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戈-查韋斯:石油、政治和對美國的挑戰>
第一部分 引言(1)
2005年8月22日，美國福音派牧師帕特-羅伯遜的名字登上美國各大媒體的頭條。此君在電視節目上聲稱，如果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韋斯-弗里亞斯（HugoChávezFrías）“認定我們要刺殺他，我認為咱們不如干脆就這么干”。他認為查韋斯是美國的“巨大威脅”，有可能變為“共產主義滲透和穆斯林極端主義蔓延的踏板”。他說：“這（行刺查韋斯）可比打一場戰爭便宜許多！這樣一來，對美國的石油輸送絕不會中斷！”羅伯遜的言論立時使委內瑞拉的輿論沸騰，政府官員發表措辭強硬的回擊。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Rumsfeld）以溫和的口吻對羅伯遜的言論提出批評，表示“這當然違背法律。國防部不會做這種事情”。拉姆斯菲爾德和國務院發言人肖恩-麥科馬克都小心翼翼地指出，羅伯遜的言論并不代表美國政府的立場。不過，拉姆斯菲爾德說：“美國公民可以隨時發表個人意見。”麥科馬克認為羅伯遜的言論“不妥”，卻沒有提出其他批評。他說：“這不是美國政府的立場。我們并不支持他的觀點。”
盡管拉姆斯菲爾德和麥科馬克做出上述駁斥回應，但布什政府的做法并不令人信服。有證據表明，羅伯遜的言論與美國政府的政策并不相悖。委內瑞拉外交部長阿里-羅德里格斯（AlíRodríguez）要求麥科馬克對羅伯遜的無禮言辭給予嚴厲譴責。他說道：“他們實際上只是在譴責羅伯遜的無禮做法，而非譴責他的行刺主張。”查韋斯直截了當地聲稱白宮企圖刺殺他。他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記者特德-科佩爾的采訪時指出：“委內瑞拉的安全長期受到威脅！我的生命長期受到威脅！”2005年3月，美國國務院把有關美國政府派人刺殺查韋斯的說法斥為“荒謬”。然而，新的疑云很快又冒了出來。前中央情報局特工費利克斯-羅德里格斯一直是布什總統在佛羅里達州南部的重要支持者。他在接受邁阿密22頻道采訪時表示，布什政府有“應對意外情況的計劃”。在記者的再三要求下，他解釋道，這些計劃“包含經濟方面的內容，甚至還有軍事措施”。羅德里格斯的言論絕非戲言！《華盛頓郵報》指出，羅德里格斯“在拉美有很高知名度。正是在他擔任顧問期間，玻利維亞軍方于1967年捕獲并處決古巴革命領導人切-格瓦拉。老布什在擔任副總統以及總統期間一直與他保持密切的往來”。查韋斯非常注意這些新動向，因而在最近加強了自己的警衛措施。
盡管這些報道的真偽難以得到確定，但查韋斯的確有理由感到擔心。當委內瑞拉反對派在2002年醞釀反查韋斯的軍事政變時，布什政府通過全國民主基金會（the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把美國納稅人的大筆金錢交給他們。查韋斯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節目上說道：“現在，布什政府已經完全違背一切民主規則，完全違背人民的愿望。這場軍事政變就是在華盛頓策劃的！有人下令殺死我。這道命令就是在最近下達的！”政變期間，這位總統被政變軍人扣押。政變組織者在電視上散播謊言，聲稱查韋斯主動辭去總統職務。被關押在蒂烏納軍營的查韋斯從電視上得知這一消息，感到“他們馬上就會處決我”。他從一位軍官那里借到一部電話，與妻子進行臨終訣別。最終，查韋斯非常幸運地逃脫死神的魔掌。“處決我的命令已經下達，”他在后來說道，“但是，那些參與政變的將軍沒有實際領導權。一些將軍以及那些支持我的青年軍官們使這條命令無法生效。”查韋斯在2002年軍事政變之后鞏固了自己的執政地位，越來越受到民眾的支持。最近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他的支持率達到71.5%，成為南美國家最受歡迎、最富于個人魅力的政治領導人。他很有可能在2006年12月舉行的委內瑞拉大選中為自己贏得又一個任期。無論如何，查韋斯將被布什政府及其繼任者永遠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許多美國人也許會感到奇怪，為什么布什及其謀士們一心要剪除查韋斯？我的這部著作就是要闡明查韋斯對委內瑞拉、乃至整個西半球的重要政治意義。查韋斯在1998年當選為委內瑞拉總統。從那時以來，他一直反對美國倡導的自由貿易協定，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反對美國在拉美進行的反毒戰爭。與此同時，他與卡斯特羅保持極為緊密的關系。委內瑞拉以優惠價格向古巴出售石油，古巴則向委內瑞拉提供大批訓練有素的醫生。在委內瑞拉國內，查韋斯下令向美國的石油公司征收更高的稅金，目的是把石油財富分配給那些最貧困階層。他把不斷增長的石油收入用于執行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社會計劃，發展教育、改善醫療和住房以及進行土地改革。他還渴望加強與其他南美國家的政治、經濟關系，目的是平衡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白宮非常不安地看到，查韋斯在南美發起成立“南方石油公司（Petrosur）”，并力圖把它打造為南美洲的“歐佩克”。此外，他推動成立能夠覆蓋西半球的衛星頻道“南方電視臺（Telesur）”。無可否認，這個出身卑微的查韋斯已經成為西半球反美力量的領袖人物！
第一部分 引言(2)
對委內瑞拉的關注使我下決心要寫一本關于這個國家的著作。我對查韋斯的興趣大概產生于5年之前。那時，我正在加拉加斯為寫作博士論文進行調研。我在旅館房間里常常可以看到查韋斯發表演講的電視節目，他的即興演講方式與許多美國政治家的僵硬呆板形成鮮明對比，因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查韋斯常常站在一副巨大的“拉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SimonBolivar）的肖像前面發表演講（他無疑渴望成為一個玻利瓦爾式的不朽人物）。當年的玻利瓦爾是反抗西班牙統治的偉大英雄，而今的查韋斯則要在委內瑞拉公眾面前扮演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革命者！查韋斯的演講內容可謂海闊天空，既涉及委內瑞拉的歷史，又包含石油工業的歷史。演講過程之中，他時不時亮出一部袖珍版委內瑞拉憲法，偶爾還會唱兩句小曲或是彈奏幾下木琴。我曾看到他在向全國播放的“你好，總統（Aló，Presidente）”節目中接聽觀眾打來的電話。在我看來，他的演講真是有趣之極！不過，我免不了會這樣想：這個查韋斯是不是只會夸夸其談卻干不了什么實事呢？我在委內瑞拉旅行時，只看到公路上那些宣傳所謂的“玻利瓦爾革命”的標語和旗幟，卻看不到社會發生任何巨大轉變的跡象。盡管我贊同查韋斯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提出的批評，但他的軍人背景使我深感疑慮。我一向對強力人士、對軍人缺乏信任，查韋斯卻偏好宣揚他的軍人背景。我并不相信反查韋斯媒體的那些言論，但查韋斯不斷抨擊媒體，甚至還對記者們進行指名道姓的斥責，這不免讓我懷疑他是不是真的有獨裁傾向。我在加拉加斯中央大學與一些師生交談時，發現他們也有著同樣的感受。盡管他們都持有左派立場，卻對查韋斯的最終目標懷有疑問。查韋斯對付那些腐敗的傳統工會組織的做法就令我不安。我在加拉加斯期間看到查韋斯迫使工會在政府監督下進行選舉。在那之后，一個親查韋斯的工會組織變得越來越強大，并謀求取代舊有的工人聯合會。工人聯合會一直從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的“團結中心（theSolidarityCenter）”獲得資助，而“團結中心”又從美國的國務院、國際開發署和全國民主基金會獲得資助。因此，查韋斯的這一做法無疑是削弱美國在委內瑞拉國內影響力的第一步。
我在2000年8月返回英國。此后，我一邊關注委內瑞拉的發展動向，一邊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南美洲的社會運動，例如巴西無地農民運動（theMovimentodosTrabalhadoresRuraisSemTerra）和厄瓜多爾的土著人運動。就在此時，反查韋斯軍事政變在2002年4月發生了！貧困民眾涌向加拉加斯街頭支持查韋斯的場面令我深受感動。他們團團包圍總統府，直到政變當局徹底垮臺。政變之后，查韋斯加快了實施社會計劃的速度，委內瑞拉的上層人士對此持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恰恰就是在此時，我開始再度關注查韋斯，為位于華盛頓的美國西半球事務委員會寫下一系列有關委內瑞拉政治事務的報告。時下的查韋斯時常出現在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那么，撰寫一部有關查韋斯的著作的時機已經成熟！我認為有必要讓讀者全面地了解查韋斯，讓他們得出屬于自己的結論，而無需依賴于那些對查韋斯抱有強烈敵意的美國媒體。
我在這部著作中嘗試解答一個問題：查韋斯為何對美國人如此重要？
查韋斯把委內瑞拉的豐富能源視為自己的政治資本。正是由于他改變本國的傳統石油政策，因而被布什政府看作仇敵。我用兩章的篇幅分析查韋斯在石油領域推行的有悖于美國利益的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包含的政治意義。查韋斯一向反對美國倡導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因此，我要在后面的章節里詳盡討論查韋斯在意識形態領域對美國提出的挑戰，以及這一意識形態對委內瑞拉乃至整個拉美的影響。查韋斯不僅反對美國在經濟領域宣揚的正統理論，而且反對美國對拉美軍方的長期操縱。這本書對委內瑞拉軍方進行深入分析，闡明它是如何逐漸擺脫五角大樓的控制。此外，查韋斯通過加強與其他南美國家的合作來削弱美國在該地區的傳統影響力。因此，美國人不得不關注查韋斯對西半球事務產生的經濟和政治影響。這本書還可以讓讀者明了南美洲無處不在的社會騷動，從而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查韋斯在這場內容廣泛的社會變革中的重要地位。如果這些趨勢發展下去，必然會進一步鞏固他在西半球的領導地位。毫無疑問，查韋斯是一個不容美國小覷的真正對手！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石油是地緣政治武器”(1)
石油在委內瑞拉和美國的關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委內瑞拉是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國，也是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的美國第四大石油進口來源國。2004年，委內瑞拉國有的委內瑞拉石油公司（PetróleosdeVenezuelaSociedadAnónima-PDVSA）向美國出口的石油占美國進口石油總量的11.8%（相當于每天152萬桶的進口量）。如果中東的戰事繼續擴大，委內瑞拉對美國石油進口的重要性就會進一步凸顯。
烏戈-查韋斯在首次當選總統之前就明確闡述自己對石油的觀點。“石油是地緣政治武器！”他宣稱，“委內瑞拉的當政者極為愚蠢！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一個石油出口國掌握的巨大威力！”委內瑞拉的影響力的確可以令查韋斯感到自豪。想想看，委內瑞拉有著西半球最大的石油儲量，據估計有778億桶之多（2004年數字）。這一數字令美國的220億桶石油儲量相形見絀。此外，委內瑞拉擁有巨大的天然氣儲量，中部的奧里諾科石油帶蘊藏著2600億桶重油。分析家預測，委內瑞拉對美國的石油出口有可能在2020年超過墨西哥。查韋斯在擔任總統之后為努力加強歐佩克（OPEC，委內瑞拉是它的創始成員國）的團結，目的就是抬高國際市場的石油價格。2005年，國際市場的原油單價在59美元左右的高位徘徊。這就使查韋斯手中掌握大筆鈔票，得以對委內瑞拉乃至整個拉美施加巨大的影響力。
事實表明，查韋斯在競選時發出的宏大許諾絕不是說說而已。在2002年的“四月政變”發生之后，他指責美國支持政變勢力以及煽動2002年底至2003年初的委內瑞拉大罷工，毫不客氣地把美國斥為“帝國主義強權”。查韋斯還認定布什企圖暗殺他。他發誓，自己一旦遇害，美國就再也別想得到一滴委內瑞拉石油！
為了理解委內瑞拉和美國圍繞石油展開的權力爭奪，人們有必要了解查韋斯為何要徹底改變歷屆委內瑞拉政府對美國奉行的友好政策。在查韋斯看來，以往的委內瑞拉政府缺乏愛國精神，屈從于美國的利益，沒有把石油財富真正用于造福委內瑞拉社會。
沒有哪個人能夠像路易斯-朱斯蒂（LuisGiusti）那樣與美國的石油利益形成如此盤根錯節的聯系！此君曾在1994年至1999年擔任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首席執行官。1944年，一頭金發、有著典型白人外貌特征的朱斯蒂出生在一處油田。在20世紀60年代的委內瑞拉，學生運動極為活躍，共產黨人在這一時期掀起武裝起義。然而，從這個時代走過來的朱斯蒂似乎絲毫不曾受到左翼的影響。他在位于馬拉開波的蘇利亞大學專心學習石油課程，并在1966年畢業。后來，他又從圖爾薩大學獲得一個石油工程學學位。離開學校之后，他在油田和煉油廠工作多年。
現在的馬拉開波是一個擁有150萬人口的城市，旁邊就是南美洲的最大湖泊馬拉開波湖（從北到南長達200公里）。我曾兩次到馬拉開波地區訪問：第一次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第二次是在2000年，作為一名研究生在當地進行石油環境史的調研。馬拉開波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炎熱氣候，在馬拉開波湖的北部甚至有一片沙漠，只有從湖面刮來的微風能給人帶來些許的舒暢。我還記得初次訪問馬拉開波時的情景。那一天，我在用過早餐之后走出巴拉爾特廣場飯店，剛在市中心的大街上步行幾分鐘，大滴的汗珠就開始滾落到我的手腕上。后來有人告訴我，趕上酷暑來臨時，馬拉開波街頭的人行道足以煎熟一顆雞蛋！我對這個說法深信不疑。
散布于馬拉開波湖上的石油鉆井設施充分展示了人類的偉大工程業績。第一次來到馬拉開波湖時，我很是為湖上林立的數千座石油井架而感到震撼（這些銹跡斑斑的井架都是美國人在幾十年前開發石油時豎立的）。大多數旅行者沒有興趣參觀那些因為石油而富裕的城鎮，我卻對此有著濃厚的興趣。我在馬拉開波租下一部破舊的計程車，讓它載著我穿過馬拉開波湖上的堤道，前往湖對岸訪問。沿途的景色十分荒涼，一路上只能看到一些沙漠地區生長的矮小灌木。奧赫達城的街頭擠滿小販，到處兜售著毫無用處的廉價玩意。我住進當地一家有空調的豪華飯店。它也許是專門為那些石油公司老板們開辦的，價格真是貴的嚇人！在這座小城里，我很快就找到那幾處老舊的廠礦生活區。現在，它們都由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分公司馬拉文公司管理。這些生活區的四面環繞著高大的鐵柵欄。從外面看，它們與美國常見的廠礦生活區沒有什么兩樣，都有街道、商店、醫院和藥店。
許多在美國石油公司工作的委內瑞拉人能夠得到比國內企業職工更高的工資。盡管如此，在這些隨著石油工業繁榮而興起的城鎮里，許多居民沒有享受到石油帶來的利益。在此次訪問途中，我親眼目睹眾多被忽視的群體。在一個名叫R-10的生活區，我看到油井噴出的石油徑直流進居民的院子。這里的大多數居民住宅是用水泥或鋁材簡單修建而成。在一處院落的前門，我看到地上有一灘綠色的有毒廢料。在孩子們玩耍的地方就有泄漏的石油，附近的一處油管還在噴著火焰。
一個委內瑞拉人如果與外國石油公司走得太近，必定要在政治上付出代價。在查韋斯這些民族主義者看來，路易斯-朱斯蒂的“罪行”就是與外國石油公司建立過于密切的關系，而沒有切實維護委內瑞拉的利益。朱斯蒂確實很不走運！正是在他生活的年代，委內瑞拉政府要對國家的石油資源施加更大的控制。其實，以往的委內瑞拉政府比較注重加強教育和醫療，通過這一途徑使一些石油財富惠及最貧困階層。盡管如此，這個國家仍然受到貧困問題的折磨，貧富差距在不斷拉大。1975年至1976年，委內瑞拉政府把外國石油公司國有化，開始執行“播種石油（SowthePetroleum）”計劃，目標是更為公平地分配石油財富。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創建給委內瑞拉人帶來一股強烈的民族自豪感。這一時期，朱斯蒂正在殼牌石油公司工作。這次國有化使該公司變成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子公司馬拉文公司。雄心勃勃的朱斯蒂在馬拉文公司一路高升，在石油勘探、石油生產、石油提煉、企業規劃和產品銷售領域積累寶貴的經驗。他的勤奮工作和堅定意志最終給他帶來豐厚回報。1994年，朱斯蒂就任委內瑞拉石油公司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
朱斯蒂在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最高管理者生涯充滿爭議。查韋斯認為朱斯蒂等人奉行的石油政策完全是在迎合外國石油公司的要求，損害了委內瑞拉的國家利益。根據朱斯蒂的決定，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向私人投資開放，不斷地擴大石油產量。石油一向被委內瑞拉人視為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象征，因此，朱斯蒂有關開放石油業的決定引發很大爭議，許多人對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管理層產生強烈的敵視情緒。朱斯蒂卻對委內瑞拉的傳統經濟模式提出質疑。“在委內瑞拉，”他這樣說道，“人們滿嘴都是什么‘主權’‘愛國主義’。夠了！”在朱斯蒂看來，貧困才是對主權的最大威脅。正是為了消除貧困，他才決心通過引入私人投資來促進委內瑞拉資源產業的發展。
朱斯蒂深知國內有許多人反對自己的觀點，因而竭力游說各方。“朱斯蒂真是滔滔不絕，直截了當！”美國《商業周刊》的報道這樣寫道，“他掀起一場宣傳大戰，不斷與政府部長和政界人士進行會談，游說議會的各個委員會，到處發表演講和文章。”朱斯蒂對委內瑞拉石油政策的影響力是極為巨大的，但這種影響力也給他招致更多的批評。委內瑞拉政府官員指出，在1976年至1993年，石油出口每換來1美元，就有66美分落入政府手中。在1993年至2002年間，這種情況出現根本性改變。委內瑞拉政府在這一時期從石油業獲得的收入急劇下降，所獲得的份額從原來的66美分降至33美分。能源和礦業部長拉斐爾-拉米雷斯（FafaelRamírez）指出：“所謂的‘開放’根本就是一場對委內瑞拉石油的掠奪！”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石油是地緣政治武器”(2)
能源和礦業部對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控制權不斷萎縮。曾在委內瑞拉石油公司供職的德裔石油分析家伯納德-莫默爾在文章中指出，公司董事會的當權者是那些曾在外國石油公司擔任過經理的人。他們實際上負責制訂委內瑞拉的石油政策。委內瑞拉石油公司開始按照朱斯蒂設計的路線全力發展石油生產，卻沒有考慮這種做法是否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莫默爾寫道：“換言之，這一石油政策關注的重點不是價格而是產量。”到1997年，朱斯蒂已經把公司的石油日產量增加100萬桶，使其達到360萬桶。他還宣布，國有企業委內瑞拉石化公司將被私有化；委內瑞拉的石油工業將向外國開放，允許建立合資企業。在這種情況下，歐佩克的石油生產配額不再被委內瑞拉石油公司放在眼里。朱斯蒂認為這種配額制度是“完全過時的”，“不再適用于今天的市場”。早在1994年，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就超過了歐佩克規定的配額。
到1998年，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石油日產量已經比歐佩克的配額高出80萬桶。朱斯蒂在委內瑞拉日益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美國媒體直言不諱地為他歌功頌德，《商業周刊》在1998年這樣寫道：“他表示無意進入政界，但他已經被視為下屆總統的熱門人選！”《時代》雜志把他譽為“年度最佳經理”。根據查韋斯的說法，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管理人員在這一時期大手大腳地花費公司的資金，能掙到18萬美元的年薪，而朱斯蒂的年薪高達31.5萬美元。查韋斯形容他們住在“豪華的山間別墅。一邊喝著威士忌，一邊縱情聲色”。委內瑞拉石油公司有4萬員工（不足全國就業人口的1%），逐漸與其他行業的職工出現明顯的收入分化。在很多人眼中，這家公司“就是那些驕橫豪奢的技術官僚的老巢，是委內瑞拉精英階層的地盤。這些人的腐化墮落導致三分之二的委內瑞拉人陷入貧困！”
查韋斯還提及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在1996年與美國圣迭哥的國際科學應用公司（ScienceApplicationsInternationalCorporation）成立的合資企業。國際科學應用公司在2005年賺取的利潤高達75億美元。該公司與美國軍方簽訂一份利潤豐厚的合同，為其研制下一代戰車。它“向美國國防部提供高技術支持與工程設計服務，幫助它進行研發”。根據紐約的世界政策研究所的說法，該公司在情報搜集、導彈防御和伊拉克重建等領域為五角大樓效力。國際科學應用公司與多家石油公司簽訂合同，幫助其發展信息技術。它與委內瑞拉石油公司成立的合資企業名為“因特薩（INTESA）”，負責管理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信息技術。根據查韋斯的說法，國際科學應用公司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密切合作，利用因特薩公司在委內瑞拉進行間諜和破壞活動。能源和礦業部長拉斐爾-拉米雷斯認為，因特薩公司的成立是對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沉重打擊。“對石油生產國而言，其石油儲量、生產狀況和實際產能是最為關鍵的信息。”他說道，“這些信息極為寶貴，在地緣政治方面具有戰略意義！”國際科學應用公司的高層主管名單宛如一部華盛頓政界內幕人士的名人錄。前國家安全局局長博比-雷-英曼、前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和前中央情報局局長羅伯特-蓋茨都曾在該公司董事會任職。
2000年，我對委內瑞拉能源和礦產部的歷史檔案進行一番研究。該部在位于貝利亞斯阿特斯區的一幢破舊水泥大樓里辦公，辦公室破舊不堪。我必須獲得批準，才能翻閱克里奧爾石油公司（這家美國石油公司曾在馬拉開波湖地區開采石油數十年之久）的檔案。我經過多次聯系，才獲得一位能源和礦產部高官的介紹信。接下來，我來到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辦公樓，向檔案管理員遞交了這封信。我獲準翻閱一些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檔案，里面沒有什么敏感信息。等我用完午餐之后回來，卻發現上午查閱的那些卷宗都沒了蹤影。我趕緊詢問檔案管理員，才知道一名公司主管禁止我在此進行研究。我的要求已經被駁回，再沒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人們也許可以從這一事件體味幾分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企業文化吧！
倘若有人見識過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辦公場所，就不難理解為何那么多委內瑞拉人對它缺乏好感。在加拉加斯期間，我為采訪一位高層主管而前往該公司位于城外的一處辦公場所。我先是乘坐地鐵，繼而又搭乘公共汽車趕往目的地。這處辦公場所的周圍有著宜人的景致，與污穢骯臟、污染嚴重的加拉加斯鬧市區形成鮮明對比。在這里，公司職員們個個身著昂貴的商業套裝，可以在裝修豪華的餐廳里盡情享用美餐。
查韋斯對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及其領導層的獨立性感到惱火。他在1998年競選總統時就堅決反對該公司實行私有化，許諾要解除朱斯蒂的職務，審查該公司與外國公司達成的交易。他還大膽地挑戰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既得利益，聲稱要讓能源和礦產部享有更大的權力，把國家石油戰略的制訂和實施大權收歸總統。這一精明的舉措無疑使他獲得更多的政治支持。1998年12月，查韋斯以56.2%的支持率一舉奪取大選的勝利！
查韋斯遵守了自己的諾言，在上任之后立即解雇朱斯蒂。后來，朱斯蒂擔任了美國總統喬治-布什的能源顧問，曾為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領導的思想庫—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效力，并支持美國出兵攻打伊拉克。早在9-11事件發生之前，他就參與了相關準備工作。在一份題為“21世紀能源政策的戰略挑戰”的報告里，包括朱斯蒂在內的一個貝克研究所工作小組指出：“伊拉克仍然是一個妨礙石油從中東流向世界市場的不利因素。”報告認為，美國政府應當重新評估它的對伊拉克政策，充分考慮“軍事、能源、經濟、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因素”。貝克把這份報告提交副總統迪克-切尼。切尼曾擔任得克薩斯州石油企業哈利伯頓公司的總經理，此時是白宮能源政策發展小組組長。除了朱斯蒂，貝克的顧問還包括聲名不佳的前安然公司首席執行官肯尼斯-萊（該公司因為一場會計丑聞而破產）。
朱斯蒂是位于華盛頓的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的高級顧問。該中心的其他顧問包括亨利-基辛格、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和威廉-科恩。朱斯蒂繼續為殼牌石油公司服務，擔任該公司的非執行董事。此外，他還在卡萊爾集團負責能源生意的下屬企業里弗斯通集團擔任顧問。這家投資公司因為與政客有諸多內幕聯系而臭名昭著。前總統喬治-布什在1992年的大選中敗給比爾-克林頓。他在離開白宮之后前往擔任卡萊爾集團的顧問，幫助該公司加強與沙特阿拉伯王室的關系。早在1990年，現總統喬治-布什被任命為卡萊爾集團下屬的航空食品企業空中餐飲公司的董事。
身處華盛頓的朱斯蒂對查韋斯及其石油政策進行猛烈抨擊，聲稱“他們在石油問題上死守著一種愚蠢的主權觀念”。這些話無疑使那些華盛頓的大人物感到心滿意足。2000年7月，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在委內瑞拉國家電視臺的一個直播節目里對朱斯蒂大加撻伐，認為他與邁阿密的古巴流亡者關系密切，試圖推翻查韋斯總統。卡斯特羅讓記者們去問一問朱斯蒂，他在過去幾個月里從邁阿密的那些陰謀集團拿了多少錢！朱斯蒂否認這些指責，表示：“這完全是在誹謗！”
要想明白石油為何會在委內瑞拉激起如此激烈的政治紛爭，人們有必要回顧一下美國石油公司在委內瑞拉的經營歷史。委內瑞拉的叢林遍布蝙蝠、黑熊、美洲虎、響尾蛇和蜥蜴，石油勘探者卻不畏風險，在20世紀初來此尋找“黑色黃金”。馬拉開波湖東岸既有叢林，又有沼澤，也有南美稀樹草原。他們在面對復雜地形的同時，還不得不面對瘧疾等熱帶疾病帶來的致命威脅。當地好戰的莫蒂隆印第安人也堅決反對石油勘探者侵入他們的家園。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石油是地緣政治武器”(3)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委內瑞拉到處都是渴望找到石油的美國人。澤西標準石油公司發現它的主要競爭者殼牌石油公司正在委內瑞拉斥巨資進行勘探和生產，于是趕緊進入這個安第斯國家。該公司在當地的業務得到迅速發展，先是在1928年收購克里奧爾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繼而收購拉戈石油公司，后來又得到美國海灣石油公司的合作。投機者和石油公司的業務代表在委內瑞拉四處爭奪石油開采特許權，并大肆向美國扶持的軍事獨裁者胡安-維森特-戈麥斯（JuanVicenteGómez）行賄。1921年12月，戈麥斯驚訝地得知，有人計劃入侵委內瑞拉。由于荷蘭政府阻止一艘可疑船舶駛出本國港口，這個計劃才未能付諸實施。這艘船將駛往委內瑞拉，目的是進行一場“軍事遠征”。另一艘可疑船只則在英國被阻止出港。
據認為，這兩艘船得到“美國的石油公司”40萬美元資助。美國人正在竭盡全力阻止英國在委內瑞拉擴大石油利益。英國媒體從戈麥斯政府獲得的消息稱，“自稱與美國國務院有聯系的紐約人博洛爾費爾負責掌管這些資金”。外交官們認為，標準石油公司對戈麥斯政府做出有利于英國石油公司的司法裁決感到不滿，“因而想把戈麥斯趕下臺，很有可能為此次遠征提供資金”。很顯然，美國的石油公司在密謀反對委內瑞拉的軍人獨裁政府。更嚴重的是，委內瑞拉外交部長埃斯特萬-希爾-博爾赫斯實際上已經被美國的石油公司收買。這場陰謀流產了，但委內瑞拉官員仍然擔心那些石油工人可能被動員起來搞政治活動。
石油工人的經濟條件比一般的委內瑞拉人好一些，但他們不得不面對種族主義的壓迫，他們的工資也沒有物價漲得快。工人們還面對其他危險，例如熱帶疾病和生產事故。惡劣的生活環境使石油工人很愿意接受激進的政治主張和政治運動。他們在1925年舉行罷工，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和提高工資。這無疑是給美國外交官敲響一記警鐘。美國領事這樣說道：“產油區似乎不再有和平安定的美好前景……勞工斗爭會使這里陷入動蕩，石油公司的財產無法得到保障！”
另一個嚴重問題是石油工業給自然環境以及馬拉開波湖沿岸村莊帶來嚴重的威脅。位于湖東岸的卡維馬斯地區的洛斯-巴羅索斯2號井在1922年12月發生井噴，給周圍環境造成嚴重破壞。在9天時間里，油井以每天10萬桶的速度向空中噴發石油，最終使大約90萬桶石油流入馬拉開波湖。親眼目睹此次事故的亨利-皮蒂爾描述道，井噴油柱的直徑大約有30厘米，卻躥上100多米的高空，油井旁邊立即出現一條“石油河”，最終流淌到35公里之外的馬拉開波。皮蒂爾聲稱自己能夠從馬拉開波湖的對岸看到高高的油柱，肉眼可以清楚地辨識油柱與馬拉開波城的居民房屋。
更糟糕的是，湖邊的采油設施極易發生火災。各個油井都是用木板路來連接。每一口油井的周圍都有其他石油設施，包括油泵、泥漿桶、管道架、多支管、流量站和分離器。這些設施以及鉆井井架給周圍環境造成嚴重威脅。湖濱小村莊拉古尼亞斯恰好位于戈麥斯時代最主要的采油區范圍內。1928年，這個村莊因為石油公司而遭受劫難—一場大火吞沒整個村莊，數百間房屋被焚毀。當地官員聲稱，火星從一處高溫平爐跳出來，恰好點燃從靠近村子的油井溢出的石油。大火持續兩個多小時，當地700間房屋最后只剩下125間。1939年，村子再次遭遇火災，村民不得不遷往15英里之外的奧赫達城。
在今天的馬拉開波，人們仍然能夠看到石油大發展起步階段的歷史遺跡。圣盧西亞就是這樣一個有豐富歷史風貌的街區，許多粉刷漂亮的木屋坐落于此。人們告訴我，這樣的建筑在當年更多，但許多已經消失在現代化的大潮之中。當年，在這些街區里經常舉行馬拉開波獨有的“蓋塔”歌賽（“蓋塔”的曲調歡快，通常有鼓和一些弦樂器伴奏）。
入夜之后，我返回位于貝亞維斯塔區的旅館。這個城區是馬拉開波的富人區，建筑物非常庸俗粗鄙。馬拉開波人似乎正在迎接他們的新生活。隨著石油工業的發展，這座城市正在使市容看上去更為現代化。不過，這種做法能夠取得成功嗎？在貝亞維斯塔，我在恍惚之間會有一種時間停滯的感覺。在我的旅館房間里擺放著一部黑色撥盤式電話，大概是20世紀40年代的產品。在旅館餐廳用餐時，我看到一位美國老人坐在旁邊那張桌子上用西班牙語與友人交談。馬拉開波的旅游者很少，我很少遇到美國人。一位侍者告訴我，那位老人是餐廳的常客。他已經有90多歲，早年曾在這里從事石油開采。與眾不同的是，他娶了一位委內瑞拉婦女，于是決定留在這里生活。
馬拉開波人與美國人已經有很長的共同工作歷史。美國石油商與委內瑞拉石油工人結為朋友，后者從前者那里學習和掌握了石油工業的生產技術。克里奧爾石油公司在20世紀30年代的發展很快。盡管如此，如果它想要在委內瑞拉保住自己的特權地位，就不得不重塑自己的公共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戈麥斯已經去世。民族主義情緒更為濃厚的梅迪納-安加里塔（MedinaAngarita）政府執掌大權，開始向外國石油公司征收更多的稅收。克里奧爾石油公司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公關攻勢，目的是加強與委內瑞拉政府的關系，改善自身在當地民眾中的形象。公司開辦一所學校，從伯利茲雇用教師教授美國雇員學習西班牙語。公司興辦許多學校和商店，向職工及其家屬提供醫療服務；興辦成本高昂的內部通勤體系，解決工人從自己家到工地的交通問題；為工人住宅鋪設下水管道，解決飲水和電力問題。
盡管掀起這樣一場公關攻勢，克里奧爾石油公司還是未能擺脫政治麻煩。兩年前，我根據美國《信息公開法》的規定，要求獲得更多有關克里奧爾石油公司的資料。過了很久之后，聯邦調查局終于交給我一些20世紀60年代初的文件。克里奧爾石油公司的安全官員A-路易斯-拉塞爾曾致信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要求得到有關美國反共組織的材料。拉塞爾希望把這些材料用于一個名為“民主與共產主義的較量”的教育計劃。讓我感到費解的是，克里奧爾石油公司為何忙著要開展一次教育活動呢？接下來，我通過進一步研究這些文件找到答案，明白該公司何以憂心忡忡的緣由。原來，公司對埃索-卡利比托號油輪的船員感到不放心。公司管理層擔心這些與游擊隊組織“委內瑞拉民族解放武裝力量(VenezuelanArmedForcesofNationalLiberation)”有來往的船員可能會發動一次武裝起義。很顯然，在經歷最初的石油繁榮之后，克里奧爾公司之類的美國石油公司對于在委內瑞拉做生意有著很多政治擔憂。
值得注意的是，查韋斯挑選曾經參加過共產黨游擊隊的阿里-羅德里格斯擔任能源和礦產部部長。羅德里格斯于1937年出生在梅里達州的埃希多，為人嚴肅冷峻。他早已謝頂，戴著一副眼鏡，笑容僵硬，與同他年齡相仿的朱斯蒂可謂截然兩樣。他的父母都是農民，家境非常貧寒。他在埃希多長大成人，在兒時靠著狩獵鴨子換取食物。他完全憑借個人能力脫離貧困的鄉村，前往加拉加斯中央大學攻讀法律和經濟，并在那里受到德國出生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伯納德-莫默爾的深刻影響。羅德里格斯在1961年從大學畢業，沒過多久就在卡斯特羅的影響下變成著名的“福斯托司令”。他返回位于安第斯山區的家鄉，成為一名游擊隊員，靠著沙丁魚罐頭、麥片粥、野火雞和玉米餅在野外存活下來。他精通炸彈技術，素以鎮定機智而著稱，尤其擅長處理與石油相關的事務。“我曾在山上組織有關如何管理石油的研討會，”他這樣回憶道。共產黨游擊隊最終未能推翻委內瑞拉政府。羅德里格斯在游擊隊一直干到20世紀70年代，其游擊隊員生涯長達15年。
羅德里格斯等人為什么會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謀求通過武裝斗爭推翻政府呢？委內瑞拉經歷的持續社會動蕩似乎有些令人難以理解。從1958年到1998年，這個國家依靠石油賺取3000億美元。這相當于20個馬歇爾計劃的資金規模！盡管石油財富不斷涌入，到20世紀70年代末，三分之一多的委內瑞拉人仍然領著低于該國最低工資水平的工資。石油財富沒有在這個國家得到公平分配。從總體看，城市居民和產油區的居民的收入高于農村居民。聯合國在20世紀60年代初發表的一份報告認為，委內瑞拉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均衡的國家之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石油是地緣政治武器”(4)
查韋斯的家族就是這種石油收入不均衡分配的受害者。1954年7月，烏戈-查韋斯-弗里亞斯（HugoChávezFrías）出生在委內瑞拉的小鎮薩瓦內塔（Sabaneta）。這是一個寧靜的鄉村城鎮，當地人通常依靠騎自行車出行。查韋斯在牛群、棕櫚樹和芒果樹的陪伴下度過自己的青少年時代。薩瓦內塔位于委內瑞拉西部的巴里納斯州，是委內瑞拉大草原海拔最高的地方。
委內瑞拉的印歐混血人大多生活貧困，有6個孩子的查韋斯家也是如此。“我是一個來自委內瑞拉南方的農家子弟，”他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采訪時這樣說道，“小時候，我住在用棕櫚樹搭建的房子里，房間的地板就是泥土地！”查韋斯說，薩瓦內塔的物質條件很艱苦，甚至沒有通電。這座河畔小鎮僅有3條未鋪設路面的道路。查韋斯的父親不得不帶著懷孕的妻子趕到位于州府巴里納斯的母親家中，讓她在那里生育子女。后來，查韋斯的父母把家遷到巴里納斯，并蓋起一所簡陋的房子。“那完全是一幢拼湊而成的屋子，”他說道，“就是那種鄉村屋舍……用石棉瓦蓋成，有水泥地面。”
薩瓦內塔沒有學校，查韋斯只得前往巴里納斯讀書。他在祖母羅莎-伊內斯的陪伴下度過童年，很早就品嘗到人生的艱辛。他這樣描述道：“貧困迫使我們尋找一切可以謀生的途徑！”查韋斯學會了種植玉米，幫祖母打掃后院。羅莎制作花生糖，然后讓查韋斯把這些分裝成小袋的糖果拿去出售。他不但在學校出售糖果，還到球場叫賣。他還在當地的冰淇淋店出售橙子。他與自己的兄弟納喬一道采摘水果，拿去出售。查韋斯從樹上把水果扔給納喬，直到手推車裝滿水果為止。
對于查韋斯這些在委內瑞拉草原上成長的孩子而言，生活的目標就是擺脫貧困。這個男孩非常幸運，因為他恰好遇到一個委內瑞拉發生巨大的政治和社會變動的時代，人們有了更多的受教育機會。1958年，腐敗的佩雷斯-希門尼斯（PérezJiménez）軍事獨裁政權垮臺了，這個國家的情況似乎將要出現很大的改觀。主要的反對黨民主行動黨（AcciónDemocrática）一直強調發展教育。1958年1月，選舉政治重新活躍起來，人民又可以行使普選權。在這一年舉行的總統選舉中，民主行動黨候選人羅慕洛-貝坦科爾特（RámuloBetancourt）在加拉加斯等中心城市的得票率很低，卻憑借廣大鄉村人口的支持而獲勝。因此，他的施政重點就是要贏得這些鄉村選民的歡心。他極為注重發展教育，使委內瑞拉人的識字率大幅上升。不過，這種改變很難在短時間內于廣大鄉村地區顯現出來。1971年，委內瑞拉的文盲率為23%，一些落后地區的文盲率甚至達到40%。公共教育體系理應保障所有人平等接受教育，但特權階層從中受益更多，農村人口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與許多同齡孩子們不同的一點是，查韋斯從家庭環境中受益匪淺。他的父母（盡管父親只有小學六年級的文化水平）都是小學教師。很幸運，“他們（我的父母）經常教導我們要好好學習。在我們生活的小鎮上，100個孩子之中有99個不上學！”在巴里納斯生活期間，祖母教查韋斯學習閱讀和寫字。他在當地唯一的小學奧利里學校讀書。查韋斯的確算得上幸運！他在性格形成時期品味的艱辛生活在他的內心深處打下深深的烙印。一旦他成為國家政治人物，就一定會讓政府對各家石油公司擁有更大的控制權。他要履行自己的承諾，讓那些沒有從石油財富中受益的委內瑞拉人過上富裕的生活！
查韋斯一家搬到城里居住。不過，在1957年的委內瑞拉，大約一半的委內瑞拉人仍然居住在鄉村。1959年，左翼的民族主義政黨民主行動黨政府宣布實行土地改革。在此后10年之中，9.5萬戶委內瑞拉農民獲得土地。土改的成效很快產生，農民的平均收入出現顯著上升。此外，許多農民接受了掃盲。他們的心理發生巨大轉變，政治覺悟提高，對外界的人物予以更大的信任。貝坦科爾特總統的立場算不上激進，只是希望進行改良、實現政治和解。這場土改的領導機構是一個委員會，其成員包括許多大地產所有者和大企業。實際上，在眾多渴望獲得土地的農民之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通過此次土改實現宿愿。政府征用的大多數私人土地屬于在1958年垮臺的前獨裁者佩雷斯-希門尼斯，其他那些被征用土地的地主都得到豐厚的補償。政府向農民提供住房和醫療設施，供應飲用水，修筑公共衛生設施和道路，實施信貸計劃和價格補償計劃。然而，受益者僅僅是少數人。政府的官僚主義作風也給土改帶來不利的影響。到1970年，已經有三分之一的農戶放棄了政府分配的土地。民主行動黨把農民組織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以便打壓那些對土改政策的質疑之聲。它不允許農民組織擅自接管私人土地，貝坦科爾特把那些激進的農民斥為共產黨分子。委內瑞拉農民聯合會（theVenezuelanPeasantsFederations）主席拉蒙-基哈達憤怒地與貝坦科爾特政府決裂。阿里-羅德里格斯對政府的做法也感到失望。在他和其他激進分子看來，政府絕不應當坐視鄉村貧困的長期存在，絕不應當漠視長期存在的巨大貧富差距！
第一部分 第二章 石油控制權之戰(1)
我曾兩次前往羅德里格斯位于安第斯山區的家鄉，并于第二次訪問期間在當地停留數月之久。梅里達是一座有著迷人的殖民地時期建筑風格的城市，一所著名大學坐落于此。與犯罪現象猖獗的加拉加斯、馬拉開波等大城市不同，梅里達相當安全，我可以在夜晚到大街上行走。梅里達的海拔達到5384英尺，是著名的旅游勝地，城內有許多旅館和飯店。然而，當我在這座城市周圍的山區遠足時，看到的是觸目驚心的貧困現象。那里只有一些非常貧瘠的農田，公路依然是泥土路面。我因為一處山體滑坡而不得不繞了一段遠路。在一處山坡上，我可以看到一片荒涼的苔原。在這個高海拔地區，陽光顯得非常刺眼。我來到背包客們歇腳的小鎮內瓦達斯。這里有許多白色小屋，一座小教堂。我在一家小旅館登記入住，然后等著吃飯。剛一開始，我在餐廳里可以看到遠處的山谷。沒過多久，景物都變得模糊起來，我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云霧之中。次日，我步行返回山下的梅里達，沿途沒有看到什么農田，這里似乎是一片人煙絕跡的地方！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孤零零的農舍，在那里借住一宿。我和主人一家圍坐在火堆旁，熊熊的火光照亮了他們的面孔。這是一對戴著牛仔帽的農民夫婦。女主人正忙著處理餐桌上的食材，準備烘烤玉米餅。她說自己出生在內瓦達斯，已經在腳下這塊農場生活26年之久。
羅德里格斯最終得到委內瑞拉政府的赦免，于是走出安第斯山，并很快成為著名的政界人物。他當選國會議員，把注意力放到石油和能源問題上。這位前游擊隊員曾作為多個左派政黨的成員擔任國會議員。他先是“激進運動”的成員，后來加入“所有人的祖國（PatriaParaTodos）”（一部分“激進運動”成員在1997年另行組建的政黨），并擔任該黨的石油事務發言人。他的聲譽日高，擔任了眾議院能源和礦產委員會主席。他強烈反對朱斯蒂允許外資進入本國石油部門的做法，甚至跑到最高法院，指控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在1996年簽署的諸多合同中包含一系列缺乏合法性或違背憲法的條款。1998年，他支持查韋斯競選總統。
羅德里格斯無疑是查韋斯在石油政策上的絕佳代言人。查韋斯在1998年競選總統期間把委內瑞拉石油公司斥為“國中之國”。在他就任總統時，世界市場的石油價格正處于多年以來的最低點—每桶8.43美元。歐佩克成員國圍繞石油生產限額產生激烈爭吵。查韋斯決意改變這種糟糕狀況，于是下令降低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到2003年，委內瑞拉石油日產量已經降至大約27億桶。在朱斯蒂掌權時期，委內瑞拉的石油出口量占歐佩克石油出口量的12%；到2003年，這一份額降至10%。與此同時，世界市場的原油價格開始一路高漲，達到1991年海灣戰爭結束以來的最高點。
查韋斯努力提高自己在歐佩克成員國中的聲望。2000年，歐佩克成員國首腦會議在加拉加斯舉行。他在電視鏡頭前宣布，此次會議討論的內容不僅僅是石油，還將涉及全球貧困問題、外債問題和窮國面對的不公正貿易條件問題。他呼吁歐佩克的11個成員國實現更為緊密的團結合作，華盛頓無疑會因此感到惱火；他呼吁歐佩克成員國限制石油產量，以便推動油價走高，工業化國家無疑會因此感到不滿。油價上漲在許多歐洲國家引發街頭抗議，加油站門口開始出現長隊。因此，歐洲國家要求歐佩克采取措施，穩定石油市場。查韋斯似乎成為胡安-巴勃羅-佩雷斯-阿方索（JuanPabloPérezAlfonzo，曾任委內瑞拉能源部長，被視為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創建者，使廣大石油生產國得以擺脫外國石油公司的控制）的衣缽傳人，力求加強歐佩克的內部團結。他疾呼：“現在的歐佩克已經不再是從前的那個歐佩克了！”令華盛頓更為惱火的是，委內瑞拉同意以優惠價格每天向古巴提供5.3萬桶石油。這些石油無疑幫助外匯短缺的古巴政府解了燃眉之急。當時，古巴的石油和天然氣日產量總量大約在7.5萬桶至8萬桶之間，還需每天進口10萬桶石油。
在委內瑞拉國內，查韋斯開始對委內瑞拉石油公司進行整頓。他在擔任總統不久之后就頒布一份新憲法草案，并得到公眾的認可。該憲法的一項關鍵條款就是禁止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私有化。根據2001年頒布的《碳氫化合物法（HydrocarbonsLaw）》，私人石油公司向委內瑞拉政府交納的特許開采稅稅率從16.6%提高至30%；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在新成立的石油生產和勘探企業中必須占據至少51%的股份。反對的聲音很快響了起來。朱斯蒂在2002年接受《拉丁商業紀事報》的采訪時指出，《碳氫化合物法》使委內瑞拉退回到昔日的“石油國家”的狀況。他警告道，由于這些新的法律規定，沒有哪一家石油公司樂意與委內瑞拉石油公司成立合資企業。
毫無畏懼的查韋斯通過擴大能源和礦產部的權力，確立了總統在石油戰略的制訂和實施方面的主導作用。他希望得到羅德里格斯的支持，于是任命后者擔任能源和礦產部部長。新部長的副手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引路人”伯納德-莫默爾。對羅德里格斯的任命清楚地表明，查韋斯決意使委內瑞拉遵守歐佩克的生產配額制度，減少國家的石油產量。
羅德里格斯的職務使他迅速成為國際舞臺上的知名人物，在2001年1月當選為歐佩克秘書長（其任期在2002年結束）。他在前往位于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歐佩克秘書處任職時，依然帶著伯納德-莫默爾。這一次，莫默爾的身份是羅德里格斯的顧問。分析家認為，羅德里格斯之所以能夠擔任秘書長，完全是因為歐佩克成員國希望回報委內瑞拉遵守生產配額制度的做法。英國《金融時報》驚嘆道：“真是一樁稀罕事！前游擊隊員居然掌握了操控世界經濟的杠桿。無論如何，羅德里格斯真的做到了這一點！”羅德里格斯很快在歐佩克秘書處展開工作，并得到同事們的敬重。這位歐佩克的首席政策設計師主張把石油價格的調整下限從每桶22美元提高至每桶28美元。他的政策很快贏得安哥拉、墨西哥、挪威、阿曼和俄羅斯的贊同。這些非歐佩克石油生產國也決定降低產量，以抬高國際市場的原油價格。
羅德里格斯領導下的歐佩克重新煥發生機，這是美國所不愿見到的。比爾-克林頓總統在2000年呼吁降低國家市場的原油價格，查韋斯卻堅決反對，聲稱現行價格對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歐佩克成員國是公平合理的。這一年晚些時候，美國能源部長比爾-理查森（BillRichardson）前往加拉加斯，與羅德里格斯舉行會晤。他是查韋斯就任總統以來前往委內瑞拉訪問的最高級別美國官員。他的看法是：“石油價格明顯過高！”此時，在美國的總統競選中，喬治-布什和阿爾-戈爾（AlGore）兩位總統候選人都擔心高昂的石油價格會使美國經濟的增速放緩。在喬治-布什擔任總統期間，美國與委內瑞拉的關系變得更為緊張。此時，國際市場的石油價格幾乎增加一倍，漲至20多美元一桶。不過，一些專家認為石油價格并非委美兩國總統產生摩擦的主要原因。美國的石油公司因為石油價格上漲而利潤豐厚，而這些公司在白宮有很大的影響力。讓白宮感到厭煩的是那個有著全新形象的歐佩克。查韋斯在重塑該組織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查韋斯與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對抗正在不斷升級。2001年12月，委內瑞拉的企業主因為反對《碳氫化合物法》而發動一場停工斗爭。讓查韋斯尤為頭痛的是，那些持不同政見的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經理們也加入其中。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總裁瓜伊凱普羅-拉梅達反對《碳氫化合物法》，并徹底否定政府的能源政策，因而被查韋斯解除職務。在查韋斯看來，拉梅達這樣的管理人員與朱斯蒂分明就是一丘之貉。他重新任命公司董事會的5名成員，拉梅達因此批評他企圖把該公司政治化。公司的經理層對這些人事變動極為不滿，更憎恨政府降低他們的薪酬。當然了，查韋斯采取的對抗性政策—解雇那些敢于反對自己的委內瑞拉石油公司雇員—并未壓服反對派。他曾在“你好，總統”節目中指名道姓地嘲弄那些跟自己對著干的公司管理者：“先生，你可以走人了！謝謝你以往的工作，現在你被炒魷魚了！”他的做法激怒了委內瑞拉的中間階層。查韋斯在后來坦承自己咄咄逼人的態度是他“曾經犯下的最嚴重錯誤之一”。為了改善形象，他承諾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第一部分 第二章 石油控制權之戰(2)
企業家的停工斗爭和其他一些不安定現象持續到2002年初，形勢變得非常不利于查韋斯。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經理層要求他重新任命董事會成員，但他拒絕讓步。朱斯蒂認為，查韋斯指定的董事會成員分明就是“放進公司內部的一顆炸彈”。他指出，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已經從一個值得人們信任的企業蛻化為一個政府附庸。擁有半數委內瑞拉石油工人的石油工人聯合會（Fedepetrol）支持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管理層。委內瑞拉工人聯合會（VenezuelanWorkersConfederation）和委內瑞拉企業家商會聯合會（Fedecámeras）呼吁人們掀起一場抗議政府的大罷工。委內瑞拉工人聯合會是該國重要的工會組織，一向與民主行動黨結盟。羅德里格斯在安第斯山打游擊時，主要的對手恰恰就是這個民主行動黨。無論是委內瑞拉工人聯合會，還是委內瑞拉企業家商會聯合會，都與美國、與喬治-布什存在密切聯系，因為它們都獲得美國政府下屬的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
身在維也納的羅德里格斯對委內瑞拉的時局感到擔憂。有消息說伊拉克和利比亞因為痛恨美國支持以色列而打算對其實行石油禁運。又有消息說，美國正在委內瑞拉內部策動一場政變，以免查韋斯政府加入這一石油禁運的行列。他立即給查韋斯打去電話，警告他提防有可能在4月11日發生的政變。查韋斯采取的對策是迅速聲明他無意支持或加入針對美國的石油禁運。與此同時，他把數百名支持自己的士兵秘密部署在總統府地下室，以防不測。
我在1999年計劃再次前往委內瑞拉進行考察。為了得到簽證，我必須與委內瑞拉有關的機構進行合作。在一位教授的推薦下，我與該國的高級管理研究學院（InstituteofUpperAdministrationStudies）進行接洽。它不僅幫助我得以前往委內瑞拉進行考察，還給我提供辦公室和電腦設備。在我抵達加拉加斯之后，學院的秘書幫助我在附近的一處公寓安頓下來。這處公寓位于綠樹掩映、景色優美的圣貝爾納迪諾，距離學院僅有幾個街區。高級管理研究學院的周圍到處是熱帶植物，是一個寧靜雅致的地方，與聲音嘈雜、污染嚴重的加拉加斯市中心迥然不同。我的活動通常是在這里查閱檔案，然后在電腦上用好幾個小時整理資料。我偶爾會與那些商業管理專業的學生進行交談。他們往往穿著考究，是比較典型的白種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似乎非常厭惡查韋斯，認為這個“魔鬼”存心要搞垮整個國家。說實話，我對查韋斯以及他與軍方的關系一向抱有幾分疑慮。不過，我還是感到這些學生對他的看法有些過分、甚至是極端。
高級管理研究學院一向與加拉加斯的精英階層、與那些大企業有著密切聯系。20世紀90年代，朱斯蒂曾在此闡述對開放石油業的看法。這家學院的董事會成員佩德羅-卡莫納-埃斯坦加是一位著名人物。他于1941年出生在巴基西梅托，后來成為一名經濟學家。當羅德里格斯前往安第斯山區打游擊時，卡莫納正在以保守著稱的安德烈斯-貝略天主教大學就讀。他在1964年畢業，隨即前往布魯塞爾攻讀研究生課程。20世紀90年代，他支持朱斯蒂在擔任委內瑞拉石油公司期間推行的政策措施。他在立場保守的《宇宙報》發表文章，認為委內瑞拉石油公司應當享有自主權。他說：“石油業的國際化已經獲得成功！路易斯-朱斯蒂值得人們的稱贊。他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獲得國內外的廣泛認可。”后來，查韋斯解除朱斯蒂的職務，并打算把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卡莫納為此在《宇宙報》發表文章指出：“委內瑞拉石油公司之所以陷入危機，原因就是政府執意通過政治手段建立一個新的董事會，驅逐公司高層的那些賢能人士！”此時的卡莫納正擔任委內瑞拉企業家商會聯合會主席，而該聯合會一向持反查韋斯立場。查韋斯毫不客氣地駁斥卡莫納的看法，把他痛斥為“寡頭”。
卡莫納在委內瑞拉稱得上大名鼎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他曾負責管理一些重要的委內瑞拉石化企業，例如阿蒂蒂沃斯－貝諾科公司（1989～1993）、貝諾科化學公司（1989～2000）和貝諾科工業公司（1990～2000）。正是在貝諾科公司任職期間，卡莫納躋身委內瑞拉的精英核心。伊薩克-佩雷斯-阿方索是貝諾科公司的創建者之一，其家族還擁有兩座大型商場。查韋斯政府認為佩雷斯-阿方索的兒子伊薩克-拉斐爾-佩雷斯-雷考（IsaacRafaelPérezRecao）與2002年“四月政變”有牽連。佩雷斯-雷考否認自己與卡莫納有密切聯系。他說：“我和他不太熟。不過，我知道他是一個品質好、講原則的人。”佩雷斯-雷考擁有巨額財產，是貝諾科化學公司的股東之一，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科勒爾蓋布爾斯有大量投資，還參與軍火生意。他是查韋斯的死敵，據說曾把大量資金交給那些因為批評查韋斯而被解職的軍方人物。佩雷斯-雷考在政變發生之前頻繁光顧南佛羅里達。在1998年查韋斯當選總統之后，數千名委內瑞拉中上層人士一直避居當地。有報道說他“公開聲稱要把查韋斯趕下總統寶座，不惜為此使用武力。4月8日，他在邁阿密海灘告訴朋友們，一場軍事政變即將發生”。一份委內瑞拉報紙以批評的態度評論雷考。該報的一位專欄作家認為，這個沖動魯莽的年輕人在一種雅皮士氛圍中長大，“這樣一種人生軌跡意味著他不具備電影《華爾街》所刻畫的那種精明強干”。在這份報紙看來，年輕的佩雷斯-雷考對武器有著一種蘭博式的強烈嗜好。他承認自己厭惡查韋斯政府，卻否認自己與任何政變或軍事叛亂有牽連。
政府與反對派的意志較量在2002年4月11日進入最緊張時刻。反對派在這一天掀起一場大規模抗議游行，有10萬到20萬人涌向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總部，繼而又奔向總統府。游行基本上是以和平方式進行的，但游行者曾把加拉加斯的一條主要道路封鎖幾小時之久。在此期間，政府沒有進行干預。然而，情況逐漸趨于惡化，反查韋斯的抗議者向支持查韋斯的游行者開槍射擊，后者立即還擊，17人在槍戰中喪命。在一片混亂之中，一群高級軍官聲稱必須阻止出現更大的傷亡，拒絕接受查韋斯繼續擔任總統。軍隊首腦宣布查韋斯已經辭職，但查韋斯本人很快否認這一說法。接下來，軍方任命佩德羅-卡莫納擔任過渡政府首腦。這是一場完完全全的軍事政變！《邁阿密先驅報》的報道說，佩雷斯-雷考是“短命的佩德羅-卡莫納政權的主要幕后支持者。他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到過渡政府之中，給卡莫納配備保鏢，與他在4月11日和12日一道會晤反查韋斯政府的軍方領導人”。不過，佩雷斯-雷考堅決否認自己為建立過渡政府發揮任何作用。
政變發生之后，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政策出現極大轉變。例如，卡莫納重申，公司總裁仍然是瓜伊凱普羅-拉梅達。公司管理層宣布，“絕不再給古巴一桶油”。換言之，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再次向外界表明，是它而不是委內瑞拉政府在制訂這個國家的石油政策。政變發生的次日，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高級主管埃德加-帕雷德斯宣布停止向古巴出口石油，并著手提高石油產量。增產措施意味著委內瑞拉將不再像查韋斯那樣奉行與歐佩克合作的政策。
查韋斯的政治生涯岌岌可危。然而，卡莫納及其同伴未能充分估量查韋斯的最大后援—阿里-羅德里格斯的重要作用。事實表明，羅德里格斯當初向查韋斯提供的情報至關重要。政變發生時，一支忠于查韋斯的傘兵部隊藏匿在總統府的地下室。它的指揮官何塞-巴杜埃爾(JoséBaduel)給卡莫納打去電話，說士兵們“實際上就藏在你的椅子下面。你根本就是查韋斯先生的人質”。巴杜埃爾要求在24小時之內釋放查韋斯。他還警告卡莫納，不要指望逃走，因為成千上萬的查韋斯支持者已經從他們棲身的貧困社區趕來，把總統府圍得水泄不通。
4月14日，查韋斯重返總統府。卡莫納遭到軟禁，并被指控實施叛亂和篡奪總統職位。當法庭下令把他投入監獄時，他尋機逃入哥倫比亞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分析家認為，卡莫納之所以能夠潛逃，是“因為大規模的反查韋斯示威游行迫使那些部署在他家的政府警衛人員撤離”。佩雷斯-雷考逃往佛羅里達，在比斯坎島的一處公寓避難。查韋斯政府的調查人員搜查了他在加拉加斯的寓所，從那里搜出大量軍火。查韋斯政府聲稱，從那里搜出的物品包括國民警衛隊的制服、防彈服、槍彈、望遠鏡、狙擊步槍、夜視鏡、防毒面具、警用徽章和摩托車。佩雷斯-雷考把這一說法斥為查韋斯政府的栽贓誣陷。他給《宇宙報》送去一封信，坦承自己擁有武器，因為不斷有人威脅綁架他們，目的是保護家人的安全。
第一部分 第二章 石油控制權之戰(3)
在幸運地逃脫政治災難、甚至是死亡威脅之后，查韋斯以更為堅定的意志推行自己的石油政策。他繼續向古巴輸送石油，不惜為此與華盛頓產生更多的摩擦。美國國務院下屬的援助自由古巴委員會（CommissionforAssistancetoaFreeCuba）是負責古巴事務的美國官方宣傳機構。它在2004年5月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要想讓古巴發生政治變動，就必須阻止委內瑞拉向古巴出口石油（這無異于要求對古巴實行禁運）。最近，查韋斯在接受半島電視臺采訪時，談及委內瑞拉與古巴之間備受爭議的能源合作。他說，這一例證顯示“我們在反新自由主義之戰中應當如何運用石油資源”。
與此同時，查韋斯關注著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動向。為了與公司管理層實現和解，他讓一些被解職的經理恢復職務。不過，他還是打算把該公司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這就意味著該公司必須向政府交納更高的稅收，降低自身的運營成本和勞務成本，遵守歐佩克的石油生產配額制度。但是，無論是委內瑞拉石油公司，還是整個國家，都沒有走上正軌。由于“四月政變”的干擾，石油的生產、提煉和出口都出現大幅下滑。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在3年之內迎來5位總裁。為了扭轉危局，查韋斯不得不向一位老朋友求助。
在維也納，單槍匹馬挽救了查韋斯的阿里-羅德里格斯正在為加強歐佩克的國際地位而努力工作。然而，處于美國和國內反對派夾攻之中的查韋斯需要他回國協助自己。現在，只有他有能力駕馭委內瑞拉石油公司。與易于沖動的查韋斯不同，他具有非常務實的作風。在總統的再三勸說下，羅德里格斯同意辭去歐佩克秘書長職務，回到加拉加斯擔任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總裁。他在后來回憶到，做出辭職的決定并不容易。不過，他說：“我應當在祖國面臨危局時伸出援手。這是總統交給我的重要職責！”由于羅德里格斯入主委內瑞拉石油公司，他所屬的左翼政黨“所有人的祖國”進一步加強了自身在執政聯盟中的地位。此前，該黨的成員已經在擔任教育部長和勞工部長。事實上，“所有人的祖國”的成員比查韋斯所屬的“第五共和國運動”的成員具有更為老到的政治經驗。新職位給羅德里格斯帶來巨大的挑戰。盡管他有著豐富的外交和談判經驗，卻從未經營一家大公司。在這個80%的人口掙扎于貧困之中的國家，他決心使這家年銷售額達到500億美元的企業成為縮小國民貧富差距的有力武器！
剛剛就職4個月，羅德里格斯就遭遇了一場政治危機。2002年11月，反對派宣布發起一場大罷工，目的就是要把查韋斯趕出總統府。查韋斯拒不承認這是一場“罷工”。他說：“罷工是工人的權利！我們就是靠罷工進行戰斗。正是通過罷工，工人們能夠從老板那里討回被損害的權利！”一些評論家把2002年底至2003年初的這一勞工運動稱為一場“停工”。包括3萬名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在內的大批委內瑞拉石油公司雇員加入其中。查韋斯把發動這一停工的組織者斥為蓄意破壞。
查韋斯的說法不是沒有根據的。在一間政府辦公室里，查韋斯驚訝地看到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電腦系統如何遭到電子攻擊。他回憶道，電腦系統簡直發瘋了！突然，“一個男孩子來了。他是一個電腦黑客，隨身帶著一個小裝置。我對他說：‘你會巫術嗎？’（一片笑聲）我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他拿著一個小裝置走過來，并對我說道：‘這里有一場電子戰！’”記者、社會學家維爾珀特認為，這場停工主要由經理和白領技術人員發動，電腦控制系統被他們關閉了。“以前，我對電腦黑客一無所知，”查韋斯說笑道，“現在，我知道了不少！”他指出，反對派完全可以通過遠程控制在馬拉開波湖制造石油溢漏。不過，從長遠看，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電腦系統能夠承受這些嚴重破壞。委內瑞拉政府認為，因特薩公司正在盜取委內瑞拉情報，涉嫌制造破壞。查韋斯在后來指稱，國際科學應用公司把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內部信息透露給中央情報局。在羅德里格斯看來，委內瑞拉石油行業的罷工從一定程度上說，是幫助美國加強了對古巴的經濟封鎖。實際上，查韋斯很難承受石油部門停產帶來的沖擊，委內瑞拉80%的出口收入和一半多政府稅收來自石油！羅德里格斯親自前往位于東部的克魯斯港煉油廠，為那些堅持生產的技術人員鼓舞士氣。這是當時委內瑞拉境內唯一堅持生產的煉油廠。“武裝的游擊斗爭是一種被我拋棄的斗爭方式，”他說道，“現在，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挽救民主的斗爭！”年已65歲的羅德里格斯身體虛弱，需要依靠手杖出行，但他仍然堅持走入工廠的控制室，為那些精疲力竭的工人們打氣助威。他把夜班工人們召集起來，鼓勵道：“那些罷工的經理們自以為是石油業的主宰。然而，你們以實際行動向全世界證明，他們大錯特錯了！工人們正在贏得這場戰斗！”這些工人必然深受鼓舞，但羅德里格斯面前的形勢依然嚴峻：全國各地的石油終端、井架和輸油管都陷入癱瘓；從12月初以來，委內瑞拉的石油出口基本上被切斷；全國原油日產量不足20萬桶，精煉石油產品更是少得可憐，克魯斯港煉油廠的產量僅為正常生產能力的三分之一。形勢如此糟糕，以至于委內瑞拉不得不前所未有地從巴西進口燃料。停工造成加油站無油供應，許多委內瑞拉人在加油站門口排起長隊。盡管如此，羅德里格斯堅信他和查韋斯能夠贏得勝利。在他看來，沒有在2002年“四月政變”之后懲戒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經理層是一個錯誤。
查韋斯政府顯然同意這一觀點，毫不猶豫地解雇一大批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經理以及3.3萬工人之中的1.8萬人。政府的理由是，這些人連續數月不參加工作，給公司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最終，查韋斯占據上風，停工在2003年2月終止。盡管如此，羅德里格斯指出，使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經營重回正軌依然是一項艱巨任務。那些被解雇的公司職工實際是勘探、生產、運輸、提煉、商務、供給和財務領域的骨干力量。在失去這些人力資源后，公司不得不培訓新員工。同時，羅德里格斯還聘用退休員工以便救急。這一停工事件使委內瑞拉的國民經濟受到嚴重破壞，國家的石油日產量從265萬桶急劇下跌至25萬桶。委內瑞拉石油公司花費數月時間，才使原油產量和提煉能力恢復正常。停工給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140億美元。在2003年第一季度，委內瑞拉的國內生產總值下跌28%。
查韋斯能夠于絕地扭轉危局，令所有人感到驚訝。我在1999年至2000年訪問委內瑞拉期間，絕不曾料到這位委內瑞拉領導人居然可以成為一個西半球、乃至世界舞臺上的響亮人物。2002年，我在英國關注著“四月政變”，感到查韋斯已經無力支持下去，他已經難以招架美國與委內瑞拉反對派的聯合攻勢。我以為他很有可能會重蹈海地總統阿里斯蒂德的覆轍，在一場軍事政變中失去政權。然而，查韋斯及其助手羅德里格斯似乎能夠克服一切困難。查韋斯挫敗了軍事政變，經受了石油業停工的考驗，甚至成功地借助這個機會擴大了自己在南美洲的影響力。他在喬治-布什面前充分證明石油能夠成為一件強大的地緣政治武器！
查韋斯趕走那些持反對意見的經理們，牢牢地控制了委內瑞拉石油公司。他認為這家企業“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機遇”，能夠使政府更有力地推行政治和社會計劃。他的動作非常之快，讓那些原本已經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政治評論家們大吃一驚。阿里-羅德里格斯決定關閉因特薩公司，解雇其員工。委內瑞拉最高法庭命令該公司把會計資料交給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對委內瑞拉政府的這一決定感到極為不滿。它認為委內瑞拉石油公司是在擅自把因特薩公司的資產據為己有，因而必須為此支付賠償。它的決定給查韋斯政府敲響了警鐘。一位委內瑞拉官員說道：“指責委內瑞拉沒收美國人財產可是一件大事。這也許就是對查韋斯的新一輪攻擊的開始！”
第一部分 第二章 石油控制權之戰(4)
接下來，查韋斯把目光投向他的主要目標—“播種石油”。2004年，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150億美元預算之中的17億被用于資助社會項目。后來，這一資金份額漲至每年40億美元。人們在位于加拉加斯的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總部可以看到一幅壁畫。畫面正中是查韋斯與一個孩子，他們的下方則是一口油井。壁畫上有一條標語：“在2005年推進玻利瓦爾革命！”（西蒙-玻利瓦爾是委內瑞拉獨立戰爭領導人，是查韋斯的崇拜偶像）阿里-羅德里格斯曾說道，“新的委內瑞拉石油公司”正在竭盡全力幫助這個國家消除“讓少年游蕩街頭、讓窮人目不識丁、讓群眾缺醫少藥的恥辱”。到目前為止，數十億美元的社會支出似乎已經產生效果，查韋斯至少可以借此贏得2004年8月舉行的全民公決。
查韋斯已經采取許多措施，旨在保證國家的石油收入。例如，他向外國石油公司施加壓力，要求它們繳納更多的稅收。委內瑞拉在朱斯蒂時代向外資開放石油部門。從那時以來，委內瑞拉已經從外國投資中獲得250億美元的收益。2005年，共有22家外國石油公司在其境內開采石油。查韋斯決心迫使所有外國石油公司遵守2001年頒布的《碳氫化合物法》。他宣布，那些在奧里諾科石油帶開采石油的外國石油公司必須繳納更高的稅收。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談判代表們感到非常惱火，表示公司是在“被迫”支付新的稅收。查韋斯多次表示，決心改變委內瑞拉的石油出口過于依賴美國市場的狀況。隨后，他嘗試把西提戈公司（CITGO）的部分資產出售。這家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分公司在美國擁有8家適于處理委內瑞拉重油的煉油廠和大約1.4萬家加油站（主要分布于美國東部）。查韋斯抱怨到，該公司出售給美國的每一桶石油都有2美元的折扣。他說：“我們正在補貼美國的財政預算。”他還強調，該公司的銷售合同是他在1999年就任總統之前簽署的。根據西提戈公司的財務報告，該公司在2004年向委內瑞拉政府支付4億美元的紅利，同時向美國政府繳納數目大致相同的稅收。委內瑞拉能源和礦業部長兼委內瑞拉石油公司董事長拉斐爾-拉米雷斯在2005年2月宣布凍結擴大西提戈公司經營規模的計劃。
沒有人知道這究竟意味著什么，但查韋斯無疑正在遠離美國。為了使委內瑞拉的石油出口市場多元化，查韋斯計劃把更多的石油輸往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國中國。“對華出售石油是一個戰略問題，”拉米雷斯指出，“忽視中國市場是錯誤的。要知道，中國人正在減少使用煤炭，轉向那些更為高效的燃料。”2004年12月，查韋斯在北京說道：“我們與中國達成協議，將要開發位于委內瑞拉東部的15個油田。這些油田的儲量超過10億桶。很大一部分開采出來的石油將出口中國。”他還表示，委內瑞拉希望成為印度的“可靠而長期的”石油供應國。2005年3月，委印兩國締結能源合作協定。從委內瑞拉向亞洲出口石油面對著交通運輸方面的困難。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希望通過縱貫巴拿馬的輸油管道把石油運送至該國的太平洋沿岸港口。此外，該公司還在考慮修建一條輸油管線，使其穿越委內瑞拉北部邊界，直達哥倫比亞的太平洋海岸港口。委內瑞拉向亞洲出口石油遇到的其他問題有：中國缺乏對重油的提煉加工能力；漫長的路途使輸往中國的石油有著很高的運輸成本；巴拿馬的石油管線每天需要把10萬桶厄瓜多爾石油從太平洋沿岸運至大西洋沿岸。分析家認為，巴拿馬的石油管線不可能在輸送厄瓜多爾石油的同時，把委內瑞拉石油輸往相反方向。有人擔心，中國對委內瑞拉石油的興趣可能是短暫的，因為中國正在靠近其海岸的南中國海開發石油和天然氣。
查韋斯真的敢于頂撞強大的北方鄰居嗎？分析家對此持懷疑態度。目前，委內瑞拉的60%出口石油都由美國購買。委內瑞拉政府想要尋找新的出口市場的想法很難實現。事實上，美國市場靠近委內瑞拉，運輸成本低廉，美國的煉油廠也適于處理委內瑞拉的高硫石油。最近的一些跡象表明查韋斯對美國的態度已經不再有那么強烈的對抗意味。委內瑞拉外交部長表示，總統無意削減對美國的石油出口。查韋斯在2005年3月公開表示想彌補與美國的關系：“我們希望每天繼續向美國輸送150萬桶石油，希望繼續與美國做生意！”他還說，“我們的言辭有時候比較尖刻，但那只是針對他人的侵犯行徑。”他解釋道：“我的意思是，如果美國想侵犯我們，就不要指望再得到一滴委內瑞拉石油！”他強調指出，這只是“一種假設，我們并不希望真的發生此類事情。希望美國也是如此”。
然而，華盛頓的擔憂卻在加劇。委內瑞拉出口美國的石油受到任何干擾都會對委美兩國關系造成破壞。華盛頓正在為最壞情況的出現進行準備。一旦委內瑞拉中斷石油供應，美國經濟就會受到巨大影響，因為來自其他地方的石油都會比較昂貴。對美國而言，購買委內瑞拉石油非常劃算，這個南美洲國家非常靠近美國的港口。共和黨參議員理查德-G.盧格（RichardG.Lugar）對形勢十分擔憂，因而在2004年要求美國政府責任辦公室（GovernmentAccountabilityOffice）詳細評估委內瑞拉對美國石油出口急劇減少會給美國經濟帶來什么樣的影響。盧格希望該辦公室審查政府的各項計劃，“考慮到一切可能發生的不測事件，努力降低委內瑞拉對美國石油出口大幅下跌造成的不利影響。這一事件很可能損害我們的國家安全以及廣大消費者的利益”。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唯一的選擇”(1)
烏戈-查韋斯堅決限制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私有化，同時反對所謂的“華盛頓共識（theWashingConsensus）”。這一共識要求政府放松管制，把國有企業私有化，執行嚴格的經濟計劃，實行貿易自由化。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認為，這一共識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拉美的情況得出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都遵循從“華盛頓共識”派生出來的廣泛概念。
“華盛頓共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與新自由主義劃等號。兩者都倡導貨物和服務的自由貿易、資本的自由流動和投資的自由化。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公共部門的作用必須受到嚴格限制，因為公關部門無意、也無力遵循有關利潤或市場份額的基本法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新自由主義理念提出一系列經濟結構調整計劃，其要義就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政府開支的削減和出口的擴大。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出版機構“跨國觀察”專門研究企業。它認為新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就是“縮小政府的規模和作用，依靠市場力量配置資源與服務，把窮國融入全球經濟”，其本質是要在最大程度上、最有效地利用世界的資源，包括勞動力、原材料和市場。經濟結構調整迫使世界各國解除對外資的限制和采取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而這些出口產品不是由跨國公司生產，就是出售給跨國公司”。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理念非常相似，后者希望出現一個貿易自由化的世界。許多新自由主義者都喜歡引用英國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名言：全球資本主義是“唯一的選擇”。這句話的英文縮寫就是TINA（thereisnoalternative）。
羅伯特-B.佐利克（RobertB.Zoellick）也許是“華盛頓共識”的最積極鼓吹者。佐利克出生于1953年，其祖先為德國人。他在伊利諾伊州的內珀維爾長大成人，在大學攻讀歷史和經濟學。他是家族之中第二個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的成員。根據他的說法，他在第一次參加國際貿易課程的期中考試時所取得的成績很平庸。實際上，這個學生的成績出乎意料地好！1975年，他作為美國大學優等生榮譽學會成員從賓夕法尼亞州的斯沃斯莫爾學院畢業。后來，他在哈佛法學院和肯尼迪政府學院繼續深造，并獲得公共政策碩士學位。在里根總統的第二任期，佐利克在財政部擔任特別助理；在老布什政府，他在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手下擔任負責經濟和農業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佐利克是美國國務院負責烏拉圭回合談判的主要官員。烏拉圭回合談判對改革世界貿易體系具有重要作用，最終促成世界貿易組織在1995年成立。在老布什政府末期，佐利克進入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街1600號，擔任白宮辦公廳副主任和總統助理。由于佐利克對貿易問題有高深見地，老布什讓他作為自己的私人代表參加1991年和1992年舉行的7國集團峰會。
佐利克在許多會議上展現自己對拉美和經濟學的深厚學養，令同事們深為欽佩。這名優等生后來被老布什委派處理拉美事務，負責與墨西哥就締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進行談判。該協定旨在使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經濟實現一體化，從而創造一個擁有3.6億人口和6萬多億美元產值的大市場。事實表明，談判過程充滿艱辛與波折。美國的勞工組織擔心這一協定會使許多美國工人失去工作崗位，因而表示反對。環境保護組織和社會公平組織也持反對立場，認為該協定會對美國的公共衛生和自然環境造成不利影響。佐利克正是在談判進程陷入困境時加入進來，作為美國總統的特別助理直接與墨西哥總統卡洛斯-薩利納斯（CarlosSalinas）打交道。
盡管佐利克在自由貿易談判中發揮關鍵作用，批評者卻認為他是一個兩面派。國際關系中心是位于新墨西哥州的自由派政策研究機構。該中心的政策主管湯姆-巴里認為佐利克只不過“把自由貿易哲學和自由貿易協定視為實現美國國家利益的工具”。在他看來，如果自由貿易會影響美國的利益、尤其是影響選民對政府的支持，佐利克就會搖身一變，成為不折不扣的重商主義者。左派立場的英國雜志《新國際主義者》把佐利克稱作“貿易雇傭兵”。他被形容為一個“精明的交易者”，“智力超群、野心勃勃的政策制定者”。佐利克留著兩撇小胡子，頭發梳理得一絲不亂，戴著眼鏡，表情嚴肅。那些與他打過交道的人認為他在談判時表現得直截了當，卻又不失智慧圓融。
佐利克沒有在克林頓政府任職，但他必定對新自由主義模式在20世紀90年代的大發展感到興奮。1994年1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美國眾議院以微弱優勢獲得通過，并在參議院以更大優勢獲得通過。接下來，比爾-克林頓總統邀請西半球各國領導人齊聚美國邁阿密，討論創建美洲自由貿易區（FreeTradeAreaoftheAmericas）。在邁阿密峰會上，克林頓宣稱：“現在，我們可以大聲地說：西蒙-玻利瓦爾的夢想終于將在美洲大陸上實現！”克林頓的宏大愿景距離實現之日似乎還很遙遠，但許多人表示了支持。包括加拿大、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在內的33個西半球國家的領導人贊同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根據克林頓與其他國家領導人的構想，美洲自由貿易區將成為從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一直延伸到火地島的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區內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之和達到13萬億美元，消費者人口多達8億。1994年，就在世界各國領導人紛紛表示支持成立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同時，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正式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實際上，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規則將成為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進程的指導。
非政府組織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感到擔憂，將其視為自然環境的威脅、工人家庭的夢魘。對美國而言，由于大批企業紛紛遷往工資低廉、勞動保護標準較低的墨西哥，整個國家將會損失數十萬個工作崗位；對墨西哥而言，政府不得不把比索貶值，以便吸引對于出口導向型經濟所必需的外國投資。然而，比索的貶值給墨西哥帶來一場經濟災難，800萬個中產階級家庭由此陷入貧困之中。在許多人看來，美洲自由貿易區將迫使西半球各國政府放松管制，實行有利于企業發展的私有化，因而加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帶來的“激烈競爭”。批評者認為，企業界在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進程中享有前所未有的優勢，有關保護勞工和消費者利益、捍衛人權和加強環保的機制卻沒有納入其中。一份報告指出：“數百名企業代表正在向美國談判代表們獻計獻策……500多名企業代表在接受忠誠調查之后可以接觸美洲自由貿易區的談判文本。公眾所不知道的事實是，企業界實際上正在為美洲自由貿易區編寫規則。”一些人指出，新自由模式借助美洲自由貿易區之類的協定大行其道，不斷把消費主義色彩濃厚的美國文化推向全世界。記者格雷格-帕拉斯特寫道，美洲自由貿易區絕不僅僅是一份貿易協定，“美洲自由貿易區是一種正在形成之中的多國政府（multi-stategovernment），有法庭，有未經選舉產生的行政領導。它甚至有權認可或否定一國限制外國投資、約束外國產品銷售或管理外資企業污染問題的法律”。
邁阿密峰會表現出一種團結一致的氣象，然而，很多人并不認同克林頓的貿易日程。烏戈-查韋斯就不肯接受克林頓的主張，認為他根本就是在曲解西蒙-玻利瓦爾的歷史作用。他認為克林頓的言辭是“給歷史真相的一記耳光，是給所有知曉歷史和玻利瓦爾理想的人的一記耳光”。當西半球各國首腦在邁阿密舉杯祝賀時，查韋斯動身前往古巴。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因為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反對自由貿易區而被排斥在邁阿密峰會之外。很顯然，卡斯特羅并不因為自己未曾收到會議邀請而有任何遺憾。他疾呼道，美洲自由貿易區“無疑將導致美國吞并拉美”，被排除在美洲自由貿易區進程之外恰恰是他的“巨大榮耀”。邁阿密峰會沒有反抗者的立足之地，而“我們就是反抗者”。卡斯特羅說，倘若古巴接到邀請，他也樂意到邁阿密走一趟，“好讓他們知道，我們絕不懼怕那些法西斯黑手黨（古巴流亡者）”。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唯一的選擇”(2)
當查韋斯抵達古巴時，發現卡斯特羅已經恭候多時。“我感到非常驚訝，”他后來回憶道，“我一直盼望見到他，但從未料到自己能夠在機艙門口就能見到他”！卡斯特羅熱情擁抱了查韋斯。在此后的歲月里，兩人的合作與私交都變得愈來愈緊密。對查韋斯而言，能夠見到大名鼎鼎的卡斯特羅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榮幸。兩年之前，身為委內瑞拉現役軍官的查韋斯闖入人們的視線。他策劃一場旨在推翻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AndrésPérez）總統的軍事政變。政變失敗之后，他被投入監獄。在這段囚禁生涯中，他博覽群書。他回憶道：“我讀了大量關于卡斯特羅的著作。”那時他就想：“上帝！我在出獄之后一定要見一見菲德爾！”他在入獄兩年之后被特赦，并組建一個名為“第五共和國運動”的新政黨，其成員包括他昔日的戰友和一些左翼政治家。他在前往古巴訪問時只不過是一個委內瑞拉政壇新人，卡斯特羅卻給予他國家元首一般的禮遇。在此后10年里，兩人展開緊密的合作，并產生深厚的友誼。這段友誼之所以能夠產生，最重要的原因也許就是兩人對“華盛頓共識”和新自由主義的強烈憎惡！
當查韋斯還是一名年輕軍官時，曾切身體會新自由主義給自己的國家帶來的沖擊。委內瑞拉在20世紀80年代經歷一場痛苦的經濟轉型。20世紀70年代，國際市場的石油價格節節攀升，促使石油進口國竭力削減石油消費，尋找替代能源。北海石油的出現使歐佩克在國際市場占據的份額下降。1983年，委內瑞拉貨幣玻利瓦爾出現大幅貶值，整個國家陷入一場經濟災難之中，習慣于大手大腳消費的委內瑞拉人因此受到極大的心理震動。剛中了頭彩的委內瑞拉卻在猛然間發現那張彩票不知給丟到哪里去了！當時的情形就是如此。圣貝納迪諾的居民（例如我的房東）受到的打擊尤其沉重。房東先生靠做生意發達起來。等到2000年，他卻不得不依靠向外國人出租自己公寓的房間過活。在我看來，這所公寓從1973年被購入以來就不曾有過任何變化，家具陳舊過時，墻壁上懸掛著廉價的油畫。人們告訴我，圣貝納迪諾原本是一處繁華所在，3個街區之外就是納爾遜-洛克菲勒修建的極為豪華的阿維拉飯店。想當年，這個飯店可是一處令所有加拉加斯人艷羨的地方！現在，貧民區與現代化的摩天大樓在圣貝納迪諾混雜在一起。我棲身的這座高層公寓樓大概興建于20世紀60年代或70年代，樓門口有保安人員。樓內有一處破舊的超市，似乎在開辦之后從未經過修繕。加拉加斯晚間的氣候非常宜人，我很想趁著夜色外出散步。然而，房東警告我，加拉加斯街道在夜晚極為危險。的確如此，圣貝納迪諾的商店在晚上七點半就打烊了。我在夜晚時常會聽到外面有槍聲響起。
想要使這個曾被譽為“南美洲的沙特阿拉伯”的國家面對現實絕非易事。委內瑞拉需要償還那些在石油繁榮時期舉借的國際債務。然而，石油收入一直在下降，它很難償清自己拖欠的380億美元高額債務。基督教社會黨（COPEI）人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LuisHerreraCampins）在1979年至1984年期間擔任總統。他試圖使國民面對艱難的現實，因而大幅削減公共開支，成為推動委內瑞拉轉向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先導。民主行動黨人海梅-盧辛奇（JaimeLusinchi）在1983年當選總統，開始嘗試應對日益嚴重的債務危機。他的辦法是沿著坎平斯總統的道路走下去，實行嚴格的財政預算，削減社會開支，與債務國談判還債問題。然而，這些措施的收效不佳，委內瑞拉的失業現象愈來愈嚴重，通貨膨脹一路飛漲。很顯然，委內瑞拉的領導人還沒有對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做好準備。即使在經濟形勢較好的20世紀70年代，貧困問題依然是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等到80年代和90年代，這個國家的社會形勢出現急劇惡化。分析家指出，到20世紀90年代，委內瑞拉的大多數人口都處于貧困之中。在今天的加拉加斯，貧困現象可謂觸目驚心。隨著形勢的惡化，選民越來越失去對選舉的興趣。許多人認為傳統兩黨體制之下的民主行動黨和基督教社會黨“腐敗，缺乏代表性，無力管理國家經濟”。當1988年大選來臨時，委內瑞拉人把希望寄托在當年把石油工業國有化的傳奇政治家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身上，盼望他能夠使這個國家重現繁榮昌盛。
佩雷斯終身從事政治。1922年，他出生于委內瑞拉西部塔奇拉州的魯維奧。佩雷斯的父母一共育有12個子女，依靠種植咖啡為生，社會地位卑微。1935年，一家人遷往加拉加斯。佩雷斯進入委內瑞拉中央大學攻讀法律，后加入羅慕洛-貝坦科爾特創建的民族民主黨（后更名為民主行動黨）。佩雷斯在黨內的地位上升得很快。梅迪納-安加里塔在1945年被一場政變推翻，而佩雷斯就在這時候擔任了貝坦科爾特的秘書。沒過多久，委內瑞拉發生軍事政變，希門尼斯軍政府執掌大權，他不得不流亡海外。直到軍政府于1958年垮臺，他才得以返回祖國。他曾先后當選委內瑞拉國會眾議院議員和參議員。1963年至1964年，他在政府擔任內政部長，以強硬措施鎮壓左派游擊隊。佩雷斯的政壇生涯可謂坦蕩，在1973年順利當選總統。那時的佩雷斯人屆中年，有些禿頂，蓄著連鬢胡子。他敢于批評美國貪得無厭，大膽地推行民族主義的經濟政策，把包括殼牌石油公司和埃克森石油公司在內的外國石油公司收歸國有。在他當政時期，委內瑞拉還沒有出現困擾坎平斯政府和盧辛奇政府的經濟問題。那時，這個國家的財富在不斷增長。阿拉伯世界對西方發動的石油禁運使委內瑞拉大發一筆橫財，政府收入增加170%。既然手頭握有大把鈔票，佩雷斯便進行一系列宏大的建設工程。然而，滾滾石油財富也帶來了嚴重的腐敗和官僚主義作風。佩雷斯在1979年卸任之后，差一點因為一場秘密回扣丑聞而遭受司法指控。
等到1988年，委內瑞拉已經難以承受經濟衰退帶來的嚴重損失，也厭倦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案，佩雷斯因此有望東山再起。最終，他成功贏得大選，而他在競選時的言行不免使人聯想起他在第一任期的民眾主義作風。他曾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痛斥為“殺害人民的炸彈”。許多人不免猜測，他在當選之后一定會與“華盛頓共識”決裂。他的競選活動如此成功，以至于委內瑞拉左派政黨也對他表示支持。再次執政之后，佩雷斯對委內瑞拉的糟糕經濟狀況進行全面調查，才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場財政與債務危機。佩雷斯的支持者驚訝地發現，新總統的政治立場已經發生360度大轉彎，因為他從高級管理研究學院挑選一批人物負責領導他的經濟班子。這種任用商界精英擔任內閣部長的做法無疑與他的競選諾言相悖。很快，佩雷斯政府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的指導原則，制訂一份新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經濟改革計劃，其措施包括削減社會福利和補貼、放開物價和放松對工資的控制，委內瑞拉窮人的利益無疑會因此受到極大的損害。之后，總統宣布燃料價格將上漲100%，公共交通的價格將上漲30%。這一消息徹底激怒了公眾！石油是委內瑞拉人心中的驕傲，“廉價石油是使人們從這個國家最豐厚公共資產受益的基本方式”。一位政治評論家寫道，委內瑞拉人“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回應佩雷斯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改革”。1989年2月27日，抗議者聚集在加拉加斯的各個公交樞紐。學生們占領加拉加斯的一處重要的公交總站，抗議票價上漲。接下來，他們涌向行車道，斷絕了這一公交站的汽車出入。再后來，他們修建路障，封鎖了加拉加斯的一條主要道路。委內瑞拉的其他主要城市也有抗議車票漲價的游行示威活動。
這場抗議發生時，我正在美國的伯克利學習拉丁美洲史。委內瑞拉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確令我感到震驚。然而，那時的我對南美洲國家缺乏深入了解，不曾對委內瑞拉產生什么興趣。我的興趣主要放在薩爾瓦多的法拉本多-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arabundoMratíNationalLiberationFront）。要知道，這個政黨的游擊隊正在勇敢抗擊美國的軍事干預。一位來自委內瑞拉的講師參加了我們的政治學課程，與我們共同討論加拉加斯的抗議事件。在我看來，委內瑞拉與中美洲發生的這些事件似乎毫無政治關聯。我很快就忘掉了課堂上的討論內容，繼續關注來自中美洲的消息。1989年11月12日，校園報紙《加利福尼亞人日報》刊載一篇報道，其標題為《校園團體抗議通用動力公司的新兵招募活動》。一位校園記者在這篇報道里寫道，30名抗議者（包括我在內）阻止了一家國防業務承包商進行的招募新兵活動。抗議者占領了招兵大廳，他們手中的抗議標語譴責美國卷入薩爾瓦多的內戰。實際上，如果我或者其他激進派學生稍微關注一下，便會對委內瑞拉的形勢產生興趣。也許會有人說，正是1989年2月27日在委內瑞拉發生的事件引發了后來的反全球化運動。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唯一的選擇”(3)
2月27日，加拉加斯的學生抗議活動很快發展為一場有市民廣泛參與的騷亂。在公交總站聚集的抗議者愈來愈多。他們開始阻斷市區交通和修建路障。接下來，抗議者開始縱火焚燒一輛公共汽車，四處搶掠。這些抗議者被稱為“加拉加索（Caracazo）”，其含義為加拉加斯的“暴力風暴”。抗議群眾呼喊著政治口號“老百姓在挨餓”，“人民無比憤怒”，“人民受夠了謊言”。一些評論家認為媒體對“加拉加索”的報道有偏頗之處，過于關注其中夾雜的搶掠和暴力現象。一項報道這樣寫道：“人們沖進商店，在掠取商品的同時哼著國歌，許多人手中還拿著國旗。在很多情況下，人們排成長隊，不慌不忙地劫走商店的貨物。”因此，“加拉加索”是“工人階級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一種半有組織的表達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帶有政治色彩）”。
示威活動愈來愈變成一場騷亂，佩雷斯總統卻還是猶豫不決。他前往一個州進行視察，并擺出一副不在乎的樣子，巴望著暴力行徑會自行消失。隨著形勢的惡化，他不得不于2月28日宣布在首都實行戒嚴，派軍隊維持社會秩序。年輕的軍官查韋斯隨部隊駐扎在總統府內。他憂心忡忡地關注著國內局勢。在至關重要的那一天，他因為出麻疹而發起高燒，醫生讓他回家靜養。查韋斯聽從了醫生的安排，但他先前往蒂烏納軍營，讓一位朋友給他提供一些汽油。當他到達軍營時，發現那里的情況非常微妙。“我看到他們正在調動部隊，”他在后來回憶道，“于是，我詢問一位上校：‘士兵們要去哪里？’他們正在調動的士兵都屬于后勤人員。這些新兵沒有接受過作戰訓練，更不用說什么巷戰。他們手里的步槍都會讓他們感到畏懼！”上校答道：“上街！到大街上去！他們下達的命令就是盡一切努力平息事態。我們馬上就要出發了！”委內瑞拉人驚訝地發現加拉加斯已經陷入無政府狀態。首都連續數天處于混亂之中，犯罪團伙在大街上橫行霸道。軍隊采取強硬的鎮壓措施，其間夾雜著大量侵犯人權的現象。一位目睹混亂現象的軍官回憶道：“有時候，傷者想在醫院接受救治都很困難……人們在那里排成長隊，其中有許多帶著孩子的婦女……排隊時間長達數個小時。此情此景著實令人感到羞愧！”在窮人聚居區，軍隊的鎮壓行動尤其殘酷。3月1日，軍人在佩塔雷貧民窟向人群開槍，20多人喪命。騷亂在3月4日終于平息下來，396人被奪去生命（大多數死者都死于軍隊的槍口之下），數百家店鋪遭到洗劫。佩雷斯總統總算捱過了這場危機，但委內瑞拉民眾再一次顯示了他們對“華盛頓共識”和商界精英的強烈敵視態度。“加拉加索”使佩雷斯總統及其偏袒商界利益的同僚們感到震驚。兩黨體制已經失效，新自由主義改革變得聲名狼藉。既然如此，精英集團又怎能指望控制不安定的街道呢？
更嚴重的問題是，軍隊內部出現不穩定的種種跡象。民眾只是在抗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迫使委內瑞拉政府推行的嚴厲措施，因此，一部分軍人對政府下令向他們開槍而心懷不滿。查韋斯在病愈之后對國家的政治形勢進行了分析。他在后來說道：“1989年2月27日……在我的一生之中留下深刻印記！”他一直對委內瑞拉的兩黨體制持批評態度，因而與3名同伴在1982年組建了“玻利瓦爾革命運動200（MovimientoBolivarianoRevolucionario200）”。（1994年，他在該組織的基礎上組建了“第五共和國運動”）。史蒂夫-埃爾訥長期擔任委內瑞拉東方大學的經濟史教授，是委內瑞拉政治事務專家。他認為查韋斯等人最初之所以成立“玻利瓦爾革命運動200”，目的就是要打擊石油繁榮時期滋生的腐敗猖獗現象，重建一個清廉政府。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的一系列社會動蕩、特別是“加拉加索”發生之后，該組織開始認真分析委內瑞拉的社會、經濟形勢。“加拉加索”發生之后，查韋斯意識到，“我們已經走上一條誓不回頭之路。我們決意拿起武器進行抗爭，絕不效忠于一個屠殺人民的政府！”。由下級軍官和一些左派人士組成的“玻利瓦爾革命運動200”開始為一場軍事政變進行籌劃。佩雷斯總統終于意識到，如果還想繼續掌權，就得改變自己的政策。因此，他修改了一些備受爭議的措施。他的改革計劃降低了國家的通貨膨脹和政府財政赤字，卻使失業率激增，貧困問題也變得更為嚴重。一系列的經濟指標都令佩雷斯感到沮喪。1989年，委內瑞拉的貧困率由46%升至62%；極端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4%升至30%。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委內瑞拉擴大了石油生產，由此帶來的收入使佩雷斯可以暫時松一口氣。然而，他的支持率正在不斷下滑，社會沖突并未出現緩和的跡象。恰恰相反，委內瑞拉社會宛如一口再也撐不下去的壓力鍋。現在，使它爆炸的最后一個因素就是一名敢于站出來為民請命的英雄人物！
從某種程度上看，查韋斯與佩雷斯總統之間不應當出現對抗。兩人都來自委內瑞拉西部，有些相似的卑微出身。正是在佩雷斯的第一個總統任期，21歲的青年軍官查韋斯獲得總統頒發的佩劍。佩雷斯曾經敢于蔑視美國，譴責它對第三世界推行的經濟政策。然而，他在后來徹底改變了自己的政治立場，以至于被視為兩黨體制失效的象征。1992年2月4日，查韋斯中校開始行動了！這一天的午夜，他指揮6000名士兵襲擊加拉加斯等4座城市。即使在幾年之后，查韋斯仍然堅信自己的行為是正義的，認為這場政變是“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獨裁統治，反對《菲霍角協定》的獨裁統治，反對委內瑞拉寡頭集團的獨裁統治”。①
大量坦克和裝甲運兵車駛過城市街頭，反叛者的武力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傘兵和裝甲部隊控制了城市的要害地點，包括一處靠近加拉加斯以及總統宅邸的空軍基地。剛剛入睡的佩雷斯接到國防部長打來的緊急電話，得知馬拉凱發生軍人政變。《時代》雜志的記者說，查韋斯手下的一名士兵清楚地看到了佩雷斯，但他有些缺乏勇氣，因而沒有開槍。佩雷斯迅速離開宅邸，通過一條秘密通道趕到位于加拉加斯中心的總統府。此時，政變部隊正在用迫擊炮和步槍攻擊總統府。查韋斯在位于拉布拉尼謝歷史博物館的總部指揮戰斗，下令向總統府發起攻擊。佩雷斯在考慮一番之后，決定向全國人民求助。于是，他在貝內維希翁電視臺發表電視演講。佩雷斯非常幸運，因為政變軍人未能使平民百姓像1989年那樣走上街頭。查韋斯未能奪取總統府，因而意識到政變已經失敗。政變發生12個小時之后，他答應投降，條件是允許他向全國人民發表講話。查韋斯頭戴那頂標志性的傘兵貝雷帽，宣布自己為這場政變承擔一切責任。他呼吁自己的同伴們繳械投降，并宣布：“現在，我們無法實現事先制訂的目標。”政變結束時，15名士兵和數十名平民死亡。查韋斯被押送到蒂烏納軍營，“一處寧靜、整潔的場所，有一片片草坪，剛剛粉刷過的軍營和馬廄”。查韋斯被送進樓上的一間辦公室，在沙發上坐下來。后來，他被投入亞雷監獄，并將在那里服刑兩年之久。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唯一的選擇”(4)
佩雷斯再次顯示了他的政治生存能力。民意測驗表明，絕大多數委內瑞拉下層居民堅決反對他的經濟改革，但大多數中上階層人士支持他的政策。很顯然，佩雷斯認為必須進行一場新自由主義改革。然而，后來的情況表明，時間并未站在佩雷斯及其新自由主義同盟者一邊。對“華盛頓共識”的下一個打擊來自一個誰也不曾料到的地方—墨西哥！
我在即將畢業時向朋友們打聽，如何在拉美工作和生活？事實上，我非常渴望了解美國以南的廣大區域的政治和社會狀況。別人告訴我，位于墨西哥米卻肯州的莫雷利亞是一處殖民地時期修建的古老城市，那里正需要一批英語教師。于是，我乘坐飛機前往圣迭哥，從那里向南穿越了墨美邊境。自從1910年至1917年革命結束以來，墨西哥一直處于革命制度黨的統治之下。當我乘坐大巴穿越荒涼的加利福尼亞半島時，那些在崖壁和巨石上書寫的革命制度黨大幅標語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20世紀90年代，許多革命制度黨領導人已經背棄了該黨的政治原則，在墨西哥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措施（就如同佩雷斯在委內瑞拉的所作所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那位竭力推動墨西哥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卡洛斯-薩利納斯-德戈塔里（CarlosSalinasdeGortari）總統。授課之余，我經常前往莫雷利亞的市場購買一份著名的墨西哥左翼報紙《每日報》。這份報紙上總是有許多薩利納斯抨擊公共土地制度的報道。他堅持實行自由市場經濟，決意把這些受到1917年憲法保護的公共土地私有化。然而，農民們認為這些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薩利納斯的決定自然在全國招致巨大的爭議。
我很想評估一下墨西哥人對革命制度黨政策的看法，因而和那些與我同住一棟公寓樓的學生們進行交談。大多數學生似乎對薩利納斯或政治毫無興趣。一些學生不喜歡我的問題。他們的家庭一直都是革命制度黨的支持者，因此，他們不能批評這個政黨。在我看來，政治對他們的吸引力似乎遠不如美國的流行音樂。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對B.特拉文（B.Traven）的小說產生強烈興趣。20世紀20年代，這個謎一般的德國人為逃避政治迫害而在墨西哥流亡。他那部描述金礦礦工的小說《馬德雷山的財富》被改編為電影，其男主角是漢弗萊-博加特。我特別喜歡特拉文以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為背景創作的一系列小說。特拉文曾在地形崎嶇的拉坎東熱帶雨林旅行，并在其作品中生動地描述了瑪雅印第安人的社會狀況以及他們反對政治壓迫的英勇斗爭。這段墨西哥生活即將結束時，我動身前往墨西哥城，在那里換乘前往恰帕斯州的長途大巴。車行12個小時之后，我便可以看到在路邊走動的印第安人。那些印第安婦女背負柴禾的方法非常獨特：她們用一根皮帶捆住柴禾，把皮帶的另一端纏繞在自己的額頭上。很不走運，我的后背變得疼痛起來，不得不休息一下。后來，我有機會參觀一處印第安人村莊，并觀看了村子教堂的宗教儀式。為了解悶，我還參觀了圣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的人類學博物館“美洲虎之家”。在旅行的最后一天，我乘坐大巴前往墨西哥與危地馬拉邊境游覽幾處湖泊。一位面容蒼老的印第安人也搭乘這班汽車。他的憔悴外表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當薩帕塔游擊隊發動武裝起義的消息傳來時，我不禁想起那位印第安人。現在，瑪雅印第安人正在向全世界宣示，他們再也不會忍受存在幾個世紀之久的歧視與不公正。薩帕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ArmyofNationalLiberation）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反對西半球各國領導人在邁阿密峰會上形成的所謂“團結合作”，要求實行自治和徹底的農業－土地改革。墨西哥政府對印第安人竟然敢于挑戰新自由主義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做法感到震驚，迅速向南部地區派出軍隊。數百人死于隨后發生的暴力沖突，政府軍和游擊隊逐漸陷入相持狀態之中。薩帕塔游擊隊未能擊垮北美自由貿易區，卻贏得很高的國際聲譽。他們的發言人是神秘的副司令馬科斯。他總是戴著黑色的滑雪面罩，吸著一支煙斗，被視為反全球化運動的象征。1996年，薩帕塔游擊隊在恰帕斯州舉行一場名為“人性與反新自由主義洲際會議（IntercontinentalEncounterforHumanityandagainstNeoliberalism）”的國際會議。政府和游擊隊恰帕斯州在此時一度出現難得的休戰，但戰火在1997年重新燃起，45個農民死于非命。
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之下，前中校烏戈-查韋斯得到委內瑞拉的特赦。很快，他有了自己的政黨“第五共和國運動”。他前往墨西哥城進行訪問，并在那里宣布將參加1998年的委內瑞拉大選。應馬科斯的邀請，查韋斯參加了薩帕塔印第安人從恰帕斯州到墨西哥城的長途游行。當著薩帕塔游擊隊成員的面，查韋斯表示在當選總統之后會反對新自由主義。這無疑是一件令克林頓政府感到擔憂的事情。盡管薩帕塔游擊隊已經為反全球化運動贏得一場重要的心理勝利，但他們畢竟沒有掌握國家政權。一旦查韋斯在委內瑞拉大選中獲勝，就意味著一個重要的南美國家、一個世界主要石油生產國可能會堅決反對“華盛頓共識”。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唯一的選擇”(5)
委內瑞拉精英階層的著名人物古斯塔沃-西斯內羅斯（GustavoCisneros）不會喜歡查韋斯的激進構想。1945年，西斯內羅斯出生在委內瑞拉，其家族有古巴血統。2005年，美國的《福布斯》雜志估計他擁有價值50億美元的財產，在世界富豪榜上名列第59位。他的經商本領學自其父迭戈。當別的年輕人都跑去度假時，西斯內羅斯卻喜歡觀察父親如何操持生意。早在20世紀30年代，迭戈靠著一輛汽車搞起一家送貨公司。他還把一個特許經營小攤發展成一家百事可樂灌裝廠，批發百事可樂。迭戈為兒子樹立了一個生意人榜樣。到1960年，迭戈有了足夠的資本開辦貝內維希翁電視臺，并使其發展為委內瑞拉的最大廣播公司。現在的貝內維希翁電視臺因為向美國的西班牙語頻道烏尼維希翁電視臺（西斯內羅斯控制了它的多數股份）出口電視劇和色情肥皂劇而出名。西斯內羅斯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他在美國接受教育，年僅25歲便掌管家族生意。他在10年之內把公司變為一家享有聲譽的國際性企業，甚至還控制了斯伯丁（世界最大的運動產品企業）這樣的著名企業。到20世紀80年代，西斯內羅斯家族不僅在資產上無人可及，在政治上也變得極有影響力。曾在1986年至1989年擔任美國駐委內瑞拉大使的奧托-賴克與西斯內羅斯家族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系。
1995年，西斯內羅斯把目光投向一系列更宏偉的計劃。他采取一個大膽舉動，把斯伯丁公司出售，籌措到20億美元的巨額資金。然后，他開始打造他的傳媒帝國。在拉美，能夠與西斯內羅斯的傳媒帝國相匹敵的只有魯珀特-默多克和巴西的傳媒集團環球電視臺。西斯內羅斯與花花公子公司建立合作，把北美的色情影視作品帶給拉美觀眾。他成立兩家成人電視臺“花花公子拉美臺”和“拉美成人臺”。被追隨者譽為“遠見卓識”的西斯內羅斯成功地建立一個帝國。他不僅對委內瑞拉感興趣，還與美國在線－時代華納公司簽署價值2億美元的合作協議，希望借此把該公司引入拉美市場。《拉美首席執行官》的報道寫道：“他成功地把自己的企業從國內推向整個地區，伸入伊比利亞美洲的每一個角落！”實際上，西斯內羅斯是第一個帶有全球視野的拉美媒體大亨。他的傳記作者認為這位億萬富翁不僅覺察到全球化帶來的機遇，還牢牢抓住這些機遇！
西斯內羅斯的50億資產不僅僅來自于媒體。他的企業帝國不僅龐大，還具有多樣性。他控制著漢堡王（委內瑞拉）公司、必勝客（委內瑞拉）公司、塞勒維塞里亞（地區）公司、委內瑞拉小姐游行慶典公司、安戈斯圖拉礦業公司、貝內維希翁國際電影公司。西斯內羅斯集團還擁有許多超市、快餐店和影視產品專賣權。他還是泛美飲料公司（可口可樂公司的最大灌裝企業之一）的董事會成員。
無論品味還是生活習慣，西斯內羅斯都是一個國際化的人物。他被人們形容為“溫文爾雅”。他在位于曼哈頓上東區的公寓里掛著西蒙-玻利瓦爾的肖像畫、家人的照片以及一幅他與教皇的合影。他熱衷于收藏藝術品，與妻子帕特里夏-費爾普斯-德西斯內羅斯出資開設有關委內瑞拉土著人文化的人類學展覽。西斯內羅斯這樣的人當然是西半球自由貿易的熱情支持者。邁阿密峰會結束之后不久，他就在1995年前往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參加一場有政府和企業界人士參與的討論會，探討“企業界認為有助于推動西半球自由貿易的領域”。西斯內羅斯等大企業家很樂意提出建議，這些建議后來被交給西半球各國政府參考。在一個有關“進入信息市場的開放途徑”的小組討論會上，西斯內羅斯擔任評論人。“現在，拉美決心開展自由貿易，”他說道，“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將提高拉美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這將使政府放松管制，停止干預市場，不再誤導經濟，等等。”
西斯內羅斯對即將到來的1998年大選進行仔細估量。查韋斯的獲勝將給他的經濟利益和在拉美的發展計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選民在這場大選中表現出明顯的階級分野，有人不免擔心會出現騷亂。隨著擔心的加劇，人們開始涌入超市搶購生活必備品，取款人把自動取款機圍得水泄不通。大投資者感到擔憂，精英階層的許多成員收拾行裝，準備前往邁阿密躲避風頭。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查韋斯及其反新自由主義之戰(1)
1992年之后，查韋斯崛起為一個旁人無可爭鋒的政治人物，而佩雷斯的星光日益黯淡。1992年之前，查韋斯不過是一個寂寂無名之輩。然而，政變失敗時的一段電視講話卻使他聲名大噪。他在講話中用了“暫時”一詞，并愿意為政變承擔一切責任。在那些不滿于佩雷斯政府經濟改革的窮人和邊緣群體看來，查韋斯完全就是一個英雄！人們對他的歡迎變得越來越強烈。1992年3月，加拉加斯的戒嚴尚未解除，一些人就自發地上街發起一場敲鍋抗議，要求佩雷斯立即辭職。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位于委內瑞拉西部的查韋斯家鄉旅行時，看到許多小鎮的公共建筑物上滿是支持這位上校的涂鴉，切身感受到人們對他的敬愛。
1992年11月，委內瑞拉爆發另一場試圖推翻佩雷斯政府的軍事政變（與“玻利瓦爾革命運動200”無甚關聯）。這場政變同樣以失敗告終，但佩雷斯因此承受著更為嚴重的辭職壓力。沒過多久，街頭抗議者如愿以償地看到這位政壇宿將走到仕途盡頭。一個委內瑞拉法庭認為佩雷斯濫用公共資金，因而判他入獄服刑兩年零四個月。民主行動黨把這位在委內瑞拉政壇沉浮半個世紀之久的政客開除出黨。1993年12月，他因為濫用和盜用公共資金而被正式罷免總統職務，軟禁在家中。后來，他擺脫盜用資金的罪名，但委內瑞拉最高法院在1996年5月認定針對他的其他指控成立。佩雷斯的下臺意味著傳統兩黨體制在委內瑞拉的終結。
基督教社會黨的元老拉斐爾-卡爾德拉（RafaelCaldera）聯合一批黨內持異見者與“爭取社會主義運動”合作組建匯合黨（Convergencia）。在1993年的大選中，匯合黨靠著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贏得勝利。不過，卡爾德拉在當選總統時的得票率僅為30%。曾在1969年至1974年擔任總統的卡爾德拉在執政之后停止實施民主行動黨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很謹慎地避免對查韋斯及其政變提出任何批評。他甚至下令特赦查韋斯，使后者得以在1994年出獄。埃爾訥認為，這些政變軍人在囚禁期間提高了自身的政治覺悟，在出獄之后強烈呼吁重新談判國家的外債，要求通過稅制改革把更多的財富分配給窮人。查韋斯先是著手創建“第五共和國運動”，繼而前往古巴會見卡斯特羅，并在墨西哥宣布參加委內瑞拉大選。
如同當年的佩雷斯，卡爾德拉最終也未能堅守自己的立場。當委內瑞拉發生銀行危機、資本紛紛外逃時，他背棄競選諾言，在1995年開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談判，謀求獲得經濟結構調整所需的14億美元貸款。他根據該組織的建議制訂了經濟計劃“委內瑞拉議程”，其內容是放松政府管制、實施私有化和削減公共開支，目的是恢復宏觀經濟的穩定和遏制通貨膨脹。西斯內羅斯支持卡爾德拉的政策，認為總統的做法使企業界得以重新樹立對委內瑞拉的信心，也使外國投資者再次把委內瑞拉視為一個投資的理想目的地。然而，1998年大選即將到來，古斯塔沃-西斯內羅斯這樣的大富翁應該指望誰繼續在委內瑞拉推行新自由主義呢？正如大家所料，卡爾德拉的經濟政策遭到公眾的強烈反對，委內瑞拉各地不斷出現罷工和街頭抗議，民眾與警察的沖突連連發生。1997年，國際市場的石油價格高漲，卡爾德拉贏得一些轉圜空間，于是提高公共開支，推遲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實行的經濟結構調整。等到石油價格在1998年出現大跌，卡爾德拉政府不得不削減60億美元的政府開支。
在此期間，查韋斯提出一套反腐敗、反貧困的競選綱領，利用自己的個人魅力和出眾的口才大力爭取窮人和工人階級的支持。
金發碧眼的伊雷內-賽斯曾當選環球小姐，后當選加拉加斯的查考市市長。她參加了1998年大選，但不被人們看好。委內瑞拉的中上階層擔心查韋斯獲勝，于是一致支持在耶魯大學受過教育的企業家恩里克-薩拉斯-羅梅爾競選總統。薩拉斯曾在卡拉沃沃州擔任州長，并在任內實施一套有利于企業發展的政策（例如削減公共開支），此次作為獨立候選人參選。為了打敗查韋斯，民主行動黨與基督教社會黨攜手支持薩拉斯。距離大選日期不到兩個月時，民意測驗顯示查韋斯的支持率為39%。美聯社的報道說，西斯內羅斯曾在1998年10月與查韋斯舉行會面，但媒體大亨拒絕就此次會面發表公開評論。有報道指出，他決定采取兩面下注的辦法，因而讓自己的媒體發布有關查韋斯的正面報道。不過，他在后來否認自己有過這種做法。克林頓政府對委內瑞拉的局勢愈來愈感到憂慮。誰都知道，比爾-克林頓不想讓查韋斯執掌委內瑞拉的大權。美國拒絕給查韋斯發放前往美國的簽證，理由是他曾發動推翻憲法政府的軍事政變。查韋斯的勝選會在拉美國家之中產生多米諾效應嗎？美國推進的西半球自由貿易區是否會因此受挫？美洲自由貿易區的談判進程在1994年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之后未能取得進展。1998年4月（委內瑞拉大選之前幾個月），34個美洲國家的首腦聚會智利首都圣地亞哥，并在會上決定成立一個由各國副部長級代表組成的貿易談判委員會。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查韋斯及其反新自由主義之戰(2)
查韋斯在競選過程中闡述的經濟政策主張頗有前后矛盾之處。他一度威脅停止償還委內瑞拉拖欠的220億美元債務，他的另外一些言論也會使西斯內羅斯感到擔憂。他允諾增加社會開支，這無疑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相悖。他還表示要向民眾提供得到財政補貼的藥品和食物，放緩國家的私有化進程。另一方面，他試圖安撫本國的權勢集團，因而聘請曾擔任美國駐哥倫比亞和巴西大使的迭戈-阿森西奧擔任自己的政治事務顧問。阿森西奧后來說道：“人們錯誤地把查韋斯視為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反對者！”查韋斯曾通過衛星直播向邁阿密的觀眾發表演講。他對委內瑞拉的債務問題避而不談，但表示會在歷史性地贏得大選之后繼續遵守國家對外國做出的承諾。在談及先前對美國倡導的自由市場改革進行的猛烈抨擊時，他表示自己與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一樣，只是反對“野蠻的”新自由主義。
查韋斯以56.2%的得票率贏得委內瑞拉大選。這是該國歷史上最高的總統候選人得票率。年已76歲的佩雷斯試圖在政壇上東山再起，因而組建開放黨。1998年4月，他與他的情婦被指控在美國銀行擁有遠遠超過他們的公開收入的存款。負責處理高官腐敗案件的維護公共資產法庭下令把他軟禁在家中。佩雷斯堅決否認這一指控，聲稱有人在對他進行政治上的打擊報復。為了躲過進一步的司法起訴，他尋求當選國會參議員。他還想報復一下自己的頭號政敵—烏戈-查韋斯，于是這樣對群眾說道：“你們何時聽說過，一個獨裁者能夠真正解決一個國家的問題？”佩雷斯在1998年11月如愿當選國會參議員，似乎從此可以擺脫官司的糾纏。最高法院宣布解除對他的軟禁。重獲自由的佩雷斯在自己的家鄉塔奇拉州對支持者高呼道：“我還活著！”大概3個月之后，最高法院駁回有關佩雷斯的指控，因為參議員身份使他享有司法豁免權。不過，他的政敵沒有就此停手。根據查韋斯頒布的新憲法，委內瑞拉將產生新一屆國會。佩雷斯再度在塔奇拉州參選，卻未能再次勝選。他失去了司法豁免權，便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國避難，此后活動于圣多明各、邁阿密和紐約三地之間。2001年，委內瑞拉檢察官指控佩雷斯沒有向公眾公布他的銀行存款（根據委內瑞拉法律，政治家在就任公職之前以及離任之后都需要公布個人財產）。事實上，這些指控可以追溯到委內瑞拉國會在1993年進行的一次調查，佩雷斯卻認為這是“那個人”（顯然是指查韋斯）對他進行的政治迫害。與此同時，查韋斯聲稱佩雷斯企圖派人行刺他。后者否認這一說法，卻又表示：“他（查韋斯）一定會死得很慘。他活該如此！”
身處蒂烏納軍營辦公室的查韋斯不會勞神關注佩雷斯的言論。他正在軍官們的輔佐下專心處理國家大事。“你知道嗎？”他對一位記者說道，“我在1992年2月放棄抵抗之后，就被關押在這間辦公室里！我就坐在那邊的沙發上。這里的一切都是當年的模樣。”這位來自巴里納斯州、出生卑微的前傘兵軍官走過了一條曲折的人生之路。接下來，他將會如何應對“華盛頓共識”和扭轉國家的危局呢？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查韋斯及其反新自由主義之戰(3)
1998年，我正在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大學歷史系學習。我決定專門進行委內瑞拉問題研究，關注對象是曾在馬拉開波湖從事石油開采的克里奧爾石油公司。一些同仁對我的選擇持懷疑態度，因為很少有學者研究委內瑞拉。他們認為，如果我想在畢業之后找到一份工作，就應該以巴西、阿根廷或墨西哥這些拉美大國作為論文主題。然而，我在親身訪問委內瑞拉之后，對它生出一種難以忘懷之情，并對美國在這個國家的廣泛影響力產生濃厚的興趣。委內瑞拉當時的政治進程并不吸引我。我仍然記得自己在邁阿密靠著那臺破舊電視收看委內瑞拉大選報道的情景。大多數情況下，我都收看烏尼維希翁電視臺記者豪爾赫-拉莫斯發回的報道。報道的內容有很強的反查韋斯傾向，頗為夸大其詞。我對委內瑞拉右翼反對派沒有什么好感，對查韋斯的政治實驗則抱著一種猶疑態度。新憲法的頒布和新的一院制國會的成立意味著查韋斯在執政第一年獲得巨大成功，他的地位得到鞏固。不過，我仍然懷疑這位言辭激烈的委內瑞拉總統是不是真的能夠阻止美國推動的自由貿易進程。
1999年秋天，我前往英國繼續學業。那時，我花費好幾天時間在圖書館閱讀有關委內瑞拉石油工業的資料，晚上在學校的電腦室繼續工作。媒體上到處都是有關即將到來的世界貿易組織西雅圖部長級會議的報道。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正式取代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成為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努力推動者。批評者認為世貿組織的眾多協定僅僅有利于跨國公司和富裕國家，還有人認為美國在該組織中擁有過大的權力。此外，一些人認為許多世貿組織成員以一種不民主的方式批準該組織的相關協定，非常不利于保護民眾利益和自然環境。為了更多了解西雅圖會議的進展，我經常瀏覽indymedia.org網站。這家新網站的宗旨就是以一種不同于那些由大公司控制的大眾媒介的方式報道新聞。西雅圖會議的抗議者呼吁在11月30日舉行抗議，以非暴力方式封鎖整座城市。抗議者不僅包括大量非政府組織，還有工會、環境保護主義者、人權活動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盡管他們有著不同的政治見解，卻一致反對世界貿易組織推動的自由貿易政策。
我帶著極大的興趣關注有關報道。抗議者在11月30日一大早開始匯合，繼而在早上7點30分向將要舉辦此次世貿組織會議的西雅圖會議中心進發。此后，在兩個街區那么大的范圍里爆發7場較大規模沖突，警方向靠近會場的抗議者噴灑辣椒水。下午3點52分，西雅圖市長宣布城市進入緊急狀態。由于形勢變得愈來愈混亂，華盛頓州州長下令向該城派駐國民警衛隊，并實行宵禁。西雅圖會議無果而終未必是抗議者的努力使然，但他們的抗議行動的確在美國以外的地方贏得廣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對世貿組織的一系列抗議活動不僅催生反全球化運動，更使公眾意識到世界貿易中的公司霸權問題。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查韋斯及其反新自由主義之戰(4)
在大量閱讀indymedia.org網站的報道之后，我開始嘗試參與組織新的抗議活動。美國控制的大型金融機構長期在拉美呼風喚雨。現在，美國公眾對這些機構的反感情緒似乎在不斷加強。2000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華盛頓舉行會議。我和許多政治活動者通過電子郵件就此事交流意見。美國活動者呼吁實現國際團結，于是我建議首先在英國組織一場抗議。抗議者在西雅圖的秘密武器是電子郵件目錄服務器，因此，我也為4月的抗議活動建立一臺這樣的服務器。在我的主要聯系人之中有一位倫敦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在發送電子郵件時留下的筆名叫做“反烏托邦”。我曾前往倫敦與他會面。這位身材瘦削的工人階級無政府主義者留著胡須，戴著一頂毛派分子的帽子。在一番商談之后，我們同意繼續擴大與各方的聯系。于是，我向英國各地的各類組織發出數百封電子郵件，從而使電子郵件目錄服務器上的成員數量迅速增加。我們計劃在倫敦大學學院舉行一場籌備會議。“反烏托邦”已經為此租賃一間教室。我在踏上前往會場的公共汽車時，暗暗盼望那里能夠聚集比較多的與會者。然而，虛擬世界的斗爭熱情總是很難轉化為實際的行動。與會者寥寥無幾，而會議本身不幸陷入為4月抗議活動而沒完沒了提出的建議之中。我和“反烏托邦”在會后來到倫敦的一家酒館休息。他很想讓我振作起來，于是建議干脆取消此次抗議行動，動員英國活動者抗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將在9月共同舉行的布拉格會議。我返回牛津，開始向各個學生團體和當地大學散發這一抗議活動的傳單。與此同時，“反烏托邦”與一個名叫“奪取街道”的組織建立聯系，并建議我一道參加將在“五一”舉行的倫敦反資本主義大游行。我欣然同意。indymedia.org網站的記者對參與此次活動的抗議者進行大量采訪。抗議者在路燈桿上懸掛許多標語橫幅。盡管一名抗議者用紅色油漆污損了一尊溫斯頓-丘吉爾的塑像，但其他抗議者的行為是遵紀守法的。我非常感興趣地注意到，一些抗議者希望創立更為綠色的公共空間，搞所謂的“游擊園藝”。盡管旁邊就是警察，他們依然大模大樣地把許多植物擺在街道上。當抗議隊伍來到特拉法爾加廣場時，幾個頭上裹著大手帕的抗議者攻擊了一處“公司全球化”的象征—一家麥當勞。這一破壞行動持續幾分鐘，整間店面變得面目全非，無能為力的警察只能干站在旁邊觀望。過了一段時間后，當局控制廣場的局面，把抗議者圍攏在一塊較小的區域里。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查韋斯及其反新自由主義之戰(5)
對布拉格會議的抗議活動正在緊密的籌劃之中。我要在2000年秋天前往華盛頓的國家檔案館查找資料，因而無法參加這項抗議活動。盡管如此，我還是與“反烏托邦”等人前往布拉格參加一次準備會。這是一趟辛苦的旅行！我和“反烏托邦”一起乘坐汽車穿越英吉利海峽，又跨越德國的廣袤土地。一些英國抗議者在此前從未踏上過歐洲大陸，因而為能夠見到那些捷克的志同道合者而興奮不已。大巴到達布拉格之后，我們乘坐地鐵來到這座城市的一個遠郊區。會議地點位于一處有機生產農場，可以為參會者提供食宿。我在這里遇到了來自法國、意大利、西班牙、挪威和德國的抗議者。一位年輕的美國婦女曾幫忙組織了今年4月在華盛頓舉行的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抗議活動，現在又來到布拉格。捷克人組建了一個包括環境保護團體、人權組織和無政府主義者在內的松散聯盟，共同籌備9月的抗議活動。這些無政府主義者非常年輕，決意與傳統的共產主義者劃清界線。墨西哥的薩帕塔游擊隊沒有明確的領導人（馬科斯副司令自稱是該組織的發言人），我們的會議也遵循此道，按照“不分等級”的方式進行組織，以免冒出來什么領導人。第一天會議結束時，我與“反烏托邦”等人一道前往將要舉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會議的會議中心。這座會議中心宛如卡夫卡筆下那座不可攻破的堡壘，讓人深感頭痛，因為它恰好位于一大片開闊地帶之中，任何封鎖這一區域的想法都很難實現。
我沒有參加抗議行動，有關情況都是從朋友那里得到的。如同當年的西雅圖，布拉格街頭一片混亂。數千名抗議者與警察發生沖突，后者便施放催淚瓦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允許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參加此次會議，以駁斥有關該組織缺乏透明度和責任感的指責。我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的電腦上閱讀大量有關布拉格抗議行動的報道，由此意識到反全球化運動正處于不斷上升的態勢之中。我與華盛頓的反全球化人士保持聯系。當共和黨代表大會于2000年夏季在費城舉行時，我與他們一道在會場外舉行抗議。許多抗議者曾在以往多次參與反全球化運動。眼看再次前往委內瑞拉的日子即將到來，我打算與南美洲的志同道合者進行交流。我從因特網上得到一些有關委內瑞拉反全球化運動的報道，并很快與加拉加斯的反全球化人士建立書信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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