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擁躉也許會對一件事情感到驚訝，那就是，正是這位奧地利經濟學家激勵著“占領倫敦”(Occupy London)運動。哈耶克當年的話——真實經濟的標志是在一個自愿結成的合作體內分配才智——在圣保羅大教堂(St Paul's)外抗議者的帳篷里找到了知音。“占領”運動常常被批評為沒有明確單一的訴求，但這個批評沒有說到點子上：我們在提出任何政策提議之前，都必須把各種不同偏好都考慮在內。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說，我們的運動更像一種市場行為，而不像企業董事會開會，或者充斥著游說活動的政治活動——我們的想法雖然激進，但是是正義的，是民主協商的結果。
“占領倫敦”運動如今已持續3個多月了。我們在圣保羅教堂外安營扎寨的時間，已經大大超過紐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的占領者。但我們的運動與“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顯然一脈相承，就像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以及貫穿2011年的其它草根抗議運動一樣。
世界正面臨經濟危機。但我們政治體系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使得危機無法通過一種保護最大人群利益的方式加以解決。
在整個發達世界，社會不公正在加劇，伴隨著犯罪、精神疾病等社會問題。歸根結底，我們認為，只有財富和收入分配變得更加公平，才能讓所有人過得更好。我們拒絕用“勒緊褲腰帶”的辦法實現經濟復蘇，我們呼吁對銀行體系實行真正透明而高效的監管，以徹底根除其結構性問題。
就在本月，多位政界人士的表態顯示出，“占領倫敦”已經對英國的輿論導向產生了積極影響。然而，仍然有人指責我們的運動缺乏實質內容。其實，我們能夠指出在社會契約中存在哪些具體漏洞，以及它們該如何修復。下面我們舉三個例子。
首先，避稅行為在英國十分泛濫。企業用復雜的財務結構隱藏收入，逃避英國稅務及海關總署(HM Revenue & Customs)的監控。許多個人偷偷把錢存在海外，而自己住在英國、享受英國的福利。據Action Aid統計，富時100指數(FTSE 100)成份股企業中，有98家使用避稅港。據報道，菲利浦•格林爵士(Sir Philip Green)已累計避稅達2.85億英鎊，卻仍能成為政府顧問。工黨領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已呼吁澤西島(Jersey)、根西島(Guernsey)和曼島(Man)披露在島上有金融活動者的名單，表明他的立場正在朝我們靠近。
通過采用“公式計征稅收”體系，可以防止企業避稅。這個體系將按照實際發生在英國的經營活動量來確定英國企業的稅基，而不是允許企業選擇相對優惠的稅制。如果再配合“整體稅制”（把企業所有子公司的收入加起來計算總數），我們就能防止企業在不同國家間轉移利潤。
其次，房價已經變得越來越難以承受，無家可歸者造成了高昂的社會成本。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應推行量化寬松政策，但不是繼續抱著刺激經濟的飄渺希望，把錢用來購買國債，而是用來資助房屋建設。這能達到三重目的：既能緩解住房問題，又能提振建筑業，還能提高人們對經濟的信心。
第三，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數據，英國收入不均問題惡化的速度快于其他任何富裕國家。商務大臣文斯•凱布爾(Vince Cable)本月針對高管薪酬的提議，凸顯出社會頂層的不公。盡管政府關注這個問題值得歡迎，但這些提議不會有效果。獎金計算方法必須改變，不是僅僅在銀行業，而是在整個企業界。正如英國央行執行董事安德魯•霍爾丹(Andrew Haldane)所指出的那樣，如果銀行家的薪酬是與資產回報掛鉤，而非與權益回報掛鉤，就會大大接近普通家庭收入的中值。我們還在研究是否可以把高管薪酬與其企業平均工資或最低工資直接掛鉤，甚至與英國整體平均工資或最低工資掛鉤。
隨著政治輿論朝著我們的立場移動，“占領倫敦”運動一個越發重要的任務，就是對政府政策提出更有分量的批評。我們的運動發端于扎在圣保羅大教堂外的一頂頂帳篷，但它不會步于此——促使我們團結到一起的那些問題還遠未得到解決。今年，我們會證明，我們不僅能提出問題，也能解決問題。
本文作者戴維•杜赫斯特(David Dewhurst)、彼得•東比(Peter Dombi)和內奧米•科爾文(Naomi Colvin)是“占領倫敦”運動經濟學家工作組成員。譯者/吳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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