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到了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新年的鐘聲剛剛敲響，圣克利斯托瓦爾城里歡慶的氣氛達到了最高潮，爆竹聲不絕于耳。然而，恰在這嘉年華的夜晚，三千多蒙面人正在行動。他們兵分四路：一支用粗壯的松樹干在小城通往州首府唯一的高速路上設置重重路障；還有兩支關閉了小城兩端的加油站；另有一支攻入了司法部總部。當墨西哥醒來，欲迎接新年第一天的朝陽時，包括阿爾貝托在內的人們驚呆了，蒙面隊伍已經占領了恰帕斯州圣克利斯托瓦爾、阿爾塔米蘭諾等七座城鎮，并控制了市政廳、警察局、公路、媒體等所有要害部門。
阿爾貝托說，“這次我不笑了”。
這支蒙面之師宣稱，他們是EZLN——薩帕塔民族解放軍。他們來自墨西哥東南群山之中。他們是印第安人，或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是“土地之色的人民”。這些頭帶滑雪帽或蒙著印第安土布巾的原住民，如果不是身著軍裝、手握武器，他們就是樸實的農民。盡管軍裝很粗糙，不那么英姿颯爽；武器很簡陋，從AK-15到UZI再到大錘、雪橇、木頭槍，不那么有殺傷力，但無人敢小覷他們的力量與勇氣，大批政府軍已火速集結。事實證明，政府速戰速決徹底消滅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計劃是妄想。十二年，十二年過去，EZLN還在，恰帕斯運動還在。他們不僅在，而且吸引了無數志愿者深入拉坎頓叢林來援助他們；他們走訪了墨西哥境內眾多原住民社區呼吁團結；他們舉行原住民大會、對抗新自由主義的國際大會，于數萬裝備精良的政府軍的圍攻追擊中幸存；他們甚至長征到墨西哥城，派代表進入國會演說……他們不僅在，而且不斷成為媒體焦點，喚起大眾關注——一篇接一篇的《叢林宣言》、《公報》使恰帕斯運動的主張和綱領日益清晰明確；發言人、副司令馬科斯巧妙利用互聯網和報紙等現代傳媒手段，發表寓言、故事甚至小說，發射著EZLN的“語詞武器”。馬科斯關于“我們的語詞是我們的武器”的思想也許正是來自埃米利亞諾·薩帕塔，這位墨西哥一九一○年革命的領袖曾經說，“人民推翻獨裁者和帝國，不僅僅要依靠在顛覆暴政的戰場上猛烈的炮火進攻，還要依靠發射關于救贖的思想、表達自由的言辭以及對劊子手可怕的詛咒”。由于馬科斯神秘的身世、流利的多門外語、高超的演講藝術、深刻浸染著西班牙語文學傳統與歐陸現代哲學思想的文字，他成為世紀之交最迷人的傳奇英雄，人們相信他是“第二個切·格瓦拉”。恰帕斯運動不僅在，而且在世界的絕望中點燃了激情與希望。馬科斯曾經說，要想除掉薩帕塔民族解放軍，除非政府能從地球表面把恰帕斯這一小塊土地摳出去，因為那里的男人、女人、孩子，甚至雞和石頭，一切都是薩帕塔主義者。即使他們全都戰死，他們的靈魂將在這片土地上繼續戰斗。而今天，這世上遭放逐的女人，被遺忘的原住民，受迫害的同性戀者，遭羞辱的工人……所有被剝奪的、被壓抑的、被排斥的底層和邊緣群體都已經、正在或將要從恰帕斯運動中得到啟發，得到力量。墨西哥最南端的這片高地，在二十世紀末，使得拉美大陸反抗的旗幟再次高高飄揚。
然而，為什么是恰帕斯？為什么是原住民？為什么是一九九四年的元旦？如要回答這三個問題，將必須書寫一部恰帕斯通史。顯然，這并非本文力所能及，因此這里只能呈現一些數字和事實，希望有助于了解恰帕斯運動相關背景。
根據西班牙殖民時期的行政建構，墨西哥屬于新西班牙總督轄區，而恰帕斯則屬于該總督轄區下屬的危地馬拉都督轄區的一個省。十九世紀初，受墨西哥獨立革命的影響，危地馬拉都督轄區六省也相繼爆發起義，一八二一年，恰帕斯宣布獨立并與墨西哥合并。隨后危地馬拉都督轄區其他五省危地馬拉、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哥斯達黎加以及尼加拉瓜也宣布獨立，并與墨西哥合并。但到了一八二三年，除恰帕斯之外，其他五省又全都宣布脫離墨西哥，自組中美洲聯邦。一八三八年起，聯邦逐漸解體，它們也陸續獨立建國。恰帕斯雖然仍在墨西哥體制之內，但國族認同感相對較低。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占恰帕斯州人口30％的是印第安人，而且其種族融合程度非常低，幾個世紀以來印第安人與非印第安人都是分區而居，并備受后者歧視。一五三二、一七一二、一八六七年發生了歷史上印第安人三次比較著名的起義。但是革命、民族獨立給印第安人的生存現實帶來的改變是短暫的、表面的，因為它們都沒能徹底解決原住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問題。比如拉薩羅·卡德納斯（Lázaro Cárdenas，一九三四至一九四○年間執政）是第一位到恰帕斯訪問的墨西哥總統。他乘坐汽車、輪船、火車最后是騎馬終于到達目的地。他在任期間，政府終于承認在恰帕斯事實上存在著奴隸制，于是一些改革措施付諸實施。比如州政府的部分領導崗位開始向印第安人開放。同時，他積極推動在恰帕斯被置之不理的土地改革，在任六年兩度修改頒布新《土地法典》。然而，分給印第安人的，大多是最貧瘠的根本沒有辦法耕作的土地。卡德納斯下令分給印第安人的三萬八千七百二十六公頃土地不僅沒有實現社會公正，還導致了大土地主為了不被分走土地而對官員大肆行賄。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大約有十八萬危地馬拉非法移民進入恰帕斯，這使得印第安人的生存更加困難，因為人均土地銳減。恰帕斯州的很多市要么被當地的大老板控制，地方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都是他們一手遮天；要么被政治精英控制，這些精英成功地通過政治和立法手段擴大自己的經濟利益。該州刑法規定，任何對歷史的、國家的、州的價值標準的攻擊都是非法的；在任何情況下，任何人用任何手段試圖起義都是非法的。印第安人以及一些替他們說話的鄉村牧師都由于這些法律條文的存在而成為監獄的常住人口。許多大土地主都有自己的武裝，他們經常襲擊印第安村莊。原住民說，在恰帕斯，警察不是維持社會秩序的，而是用來恐嚇平民百姓。上世紀八十年代，卡斯蒂亞諾斯·多明戈斯將軍成為恰帕斯州長，他任期內三百二十七個農民失蹤，一百五十三個所謂“政治殺人犯”被判刑。他的繼任者岡薩雷斯·加里多任期內曾經發生過一個地主的保安槍殺十二個農民，警察和地主聯合武力驅逐一百個原住民家庭強占土地等諸多惡性事件。但是加里多反而步步高升，一九九三年成為內政部長，并負責一九九四年的總統大選。
薩里納斯總統對憲法第二十七條的修改是引起一九九四年元旦起義的重要原因，因為新的憲法條例允許土地私有化，可以想見，這將使得有軍隊和警察撐腰的大地主在強買（占）農民土地時更加有恃無恐。原住民們甚至聽說，為了木材，日本人已經打算購買恰帕斯的一塊山地。祖祖輩輩以土地為生的印第安人徹底喪失了通過合法途徑獲得土地的希望。
不僅沒有土地，恰帕斯的印第安人還沒有房子，沒有工作，沒有健康，沒有食物，沒有干凈的飲用水，沒有學校，沒有自由民主的選舉權。結核、霍亂、麻疹、肺炎等各種傳染病肆虐，因此印第安的嬰兒死亡率和出生率同樣很高。那里的孩子只有長到九歲左右，才會引起媽媽的注意，因為他脫離了夭折的可能，也許會長大。
終于，印第安人說“我們再沒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再也沒有”，因此即使是死，也要帶著尊嚴去死，于是他們向世界怒喊——“我們受夠了！”
上述事實表明，恰帕斯起義的重要原因是印第安人貧窮到無法生存下去。但是恰帕斯州并不是一個貧瘠的州。它的水電站供電占墨西哥發電量的55%—60％，它出產占墨西哥石油產量21％的石油，占47％的天然氣。墨西哥超過一半的咖啡產量來自恰帕斯，其中68％出口。其他產品還有玉米、木材以及牛肉。多諾·加西亞·德·萊昂（Tono Garcia de León）曾在《抵抗與烏托邦》（Resistenciay Utopia）一書中用令人震撼的詩句描述了恰帕斯的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可怕的社會現實——“過去的要素還在那里，就像幻影和游蕩的靈魂一樣活著……恰帕斯的土中滿是被謀殺的印第安人、化石森林、棄置的城市和石油的海洋。”很顯然，恰帕斯的苦難不是自然條件造成的，而是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墨西哥政府從來沒有代表過印第安人、農民和中下生產者的利益，他們推行的政策使得這種不公平日益加劇。尤其是薩里納斯施行的赤裸裸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國內階級/地區的兩極分化更加嚴重。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奧斯丁分校墨西哥資源中心主任菲利普·拉塞爾（Philip L. Russell）在《恰帕斯起義》（一九九五）一書中引用的一組數據很說明問題：聯邦區和新雷昂區占墨西哥總人口的13.95％，而政府投資卻將近34.63％；包括恰帕斯在內的最窮的三個州，占總人口的10.89％，而政府投資卻只有8.32％。墨西哥的現代化和工業化水平基本上只局限于墨西哥城。而除此之外的所有州，基本上還是農業為主。政府反貧困項目的公開出版物中也描述到，財富、公共設施、權力都集中在城市，為墨西哥白人和混血人享受著，而與其他人無關，他們被迫住在分散的小片土地上。近幾十年來，政府越來越忽視農業，自以為可以總是用石油換取食物，而不是投資建立一個自足的食物體系。咖啡、玉米種植者遭受非常重的損失，而當墨西哥大量進口美國牛肉時，養牛者的損失也開始難以估量。另外根據《福布斯》雜志，一九九○年墨西哥只有一個億萬富翁，而到了一九九四年，上升到二十四個。而且在加入全球經濟一體化后，墨西哥所受到的經濟損失將主要由窮人來承擔。墨西哥大主教魯伊茲說，我反對新自由主義式的經濟現代化，不是一個政治姿態，而是因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經濟是非人性的，尤其是對印第安人來說。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后，恰帕斯的印第安人更沒有辦法和加利福尼亞及加拿大的現代化農場相競爭，他們只能以更低的價格出售自己的產品，承受更大的剝削和榨取。一句話，付出更多，得到更少。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正是“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生效的日子，這是恰帕斯人的生死臨界點。要么反抗，要么被滅絕。面對恰帕斯起義，西班牙著名知識分子（既是大學教授、歷史學家也是電影導演、記者）帕科·伊戈納西奧·達沃二世（Paco Ignacio Taibo II）帶著希望又不無憂慮地問道：“我們是正在接近世界上最古老的獨裁的壽終正寢嗎？從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期間他們以現代性和被背叛的革命的名義統治著這個國家。他們的時候過去了嗎？”近日發生的事實表明，他的擔心相當有預見性。七月初，墨西哥大選初步結果揭曉，出身顯赫、哈佛畢業、堅持新自由主義路線的總統候選人卡爾德隆，以極其微弱的優勢贏了出生于鞋匠家庭、大學畢業后開始從事扶貧工作，并曾因此搬到印第安人社區生活的候選人奧布拉多。雖然后者聲稱握有鐵證可以證明對手在大選中舞弊，并有百萬平民、印第安人上街游行抗議大選結果，要求重新計票，但左翼候選人奧布拉多欲實現大逆轉前景并不樂觀。而這是恰帕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持續了十二年之后的墨西哥的社會現狀。
社會學家魯道爾夫·斯塔芬哈根預言，恰帕斯運動可能存在四種結局：與政府最終達成協議，和談成功；漫長的對話，鎮壓，運動慢慢被瓦解；武裝戰斗擴展到墨西哥其他地區，全面的革命；長時間的武裝斗爭，就像美洲其他國家的反政府武裝一樣。但是他所總結的都是目前歷史中已有的結局，也許恰帕斯可以如副司令馬科斯所說能走出另外一條不同的路。恰帕斯運動的意義雖然現在還無法給予明確的歷史定位，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使得墨西哥社會的真實圖景開始變得完整，另一部分的墨西哥——底層的、邊緣族裔的墨西哥開始可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克塔維奧·帕斯也說，他雖然并不是十分贊同武裝起義，但是確實是恰帕斯的起義才使他這樣的文人突然意識到印第安人的生存狀況，才使他們看到了那片土地上的人們。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若澤·薩拉馬戈則旗幟鮮明地指出，恰帕斯不僅是痛苦之名，從一九九四年起，它也是希望之名。
一九一九年，埃米利亞諾·薩帕塔被害，年僅三十九歲——切·格瓦拉也遇害于他生命的這一年。薩帕塔死后留下這樣的傳說，一匹棗紅馬在獨自飛奔，奔向南方，奔馳在崇山峻嶺之中。一九九六年，棗紅馬出現在馬科斯的故事中，他寫道——
從前有匹毛色斑斕的棗紅馬，住在一個窮極了的農夫家。這個窮農夫有個窮極了的妻子，他們有一只瘦極了的雞和一只瘸腿的小豬。如此這般。有一天，窮農夫的妻子說：“因為我們太窮，我們再沒有東西吃了，我們只能吃那只極瘦的雞了。”如此，他們殺了那只極瘦的雞，做了個極瘦的湯吃。于是，有那么一會兒，他們十分愜意。可饑餓又回來了，極窮的農夫告訴他極窮的妻子說：“因為我們太窮了，我們再沒有東西吃了，我們只能吃那頭瘸腿的小豬了。”如此，輪到那頭瘸腿的小豬了，他們殺了它，做了個瘸腿的湯吃。接著，輪到棗紅馬了。棗紅馬可不想等到故事結尾，它逃走了，跑進了另一個故事。
沒有后來，沒有結局。馬科斯說你只能到另一個故事里去尋找棗紅馬了。即使有一天，薩帕塔運動走到了終點，棗紅馬依然會獨自飛奔，因為總會有新的故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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