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無人機的戰爭

“捕食者”秒殺馬哈蘇德

8月5日，弗吉尼亞州蘭利市，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下文簡稱“中情局”）的官員們觀看了一段實時轉播視頻，視頻中出現了一名巴基斯坦首要通緝犯的特寫鏡頭，此人就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組織頭目貝圖拉•馬哈蘇德（Baitullah Mehsud）。從視頻中可以看到，在南瓦濟里斯坦地區一個名為贊加拉的小村莊里，馬哈蘇德斜躺在他岳父房子的屋頂上。那是個炎熱的夏夜，他的妻子還有身為醫師的叔叔都在屋外陪著他。視頻畫面無比清晰地顯示：糖尿病、腎病纏身的馬哈蘇德正打著點滴。

這段視頻由“捕食者”無人機上的紅外攝像機拍下。“捕食者”是一架可以實現遠程控制的無人駕駛飛機，它長期在距離這座房子兩英里左右的高空上盤旋懸停而沒有被發覺。近日，巴基斯坦內政部長拉赫曼•馬里科（Rehman Malik）告訴我，馬哈蘇德是仰面朝天地躺在那兒的。馬里科用手比出相框的樣子來向我解釋，“捕食者”的鏡頭不僅可以俯拍到馬哈蘇德的頭頂，還可以拍攝下馬哈蘇德的全身。馬里科也看過了這段錄像，他是這樣評價的：“那真是完美的畫面。……以前我們常常看到，電影里的詹姆斯•邦德在跟自己的鞋子或者手表說話，我們覺得那是童話——但這可是實打實！”就在轉播圖像保持穩定的時候，中情局從“捕食者”上遠程發射了兩枚“地獄火”導彈，當局也實時觀看了熊熊燃燒的爆炸場面。待到煙消云散、塵埃落定，馬哈蘇德的軀殼已然支離破碎。與他一同喪命的還有另外十一人，包括他的妻子、岳父、岳母、一名中尉和七名保鏢。

巴基斯坦政府曾將馬哈蘇德列為頭號敵人，并要求他為最近發生的絕大多數境內恐怖襲擊負責，包括2007年12月前總理貝•布托（Benazir Bhutto）遇刺身亡的暗殺事件，以及去年9月導致50余人死亡的伊斯蘭堡萬豪酒店爆炸案。巴政府還認為，馬哈蘇德越境為其在阿富汗的同伙提供幫助，并參與襲擊美軍和聯軍部隊。羅杰•克雷西（Roger Cressey）原先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反恐官員，現在則是“良港”咨詢公司的合伙人。他這樣對我說：“馬哈蘇德化成灰燼，這是我們和巴基斯坦人都樂見其成的。”毫無爭議的事實是，就在導彈打擊的幾天之后，CNN報道稱此事是奧巴馬總統授權為之。

然而，就在大致同一時間，《華爾街日報》刊文透露，早在布什政府時期，中情局就已考慮成立在全世界范圍內俘虜或殺死“基地”組織成員的突襲小組。此言一出，眾皆嘩然。《紐約時報》隨后報道稱，中情局雇傭了一家私人承包商來執行這個高度敏感的項目計劃，這家承包商就是聲名狼藉的黑水公司（現已更名為Xe公司）。這一報道引發了更加強烈的公憤。參議院和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成員表示他們也一直被蒙在鼓里，并已要求對此項目展開調查。不少法律專家也質疑這一項目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因為它涉嫌違反福特總統在1976年簽署的總統行政命令，這一命令禁止美國情報機構從事或密謀暗殺行動。

紐約大學法學院的人權律師希娜•沙姆西（Hina Shamsi）為公眾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而感到震驚。她對我說：“我們為一項‘定點清除’計劃而如此不爽，況且這個計劃還沒有得到執行；但是，無人機項目卻是真真切存在的。”關于“捕食者”項目，她認為這是“國家推出的一項國際‘定點清除’計劃”。這項計劃在執行過程中，還有大量任務需要借助私人承包商之手，例如無人機的駕駛和操縱，Xe公司雇員還為飛機提供“地獄火”導彈的維護和裝載。前中情局律師、現美國海軍學院（位于安納波利斯）教師薇姬•迪沃爾（Vicki Divoll）也注意到：“一邊是無人機襲擊造成的大量死傷，一邊是血淋淋地割開一個人的喉嚨，前者給人的沖擊往往要小得多。”但是，她補充說：“機械化的殺人仍然是殺人。”

不公開的無人機項目

美國政府現行兩個無人機項目。其中一項是用于軍隊的計劃，這是政府公開承認的。軍用無人機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公認戰區運行，目標是駐扎在當地的敵軍部隊。就這一點來說，該計劃實際上是對常規戰爭的一種補充。另一項就是用于中情局的計劃，其目標是世界各地的恐怖主義嫌疑分子，遍及之地包括那些美軍部隊沒有建立基地的國家。據布什政府時代反恐顧問胡安•薩拉特稱，這項計劃肇始于布什政府，奧巴馬基本上是原封不動地保留了全部關鍵人員。這一計劃被列為機密，情報局拒絕向公眾提供任何相關信息，包括其在何地運作、如何選擇目標、由何人負責以及有多少人被殺。

盡管如此，在巴基斯坦每隔幾天就有致命空襲事件發生。由于巴基斯坦政府和軍方將部落區和記者們隔離開來，這些新聞報道大多是二手消息，難以進行核實。然而即使具體細節難覓其蹤，事件的大致情況還是很明確的。中情局與巴基斯坦情報機構強強聯手，對窩藏于該國最偏遠地區的當地和外國激進分子發動猛烈攻擊，以期將他們消滅。

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的前兩次中情局空中打擊發生在1月23日早上——距離奧巴馬就職只有3天。沒過多久，傳回的結果顯示約有20人死于早晨的這場轟炸。在第一場襲擊中，4名被認為與“基地”組織有瓜葛的阿拉伯人喪生。但在第二次襲擊中，無人機選定了錯誤的目標，擊中了一名親政府派部落首領在南瓦濟里斯坦地區瓦納鎮外6英里處的住宅。部落首領全家都在爆炸中遇難，包括三名孩子，其中一人年僅5歲。和以往的做法一樣，美國政府未對這幾次襲擊發表任何官方聲明。

從那時起，中情局領導下的導彈襲擊持續頻發。新美國基金會最近剛剛完成的一份研究顯示，自奧巴馬上臺以來美國的無人機數目陡然上升。在他任期的前九個半月，奧巴馬授權下的中情局空中打擊次數就已經和喬治•W•布什在任期最后三年授權的次數持平。這份研究的作者彼得•貝爾根（Peter Bergen）和凱瑟琳•蒂德曼（Katherine Tiedemann）表示，奧巴馬政府自上臺以來已經批準了至少41起針對巴基斯坦的中情局導彈襲擊——幾乎相當于每周一次。據官方估計，截止目前，中情局今年的導彈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在326人至538人之間。有批評人士指出，很多受害者都是旁觀看熱鬧的人，其中不乏孩子。

據報道，僅九月最后一周就有四起類似襲擊，其中三起間隔時間不超過24小時。一位前美國白宮反恐官員聲稱，在任何時刻中情局都有多架無人機在巴基斯坦上空盤旋并尋找目標。該官員還表示，由于天上的“無人機太多了”，以至于遠程控制員們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的目標，因而常常引發沖突，造成“指揮與控制間的矛盾”。

美國國防承包商通用航空電子系統公司是“捕食者”無人機的生產商，同時也生產裝備更強大火力的姊妹機型“收割者”無人機，現在該公司的產能勉強能滿足政府的需求。空軍的無人機編隊已從2001年的50幾架上升到將近200架，但中情局不會透露它究竟操縱著多少架無人機。但政府計劃再造幾百架無人機，包括新型的“納米”無人機，它可以像殺人蜂一樣從敞開的窗戶飛入室內跟蹤它們的獵物。

出于對美國在阿富汗軍隊部署越來越多的清醒認識，以及奧巴馬政府在是否向阿富汗地區增兵立場上的內部分歧，很多美國政府官員都認為應該繼續加強對無人機的依賴程度。這么看來，美國并不打算通過鎮壓塔利班武裝的暴力沖突來穩定阿富汗局勢，而是僅僅依靠反恐主義，用最前沿的技術如手術刀般定點清除“基地”組織頭目及其同黨。在9月，保守派權威人士喬治•威爾（George Will）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了一篇極具影響力的專欄文章《是時候撤出阿富汗了》。在文中，他主張“美國應利用那些能進行離岸遠程操作的手段，動用情報機構、無人機、巡航導彈、空襲和小規模強力特種部隊，專注于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接壤的長達1500英里漏洞百出的邊境線上，這個國家才最關鍵。”據報道，副總統約瑟夫•拜登也持相似觀點。

使用“按鈕操控”無人機方式來打擊“基地”組織的吸引力是容易理解的，然而，鑒于“捕食者”無人機計劃代表的是一種全新的不受地域限制并且經由國家授權使用的致命性殺傷武器，它的推行使用卻幾乎沒有成為公眾的話題。同時，由于中情局無人機計劃的保密性質，盡管它在一個政治脆弱、擁有核武裝備但并未與美國處于交戰狀態的國家內殺害了許多平民，但相應的責任追究體系并未建立起來。要不是這個中情局項目出了點問題——上個月，美國空軍在阿富汗上空的一架無人機失去控制，只好將其擊落——否則后果將不可預料。

“虛擬”獵殺

中情局的捕食者無人機由平民“駕駛”，其中既有情報官員，又有私人承包商。一名前反恐官員稱，私人承包商都是經驗較為豐富的專業人士——通常為退役的軍人和情報官員。中情局會將相當大一部分本職任務外包出去。在中情局內部，無人機的控制權掌控在幾個小組的手中。其中一組飛行員及操控人員工作地點設在海外，他們在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境內的隱蔽空軍基地附近負責無人機的起飛和降落。該名前反恐官員稱，無人機一旦升空，其控制權就會通過電訊設備“交由”蘭利的中情局后方的“操控”工作組。這些后方操控人員無須接受傳統的飛行訓練，他們坐在情報官員旁邊，手握與游戲機類似的操控桿，從平板大屏幕上觀看無人機機載攝像頭傳回的實時錄像。從位于郊區的堡壘中，他們能夠操控飛機的方向，放大俯瞰鏡頭，然后決定是否鎖定目標。國土安全局會向蘭利發送一連串額外的“信號”情報，利用這種電子認證手段來確認所要攻擊的目標。白宮已將目標攻擊的最終定奪權授予包括反恐中心主任在內的中情局官員們。國土安全局將反恐中心主任的身份設為保密狀態，因此其身份不為公眾所知。 

“駕駛員”在千里之外用遙控桿操控“捕食者”無人機。

在屏幕上觀看過無人機攻擊目標的人會用“令人畏懼”和“毛骨悚然”來形容所看到的場景。一名“9•11”后派駐阿富汗的前中情局官員在談到一次無人機空襲時說：“你能看到一些小的人形在快速跑動，接著出現爆炸場景，當硝煙散去之后，存留的僅是一片碎石和燒焦的物塊，”（他在戰地上的一臺小監視器上目睹了這場屠殺。）快速跑動尋找庇護的人們是一個很常見的景象，他們還想出了一個俚語來形容這群人：“squirters”——“小噴子”。

彼得•W•辛格（Peter W.Singer）最近出版了自己的著作《連線戰爭》，書中描述了有關現代戰爭中機器人的變革，他認為無人機科技的“誘人魅力”令人擔憂，因為它會讓人們覺得戰爭是可以不付出任何代價的。脫離了巴基斯坦現實中的炸彈襲擊，美國人似乎就不再傷兵損將了，而且也似乎不用承擔政治及道德的后果。幾乎所有受害者都沒有露臉，爆炸所造成的損失也“眼不見、心不煩”。在加沙地帶，以色列軍隊對哈馬斯士兵的定點殺戮卻有詳細記錄，一清二楚地說明了間接傷亡、平民傷亡可能會很嚴重；相比之下，在巴基斯坦，大部分部落地區都嚴禁媒體單位進入。因此，人們看不到正在執行攻擊任務的無人機視頻，被公布出來的也只是少量捕食者無人機攻擊后的即時場景照片。

“捕食者”無人機亦幻亦真的魅力也為飛行員所感知。據說他們中的一些人會身著飛行制服進行無人機遠程操控。當他們完成輪崗任務后，這些斗室內的戰斗人員能驅車回家與家人共進晚餐。批評人士認為無人機系統使戰斗人員不會面臨危險和犧牲，這種現象是“一無所長的戰爭”。這個詞由前英國駐伊拉克空軍上將布萊恩•博瑞基爵士（Brian Burridge）創造，他認為這種戰爭無關勇氣或個人英雄主義，一無所長。據辛格稱，“捕食者”無人機飛行員承受的戰斗壓力等同或者超越了實戰飛行員的戰斗壓力。這表明虛擬獵殺缺乏想象力，徒具浮華外表，實則使人如鯁在喉，是一種困窘的戰爭形式。與此同時，一些社會批評家，如南加州大學古爾德法學院教授瑪麗•杜齊亞克認為無人機戰略會付出更高的政治代價。正如她所言，“無人機是一項使美國人進一步遠離軍事行動的科技措施，它削弱了對……無休止戰爭的政治制衡。”

從監視到武裝——改變源于“9•11”

“捕食者”無人機定點清除計劃的出現“真的是一個突破性變化，”加里•索利斯（Gary Solis）說。索利斯之前曾在西點軍校搞一個法律方面的課題，最近剛剛退下，現任喬治敦大學法學院教師。“幾年前，我們不僅對這樣一個策略表示了厭惡之情，而且實際也是這樣做的。”2001年7月，也就是“基地”組織對紐約和華盛頓發動襲擊（這次襲擊深刻地改變了美國的思維定勢）的兩個月之前，美國公開指責以色列使用定點清除計劃打擊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馬丁•因迪克（Martin Indy）當時說，“美國政府一貫非常清楚地反對定點暗殺……這是超出了法庭職權以外的殺戮行為，我們不支持這種做法。”

“9•11”之前，因過去暗殺丑聞備受斥責的中情局除了將捕食者無人機用于監視之外，拒絕對其做任何其它部署。根據丹尼爾•本杰明（國務院反恐主義協調員）和史蒂文•西蒙（前反恐顧問）在其2002年出版的《神圣恐怖時期》（The Age of Sacred Terror）一書中披露，在“基地”組織襲擊美國的前一周，時任中情局局長的喬治•特尼特（George Tenet）還辯稱，“作為一局之長如果下令使用這樣一種武器，肯定要犯一個可怕的錯誤。”

然而，自從美國在自己的國土上遭受了恐怖襲擊之后，中情局不僅態度發生了改變，而且還懇請白宮給予新的授權。僅僅幾天之后，布什總統便簽署了一份秘密通知備忘錄，事實上授權中情局在全球任何地方消滅“基地”組織成員及同伙。國會贊同這個政策并通過了一項名為《授權使用武力》的法案。布什的法律顧問將以色列反對恐怖主義的立場照搬過來作為他們的邏輯依據，主張美國政府有權使用致命武器以“先發制人”的自衛方式打擊恐怖主義嫌疑人。通過將恐怖主義劃為戰爭行為而非犯罪行為，布什政府據此推論打擊恐怖主義不再受法律上的束縛，也就是不再需要政府對恐怖主義嫌疑人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2002年11月，布什政府高官公開宣布針對一名“基地”組織目標加伊德•薩利姆•司南•哈爾蒂（Qaed Salim Sinanal-Harethi）的“捕食者”突襲行動獲得成功。哈爾蒂是制造2000年美國科爾號驅逐艦爆炸案的嫌疑人之一。在也門的一條沙漠公路上實施的突襲行動中，一枚“地獄火”導彈徹底摧毀了搭載哈爾蒂及另外5名乘客的汽車，哈爾蒂被炸死。當時的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稱贊這種新戰術，并在接受CNN采訪時稱，“人們希望，每次你的打擊行動獲得類似這樣的成功時，你不僅除掉了一些危險人物，而且還迫使敵方在其戰術上、操作上和程序上發生了改變。”

起初，一些情報專家對無人機襲擊表示出憂慮。2002年，前中央情報局首席法律顧問杰弗里•史密斯（Jeffrey Smith）在本刊的一篇文章中告訴西摩•M•赫什（Seymour M.Hersh），“如果那些人死了，你就無法獲取什么情報了，而且經你的手還炮制了更多的殉教者。”另外史密斯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還認為，正在實施的無人機襲擊似乎在“提示我們暗殺行動是可以接受的行為……暗殺成為一種國際行為規范會將美國領導人和海外的美國民眾置于危險的境地。”

毫無疑問，七年之后，定點清除已經成為美國的官方政策。索利斯說，“幾年前，我們還在對以色列的行為滿是抱怨，而今我們對其卻是欣然接受。”他還指出，現在政府里沒人把定點清除稱作暗殺了。 

“捕食者”定點清除“基地”組織成員

情報界的許多專家都將“捕食者”計劃描述為美國對付“基地”組織唯一最有效的武器。2009年5月，中情局局長利昂•帕內塔（LeonPanetta）在一次公開演講之后，口無遮攔地將“捕食者”計劃稱之為“一個人的獨角戲”（the only game in town）（譯注：《The Only Game in Town》是美國作家畢約翰（John Bibee）所寫的一部小說）。反恐官員對無人機的能力贊譽有加。2008年，無人機消滅了12名“基地”組織高級領導人及其同伙，將中央情報局20個最高級別通緝的“高價值”目標抹殺大半。除了拜圖拉•馬哈蘇德之外，這份名單中還包括納齊姆丁•薩拉洛夫（烏薩馬•本•拉登的前副官）、伊利亞斯•卡什米里（“基地”組織在巴基斯坦準軍事行動的最高的領導人）、薩阿德•本•拉登（烏薩馬•本•拉登的長子）、阿布•蘇拉曼•賈扎伊里（“基地”組織在阿爾及利亞的策劃人，據信此人幫助訓練到歐洲和美國搞襲擊的特工人員）以及烏薩馬•金尼和阿哈姆德•薩利姆•蘇韋丹教長（這兩人都是“基地”組織的特工人員，據認為他們在1998年美國駐東非國家大使館爆炸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布什反恐顧問胡安•沙拉迪（Juan Zarate）認為“‘基地’組織已不成氣候”，部分緣于無人機干掉了“這么多重要目標”。雖然他知道“基地”組織的首腦人物烏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和埃曼•扎瓦希里（Aymanal-Zawahiri）仍逍遙法外，但他估計“基地”組織目前僅有不超過五十名高級頭目，以及兩三百名“非核心”高級成員仍然存活。

沙拉迪和捕食者計劃的其他支持者辯稱該計劃產生了積極的連鎖反應。存活下來的激進分子不得不保持十二分地小心進行活動，這使得他們沒法安心策劃新的恐怖襲擊。而且還有證據表明，基于當地線人提供目標情報的無人機襲擊已在恐怖組織內部引發猜疑和混亂。去年十二月（中情局）逮捕了四名歐洲人，他們此前試圖加入巴基斯坦的“基地”組織未果。在他們的描述里，惶惶不可終日和不信任的氣氛籠罩著激進分子，他們為了躲避無人機的攻擊而不得不采用精心設計的暗語進行交流，并只在夜幕降臨后才走出他們的骯臟避所。正如《紐約時報》所報道的，激進分子被無人機計劃搞得大為光火，他們曾放出一段展示處決受指控線人過程的視頻以泄憤。巴基斯坦人也聽信了一些傳言：被CIA收買的線人將用于無人機導航的微型半導體自動引導設備安置在了部落區。

盡管在戰術上大獲成功，但無人機計劃已引發了人們深深的道德焦慮。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是一名政治哲學家，也是《公正與非公正戰爭》（Just and Unjust Wars）一書的作者。他表示，情報部門秘密動用這樣一項致命權力，他對這種想法感到不安。“中情局以何種法規行事？”他自問自答道，“我不知道。軍事行動自有一套合法的行事規則，以及司法機制。”他在談到中情局的無人機計劃時說，“目標人物應該是數量有限、事先圈定好的一群人，這個名單理應昭告世人并進行公審，但他們并沒有這么做。他們正不斷地殺人，但當我們要殺人時，我們總得有一些法律依據（來證明此人當殺）吧。”

菲利普•阿爾斯通（Philip Alston）是一名澳大利亞人權律師。自2004年以來，身為聯合國特別記錄員的他不斷試圖從有關部門獲得中情局無人機項目的一些基本問題的回應，但均告失敗——最開始是向布什政府，現在則是向奧巴馬政府詢問。當在正式采訪中被問及中情局定點清除計劃的法律依據時，他說：“他們在打馬虎眼，根本沒把我當回事。”（一名中情局新聞發言人曾告訴我，他們“使用合法、高度精確和有效的工具和策略對“基地”組織及其邪惡盟友進行打擊。這種謹慎、精密的方法在對付一群極其危險和致命的敵人方面已取得重大勝利。”）阿爾斯通隨后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呈送了一份對無人機計劃的鑒定報告，但他表示，美國代表對他的憂慮視而不見。

游走于“責任真空帶”的無人機計劃

阿爾斯通認為中情局的無人機計劃正游走在“責任的真空帶”。他補充道：“這與刑訊逼供非常相似。一開始，你會說我們只是針對一小撮策劃“9•11”事件的幕后黑手。然而，一旦你將水刑制度和其他刑訊技術合法化，你就會愈加不加區分地濫用刑罰。無人機變成了標準的打擊程序。一切都變得順理成章。計劃實施者這時會說，‘讓無人機的用途更廣泛些吧’。一旦你對定點打擊的約束力變弱，這項計劃肯定會被濫用。”

在國際法之下，美國政府欲使其打擊海外平民恐怖嫌犯的行動合法化，其必須證明一支恐怖分子團體正在參與武裝沖突，而對其使用武力必須有“軍事必要性”。必須是在沒有任何合理替代方案——如逮捕——的情況下才能直接擊斃恐怖嫌犯，而且還得保證該嫌犯必須是“直接參與了針對美國的敵對行動”。對嫌犯使用武力的程度須考量其威脅的“大小”。最后，實施類似定點清除行動需要得到行動展開的所在國準許。

很多關注美國在巴基斯坦的無人機項目的律師相信它滿足了上述基本的合法條件。但他們仍然對此深感頭疼，因為美國政府不斷擴大對“高價值目標”的定義。去年三月，奧巴馬政府進行了一次未宣布的行動，以贏得巴基斯坦內部對無人機項目的支持，其做法是給巴基斯坦總統阿西夫•阿里•扎爾達里（Asif Ali Zardari）更大的控制權，決定哪些是目標。“很多目標是巴基斯坦指名的——這是獲得巴基斯坦合作的討價還價中的一部分。”布魯斯•里德爾（Bruce Riedel）說。里德爾是前中情局官員，奧巴馬政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問題上的顧問。根據新美國基金會的研究，奧巴馬政府在巴基斯坦的41次無人機空襲中，只有6次以“基地”組織成員為目標，其余有18次瞄準了在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目標，15次特別瞄準貝圖拉•馬哈蘇德。巴基斯坦退休中將、安全問題權威塔拉特•馬蘇德（Talat Masood）表示，隨著美國的戰術轉變和馬哈蘇德被消滅，巴基斯坦對美國空襲的批評之聲有所減弱，盡管轟炸仍被視作對這個國家主權的削弱。但是，考慮到很多被瞄準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人物處于美國反恐目標圈的模糊地帶，一些批評家開始思考他們是否是合法的無人機空襲目標。彼得•伯根（Peter Bergen）告訴我：“這些空襲正在殺死很多低等級激進分子，引起了所謂“打擊領導人”的空襲行動是否逾矩的疑問。”羅杰•克雷西（Roger Cressey）是前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現在仍是無人機項目的支持者，他說：“爭論的焦點在于，我們長期以來老這么干，拿‘地獄火’炸小癟三，這不是殺雞用牛刀了么。”（在他看來，“并不是每個軍事目標都配死得像搖滾巨星一樣壯烈。”）

奧巴馬政府也擴大了經授權無人機攻擊在阿富汗的范圍。據參議院外交委員會8月的一份報告披露，聯合綜合優先目標列表——五角大樓批準的恐怖目標花名冊，包含了367個名字——近期擴充了約50個阿富汗大毒梟的名字，他們被懷疑向塔利班提供金錢資助。清除這些新目標是毀掉“基地”基石的重要步驟。根據參議院的報告，“沒有證據顯示大量毒品收入流向‘基地’”。考慮到總統哈米德•卡爾扎伊（Hamid Karzai）的競選搭檔穆罕默德•卡西姆•法希姆元帥（Marshal Mohammad Qasim Fahim）和總統的弟弟艾哈邁德•瓦利•卡爾扎伊（Ahmed Wali Karzai）被懷疑涉足麻醉品生意，一些觀察家說，實際情況可能證明，將阿富汗麻醉品交易商包括在美國的目標清單中會很棘手。波士頓大學歷史與國際關系教授安德魯•巴塞維奇（Andrew Bacevich）寫過有關軍事問題的很多著作，他說：“它們要瞄準卡爾扎伊的弟弟嗎？”他繼續說，“我們必須小心對待我們將殺死的敵人的范圍。殺‘基地’的領導人當然沒問題。但你不能和周二就殺掉的人在周三談判。”

對美國來說，定義誰該殺、誰不太該殺很困難。中情局情報顧問辦公室前律師約翰•拉德桑（John Radsan）現為明尼蘇達州圣保羅市威廉•米切爾大學法律教授。他說：“你不能因為某個人訪問過‘基地’網站就把他定為目標。但你也不能等到他們要引爆炸彈時才動手。這是個度的問題。”人們同樣擔心的另一個問題是：所謂“正當”平民死傷，其數量上限到底是多少？“如果是奧薩馬•本•拉登和一個四歲的孩子在一幢房子里，多數人會說‘動手吧’，”拉德桑說，“但如果是三、四個孩子呢？有人說太多了。如果本•拉登在學校里呢？很多人會說別干了。”諸如此類的價值判斷，中情局每天都在拍板。拉德桑認為中情局“并無太多親手殺人的經驗，因為依傳統，實際下手干這事的部門是國防部。”

盡管中情局的行事規則還不為人知，但五角大樓已設計了精密的公式以幫助軍方進行這種致命的計算。一位拒絕透露姓名的頂級軍事專家在談到軍方該系統時說：“系統對目標有完整的分類。有些人被批準當場擊斃，其他人則需要額外許可。這個等式中也包括目標的位置。如果學校、醫院或清真寺在導彈可能的爆炸半徑內，在批準致命打擊前要由計算機算法進行權衡。根據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近期的報告，美國軍方不會將某個人名列在目標清單上，除非“有兩個經證實的線人”和“大量額外證據”顯示此人是敵人。

以色列也會在巴勒斯坦領土上空執行無人機空襲任務，其確定目標的過程至少在理論上更嚴格。首先，必須要有充分理由使軍隊律師相信目標確實無法活捉，且其對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其次，在阿拉伯文化中，還必須說服軍事專家，說明打擊行動利大于弊、善莫大焉。美國猶他州大學法學教授阿莫斯•圭奧拉（Amos Guiora）說：”你必須慎之又慎。”圭奧拉自1994年至1997年擔任顧問人員，幫助在加沙地帶執行定點清除任務的以色列指揮官決策，他說：“并非每個目標都有資格‘被’定點清除。一般都是針對領導者，那種牽一發動全身的重要人物。”圭奧拉一直緊密關注“捕食者”計劃，他擔心美國的國家安全官員缺乏某種明確的政策指導以及對“成功”的切實定義。他說：“你要開始搞定點清除，你最好就特么確定這是有政策指導的，不能瞎對付了事，不能搞成‘逮住一個算一個’呀。”

喬治敦大學和平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丹尼爾•拜曼（Daniel Byman）認為，如果可能的話，那么“恐怖分子幾乎都是活捉好過滅口——因為你能從活口嘴里得到情報，死了就沒戲了。”中情局干掉了奧薩馬•本•拉登的兒子薩阿德•本•拉登（Saad bin Laden），就是這么一個例子。去年末，薩阿德已經逃到了巴基斯坦部落地區，那時幾乎已經沒有哪個執法機關有任何機會活捉他了。然而，據2001年至2003年間曾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的希拉里•曼•萊弗里特（Hillary Mann Leverett）稱：“9•11”后，根據美國掌握的情報，薩阿德偶爾住在伊朗境內，所以布什政府曾有過好幾次機會，本可以與伊朗達成一致，獲得審問薩阿德的可能性。萊弗里特說：“伊朗方面提出，愿意共同商議一個轉移恐怖主義嫌疑分子的國際協作框架，但遭布什政府拒絕。”之后，2008年12月間，薩阿德離開伊朗前往巴基斯坦，沒幾個月之后，我們就從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聞悉，一枚“捕食者”導彈結束了他的生命。萊弗里特說：”我們當時絕對沒做到‘人盡其用’。以薩阿德•本•拉登所掌握的信息而言，他本是非常、非常寶貴的資源。他本來很有可能成為美國的一座情報金礦。”

拜曼正在撰寫一本關于以色列反恐經驗談的書，書中就講到了定點清除。他說，雖然這些空中打擊削弱了巴勒斯坦領導層的力量，但“如果你錯誤地使用這些工具，你很可能失去道德制高點，最終反過來傷到自己。錯誤情報不可避免，所以你總是在博弈——這就是現實中的實時情報。”

不甚靠譜的定點清除

事實上，定點清除的歷史之路遍布錯誤。例如1973年，以色列情報人員誤殺了一名摩洛哥的餐廳服務員。他們當時以為他曾參與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屠殺以色列運動員的恐怖活動。又如1986年，里根政府曾企圖對利比亞領導人穆阿邁爾•卡扎菲實施報復打擊，因其此前轟炸了德國某家美國軍人經常光顧的迪斯科舞廳，致多人身亡。美國發動空襲，瞄準卡扎菲的家宅，結果炸彈沒炸著卡扎菲本人，倒是炸死了他當時才15個月大的女兒。

中情局早期針對奧薩馬•本•拉登的襲擊活動也是問題層出不窮。“基地”組織于1998年8月炸毀了美國駐坦桑尼亞和駐肯尼亞大使館后，時任美國總統的比爾•克林頓決定實施報復打擊，向阿富汗發射了75枚“戰斧”巡航導彈，瞄準某處“預計”本•拉登正在出席首腦會議的會場。據報道，該行動炸死約20名巴基斯坦激進分子，但沒傷到本•拉登，因為他幾小時前就已經離開會場了。 

從“捕食者”無人機傳回的實時畫面，圖中紅圈里的白點是定點清除的目標——阿富汗某某叛亂分子。

導彈發射，目標灰飛煙滅。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捕食者”計劃開始發展，其本意是希望能有助于消除此類錯誤。在不加油的情況下，無人機能在目標上空懸停長達40小時，精準的視頻也使得識別目標變得更為容易。然而，軍方以之獲取的情報本身準確度如何，決定了打擊行動的準確度。地面情報人員獲取的消息可能有誤，對視頻畫面的解讀也有可能出錯。例如2001年，“9•11”前不久，好幾個美國反恐官員都確信他們掌握了本•拉登的位置，因為有架無人機捕捉到了他在阿富汗某地頻繁出沒的畫面。根據視頻，畫面中有一個身穿長袍的高個男子，身邊圍著一群武裝保鏢，排出鉆石陣型。那個時候，無人機沒有武裝，只用于監視任務。時任中情局該地區首席秘密行動官員的亨利•克朗普敦（Henry Crumpton）曾向《時代》周刊透露：“畫面效果不是很好，但那人肯定是本•拉登。”可另外兩名看過同一段視頻的前中情局官員卻心有存疑，其中一人跟我說：“這就是個傳說，是浮云，他們的結論太跳躍。你根本就看不清那人的臉，那人還有可能是喬•施莫（Joe Schmo）呢——你知道嗎，就那個愛搞模仿秀的幽默主持人。你相信我吧，西南亞地區哪兒哪兒大胡子高個兒男都沒法兒活，太危險了。”后另據報道，2002年2月，阿富汗東部山區邊境地區，一架“捕食者”跟蹤并殲滅了三名可疑的阿富汗人，其中也包括一名身穿長袍的高個男子，當時還以為是本•拉登。結果最后發現受害者是無辜村民，正在撿廢鐵片兒。

眾所周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當地的線人都十分不靠譜，后來經證實他們也目擊了多次空襲。一位“9•11”事件后進駐阿富汗的前中情局官員告訴我，有一次一個阿富汗線人斬釘截鐵地向他爆料，一名“基地”組織最高領導人正在附近的小診所里接受治療。這位官員說，他把線報匯報給上級之后，空襲馬上就千鈞一發箭在弦了，他差點就沒能堅持住。他回憶說：“他們重新整編了一個精英小隊。然后我們被總部臭罵了一頓。當我們堅持要先把事件原委查個大概時，他們就會說：‘你們為什么不繼續跟進？’”后來才發現那次其實是線人故意在誤導我們。他接著說：“有時你得和部落的酋長進行交涉。他們通常會告訴你某某是“基地”組織的人，其實只不過是想要借你的力除掉自己的某個敵人而已。或者他們會胡編亂造，只為證明他們有利用價值，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從中大賺一筆。你根本不能輕信他們的鬼話。”

若地面情報搜集一塌糊涂，后果可能就有些悲劇。去年九月，北約的一次空襲導致70到125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平民，當時他們正從兩輛拋錨的運油車中取油；但他們被誤認為是塔利班叛亂分子（這起空襲正在接受北約的調查中）。根據英國《衛報》的記者報道，F-15E殲擊機投下的炸彈把現場炸了個血肉橫飛，尸橫遍野，無法辨認，最后村里的長老們只能將殘肢分發給悲痛欲絕的親人，讓他們總算有點東西可供“安葬”。一名阿富汗村民告訴《衛報》說，“我拿了一塊肉回家，就把它當做是我生前的兒子。”

據情報部門官員介紹，“捕食者”無人機因為其出眾的情報偵察能力，所以它的跟蹤記錄要比殲擊機更準確。而且據說“捕食者”配備了更輕量級的“地獄火”導彈，造成的間接傷害也要小得多。但是，最近捉拿拜圖拉•馬哈蘇德的行動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電子戰爭危害性的嚴肅課題。那次行動直至將馬哈蘇德成功炸死，歷經14個月，共動用了16次導彈襲擊。依據我們日常接觸的新聞報導，在這次追捕行動中，約有207到321名無關人員喪生。我們很難全面了解中情局這次主要在瓦濟里斯坦進行的捕殺行動。不僅巴基斯坦政府封鎖了該地區，拒絕向媒體開放，包括國際紅十字會和無國界醫生等組織在內的國際人道主義組織也沒能網開一面。無國界醫生組織駐巴基斯坦的運營協調員布萊斯•德拉維加（Bricedela Vingne）告訴我：“我們無法進入到瓦濟里斯坦方圓一百公里的地區，我們嘗試設立過急診室，但是當局沒有給我們授權。”

當地人的憤怒

一些巴基斯坦和國際媒體的報道大部分都是根據二手資料來采寫的，并沒有獲取目擊證人的證詞，因此只提供了基本的細節。2008年6月1日，中情局的無人機襲擊了馬哈蘇德的老家馬凱恩（Makeen），導致一名身份不明人員死亡。2009年1月2日，另外四名身份不明人員遇襲死亡。2月14日，又新增30多人遇害，其中25名明顯是“基地”組織和塔利班集團的成員，盡管事后經確認并不是上述組織的主要領導人。4月1日，一次以塔利班集團在巴基斯坦的代理人哈基穆拉•馬哈蘇德（Hakimullah Mehsud）為目標的空襲炸死了馬哈蘇德10到12名追隨者。到了4月29日，無人機發射的導彈又導致6到10個人喪生，其中一名被認為是“基地”組織的領導人之一。5月9日，5到10名身份不明人員遇害；5月12日，8人遇害。6月14日，又有3到8名人員因空襲遇難。6月23日，中情局宣稱在馬凱恩外圍擊斃了2到6名身份不明的武裝人員，之后在遇難人員的葬禮上又殺死了數十人（大概有86人）。巴基斯坦《新聞報》（The News）發表的一篇報道介紹有10個孩子遭到迫害。當中經證實有部落長老的孩子。其中一名目擊者被炸掉了右腿，他告訴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說送葬者察覺到了即將發生的一切：“在祈禱結束之后，人們被要求馬上離開那個區域，而那時無人機就在他們的頭上盤旋著。那些帶著嗡嗡蜂鳴聲的無人機被普什圖土著稱之為“大黃蜂”，隨著天氣狀況的不同，人們有時能夠看到或者聽到那些“大黃蜂”。目擊者宣稱，在送葬者被驅散之后，兩架無人機開始向人群掃射。“現場傷亡慘重，到處都是煙和土。受傷的人哭喊著求救。”這時又迎來了第三顆導彈。“我便倒在了地上。”

當地人顯然對巴政府放任美國襲擊葬禮感到十分憤怒（曾有情報暗示馬哈蘇德就在送葬者當中）。《新聞報》的一篇社論譴責了這次空襲，稱其已淪陷為恐怖主義行徑。烏爾都語報紙《戰斗報》（Jang）的報道指責“奧巴馬對數萬被無人機迫害的婦女的哭嚎充耳不聞”。美國的官員們并沒有受到影響，仍然繼續在該地區發動空襲，一直到炸死馬哈蘇德。

這些無人機空襲事件發生之后，企圖在當地煽動反美情緒的塔利班組織照例發布不實消息，宣稱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無辜平民。巴基斯坦幾座城市爆發了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譴責無人機計劃。去年，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制造的多起爆炸事件也表明，他們已經開始實施“針對無人機計劃的復仇”行動。近幾周，一連串針對巴基斯坦政府軍事要塞的血腥襲擊事件使人們深感威脅，先前各自為政的武裝分子已經聯合起來反對扎爾達里政權了。

大衛•基爾卡倫（David Kilcullen）是駐伊美軍最高指揮官大衛•彼得雷烏斯（David Petraeus）的反叛亂事務專家顧問，他說無人機空襲計劃需要付出高昂的宣傳成本。武裝份子利用無人機攻擊事件譴責扎爾達里政府——一個搖搖欲墜,民怨沸騰的政權——只不過是美國人的傀儡而已。美國智庫機構“美國新安全中心”出具的一份研究報告，基爾卡倫也參與撰寫，報告中指出，每一個死去的非武裝人員都點燃了一個家庭復仇的火種。盡管無人機攻擊次數不斷增加，但武裝分子招募新兵的數量卻呈指數性增長。該報告的作者之一安得魯•艾克森（Andrew Exum）是前陸軍突擊隊員及阿富汗最高司令官斯坦尼•麥克里斯特爾（Stanley McChrystal）的軍事顧問，他告訴我說：“基爾卡倫和他都不是原教旨主義者——我們不是說無人機不能作為策略的一部分。但我們認為它現在已經出了問題。如果我們采用的這種戰術殺害了人們的兄弟和兒子，甚至是他們的姊妹和妻子，我們就無法確保部落人民不加入武裝分子的陣營。使用捕食者無人機應該作為一種戰術，而不是一種策略。

艾克森指出捕食者無人機遠程控制的特性讓他擔憂。他說：“作為軍人，我會把自己設想成是巴基斯坦聯邦直轄部落地區的人。我覺得無人機并不是正大光明的戰爭方式。作為一名典型的空軍少校，我會依照傳統的觀念去衡量怎樣才稱得上是一名戰士。”一名在伊拉克戰場服役的老兵也對無人機計劃表示憂慮，他曾幫助制定了大量無人機使用的軍事原則，他說：“當一個國家選擇發動戰爭，你就會將自己的兒女置于危險境地，這點很重要。如果我們在這條路上一意孤行，我們將會面臨骨肉分離的危險。”

過去幾年間，布魯斯•里德爾一直深陷關于無人機的爭論，他覺得奧巴馬在此問題上躊躇不定。“無人機計劃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弊？”他問道。“這是個棘手的問題。他們并非是毫無代價的行動。”他將無人機攻擊比作尾隨蜂巢的行動，每次能解決掉一個蜜蜂。但有個問題是無可避免的，“蜂巢將永遠繁殖更多的蜜蜂。”但他表示無人機是目前唯一能夠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施加壓力的方法。他補充說：“我們就是依靠無人機才摧毀了‘基地’組織，因此政府繼續使用無人機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真的沒有其它指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