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俄羅斯的主要任務就是與‘冷戰’的陳規陋習做斗爭!”——剛剛赴任半個月的美國駐俄羅斯新任大使邁克爾·麥克福爾1月30日在接受俄羅斯電視臺第一頻道記者采訪時如是說。麥克福爾強調,“我打算借助推特和其他方式的幫助來徹底打破這些陳規陋習和思維定式。許多人認為,我來莫斯科的目的就是弱化俄羅斯、搞亂俄羅斯,這與我的初衷相距甚遠!”他說,“‘冷戰’以后,俄羅斯民眾對美國態度的變化明顯小于美國民眾對俄羅斯態度的變化。很遺憾,我的國家目前也正在進行著一場論戰,一些人認為‘冷戰’是個抽象的概念,而一些人認為‘冷戰’仍在繼續。”
“冷戰”已經正式結束20年了,但“冷戰”這個詞、“冷戰思維”方式在國際政治生活中出現的頻率卻遠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減少。如今,無論是美國人還是俄羅斯人,無論是最高領導還是普通學者,無論是談及雙邊關系還是規劃國際秩序時,雙方都在指責對方沒有走出“冷戰怪圈”。而麥克福爾此番講話再次說明,俄美關系在“冷戰”結束后整整20年的今天,依然還在經受著“冷戰思維”的困擾……
到底誰是“冷戰”的勝利者?
1992年1月,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正式向世界宣布,俄羅斯的核導彈不再瞄準美國和西方國家。當年2月1日,葉利欽借出席聯合國安理會之機與美國總統布什在戴維營舉行了長達3個多小時的會談,并發表了《關于兩國新關系的戴維營聲明》,宣布俄美將建立“友誼與伙伴關系”,“不再彼此視為潛在的敵人”——這標志著“冷戰”正式結束,俄美關系隨之進入“蜜月期”。
15年后,美國人于1997年忽然又想起了“冷戰”那段歷史,還弄出了一個“冷戰勛章”,用以紀念“冷戰”的勝利,并專門授予那些在1945年至1992年期間在對蘇“冷戰”過程中表現突出的人員。但20年后,人們仍在不斷地追問“到底誰是‘冷戰’的勝者?”2月1日出版的《共青團真理報》刊登了該報記者就此問題專訪德國學者亞歷山大·拉爾的文章。此文稱,“20年前,20世紀最復雜的對立關系正式結束——蘇美之爭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結束。但我們現在要問的是:這種對立關系真的結束了嗎?”
拉爾稱,“美蘇之爭從本質上講是,兩個核國家對世界領導權的爭奪。因此,我覺得1945-1992年更準確的叫法不是‘冷戰時代’而且是‘共存時代’。兩大陣營、兩個意識形態、兩大經濟集團、兩個軍事集團在這個時期共同存在。當時,任何一點激烈的軍事沖突都會引起兩個陣營的潰敗,而非一個陣營的失敗。因此,那個時代,所有人不敢首先引發熱戰,許多人連想都不敢想。”
拉爾認為,冷戰既沒有勝利者,也沒有失敗者。他說,“人們習慣地認為,蘇聯的解體標志著蘇聯在‘冷戰’中徹底失敗了。其實,在蘇聯解體前,‘鐵幕’就已打開了,蘇聯人看到西方人如何生活。全球化的過程,需要各參與方按新規則游戲,但蘇聯并沒有準備好這些。蘇聯領導人不能夠讓蘇聯人民在物質上過上西方那樣的生活,這讓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他認為,“俄羅斯人不應該認為自己是‘冷戰’的失敗,因為現在的俄羅斯人比蘇聯解體前過得更好。”
拉爾稱,“冷戰”對于俄美而言最大的教訓就是不要再重返“冷戰”。因為,那時其中任何一方的魯莽都會讓世界毀滅。他認為,俄美如今超越了意識形態,開始在核裁軍問題上共同工作。他說,“俄羅斯和西方有什么區別呢?我們的政治體制是一樣,當然俄羅斯還未實現完全民主,但西方的民主也并非是最理想的狀態。”
而在被問美國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很可能是“新冷戰”的開始時,拉爾說,“當然這種說法不能完全同意。而俄美兩國許多軍方人士還生活在冷戰時代,兩方依然有著不互信有成分,這可以作為美國極力發展反導系統的解釋。”他說,“當然蘇聯輸出革命,如今西方國家以同樣的方法輸出民主。不過,現在俄羅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定位:是亞洲的一部分,還是歐洲的一部分?如果他認為自己是歐洲的一部分,那么他要發揮歐洲國家的作用,但它又不同意。”
華盛頓為何想急于結束“普京時代”?
本報記者發現,對于“冷戰”正式結束20周年這個日子,俄羅斯媒體似乎沒有給予格外關注和反思。如今,西方媒體和俄羅斯社會各界都在格外關注著3月4日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毫無疑問,普京將在總統大選后重新回到克里姆林宮,但對此美歐卻表現出了隱隱的不安。按美國學者恩達爾的話說,“華盛頓不需要在莫斯科出現強人,普京的回歸將成為美國和西方推行自己計劃的最大障礙。”2月1日出版的《共青團真理報》在“秘密政治”專欄用兩個整版的篇幅刊載了被稱為蘇聯空間“顏色革命專家”的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威廉·恩達爾的文章,用來解讀“為什么華盛頓想急于結束普京時代”。
據恩達爾披露,根據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2011年8月公布的年報顯示,該基金會已滲入俄羅斯全境。該基金會一直資助位于莫斯科的“國際新聞中心”,而80多個跨國非政府組織可以利用該“新聞中心”舉行各種專題的新聞發布會。此外,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還在俄羅斯資助了許多青年組織和各種形式的研討會,用以“培養俄羅斯的青年一代領導人”、“幫助青年人提供參政的積極性”。根據此官方數據,此基金會在2010年一年之內就花費了278.3萬美元在全俄境內資助了數十個類似的計劃項目。
此外,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還特地資助選舉前的各種“獨立民調”和選舉期間的獨立觀察人士。在此次杜馬選舉期間,該基金會就直接資助俄羅斯一外名為“聲音”的社會團體,專門搜集投票舞弊行為并在第一時間通過因特網對外發布舞弊線索和照片等。
2011年9月,就在俄12月杜馬選舉前,該基金會還在華盛頓組織了封閉式的研討會,只有收到正式邀請的人才能參加此次研討會。而應邀參加此次研討會的就包括俄羅斯的知名民調機構——“列瓦達民調機構”的代表。據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官方網站證實,該基金會直接出資資助“列瓦達民調機構”在俄境內搞各種民調活動,民調的題目包括俄選舉前的網民情緒調查、俄民眾對相關政黨和候選人的民意支持率調查、俄社會對“主權民主”的信任程度調查等等。據悉,應邀參加2011年9月華盛頓封閉研討會的還有俄羅斯“團結”運動組織的政治委員會成員弗拉基米爾·卡拉—穆爾扎,他是近期俄羅斯境內一系列反普京示威活動的重要組織者。
隨后,該基金會又在華盛頓組織了以“俄羅斯的青年積極性:新一代是否能夠實現變革”,包括美國國家民主研究所駐俄協調人在內的許多青年人發言,這就是按當年格魯吉亞、烏克蘭“顏色革命”和突尼斯、埃及“中東劇變”的套路在進行的前期準備。這樣,有了民調機構的支持、有了青年組織的鼓動、有人西方媒體的運作,美國的“非政府組織”正在深度介入俄羅斯當前的政治變局。
恩達爾最后說,“對于華盛頓而言,俄羅斯是否真正民主目前顯得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絆倒阻礙美國計劃實施的最大障礙——普京。”因為,普京再次當選總統后會對北約采取更加強硬的軍事措施;并繼續使用能源為武器逼迫德、法、意大利等國就范,迫使北約對俄采取更加軟化的立場。此外,普京主政的俄羅斯將進一步與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伊朗,甚至是印度加強關系,這對華盛頓并不利。恩達爾指出,但華盛頓知道,僅僅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支持幾次反對派示威游行是遠遠不夠的。因此,華盛頓在伊朗和敘利亞等與俄羅斯利益休戚相關的問題上采取了步步緊逼的策略。
俄美關系如何“再重啟”?
很顯然,隨著俄羅斯總統大選和美國總統大選的臨近,這兩年被兩國媒體熱炒的俄美關系“重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新的質疑。有人說梅德韋杰夫時期的俄美關系“重啟”已終結,也還有人說俄美關系將隨著普京的回歸而“遭到寒冬”。而就在此時,奧巴馬的俄羅斯問題私人顧問、被稱為俄美關系“重啟”設計師的麥克福爾于2012年1月中旬正式抵達莫斯科履新。
按麥克福爾的說法,他的到來是想把俄美關系“重啟”帶入新的“第二階段”,或者說是“再重啟”,以確保俄美關系在敏感“大選年”的穩定。但俄一位消息靈通的外交人士日前對本報記者透露,俄副外長里亞布科夫對此卻意味深長地說,“俄美關系‘重啟’的這個術語,并不是俄羅斯方面的語言和用詞,俄美關系的‘重啟’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持續很多年了。要知道,如果一臺電腦無數次重啟,那么它的主機和芯片都會受不了的。”
對于麥克福爾剛剛到任沒幾天就與俄羅斯體制外反對派代表會見的做法,俄羅斯各界更是十分反感。俄總統梅德韋杰夫甚至一針見血地指出,麥克福爾爾應該明白,盡管他是在為美國工作,但他并不在美國境內工作。他指出,美總統奧巴馬曾提前以非正式形式就麥克福爾爾出任大使問題征求過他的意見。梅德韋杰夫補充道:“我希望,他麥克福爾一切都能做成,但是,當然,他應當明白,他是在俄羅斯工作,而不是在美國,我們國家有自己的特點,就好比每位大使有自己的委任狀。對于其他的我不做評論。”
對此,麥克福爾辯解稱,“奧巴馬派我來俄羅斯并不是為了發動革命的。俄羅斯駐美大使赴任后,也與美國反對派代表會見,這并不應該成為熱點新聞。”對于美國是俄羅斯近期政局變化的“黑手”一說,美國駐俄新俄大使麥克福爾則極力否認,他在1月30日表示,“當年,支持蘇聯的政治變革是美國對蘇政治的一部分,但今天這已不是我們的政策了。我們的對俄政策是另外的:我們支持非政府組織追求誠實和自由選舉的舉動,但我們不會站在一方反對另一方。這不是我要做的事兒,我們還沒有笨到只想幫助任何一方的程度。”
很顯然,當年美國和俄羅斯的國內局勢放大了兩國關系的結構性矛盾和戰略利益沖突。而自“冷戰”結束以來,俄美關系就未曾一帆風順過,俄從“一邊倒”到“東亞并重”,從“獨立自主”外交到俄美關系的“冷和平”、從“反恐合作”到“格魯吉亞裂痕”、從“關系重啟”到“關系再重啟”,俄美似乎都未走出“冷戰”的陰霾。這都表明,“冷戰”在形式上正式結束了20年這后,“冷戰思維”卻依然沒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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