了訓練營中令人感動的生活畫面。有趣的是，吉姆還給兩個沒有前科的學生舉行了“合法盜賊”的“加冕儀式”，這行為本身就是對盜賊規矩的嚴重破壞。
地區反有組織犯罪管理局和快速反應綜合隊解散了黑社會的教學機構這一點做得對。但，他們又能給孩子們和年輕人提供些什么作為替換呢？
第六章
“黑（青藍）市長”
黑社會并非是完整的鐵板一塊的組織，而是一個集合體，各團伙的大雜燴，他們之間進行著毫不留情與永無休止的血戰，運用偵查、停戰、聯合、爭奪地盤等手段，其影響范圍與國家類似。一些團伙強大起來并擁有國際性的實力，如宋采夫斯卡婭團伙；另一些由衰敗，終至在國家強力機關和其他黑社會的打擊下走向滅亡。
在中小城市（通常小于區域中心，但也有例外），一些個別的黑社會頭目也能得以壓制住與其對抗的黑社會，并取得壟斷性的權力，這主要還得借助于警察機關的協助。他們屈從于當地政權，或者與政權建立這樣一種友好互惠的聯系，以至于黑社會頭目成為這座城市實質上的主人。這種現象是如此普遍，甚至產生了專門說明這種現象的術語。這些人被稱為“黑市長”，或者“青藍市長”，后者源于覆蓋他們身體的青藍色紋身（那時俄羅斯還沒發展到彩色紋身）。他們通常躲在暗處，且鮮有關于他們的報道，不論是不求榮耀的黑市長，還是政權機關，都不需要公開的宣傳報道。僅在非常知名的女作家A.瑪里寧娜（А.Маринина）的二、三部小說里出現過這樣的人物：莫斯科郊外小城的主人。因為在前幾部偵探題材作品的寫作過程中，她在莫斯科刑事偵查局工作過，所以這個人物，連同她的作品作為一個整體，看起來非常寫實。
他有強大的，甚至于波及到其他國家的勢力。不僅莫斯科刑事偵查局，而且連內務部都對他非常熟悉，但他們不觸動他。小說中的女主人公不得不向其求助，因為在一件事情中她幫過他的大忙。A.瑪里寧娜是滿懷同情地描寫這個貨色的。以她的觀點，他是有益的，因為他整頓城市秩序。市內犯罪率下降，因為流竄的匪徒從該市旁邊繞著走，而他的黑社會在市里做“買賣”，也就是說，從企業主那里收貢金。市里面沒有強盜、搶劫、入室盜竊和強奸案件。付給黑社會間接稅的市民（因為貢金是生意人付給黑社會的，從而提高了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沒注意到這個稅種，就像國家收取間接稅一樣。但既然是保證了城市的秩序，他們就有理由滿意了。權力機關和警方也就沒什么頭疼事，因為同犯罪作斗爭，也僅是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展開（醉酒滋事、家庭暴力、小偷小摸）。
在這個層面，有一個現實中的人物—根納·郭尼亞辛（根沙，Гена Коняхин, Геша），他的活動就很有意思，他起初是列寧斯克-庫茲涅茨基市（г.Ленинск-Кузнецкий）“青藍”市長，隨后成了正式的市長。他的歷史在《消息報》（1997.9.17～19）上И.克洛利柯夫（И.Корольков）以《“公牛”的時代》為題作了詳盡的報道。別的報紙也對其作了諸多報道。尤其有意思的是根沙的發財史。這段歷史像鏡子一樣也映射了別列佐夫斯基、斯莫林斯基、霍多爾闊夫斯基以及其他“寡頭們”的財富史，只是根沙沒達到他們那個高度。
郭尼亞辛在列寧斯克-庫茲涅茨基出生并長大，書讀到十年級，是拳擊運動健將，這對于起步初期的商業活動和訛詐來說很有裨益。也是在這時他第一次被判刑：他搶劫了兩個復員回家的士兵。戰利品很寒酸：口香糖、皮鞋、牛仔褲。我們高度人道的法庭給他判了個有期徒刑。1985年又因偷盜汽車獲刑三年，但緩期執行。然后他又伙同與他十分般配的夫人以及一伙“馬仔”，那伙人恰好是六個（“馬仔”，或譯作“混混兒”、“小廝”、“小爪牙”...，俄語中寫作“шестерка”，直譯為六個。---譯注）“逮”著個“倒霉蛋兒”，給他手里塞了“一捆假鈔”（“一捆假鈔”俄文寫作“кукла”，直譯為“娃娃”、“木偶”，在黑話中也指一種騙術，在一疊錢的最上層和最下層各放一張面值相同的紙幣，中間為假鈔。---譯注）代替7500盧布。為這個功績他又得了一年半刑期，但因為訴訟前他已經在隔離偵查所蹲了這么些日子了，所以就直接解除羈押釋放了。
他的商業活動開始于獲得了五所豪宅和與市長阿斯塔菲耶夫（Астафьев）的友誼。他們的妻子也處得不錯。這樣，兩個黑社會必備的成分就配合到一起了：強匪加上國家權力。
根沙倒騰在羅斯最走俏的商品----伏特加。而且，別看有禁令，他都是在21點以后賣酒。他辦了個“伊爾根”公司（名字來自他老婆和自己的名字伊琳娜和根沙）。這個城市殺人案件的數量在州里名列榜首，而就在警方警告在該市夜晚不允許販賣伏特加之后，內務局局長請求市長撤銷郭尼亞辛的伏特加銷售許可證，而市長則給郭尼亞辛頒發了......晝夜銷售許可。您猜猜，為什么？
根納請求劃地建小型商店。阿斯塔菲耶夫批復----允許。根納請求免除他的建新商貿點兒的一次性費用。金額還不小：9百萬盧布，且在該市的預算內......阿斯塔菲耶夫----“以例外形式準許”。根納請求免除“伊琳娜”商店和封閉市場（都是郭尼亞辛的產業）的土地稅，這筆錢也是進入城市預算的。阿斯塔菲耶夫 ---- 準許。您猜猜，為什么？您設想一下，類似這樣的，最高權力機構對那些寡頭們在全俄規模上的準許將是何等狀況！
最大手筆（這當然是指在列寧斯克-庫茲涅茨基這種規模的城市）是購買日常用品之家商店。估價是16億1千7百萬盧布。按照法律要求，應該舉行拍賣會，然而拍賣會未經公告就秘密地舉行了。結果是根納用2千7百萬盧布獲得面積3366平方米的大樓。也就是說，不到價值的2%！在這么一座小城市里，偷偷地搞這種動作是不可能的。這可不是在莫斯科，那里整個國家都神不知鬼不覺地給賣光了。當時提起刑事訴訟了。公平啊。還單獨起訴了保護人----阿斯塔菲耶夫。
我順便向讀者提個問題：丘拜斯先生以名義價值的3.6%(通常，名義價值都是被嚴重壓低的)賣掉了500家大型國有企業。這個數字和郭尼亞辛買的采購不可同日而語。但為什么丘拜斯就沒有被刑事起訴？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
附帶說句，郭尼亞辛也不是用干凈的雙手辦妥這些非法勾當的，他不僅借助了友好的權力機關，也不僅僅是用自己的雙手。郭尼亞辛有許多命案（沒證實的）。所以，當稅務警察局局長克柳耶夫（Клюев）在市政府試圖拿到被郭尼亞辛私有化了的市場的文件時，他就被殺手抵近射擊，殺手當然是沒找到。
有一次根納向自己的朋友列別吉柯夫和涅克拉索夫兜售自己的汽車，給他錢，他要拿去干個什么大買賣，事成之后錢會成百倍地收回來（就像丘拜斯承諾俄羅斯人的那樣：每張私有化債券值兩臺“伏爾加”轎車）。那兩位朋友就這么干了，但錢是沒得著。于是他們把郭尼亞辛騙到城外，給他脖子上套上繩套，威脅要把他吊死。朋友的威脅看上去蠻真實的，所以他就答應還錢。也還了，但此后，那倆人就被殺了。莫名其妙地被害。尤其是安德烈·列別吉柯夫是被按照美國暴徒的方式，用水泥澆鑄在水泥管子并拋進河里的。
按照法律規定，郭尼亞辛買市場時應該解釋自己資金的來源。他就拿出了一份和某個車臣公民簽訂的，價格為60萬盧布的租賃合同。沒法驗證這個合同的真實性。當要詢問這個公民的時候，那人被害了。
眾所周知，黑社會人不滿足同政權機關的聯盟的事也不罕見，而他們自己也是奔著掌握權力去的。黑社會進入政權，已經是老生常談了。被選為議員，他們就有了官方地位和不受侵犯的權利。此外，身處權力之中，他們再也不會被要求將獵物“撕出”一部分給權力機關。
不太清楚，如果不是自己被競爭對手射殺，那么用沖鋒槍射死兩個人的國家杜馬議員、伏特加酒廠廠主斯科羅奇金一案將怎樣收場。他的戰友們沒急著剝奪他作為議員的不受侵犯的權利。
郭尼亞辛在州立法會選舉上作為候選人參選。但沒入選。1997年的市長選舉前，他做了精心準備。他不僅承諾喂飽市民，而且還在播種期前，答應集體農莊和其他農業企業，保證他們的燃油和潤滑油的供應，并撥出40萬盧布貸款給奶制品廠收購鮮奶用。而奶制品廠將給托兒所、幼兒園、兒童醫院和學校提供奶制品。得知在奶制品廠還有34噸黃油庫存后，根沙的爪牙們逼著奶制品廠廠長以13盧布一公斤的價格把黃油賣給郭尼亞辛的子公司《謝里萬諾夫 &Co》，致使奶制品廠虧損。然后通過郭尼亞辛的商業網點，在當時市場價每公斤21.4盧布的情況下，把這些黃油以15盧布一公斤賣給居民。選民們自然是瞬間就歡天喜地搶購一空。
第六章
“黑（青藍）市長”
即便是如此親民的舉措，也絕對沒使郭尼亞辛蒙受損失，而是急劇提升了他的知名度。1997年春天，他進入列寧斯克-庫茲涅茨基市市長班子。當開始要把他撤職并提起訴訟的時候，城市居民都走出來發起保護他的集會。當然，集會的倡議來自“公牛”郭尼亞辛，但還是有不少市民完全是真誠地參與集會的。
由州檢察院來調查郭尼亞辛的問題，因為市檢察院無力與郭尼亞辛抗衡。法律就是法律，而郭尼亞辛的意志強于法律。提起刑事訴訟的這段歷史本身就異常有趣。此事是由他的競爭對手----外號叫“日德”的另一幫犯罪團伙的頭子辦到的。他的綽號和民族沒啥關系，這不過是他的姓----日杰列夫（Жиделев）的簡化。
一盤記錄了的被郭尼亞辛雇來殺人的殺手尼古拉·施馬科夫（Николай Шмаков）的錄像落到“日德”手里。當他得知根納打算把他“除掉”的時候，他也做了一個他講話的錄像：“如果您看到了這段錄像，那說明我已經死掉了”。他是在1995年消失的。日杰列夫復制了錄像帶，并把這些帶子轉交給各個組織，其中包括州內務局上校格利高里耶夫（Григорьев），但郭尼亞辛在州的層面和州內務局都有強有力的支持。尤其是，聯邦安全委員會前軍官，該州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古捷什金（Кудешкин）支持著他。所以錄像帶沒有外泄。而轉機僅僅是在上面我提到的《消息報》上刊載了那一系列И.克羅里科夫（И.Корольков）的文章之后。
這就是一個從小搶、小騙，成為黑幫頭子，繼而是“青藍市長”、城市背后的實際主人，然后正式成為市長的刑事犯的發達史。始于訛詐和擺攤子賣伏特加酒，借助民主權力，成了許多公司、商業網點和那個正式掛著令其驕傲的名稱----《郭尼亞辛市場》字樣的中心封閉市場的主人，。他的財富粗略算來有30億盧布。在該市民主差額市長選舉上，他取得了令人信服的勝利，獲得選民2萬9千張選票。他的前保護人，前市長阿斯塔菲耶夫獲得6千張選票。
雖說存在這種情況，但大部分黑社會“教父”還是愿意作為“黑市長”而存在。這樣更穩妥。當然，這就要與權力機構分食，但不必與權力機關作戰。
在哈巴羅夫斯克，有著全俄羅斯知名度、“米哈夏”和“小日本”規模的活動者，是某個“卷毛狗”（波達捷夫Податев）。他為什么有這么個綽號，我還真不知道，因為他并沒有一頭卷曲而濃密蓬松的頭發，相反，我在電視上看到，他是個禿子。他這么說自己：“我的不幸，同時也是我的長處在于，在獲得自由以前，我35年生命中的18年是在極端的條件下度過的：在監獄里，在勞改營和轉羈押當中。”您，讀者朋友，不為自己沒有這個長處而感到遺憾嗎？
他因盜竊、搶劫和輪奸蹲過牢。成了哈巴羅夫斯克的“青藍市長”。從訛詐起家，現在有一家叫《自由》（？）的保安公司、兩家賭場和其他企業。1994年6月12日，他作為......人權委員會成員在克里姆林宮親臨出席Б.Н.葉利欽的接見儀式！以同樣的角色，他去了日內瓦和聯合國，還有美國，在那里，他順便看望了朋友----“小日本”。他還是《自由》工會（真是非常地自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和哥薩克沒一點關系，卻獲得了上校軍銜，并且在俄羅斯哥薩克軍中成為最高阿塔曼（俄國自由哥薩克首領---譯注）的副首領。
俄羅斯電視臺拍攝并放映了頌揚他的影片。片名很有特色：《哈巴羅夫斯克一切平安》。我說過，雖然權力機關拒絕放映C.格瓦魯欣的三集影片《刑事犯罪大革命》，但這部有關波達捷夫的影片卻在電影院和電視上廣為播映。隨后又將片子壓縮為一集播放了一次。在片中這樣談到“卷毛狗”，他......協助鞏固了哈巴羅夫斯克的法律秩序。
報刊報道：“‘卷毛狗’那里有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檢察院、邊疆區政府的一些廳局機關的國家公職人員和外交部的代表伺候著”。
C.格瓦魯欣和“卷毛狗”有過訪談，并在我們提到過的書中寫道：“在哈巴羅夫斯克，對卷毛狗·瓦洛佳有各種稱呼。叫他城市教父、哈巴羅夫斯克黑社會頭兒，還有哈巴羅夫斯克非官方市長。最后那個，比其他的都更正確。
他能解決很多問題。幫助大學生、退休者，維護城市秩序。
主人。”
我來原援引一段《公共報》（1998年）上Л.沙洛夫（Л.Шаров）真實無誤地記錄這個情況的札記。札記有個副題：《給犯罪以安寧》。依照作者的觀點，犯罪，是“國家生存的條件”。我們提示一下，是黑社會化的國家的生存條件。于是：“通過成千上萬的公司取得合法化以后，‘弟兄們’創造就業崗位。這些崗位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游離于國家司法管轄范圍之外。另外，‘弟兄們’還有能力解決社會問題。在莫斯科這種大型城市，這還不是那么顯眼，雖說在莫斯科，甚至有一家依靠一個刑事犯罪團伙發放的資助生存著的劇院。在俄羅斯中型城市中，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是把當地的教父認為是真正的政權的。從根本上說，這絕對不是愚蠢的抱怨。‘大鍋’的資金不僅用在刑事犯罪和商業需要上。還建設并維持體育配套設施、兒童院和敬老院、醫院、戒毒所、舉辦城市節日、筑路。城市的管理，還有警察（！）都是靠這些錢維持著。甚至連警察的交通工具、燃油、著裝都是由匪徒們提供著。那么，您想一想，基于什么列寧斯克-庫茲涅茨基的居民站出來保護自己刑事犯罪化的市長？”作者得出結論：國家政權正發生著向刑事犯罪化的轉變。形成了國家與黑社會、官員與匪徒共生的局面。
認為“黑市長”有益的觀點在俄羅斯被普遍接受。這個觀點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觀念的基礎之上，就是在他們統轄下，社會有了秩序。并且這個觀點被許多服務于黑社會的知識分子廣為傳播。C.格瓦魯欣問過卷毛狗，他是否打算在議員選舉中推薦自己的候選人？“不”， --他回答得很堅決。
而且他確實不會。他安插的人會進入議會。誰都有可能是這個人：或是現今的市委員會議員，或是劇院的活動者。但不論這個人是誰，他都將堅定地執行卷毛狗的路線“。
那么，可能，黑社會和“黑市長”確實有益？
與黑社會同流合污的政治家們對權力不會讓步。由“黑”轉“白”的正式市長畢竟還是特例。不幸在于，每一個方面都為了自己利益，劫掠人民，使他們遭受雙重的剝削和雙重壓榨。因此，在物品市場里，警察和黑社會都為自己的利益收取著“貢品”。
第七章
專業化黑社會
地域性黑社會從事所有形式的犯罪活動：生產“燎過的”（即造假的）伏特加、毒品、組織賣淫（剝削妓女）、狂賭、敲詐勒索、盜竊、殺人、搶劫等等。而目前已經是合法的經營形式了：銀行、賭場、貿易。但也有以某種形式而專業化的黑社會。這可以解釋為：他們有自己的專業實力，需要在許多地域來經營，現在甚至可以說，在以國際性的規模來經營。
首先，這是針對于販毒集團。除了可以在俄羅斯生產的合成毒品，大麻、罌粟、古柯豆都生長在別的國家。所以販毒集團應該組織毒品的進口與銷售。
最大眾化的毒品是大麻葉（印度大麻素、大麻），罌粟桿兒來自中亞和阿富汗。從那里，以及從中國、越南運來鴉片生料。
《共青團真理報》的編輯兼記者A.巴蘭諾夫（А.Баранов）去了幾次與阿富汗交界的邊境，證實邊防人員知道，什么時候有運輸毒品的交通工具過來，運多少，甚至知道車牌號，但不允許他們攔截。他們只能憑領導的特別許可才能截獲毒品。
吸毒，在俄羅斯從來就沒普及過也沒引起過特別的不安。它從未正式存在過。比如說，在兒童中確實未曾有過吸毒現象。如果說1965年在蘇聯領土上登記了1萬名癮君子，那么由于戈爾巴喬夫的禁酒法，在兒童中吸毒，尤其是毒物癮急劇上升，這些孩子為了“暈乎乎、輕飄飄”和“快感”而服用丙酮、“瞬間”膠水，以及類似：麻黃素、安眠藥的各種藥片（黑話叫“輪子”），因為它們價格便宜。1997年初，在俄羅斯已經記錄了8萬8千名毒品依賴型和5萬3千非毒品依賴型癮君子。但專家們估計，真實的數字要多10倍。在學校，據社會調查顯示，44%的男孩和25%的女孩嘗試過毒品。同時，吸毒現象增長十年間，政府裁撤了三分之一的戒毒所，而且在剩余的這些戒毒所中，每三人有兩張床鋪，每四個人僅有一名醫生。衛生部多次向政府報告這種令人不安的狀況，但毫無結果。毒品賺來的錢，黑社會通過自己的銀行和賭場漂洗，然后投到合法的企業中再轉移到境外。
俄羅斯販毒集團向中國出口毒品，而在中國，同毒品的斗爭是毫不留情的。俄羅斯妓女被用來充當攜毒者。目前中國宣判了濱海邊區的妓女葉蓮娜·吉姆琴科死刑。另一人正在等待判決。
《新報》（2002年10月第77期）刊載了一篇標題為《毒品生意：是國家最大的壟斷嗎？》的文章。其中說到，國家實際上參與了毒品的擴散。空軍負責運輸。（美國）聯邦調查局轉交給俄羅斯政府一份名單，上面列出了50名為毒品生意疏通游說的高官及議員的名字。但一切照舊。監獄里小毒販人滿為患（這些人中間還有沒有參與毒品生意的人，警方因某些原因想要把他們投入監獄，并用了盡人皆知的手段：暗中給這些人放了毒品袋兒），但沒判過一個大毒梟！這是國家與黑社會結合的又一例證。
酒類能帶來巨大利益。美國就是在開始“禁酒法令”期間，出現了那些從事私酒，即違禁私自生產、出口、銷售酒類的黑社會的，他們尤其是通過地下飯店干這類勾當。這一切都在被收買的權力機關知曉和保護之下進行的，這些機關也得到了自己的那一份。黑社會之間為爭奪銷售市場進行著血戰。當然，權力機關與私酒販子們的周旋，正如我們現在的情況那樣，基本上是做樣子的。這為黑社會帶來了巨額收入，但對酒精飲料的消費并沒減少。舉個那時期的美國笑話：
“外來者問行人：先生，你們這里哪里能喝兩杯？
您看到那教堂了嗎？
您不會是想說，教堂里賣酒吧？
不，哪里是唯一不能喝兩杯的地方。”
戈爾巴喬夫的禁酒法令給蘇聯經濟第一重打擊。大家都知道，沙俄時期的財政被稱作是“醉酒”預算，因為當時在相當程度上，是依靠來自于國家對伏特加專賣的收益來充實（國庫的）。雖然當時是用糧食來生產伏特加，但酒的生產成本也便宜得以戈比計。現在利用對木材的水解作用，使酒精的生產成本更加低廉。酒精給予蘇聯全國財政收入預算的三分之一份額，以及成為現金的主要來源。限制酒精類飲品的銷售和提高它們的售價，導致吸毒、毒物癮以及犯罪現象的巨幅增長。
國家撤銷對酒類的專賣權為黑社會帶來了不可思議的收入。著名《水晶》葡萄酒廠廠長說得非常公道：黑社會比政府聰明。但這還不是十分準確，因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政府關心著販酒黑社會的利益。
在取消酒類專賣之后，政府又兩次宣布引入對酒類的壟斷。可是如果酒精的生產和含酒精類飲品的販賣都屬于私人經營的話，談何壟斷?最終，壟斷只不過是對酒精生產的監管。所謂的監管，也只是在生產的某些環節上安排“獨立”監管崗位和監督測量儀器。這招兒有多愚蠢，是可以展示給大家看的。首先，根本沒有用錢將其變不成非獨立的獨立監管員。其次，沒有那種民間高手“調校”不了的監測儀器。而最重要的是，所有這一切限制，都是加在合法生產之上的，降低它的收入水平，自然，這里是指國家的收入，而提高伏特加黑社會的收入水平。
比方說，宣布禁止在小商亭銷售烈性酒精飲品，同時只允許在帶售貨廳的商店里賣這類商品之后，小商亭的業主就開始給亭子旁邊加蓋個售貨廳，并且把商亭和“售貨廳”置于一個屋檐下。
所有這些措施都導致非法伏特加的產量和銷量的大幅上升，包括假酒，其結果是大量群眾中毒事件的發生，帶來的是死亡和身體致殘（失明）。這類事件數以萬計，雖說銷售假酒可以以故意謀殺定罪，但我從沒聽說有過此類訴訟。因此，可以明顯看出，國家政策是傾向于伏特加黑社會的利益的。
這尤其體現于發生在格魯吉亞-俄羅斯邊境上的事件中。那里，在上拉爾斯的邊防哨上，邊防軍攔截從格魯吉亞過來的酒精運輸車。事件差點沒發展成武裝沖突。質量低劣的酒精一部分由格魯吉亞自己生產，一部分從土耳其買來。罐車能裝幾噸的酒精。把酒精倒騰到北奧塞梯（阿拉尼亞），那里生產供應俄羅斯的伏特加，這是當地的經濟基礎，格魯吉亞人可謀取到巨大進項。如果他沒能把酒精運輸車開到俄羅斯一方，這對他來說就變成了災難，因此，他們為此是不顧一切的。而上拉爾斯的邊境哨所，他們繞不過去的。
邊防軍首長尼古拉耶夫（Николаев）將軍給邊防軍下達了嚴厲指令，不能放過酒精運輸車。沖突升級到需要在國際關系的最高層面去解決。謝瓦爾德納澤親自出馬。國家海關委員會、聯邦邊防軍的代表和來自第比利斯的同行們在弗拉季高加索會晤。俄方不得不讓步。販酒黑社會這次贏了。堅決主張邊防軍不會退讓一寸俄羅斯國土的尼古拉耶夫將軍被解職。邊防哨所撤回至俄羅斯境內幾公里遠的深處，這樣（酒販）就可以繞過邊防哨所了。酒精洪流再次奔涌向俄羅斯。這就是販酒黑社會的實力。
海關署署長（現在已經是前署長了）德拉甘諾夫（Драганов）說：“黑社會不會就這么放棄帶來超級利潤的酒類走私活動，他們會尋找新的渠道和方法把這些迷魂湯運到俄羅斯”。酒精或者成品伏特加還由烏克蘭經無人把守的與白俄羅斯交界的邊境線運到俄羅斯，此外，從拉脫維亞、吉爾吉斯和哈薩克斯坦都有私酒過來，就更別提從歐洲進口的葡萄酒、酒精和伏特加了。
1997年，稅警突襲了在《巡航艦》造船廠廠區內的伏特加地下加工點（莫斯科州，拉敏斯基區）。那里每晝夜能生產了2萬5千瓶伏特加！有30個摩爾達維亞來的奴隸在那里勞作，由茹科夫斯基市的機場用軍用飛機從北奧塞梯運來劣質酒精，在沒有任何衛生條件下，用這些劣質酒精生產伏特加。有意思的是，生產出來的產品上，提供了與真品沒有分別的各種防偽標簽。這證明，所有的防偽標簽只能用來提高售價，鮮能增加國家收入，完全不能提高伏特加的品質，就更別說降低黑社會的收入了。灌醉俄羅斯的居民。這是正在進行的種族滅絕的方法之一。民族的基因庫在惡化。愛國主義還是巨額利潤，這對販酒黑社會不是個問題。我們看到，政權站在他們一邊。
黑金或黑血----石油也帶來巨額利潤。自然，黑社會也侵入這個領域。而且這個黑社會已經不在“合法盜賊”的水平上了。石油在我們這個時代，成為所有能源資源的基礎。美國居民數量占地球總數的2%，但這個國家消耗著40%的能源資源。所以，在開采和銷售石油這個領域，發生著數不勝數的純粹經濟性質的犯罪，以及無法偵破的謀殺案件。
第七章
專業化黑社會
這里說的可不是加油站，雖然那里黑社會之間也進行著血戰。但這可以說，僅僅是當地和地域性黑社會的活動。這里混雜著石油、石油產品以及天然氣的開采與出口。九十年代初將石油工業放松到個人手里，國家逐漸完全對這個領域失去控制。僅在1996年，在殘酷的流血爭奪中就有22人喪命，而且正如我們這里通常的那樣，謀殺案無法偵破。可想而知，在低層次的水平上，謀殺案件要多得多，但這里說的是“老總”級別的，針對聯合體總經理們的謀殺。而且，這還沒計算入以失敗告終的襲擊。當然，這里的“失敗”是相對于殺手而言。
有相當數量的石油和天然氣繞過監管流向西方。1996年“石油運輸公司”（"Транснефть"）借口石油供應超量從“下瓦爾托夫斯基石油天然氣公司”（"Нижневартовскнефтегаза"）沒收了15—20萬噸石油。200萬噸石油不知流失到哪里。遞到總檢察院的材料也沒了下文。
В.別雷赫（В.Белых）在《消息報》（1997.1.4）講了兩種（實際更多）不支付任何海關費用，而將石油運到境外的方法。
第一種情況是，原油發往白俄羅斯（其中包括莫濟里石油加工廠）進行委托加工（委托國外加工再運成品回國內）或者作為“老客戶的原料”運到烏克蘭。在這種情況下，不必付費用，但加工好的產品（汽油，潤滑油）應該返回來。然而它們并不返回。從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這些產品被轉往加里寧格勒州的并不存在的公司的地址，并最終出現在西方國家。
另一種情形是，石油產品在加工好之后直接銷售給西方，作樣子返回俄羅斯的罐車中裝滿沙子。這樣，黑社會還能從每噸原油中獲取50美元的額外收入。
類似的一幕在鋁工業中上演。只是那里的過程是反向的。鋁業巨頭（就是A.貝可夫提到的以色列兄弟喬爾內赫）收到從西方運來“老客戶的原料”來加工成成品鋁，再銷到西方，不支付關稅還能得到巨額利潤。也是外委加工。當然，圍繞鋁的生產也進行的流血的斗爭，雙方都因此有人員的犧牲。
2002年8月2日，《莫斯科共青團報》（因花樣滑冰的國際丑聞）出版，頭條即是《噢，體育，你，就是刑事犯罪的！世界......》形成于蘇聯時期政黨-官僚環境中的黑社會之一，正是體育黑社會。當時政府對體育是舍得花錢的。集團采購來運動服和運動鞋，給裁判和代表們采購了我們從沒見過的高質量的便裝和鞋。給運動員發放助學金（也就是工資）、分房子和汽車。這一切都取決于組織了黑社會的那些體育官員。他們偷光并轉賣了外國進口的服裝，和諸如羽毛球拍和球的運動器材。這都是有很大利潤的。這些也佐證了我對黑社會的定義。當時在體育黑社會中還沒有職業刑事犯，雖然如此，它還是具備了黑社會的所有特征。
犯罪活動有下列方式：侵吞金錢和財物、投機、組織假比賽、賄賂等等。能否去國外比賽，取決于體育機關的公務員，他們就像典型的黑社會人和敲詐勒索的盜匪那樣，從運動員那里收取貢金。對獲得的外匯獎金也要收貢金。只給未成年的小體操運動員留出她們付出了巨大勞動獲得的獎金的2%（！）。著名的體操選手，世界冠軍奧莉嘉·哥爾布特（Ольга Корбут）現在定居美國，在亞特蘭大開了家最大的體操中心。她說：“在美國誰都不會向我要‘保護費’。在俄羅斯憑這么個計劃都能把我殺了”。
在那個遙遠的年代，體育黑社會還沒忙于搞暗殺，這至少是個常規。他們手上掌握有足夠強有力的行政手段。可以取消任何一個運動員的資格、“使絆子”（比如，揭發服用興奮劑）、撤掉教練、開除出運動隊、將人“限制離境”等等。考慮到獲勝的整體性，如果出色的運動員敢于說出被認為是反蘇的言論，或者敢于站出來反對體育界的舞弊和欺壓賄賂，他們就不派這些運動員參加國際性的比賽。
但是“體育明星”可以放任自己干任何犯罪勾當且不受懲罰。通過蘇共中央，領導會向相應的機關施加壓力。
在國家總體生活水品較低的情況下，這些能“出境”的運動員，從國外帶回便宜的日用品，通過倒賣極大地改善了自己物質上的境況。但他們的資金也極為有限，因為體育部門的領導們已經把資金的主要部分搜刮走了，所以，可以對奧運會冠軍、在倫敦的一家百貨商店盜竊女帽的妮娜·巴拿瑪廖娃（Нина Пономарева）報以同情。對這位知名女性來說，誘惑太大，而錢又太少了。
一篇有關體育黑社會的文章的作者M.貝可夫證實，“新俄羅斯人”鐘情于粗大的金鏈子這個時尚出現于八十年代體育官僚中間。那時，80年奧運會之后，從《諾沃格爾斯克》運動基地運走了所有進口運動器材，最終不翼而飛了。希姆基檢察院做了刑事立案，但該案最終還是被踩了剎車。
在被稱作“經濟改革”的那段時期，當大家都搞不到錢的時候，局勢產生了劇烈變化。這首先反應在那些不能再拿到錢的運動員們身上，這些錢，以前讓他們不必工作，只進行訓練和比賽都可以正常生活。那些力量型項目的運動員：拳擊手、摔跤運動員、桑勃式摔跤運動員、柔道運動員首先為自己找到了生計。匪徒們的敲詐勒索活動需要他們。整個體育界，甚至包括冰球和足球都開始下滑，開始關閉體育俱樂部和機構，縮減了比賽的數量，尤其是與跨城市相關的比賽。這些運動員既沒受過教育又沒有了工作，這時又失去了經常訓練的可能。黑社會開始在這些人中間招募“打手”，這些打手中有些人在黑社會中也“謀得了高升”，在自己的黑社會的官級當中被提升至最高等級，就像在黑社會爭斗中光榮犧牲的歐塔立·克萬特利什維里（Отари Квантришвили）那樣。這期間，2002年一舉成世界之名的，外號叫“小臺灣”的足球運動員托赫塔洪諾夫（Тохтахунов）仕途得意。我將在最后一章來詳細地說說他。
還沒來得及平息小臺灣的丑事，在日本的世錦賽期間紅得發紫的俄羅斯足球新星，18歲的森切夫（Сычев）就爆發了又一丑聞。本應有他作為“斯巴達克”隊成員出場的球賽開始前2小時，他宣布自己退出運動隊，這可把教練羅曼采夫（Романцев）急出了心肌梗塞。然后這位新星出現在了醫院，從哪里又消失無蹤。由此又開始了關于俄羅斯體育的骯臟和陰謀詭計的討論。原來，森切夫轉會的價格有好幾百萬美元，而且其中的一半是由“操辦”這事的巴多爾斯克（巴多爾斯克，是莫斯科州的一城市）黑社會結算的。
依照影子經濟的發展程度，出現了新的機會。體育在某些領域成了廣告的天地，黑社會就為拉贊助而利用它。體育還可以洗臟錢。通過事先商量好結果來賭賽馬，又給黑社會提供了在體育中掙大錢的機會。
我們有個慣例，領袖人物的嗜好會成為朝臣們的愛好。赫魯曉夫喜歡射擊和打獵。勃烈日涅夫繼承了這個愛好（他死后，留下了100多管槍，當然是收藏級別的，且當然不是買的）。在生日那天贈送給領袖收藏級別的武器價值幾萬美金：這算賄賂？亦或，這不過是愛與敬的證明？
鮑里斯·葉利欽曾經喜歡民主的排球，但官升三級后，嗜好改成貴族的網球了。他的私人教練塔爾比謝夫（Тарпищев）與刑事犯罪和寡頭圈子都有聯系（在《公共報》1998年第二期上刊載有塔爾比謝夫、匪徒“小臺灣”和寡頭米哈伊爾·喬爾內的照片），塔爾比謝夫成了“克里姆林宮”杯和“大帽子”杯的組織者，克里姆林宮的朝臣們參與進來，玩玩樂樂之中就辦妥了自己的事。而舉辦這些賽事的經費，都是由在俄羅斯積攢了自己百萬財富的以色列百萬富翁提供的。通過塔爾比謝夫，米哈伊爾· 喬爾內踩出了通往克里姆林宮走廊的小道兒，他花費在克里姆林宮老花花公子們消遣上的金錢（“大帽子”杯循環賽是在索契進行的），擴大了上千倍后，又轉回到他那里。
塔爾比謝夫主持著體育基金會，這個基金會可以憑借免稅進口伏特加和香煙而獲取巨額利潤，他的“保護傘”不多也不少：葉利欽總統的衛士長----戈爾讓柯夫（Коржаков）。
1999年4月，“別列佐夫斯基的人”、和無所不能的塔爾比謝夫發生過沖突的體育聯合會副會長菲奧多羅夫（Федоров）突然死于心臟衰竭（？）。此前，曾有人襲擊他，但當時殺手的手槍卡殼了。殺手于是捅了他數刀，但菲奧多羅夫在國外治療后活了下來。菲奧多羅夫證實，戈爾讓柯夫勒索了他4000萬美元。是否如此，很難說。自然，戈爾讓柯夫是堅決否認的。
第七章
專業化黑社會
在改革后初期，出現了大量的“基金會”：文化基金會、兒童基金會、阿富汗人基金會、殘疾人基金會......這些基金會應該對那些沒有資金的相應組織提供幫助。當初設想資金將來自各種措施，諸如慈善音樂會、“贊助”、民間捐款。因為從這些來源的募集的資金明顯不夠，所以又允許他們從事企業經營活動，尤其是進出口業務。進出口業務需要支付關稅和各種稅費。但這些基金會的領導通過媒體，或者就用眼淚向權力機關證明，向不幸的殘疾人盤剝稅賦、關稅和收取各種費用是昧良心的。信函是令人信服的，基金會也被免除了稅賦。大錢出現了，而哪里有大錢，那里就會有黑社會。甚至東正教教堂牧首所管轄的教區都沒能擺脫倒賣伏特加和香煙的誘惑，這是紙媒報道出來的。自然，仿佛是為了孩子們、殘疾人等而創建的基金會，最終孩子和殘疾人只能拾人牙慧，就這，也不過是為了做做樣子。還用提體育基金會嗎？
為爭奪這塊肥肉，開始了老的政黨體育黑社會和新浪潮體育黑社會間毫不妥協的血戰，匪徒占有優勢。而且，自然不是為了保障貧困的運動員了。以列夫·楊申（Лев Яшин）命名的運動員社會保障基金會創建人兼主席是歐塔立·克萬特利什維里，別看他有無數的保鏢，但還是在克拉斯諾普雷斯涅的浴館出口被人用狙擊槍擊斃。“我記得很清楚，案件發生那天，在瓦連金·塞齊（Валентин Сыч）的那些擁躉者們的營地中，是如何歡天喜地。這些人還打算扳倒冰球聯合會會長弗拉基米爾·彼得洛夫（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M.別洛夫在《消息報》上寫道。但沒高興多久，還快，瓦連金·塞齊也被殺掉了。
別洛夫的文章中還附了俄羅斯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維塔利·斯米爾諾夫（Виталий Смирнов）的照片，此人宣稱，因為害怕，他睡覺時，旁邊總是放一把子彈上了膛的武器。我在讀到這段文字的時候，腦海中出現一個問題，這是不是他在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會議上作為受賄收到的那件武器？況且，B.斯米爾諾夫還是政黨-官僚體育機構殘余中的恐龍，而新體育黑社會所引領的斗爭正是反對這個機構的。
M.別洛夫報道了很多體育-匪徒生活中的具體事實。比如說，1995年1月，НХЛ冰球手奧列格·特維爾多夫斯基（Олег Твердовский）的母親被綁架。綁匪要求他交付20萬美金的贖金。1996年3月，勒索團伙被抓到。該團伙受特維爾多夫斯基的前教練操縱。作者還報導了其他謀殺案件。他用預測來結束文章：“在體育界的關鍵位置還沒有被新貴們霸占前，殺戮是不會停止的”。
我不贊同這個觀點。只要國家的黑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來自體育界的匪徒們就會為了一塊肥肉廝殺下去，因為如果一個黑社會人物有比另一名人物更大的一塊肥肉，那么這另外一個就會想要把它據為己有。
《足球黑社會》，是《絕密報》（1998年第二期）上的一篇匿名文章。需要說明，體育黑社會很多，他們生存在能帶來大錢的大眾化的體育項目里。關鍵是大錢。所以，有足球黑社會，有冰球黑社會，但未必有橄欖球黑社會，因為這個項目投入要比收入多。但這只是我的一種猜測，因為我不太了解這種運動項目中的狀況。可以確定的是，在純粹俄羅斯運動項目中：如擊木游戲、徒步旅行和其他一些項目，是沒有黑社會的。
正如已經說過的那樣，政黨官僚給予大眾體育項目極大的關注，且很舍得花錢。尤其深受喜愛的運動項目是足球，和占第二位的冰球。每個大企業有“自己的”足球隊曾是一種時髦。曾有觀點認為，我們沒有職業體育。只有“愛好者”的體育。當時，為了在體育中奪取好成績，必須每天多小時的訓練。所以，有鉗工，有車工，按照編制表挑上誰算誰，這些人也得到相應的工錢。用收買裁判和“獎勵”球員的方式來保證贏得球賽。比方說，烏克蘭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謝爾比茨基（Щербицкий）和總理舍列斯特（Шелест）就親自獎勵了基輔“迪納摩”隊的球賽。在基輔，想贏基輔的“迪納摩”隊的球幾乎是不可能的。
匿名作者在《絕密報》上寫道：“蘇聯最大的一家機械制造廠的廠長曾是我們最重要的球迷，他不錯過一場球賽。由于他的慷慨，我們一直排名第一。當時，錢是堆積如山。現在，每個球隊都沒錢了，可那個時候，每輪比賽，我們都能從工廠拿到脫銷的‘日古力’車，按市場價賣掉它，這些錢就用來賄買裁判”。
黨的老板高拉斯闊夫（Колосков），至今還穩坐足球領導寶座，這本身就證明了該人的機智靈活，1985年改革時期，他發誓要終結暗箱操作的球賽，并嚴懲收受賄賂的裁判。五年后，他宣稱，所有的球賽都由黑社會團伙操縱。而1992年他已經承認自己無力終結這些現象。
像其他體育項目那樣，在低層次的聯賽中，足球已經衰頹了。甚至沒錢去別的城市（比賽）。但在高等級聯賽上，足球借助于黑社會而繁榮，這些黑社會，在自己手中掌握了能給他們帶來巨大超額利潤的賭賽馬和廣告生意。
對網球不能不說幾句。這曾是“貴族”運動項目，只有極少數人能參與并且不能帶來收入。多虧這項運動是鮑里斯·葉利欽的愛好，所有高級官員都把玩網球當作自己的應盡義務。因為主教練塔爾比謝夫成了葉利欽的私人教練兼伙伴，并領導著體育基金會，網球就擁有了在我們國家前所未有的重要意義。對網球的興趣急劇升高，出現了大額收入，于是，網球進入體育黑社會的利益范圍。
還有漁業黑社會，他們從事向國外運送紅、黑魚籽、各種珍稀魚種和海產品。這行的黑社會也能得到國家機構的協助，理所當然，不是免費的。在濱海邊疆區，當我們的捕魚船隊、捕蟹加工船......停在那里無事可做的時候，市政當局卻給某家“INTERFLOT”公司頒發了捕撈執照，而這家公司......卻沒有船隊！該公司的法定資本金只有區區100萬（舊）盧布，并且公司是由六個（！）自然人創立的。公司把捕蟹執照就那么轉手賣給了美國人，很明顯，可不是出于好心頒發的捕蟹執照。完全有可能，通過這家公司，大官給自己發了執照。關于濱海邊疆區的主人納茲德拉堅柯（Наздратенко）與犯罪階層的聯系被連篇累牘地報導過，自州長的職位退出后，他便獲得了俄羅斯漁業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這是與漁業黑社會有聯系的最好補償。
在遠東，當珍稀魚種進入產卵期后，也就開始了瘋狂濫捕這些魚種的火熱時期。漁業監管人員都是擺樣子的。首先，他們人數很少，想阻止非法捕撈人手就不夠用；其次，如果他們開始積極行動，干擾黑社會的活動，他們就會被打死。在原始森里什么痕跡都找不到。況且誰都不會去找。捕撈上來并加工過的魚和魚籽會從遠東運走，還是用軍用飛機。
干擾漁業黑社會的活動成本是很高的。我舉2002年被活活燒死的邊防軍將軍嘎莫夫（Гамов）作為例證。杜馬議員鮑里斯·列茲尼克（Борис Резник）公布了整整一個系列的恐怖文章，一一列舉了濱海邊疆區漁業黑社會逍遙法外的那些活動。他特別例舉了一些數字：就指控非法捕撈魚、蟹及其他海產品共立刑事案件670起，其中最終訴諸法院并象征性地得到懲辦的一共......6起！
漁業黑社會另外的重要活動領域在里海和達吉斯坦。在里海城，民宅爆炸案廣為人知，那次有多名邊防軍及其家庭遇難。像通常那樣，罪犯沒有找到。眾多說法中，一個較為可能的版本是，邊防軍干擾了漁業黑社會。含混其辭地指稱有“車臣人的痕跡”，但這只是掩飾真正的原因。同一年在里海城節日游行期間的爆炸也是同樣的情況。捕魚曾是沿岸居民的生存手段。無力與非法捕撈抗衡的邊防軍，轉而奪走了普通居民的漁船，剝奪了他們賴以謀生的工具。其結果是，在邊防軍和當地居民之間產生了真正的、達到了交戰程度的敵對。漁業黑社會利用居民（的這種情緒），鼓勵這種爭斗。
1997年12月，電視工作者們播放了恐怖的畫面。在遠東，鮭魚進入產卵期。非法捕撈的人在漁業資源保護機構的掩護下忙碌著。從鮭魚體內擠出魚籽，而魚則被扔掉了。在很多人忍饑挨餓的時候，看著那堆積著昂貴的新鮮魚的場地，是一種痛。但能觸動黑社會的，卻只有超額利潤。
不能不說一說，一種對我們國家來說新的出口品種，這個業務整個掌握在黑社會的手里：“活商品”貿易。在官方，完全不存在這個出口品種，但實際上，它是消滅種族遺傳基質的最卑鄙無恥也是最賺錢的方式之一，因為在選美比賽上，挑選的都是最漂亮、健康的姑娘。這些比賽都是由大財主們安排的，他們這既是為了自己的需要，也是為了出口。姑娘們被帶往國外，許給她們金山、躋身名模和攝影模特排名等等，但到了國外，就沒收她們的護照，從而使她們陷于在妓院里成為非法居留的奴婢的境地。
黑社會還在自己手里掌握著古董的走私。首先是偷運東正教圣像出境。依照古洛夫的情報，不僅在歐洲，甚至在非洲都有銷售圣像的專門商店。這毫無爭議地說明了偷運出境圣像的巨大規模。在海關扣押圣像的消息時常見諸報端。先不談個人需要（在家里有古老的俄羅斯圣像，不但對黑社會人士，同時對不久前還奮不顧身地同宗教作斗爭的黨的老板們來說都是體面的事），大部分的圣像都被運出國外。居民家中的圣像被收購了，或那些有圣像的家庭、教堂都被偷盜了。
還有其他的古董被運走：俄羅斯和國外藝術家的畫作、琺別爾熱（又譯作"費伯奇"，即俄羅斯傳統彩蛋制品。---譯注）制品。古洛夫稱，搜尋工作的結果是，只能搜捕到很小的一部分被盜文物。國家安全機關1992年的一次行動中，阻止了114幅十七----十九世紀的圣像由雅羅斯拉夫爾州運往德國。古洛夫還證實，古董黑社會特別殘酷無情，有大量的犧牲者應該記在他們賬上，其中包括警方的工作人員。2002年，媒體還大量報導了“小臺灣”參與古董業務的情況。
還有住宅黑社會。這通常是不大的團伙，但里面一定會有物業管理人員、戶籍管理人員、公證員、警察。找到沒有親屬的孤寡老人，和孤寡的酒徒。接下來或是簽訂贍養協議，向老頭子或老太婆許諾，在簽訂繼承房產合同的前提下，負責他們在世時的飲食、照顧以及其他需要，然后安排他們死亡并把房產辦理到別人的名下，從而收取大筆金錢。有的時候更粗蠻無恥些：直接把房產所有人殺掉，偽造出文件。還有的時候，是以有利可圖的交換為借口，把房產所有人拉出城外，半路上殺掉，用同樣方式辦理文件。有時把死人的住宅賣給某位女士，辦理和死者的訂婚手續，文件上倒填過去的日期。
截至1994年7月1日，2萬2千賣掉了自己住宅的莫斯科人中，有9262人失蹤。被揭露出22個從事欺詐行騙住宅的團伙。記在幾個團伙賬上的，是每個團伙有6—8條人命（《論據與事實報》1994年第32期）。通常這種案件是不會有結果的。誰都不會去找這些失蹤者。即便有誰報告失蹤，誰也不會去找。在“護法”機關都有了順口溜“無尸– 無事”。有的時候，失蹤者的尸體會被意外發現。在公路邊上，找到了個謝苗諾娃以及她的女兒和9歲的外孫女的尸體，顱骨被打穿。住宅賣出之后就立刻發生了謀殺。1994年8月，內務部新聞發布會上通告：上千失蹤者中，有17人的尸體被找到。
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相對較小的專業黑社會。比如 “黃牛”（那些“流動著”倒賣足球賽、大劇院等演出門票的販子，他們成績卓著，尤其是同外國人打交道的時候）。2001年6月25日，《共青團真理報》出版了一期大標題為《克里姆林宮墻下活動著黑社會》的報紙。（如果連克里姆林宮里面都有黑社會在活動，那么這又有什么？）。在這篇報導中附帶登載了許多照片，該報的記者寫道：“在亞歷山大花園（花園位于宮墻坡下）中呆了幾個小時，我們的記者證實：在護法機關縱容下，這里四平八穩地活動著有組織犯罪團伙”。（記者）佯裝想賣克里姆林宮兵器館門票（門票在售票窗口基本沒有）撈點外快的“愣頭青”，但遭到了黑社會的威脅，他們賣票可以獲得2000%的收入（價值15盧布的門票，他們賣300盧布，每月掙20 000美元）。他們還寫道：“憑我們觀察，‘克里姆林宮的黑社會’成員之間相互聯絡，還和售票員以及護法機關有聯系”。突擊檢查之后，編輯部找到他們認為應該能阻止這些黑社會活動的機關。他們在警方得到這樣有意思的答復：“您得理解：警察每月拿700盧布。那那些販子每月能有2萬美元的收入。他們分給警察們的那點小錢兒，對警察來說可不是可有可無的”。換句話說，警察是有組織犯罪團伙的同伙，到處都是這樣，但這里有意思的是，克里姆林宮墻之下，可是有著所有強力人物最為嚴密的監控的。
必須要強調的是，所有黑社會都把資金運出俄羅斯，這和外國黑社會相反。賺得的錢換成外匯，但通常不對俄羅斯的合法企業進行投資（也有些例外，例如賭場、銀行）。黑社會通過自己的銀行將外匯輸送到國外的賬戶里。
第八章
種族黑社會
內務部最受喜愛的口號是：“犯罪沒有民族性”。這個觀點與匪徒們的看法遙相呼應。《論據與事實報》的記者采訪過一個合法盜賊“圣者”（沒透露姓氏）。這位也說了同樣的話：“黑社會中沒有民族沖突這樣的概念，原因很簡單：賊，無論是巴格達的、格魯吉亞的、俄羅斯的或是車臣的，在哪里都是賊。存在派別的區分，但這僅僅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玩的不是民族情感的把戲。
至于說到熱點地區的沖突，那是因為沖突對于加盟共和國的領導們有利，對黑社會體系沒有好處。掌握和控制人，總是在極端狀態下更容易些。總體來說，所有的民族混合，都是蘇共干的，方案是克格勃制定的，克格勃的爪牙是執行者“。
就整體來講，這說得沒錯，但還不準確。黑社會在美國最初都是意大利人，尤以西西里人更具優勢。但他們并不是特殊的同一個民族的群體。雖說派別以“家族”方式成形，但還是允許別的民族的人進入其內部。只是他需要聽命于“家族”，證明自己的忠誠、宣誓、完成某些儀式（比如，親吻“教父”的戒指或手），此后被接納者成為“家族”成員。民族歧視倒沒有過。
黑社會之間也發生過嚴重沖突，“梳理”，但這些都與重新劃分地盤，和走私（通常指造私酒---譯注）、販毒、組織賣淫（盤剝妓女）、賭博等生意領域的再劃分有關。
黑社會在原則上還是講求民族的同一性的：意大利人、猶太人、愛爾蘭人、波多黎各人、中國人。尤其是最后這個民族的團伙更為封閉，從一方面講，他們因語言和外貌的分別，和歐洲人交流很困難；從另一方面來講，黑社會有著家族的、宗派的結構，要在一起慶祝民族節日，以及有統一的民族習俗。其他民族的人會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是外人。沒聽說過有黑人黑社會。這并不是說黑人不慣于犯罪，更有可能的是恰好相反，但他們總是在自己的區域內或單獨、或小團伙地干些強搶、劫掠、殺人的勾當，通常不與政府機關有關聯。所以，雖然黑人犯罪團伙也有規模大的和有組織的，但還不能把他們歸屬到黑社會中。
終究，我們這里是有活動領域特殊，而民族又單一的團伙的。遺憾的是，內務部不承認這一點。根據《共青團真理報》的消息，單在莫斯科就有亞美尼亞、亞述、阿塞拜疆、達吉斯坦、格魯吉亞和車臣黑社會在活動。阿塞拜疆黑社會包攬了蔬菜和水果生意。如果這里指的是，生長在阿塞拜疆的那些蔬果就好了，但他們買賣的是香蕉、獼猴桃、摩洛哥和以色列橙子。十分明顯，他們和國家進口機關“合作”，常常整個包攬俄羅斯市場，并且涉及所有貿易品種。
當您來到俄羅斯最邊遠的小城，到最小的市場上去看一看的時候，不自覺地會產生一個疑問：在阿塞拜疆還有阿塞拜疆人嗎？他們非常嚴密地保護著自己的壟斷地位。當一個俄羅斯農民帶著自己的貨物來到俄羅斯的市場上，他們會逼迫他把貨按照強制性的價格賣給二道販子（這就是市場上，俄羅斯式的“市場關系”），或者，最輕程度的情況是，他們不允許農民降低價格，而只能按照指定的價格賣貨。警察在他們那里有自己的一份，所以向警察去申訴是徒勞無益的。
此外，阿塞拜疆人的專業是販毒。他們倒賣所有品種的毒品，從植物性的到合成的，其中包括進口貨。車臣制毒企業采用自己的原料，但搞不到的材料他們就從阿塞拜疆拿。再把成品提供給阿塞拜疆。利用免費的被俘俄羅斯士兵的“奴隸勞動力”，或者更便宜的當地居民的勞動力來生產毒品。
需要特別說說車臣黑社會。在俄羅斯領土上，直至最北部和最邊遠地區，幾乎沒有車臣黑社會不亮相的地方。如果說到車臣黑社會的專業，則他們也像一般的黑社會那樣，是包羅萬象多才多藝的。他們也出現在有大錢可賺，大利可圖的地方，但終究他們最專長的還是綁架。至于說到車臣當地，則劫持人質已經成了當地國民經濟的主要領域。在媒體上出現的關于綁架的報導涉及的都是“大”人物被劫持了，像軍官、有時還有士兵，但成百上千的普通人群，像孩子、婦女、老人被綁架，是從來不報導的。
那里到處是石油，手工作坊的方式采油，再手工作坊式地加工成汽油。如今，估計那里有幾百家手工小廠在開工干著。車臣政府裝模作樣地和他們周旋著。電視里播放著如何清理和消滅這些小工廠以及從輸油管里抽油的地方，但印刷媒體則報道，運油的罐車川流不息地開過攔截崗哨向西挺進。所有其他的國民經濟都被破壞殆盡。所以綁人在車臣是很平常的事，而且不光黑社會在干，普通百姓也在干。
不久前，在格羅茲尼，我的一位熟人的兩個叔叔（可憐的亞美尼亞人）大白天的被直接從大巴上拽下來給劫持了。后來弄明白，綁錯了（原本打算綁架富人的）。弄清楚后，其中的一個立刻被放了，而另一個，因為“活兒”已經干了，就被要求拿出20 000美元來。他當然沒有這么大一筆錢，但在東邊，親戚之間的聯系通常都很牢固而緊密，綁匪算計的是他們之間的互相幫助。被綁者建議把自己的房子給他們，但綁匪們拒絕了：在格羅茲尼，荒棄的房子有的是，而且房子幾乎沒有任何價值。
綁架的技巧制訂得非常詳盡。所以我不相信，為了解救“大”人物，內務部采用了什么秘密的“特別行動”，并且相信，他們不過是被贖買回來的。至于如何采取行動的，他們以秘密為由不予公開。誰的秘密？劫匪可是知道怎么釋放的那個弗帕索夫（Впасов）的。也就是說，只是讓我們蒙在鼓里，為的是不讓我們知道贖買的事實。給“大”人物一般還要配上兩、三個士兵和軍官，這是戰無不勝的俄羅斯軍隊在英明的總指揮領導下留在那里的，據說，在車臣這么留下來的士兵已經有整整一個團了。如果公布出來，“大”人物是國家贖買回來的，那么這些士兵的母親也會要求把自己的兒子贖回來。這就是政權機關捏造出來的秘密“特別行動”。
我援引《說法》報（1999年6月第21期）：“上周二解救出兩位被車臣人俘獲的東正教神職人員，特工機關領導人大聲宣稱：這還遠不是反有組織犯罪管理局和聯邦安全委員會的‘行動效果’的結局。其實，神父不過是用了百萬美金贖出來的。”。
所以我認為，正像斯捷帕申將軍以“一個軍官的名義”保證的那樣，施必恭將軍確實會被解救。但錢沒搞到，“斯捷帕申的軍官的名義”分文不值，結果是施必恭被害。
某位明顯未經贖買，而被內務部通過成功的“行動”解救出來的盧保格拉佐夫事件頗為典型。但，在電視中露面的時候，他說，他當時被關押在地下室，那里還羈押著七個人，可這些人卻留在那里了。“行動人”解救了一些人，又留下了另一些人做人質，這算什么行動？
車臣黑幫在莫斯科綁架了一位商人，把他劫持到雅羅斯拉夫爾州。該人確實被特別行動解救。團伙的頭目常年住在莫斯科。這回有人可以跟我說了，看見沒？這就是解救行動在進行！是啊，在行動。但這是在俄羅斯，可不是在車臣！照敖德薩的說法，這區別，大了去了。
在同“圣者”的談話中，記者問，哪個隊伍在“梳理”中最難抵抗？“圣者”回答：“所有的。總的來講，大家都承認，車臣人最強硬。這些伙計用自己的錢、自己的實力、自己的殘酷性迫使你相信，要把他們當回事并尊敬他們的實力”。在回答車臣人什么樣的品質值得效仿這個問題時，“圣者”指出是相互的忠誠。這使他們強有力。只要“刮碰”了一個，所有人都會站出來。我們斯拉夫民族像散沙一樣的民族個性使我們較弱。征服和統治的本領是門藝術，也不是每個人都具備的。在車臣，生了男孩子，從幼年開始，就教育他怎么成長為一個男人。而男人，首先是獵獲者、斗士。年幼的敬重長者，這帶來力量和自信。順便說句，這次談話是在1993年，也就是說，是在車臣戰爭之前。有意思的是，這個刑事犯說：“我們最終要決斷出，我們在自己的國家到底是什么人：是奴隸還是主人”。非常震撼！我想，已經不再需要決斷。因為現在大家都很清楚，黑社會人是我們國家的主人，而勞動者是奴隸。說實在的，喂飽穿暖了奴隸們。甚至連工資和退休金都不給我們。
對于中亞的黑社會，其專業定位于毒品、種植大麻和罌粟，用它們加工出大麻葉（大麻素、大麻膏）和鴉片。他們還直接賣罌粟稈。以前在俄羅斯種植大麻是為了用它加工成纜繩。而現如今，大麻更是像野草一樣瘋長，消滅它們幾乎是不可能的。就像對待種罌粟那樣，已經全面禁止專門耕種大麻。現在，用在糖果制品上的罌粟只能依賴進口。
從事毒品的還有茨岡（即吉普賽人）黑社會。茨岡人還保留著自己的世襲結構和自己的習俗。他們實際上是游離于俄羅斯法律之外的。只是現在已經看不到彪悍的烈馬以及大篷車了。現在茨岡人的首領（“巴羅”）的坐騎是“奔馳”，誰要是簡樸些和窮一些就坐“日古力”。
格魯吉亞黑社會專心于強盜、入室以及其他搶劫行為。搶劫伴著暴力和兇殺。所以在黑社會內部，相互之間用黑社會的黑話把他們稱作“野獸”。這既不是評價也不是侮辱，而僅僅是個稱謂。比如，如果一個匪徒對另一個說：“野獸來過了。三個人”。這是指，來過三個格魯吉亞人。
已經提到過“公路工” ---- 專職在公路上搶劫貨車的匪徒。公路被嚴格劃分。而且，特別是莫斯科-阿爾漢格爾斯克公路是指定由格魯吉亞黑社會負責的。
現在我們應該轉向一個很微妙的題目：“白色”金融黑社會。其微妙在于，話題要談到猶太人，那么就有可能指責我是反猶太主義者。我是堅決否認這一點的，而且我會說，這本書自身是本科學著述。我不能掩蓋或者混淆事實，而事實就是，金融黑社會大部分隸屬于猶太人。
在最短的時間內，甚至是在破紀錄的期限內，國家的資本就轉到了金融黑社會的手中，其中多半是猶太黑社會。1996年1月3日，任命銀行家別列佐夫斯基為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副秘書長一職前26天，在以色列電視臺曾組織過俄羅斯銀行四巨頭的座談：別列佐夫斯基、哈伊特（Хаит）、馬爾金（Малкин）和古辛斯基（Гусинский）。他們談了猶太人在俄羅斯生意中的角色和為自己的利益在議會院外的游說活動......該座談被公布在當年12月7日的《蘇維埃俄羅斯》（"СоветскойРоссии"）報上。
當然，需要考慮到，他們在以色列演講時，并沒有料到座談的內容會落入俄羅斯紙媒手中，所以他們說了很多“多余”的話。還要顧及到，會有小地方人愛吹噓的成分。但整體來講，猶太金融黑社會在俄羅斯的角色被他們展現得足夠屬實。
別列佐夫斯基開的頭兒：“在俄羅斯有這么個觀點，存在著專門維護猶太人利益的猶太復國主義黑社會，當然，為達到這個目的，首先要由俄羅斯人埋單。當然，如今在俄羅斯不存在猶太人的院外活動集團。而從另外方面講，他們說得絕對正確，今天許多做生意的人是猶太人，取得了成就的也是猶太人”。別列佐夫斯基在偷換概念：猶太金融黑社會沒有維護猶太人的，即民族的整體利益。
銀行家馬爾金指出一個非常有趣的事實：“他們只考慮自己的生意，他們沒想自己是猶太人。但之所以這么稱呼他們，那是因為俄羅斯資本中的60%屬于猶太人的生意，所以把他們叫做猶太金融院外集團”。
猶太人中，絕大多數是普通人：教師、醫生、工程師、學者、音樂家，他們和金融黑社會沒有任何關系。所有不留戀俄羅斯的猶太人都移民到了以色列、美國和德國。留下來的猶太人，如果不追根溯源，而按實際情況來講，已經是俄羅斯人了。現如今在俄羅斯，誰手里有錢，經濟大權就在誰手中，進而也就得到政權。確實，生活中，這種數學般精確的路徑并不是那么簡單地在起著作用，但也能大致勾勒出金融黑社會的實力。尤其像我下面描述的，按媒體的消息，是阿布拉莫維奇組建了斯捷帕申政府，而阿布拉莫維奇那時沒有擔任國家機構的任何職務。他成了議會議員，然后是楚克奇的州長，但這也是后來的事了。
別列佐夫斯基說：“是啊，俄羅斯現在確實已經刑事犯罪化了。這是一系列情勢使然，但也有主要因素。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所有權再分配就是這個主要因素。1991年，國家所有制幾乎占據90%的份額。如今，幅員廣闊的、富饒的國家的75%，75%的財富！已經不屬于國家所有了”。需要補充，“私有化”是在罕見的條件下進行的。500家大型企業按照其名義價值（也就是說壓低的價格）的3.6%被賣掉！
然后，在馬爾金說了幾句兩年誰都沒繳稅的話后，別列佐夫斯基接著說：“在俄羅斯腐敗的程度與社會變革的程度相符，社會有變革，腐敗也既不多也不少。我不認為，以色列官員有把億萬財富重新分配的可能性。沒有這么大一筆財富，這筆財富的非從屬性不屬于任何人，因為這筆財富誰的都不是，沒屬于過任何人。官員怎么可能大筆一揮就決定了屬于你還是不屬于你。我們不討論私有化的機制是好還是壞。我的觀點是，沒法再好了”。
我們提個問題：對誰好？我們還是討論一下私有化的機制吧。因為在這個機制當中，就有對別列佐夫斯基神話般的財富和整個國家不可思議的貧困的最好注解。
請看：財富，誰的都不是。官員的意志（比如說丘拜斯）“官員大筆一揮就決定了屬于你還是不屬于你”！我們倒要問一問，那官員要依據什么？誰的眼睛更漂亮？這就是所謂的腐敗。下一個問題：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哪里來的這些神話般的財富？
這些財富不是誰的（是國家所有）。葉利欽-丘拜斯-蓋達爾的“民主”之國安排好了這些財富。由他們來決定。誰更親近，就讓誰叼一口。就算是數學物理博士，難道真的會只用二、三年的時間就集聚了比印度伊斯蘭大富翁還多的財富？
對以色列來說，在這開誠布公的座談中應占可資借鑒的一席之地的是下一環節。要是和俄羅斯人座談，他們說的會完全是另外一樣。我指的是資本與政權。我們還是從別列佐夫斯基開始。他說：“毫無疑問，資本對政治的影響在增強。現如今的政權有別于1991年選出來的政權的地方在于，它對于生意有著深深的道義上的責任”。別列佐夫斯基過去曾證實，是他把葉利欽推上政權寶座的。如果相信《絕密》報（2001年第七期）的話，那么下一屆總統選舉，他計劃用沙曼諾夫（Шаманов）將軍來替換普京中校。在和《明天》報（第四十七期）編輯的座談中，別列佐夫斯基證實，連普京都是他推上臺的，但這是他的一個錯誤。
他們發財致富的節奏強烈地刺激了歐洲人。那么，僅2002年阿布拉莫維奇的資本就翻了一倍（從15億歐元增加到30億歐元）。
但我還要再重復一遍，俄羅斯的大部分猶太人是普通的勞動人民，像所有俄國人一樣經受著貧窮的折磨。如果我說，“青藍市長”中的匪徒大部分是俄羅斯族人的話，這不能成為責備我仇俄的借口。我不過是在陳述事實。如果在俄國的黑社會中大部分是俄羅斯族人，這也并不意味俄羅斯族人是天生的匪徒。
那么，讓我們對這次關于“白色”金融黑社會的開誠布公的座談上所說的內容做個總結吧。首先，這個黑社會擁有超過國家實力的力量。他們擁有的資本比國家擁有的還要多。其次，這個黑社會支持著葉利欽的國家。再次，葉利欽的國家在他們面前有著道義上和物質上的責任。所以，金融黑社會對采取決策有著巨大的影響，其中包括對官員問題的決策。
我要強調的是，我在這里說出來的并不是我自己的觀點。這是俄羅斯的大銀行家們的話，雖說我完全贊同他們的觀點。
現在讓我們轉到我絕對不贊同的觀點上。
古辛斯基先生說：“福特曾說過：‘凡是對福特好的，就是對美國有利的’。所有對生意好的，就對猶太人有利。可以說，對<聯合進出口銀行>銀行、（印科姆銀行，即商業投資銀行---譯注）銀行、<橋>銀行集團好的，就對俄羅斯有利的......”
這是謊言！如果這要是真理，俄羅斯也會像別列佐夫斯基以及金融黑社會之流一樣，以神話般的速度富裕起來的。而且隸屬于別列佐夫斯基的伏爾加汽車制造廠的汽車質量也會與“福特”相當。福特建立了汽車工業：這是美國繁盛的基礎。福特建立了流水線，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力。這適用于“通用汽車”，適用于將美國建成為有著極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超級強國的所有美國資本。
可別列佐夫斯基建成了什么？古辛斯基建成了什么？尤其是，別列佐夫斯基在自己的伏爾加汽車制造廠都做了什么？建立了能促進同“奔馳”和“奧迪”競爭的模式了？自己坐的是裝甲“奔馳”，可不是坐自己的“日古力”！而把伏爾加汽車制造廠弄成了土匪窩，混戰與殺戮。工廠用一半的制造能力維持著生產，造出來的汽車絕對夠不上歐洲標準。因為不符合美國安全標準，“日古力”不被允許進入美國。雖然在歐洲賣得比在俄羅斯便宜兩倍，但幾乎沒人買它。但是，別列佐夫斯基建了個（金融）金字塔，劫掠了成千上萬的人。據說（申捷洛維奇2002.9.28在TVS電視臺說的）沃羅申（Волошин）總裁班底的頭頭幫他建了這個金字塔。可能就是因為這個，他才逃脫了對其犯罪的懲處。
在這里說所有黑社會徹底毀了俄羅斯也絕無不妥。沒有一種黑社會能給這個國家帶來益處。請注意！所有的黑社會都把自己積累的財富轉移到了國外！我們的錢用在了那里。有消息說，在瑞士的二十家銀行里都有別列佐夫斯基先生的賬戶。但他立刻否認了這條消息。他還堅決否認，在他任職于俄羅斯安全委員會時是以色列公民，只是在記者把他逼到墻角走投無路的時候他才放棄了以色列國籍的消息。
在俄羅斯還出現了外國的黑社會，首先是中國黑社會，然后是越南的，還有人常常說起非洲黑社會。據專家評估，單是在莫斯科地區就生活著25萬中國人。其中許多人是非法居留。對俄語幾乎一竅不通，生活上的諸多困難（一定要辦理居住手續，因而同警方關系復雜，還有住所等等方面的困難）狀況之下，他們需要依靠群體的支持。甚至曾有過按美國方式在莫斯科建“唐人街”的討論，但就此還沒能同莫斯科政府達成一致。
寫作刑事犯罪題材的著名女記者拉里薩·基斯林斯卡婭（Лариса Кислинская）在《絕密》報（2001年第七期）上發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莫斯科的中國黑社會》。根據她的情報，在莫斯科有4個中國黑社會團伙：北幫、南幫、北京幫和福建幫。他們之間的關系絕非晴空萬里，而時常是明爭暗斗，就如俄羅斯人之間一樣，
“他們非法生意的主要領域是敲詐勒索、為取得贖金而綁架人質、強搶、組織地下賭博和組織窩點賣淫和吸毒。組織中國人通過俄羅斯和烏克蘭向歐美國家非法移民帶來的收入，占他們犯罪收入的絕大部分。專家估計為這種非法遷徙每個人要收取5萬美金”。
中國黑社會“在內務部、聯邦安全局、聯邦稅務警察局等政權機關內有廣泛的人脈。通過非法途徑攫取的犯罪收入經常是通過中餐館（在莫斯科大約有七十家）漂洗，這些中餐館一般是隸屬于中國旅館的。
因為生活在莫斯科的大部分中國人是靠貿易為生，所以存在著專門為中國人準備的一整套娛樂行當：地下妓院（我已經說過，別看有刑事責任作為威脅的禁令，俄羅斯的妓院是完全公開“營業”的），地下非法賭博（賭馬），毒窩。按規矩，這里是中國妓女為他們服務。
“根據俄羅斯反有組織犯罪中央管理局的數據，中國人掙到的外匯都以現金方式通過莫斯科-北京航班或者通過俄羅斯商業銀行，以及中國銀行‘俄羅斯’（“ELUOSI”）股份制商業銀行轉移走......而根據反有組織犯罪地區管理局的資料，只在一個切爾基佐夫斯基市場，中國人通過貿易掙得的純利每月就可達到1500萬美元”。
自然，中國人的貿易也是政權機關以及那叫做“護法”機關的好飯碗。“如果一件事散發著銅臭味，而控制大部分市場的車臣有組織犯罪團伙卻袖手旁觀，那可就是件稀奇的事了。當然，來自這個市場中國人的‘貢金’進入車臣用于恐怖組織成員的需要，并不像來自中央陸軍體育俱樂部市場的貢金那樣聳人聽聞。要知道，照特工的情報，當車臣團伙控制那個市場的時候，車臣有組織犯罪團伙成員成卡車地把錢運往車臣。這樣就造成，俄羅斯國防部為消滅自己的士兵（給他們）撥款”。
我不懷疑，拉里薩·基斯林斯卡婭有關車臣恐怖分子從俄羅斯一方得到現金的情報（我想，像有些人極力暗示我們的那樣，要比從本·拉登或者沙特阿拉伯那里得到得還多）是完全真實可靠的，但我覺得，“聳人聽聞”這個詞在這里卻未必合適。悲劇性的是，就此，我還將在下一章詳述，俄羅斯政權還向車臣方提供武器、彈藥和其他用于進行這場骯臟的、無休止的戰爭所必需的物資。
我估計，中國黑社會在俄羅斯境內的其他城市中也同樣存在，比如，在布拉格維申斯克和他其集中了大量與俄羅斯進行貿易的中國人的地方。
截至2000年，在莫斯科有登記的越南人大約11 000人，然而，按照特工機關的觀點，非法居留著5—6萬人。在莫斯科現在有六個大型越南市場，和幾個附屬于其他市場的“分部”經營著。是否形成了特殊的越南黑社會，我沒有這方面的信息，但至少所有的莫斯科市場都“罩著”，也就是說，實際上警察和當地黑社會都在進行著劫掠。
第九章
黑社會的車臣之戰
車臣有過戰爭嗎？
如果相信Б.葉利欽的話，那么就未曾有過任何戰爭。發生第一次車臣戰爭的這兩年，皆是轟炸、殺戮無辜平民、破壞城市和鄉村，官方上不承認戰爭的存在。葉利欽曾說過：“在車臣沒有軍事行動，因為武裝力量不參與解決沖突，內務部不過（？）是收繳武器”。他這可不是在別的地方說的，而是在和“比爾朋友”的新聞發布會上講的。在美國，僅憑這段聲明，就可以把比爾從總統的寶座上推將下去。可在我們這兒，怎么著都行。
這是我們最高總指揮的典型的謊言和虛偽。軍隊參與了戰爭，曾存在過國防部與內務部的聯合兵團，空軍對俄羅斯領土進行了密集的地毯式轟炸。卻說“沒有過戰爭”。使用了火箭和重炮。卻“沒有過戰爭”。有成千上萬的俄羅斯士兵陣亡，殺害了20萬車臣的和平居民，其中包括俄羅斯族人。但“沒有過戰爭”......
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有多少士兵在這場戰爭中犧牲。這不僅是因為真正的數字是秘密。還因為，實際上，誰都不知道真實的數字。總參謀部行動總指揮部只是在戰爭開始一個月以后，才著手對傷亡的數據進行收集和分類。傷亡是按照這樣的一條鏈來清點的：分隊– 部隊 -- 師 -- 聯合部署司令部– 軍區 – 總參謀部，在每一個環節，數字都被“修正”。傷亡大，就等于是指揮不力。
“大首長”拿到傷亡的匯總后大喊：“用這張紙揩自己的屁股去吧！這不是個證明，這是對國防部長的出賣！這是給總統埋地雷！”。就這么樣，從第一個環節開始，就像國家委員會對擠奶量的匯總一樣。所以，真正的數字誰都不知道！
有人認為在第一次車臣戰爭期間，大概有10萬軍人陣亡。超過六個師。第一次戰爭之后，在靠近羅斯托夫的巴泰斯克的一輛冷凍車廂中，有500具無法辨認的士兵的尸體陳尸約兩年之久。沒錢去確認他們的身份。但為了甚至連奴顏婢膝的莫斯科牧首管轄教區都不贊同的，對稱為“沙皇家族成員”的尸體的辨認，卻弄到了錢。戰斗結束后，當地居民埋掉了很多人，那是出于衛生防疫的目的，這還不算路旁的那些陣亡將士公墓。
用殲擊強擊機怎么能“收繳武器”？怎么用火箭炮和坦克的進攻“收繳武器？連克里姆林宮的傀儡，當時車臣的主人扎夫嘎耶夫（Завгаев）都對空中轟炸和平居民表示憤慨。葉利欽下令停止轟炸。但轟炸還是持續著，可空軍指揮官杰伊涅金（Дейнекин）將軍卻宣稱，俄羅斯飛機沒從機場起飛。一架都沒有。那就只能推測是UFO轟炸了車臣的鄉村，是外星人介入了戰爭，并站在“民主”一方對抗車臣“非法匪幫”。如此厚顏無恥，這對大家都顯而易見的謊言，對于所有時期的蘇聯（俄羅斯）政府來數，都是符合其特色的。在卡廷森林射殺了幾千名波蘭軍官，可幾十年來卻栽贓在了德國人身上。否認有過附屬于莫洛托夫-李本特洛普公約的，瓜分歐洲的秘密條約。現在，又矢口否認針對格魯吉亞的毋庸置疑的轟炸。所以俄羅斯人民不相信政府，甚至在它講真話的時候也不相信。
葉利欽在關注各共和國時，說出了一句至理名言：“把主權拿去吧，能吞下多少拿多少！”。以杜達耶夫（Дудаев）將軍為首的車臣想吞下主權，但卻錯誤地認為，葉利欽自己的那些鼓勵吞下主權的話是嚴肅而真誠的。
起初，葉利欽頒布了在車臣實行緊急狀態令，但幾天之后，命令不得不撤銷。然后又組織了推翻車臣總統杜達耶夫將軍的“演說”。在各武裝部隊中招募了俄羅斯正規軍的士兵和軍官后，把他們塞進坦克就打發到格羅茲尼。這些官兵被痛擊得潰不成軍狼狽不堪。必須要說的是，當初他們被招募來當雇傭兵的時候，曾許諾給他們金山銀河還有美酒。可俄語中有句俗語，叫做:“急時許愿，過后反悔”，到了給剩下的活著的人兌現承諾的時候，錢卻不夠了。頓河上的羅斯托夫的南部軍區總部里，軍官要求償還欠債的集會絕不鮮見。到目前為止（2001年4月）拖欠軍隊津貼的債務達到20億盧布（約合7000萬美元）。
確實有過“推翻”杜達耶夫將軍的事實，因為在車臣的氏族（基本的）體系基礎中形成了黑社會體系，他們基本上圍繞著由阿塞拜疆通往歐洲的輸油管，和在車臣當地的石油開采而活動。在“推翻”的招牌下，閃現的是格羅茲尼市市長，野戰軍首長甘達米洛夫（Гантамиров）的身影。為重建格羅茲尼，他拿到一筆巨款。因為他竊取了這筆巨款，以至于后來他在莫斯科被判罪入獄。在解釋這筆錢的去處時，他承認，拿了這筆錢，組織了自己的軍團用以與杜達耶夫對抗并供養他。他在獄中沒蹲多久。很快，克里姆林宮就因第二次車臣戰爭而急需用他。
國防部長巴維爾·格拉喬夫（Павел Грачев）早在1991年就制定了攻占格羅茲尼的計劃，但當時葉利欽沒有同意。首先，他不能確信軍隊和安全部的道德狀態；其次，他怕毀壞了自己“民主”的形象。格拉喬夫公開承諾，他已經準備好用兩個團、三小時的時間拿下格羅茲尼。
1994年11月25和26日，從俄羅斯各軍隊雇傭來的，未經任何訓練的后生們，被安全機關招募，以他們為基本成員的“推翻”杜達耶夫恐怖組織的行動開始了。（政府）給他們增援了56輛坦克，25架戰斗直升機，6架強擊機，還有火炮。有意思的同坦克和直升機的“對抗”。而直升機立刻就投入了對格羅茲尼和平居民的狂轟濫炸。
實施“推翻”行動的軍隊得以占領格羅茲尼內務部和安全機關的大樓，但還沒到杜達耶夫的宮殿就因傷亡巨大往回跑了。
1995年1月，正規軍集結了軍事技術實力正式投入戰斗。電視中每天都播放著城鄉中被摧毀的民房。有消息說，還使用了用于殺傷特殊有生力量的鋼珠彈以及針式彈，雖然我們的記者已經看到這些并拍攝了下來，但戰役的指揮部門對此還是給予堅決否認。為摧毀大樓，甚至使用了真空炸彈。在坦克攻擊期間，我們坐了坦克兵的坦克里面火著得跟火柴似的。順便說句，我們坦克的易燃性是廣為人知的。國外的電臺報導，在美伊爭奪科威特戰爭期間，每燃燒3臺美國坦克，就對應著燃燒100臺俄羅斯產的伊拉克坦克。
第一次車臣戰爭的結局眾所周知。百萬俄羅斯大軍遭受了組織很差的、只有10—12歲男孩子參與、數量稀少的抵抗隊伍的毀滅性打擊。
“骯臟的戰爭開始了，骯臟地進行了，之后留下的痕跡更是一個比一個骯臟”(Ю.舍高齊辛《新報》1997年第12期)。
此話可信。也說得準確。就這場“骯臟的戰爭”應該寫一本特別的研究報告，還要感謝能完成這本書的人。但這和我這本書的題目有什么關系？這里黑社會和黑社會化的國家又是怎么回事？要說的正是這個。
莫夫拉吉·烏杜戈夫（Мовлади Удугов）在和國家杜馬議員Ю. 舍高齊辛的一次訪談中說：“許多人在這場戰爭中掙了錢，其中包括扎夫嘎耶夫和他的行政部門，俄羅斯軍隊的高級將領就是那些實施了一般政治掩護的俄羅斯政客。首先就是那位曾任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同時也是扎夫嘎耶夫的保護人的洛波夫（Лобов）......很多人拿到了錢......錢劃到這里，在這兒就洗白了”。
另外。我要提示一下，洛波夫這個姓氏，經常在媒體因各種緣故而出現。時而是蓋了個價值百萬美元的別墅，時而在俄羅斯的土壤推行日本的“奧姆真理教”，但未必是出于對這個新教種的純粹的好感......您怎么認為，他為扎夫嘎耶夫搞到百萬美金，他會拿不到“傭金”嗎？
于是，還是那位烏杜戈夫說的，此后，劃撥了大筆的款項用于在古杰爾梅斯重建火車站，結果又把它炸毀了。
戰爭是為克里姆林宮中的官僚黑社會而進行的，這些黑社會在各種批件和許可上賺著錢，在為戰爭撥款上賺著錢，在車臣“重建”上賺著錢。
戰爭還是為了石油黑社會而進行的。當黑社會的支出開始超過其收入，這并不是偶然的，在停火的過程中，就有寡頭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的介入。正是他解救了俘虜，為自己贏得和平調停人的威信。我不懷疑，他不過是把這些俘虜贖了回來，雖然官方是堅決否認這一點的。毫無疑問的是，他還在車臣贖買了總統的代表弗拉索夫（Власов）。大家都知道，內務部將軍魯沙伊洛（Рушайло）是“別列佐夫斯基的人”，別列佐夫斯基還演出了一場通過他進行的“解救行動”的好戲至于怎么解救出的弗拉索夫，卻以秘密為借口什么都沒通告。雖然那里唯一秘密的，是別列佐夫斯基付出的美金的數額。
為什么B.斯捷帕申總理在“擁有解救重要人質的經驗”的魯沙伊洛將軍的幫助下，卻在漫長的時間內沒能解救出在車臣的自己的代表----施必恭將軍？答案很簡單：沒錢，而被克里姆林宮提起刑事立案的別列佐夫斯基沒給錢......
武裝黑社會組織并參與了戰爭。我在有關車臣問題的一些文章中多次提出一個問題：車臣的隊伍從來沒急需過武器、彈藥和著裝，但他們哪里來的武器，又哪里來的軍需物資呢？
前不久，普京總統下令“截斷向車臣恐怖組織提供武器、彈藥的渠道 ”。但他并沒有說明，這是怎么樣個渠道。可實際上，早 - - 就應該截斷它了！要知道，戰爭都進行了好幾年了，任何一個人都很清楚，沒有穩定的武器和彈藥供應，任何一場戰爭都會窒息。
2001年9月11日， “基地組織”給普京送了大禮，他可以把車臣戰爭更名為“反恐行動”，并且把它安置到美國鷹的羽翼之下。雖說，即使是那里也有恐怖主義，但那也是俄羅斯國家的恐怖主義。與此同時，在幾百名政治家們在高談闊論取消死刑的必要性的時候，在車臣卻不經審判不計后果地屠戮著人民，如果不把野獸般的折磨算作后果的話。
讓我們來研究一下那些所有有可能向車臣恐怖組織提供武器和彈藥的，被公開了的渠道吧。
由國防部留下的（武器彈藥）。在車臣戰爭第二階段初期，到處都叫嚷說，依照哈薩維尤爾特協議從車臣撤軍的時候，我們的軍隊留在那里大量的這樣那樣的軍需儲備。這確實是事實。但大家都默不作聲的是，這可是有人因此從車臣人那里拿到了大錢的。還有個更秘密的問題，這些錢去了哪里和給了誰。
1994年以前，幾十上百億用于“反對”（“推翻”）的資金經過了聯邦安全委員會之手。經阿甫圖爾漢諾夫團伙向車臣運去了19 000門自動武器，這些武器是通過聯邦安全委員會提供的。但這點東西在戰爭條件下也根本不值一提。無論這些儲備有多大的數量，在猛烈消耗之下它們很快就會用光。此外，在收繳武器彈藥行動中，我們軍隊在秘密倉庫（秘密武器庫）中也確實是找到了什么就收繳了什么。所以，現在，這條渠道也可以排除。
國外的提供（了武器彈藥）。俄羅斯半官方的宣傳是極力想讓大家相信，從國外持續而穩定地（向車臣）提供武器，尤其是從美國。有一部分穆斯林恐怖分子和武器到了車臣，但只是其數量實在微不足道。載著內務部將軍的直升機曾經被我們自己國家的“箭”射了下來。原來，要想運送足夠進行很多年戰爭的武器和彈藥，就只能通過空運和公路運輸。但這兩種方式都因顯而易見的原因而被排除在外：有空中邊境巡查、在山區缺少起落場地；在所有的道路上都有攔截崗哨等等。通過有保衛的邊境線再沿著山路、從國外通過山埡口來運送，則只能由搬運工用雙肩背囊來實現。但以這個數量級的武器來作戰，可以忽略不計。
克里姆林宮在車臣的“總督”卡德羅夫（Кадыров）說，如果哈達卜（Хаттаб）和巴薩耶夫（Басаев）不死，那么戰爭就不會結束，“對某些將領來說戰爭持續下去是有利可圖的：生意、石油、所有這些......我相信，如果今天權力機構稍微有所作為，那么連一臺石油運輸車都動不了”。（《新報》2002年第二十期）。卡德羅夫是在暗示恐怖分子在向俄羅斯出口汽油，這也是下面要說到的。
不能不提醒一下這樣一個事實況：如果某個國家向車臣提供了武器和彈藥，您會相信我們的政府、國防部、外交部、媒體會就此保持死一般的沉默？就是說，這條渠道也可以放到一邊了。
俄羅斯的士兵和軍官出售的（武器和彈藥）。有過這種情況，而且現在還在持續著。正如車臣人的高官烏杜戈夫所說：“從將軍到士兵，都賣過。從國外來的武器非常少。而且那又圖什么呢？”國家杜馬議員謝科齊辛（Щекочихин）引用車臣人的野戰軍指揮官K.的話說：“實際上，我們同你們的高級軍官和將領沒有直接的聯系。有過中間人。有一次有人通知我，一個上校想賣帶‘炮彈’的汽車，帶彈藥的卡瑪茲（КамАЗ）賣五千美金。我覺得這太便宜了。最后弄清楚，原來是要用這筆錢來付信息費的："炮彈", 卡瑪茲和帶護衛的裝甲車的車隊在什么時候，幾點鐘和走哪條路這些信息。一臺裝甲車最終得以弄走了......”士兵就是這樣犧牲了.....就為了五千美金的票子。所以，這條渠道有倒是有，但它對于長期戰爭還顯不足。
就是這樣，這就是全部想象得到的、能提供進行戰爭所必需的武器和彈藥的渠道，全都不成立。
尤為震撼的是，誰都不提出這個問題。而且，我多次提起這個問題的努力，或者提醒別人提出這個問題的努力，比如，我提醒了士兵母親聯合會，結局都是無果而終。誰都沒有答復過我。因而，不自覺地對這個問題那可怕的秘密產生了懷疑。只能猜測，提供了這些提供武器彈藥的，是俄羅斯軍事工業綜合體，而且不可能不知會聯邦安全委員會。但這個猜測是在是太可怕了！俄羅斯政府給對手提供武器竟是為了殺害俄羅斯的士兵？2003年1月查明，國防部秘密倉庫被“盜走”26 000件武器！是盜走的嗎？這么大規模的盜竊是不成立的。在恐怖分子的“武器庫”中，最多的是整套的移動式（便攜式）地對空導彈系統（毒刺類）。從哪里來的？
還剩一個是財政支持戰爭的問題。（政府）慢慢地向居民灌輸，給車臣人的錢，來自于穆斯林國家：阿富汗、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來自本·拉登。可能，確實有來自這些源頭的資金，但可以確定的是，沒有進行戰爭所需要的那么多。發行量很大的報紙《論據與事實》報（2001年第三十二期）寫道：“長時期有人給我們灌輸，是由以恐怖分子而知名的第三國，財政支持這些恐怖分子的。這是事實，但只是部分事實。據《論據與事實》報所掌握的情報，是我們，我與您，武裝了車臣的恐怖分子，并給他們錢用來開展恐怖活動……。更準確點說：是俄羅斯的化工廠和俄羅斯南方大部分的非職業駕駛員們支持了他們”。
獨家報道中說到，在車臣生產的汽油暢通無阻地（甚至車臣官方首腦卡德洛夫都無力阻礙）進入俄羅斯市場，并以比市場價低兩倍的價格銷售。更有甚者，生產汽油所必需的乙基，大量從俄羅斯運進車臣。掙得的錢進入車臣黑社會的腰包，還有一部分進了恐怖分子口袋。我和克里姆林宮黑社會所了解的事實，早晚也要被俄羅斯全體公民所知曉。在此，我們進入更為重要的環節，它可以揭開車臣戰爭的所有內情。幾年前國家杜馬議員巴羅沃伊（Боровой）和著名政治家阿爾卡季·沃爾斯基（Аркадий Вольский）就宣稱，征戰雙方是由一個中心– 克里姆林宮領導的。站在這個立場來看待此事，那么這場莫名其妙的戰爭中所有的謎團就都迎刃而解了。
1999年8月13日，“參議院”首腦斯特羅耶夫（Строев）在對俄羅斯來說是奇恥大辱的第一次戰爭結束之后，說了大致如下一段話：我們沒有輸掉車臣戰爭。我們被出賣了，犧牲了10萬俄羅斯士兵。但斯特羅耶夫沒有指出具體的叛徒。他們是誰？
金錢就是黑社會的上帝！以金錢的名義，以暴富的名義，以被轉往國外賬戶數以百億計的金錢的名義進行著黑社會們的戰爭，俄羅斯和車臣的人民在流血。第一次戰爭之后迎來的和平，實際上遠不是和平。達吉斯坦所發生的事件以及重新燃起的戰火就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第一次車臣戰爭之后，高加索地區就像壓力越來越大、爆炸之前的蒸汽鍋爐一樣洶涌沸騰。
達吉斯坦的情況是這么形成的：200個富有的家族保障著自己的統治地位。政府和武裝部門都為其服務。這些統領著國家的黑社會所掌握的自己的經濟命脈，由三個支柱支撐著：毒品、石油和白魚（魚籽）。政府靠莫斯科來撐腰，而聯邦政權本身又倚靠地方政權，他們周圍是保鏢和親屬。民兵隊伍正是由這些人組成的，他們舉行集會，以及其他“反映人民支持” 的活動。這200個家族擁有該共和國80%的財富。至于其他大多數居民，他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大部分是無業游民。
就是在這個土壤上，發展了瓦哈比主義“純正伊斯蘭”教派。在卡拉瑪西和恰班瑪西這兩個村莊，宣布成立了“獨立伊斯蘭教共和國”。因為知道這會遭遇政權的阻攔，他們就在兩年半前開始建立防固區域并儲備武器。當然，是輕武器。他們公開表明反對毒販并搗毀了鴉片種植地。黑社會不會原諒他們的所作所為。借口反對“瓦哈比主義”，在沒有抓到對方任何口實的情況下，聯邦軍隊攜坦克、管炮和火箭炮、強擊機和轟炸機、戰斗直升機對兩個村莊發動戰爭。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情形下，瓦哈比教徒展開了頑強的、持續多日的抵抗，其結果是給聯邦軍隊帶來了嚴重傷亡。
車臣的巴薩耶夫和哈達卜的武裝分子趕來援助。新的大規模戰爭爆發了，但其性質同樣十分怪異。葉利欽激烈指責軍方玩忽職守，稱武裝分子進入達吉斯坦簡直是勢如破竹。然而那里卻另有隱情。與達吉斯坦交界的地帶聚集了武裝分子，形勢很明顯，俄羅斯的媒體也對此進行了報導。而且入侵的情況早在兩周前就眾所周知了。更有甚者，部署在武裝分子通路上的正規軍和內衛部隊都撤離了。普京總理在戰斗過程中不止一次宣稱，這是英明的總參謀部打算誘車臣人入甕并徹底殲滅的計謀，是這樣？還是另有別的名堂？可無論怎樣，也沒能鏟除武裝分子，同樣也沒能截斷他們后撤的通路。據說，恐怖武裝分子是在夜晚，乘著點亮大燈的車隊魚貫撤退的，沒有一槍一彈的干擾。這是因為什么？
《消息報》（2001年6月26日）有一條非常有意思的報導，說是巴薩耶夫的野戰指揮官在車臣不止一次被抓到，但每次都按克里姆林宮的指令被釋放了！
而與此同時，在莫斯科和伏爾加頓斯克發生了強烈的爆炸事件，爆炸炸毀了巨大的多住宅的居民樓。有幾百名和平居民死亡。雖有為了取消總統選舉和終止國家變革，聯邦政府希望以此來破壞局勢的穩定的說法，但政權機關還是不遺余力地散布說，此事件有“車臣的痕跡”。
《莫斯科共青團員》報（1999年9月16日）公布了許多揭發材料。其中有一篇署名為“信息部”的簡訊，標題是《炸彈是在克里姆林宮打造的？》，其副標題為《特工機關分析專家不排除這一點》！而且，在這篇簡訊中還說道：“昔日的克格勃人員（是昔日的嗎？--作者）是可以去實現這個瘋狂的想法、拯救自己親人的生命的。亦或是那些‘退休者’中間，有誰卸去肩上的槍帶，勾搭上車臣犯罪團伙的代表。上了匪徒的‘鉤’，這樣的人可能會被迫去執行來自格羅茲尼的任何最殘暴的指令”。在這個描述中，很多事情無法關聯起來。是誰蓄意侵害退休的克格勃人員親屬的性命？他們如何炸毀民宅，拯救了他們？
還有個版本是說，爆炸是為了提高普京作為總統候選人入主克里姆林宮的支持率，普京曾保證，通過對武裝分子的頭目們采取“請君入甕”的方式，以在車臣發動閃電戰。在梁贊的一次“失誤”更使這個版本顯得真實：在梁贊，放置在一個地下室的爆炸裝置被當地警察不合時機地（即在爆炸前）發現。聯邦反間諜局隨即做出“解釋”，說想以這種方式來檢驗當地警方的警惕性（雖說為此無需在地下室留下帶雷管的黑索金炸藥）。至于說爆炸很“成功”，是緣于普京的支持率飛上了天。
上面提到的那一期《莫斯科共青團員》報上還有一篇標題為《對誰是戰爭，而對誰又是祖國母親》的有趣的分析文章，里面有這樣一段話：“實際上，國家不該妨礙石油行業的人們的偷盜行為，這樣他們才會算上政府一份兒，并能向‘大鍋’出份子錢。政府也同意了。但這并不是因為我們的政府是匪徒政府。我們的政府是好政府。只不過是匪徒在掌管著它而已”（字體的加重是我加上去的—作者）
在這類“特別行動“中有一個不方便的地方：需要找到罪人。通常，針對一些小事件，警方和克格勃辦這種事就非常“簡單”了：找幾個合適的人選，偷著給他們放些裝著毒品的小袋子或者武器，其實，幾顆子彈就足夠了，再把他們逮捕，然后用刑訊逼供的方式強迫其做出“認罪的供詞”，馬上進行非公開審判程序，于是事情就辦妥了。案件終結并提交存檔。如果勞改營里有無辜的人在受罪，那又會讓誰不安呢？我們國家，人可多得是。
他們在民宅爆炸后行動迅速地找到了一些車臣人，在這些車臣人手上好像還發現了黑索金炸藥的痕跡，可所有被抓到的人離爆炸事件實在是太遠了，結果不得不遺憾 地把他們釋放。最終，英勇的克格勃人員找到了幾個“合適的”卡拉恰耶夫-切爾 可西亞的居民。對外宣稱，他們被車臣人雇傭，并在哈達卜的破壞活動訓練營中被培訓過。“調查”完成后，這些人便被送交法院。
事情看似是辦妥了，辛勞的克格勃人員也可以洗凈自己那雙有名的“干凈的手”，而心滿意足地稍作喘息了，可突然節外生枝。嫌犯和他們的律師要求提供有陪審團的法院來審理該案，依法律規定，他們有這個權利。但情況是，因為資金不足，在俄羅斯這個國家，不是哪里都有帶陪審團的法院的（準確地說，在89個地區中，只有9個地區有這類法院）。審判法院遷至斯塔夫羅波爾。可又出現一個問題：依照法律（刑事訴訟法第41條）規定“案件應該由犯罪發生地的法院審理”。被炸的民宅在莫斯科和伏爾加頓斯克（羅斯托夫州）。在莫斯科發生了最猛烈的爆炸，這個轟動的案件自然應該在莫斯科審理，并把犯罪分子的卑劣嘴臉展示給人民和全世界看。這樣一個公開的過程對提升普京的支持率應該能扮演重要的正面角色。
但不知為什么，政府卻決定悄無聲息地處理這起案件。按說，在克格勃的工作人員中挑選陪審員也不是件難事兒，但有陪審員的庭審是不能靜悄悄地進行的。然而，這些疑犯卻十分意外地……又拒絕由有陪審團的法院審理！此時，斯塔夫羅波爾就沒意義了，并可以（按照法律，甚至是應該）在莫斯科進行訴訟程序。可最終還是在斯塔夫羅波爾進行（審理的）。而且，案件審理是在非公開的法庭中，還有，在一個記者都進不去的監獄里進行的！！！我們又和法律走了個對面。那里白紙黑字寫著（刑事訴訟法第18條）：“案件在各級法院應公開審理，但遇有與保護國家機密之利益相抵觸情形除外”。
您還記得在沃洛涅日指控美國研究生多賓為間諜的那起丟人的案件嗎？這起案子是克格勃們如此拙劣地“拼湊”出來的，以至于他們自己不得不將指控客體改成毒品（把無辜的人送進監獄的通常做法）。而且，毒品案也是在非公開的規則下審理的！為什么？要知道這是違法的！而在公開訴訟程序中，就會公開出這起案子是克格勃人員們“捏造”出來的這個事實。炸毀居民樓，這可是純粹的刑事犯罪！難道查明是誰和怎么樣組織了居民樓的爆炸，以及人員的死亡倒成了國家機密？搞不懂。此事引起人們的嚴重疑慮。
菲利什金斯基（Фельштинский）和利特維年柯（Литвиненко）出版了一本名為《爆炸的俄羅斯》的書，書中指責克格勃組織了民宅的爆炸事件。現在大家都要求他們提供物證。可是在爆炸之后的另一天，在譴責車臣人的時候，又有誰提出要證據了？到今天也沒有證據。但普京總理在俄羅斯總統選舉中的支持率，卻由爆炸案前的6%一下子躥升了10倍。
現在可以接著講述車臣大屠殺了。那么，按照官方統計，和車臣人對抗的，是俄羅斯軍隊、內務部和聯邦安全委員會（克格勃）80 000人的聯合武裝力量，他們有著坦克和其他各種裝甲技術、空軍和炮兵力量。車臣人有蘇聯將軍馬斯哈多夫領導的1500—2000人的戰斗力，武裝著輕型槍械，戰爭斷斷續續地持續了7年，也沒法結束。這不使您覺得奇怪嗎？
如果有誰認為，在這場骯臟的戰爭中，俄羅斯和車臣是相互敵對的，那么他就嚴重誤解了。那里相互敵對的是數不勝數的犯罪團伙– 黑社會：站在莫斯科和卡德羅夫一方的，就靠著來自莫斯科的財源而暴富；和俄羅斯石油黑社會有勾結的石油黑社會；以綁架人質并以此獲取贖金的黑社會；甚至還有靠聯邦反間諜局豢養的黑社會。尤其是那個前不久殺死了車臣活動者亞當·杰尼耶夫（Адам Дениев）的團伙。車臣的戰爭是黑社會之戰。且看不到其結局。
這是為什么，您怎么想的？
因為誰都不想結束它。在這場戰爭中，有太多人的利益。在這場戰爭中，有大錢混雜其中。雖然它能摧毀整個國家，但這場戰爭對于俄羅斯和車臣的黑社會來說，實在是太有利可圖了。
安娜·波利特闊夫斯卡婭（Анна Политковская）在描述那些將領寡頭（其實就是軍界黑社會）時寫道：“……對國家軍事工程高官中的將領們來說，在車臣持續的軍事行動極其有利可圖，武裝分子沒完沒了地武力破壞他們在那里剛剛建起來的工程。在國庫還沒被徹底掏空之前，在車臣可以就這么有利可圖地想打多久都行。”（《新報》，2001年6月25日）
2001年夏天，在車臣發生一樁丑聞。總體來說，那里倒沒什么異常的事件，只有被稱作“特別行動”的（以前稱其為“清洗”）。是這么進行的：坦克將居民點包圍，然后士兵強行闖入和平居民的家中（我們要提示一下，這是在沒有任何準許的情況下），搶劫所有值錢的東西，毆打，有時還會殺人（按照“紀念”協會的資料，僅在2001年6月就殺害了80人，其中還有一位參加了衛國戰爭的87歲的老兵），把男人帶走（其中的一些人就此永遠消失了，有時還能在部隊駐地附近發現被掩埋的人，他們尸體上有被用了刑的痕跡），通過行賄，有時也能釋放他們。
這一次的“清洗”是在阿欣諾夫斯卡婭和謝爾諾沃德斯克進行的。安德烈·巴比茨基（Андрей Бабицкий）（可以在“自由”廣播電臺的網站上看到他）筆下的描述迫使人多次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海牙反人類罪法庭沉默不語？掠奪財產（就是那現如今依照憲法“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財產！）已經超出了所有的界限。驅趕了大大小小的牲畜，用裝甲車運走地毯和電視機。更有甚者，有人把菜園子里的土豆刨出來，也用裝甲運輸車運走了，偷雞摸狗……當然還有，把男人也帶走了。這些“清洗”之后，幾百人逃往印古什，還有幾百個控訴從那里遞交到國際組織。
我尤其要提及這樣一個情況：還是在老古拉格，就有把男人弄殘（不過，對女人也一樣）的情況，使其遭受性暴力。通常由“監獄看守”，也就是勞改營的保衛人員來做這些事。對男人來說，這是有特別意義的。以這種方式來“貶低”男人，將他們轉到勞改犯中最低等的群體之中，與“扮演女性角色的同性戀者”為伍。誰都不理睬他們，他們生活在特殊的“區域”中，而且沒有權利拒絕勞改犯中任何一個人提出的性要求……把一個人肉體上與精神上都貶斥到動物的水平上。比如，按A.巴比茨基的話說，在謝爾諾沃德斯克曾有這樣一幫“勞改營看守”，他們公然在軍官們的面前集體輪奸了一個車臣女人。而“觀眾”竟然挑唆站在旁邊的車臣男人說： “喏，高加索人，你們怎么樣，不站出來保護你們的女人嗎？”。而那些試圖妨礙這種愚弄的男人也被強暴了！對于高加索男人來說，沒有什么比這更屈辱的了。就這樣強暴了幾十個男人。其中的兩個人以自殺了結（“自由”廣播電臺，2001年8月12日）。
但這次更有意思的是政府的所作所為。克里姆林宮最重要的喉舌雅斯特爾任博斯基（Ястржембский），就是永遠生硬而嚴厲地駁斥一切的那位喉舌，這一次從牙縫里擠出話來，承認查明有“超出了職務權限”的情況（這是用克里姆林宮語表述的，對和平居民的掠奪與暴力），聲稱將終止全面整體的“清洗”，轉而用“有目標的”清洗來替換它。在車臣的武裝力量司令員莫爾堅斯科伊（Молтенской）將軍盛怒之下，把俄羅斯軍隊的行為同韃靼軍隊馬邁（韃靼的軍事長官，金帳汗國的實際統治者。---譯注）在俄羅斯國土上的突襲作亂相比較，并宣布將自己的兩個副手免職。各種各樣的特別調查委員會飛到車臣。檢察院也裝模作樣地忙了一陣子。為表示抗議，幾個車臣的行政領導遞交了辭呈。甚至克里姆林宮在車臣的傀儡卡德羅夫也都提出了抗議。車臣政府總理伊利亞索夫（Ильясов）也隨即附和。
這一切都是發生在克里姆林宮向西方宣稱，在車臣的軍事行動已經結束，國民經濟正在恢復，并且車臣逃出來的難民正在返回自己的家園的時候。為了“促進”這些進程，俄羅斯權力機關開始“迫使”難民從難民營前往印古什，停止給他們熱的食物，和食品的供應，創造難以忍受的生存環境。來自車臣的新難民卻使他們的一切努力都化為烏有。
過了幾天。莫爾堅斯科伊將軍宣布，在“清洗”行動中，沒發生任何特別的事件。如果確認有幾十個人都遭受了身體上的損害，即致殘，“那么還需要調查清楚，可能是他們進行了反抗”。政府駁回了他宣布的對其兩個副手的撤職決定。檢察官沒找到任何嚴重的違法違規行為。只不過是車臣人喜歡留在印古什那無法容忍的難民營的條件之中，可保全了自己的和自己孩子的性命。現政府的希望還未徹底破滅：隨著冬天的到來，大部分難民會返回車臣。但冬天在帳篷里或者被破壞的房子里能否生活，差別不大。已經到了2002年（前半年），據BBC報導，失蹤了300人。
這可不是隨便某個人說的，這是克里姆林宮欽定的人物卡德羅夫在訪談中對《新報》的記者說的：“所有這些馬扎海德分子（此處指俄羅斯東部一些共和國的反對派武裝成員。---譯注）是被特工機關拴著的。這一點我百分之一百地知道。”
記者問題：為什么哈達卜、巴薩耶夫逍遙法外？
卡德羅夫回答： 我想，如果沒有這些指揮官，戰爭就結束了，對某些將領來說，戰爭持續下去是有利可圖的：生意、石油、所有這些”。
可能會有人指責我將車臣戰爭歪曲地描寫成黑社會之戰，而非“反恐行動”。但卡德羅夫的話證實了我的觀點。
按照《新報》的報導，卡德羅夫本人就領導著非法武裝的匪徒組織 ，這個組織是由他的親屬組成的，表面上是以其“個人保安”的名義存在的。但這只保安隊伍的人數超出了所有合乎情理的界限。它所從事的是真正的匪徒活動：以勒索贖金為目的的綁架和謀殺。卡德羅夫在岑多洛伊鎮上有一座帶安保營的大別墅。關押人質的監獄就在那里。當然，政權機關不知道這事。
卡德羅夫將自己的匪幫用作政治目的，他的政治企圖已經走得很遠了。他想讓自己從由克里姆林宮指定的、名義上的車臣首腦，搖身成為合法而正統的領導人，并依自己的方法準備選舉。他知道，車臣人憎恨他，于是他便有計劃地消滅行動較為積極的那些對手。
我無法無動于衷地看待西方國家對車臣戰爭的漠然態度。當奧地利人民在完全民主的選舉中，把大部分選票投給了右翼黨派時，立刻就對奧地利給予了制裁。可對于犯下了反人類罪的，在七年的時間內進行種族滅絕行為的，日復一日地從事殺戮、暴力和刑訊逼供的俄羅斯，卻僅僅是輕微地數落了幾句。從奧地利沒啥可惦記的，而俄羅斯 ---- 那可是石油、天然氣、金屬等等，這都是錢啊。什么價更高？金錢還是道義？西方國家的答復很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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