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上層社會的家庭都擁有一支隊伍龐大的家傭，他們對所在家庭的重要性是無庸質疑的。傭人們驕傲于自己的工作及其主人的社會地位，這一觀點在現在社會看來似乎有點天方夜譚，然而在過去的那個時代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并且傭人的多少也是一個家庭富足的象征。我家的衛生清潔工，祖籍Aligarh的摩西在我出生的前一年，也即1930年開始在我家作工。他以極其罕見的忠誠在我家干了60年并于90年代中期在做工的時間突然辭世。在我家，沒有一個地方沒有受到過摩西的擦拭，當然也沒有一個家庭秘密能夠躲得過摩西的眼睛。可是現如今有如此之多的傭人卻似恐怖電影中的那些怪獸一樣企圖攫取其主人的財產及犯下其它的傷天害理的壞事。
——摘自：“一個獨特小鎮的歷史”，Samir mukerjee，2001年12月7日，電報雜志，印度加爾各答
家傭的存在混淆了傳統上的關于家庭與工作，習慣與合同，愛與責任，家與社會間的界線，并使之復雜化。正如上述引言所述，回憶起過去加爾各答的家傭們的忠心，常常使得當今的雇主們深感當今社會的不安全并加深了他們的恐懼心理。Takaika Saekae （2001）對于19世紀孟加拉省的研究，以及Leonore Davidoff （1995）對于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研究，均表明社會中的一些現象與家庭中的一些問題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受他們的影響，本文作者認為家庭中的主仆關系能夠從微觀的角度反映出社會制度與社會構成之間的關系；而且，對家傭的研究能夠給我們提供一個有力的視點去了解社會在某一個特定時期的結構以及社會的重組現象。在印度這樣的一個社會，其悠久持續的家傭歷史，極有力地便利了我們對自我及社會的研究。我們認為印度的有償家庭服務以及家傭制度與當今印度精英們的自我意識發展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家傭這一概念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該文章一方面表示了家傭目前的存在形式是現代印度家庭與社會的共同作用的一個體現，同時它也體現了扎根于印度封建殖民時期的社會觀念與作法對這一概念的一種持續但全新的反映方式。本文作者使用“封建”這一詞，不僅是指構成農業社會及后來的間接殖民統治基礎的大地主體制的文化及社會遺留，另一方面是因為事實上，印度的現代中上層雇主們經常用這一詞來總結其對已逝去的社會結構的緬懷。按照Marshall Berman的說法，加爾各答人正在通過他們塑造家庭空間以及雇主與傭人之間的關系，而努力使自己不僅成為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結果而且成為成為這一過程的主人，從而更好地了解并主宰現代世界。（Berman，1988，P5）
近來對全世界范圍內的有償家庭服務業的研究表明，家傭并非僅僅局限于古老而封建的過去。它是南半球殖民歷史上重要而富有活力的一個因素，并且在富足的資本主義的北半球重新出現。在過去的10年里，關于有償家庭服務文化的研究呈現出兩種互相交織的流派。一派研究人員強調移民及全球化進程對接收有償家庭服務的國家的影響，以及這一現象在全球化的新的不平等的秩序下的地位；而另一派卻從家庭的角度看待這一現象，也即當今英美國家雙職工家庭對照看孩子的需要。持這一觀點的研究人員通過對父母、孩子及幼兒托教中心工作人員的調查，反映出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家庭與工作的關系。本文正是從這兩個角度來分析對自我意識有著極高期望的現代雇主們是如何看待發生在自己家里的這一不平等的家庭服務現象。現在大家普遍認為Lewis Coser在1973年作出的有關傭人已經從社會生活中消失了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然而，驅動當前研究的一個因素是傭人職業所引起的不安，而造成不安的是因為它與現代的民主的家庭與社會制度相矛盾。雖然這兩種觀點均把有償家庭服務看作是一種新的社會現象或者是歷史上的一種現象的重現，本文作者強調這一現象在印度社會的發展的持續性。
加爾各答的雇主與傭人
加爾各答，作為印度的一個重要城市，擁有許多其他南部城市所擁有的重要特點。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加爾各答的獨特的殖民及后殖民歷史使其家庭服務業也獨具特色。在殖民時期，該城市被劃分為兩部分：南部及北部。北部地區聚居著當地長期以來具有顯赫地位的富裕權貴，他們是加爾各答當地富人的代表；南部聚居著來自英國的殖民者。富裕人家的建筑被一些市場以及貧民窟環繞著。市場以及貧民窟從而為加爾各答的上層社會人家提供了住家或便利的家傭服務。加爾各答的第一批來自于農村的移民最初在富裕的英國殖民者的家庭里做家傭，但是居住在離雇主的家不遠處的貧民窟里（Chakravorty， 2000； S ，Sarkar， 1997； Sinha， 1978）。如今，當加爾各答北部保留著更多的孟加拉省本土文化，其南部卻具有更加濃厚的現代都市的氣息。但家傭們出沒于南北兩部的中產階級家庭。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對屬于Bhadralok階層的兩代雇主進行了調查。這一階層在孟加拉省很有勢力，受人尊敬，受過比較高的教育，屬于上層種姓。從19世紀末期以來，Bhadralok是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先鋒。他們通過社會改革，尤其是改善家庭方面的一些作法，以圖加強自己的社會地位。Meredith Borthwick （1984）指出，正是在這一時期，擁有家傭是Bhadralok地位的象征。Bhadralok階層是英國教育體制在印度殖民地的第一批受益人，他們由此成為公務員、教師、醫生、律師以及地主，并最終成為從文化上挑戰英國殖民統治的第一批人。在Bhadralok我們既了解了一些年輕的又了解了一些年長的雇主們對家傭的看法。年長的雇主們的年齡介于60-80歲之間，他們的職業一般為商人或者其他職業人士。他們仍然主張改革和民族主義的進步。較年輕的雇主們的年齡一般介于30-40歲出頭，他們是印度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產物，同時他們又是這一進程的推動者。作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一代，他們在不同的程度上參與世界經濟的運作，并且接受世界經濟影響下的文化及消費方式；作為經常旅游于世界各地的一個階層，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既是一個國家的反映又是國際性的反映，一個復雜的綜合體。然而，這兩代人都把自己看作是現代印度的先鋒。正如Lisa Rofel （1999）睿智地指出，現代化是那些熱衷于歐美平等的生活方式，并且受到某一特定的殖民歷史影響的人們的追求。在這篇文章里，現代化這一概念指處于受全球化時代影響的中上層印度精英們對自我價值的看法。同時，了解現代化概念在他們的心目中的地位也是我們的目的。
1996年到2001年之間，我們采訪了來自于印度中上層社會的38個家傭雇主。他們有的是事業剛剛起步的年輕職業人士，有的是全球化的精英；他們有的出身于古老的大莊園，有的來自于現代工業家庭。采訪在這些雇主的家中進行，我們一邊聊天，一邊品嘗著由他們的家傭為我們準備的各種點心、飯菜及茶水。在未采訪之前，我們也從整體的角度對這一城市進行了了解，并觀察了相當的幾個家庭的雇主與家傭的對話。同時，我們也出席了加爾各答中上層社會的聚會，并與他們就家傭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談。這些采訪及觀察資料，加上當地報刊雜志的有關報道，使我們從時間、空間、性別以及階層的角度更深入地了解了加爾各答的家庭服務文化的動態過程。雖然這并不是該篇文章的目的，我們也對32個傭人進行了采訪，并且在他們往返自己及其雇主家的火車上對15個家傭進行了觀察以及群體采訪。在有的家庭，我們可以對雇主以及其傭人雙方都進行采訪。我們對接受采訪的對象進行了匿名處理，以保護其身份。最后因無法對我們的受采訪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我們對加爾各答附近的3個中產階級聚居區的500戶家庭進行了問卷調查。
在西孟加拉省（加爾各答是其首府），那里的家庭傭人的總數超過了印度任何一個城市所擁有的家傭人數。在印度支那地區于1947年從英國的殖民統治下贏得獨立之后，該地區被劃分為印度、巴基斯坦、緬甸。同時，該地區的獨立，使得大批的難民潮涌入到加爾各答，加之受內陸地區的農村經濟危機的影響，移民數量持續呈現上漲現象。事實上，移民的數量在20世紀一直超過加爾各答當地居民的數量（Chakraborti，1991，P11）。這些移民給當地的工業、商業、服務業包括家政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裕的勞力資源，這一事實與當地雇主們關于傭人人數緊缺的憂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我們調查的加爾各答的傭人中，大約有85％的人來自于該城市的周邊農村地區。他們或者其父母一代因為家鄉的土地無法養活他們而離開；其中有一半的人甚至根本就沒有土地；另外有17％的人僅有住處，但是沒有耕地。在通常的情況下，去別人家做家傭是他們在到達城市后的唯一的就業渠道。這一現象，對許多人及其子女至今仍是如此。
這篇文章中涉及到的家傭大體上分為4類。年齡最大的，人數也最少的屬于家庭傭人，通常為男性，他們已經為同一個家庭的幾代人都服務過。第二類包括那些吃住在雇主家的全職家傭。第三類指那些為單一雇主服務但不在雇主家居住而是在收工之后回自己家的全職家傭。第四類為兼職家傭，他們通常每天為好幾個不同的雇主服務，按照雇主的要求在不同的間段內作不同的工作。他們常常在結束一天的工作后回到自己的家里。第四類家傭是我們調查中最為流行的一種（占問卷調查的77％）。雖然加爾各答的家傭中男女都有，但是大部分的兼職家傭為女性。第三、第四類的家傭居住在城市的貧民窟以及臨時搭建的簡易蓬里；其他的住在附近的村子里或者乘當地的火車往返于自己的家與雇主的家。
家傭們的工作涉及到清潔，洗盤子，鋪床疊被，洗衣服，給家具以及銀具拋光，買菜，煮飯，照看孩子或老人，及一些小雜事，例如去郵局。因為只有非常富裕的家庭才有足夠的傭人分別承擔這些家務活，加爾各答的每一個中產階層家庭至少有一個兼職傭人來洗盤子清理地板，另有一個衛生清潔工來專門清理浴室。我們的調查對象表示，每個家庭平均有1.5個家傭，這些家傭的收入階于一個月500-1000盧布（合10-20美元），雖然有幾個接受采訪的全職傭人的月收入達3000盧布（合60美元）。
在歷史上，從何種種姓雇傭傭人，根據職業和分工來決定。S. N. Mukherjee （1977：31-2）認為，在19世紀的加爾各答，有四分之三的婆羅門是家庭傭人。實際上，在傳統的孟加拉家庭中，一直到20世紀中期，廚師基本上毫無例外是由來自于婆羅門的人承擔。與之對應的是，那些包括清洗衛生間以及其他的傳統的清潔工作，例如洗衣，一般由較低等的種姓承擔。因此在過去，傭人據其所從事的工作的性質，被分為上等或下等種姓。如今，整體上來說，傭人屬于較底等的種姓。譬如我們的問卷也表明超過半數的傭人屬于下等種姓。在許多的家庭，傭人的分工按照其出身階層來定的，并且一般不可出現分工上的差錯，尤其是衛生間的清洗工作必須由出身最低微的種姓來承擔。在所有的家庭，傭人們有其單獨的就餐點，通常是在廚房，用專門為他們準備的分開的盤子以及杯子。他們一般坐在地板上或者低矮的凳子上，有傭人們獨立的衛生間及洗漱用具。雇主們可以隨意要求傭人們放棄某種讓人感到反感的舊的種姓習俗，但是去掉這些習慣常常并非易事。因為種姓意識形態的確在家庭空間以及分工上明顯地體現出來，加爾各答的雇主與傭人的關系受到歷史、空間以及階層的影響。
空間問題：從封建的大房子到窄小的公寓居住環境
我們發現，后殖民時期城市空間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要數“大房子”數量的減少以及現代公寓樓的增加。這一情況尤其是在加爾各答的南部最為突出。標志著封建土地以及勞工關系的大房子，與大地主體制聯系在一起，這是北部的一個特點。而在南部，這樣的大房子屬于殖民時期與后殖民時期省政府上層機構以及資本主義企業。公寓式建筑是加爾各答中上層職業階層以及政府管理部門或者廠礦企業經理的安家之處。受人文及空間的局限，新建的公寓面積呈削減的趨勢，并且很少幾個公寓內部設有傭人區。舊的封建時期遺留的大房子如今被幾代同堂的家庭或者是幾個聯合家庭及其傭人居住著。現代的公寓式建筑傳統上是為了（雖然并非都是）核心家庭而建，有的甚至在如今成了傭人家人的安身之地。
雖然如今人們開始搬入公寓樓居住，但是大房子仍然是我們了解家傭的關鍵之處。居住在建立于封建時期的大房子的單獨家庭以及于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期起搬入大房子的聯合家庭所產生的文化仍然繼續影響著雇主與家傭的關系以及雙方的期望。雖然現在印度的雇主與家傭之間的關系主要受到地方習慣以及封建時期遺留下來的有關主仆的權利義務的影響，目前印度的家庭服務業市場也越來越受到以雙方的權利為基礎所簽訂的合同的制約。同時，雖然雇主與家傭在雙方關系上體現出了大量的反映封建社會家庭關系的用語，但是他們之間的交流也反映出雙方對于建立起一種全新的現代主仆關系的期望。
我們一方面認為加爾各答特殊的家傭文化是其封建歷史影響下的一個產物，但是這一文化日漸受到各種危機、沖突與變化的影響。在這里，家傭文化一詞指人們對于受各種歷史條件以及當今社會制度影響下的與家有關的各種行為的看法。而這種看法是各種歷史條件以及盛行于現代社會的各種制度的影響下的共同產物。不同的家庭服務文化受制于不同的階層、性別、空間等歷史格局的影響。同時這一文化有時還會受到種姓之間的不平等以及家庭與社會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家傭地位、家傭作用、主仆關系等不盡相同。加爾各答的封建歷史對其家庭服務業文化雖然無法產生直接的作用，但是這一歷史直接影響著人們的意識，進而間接影響到主仆之間的關系。在加爾各答，其封建歷史上的家傭通常都是男性，他們吃住在主人家，一生為同一家的雇主服務，但是如今這一觀念已發生新的變化。雇主心目中的理想的家傭為兼職女性，并且不用在雇主家居住。正是由于人們在意識形態方面對忠誠家傭的要求的轉變，使得雇主們產生了恐慌心理，這一點也正暗示了家傭文化對社會的影響不再象以前那樣強烈。本文主要探索了產生于加爾各答獨立前的家傭文化的主要特征，以及該城市在過去的50年的發展過程中，家庭服務業文化所面臨的各種壓力。
在如今的家庭服務業中，產生于加爾各答獨立之前的影響家庭服務業文化的3個前提條件仍然發揮著它們的作用。第一，傭人是維持一個家庭整潔有序的基礎。第二，傭人是家庭的一個部分，他們對雇主家庭的愛、忠誠與依賴使其與雇主的家緊密聯系在一起。第三，傭人們構成了一個具有獨特生活方式、希望與習慣的新的階層。同時，本文還認為，對當今社會而言，這些看法已經不再象以前那么重要了。因為：第一個前提條件明顯地有悖于現代人們對個人隱私以及其它的各種核心家庭觀念的崇尚，尤其是對那些生活在空間有限的公寓里的人來說這一情況更為突出；第二個前提條件隨著資本主義在印度的發展以及公司制條約中有關雇主與雇員的關系的確立而更加復雜化；第三個前提條件隨著民主意識在印度全國范圍內及市民社會中的深入而日復一日地受到新的沖擊。
一、寸步離不開家傭———我們需要家傭來保證如此之大的大房子的順利運轉。
對許多中產階級以及上層中產階級的家庭來說，雇用一兩個全職或者兼職家傭是一種比較普遍的做法。然而，在過去包括如今的在大房子里居住的人來說，雇用一支龐大的訓練有素的家傭是整個房子的順利運轉的保證。70來歲的Ranir是一個從事社會慈善事業的女性，丈夫是一個種植園園主。Ranir強調說：“雖然我希望我只用一個人就足以替我承擔所有的家務勞動，但是我們需要足夠的傭人來保證這座大房子的順利運轉”。在Ranir座落于加爾各答南部的寬敞的家里，10個家傭分別擔負這戶內及戶外的工作。雖然她本人并不希望雇用如此之多的傭人，但是這座房子卻需要這么多人手。加爾各答北部的一個種植園如今屬于一個名叫Bankin H的工廠主，他的家雇用了15個傭人。6人負責戶內工作，包括一個廚師，一個專門為家里的神做飯的來自婆羅門種姓的廚師，以及一個女主人的隨身女仆，3個外住的女清潔工。當然主人稱：“為了更好地使這座大房子運轉起來，我們還需要更多的人手。”除此之外，另有9名傭人負責戶外工作：3個看門人，2名司機，1個外住的地面清潔工。兩例中幾乎所有的傭人均象歷史上住在大房子里的傭人那樣住在主人家的傭人區。上述的兩個例子中，目前的主仆關系仍然體現出了歷史上的傳統的主仆關系。也即，住在大房子里的傭人們各司其職以保證這座房子以及花園、轎車的正常運轉。
對許多雇主來說，經濟條件是制約其能否雇得起一支家傭隊伍的前提。事實上，居住面積以及傭人們的期望值的改變，是雇主們提及最多的制約其不能雇傭一群傭人的兩大原因。在傳統的大房子的后邊或者房頂設有獨立的傭人區。可是在如今的公寓樓里，傭人區頂多為一間房或者這房間里的一個小隔間。再加上城市窮人基本上沒有自己的土地以及房子，因此按規定僅讓傭人自己居住的公寓傭人區，常常也成了傭人們的子女以及其丈夫的落腳之地。在中產階級的家里，傭人們通常睡在廚房的地板上，或者主人的孩子臥室及其他的任何可以利用的空間。正如上邊所提到的那樣，越來越多的傭人傾向于外住在其他的地方。譬如說附近的貧民窟或者臨時搭建的簡易住房，或者是住在比較遠但是乘火車可以到達的村子里。這些傭人一般同時為好幾個雇主服務，并且只有在工作的時間里才會出現在某一個雇主的家里。
Rani R向我們介紹了她家與她的兒媳家的傭人的不同使用情況。據Rani R講，她的兒媳僅僅雇用了兩個內住的傭人，也即這些傭人吃住在她家，傭人臥室為其兒媳家的客廳。可是這兩個人卻將整個公寓打理得井井有條。Rani R認為傭人不僅對傳統的大房子十分重要，而且對于一個公寓樓的運轉同樣重要。然而對于公寓樓而言，它需要雇主能夠利用不同的管理技巧對傭人的工作及傭人進行嚴格的要求。而在大房子里，類似的要求要低得多。這一點也與Lefebvre （1991）的觀點不謀而合，也即一個人對空間的占有權決定著其對社會權力大小的擁有。
在現代公寓中，雖然雇主需要注意自己在傭人面前的言行，但是擁有一個內住的全職家傭仍然是許多人不能釋懷的一個情結。Bhagat Singh是一個70來歲的富裕單身漢，曾經是一個大種植園園主的兒子，如今住在一幢公寓樓里。他向我們提及他前不久與一個兼職外住傭人一塊兒生活的感受。這個傭人只在他家吃飯，但是并不住在他家。但是Bhagat Singh時刻不能忘記自己以前做作為一個大的種植園園主的身份。他認為55年的莊園生活使他難以想象讓自己去洗碗洗盤子以及做其他家務活的現實。因為他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去雇用一個傭人，因此他又重新雇用了一個內住的全職傭人。由此可見，Bhagat Singh的財產不僅可以使他買得起勞力，而且也可以使他買到一個可以隨叫隨到的人。Bhagat Singh把這一切歸結為封建社會的特權標志，也正是這一特權使得他能夠于如今置身于上層中產階級社會。Bhagat Singh的階級身份與性別使得他免家務活的勞累，并使之能夠買到了一個隨叫隨到的家庭勞力。
在新建的空間面積更加有限的公寓樓里，主仆之間的關系面臨新的挑戰。這一挑戰不僅僅局限在空間方面。Mrinalini N是一個60來歲的藝術家。她向我們描繪了住在一個面積有限的公寓里的人家雇用一個內住傭人的不便之處。“在新的社會環境里，讓一個非親非故的人住在自己的家里是不可能的。在過去的時代，你讓傭人住在自己的家里是因為你有足夠的空間，從而使得傭人不可能與你攪和在一起。然而在你自己的公寓里，雖然空間屬于你自己，可是傭人卻不時出現在你的周圍，你不可能把他們逐出你的視線，如果你們之間的距離太小了，那么你根本就沒有個人隱私而言”。
如果說在過去，傭人們無處不見而又無處不在。那么在新的居住條件下，傭人們卻隨處可見。即便傭人們擁有自己的休息區，但是當他們在干活時，他們卻與公寓房的主人們分享有限的空間。
現代公寓樓并非是為大的家庭而設計的。相反它的出現是為了滿足核心家庭的需求。中產階級以及中上層社會的雙職工夫婦迫切需要傭人的幫助，尤其對于那些家人因種種原因而不能親自幫忙的夫妻更是如此。在許多請況下，空間以及社會條件的變化使得祖母們不可能與孩子們住在一起。因此，許多雙職工家庭靠雇用兼職的或者全職的傭人來滿足自己的需要。雖然有的夫妻在傭人出現的情況下仍然極力創造一種理想的擁有各種親情的核心家庭，但是在傳統的核心家庭概念里并沒有傭人的任何地位。然而他們卻與大房子里的主人們一樣離不開傭人的幫助。這些新的核心家庭一般由一對雙職工夫妻加上一個或者兩個孩子構成。有的家庭只希望在自己上班的時間里有傭人幫忙照看孩子以及處理家務活，但是并不希望在自己晚上下班回到家里后或者周末時間傭人仍然呆在自己的家里。因為否則的話，他們將需要從身體以及情感方面去為一個非親非故的人操一些不必要的心。
如果說在傳統的大房子里，傭人要對主人隨叫隨到。在新的公寓樓里，臨時確立的傭人區卻表明傭人們是按照時間規定來做工的。他們一般在下午休息一段時間后，晚上回到自己的住處。在這種新的按時間表做工的體制下，雇主們煩于確定時間，傭人們也不愿意主人們經常在其面前指手劃腳。雖然傭人認為他們不可能在如此之短的時間里完成雇主規定的工作，而雇主們卻在一邊抱怨傭人的懶惰、遲到以及慢手慢腳。
隨著兼職工作成為城市里的主導方式，雇主認為自己對于傭人從空間以及時間上的控制大大地削減了，原因是兼職傭人一般不在雇主家居住，同時為好幾個不同的雇主做工。因此，沒有哪一個雇主能夠期望傭人把全身心都投入到自己的家里。兼職傭人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時間以及任務的驅動。為了生計，他們期待承攬更多的活計，這要求他們要按時達到下一個工作點，并且他們明白，一旦遲到將要受到雇主的責罵。因此他們常常是從一個雇主家急匆匆地沖到另一個雇主家，從而也使得他們工作起來馬馬虎虎，敷衍了事。實際上，由于他們對工作日程的安排的估計過高，遲到是家常便飯。一個兼職傭人在從托兒所接回自己的孩子后告訴我們：“每個人都在催我們，我實在是辦不到，于是我只有忘掉時間按照自己的步伐去做事。”由于他們常常要從一家沖到另一家去做工，他們根本沒有休息時間，甚至連在街邊靠一靠的時間也沒有。“如果我們要在哪一家的凳子上坐上哪怕是一分鐘，也會召來如此難聽的責罵：‘你以為你是誰？你知道你來這的目的是干什么的嗎？’”Thompson （1967）關于封建農民達不到工業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時間與工作作法的要求的描述，在加爾各答的居民中天天上演著，并且這些居民試圖了解這是為什么。
從住在大房子的富裕大戶到住在現代公寓樓里的中產階級以及上層社會的精英們，沒有人能夠離開傭人的存在。雇主們無法想象一旦沒有傭人的幫助，生活會是一個什么樣子。雖然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雇主們并不太容易向傭人們讓步，尤其是居住在空間狹小的公寓樓里的雇主常常從自己的個人隱私以及個人空間利益出發作出決定。同時，新的體制下的兼職傭人使得他們不得不接受如今的傭人并不會象以往那樣對主人隨叫隨到的現實。雇主與傭人也最終意識到了空間以及時間給新的體制下的雇用關系帶來的新的變化。在下面的部分我們將要對加爾各答家庭服務業文化中的新變化作出解釋。
二、不可思議的愛：我們仍然愛我們的傭人，可是他們卻不再愛我們了。
60歲的Lily P是加爾各答的一個知名工業家的妻子。回憶其在她的父親在印度獨立之前的大房子里的生活，Lily強調了在當時的加爾各答家庭服務業文化下的主仆間的相互理解以及長期的忠誠。“在那些年代里，我們不僅照顧在我家做工的人而且還照顧其全家，包括他們的孩子、母親。雖然這一作法在許多的家庭中不再存在，但是我與我的丈夫均出生在這樣的一個家庭環境里，受這種方式的影響，我們也以這種方式對待我們家的傭人們。我們認為，既然他們為了我們的家而放棄了其他的一切，我們應該對他們作出一些回報。我的父親試圖讓傭人與其子女接受一些教育，并且幫助他們從其他的地方尋找新的工作，我父親的目的是不讓他們成為純粹的家傭，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對我家仍然忠心耿耿，他們認為，‘為了我們的家，必須要有人呆下來’”。從Lily的描述，我們可以了解，對這些傭人來說，家庭服務不僅僅是一份工作，而是他們的整個生命中的一部分。對這些傭人們來說，忠誠是最為重要的，甚至包括向較高一級的社會階層的攀爬也比不上忠誠的重要。
在過去的大房子里，一個忠誠的傭人即便是作出一些小偷小摸行為也不會因此而被逐出家門，包括他們的孩子在內。Rana說，原諒他們的小的過失，是因為這些傭人了解他們自己在主人家的位置并且受到主人的尊重，同時，他們也敬重主人及其全家，忠心耿耿。并且時間也證實了他們是盡心盡力的。Lakshman R自孩提時代便在其雇主家做工，如今他已經侍奉過這家的好幾代主人。他向我們回憶其與他擁有相似經歷的傭人們的經歷：“我們什么也不懂，主人讓我們干什么，我們就干什么，可是現如今，傭人們并不能按照主人們的話去做，他們只想做工，然后離開去享受自己的生活……我們愛我們的工作，并且為我們的工作而自豪”。
主人對傭人的忠誠取決于傭人自己對主人的忠心。如果一個傭人忠誠可靠，盡職盡責，他們是會得到主人的照顧的。30來歲的Rohan S是一家大公司的管理人員。他出生在舊時的大房子里，目前與自己的妻子與孩子住在一幢公寓里。對Rohan S而言，主人對傭人的責任包括對傭人的醫療以及社會保險，對傭人的子女就業以及結婚費用的支出等。他認為，“對于為我們工作了15年甚至20年的人來說，這點付出實在是微不足道。因為這些人已經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向我們表示了他們的忠心。”Rohan以及其他的與他同時代同階層的人被我們稱作“封建寵兒”。他們在一個傭人對主人忠心耿耿的環境里長大，在成年后生活在一個全新的自由世界里，因此他們自然而然地把父輩一代的主人對傭人的貴族義務觀念，包括照顧自己的傭人以及其婚姻、子女、社會保險、醫療保險等等帶入新的社會里。在他們的眼里，傭人是“一個不用承擔任何特別責任的輔助成員，我的母親及外祖母發布指令，她們兩人決定做什么、如何去做，傭人們僅僅是按照要求去做。”
過去的主仆關系體現著一種封建庇護意味。例如照顧傭人的后代子孫，忽略長期以來比較忠誠的傭人的小偷小摸行為，允許老傭人在主人家里去世等。Bankim H以及他的妻子Madhumita強調如果一個人被看作是主人家的一部分，他可以在主人家居住，做工并且直到辭世。他們說，“我們從來沒有把他們當作外人，這是他們選擇來到這里去世的原因”。實際上，在雇主家工作了4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之后，尤其是受各種因素的影響，這些傭人被迫中斷了與自己的家庭以及出生地的各種聯系，在年老之后除了主人的家外，基本上也沒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落腳。60歲的Supriga J是上層中產階級的社會積極分子，她與她的兄弟姐妹們由兩個男仆帶大，并與之有著深厚的感情。她認為如今的雇主不可能再享有傭人象以往那樣的忠誠。“每次我的兼職傭人回家后，我根本不知道她們明天是否還會回來。我也不再期待她們對我保持忠誠，因為我的經歷已經告訴我，即便你愛她們，照料她們，她們仍然不會在你家呆下去”。這種在內住傭人向外住傭人過渡的過程中，尤其是兼職傭人的工作性質的變化，似乎向我們解釋了傭人對主人的忠誠的沒落。雇主們意識到隨著兼職市場的存在與發展，兼職工作完全受金錢利益的驅使。大房子時期的傭人對主人以及主人的家庭的忠誠已經不復存在。如今唯一確保傭人對主人的忠誠的途徑是主仆間的融洽的關系。Lily P在談及過去的家庭觀念時也是這樣認為的，否則的話，市場將會成為主仆之戰中的贏家。Sona M是一個30來歲的公司管理人員。她與她的丈夫住在一幢公寓里。她向我們表述了這樣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問題在于當傭人離開你家時，你不知道她們帶走了什么———我們常常在她們走后發現一些橄欖、香料以及其他的一些貴重物品不翼而飛。她們來時只帶著一個小錢包，但是在離開的時候卻帶走了一大袋子的東西。但是我們從來不會去檢查她們的袋子里裝的是什么”。
許多雇主對于傭人的小偷小摸行為的普遍作法是睜只眼閉只眼。因為她們并不想因此而重新雇用其他的傭人。然而，雇主們也發現傭人們不斷地重復類似的錯誤，并且雇主們的這一作法也使其陷入于一個怪圈。因為有的傭人暗示主人要想使她們繼續在主人家呆下去，主人們一定要原諒她們在做工的過程中犯下的小過失。這一情況是大部分雇主在談及“傭人問題”以及認為缺乏好傭人時的普遍看法。
然而對于一些年老的雇主來說，她們出于安全問題的考慮，更愿意雇用兼職傭人。Suniti C是一個上層中產階級的鰥夫。他一個人住在一套公寓里。他謹慎地評論道：“如果使用內住傭人，你不可能知道傭人們把什么樣的人帶入了你的家里。已經有兩起謀殺案與傭人有關，其中的一起是被一個為之工作了20年的傭人殺害的。”事實上，雇主們已經不再承認忠誠的存在，也對信任喪失了信心。針對傭人們的小偷小摸行為，大房子里的雇主，如Bankim H以及Rana P認為如果犯錯的是長期以來一直比較忠誠的傭人，那么這一行為不值得追究。但是住在公寓里的雇主們卻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小偷小摸已經是傭人背叛雇主的第一步，如若放任自留，這將會導致兇殺案的發生。
對于大戶雇主而言，如若傭人來自于雇主的土地所在地的村子里，那么主仆雙方對對方都知根知底，因為雙方互相認識，并且通常情況下的雇用關系已經持續了幾代人。現如今，對于居住在公寓里的雇主而言，她們的傭人一般是通過鄰居介紹或者是其他傭人的推薦。因此，雇主很難輕易地信任她們。另外，這些傭人也不再象歷史上那樣成為主人家的一部分，而是主人家的一個外來人。從空間的角度講，外來人可能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并且使人與人之間的安全感增強。但是，實際上這些外來人卻成了生活在其周圍的弱勢群體公認的安全隱患。加爾各答警察局的網站鼓勵地方居民就自己家的傭人使用情況向當地的警察所注冊，同時美國國務院也向去印度旅游的公民警告小心印度的傭人犯罪現象。
如果說，忠誠與否是一個傭人是否值得雇用的標志，她們對雇主家的愛卻成了第二個標志。在一個下午時分，3個年長的中產階級女雇主圍著一個圓桌，品嘗著由其家傭準備的香氣四溢的茶水與點心，向我們陳述了她們自己對于以往的主仆關系的回憶。
Kakoli U：在我丈夫家，傭人把主人的孩子看作是自己的孩子，老的傭人常常對主人滿懷感激之情。
Mila K：如今，傭人根本不把這當作一回事，無論你是否雇用她們，她們根本不在意……如今的社會越來越西方化了，她們根本不愿意侍奉任何人，因為她們已經獲得了她們自己的身份--我們也是人。
Kakoli U：如今主人們仍然愛她們的傭人，但是傭人們已經不再愛也不再敬重他們的主人。
Damayanti K：實際上，我不同意這一觀點。我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仆都有責任。我認為我們作為主人也不再像從前那樣對我們的傭人富有愛心。我們也應該受到批評。
對這些雇主而言，她們意識到主仆關系里有什么東西不復存在，但是她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Mila K住在孟加拉省的西部。該省是由選舉產生的印度共產黨執政，已經有25年的歷史了。Mila K用“共產主義”這一詞來解釋傭人的權利，并用“西方化”來解釋舊的價值觀的喪失以及整個社會對人權意識的逐步增強。
Indira J是一個70來歲的上層階級社會工作者。在她自己家的大房子里，她向我們表示了與Damaganti K相似的觀點：“如今的雇主們對待傭人不太好，我們應該象對待其他家人那樣對待她們。因為她們為了我們已經放棄了自己的一切。”對于Indira J而言，過去的雇主們擁有一種貴族義務心理。指著一名顫巍巍地為我們提供茶水以及零食的老男仆，她介紹說自孩提時代，這位傭人就開始為其家服務，她希望他永遠在這個家里生活下去，直到老死。Indira J認為這位老傭人已經把自己完全交付給她的家，因此，她有義務為他提供一種愛。
雇主們認為是愛將主仆連在一起。在一個號稱“傭人是主人家的一部分”的時代，這一觀念緩解了主仆之間的矛盾沖突。但是涉身其中的傭人們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居住在加爾各答北部的大房子里的傭人們向我們陳述了她們對于扎根于封建不平等關系下的主仆之間的愛。Krishna A說道，“我真的覺得這座房子也是我自己的，如果缺少什么東西，我會馬上告訴主人，我們在這兒過得很開心，因為主人照顧到每一個人的需求，并且愛每一個人”。替女主人照顧其哥哥的Anu A向我們揭示了主仆關系的實質。“雙方的關系是如此融洽，以至于你根本不可能對小姐說一個“不”字。這也是我呆在這兒的一個原因。我悉心照料她的哥哥。只要大家按照她的要求去做，她是一個非常好的人，可是一旦你沒有按她的要求去做，她就象父母一樣大發雷霆，并且我們根本不敢還口。我想很清楚地說：如果你順從，她會對你非常的好，就象父母對待孩子一樣，可是你必須按照她的意愿行事。”雖然Aun A把雇主的愛比作家庭及父母的愛，但是其雇主的愛并不是無條件的。這與一個名叫Kapilk的男仆的“他愛你但是也懲罰你”的看法相一致。
在公寓樓里做工的傭人們卻失去了大房子時代的傭人們享有的安全感。Kamal R說道，“當我干不動活時，雇主會解雇我，或者讓我退休”。如若并不是由于傭人自身的錯誤或者傭人要求退休，而主人卻在傭人們為之服務了好幾年后隨便把傭人辭退，此時的傭人期望主人以某一方式給予補償。然而Achin K的雇主在其為之干了6年的活后，卻搬遷到另外一座城市，什么也沒有給她留下。Putul L在為其主人工作了12年后，卻被辭退了。理由是她的年齡大了，應該退休。作為補償，Putul L的主人僅僅支付了3000盧布（60美元）而了事。在新的條件下，雇主們的有限的愛使得傭人們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同時由于缺乏必要的社會保障體系，主仆之間的愛也將隨著雇用關系的終結而散盡。
在眾多的雇主中，Suprija J向我們展示了一種罕見的主仆長期依附關系。她哽咽著回憶起她家的傭人，Suprija J說，“當他去世時，我們全家的心都碎了”。這表明了Suprijia J全家與其家傭之間的愛。而這種愛，不僅在家傭在世的時候存在，而且在其死后沒有任何改變。而對于年輕的一代雇主來說，傭人代表著一個階層，無所謂忠心與否，無所謂工作的好壞。她們不可能成為這些主人或者其家庭的一部分。
由于雙職工夫妻依靠傭人來照料自己的孩子，這一現實與他們希望與家傭發展一種公事公辦并受時間、空間與文化等因素限制的職業關系的愿望發生沖突。雖然這些年輕的夫妻認可自己與傭人所簽訂的合同條款，但她們期望自己雇用的傭人能夠愛自己的孩子，對孩子充滿熱情。也就是說一種她們自己在孩提時代從自己家的傭人中所享有的親密關系。而這種關系并非一種公事公辦的主仆關系所能提供的。作為一家公司管理人員的Sona M是這樣告訴我們的：“我愿意我的女兒一個人呆在家里，由一個像奶奶一樣的人來照顧她。因此，為了我的女兒，我會破例與那個人建立起一種關系。我更愿我女兒呆在家里而不是托兒所。但是我期待所有的其他的工作按照西方模式進行。”
在這一例子中，“西方模式”表示一種合同制的工作管理關系。對于Sona M而言，西方化是一種好現象。而對于80歲的Mila K而言，它是一種否定現象，因為它代表著人們所崇尚的舊的價值觀的不復存在，以及一種讓人擔憂的對傭人自身的價值的認可。
傳統的主仆之間那種類似家庭成員間的愛也隨著雙方間的合同條款的存在而流失。除了支付工資之外，全職傭人還希望雇主為其提供包括飯食、茶水、油、香皂、午間休息時間、年終的禮物（通常為衣服）、一定的假期等。在傭人們期待除了工資以外的收入的時代，一個在一棟大樓里工作的兼職女仆Usha R是這樣說的：“假如我為你做工，你付我200盧布（每天工作兩個小時的傭人的標準月工資）。很好。但是這夠嗎？不夠！因為我們是人。雖然我非常幸運地能夠為我的雇主做工，但我認為我有必要告訴你實話”。
Usha R的丈夫是同一棟大樓里的全職工人，他也證實了這一點：“是的，在過去的日子里，主人們付的錢比較低，但是那時的主人們真正地關心你。可如今，尤其是在這些上層社會人家里，她們會給你100盧布而并非10盧布，但是除此之外什么也沒有了。可是在中產階級大房子里，她們會給你一點點茶葉以及面包來表示她們的感激之情”。
Kamal R諷刺了目前那些靠提供一點點茶葉以及面包來補償對傭人缺乏真誠關心的雇主的作法。但他看起來表示，即使微不足道，也對他們有安慰作用。傭人們在這種新的雇用關系體制下所期待的是伴隨著愛的表示的無形利益，其在某種程度上確認傭人們是有感知的人，而并非僅僅是一個掙工資者。與不確定的和有時不人道的現時相反，傭人們表示出懷念封建的過去，那時雇主更愿意對其傭人的福祉承擔責任。
雖然大家普遍認為主仆間的愛正在逐步消失，較年輕的女傭卻比較欣賞主人對他們的那種類似母親對待女兒的批評與呵護。正如Pierrette Hondagneu-Sotelo （2001）對洛杉磯的雇主所做的研究中的雇主一樣，加爾各答的年輕女雇主們也表明了她們對雇員們有關超越合同外的期望值的不舒服心理。Viji A說：“……因為女傭經常因自己作為女性的身份而打開許多話題，而男傭卻不會把心里的一些秘密輕易地向我們泄漏，因此雇用女仆更容易產生一些緊張因素……你對她們的個人問題了解得愈多，她們愈發期望我們從女性的角度去了解他們。”
這些女性雇主，尤其是那些職業女性，常常憎恨自己對傭人們的依賴。Sona M如此道來：“我常常試圖保持使自己在她們面前表現出自己是如何獨立。這不是出自人的考慮，而是出自工作關系的考慮。我不希望與傭人發生任何其他方面的關系，我只是希望她們”來到我家，做完自己的份內工作，拿著自己的工資走人，就這么簡單。“我沒有時間去與她們建立什么關系……我是一個工人，她也是一個工人。我從不向我的老板訴說我個人的煩心事，我也不愿意聽她的故事”。
Sona就她自己的工作與傭人的工作從公司管理的角度作一比較。相比之下，我們可能期望那些與女權分子以及其他非政府組織成員一道工作的女雇主們能有不同的反應。但是，雇主的身份蓋過了性別所起的作用。作為印度一家婦女非政府組織機構的頭的Viji發現女傭們利用了其雇主們對她們的依賴。“Mumtaz （Viji的傭人）知道有人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于她，于是她玩弄心眼以圖了解我將如何反應”。對Viji而言，她對Mumtaz的義務僅僅在于支付其工資以及提供一頓飯。但是Viji卻察覺到Mumtaz希望Viji也為她的全家負責。因此Viji所采用的各種拒絕Mumtaz的不切實際要求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對Mumtaz對她的依賴以及其它不切實際的封建奢想的否認。與Lily P不同的是，Viji認為市場制把她從這一事件中解脫出來。另外一個也為非政府組織工作的年輕女雇主認為：“如果你對傭人過于友好，她們將得寸進尺，并會將竭力從你的身上攫取更多的利益”。這些年輕的職業女性提及有關獨立、剝削等概念時，她們并不是指她們的傭人，而是她們自己作為一群弱勢群體的存在。針對讓人感到別扭的雙方之間的愛以及義務，這些雇主們正在試圖建立一種新的主仆關系，用Pierette Hondagneu-Sotelo （2001，P11）的話來說，“一種新的沒有任何實質利益的關系開始流行”。
在舊的封建秩序下，基于愛、忠誠以及義務的主仆之間的關系是時代的產物。因此對于雇主而言，這一關系是沒有任何爭議的。而如今的職業女性同時要面對來自各方的壓力，因此她們希望既破除舊秩序的不平等，包括讓傭人睡在沒有電扇的走道里，只可以用屬于傭人的盤子吃飯，以及忍受各種謾罵等，又破除其互惠的紐帶。然而她們中的一些人為了她們年幼的子女需要傭人的幫助，還希望傭人能夠一直愛護自己的孩子，這使得本來已經不太容易的主仆關系更加復雜化。她們知道自己如若離不開對傭人的需要，她們就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而離開傭人是她們不愿意做的。因此，在如今每日上演的主仆之間的“感激經濟學”的斗爭中（Arlie Hochschild （1989） 的說法），實際上雙方都是失敗者。
三、階級界線的標志：“她們的衣著、化妝品的使用都極力模仿我們”。
我們意識到，受城市化進程以及公寓樓住房流行的影響，家庭服務業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新的條件下，傭人成了合同制下的合同工，但是始于封建社會的主仆雙方之間的愛，對對方家庭的義務等仍然存在于大房子中的主仆關系中。而雙方關于家庭意識以及忠誠與否的討論仍然無法掩蓋剝削的存在。這一切都表現出了階級之間的不平等，當然這一不平等已經具有相當長的歷史了。事實上，正如發生在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情形一樣，印度的家庭服務業也是為了保持階級間的不平等，從而使得剝削關系被普遍化、正常化（Bourdiell，1989）。在孟加拉省，Bhadralok階級與其他的階級也即貧窮的未開化的階級之間的距離，體現出了階級之間的不平等。確切地說，正是因為傭人們不屬于Bhadralok階層，所以傭人的衣著行為不能模仿Bhadralok階層的打扮。而當這一標志著階級劃分的主仆間的不同的服裝，不再象以往那樣明顯地存在時，這造成了包括年輕以及年老雇主在內的不安。
在過去的大房子里，雇主有權決定傭人的生活方式，因此，主仆間的不同，很容易從雙方的衣著上顯示出來。可如今，主仆雙方共同生活在同一空間有限的公寓樓里，并且隨著越來越多的傭人住在自己的家里，主仆間要保持不同的界線的基礎已經被動搖。Bha－gat Singh表示了他對共處一室的主仆間的頻繁接觸的憂慮：“在種植園里，傭人們呆在屬于自己的傭人區，他們不是住在我們的地盤的邊上。可是在公寓樓里，傭人卻是讓人感到無法擺脫的煩人的東西。最好能夠讓這些傭人住在貧民窟里或者比較遠的村子里。然而傭人們住在中產階級居住的公寓樓的邊緣實在是讓人感到不舒服的一件事。印度的中產階級正在逐步把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主仆關系轉移到越建越高的公寓里……如果傭人們有朝一日真地形成了一個新的階層，那將對我們造成真正的威脅。這不僅是雇主們的看法，想必傭人們也贊同這一觀點”。階級界線的日趨模糊，使得Bhagat Singh懷疑內住在公寓里的傭人的孩子們將來會成為什么樣子：“如今的傭人的孩子們從小便生活在富裕的環境里，其衣著打扮也不再象以往的窮人孩子那樣衣著樸素，而是打扮入時并且更換頻繁。他們將來會如何去適應周圍的一切？Sunil（他的傭人）的女兒考試沒有及格，可是她的衣著卻非常時髦”。Bhagat Singh接著給我們講述了他前不久在公寓的電梯里碰到的一個身著校服的小女孩。當他問到小女孩家住哪兒時，本以為她會告訴他她家的門牌號，然而卻吃驚地發現小女孩的家卻是在大樓的傭人區。在他講述的過程中，Bhagat Singh流露出極端的不悅。
Kakoli U也向我們回憶起以往的女主人在服飾上與傭人的明顯區別。“在我年輕的時代，負責接生的女仆赤身來到我家。她連一件襯衫都沒有，也沒有鞋子，只是用了一塊兒布把自己包裹起來。可是現如今，你很難辨別出傭人與家庭中的主人們在衣著方面的差別。傭人們從衣著到化妝品都力圖與主人們相似。可在過去，她們根本沒有錢，也不可能有如今的這些想法”。隨著體現階級差別的衣著方面的差距的縮小，主仆間出現了新的沖突。例如Zeenat S向我們講述了她在主人家的不愉快經歷。她的雇主不讓她在上午洗浴，而堅持讓她和其他傭人一樣在下午洗浴。Zeenat討厭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不允許自己在上午洗浴從而沒法在一天開始的時候換上自己的干凈衣服。除此之外，因為她對自己個人的過多留意使得雇主大為不悅，進而指責她使用的肥皂要超過主人全家的使用量。Zeenat問道，“難道一個人想使自己保持干凈也是犯罪？”
正如傭人們只可以在一天中的特定時間內洗浴以及穿某些特定的衣服等，許多條條框框的出現也是專門是為了限制傭人的言行。例如有一條規定涉及到傭人在什么時間什么地方才可以坐下來。這一規定引發了有關坐姿政治的出現。Mala B，一個中產階級的老年雇主回憶起過去的接生傭人只可以坐在地板上，但是即便如此，她們已相當地心滿意足了。可現今，“她們會不停地問到為什么她們僅僅可以坐在地板上”。但是我們認為Mala B的話可能有點言過其實。因為傭人們非常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才可以坐下來。Paromita P是一個60來歲的全職女仆。她解釋道：“如果你坐在椅子上，主人會非常地不樂意……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在這兒（公寓樓的主人家），主人只允許我們坐在廚房的地板上；在其他的一些家庭，主人甚至不許我們吃與她們一樣的食物，或者使用同一個盤子。因此，按照這種規矩，我們是不會去坐在椅子上的，以免有人說些什么———那些話會傷害我們的自尊心，在許多家，主人侮辱我們，這正是我們為什么不坐下的原因”。實際上，許多家庭的傭人只坐在自己放在廚房間的地板上的包袱上，或者主人給的矮凳上。
Mrinalini N坦率地陳述了自己關于坐的有關看法：“我承認我的內心深處是封建的。我不會讓我的傭人Arjun坐在我的床上，但是我不介意他坐在我的桌子邊。他若坐在我的床上，我會非常地不高興。我們一塊兒看電視，我讓他看“發現”頻道的節目，現在他對這個頻道上了癮，可是在此之前，他只喜歡看板球比賽。這是一種進步。因為當我們兩人一塊看電視的時候，我坐在床上，他坐在凳子上而非地板上。我的女仆Saraswati常常坐在地板上。但是兩天前，Saraswati也給自己找了一只凳子。我很高興，這很好。我也非常愿意說實行民主，讓大家都平等，雖然這在目前還不是事實，但是在前進……”
在Murinalini的描述中，有關坐位的安排在看電視的時間里最為清楚地反應出來。雖然中產階級雇主不愿意傭人認為她們可以在主人家里看電視，但是看電視卻是一個讓人無法回避的問題。一個中產階級女雇主告訴我們在她自己買電視之前，雇用一個傭人竟然遇到了許多困難。傭人們來到我家看了一圈后說“你家沒有電視？”然后再也沒有出現過!。在我們的調查中，有50％的傭人認為她們工作的唯一好處是她們能夠看電視。然而雇主們卻對于是否應該讓傭人看電視產生分歧。有的主人不愿意傭人看電視，是因為擔心傭人將會在同一個地方、同一時間里擁有與她們一樣的觀看電視的經驗。對雇主來說，對文化的擁有是她們區別于傭人的另外一個標志。一旦傭人有了與主人一樣的電視劇以及電視電影的經驗，這將會使雇主們感到非常地不舒服。
當Saraswati與Arjun將自己的坐位從地板上升至凳子時，許多其他傭人卻不可能享有這樣的權力。尤其是那些只可以清洗衛生間的出身低微的低等種姓傭人更是要在坐的方面受到更多的限制。一個70多歲的老太太回憶起了她兒童時代家里的衛生清潔工。他不能用手碰任何的東西，我只好拿水澆他的手，以及他手中拿著的容器，這樣的話他可以洗東西。但是他對自己不能碰東西并不介意。他自己也告訴我他不應該用手碰任何東西。可如今，事情并非還是老樣子。有一天我對衛生清潔工說，“別碰我的窗簾！”可他卻反問道，“為什么？難道我不是一個人嗎?”“因此，主仆之間的界線在這種情況下很清楚地反映了不同種姓之間的界限。”
當Sona M試圖竭力建立起一種客觀的、合同制的、現代的雇用關系時，她的愿望卻被要保持主仆間的界線的想法而擊敗：“我非常希望我的女兒不受到任何的忽視，但是同時，我恪守傭人只是一個傭人的觀念。我不希望她們坐在我的沙發上，或者我的床上。但是我不得不作出妥協而把其中的一間臥房分給她們使用。我被迫這樣作的原因是，人有些時候不得不平衡自己的想法與原則同現實之間的關系。……有一天，我孩子的保姆問道，”我能否用你的洗衣機洗一下我的披肩“?我有一萬個的不愿意，并且我自己當天的披肩還沒有洗過。但是我不能說“無論我對你有多好，我也不愿意把我的衣服與你的混在一塊兒洗，你知道嗎？”
上述的這些例子表明了在一個種姓無處不在的社會里，舊有的封建大房子里的秩序與當今正在形成的現代的、公寓式生活中的秩序之間的沖突。雖然前者建立的基礎是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后者卻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主仆間在竭力消除階級界線與種姓的影響，從而達到一定的主仆間的平等關系。然而，傳統上的種姓禁忌卻仍然對人們的生活產生著影響，包括那些把自己標榜為全球現代化民主團體一分子的社會團體在內。同時，為了確保孩子的利益，主人必須就有些事情向傭人讓步。雖然通過獨裁式的主仆關系也可以取得所期望的對孩子照顧的標準，但是這一作法卻并非是加爾各答的雇主們所愿意采納的。
階級區分
當傭人被發現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情時，比如上述的那名衛生清潔工，他試圖維護自己人格尊嚴的作法竟讓他的主人大為不悅。是什么原因造成如今的傭人們對雇主的依賴性逐步降低，并且逐步放棄了主仆雙方之間的愛？我們認為，城市空間面積以及住房形式的改變是兩個主要的原因。如今隨著那些住在郊區或者貧民窟的傭人們有了自己的家，他們再也不象過去的生活在大房子里的傭人區的傭人們那樣一無所有。這一事實對主仆關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傭人們每天可以離開主人的家而回到自己的家，表明了主人們對其控制的削弱。前文提到的三個老年女雇主的例子就表明了傭人們不再愿意成為內住傭人，而是更喜歡目前流行的雇用形式。這種“我為什么要離開我自己的家而住在你的家？”的想法與歷史上的傭人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傭人們關于自己獨立的觀念來源于她們擁有了自己的家。而這一事實使得雇主們認為她們自己在傭人心目中的地位日復一日地受到削減。“如果傭人不來作工，你不可能質問她‘你為什么沒有來？’”你不得不學會遷就她們，妥協于她們。Kakoli U意識到隨著傭人們有了自己的立身之地，她們也不再象以前那樣順從于雇主。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表明了主仆之間的權力關系發生了倒置。用Kakoli的話來說，如果傭人不向主人讓步的話，主人必須向傭人讓步，這一現實表明了主仆之間仍然存在不平等的關系。正如一個雇主而言，尤其是對那些兼職的傭人們而言，家使得她們在必要的時候有了自己避開主人后的去處。同時，兼職工作使得傭人們可以同時為多個雇主服務，傭人們也認為對于擁有家的人而言，兼職工作要更具有吸引力。
雖然西孟加拉省執政黨共產黨并不熱衷于把家庭服務工人組織起來，但許多雇主仍懷疑是共產黨向傭人們灌輸了有關工作權利的思想。Jyotsna A是一名退休的圖書館管理員，她住在加爾各答北部的一棟大房子里，她可能有點兒擔心過度。她認為“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整個國家也是如此。政治的深入人心要求大家必須按規矩辦事。否則的話，將會引起傭人們的暴亂，到頭來被逐出家門的將會是雇主們自己”。當然現實的情況是，流行于加爾各答的議會民主政治也在一天天地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建立在種姓階層基礎之上的政黨逐漸獲得更多的權利以及公眾的支持，一些出身低微的下層種姓傭人也被這些政黨的一些主張所吸引。其他的一些傭人選擇支持印度國大黨的方針政策。同時，在傭人們居住的貧民窟里，印度的一些政黨們也成立了各種各樣的居民俱樂部（Roy 2003）。雖然出現于加爾各答的多種政黨文化是主仆之間關系發生新變化的基礎，但是這一關系的發展仍然極不平衡。正如一些人所看到的那樣，雖然那些擁有自己立身之處的兼職傭人們意識到了主仆間發生的新的變化并且知道如何去利用這種變化，但是那些仍然住在大房子的主人家的傭人區的傭人們，卻沒有幾個人能夠意識到這些新情況的出現，當然也無從去利用這些新變化了。
因此，當我們問及那些在早上把自己的孩子送入托兒所的傭人們是如何看待其主人們關于她們對傭人的愛以及忠誠的見解時，她們顯示出了對傭人們的這些觀點的鄙夷，“坦率地說，富人不喜歡窮人。她們喜歡我們僅僅限于我們為她們工作。她們說愛我們的目的只是為了讓我們為她們工作”。一個傭人是如此告訴我們的，她接著解釋說，雇主在對待傭人的時候，“她們沒有人把我們當作人”。這些傭人一方面肯定了自己作為人的權利，另一方面也否定了關于傭人顯著本質的觀點。并且她們對主人階級中可能發生的變化持懷疑的態度，“如果一個主人在一份報紙上讀到一篇有關我們的文章，你難道認為她們會對我們好一點或者表示同情？不可能的。她們只會將另一只腳也放在我們的身上”。
對于一些雇主而言，這種新的意識是一種肯定現象。但是她們卻試圖明白這種意識對新的主仆關系的影響。Suniti C是一個年老的上層中產階級雇主，她向我們表示了她自己的看法，“以前傭人對主人可以作出無私的貢獻，現在她們只為自己著想。這是相當正確的。她們也是人，為什么不能這樣做？這是相當公平的”。Suniti的“無私”一詞表明了她內心世界所發生的斗爭。她把以前的傭人為主人所作的一切并沒有看作是一種傭人的別無選擇，而是看成了一種自愿。雖然主人們對傭人的權利從內心來講還不太樂意承認，但是也被迫逐步地接受，這表明了加爾各答的多種政治文化與現代民主與權利之間的競爭的緩和。
結 論
現代性……就是指一個人要經歷個人的以及社會的大風大浪。在這個不平等的，不斷變化的，充滿矛盾與痛苦的世界里尋找屬于自己的世界以及自我。也即成為沒有強權存在的宇宙的一部分。一個人要是屬于現代主義分子的范疇，她們就能夠在大風大浪面前保持鎮靜———（Berman， 1988，345）
對于加爾各答一些家庭的調查表明，隨著家庭文化的變化發展，中產階級以及上層社會的雇主們不斷地調整自己，以適應這一新的變化。加爾各答的家庭服務業由最初的內住傭人的形式過渡到如今的兼職有償服務并不是表明家庭服務業文化的消失。中產階級的社會關系及其社會地位仍隨著傭人階層的存在而繼續著。同時居住在公寓樓里的主仆雙方就個人隱私以及行為方面的妥協表明了加爾各答的雇主們針對傭人們的付出而作出一種有意識的讓步。
舊的體制下的主仆之間的愛及其建立的基礎已喪失了完整性，這使得傳統上的那種把傭人局限在主人家的作法在如今的社會里面臨諸多問題。在加爾各答的封建歷史上，傭人區從屬于主人，而如今隨著越來越多的兼職傭人擁有自己的家，主人們感到了這種形式對她們所造成的威脅。尤其是年老的雇主們對此表示極度的痛心。但是年輕的雇主們卻極力想把傭人排除在自己的家庭之外。他們實施的公司制的傭人管理體制，卻只是在某些方面取代了始于封建體制下的主仆雙方的愛、相互依賴與忠誠。在這種新的管理體制下，雇主們期待的合同制的不攙和個人感情的主仆關系并沒有在很大的程度上為自己贏得市場。因此，主仆雙方在調整自己以接受新的主仆關系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既復雜又失望的心理。
然而，我們很清楚地明白加爾各答的上層社會與下層傭人之間仍然存在明顯的差別。隨著新時期的傭人在衣著上縮小了與上層主人的表面上的差距，主人們對此深感不安。雖然許多雇主，包括年老的以及年輕的在內，一方面承認在新的民主現代社會里，傭人也應該享有自己的人權，但是另一方面卻很難在自己的家里對傭人的應有的權利給予認可。當傭人們向主人提出物質上的要求時，雇主們卻予以拒絕，理由是主人們認為這一行為不屬于現代社會的范疇。可是當傭人們爭取屬于現代社會的工作權利時，主人卻深感不安，唯恐隨著傭人的權利的增加將帶來階級差別的逐步消失。
縱觀家庭服務業文化的發展，我們不太肯定現代化是否是在處理日常生活以及管理傭人的過程中產生的。印度家庭服務業的繼續存在是印度中產階級生活方式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一個標志。并且這一行業對今天的印度中產階級的自我價值觀念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并不小于其對印度19世紀的中產階級的影響。在加爾各答以及其他的任何地方，“傭人問題”并非僅僅指傭人們自己的問題，而是對過去事情更穩定、生活更容易的某一時期的懷舊情結。有關傭人的空間以及歸屬問題，是關于變化中的社會秩序的問題。關于家的脆弱性和安全的擔憂，同時也是對世界的脆弱性和安全的擔憂。因此并不奇怪，關于變化中的家庭和世界秩序的焦慮，會被經常投射到傭人這一團體。因此，有關傭人的問題，實質上是關于一個現代人應該在家里和世界中如何去思考、行為和做人的問題。
Seemin Qayum：獨立研究員
Raka Ray：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
起火的世界
作者：蔡愛眉 文章發于：讀書 點擊數： 880 更新時間：2006-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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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九月的一天清晨，我接到母親從加州打來的電話。她告訴我我的姑媽莉安娜，也就是我父親的孿生姐姐，在菲律賓她的家中被她自己的司機割喉。母親用我們老家的客家話告知了我這——消息，但“謀殺”這個詞她是用英語講的，仿佛是要憑借語言的墻壁，將這一事件阻擋在我們家門外。+V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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