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雙月刊第5期文章
如今的世界已徹底改變，我們進入的不僅是一個變革的時代，而且是一個新舊時代交替的時期。人類發展現階段的一個最重要特點是一系列世界大趨勢彼此疊加。力量中心的轉換，全球金融危機，非傳統威脅的出現，能源、生態和糧食安全問題加劇，國際法危機，所有這一切導致世界形勢變得極其錯綜復雜。
中東動蕩的大背景
針對中東和北非的劇變，世界媒體不斷傳播這樣一種思想，即“阿拉伯之春”主要是因為中東和北非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久拖不決。但當前的事件興許值得放在一個更廣泛的歷史背景下仔細探討。
蘇聯解體和“沙漠風暴”行動開啟了現代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變形進程的大幕。緊接著是巴爾干半島風云突變，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崩離析，北約和歐盟快速向東擴張。2001年的9•11事件成為阿富汗和伊拉克行動的起點，美國在阿拉伯國家的軍事存在擴大，出現了“大中東”和“大中亞”的概念。美國和北約的軍事基地首次出現在中亞，緊挨著中國和俄羅斯。還應提到地區和局部沖突的加劇，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毒品走私、販賣人口以及海盜的猖獗。對2008年圍繞科索沃、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所發生的事件電應給予足夠重視。
即便如此短暫的歷史回顧已能讓人不禁想到，“阿拉伯之春”只是事實上重新劃分世界這一更廣泛進程的一部分。我相信，西方國家領導人對這場突如其來的風暴是知悉的，他們不僅努力控制革命進程，還借助各種手段為自身的利益調整這種進程。
確實，伊斯蘭世界的劇變與小布什當政時就已公布的美國“大中東”戰略十分符合。而美國迫切希望削弱中國和俄羅斯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也不是秘密。
西方或再入死胡同
華盛頓關于支持民主及中東政治精英必須更新的講話也經不起推敲。例如，為什么是共和制政權，而非政治發展已停滯的中東君主制國家遭遇民主化問題？不是因為那里有美國軍事基地嗎？西方是需要中東真正的民主，還是意在使更親西方的精英上臺？華盛頓和布魯塞爾是需要阿拉伯世界改革，還是愿意容忍新的伊斯蘭政權的出現？
但西方讓伊斯蘭世界“革命化”的企圖可能導致并非華盛頓和布魯塞爾所希望的后果。尚未擺脫危機的西方有可能再次走入死胡同。例如，黎巴嫩和敘利亞形勢緊張加劇，伊朗的命運與此有很大關系。專家警告說，阿薩德政權的垮臺將導致敘利亞解體和地區混亂。但西方對阿薩德政權的壓力正在急劇增加。啟動單方面經濟制裁，不排除未來采取利比亞式軍事干預的可能。
在“阿拉伯之春’劇變的背景下，與阿富汗相關的形勢也出現了戲劇性發展。喀布爾官方沒有能力對國家的命運負起全部責任。國家軍隊和警力還過于弱小，且腐敗嚴重。與塔利班建立對話的嘗試也遭遇挫折，前總統拉巴尼的被害實際上已令對話毫無希望。對民主化的幻想正在消散，安全問題上升到首位。很少有人會相信西方盟軍會真的撤出阿富汗—一它們已在這塊重要的戰略地區押了太多的寶。如果西方盟軍撤離阿富汗，那么地區新的力量對比對中國、俄羅斯、上合組織和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將是—種重大挑戰，同時也是一個歷史性機遇。
目前中俄兩國在伊斯蘭社會變革背景中的地位還相當脆弱。北京和莫斯科正逐漸喪失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為什么這兩個核大國如此消極地坐視地緣政治格局的改變？原因有不少，既有主觀上的，也有客觀上的。
中國由于中美兩國的相互依賴關系不希望過早與美國發生沖突。中國軍力在迅速增強，但仍無法同美國軍力抗衡。俄則不想使俄美關系的重啟、反導系統問題的談判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問題遇到麻煩。俄羅斯的軍事實力自蘇聯時期已受到很大削弱，而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暫時還稱不上是一個卓有成效的軍事政治聯盟。
這是否意味著中俄未來仍不會阻撓世界政治版圖按西方模式重組？短期來看，是這樣，但從中長期看，不會如此，因為兩國都有各自的地緣政治雄心。莫斯科和北京現在已在成功打造世界強國所特有的各種機制和方式方法。
重新劃分勢力范圍
世界地緣政治格局重組實質上是一種新型的重新劃分世界的形式，這種形式具有自身的一系列顯著特點。一個重要特征為不再是殖民帝國式的貪婪攫取和吸納土地，而是建立對國家、地區和世界交通要道的長期控制。居于首位的不是直接隸屬關系，而是確立附庸關系，依靠的不是哪個具體的領導者，而是培植一批馴順的精英。為了自身利益，這一世界中的列強不會僅限于利用各種確鑿或臆造的理由用暴力推翻不合心意的政權。因此，一些國家得出結論：免遭外部干涉的最好保障是擁有核武器。
世界級參與者非常重視公共外交方式，例如成立非政府組織，推動當地反抗力量的發展，為反對派提供資助等等。
挑起部族、教派和民族之間的矛盾以及各種分離主義運動在大國“武器庫”中占有重要地位。使國家和地區“巴爾干化”是大國重新劃分勢力范圍的哥中有效手段。
現代化的信息技術也具有特殊地位，借助這種技術可以操縱國際輿論。但正如英國騷亂所表明的，信息技術是 —把雙刃劍，也會造成西方世界自身的穩定受到破壞。
大國對小的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的爭奪加劇，這值得關注。對南、北極和北方航道控制權的競爭也趨于激烈。目前競爭主要是通過經濟和政治外交手段，但可能的軍事沖突已為期不遠。
新—輪瓜分世界還有一個特點是有選擇地解讀國際法原則與準則。在這種情況下，大國經常利用聯合國安理會講臺使自己在世界上某一地區的行動合法化。大國毫無理智地對一些國家過度使用非建設性的單邊經濟和政治制裁，這也令人擔憂。受制裁之苦的往往并不是那些國家的領導人和執政精英，而是兒童、老人、婦女和病人。
在超級大國獨斷專行的背景下，聯合國的作用被削弱，其公認的國際權力中心的地位正在喪失。聯合國安理會的公正性也越來越受到質疑。國際關系的參與者一律平等的原則正在失效。中小國家的票數變成了可以“批發或零售的商品”。聯合國本可以在建立更公正的世界秩序、確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國際法準則方面發揮主導作用。遺憾的是，多極世界的形成步履維艱，而全面動蕩卻正在成為一種常態。
然而，新的世界秩序的面貌最終將不僅由地緣政治和軍事戰略因素所決定。經濟和金融實力也將起到決定性作用。許多東西將取決于世界大國何時和以怎樣的方式擺脫金融和經濟危機。但現在仍然是問題多于答案。
遭遇全球管理危機
金融經濟危機成為檢驗所有政治精英強度韌性的試金石。實際上，我們遭遇的是包羅萬象的全球管理體系危機。
應當指出，在危機的最初階段，二十國集團(G20)發揮了積極作用，給市場以信心，采取緊急措施穩定形勢。但最近，G20行動的缺陷越發明顯，包括其采取的措施流于形式，缺少落實措施的明確機制。其結果是貨幣戰爭不斷上演，貿易保護主義死灰復燃。
如今的西方領導人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程度，也不敢做出一些可能導致在下次選舉中失勢的決定。富國的選民在長期的繁榮中驕奢成性、目前還不愿接受生活質量下降不可避免的想法。選民的幼稚無知與精英的不負責任以及大商人的狂妄自大疊加在一起。
美國就屬于上述類型。美國經濟迫切需要的結構性調整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紙上談兵。經濟政策成為兩黨爭斗的犧牲品，兩黨關心的不是尋找對應的解決之道，而是2012年的總統大選結果。圍繞債務危機造成的危險局面清楚地表明了美國統治階層思維的狹隘。美國已經失去了世界領袖的聲譽，只能將自己的問題轉嫁給其他國家。但一個入不敷出的國家既無道義權利，也無政治權利來引領國際社會。
遭遇史上最嚴重危機的歐盟情況也不容樂觀。歐洲領導人既無政治意愿，又缺乏對歐盟遠景的統一認識。對歐元未來的擔憂不斷增加。不能保證歐洲不出現新的動蕩。
新興強國走上前臺
總體上，世界經濟由西方主導的時代實際上已經終結。我們所熟知的西方模式的存在本身也面臨著風險。而東方逐漸走上全球舞臺的前沿，成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金磚國家的分量與日俱增。恰恰是那些經常被指責經濟市場化程度不高以及民主不發達的國家承擔起了世界經濟體系未來的重任。
30年前，中國的經濟總量在全世界排名第13位，如今發展迅速的中國已于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16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超過美國。
中國實力不斷增長的表現是其在G20和IMF地位的加強。此外，中國還扮演了美國主要債權人和歐洲經濟拯救者的角色。如今，華盛頓和北京的歷史角色已經發生巨大轉換。歷史的循環是冷酷的，中國重新登上全球頭號經濟強國寶座的日子已為時不遠。
對俄羅斯等其他金磚國家口益增長的實力也不可低估。盡管存在眾多國內問題，俄羅斯仍然在全球經濟中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生活水平也是金磚國家中最高的。
莫斯科利用市場手段、貿易戰和地緣政治壓力，竭力加強對獨聯體國家的影響力。俄羅斯的重要成果是建立關稅同盟，使其成為聚集其他后蘇聯國家的核心。俄羅斯與中國和歐盟一樣，以此建立由自己控制的大型經濟區。未來，關稅同盟、統一經濟空間、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邊界將幾乎重合，這并非偶然。在這種情況下，關于政治體化和組成超國家機構的問題將以新的方式提出。
此外，印度憑借其經濟、科技和人口潛力，可能成為另—個有前途的全球參與者。該國成功克服了全球危機帶來的損害，并期望在世界新秩序中占據應有的位置。作為航天和核大國，印度仍在執著地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一些專家認為，未來新德里可能在爭奪世界領導權上與北京一爭高低。
資本主義能否自救
可見，世界經濟危機大力推動了全球力量和影響力重新分配的進程。新興強國走上前臺，展示著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選擇。但西方和東方都無力掙脫危機前經濟模式的桎梏。因此，最近三四年可能成為對世界金融結構進行重大改革的時期。不過．全球玩家——無論是過去的，還是正在形成的——所作出的改變僅限于表面修補，當代生活中主要問題的解決也被無限期推遲。如果不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市場經濟準則，那么任何全球和地區級別的協定都無法保證國際社會免遭新的危機。在這條危險的道路上，等待我們的是一系列重大挑戰和抉擇，沒有相應的解決方案就難以實現世界經濟的穩定。
資本主義遇到了自兩極體系時代以來最尖銳的意識形態危機。“資本主義是否會拯救我們？”這一說法應換成 “資本主義能否自救？”英國《泰晤士報》評論員阿納托爾• 卡列茨基指出，擺在經濟學家面前的任務是，改良典型的凱恩斯和撒切爾里根經濟模式使其符合21世紀現實，并在取其精華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的第四種版本—一即能與中國抗衡的新“西方”資本主義。但是，建立新資本主義已然不可能——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不會允許西方將資本主義造成的代價再次轉嫁到自己身上。另一方面，更加關注非西方的經濟模式是有意義的。必須走不同文明及文化環境下形成的不同市場經濟殊途同歸這條路。
(2011-12-31 9:33:00 點擊135)
美媒稱世界面臨"生死時刻" 八因素決定成敗
作者：林杉
文章來源 新華網北京2月2日
新華網北京2月2日電（記者林杉）美國《外交政策》雜志近期刊文，題為《刀鋒之上》。文章指出，世界經濟在全面崩潰和全面拯救之間取得了危險的平衡。目前有4個因素可以將其引向災難，也有4個因素可以將其拉回正軌。文章如下：
2012年對歐洲來說是緊要關頭。如果他們繼續猶豫下去，歐洲的政客們將很快對這個大陸的經濟和金融未來失去控制。經過了2011年的興奮之后，中東一些國家在復雜的政治交替中將面對事關成敗的關鍵一年。甚至因為收入不公，或者概括地說，“系統”公正性的問題，美國社會也從麻木中驚醒了。
所有這些都越來越顯示出，世界經濟在未來幾年中將經歷一條雙峰曲線。一方面，及時和有前瞻性的政策措施將有助于恢復，并把世界送回增長快、就業增加、社會更公正的軌道上去。另一方面，政治紊亂和金融去杠桿化可能導致經濟碎片化、更高的失業率、貿易戰和社會動蕩。
為了闡明現在的關鍵問題，我將在下面試圖找出4個可以在接下來幾年中搞垮世界經濟的因素，以及4個可以使其更加穩定繁榮的因素。讓我們希望領導人能做出正確選擇吧。
最壞的情況
歐洲經濟和金融碎片化：到目前為止，今年世界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是歐元區的無序倒塌。這會使經濟和金融活動在歐洲大陸上陷于停滯，導致大量出現企業破產、銀行擠兌，摧毀數百萬個工作崗位。其他國家，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國家，都會在國際貿易、信用緊縮和可能導致投資者套現的風險規避中被影響。歐元區的完全倒塌將會是混亂的、嚴重的災難。
中東的混亂：如同《紐約時報》的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其最近的專欄文章中所說，現在有兩類不穩定國家：在高壓下內爆和外爆并且影響整個地區的國家。伊朗和敘利亞屬于后一種，而且兩個國家都因為內部和外部的發展瀕臨沸點。這兩個國家的不穩定性越大，地區傳染的風險和與此對應的令人擔憂的全球反彈就會越大。這可能會導致油價暴漲，進而引發全球滯漲。
中央銀行枯竭：到目前為止，各大中央銀行采取過的非傳統措施在避免發達經濟體債務緊縮和經濟衰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此過程中，銀行把他們的資產負債表擴大到了以前不可想象的水平（英美擴大到GDP的20%，歐洲央行擴大到30%）。沒人確信知道，這些負債表能安全地擴大到什么程度，這樣做的附帶損害和意外后果會是什么也不清楚。但清楚的是，我們正航行在未知水域，而且由于這是政策唯一允許的手段，整個世界難以承受中央銀行失去信用和效力的情況。
社會動亂：由于社交媒體技術使得大范圍合作成為現實，全世界都見證了令人驚嘆的、旨在獲得更大社會公平的草根社會運動：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憤怒者”示威、美國的“占領”運動、以色列的示威以及希臘和意大利的反緊縮騷亂。為了合法訴求而走到一起的這些人們，現在需要應對從抱怨過去轉換到建設美好未來的挑戰。這種轉換拖的時間越長，遇到挫折和轉向暴力的可能性越高，政府也將采取不恰當的措施。
最好的情況
為歐洲“重新奠基”：法國和德國已經著手加強重構和重組歐元區的基礎，法國總統薩科齊把這稱作“重新奠基”。到目前為止，這種努力也缺乏熱情，因為要實現的目標太多，而手上的工具太少。通過更大財政和政治一體化并應對銀行的脆弱性這些途徑來更加專注地努力加強歐洲的核心，那么歐洲和整個世界都會受益。可能的結果——歐元區變得更小更強健，更多地關注德國和荷蘭而不是希臘和葡萄牙——去除影響投資和創造就業的主要不確定性。
美國的“人造衛星運動”：美國仍然是世界經濟發展最好的火車頭。但是美國的活力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政治爭論的威脅，這種爭論削弱了試圖消除發展阻礙的努力。美國人需要的是像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以后那樣，整個美國社會團結到一個共同的夢想和目標上來。2012年美國經濟上的“人造衛星運動”將會除掉發展的結構性障礙（包括住房、公共財政和信用方面），釋放目前受到牽絆的金融力量，激活企業家精神。“后人造衛星”時期的工作將會圍繞教育、基礎設施、創新和其他有助于長遠發展的事業。
黨派政治和解與領導力：世界上許多經濟問題持續并加深，但并不是復雜的技術問題引起的。在大多數情況下，今天的病癥是由于政治紊亂和領導不力引起的，這倆個問題都導致不能采取困難但必要的決定。看看美國國會是怎么搞掉奧巴馬總統的就業提議的。結果是整個系統自食其果。幸運的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幾個主要國家都將在今年舉行大選，使公民有機會向選舉出來的代表傳遞信息。信息越清晰越緊急，不斷斗嘴的政客們越有可能克服真實存在或無中生有的各種傳統，為現在的人們和子孫后代做出正確的選擇。
給新興消費國松綁：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與歐美相比正處在非常不同的位置。由于儲蓄率持續處在世界高位，這些國家的居民有錢但是缺乏消費意愿。他們的這種行為是兩種情況的復雜反映，即提供社會服務的不確定性導致的自我保護，和政府政策重生產而輕消費。通過改變后者，比如加快匯率系統自由化和調整稅收與補貼的平衡，新興經濟體將會對全球增長和貿易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世界經濟面臨在未來幾年中都面臨不確定的前景。既可能走出現在的陰影，實現經濟繁榮、就業增加、社會公平，也可能滑向失業增加、社會不公、金融不穩定和貿易戰的境地。這些現在都不是確定的，因為領導人們還有許多的能力來引領局勢朝好的方向發展。但是，就像歐洲所表現的那樣，他們猶豫和爭吵的時間越長，政策越有可能失去有效性和可信性。
(2012-2-2 9:11:00 點擊5)
熱津斯基新理念：“擴大的西方”更能治理世界
作者：布熱津斯基
文章來源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網站2012年1月24日報道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網站1月24日報道】題：金融系統失控之際民主可能獲得繁榮嗎？
美國重要戰略家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是前總統吉米·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他剛剛出版的新書題為《戰略憧憬——美國和全球實力的危機》。1月20日他接受了《全球觀點》欄目主編內森·加德爾斯的專訪，以下是訪談內容：
西方太缺乏長遠視角
加德爾斯問：你有關未來的戰略憧憬的核心是包括一些同中國和平相處的民主國家在內的一個“更大的西方”。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正處于一個政治衰落期。雖然中國從長遠著眼并勾畫其未來，美國卻尤其受困于一種短視的精神狀態。實際上我們再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工業化民主國家”了，而是一個“消費民主國家”，因為所有的反饋信號——市場、媒體和政治—— 都是短期性的，并準備提供即時滿足。這難道不會在今后賦予中國政治能力上的競爭優勢嗎？
布熱津斯基答：這是顯然的。
問：美國只考慮短期事務的精神狀態如何能改變呢？西方的政治機構準備迎接這個挑戰嗎？
答：是的，如果我們發展一種更有效和長遠的反應機制應對目前的危機，而不是僅僅在當前的各種困境中打滾。只顧眼前危機可能會進一步制造出讓我們身陷目前困境的同樣的負面效應。我們太專注目前的危機，太缺乏長遠視角，以至于我們沒有會賦予我們某種歷史推動力的戰略憧憬。
我們只有把重點放在正確的目標上，民主才能做出反應。今天的問題是，在失控和可能僅為少數人自私地制造好處的金融體系下，在缺乏任何有效框架來給予我們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標的情況下，民主是否還能繁榮。這真的是一個問題。
歐洲未來不會太糟糕
問：西方其他國家也陷于癱瘓中。歐洲在決定是否要回到民族國家還是向前邁進以實現全面政治聯盟之際，它因為歐元危機甚至變得對外部世界更加漠不關心了。什么才能解決歐洲的問題呢？
答：我認為，今天歐洲危機的解決方案最終不會實行得太糟糕。歐洲的主要政治領導力量—一以德國和法國為主，加上其他一些國家——表現出了對歐洲未來的責任感。它們構建一個取代過去歐洲政治框架的新框架的決心正日益增強。過去的歐洲對一些國家來說是一個金融聯盟，而對所有歐洲國家來說是一個松散的政治團體。一個真正的政治聯盟將不可避免地逐步成形，或許從在不久的將來政府間達成的一個事實性條約開始。
問：一個雙速的歐洲？
答：為什么不？這毫無問題。這樣一個歐洲的核心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政治和貨幣聯盟，它接受布魯塞爾的領導，它的外圍是一個更大的歐洲，這部分歐洲雖然不與其核心擁有同一種貨幣，但的確分享了所有其他好處，比如人口和產品的自由流動。這同后冷戰時期建設一個不斷擴張的完整和自由的歐洲理念一致。
日本更傾向于西方
問：日本每隔幾個月就更換一位首相。它正在滑向一個基于過去所積累的財富的退休潮困境。我們可能讓這樣一個日本留在西方內部嗎？或是它會向中國這一重心漂移？
答：日本真心致力于建設民主，我對此有信心。它的政治文化現在更傾向于西方，而不是它的傳統政治文化。但是，當然，日本位于東方。它同中國之間的良好關系將對遠東的穩定和建立更好的美中關系做出巨大貢獻。
美國可以在日本和中國之間扮演更加積極的調和者角色，正如它在歐洲的法國和德國，以及德國和波蘭之間扮演的角色那樣——不過沒有美國在歐洲那樣的直接軍事介入。或許關于美國和中國的更好的類比是英國19世紀在歐洲大陸上扮演的穩定者和平衡者的角色。
沒有真正超級大國時期
聞：考慮到西方這場管理危機，舊的七國集團作為世界中流砥柱的地位正在降低，它越來越沒有能力提供諸如金融穩定等“全球公共產品”，然而像中國、巴西和土耳其等新興經濟體也尚沒有能力這么做。一些人將二十國集團(G20)視為對一個真正多極世界的適應機制。但是在沒有一個霸主國家或一些站在同一陣線的大國制定規則的情況下建立起穩定的全球秩序，這在歷史上有先例嗎？
答：雖然過去幾個世紀的確存在為取得全球主導地位而發生的爭斗，并且在過去20年美國也暫時充當了全球超級大國，但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沒有真正超級大國的時期。
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擴大的西方”這一理念將會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的原因所在。這個“擴大的西方”最終應該把俄羅斯和土耳其包括進來，它將為實現更大的全球穩定作出貢獻。在“擴大的西方”內部，美國將扮演和解者的角色，同時，美國也要在亞洲扮演平衡者的角色。相比—個存在眾多小角色為自身利益競爭從而導致越來越多混亂和沖突的世界，—個“擴大的西方”將更有能力制定建設性政策以處理全球問題。
至于G20，它在經濟和政治上擁有一些真正的鼓動者和引導者，也擁有很多依附者。但是20這個數字并不存在魔力。為什么不是25，或僅僅15呢?G20是否能發揮作用依賴于那些著手建立一個“擴大的西方”的核心大國。“擴大的西方”由同中國為首的亞洲充滿活力的經濟體和平相處的民主國家構成。
中國崛起需承擔責任
問：最近幾年，中國已經從“和平崛起”觀點轉向鄭必堅的觀點：“以利益匯合點為基礎制造利益共同體。”然而中國依然在是否要扮演全球領導角色的問題上猶豫不決，即使它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如果我們處于后美國秩序的形成階段，中國的戰略角色和責任應該是什么呢？
答：鄭必堅正在同亨利·基辛格、我本人以及其他人昀討論中逐步完善他的“利益匯合點”的想法。這是一個過程。這表明，中國人在認真尋找自身能扮演的角色而沒有稱霸野心。他們未來是否會尋求霸權依賴于西方是否會制造條件，從而讓利益匯合成為他們可以實現的東西，或依賴于是否同其他人而非我們的和解成為維護他們國家利益所必須的東西。
兩年前我在中國演講時說，美國和中國應該取得一種非正式的G2關系。我得到了掌聲，他們對此很有熱情。但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就有人說：“等等，這是一個陷阱。”這是為了迫使中國分擔全球穩定的費用，因為西方自身沒有能力承擔了。
因此中國人必須決定他們想要扮演什么角色。我認為他們理解這一點，他們只是想要在新秩序中擁有重要的發言權，而他們必須為此承擔責任。
中東北非前景尚不明朗
問：阿拉伯國家民主運動的爆發意味著長期受到壓制的伊斯蘭黨派的復興。西方對這種狀況應該如何作出反應呢？對于伊斯蘭黨派如何融入一個世俗的民主框架，土耳其在某種意義上提供了一個樣板。鑒于此，西方應該支持而非反對這種方式嗎P
答：我非常傾向于讓土耳其盡可能靠近或融入西方。毫無疑問，它是美國在中東的最好盟友。
但是土耳其目前還不是新的阿拉伯民主國家的模板，因為還沒有出現新的阿拉伯民主國家。
我們不應該將一些阿拉伯國家的政治覺醒同現實民主國家的出現相混淆，盡管阿拉伯國家的政治覺醒已經帶來非常積極的平民運動。
那里發生的事情可能最終會導致民主國家出現，但也可能導致平民主義專政。當然土耳其是伊斯蘭和世俗民主政體如何和平相處的一個范例，但是迄今為止阿拉伯世界還沒有哪個國家成功地模仿土耳其。
(2012-1-31 10:25:00 點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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