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個多事之秋，從“阿拉伯之春”到“智利之冬”，從轟炸利比亞到“占領華爾街”，從英國學生騷亂到歐洲債務危機，整個世界處于動蕩不安之中。在這樣的動蕩背后，有兩股動力，一股力量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生活愈益窘迫的底層民眾與第三世界，為改變自身處境所做的抗爭、奮斗與掙扎；另一股力量是控制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國家及其上層，為壓制上述抗議所制造的混亂、鎮壓與戰爭。這兩股力量相互激蕩、沖擊，此起彼伏，讓整個世界處于動蕩之中。這兩種力量的相互較量，將決定著人類將來的命運，尤其是第一種力量的興起，讓我們看到，在沉寂了30多年后，真正代表底層民眾的聲音開始興起，并且在逐漸壯大，它們強烈反對目前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秩序與社會秩序，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而這不僅繼承了20世紀民主革命、民族解放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傳統，而且發展、創造出了新的革命理論與革命形式，使新世紀的革命重新煥發出了新的青春。
在這些抗爭中，智利大學生抗議運動的青年領袖卡米拉·巴列霍無疑是最具光彩的，這不僅在于她的政治主張與領導才能，而且在于她的形象。卡米拉1988年4月28日生于圣地亞哥，智利大學生聯合會主席，智利共青團團員，其父母均是智利共產黨黨員。卡米拉2006年進入智利大學建筑和城市化系學習，攻讀地理專業，并開始參加政治活動，2007年她加入智利共青團，2008年參與創建地理專業大學生聯合會，任副主席。2010年11月，她參加智利大學生聯合會主席的競選并獲勝，當選后，她說：“我主張大學應該與人民所面臨的問題相關聯，應該努力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
年僅23歲的卡米拉，不僅青春貌美，而且時尚，她讓我們看到，革命不但是血與火的斗爭，而且是充滿美感的，她的鼻環就像格瓦拉的貝雷帽或副司令馬科斯的面具一樣，既是革命的符號，也是自由與美的象征，她因此成為了一個超級偶像，但她并非資本主義市場上為商品代言的偶像，而是完全顛覆現有的新自由主義邏輯，開創未來新世界的偶像。我們可以將卡米拉置于歷史與現實之中，探索一下她所代表的人類的未來。
1、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及其破產
2011年5月以來，智利大學生開展大規模抗議活動，要求實現高等免費教育，提高教育質量。卡米拉作為大學生運動的主要代言人和領袖，成為智利大學生抗議活動的象征。卡米拉認為，當前智利的教育危機是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她主張教育不能以營利為目的。
卡米拉和智利大學生運動所反對的首先是教育的私有化，這是與他們的切身問題密切相關的，他們從自身所面臨的問題出發，但最終指向的是“新自由主義”，由此他們所批判的指向便超越了教育問題，也超越了智利與拉美地區，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意義。
1970年代后期以來，在里根政府與撒切爾夫人政府的主導下，以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為導向的“新自由主義”迅速蔓延全球，推動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階段過渡，并在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形成了一種壟斷性的霸權。而在1980—90年代之交，蘇東劇變之后，社會主義實踐遭遇到了空前挫折，這一資本主義的最新形態更以勝利者的姿態宣布“歷史的終結”，人類似乎只有這樣一條路可走。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社會后果卻越來越嚴重：在國際上，占據壟斷地位的資本主義強國主宰著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以不平等的金融與經濟方式壓榨著第三世界國家，造成了富國更富、窮國更窮的局面；在民族國家內部，社會階層分化加劇，不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第三世界國家，都使得兩極分化愈益劇烈；同時，社會公共事業以及民眾的基本需求（教育、醫療、住房等）也被推向私有化與市場化，這便使得作為一個共同體的社會趨向瓦解。
事實上，反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運動此起彼伏，始終不絕如縷。2008年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更讓人們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的本性與秘密。而今在世界各地爆發的抗議運動，也都從不同角度指向新自由主義，可以說，新自由主義是當今世界動蕩的根源，也是社會危機的根源，只有批判并超越新自由主義，才能為人類開辟一條新的道路。我們需要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需要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需要自由平等的人際關系，也需要自然美好的生態環境，新自由主義卻在破壞著這一切。而這主要是由于少數既得利益集團在控制著世界，是人格化的資本（資產階級）在操縱著我們的生活，他們為了極少數人的利益而盤剝絕大多數的人，他們在政府中培養代理人推行符合他們利益的政策，他們以民眾的名義制定符合他們利益的法律，他們以普世價值的意識形態制造維護本階層利益的文化與幻覺。
在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中，一個人無法生活下去或無法過上更好的生活，是由于個人不夠努力，他們制造了很多成功者的神話，作為青年人的榜樣。但是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社會階層的斷裂已經殘酷地告訴我們，每個人的命運更大程度上不是決定于個人奮斗，而是決定于他的出身。后者將決定一個人所能受到的教育，以及他的關系網絡與社會資源。當社會精英壟斷了這一切時，那么底層民眾所面臨的選擇便只有兩種，要么是俯首聽命，接受既定的現實，要么是奮起抗爭，爭取個人的權利。
智利的大學生運動所爭取的便是個人的基本權利——教育平等，智利教育的私有化不僅將學校變成了一種買賣，而且嚴重損害了教育質量，他們反對教育的私有化與商業化，同時反對其他社會領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卡米拉及其同伴勇敢地表達出了自己的聲音，這是公平正義的聲音，也是合情合理的訴求，他們的斗爭不僅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廣大的底層民眾，也是為了人類未來的美好與進步。在人類與新自由主義的斗爭中，在99％的民眾與1％精英的斗爭中，他們青春活躍的精神代表了未來的方向，盡管新自由主義及其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占據著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優勢，但是覺醒了的民眾與青年必然會通過他們的抗爭，為世界探索一條更加美好的道路！
2、誰能夠代表民眾？
但是，值得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是：誰能夠代表民眾？智利總統巴斯蒂安·皮涅拉是一位民選總統，2010年1月17日，他在第二輪投票中當選總統，并曾在2010年10月營救銅礦被困礦工的行動中受到全世界關注。那么，是皮涅拉能夠代表民眾，還是卡米拉能夠代表民眾？這里的一個關鍵問題是，皮涅拉同時也是智利的首富，而他的財產正是從“私有化”改革中來的，他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必然會維護“新自由主義”政策，而正是這一政策使民眾走向了街頭。在這里，無疑皮涅拉代表的是少數人的利益，而卡米拉代表的則是大多數民眾的利益。
在這里，值得反思的便不僅是皮涅拉為何能夠當選，而是現代政治本身的問題。現代政治是一種精英政治、政黨政治以及代議制民主的形式，但是這樣的政治形式是否能夠真正選出真正代表民意的政治領袖，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也是當代政治面臨的危機。汪暉曾經指出，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存在一種“代表性的斷裂”的危機，即政黨與其所“代表”的民眾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裂痕，無法真正代表民眾的政治意見。這在西方表現為金錢政治，兩黨輪流執政但政策趨同，選民無選舉意愿等各方面，而在東方則表現為官僚化、精英化與貪腐化等方面。由此，形成政治家與民眾之間溝通渠道的“斷裂”，精英政治變成了壟斷集團的內部循環，并不能真正代表普通民眾的政治意志，這可以說是當代政治面臨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
卡米拉所代表的大學生抗議運動直接訴諸于民眾的政治訴求，以街頭政治的形式表達他們的意愿，可以說正是對精英政治“代表性斷裂”的一個政治反應，不只是卡米拉領導的智利大學生運動，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英國的學生“騷亂”，以及法國、西班牙等國爆發的類似運動，都讓我們清晰地看到，民眾的政治意愿無法得到表述與接納，在當今世界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狀況。這可以說明兩點：（1）既定的利益集團已經壟斷了“政治”，他們以全民的名義實行的政策，只是為了維護特定階層的利益，而在事實上損害了民眾的利益，站在了民眾的對立面；（2）現有的政治形式無法容納民眾的政治意愿，也無法提供正常的意見溝通渠道，在民眾的政治意愿基礎上形成政治意志乃至“政策”。
在這樣的狀況下，卡米拉代表的大學生運動便具有無可辯駁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他們是一種新的民主實踐，他們在探索一種新的政治形式。如果說政黨政治、精英政治、代議制民主凝聚了17—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以來人類政治實踐的民主精華，那么在今天，他們則在21世紀探索著新的民主形式。他們以民眾政治代替政黨政治，以底層政治代替精英政治，以直接的民主形式代替代議制民主，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底層民眾的政治意愿，表達出了他們的政治訴求。而這樣的探索，不僅具有現實政治的意義，在現代政治理論的開拓上也具有重要意義。
卡米拉所代表的大學生抗議運動，同時也是一場社會主義復興運動。20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采取的雖然也是政黨政治、精英政治、代議制民主的形式，但是與資產階級精英政治不同的是，它始終站在底層民眾的立場上，與之保持著密切聯系，代表了民眾的利益與聲音。不僅社會主義國家內部進行了民主化的實踐（公有制，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民主化而非“精英化”等），而且促使資本主義國家也采納了有利于底層民眾的政策（福利社會，婦女、黑人、少數族裔歧視政策的取消等），冷戰之后，傳統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弊端受到了反思與批判（“專制”，官僚化，平均主義等），但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與內核卻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社會主義是一個新事物”，它不僅是一種窮人的理論，也是一種解放的政治，它是在對人類歷史深刻剖析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哲學，是深刻到認識現代社會的基本矛盾之后所形成的一種改變方向，是站在民眾立場上為人類尋求未來道路的一種嘗試。冷戰之后，社會主義的實踐盡管遭到了挫折與曲折，但是其內在精神卻是永不磨滅的，因為它所代表的是大多數民眾的根本利益。我們需要總結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與教訓，繼續站在民眾的立場上，探索新的道路。
在卡米拉及其同伴的抗爭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正是站在民眾的立場上對現有的政治體制與政治形式發問：誰能夠代表民眾？——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你們不能代表民眾，那么怎么才能將民眾的意愿凝聚為現實政治的實踐呢？這是卡米拉提出的問題，也是整個世界面臨的問題。
3、革命需要想象力
但是，問題的另一面是，現有的利益集團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利益，而且他們不僅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形成了鐵桶一般的壟斷，而且他們的統治已經深入到民眾的思想內部乃至無意識領域，對于普通民眾來說，當面臨壓迫與剝削時，習慣性的思維方式是首先檢討自己不夠努力——所以才沒有成為“成功者”，他們不敢或不能對現實秩序提出自己的批判性意見，也無法想象另外一個世界。在這樣的狀況下，底層民眾的斗爭必然會是艱苦曲折的，同時也需要新的形式，需要新的想象力。
拉美左翼運動的最大特點就是始終具有豐富的想象力，革命的形式豐富多樣，1953年的古巴革命是傳統的武裝斗爭，1956年智利人民行動陣線嘗試以和平方式向社會主義過渡，1999年獲勝的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爾革命”，則利用議會制奪取政權后推行社會主義革命。
在墨西哥，副司令馬科斯所領導“薩帕塔”解放運動也是這一斗爭的成功范例。他們的斗爭根植于拉丁美洲深厚的文化，又帶有濃重的后現代特色，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場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式的“革命”。這是一場文化意義上的“革命”，雖然“薩帕塔”解放運動根植于現實利益的爭取，但斗爭的形式不再主要是武裝斗爭，而更多借助于文化上的斗爭。在這里，童話、寓言與印地安人的神話成為了斗爭的主體，馬科斯以“撒豆成兵”的本領，娓娓地講述著這些優美的故事，而且這位副司令還成功地在控制了報紙、電視、網絡等媒體，在世界面前塑造了“自己”的騎士形象：他以滑雪帽、蒙面、煙斗為標志，顯示了革命者酷的一面，這為他贏得了無數的支持者與崇拜者，但同時也是一種斗爭的形式。這一形式被稱為“后現代主義革命”、“符號革命”，但歸根到底是一場以文化為主的革命。在這樣的革命形式中，我們看到了文化本身所可能具有的革命性。同時，這也可以說是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博爾赫斯的小說是一種改變敘述本身的敘述一樣，這也是一場改變了革命形式本身的革命，如果說以往的革命是現實主義、古典主義的，那么這次革命則可以說是浪漫主義、魔幻現實主義、后現代主義的一種融合，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苦難處境與優美故事的結合，可以看到批判現實與離奇想象的結合，可以看到艱苦斗爭與浪漫抒情的結合，正是這些看似古怪的結合，卻為我們打開了無限廣闊的思維空間：原來革命也是可以這樣的？
同樣，卡米拉所領導的抗議運動也是充滿想象力的。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場運動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卡米拉，她的形象與美貌成為此次抗議活動的象征性符號，她以超級偶像的方式引導著這次運動，在這個全媒體時代，她充分運用個人的女性魅力，在媒體與公眾之中展現出了“革命”的魅力。她讓人們看到，也會讓人思考，一個具有如此魅力的女性為什么會投身于這樣的運動？人們從關注她的外貌，到關注她的精神世界與政治主張，她的形象讓這場運動本身充滿美感與魅力，這同樣也是一場符號革命，她使得“革命”這一長期被污名化的詞匯重新煥發出光彩，讓“革命”與青春、詩意、理想、正義重新聯系在一起，而祛除了仇恨、暴動、血腥等污蔑之詞，她讓人們看到，“革命”本身就是正義的，是一代最優秀青年的選擇，他們勇敢地與與民眾站在一起，在為人類的美好未來探索新的道路。這也是卡米拉與眾多商業明星的不同之處，商業明星是內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體制之中的，可以說他們只不過是一種特殊的商品，他們的形象與號召力既來自于資本的塑造，也服務于資本，比如廣告，比如票房，比如唱片的銷量，等等。而卡米拉則不同，她的形象及其存在，就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一種挑戰與超越，她所要改變的正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及其內在邏輯，她所做的正是站在民眾的立場上，批判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私有化”政策，開拓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如此，在卡米拉的身上便具有雙重魅力，首先是她個人的女性魅力，其次則是“革命”的魅力。“革命”本身也是有魅力的，它與理想有關，與未來有關，也與犧牲有關，當一個人為了信仰與民眾不惜犧牲生命，他身上那種義無反顧的壯美與精神足以打動世人，甚至可以千載而下仍令人感慨唏噓。而當這個人是一位女性時，她的柔美與壯美融合在一起，更加具有動人心弦的魅力，這雙重的魅力凝聚在一起，讓卡米拉如此光彩照人又如此獨一無二。
革命需要斗爭，革命需要魅力，革命也需要想象力。
在卡米拉的身上，我們看到了斗爭，看到了魅力，也看到了想象力。
我們不僅需要卡米拉，也需要千千萬萬的青年，我們需要改變這個不公平的世界，我們需要一條更加公正的道路，我們需要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你好，卡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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