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經濟
——從里約到德班之三
哥本哈根會議沒有解決碳排放控制問題，也沒有解決西方工業國家對第三世界環境破壞的賠償和改善環境的技術援助問題。大會吵翻天，可以勉強算作成果的，至多只在于有一紙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在于間接地成就了西方鼓噪起來的碳經濟和奧巴馬的“能源新政”。
西方推出的“碳經濟”——碳污染減排方案、排放權交易、碳市場、碳補償方案、碳貨幣、碳關稅，時尚名詞，深不可測而陰險狡詐，意味著西方在全球發動的爭奪新興產業主導權的戰爭成為推動全球自殺的戰爭。戰爭開始已非一日，第一位的對象正是第三世界。
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地球變冷的學說被變暖的學說擠到后面，“暖派”大勝。1988年，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一個演講中，把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當作人類面臨的重大挑戰。這位高揚劫掠人類財富的新自由主義旗幟的鐵娘子，忽然關心全球變暖問題，不能不令人驚異和疑竇頓生。同樣令人驚異和疑竇頓生的是，美國副總統戈爾成為全球環保泰斗。他競選總統失敗，2006年拍攝《不可忽視的真相》，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2007年又因為宣傳溫室效應對人類的危害而獲諾貝爾和平獎。媒體很快披露，他的一處豪宅，每天耗電量是普通家庭的20倍以上。作為“碳經濟”的實踐者，他大力投資所謂綠色產業，本人成為世界上第一位“碳億萬富翁”。
1988年，主要來自撒切爾夫人及其戰友們的策動，聯合國成立一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人們寄極大希望于這個組織，但愿它在氣候問題上采取公正的、科學的態度。但是連它，也不光彩地卷入到碳經濟，和金錢蜜月共度相依為命了。英國《每日郵報》2010年1月31日載文，說這個專門委員會的主席帕喬里的研究所，和一些企業有金融利益關聯，他的家里擁有5輛汽車。
從2005年起，全球碳市場規模大體每年翻一番，2008年規模達126億美元。當時已經有一種預測，它將成為有史以來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容量在10年內媲美于信用衍生品市場。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全球碳交易市場2009年總額1260美元，2012年將達到1500億美元的規模，2020 年將達到3.5萬億美元。
2009年4月15日，法國總統薩科齊與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聯名致信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呼吁在歐盟邊界設立碳關稅。6月，美國通過一個《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哥本哈根會議在為別的事情大動肝火、爭論不休的時候，出于并不說出的原因，唯獨放過了這個法案，不曾傳出任何質疑的聲音。這個法案，正是保證美國成為世界碳關稅收費站和新能源中心。奧巴馬正在借助碳經濟實現其“能源新政”，從資本主義衰退和世界經濟危機中，拯救美國的全球霸業。哥本哈根會議，帶有認可西方此前行動和促進它繼續如此行動的性質。
澳大利亞一篇《哥本哈根——富裕國家在推動全球自殺的協定》[i]，解釋這個“碳經濟”。
——“碳污染減排方案”在為包括污染企業在內的資本家爭取利潤，資金沒有用于拯救生病的地球，而是“浪費在那些導致環境問題的資本主義企業上”。
——“排放權交易”。英國《地球之友》2009年11月公布的研究報告《危險的癡迷》談到歐盟，排放權交易計劃涵蓋的行業的排放量沒有下降，在2005-2007年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僅僅因為經濟危機而在2008年有所下降。
——“碳補償”。《京都議定書》清潔發展機制（CDM）允許西方公司和政府通過資助第三世界國家的項目，作為其“減排”目標的一部分。這種碳補償成為虛構的商品。在這種機制內，印度按照西方標準新建化石燃料電站，“復制和鎖定高度依賴化石燃料的西方發展路徑”。這一機制鼓勵第三世界國家新建冷劑廠。這種冷劑廠的副產品除破壞力巨大的溫室氣體，還有工業廢物。印度一家公司花費22萬美元引進相關設備，污染了附近的水源，使附近居民呼吸困難，50%的莊稼毀于化學品。
1997年《京都議定書》以來，西方一些企業，即在第三世界國家開展二氧化碳減排合作。所謂合作，就是由于議定書規定第三世界國家在一定時期不承擔減排義務，于是被鼓勵用二氧化碳減排額度，向發達國家購買環保技術和設備。用每噸幾美元的價格購買的碳排放權，被轉手用數倍的價格在國際碳排放交易市場出賣，而且由此形成產業標準和技術壟斷，使第三世界國家長期受制于人。
這讓人想起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他關于所謂“新經濟”的見解。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如此論“新經濟”：“盛行于二十世紀后半期的金融創新、放松監管和花樣百出的金融工程，被認為能夠更好地管理金融系統的風險，帶來巨大的財富，讓所有人享受到繁榮與富庶，然而2008年這場危機讓經濟學家們描繪的美好藍圖破滅”。[ii]
人類尚未走出危機，而導致危機的怪影，卻改換行頭，身著“碳”油彩，照樣標榜著“帶來巨大的財富，讓所有人享受到繁榮與富庶”，再次登堂入室了。
碳經濟也屬于斯蒂格利茨所說的“新經濟”。一如其他在金融領域轉讓的期貨，碳交易不過是通過各種金融衍生工具運行的虛擬資本的交易。世界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是怎樣保證社會在同自然的協調中可持續地發展。第三世界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是怎樣保證自己的人民主宰自己的山河、資源以及自己和后代孩子們的生存條件。現在的事實是，離開這些迫切問題的認真研究和解決越來越遠，只是忙于擺弄碳經濟的魔術棒，造出污染權自由買賣的碳交易市場。對于第三世界，這是一種“賣炭翁”的新身份和陷阱密布的大泡沫。對于西方金融資本壟斷集團，這是一塊大肥肉。西方由此將繼續控制、甚至更嚴密地控制第三世界：這是血淋淋的事實而絕非泡沫。
其實已經足夠。但是緊隨其后，又來了“科學”。
先是傳來氣候研究被操縱的消息。這不奇怪。官兒不可信，政府不可信，法律不可信，警察不可信，媒體不可信，教授院士不可信，爹娘老子不可信，老婆情人不可信。我們生活的時代，本來就是一個沒有什么不被操縱、最終操縱權集中于資本，為此終年制造、傳播、迷惘于各種謊言，不間斷地用新謊言代替舊謊言的時代。
哥本哈根會議之前，有人對似乎已成定論的世界變暖之說提出異議。法國地質學家克洛德·阿萊格爾2006年發表于法國《快報》的一篇專欄文章，就稱氣候是否變暖仍然屬于未知的領域，而且不一定由人類活動所引起，倒是生態問題成為某些人賺錢的工具這一狀況值得警惕。后來他又出版《氣候的騙局或是虛假的生態》，指氣候變暖之說為“偽命題”，直接批評此前頗具權威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此說一出，輿論嘩然。2010年4月1日，法國十多家著名研究機構的400多位氣候學家發表公開信，對他進行嚴厲駁斥。
這里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生態問題成為賺錢工具。豈止賺錢工具，而且是西方權勢集團盤剝壓榨自己人民和第三世界的工具，而且是繼續制造第三世界乃至整個地球環境破壞、生態惡化的工具。這是世界絕大多數人生存條件的問題。可惜爭論一方涉及問題卻擦邊而去，另一方，400名家陣容浩蕩，則干脆置若罔聞。
第二，地球變暖之說是不是偽命題。地球變暖了，變冷了，總之在變。這種變，有待于科學家們拋棄私利和門戶之見，繼續進行研究，在平等討論中逐漸接近真相。這里用得上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敏感的問題在于，這種變和人類活動的關系——和哪一種人類的哪一種活動的關系。400人的一派力主變暖、認為這同人類活動有關。質疑者認為，“人類活動尚不足以影響地球氣候環境變化”——那么好，人類在生態、氣候、環境問題上的憂慮皆成庸人自擾，為此進行的任何努力和奮斗一概毫無意義。在既成的資本主義秩序的范圍里，會不會導致一種更加不可收拾的局面，由此論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頂層壓榨下層、中心盤剝外圍的可持續性呢？富人們放馬由疆、隨意揮霍，繼續紙醉金迷吧，窮人們照舊在廢棄的礦井邊飲用污濁的河水等死吧，別無選擇！
但是天不作美，大自然似乎有意安排。哥本哈根會議閉幕不久，即有冰島火山爆發，火山灰使歐洲上空成為死空間，并且影響到遙遠的亞洲，一時空中交通為之斷絕。一些專家稱，冰島火山碳排放與歐洲中小國家等量。英國文章認為，正是全球變暖，增加歐洲天空的阻塞事件。[iii]在這種成千萬人不得不放棄或改變外出行程的悲劇中，人類活動的作用無法逃遁。
人類活動尚不足以影響地球氣候環境變化嗎？讓玻利維亞波托西廢墟的800萬具印第安人的尸體告訴你吧，讓墨西哥、里約熱內盧或是孟買貧民窟里守著污水的奄奄一息的老人和孩子們告訴你吧，讓礦區煙塵中用生命換取妻女生活費用的礦工告訴你吧，讓失去青山綠水的家園、不得不在垃圾堆里茍延的隨便什么人告訴你吧。
當撒切爾夫人宣傳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成為人類面臨重大挑戰的時候，她所說的人類活動，指第三世界人民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資源擺脫貧困的活動。當一些人宣傳人類活動尚不足以影響地球氣候環境變化的時候，又成為資本主義永世長存的最新贊歌，和這一制度天然合理的最新證據了。
我們看到的，是科學淪為資本仆役的最新案例。——莊嚴神圣的科學，在這里走向反科學。
冒出一種昏昏噩噩的樂觀：有人宣傳，西方總是誣稱中國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是造成全球氣候變化的“罪魁禍首”，相比而言，目前科學界的這種爭論對中國比較有利。
謂之昏昏噩噩，是因為只能用事實，而不能用“人類活動尚不足以”之類，回答西方對中國的誣稱，不能一味把不幸諉過于老天爺。用假科學的旋律跟著高唱這種“尚不足以”的資本主義贊歌，用它來回應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制造自然新陳代謝斷裂的理論，用它來參加世界歷史運動中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爭，未免可悲。
科學是對客觀規律的發現，尚且被塞進這種污濁政治的私貨，技術——作為客觀規律基礎上改造世界的手段的發明，則尤其成為理論混亂的廣袤天國。比如一個螺絲，姓社還是姓資？直接回答這樣的問題，其實和直接提出這樣的問題一樣無知。但是螺絲的原料、設計、制造、運輸、銷售和使用，沒有一個環節可以離開具體的社會關系。即便一個螺絲，用于轟炸阿富汗老百姓婚禮的美國作戰飛機，和用于搶救受難礦工的手術臺，顯然有天壤之別。
對第三世界的技術援助嗎？西方國家已經掌握環境生態問題上的若干重要技術，包括碳捕捉技術。然而作為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技術的進步往往不僅歸結為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歸結為掠奪自然資源和破壞生態環境的技巧的進步，被用于擴張碳市場和充盈資本家的錢柜，不會用于援助第三世界。西方對第三世界進行技術援助的合理性，在于西方對過去不光彩歷史的贖罪和對受害者的補償。現在不然，只是作為一種資本輸出的途徑罷了。因此，它一方面意味著新的利潤手段，一方面“意味著污染的出口以及危險性產品的出口——既有生產資料的因素，又有消費資料的因素。從北部國家轉移到南部國家的不僅僅是資本和技術，而且還有一連串的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iv]
1992年，美國空軍、陸軍和國防部高級計劃研究局，開始資助研究“改變氣候模式”的技術。西班牙報紙揭露，這種技術，是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它改變外部氣候，可以破壞全球農業和生態系統”，“它的能力范圍包括制造洪水、颶風、干旱和地震等”。[v]
2003年10月，美國全球商業網絡咨詢公司（GBN），在其網站發布《氣候突變的情景及其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意義》。這也是美國國防部出資委托的項目。該報告預測：“中國南部地區在2010年前后將發生持續整整10年的特大干旱。2010年以后，中國北方水患不斷，南方一片干旱”。[vi]
有人猜測，2008年中國四川地震、新近海地地震和中國西南地區的干旱，同美國使用氣候戰技術有關，或許并非完全屬于空穴來風。無論如何，美國已經為軍事目的掌握氣候戰技術，已經使用這種技術于他們認為同“美國國家安全”有關的領域，應該不是妄言。
技術只有在服務于絕大多數人的時候，才獲得進步的性質。而資本和技術的結合、技術屈從于資本，只導致一個災難性的結果，就是毀滅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和勞動者。
氣候問題之進入國際政治領域，不是誰的話語權選擇的結果——比如只是一種載體，可以選擇氣候，也可以選擇比如公共衛生、食品安全、貧困問題等等——而是事情本身的性質使然。它昭示人們這樣的事實：這里有著不同社會力量權力和利益爭奪的尖銳對立。在第一個層次，看到環境、生態的惡化或是改善。在第二個層次，看到一方賺錢了，另一方成為賺錢的條件和對象。在第三個層次，看到西方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之間控制和反控制的斗爭。這不是一個直接等同于政治的領域，尤其不是一個和政治無關的領域。
[i] 《哥本哈根——富裕國家在推動全球自殺的協定》，澳大利亞《直接行動》2009年12月號。
[ii]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們為何應該改變資本主義》，英國《星期日電訊報》2010年1月24日。
[iii] 法新社巴黎2010年4月19日電；英國《新科學家》網站2010年4月19日。
[iv] 詹·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馬克思主義研究》第317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v] 《氣候戰：警惕美國的軍事實驗》，西班牙《起義報》2007年12月14日。
[vi] 見《必須重視氣候的戰略研究》，《環球時報》2010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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