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遭到徹底破壞 美國正在衰落

前景遭到徹底破壞 美國正在衰落

 諾姆•喬姆斯基 魏文編譯 　 

    幾年以前，一個共同的問題是美國被看成一個擁有無人匹敵的權力和和無比吸引力的巨人……但是，現在它正在衰落，不可避免地面對它已被徹底破壞的前景。這是吉亞科莫•奇奧薩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說的。
    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上的信念是傳播很廣的，雖然有理由說需要做一些準確的描述。從美國的時代終結點來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90年代明顯的“勝利”以后這種衰落是持續性的，在海灣戰爭以后，所謂“勝利”基本上是一種自我欺騙。
    另外一個共同的問題，至少是在那些不是故意視而不見的人中間，美國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作自受。在2011年的夏天我們在華盛頓看到“引人發笑的鬧劇”，這使國家不高興，讓世界感到困惑，在議會制民主的編年史上這可能是沒有可以對比的事情。
    這種場面甚至嚇壞了這場諷刺劇的贊助商。現在讓公司權力層擔心的是那些曾經幫助它進入國會的極端分子事實上推倒了這個權力層的財富和特權賴以存在的大廈，以及關照它的利益的強有力的國家。
    公司權力層對政治和社會的優勢地位—首先是金融的政策—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兩大政治組織在這個階段似乎類似于傳統的政黨，在所討論的主要問題上更多地站在居民的右翼一邊。
    對于人民來說，內心主要關注的是失業。在現在的情況下，這場危機只有通過政府重大的刺激才可能克服，那遠遠超過最近進行的刺激，它幾乎在國家的和地方的開支上做到與危機的破壞相一致，盡管這項非常有限的措施可能挽救了數百萬個就業崗位。
    對于金融機構來說，主要的擔心是赤字。因此，只是在討論赤字。大多數居民支持通過對富人加稅來對待赤字，根據《華盛頓郵報》等媒體進行的民意調查，72%的受訪者支持對富人加稅，27%的人反對。消減醫療照顧的計劃遭到絕大多數（69%以上）居民的反對，因此其結果是人們反對這種做法。
    關于對國際政治的態度的計劃調查了人們對消滅赤字的看法。該計劃的負責人斯蒂芬•卡爾認為，顯然不論是政府還是共和黨人領導的眾議院，對于人們關于預算的價值和優先考慮并不認同。
    民意調查表明存在深刻的分歧：最大的分歧在開支上，人民支持大幅度削減國防開支，而政府和眾議院建議少量增加國防預算。民眾也支持增加在培訓勞動力、教育和治理污染方面的支出，但這超出了政府或眾議院的措施。
    最后的協議—或更準確地說是對極右派的投降—是在所有的意義上都是相反的，將幾乎完全正確地造成更多增長，將在長期內對所有的人造成傷害，只是富人和公司除外，它們享受空前的利潤。
    甚至根本沒有討論可能消滅赤字的問題，如經濟學家迪安•貝克所說的，美國不起作用的私人醫療照顧制度應被其他工業化社會類似的制度所取代，后者的制度下人均醫療成本只是美國的一半，但取得類似的或更好的醫療效果。
    美國的金融機構和大型制藥公司對于分析這些選擇都過于強大，盡管這種想法似乎是烏托邦。因為類似的理由，其他經濟上明智的選擇被排除在議程之外，如征收小額金融交易稅。
    與此同時，華爾街正常收到慷慨的禮品。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削減了證券和交易所委員會的預算，因為它是反對金融欺詐的主要障礙。保護消費者的機構也很少可能原封不動地存在下去。
    國會在它反對未來幾代人的戰斗中采用其他的武器。在保護環境方面面對共和黨的反對，美國電力公司開展的重要的運動將國家為了吸收現在用煤發電的工廠的二氧化碳而做出的努力封殺了，這對減少造成地球升溫的氣體排放的運動給予沉重的打擊。
    這些自我處罰的打擊盡管越來越有力，但并不是一種最近的革新。從70年代起，國家的經濟政策經歷了重大的變革，結束了習慣上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
    這種變革的兩個重要因素是金融化和生產的外部化，金融化是指對投資和工業生產的傾向被金融、保險和房地產取代。自由市場理論在意識形態上的勝利歷來選擇性是很強的，對生產是更加沉重的打擊，變成為解除調控，采用公司準則，創造條件用短期的利潤和其他類似的政治上的決定對總裁們提供巨大的補償。
    財富集中的結果是產生更大的政治權力，加快惡性循環，向1%的居民提供特別多的財富，基本上指大公司的總裁們、基金的擔保經理和同類的人員，與此同時大多數人現實的收入實際上停滯了。
    同時選舉的成本飆升入云，使得兩大政黨不得不在公司的口袋里掏得更深。對政治的民主所留下的是更多的破壞，同時兩大政黨在國會拍賣領導的崗位，正如經濟學家托馬斯•費古森在《金融時報》上所說的那樣。
    費古森寫道，主要的政黨采用的是大型零售商的做法，如沃爾馬特、伯斯特布伊和塔杰特等的做法。在發達世界的立法機構里這種現象是唯一的，美國的政黨在國會對立法進程中的關鍵崗位明碼標價。對政黨提供更多資金的議員就可以得到這些崗位。
    據費格森所說，辯論基本上是沒完沒了地重復少數指令，這些有吸引力的指令是為了投資者的集團和有全國利益的團體而通過的，國會的領導依靠它們，以便得到資金。而國家陷入地獄。
    在2007年的破產以前，在金本位時代以后，金融機構在很大程度上對破產是負有責任的，它們曾經獲得一種令人吃驚的經濟權力，它們參與的公司的利潤增加三倍以上。在破產以后，許多經濟學家開始從純經濟學語言的角度調查這些公司的職能。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利者羅伯特•索勞得出的結論是，它的后果可能是負面的。它的成功對實體經濟的效益貢獻很少，或是毫無貢獻可言，與此同時它的破壞性是將納稅人的財富集中到金融家手中。
    當金融機構在打碎政治民主的痕跡時，它們是在為更加向前推進這個致命的進程奠定基礎……在這同時它們的受害者準備沉默地對待這一切。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35期，摘譯自2011年9月8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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