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軍事干預方式的轉變

林東 李瞰   

    2011年是美國對外用兵最少的一年，卻是美軍意外豐收的一年，從5月有預謀地擊斃拉登到9月半遮半掩地結果卡扎菲，奧巴馬“靈巧戰爭”從概念到理論日趨成熟。“花小錢，用少兵，取大勝”在成為美國政要津津樂道的戰爭秘訣的同時，也標志著美國對外軍事干預方式的轉變。

    美國顛覆敵對政權走出新道路

    2011年以來，“阿拉伯之春”迅猛席卷大中東，突尼斯、巴林、埃及、也門、利比亞、敘利亞都深度卷入其中，這與美國《外交事務》雜志2010年底對2011年度戰爭與沖突的預測大相徑庭。從一定程度上也說明，發生在阿拉伯世界的戰爭與沖突并非美國事先預謀的，但確是美國趁機介入的。
    美國彰顯從蠱惑顏色革命發展到挑唆他國內戰的激進干涉政策走向。100多年來美國實施對外干涉一以貫之的政策是“門戶開放”，而其對外干涉的形式不斷發生演變。“顏色革命”就是美國通過支持非政府組織在中亞國家極力推動“民主改造”和“政權改變”，以強化美國在歐亞大陸腹地的控制力。例如，2004年，美國向吉爾吉斯斯坦提供了1200萬美元援助，其中不少流向了非政府組織，這筆資金主要用于反對派奪權的訓練，并為新“民主政府”培養人才。由于“顏色革命”引起了中亞多國對美國顛覆其政權的警惕性，美國在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成功并沒有在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復制。2006年美國全面啟動“大中亞計劃”，推動中亞和南亞在政治、安全、能源、交通等領域的合作，建立起親美國家組成的新地緣政治板塊。美國所打的旗號從以“反恐”為主擴大到“維護人道主義”，實施干涉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奧巴馬上任后，將“大中亞計劃”的重點放在了阿富汗，大幅度增加了駐阿美軍的數量。2011年美國參與導演了西亞北非的亂局，當懷柔手段不能奏效時，就轉為挑唆反對派動武。
    美國新干涉主義呈現從街頭政治到暴力革命再到軍事干預三階段。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美國干預的借口是“停止民族清洗”，北約的空襲并沒有直接使南聯盟領導人和軍隊屈服，走上街頭的人群最終推翻了米洛舍維奇。在西亞北非，美國推行了與以往不同的新模式，將街頭政治、暴力革命和軍事干預有效地結合起來，初步形成了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新干涉主義”。特別是參與對利比亞軍事行動中，美國盡量使自己從一線沖殺轉變為幕后指揮。在軍事干預過程中美國不在行動中牽頭，由法、英沖在臺前，美國提供情報和武器。這三個階段實際上是逐漸升級的，軍事干預是最后手段，在運用中也比較靈活。這樣顧及了其他大國的傳統勢力范圍，同時可以降低聯合國等國際安全機制的制約。目前看來，這種新干涉主義直接導致主權國家政權更迭，城頭變換大王旗，一批新人換舊人。
    美國新干涉主義的重心在掌握制造他國內戰的國際權力。以聯合國名義制裁薩達姆到制裁卡扎菲，就拿到發動戰爭的鑰匙。只不過發動對薩達姆的戰爭是美軍沖鋒在前，而現在借全球各地普遍爆發的社會正義運動，奧巴馬不需要讓美軍沖在前，而讓敵對政權的反對派沖在前就成了。這樣做主要是掌控了國際輿論的主導權，是為軍事干預制造借口，做到師出有名。多年來，國內問題國際化的趨向日益明顯，內政的界限也日趨模糊。這樣的結果就是主權國家被干預的門檻進一步降低。目前，美國等西方國家鼓吹“人道主義干預”和“保護平民責任”漸成勢頭，當年西方打著“人權高于主權”的旗號干涉南聯盟，此次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打出了“捍衛人類普遍的價值觀”的旗號。無論旗號怎樣變換，從根本上看最根本的仍然是地緣利益和石油利益。目前看來，“新干涉主義”在理論上日漸成熟，在實踐中更加運用自如，標志著美國領導世界方式的轉變。美國的退居幕后不僅能讓盟友分攤責任，也是一種降低成本的更加精明選擇，但在話語權方面，美國沒有絲毫放松。隨著美國等西方國家進行干預的理由寬泛化，一些國家的內政問題可能輕易地被美國干預，其實質就是一種新的國際規則的制定權。

    美軍從網絡中心戰中生出“有限干預”新作戰方式

    利比亞戰爭被戲稱為皮卡戰爭，意指政府軍和反政府武裝都是開著皮卡車打過來打過去。這只是表面現象。當然，也有說法指這場戰爭是法國主打的，反對派的勝利取決于法英意等北約國家的空中打擊。這還是表面現象。實際是沒有美軍的干預性作戰，就打不了仗。
    美軍信息主導、法英火力平臺、反對派平民士兵三結合形成“有限干預”戰場體制。在利比亞戰爭初期，反對派的表現得到了“烏合之眾”的評價。當反對派武裝節節敗退之際，北約直接為其提供空中火力支援才扭轉了戰場局面。不容忽視的是，盡管2011年3月31日，北約正式從美國手中全面接管對利軍事行動的指揮權，但美軍的情報、信息支援一刻也沒有中斷，這是北約飛機對利比亞軍事目標實施精確打擊的前提。到戰爭后期，可以說這種三結合的方式形成了一種戰場體制，取得了顯著的戰果。縱觀持續數月的空襲，除首輪打擊強度和規模較大外，其他幾次打擊強度都較小，并呈逐漸降低趨勢。總的看來，從空襲范圍到投彈數量都與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有著巨大的差距。這種“有限干預”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減少平民傷亡和附帶損傷，避免國際社會輿論譴責。在這種三結合的戰場體制下，三方面可以充分上演“輪流登場”的好戲，增加了戰略回旋余地。回顧在冷戰期間的代理人戰爭，還沒有達到今天這樣多方參與的程度，兩極爭霸的大背景決定了當時的代理人戰爭難以像今天這樣隨心所欲。
    網絡中心戰體系發揮核心支撐作用，精確控制成為戰爭主體。網絡中心戰是用一體化、數字化的網絡將戰場上分散配置的各作戰單元聯接起來，使作戰人員共享戰場態勢信息，從而高效率地實施指揮和作戰。網絡中心戰體系由三個網絡組成：以傳感器為基礎的傳感器網格，以武器平臺為基礎的交戰網格，以計算機和互聯網為基礎的信息網格。網絡中心戰可以認為是信息化戰爭的代表理論之一，信息化與機械化的主要區別在于，機械化注重規模，而信息化更注重精確。在利比亞戰爭中，“有限干預”能夠奏效，則依賴于性能先進的武器裝備，由于精確打擊效果明顯，實施有限規模打擊已足以壓制利政府軍行動。各國派出參與空襲的飛機包括戰斗機、轟炸機、直升機等多個機種，其中有美國的B-2、F-15和“捕食者”無人機，法國的“陣風”和“幻影2000”戰機，英國的“臺風”和“狂風”戰斗機以及“龍卷風”轟炸機，等等。在精確制導彈藥方面，法國使用了“阿斯姆”精確制導炸彈，英國使用了“風暴之影”防區外空地導彈和“硫磺石”反裝甲導彈，等等。此外海軍力量也不容忽視，各國派出航空母艦、潛艇、驅逐艦、護衛艦等艦種參與軍事行動。法國出動了“戴高樂”號航母，美國出動了P-3C反潛巡邏機、“巴里”號驅逐艦，英國出動了“勝利”號軍艦等。如此龐大而復雜的作戰力量，沒有網絡中心戰體系作為核心支撐是不可想象的，即便如此，行動中的指揮混亂和各種誤炸及誤傷仍然在所難免。
    斬首戰成為“有限干預”作戰的最直接手段，無人機充當急先鋒。反恐戰爭在阿富汗、伊拉克的上演已經表明，除了開端有一段短促的準正規戰之后，隨之而來的低強度游擊與反游擊對抗成為戰爭的主導樣式，進而陷入一種僵持局面。2002年阿富汗主要戰事結束后，轉入地下的塔利班玩起“打了就跑”的戰術，無處不在的路邊炸彈，屢屢有美國大兵遭襲喪命。在有限干預的模式下，斬首行動能夠收到奇效，顯然針對敵方領導人的肉體消滅可以收到殺一儆百的效果。如果將本?拉登、卡扎菲及薩達姆的結局聯系起來可以看出，從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伊拉克、利比亞，“斬首行動”無不貫穿始終，無論是反恐戰爭還是石油戰爭，“肉體消滅”已經成為一種勝利標志。卡扎菲被俘后遭虐殺則更暴露了西方對審判方式的不耐煩。盡管這種靠斬首來贏得勝利的方式被認為不符合西方民主價值觀，但西方仍越來越傾向使用。目前，美國在反恐方式上最大的轉變就是由明轉暗，情報工作、特種部隊和無人機三者緊密配合，實施定點清除行動。從阿提夫到奧拉基，10年來美國無人機已經成功擊斃多名基地頭目。機械化戰爭時代狂轟濫炸和大規模屠殺的場面雖然減少了，但這只說明精確打擊手段使打擊效果增強了，作戰效益提高了。
    美國對外軍事干預正在走出伊戰的陰影而再度復活

    2011年以來，從“阿拉伯之春”到“占領華爾街”運動在西方各國爆發，意味著金融危機已經深入世界各國的骨髓，一場波及全球的社會動蕩浪潮正在涌起。這給美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軍事干預機遇。
    美國軍事干預的本質不是順應歷史潮流做善事，而是利用歷史潮流擴張霸權。“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世界現代化進程的重要里程碑，是歷史潮流。但美國的介入并非真誠的助推，而是靈巧戰爭邏輯下的巧妙利用，從而牟利。小布什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在行動上采取先發制人，并要求其他國家加入這項“國際聯合行動”，美國作為當然的總指導和總策劃。這種做法的不利是美國要承擔所有責任和后果。在對西亞北非國家的軍事干預，特別是參與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中，奧巴馬的政策取向更好地利用了世界多極化的大勢。美國一改過去大包大攬做法，極力倡導干預行動的“多邊”性，從不容許其他勢力干涉，到允許其他國家“搭便車”，奧巴馬與布什的確存在較大差別。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轉變是在金融風暴之后世界經濟元氣大傷的背景下的一種選擇。從表面上看美國正在實施適度收縮策略，冷戰后形成的美國“霸權格局”正在發生變化，但實際是一種戰略上的考慮，可謂“收回去的拳頭打出去更有力”。作為“世界警察”的美國甘于放下部分權力，讓各地“片警”領導行動，它提供必要的協調和軍事支持。這樣做不僅可以改善形象，爭取更大外交余地，還能節省管理世界的成本。
    美國正在退變為危險的世界沖突平衡手，而不是世界穩定的平衡手。2009年初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國會聽證會上首次代表官方提出了“巧實力”概念，其核心就是在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尋求平衡。從大戰略的角度看，合縱連橫的做法古已有之，就是綜合運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多種手段達成戰略目的。雖然保持絕對優勢的軍力是美國霸權的重要依托，但“借力打力”、趁機“漁利”也成為美國近來常用的招式。此次西亞北非亂局，美國都注重發揮軟實力作用，對干涉目標打出政治孤立、經濟制裁、輿論抹黑等“組合拳”，達到“軟刀子殺人”的效果。例如，美國在打民主牌和人權牌的同時，還打出經濟牌。奧巴馬發表了“新中東政策”，對中東國家做出了經濟援助的承諾。對于響應美國倡議進行政治改革的國家給予極富吸引力的經濟誘餌。美國已經為埃及、突尼斯建立了企業資金，以幫助兩國私營企業獲得啟動資金，奧巴馬還決定免去埃及10億美元債務。在對利空襲的同時，美國呼吁反對派組織全國范圍內的政治對話，推動憲法改革并進行選舉。近段時間，敘利亞、也門等中東國家局勢更加動蕩，可見利比亞模式已經對政局不穩的中東各國形成了“示范效應”。在美國主導的這種危險的平衡干預之下，無形中打壓了現政權，增加了各國反對派的底氣。
    “有限干預”作戰試圖在中東和亞洲同時發動兩場戰爭。2011年版的美國《國家軍事戰略報告》將大中東作為重要利益區的同時，提出將戰略重點和利益關注點越來越多地向亞太地區集中。美國歷來自認為是亞太地區安全的主導者，盡管中東亂局不會動搖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決心，但鑒于西亞北非及中東事務的緊迫性，美國可能放緩其戰略重心東移的節奏，其亞太戰略的實施方式也可能有所變化。海灣戰爭以來，高技術戰爭的高成本、高風險使得美國從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退卻到同時打贏一個半局部戰爭，現在“有限干預”作戰的出爐，低成本、低風險使得美國飄飄然，試圖轉變為同時打掉兩個甚至多個對手上來，這是極富冒險精神的。在當人們預測美國下一場中東戰爭在何處爆發之時，美國沒有放松亞太地區的戰爭準備。2010年被稱為“全球軍演年”，據統計全球軍演數量的70%發生在亞太地區，當年美軍還提出了針對中國的空海一體戰理論。美國在強化亞太地區軍事部署與軍事活動的同時，注重密切和鞏固亞太地區盟友關系。2011年美國牽頭簽署了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該協定將中國排除在外。毋庸置疑，美國維持霸權的手段已從“胡蘿卜”轉移到“大棒”，進入軍事干預的活躍期。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35期，摘自2012年1月16日《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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