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社會一直以來都有一個令人十分頭痛的傳統，就是嚴重的階級分化以及社會對這種分化的強烈意識。這種分化在英國的教育系統中體現得最為充分。來自于精英或者中上層家庭的子弟傳統上往往進入收費高而教育質量優秀的私立學校或說獨立學校（private schools, independent schools），主要包括公學（public schools）和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s）學習，而大批工人階級家庭背景的孩子則進入免費的公立學校（state schools，以綜合學校[comprehensive schools]為主）學習。相應地，前一種學生中的很多人畢業后就進入以牛津、劍橋為首的名牌大學深造，之后再進入包括政界在內的國家政治、文化、經濟權力的中心；后一種學生中的不少人則進入二、三流的大學（尤其是一九九二年開始由技術專科學?！瞤olytechnics〕升格為大學的所謂“九二后”〔post-1992〕學校）學習，或者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
幾十年以前，英國工人階級家庭的男孩們特別驕傲于他們的“男性”文化。這種文化在校園里表現為反抗學校及教師權威并且不認真學習，在離校后則表現為在制造業找到一份能體現他們男性氣質和能力的體力工作。這種彌漫于工人階級后代中的有意自我培育本階級文化的過程被民族志社會學家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描述為“學習勞動”（learning to labour），并以此作為他這部三十多年前寫就的經典著作的標題。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種反叛而浪漫的培育工人階級文化的努力越來越失去它的土壤。最直接的原因便是，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傳統制造業所能提供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而工人家庭的（男）孩子們也就逐漸失去了發揮他們一技之長的領域。同時，因為沒有“學習”學校課程的傳統和興趣，他們似乎一下子變成了完全被社會排除在外的群體，看不到未來能帶給他們什么。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下述這種現象：一向以促進男女平等為己任的教育界和學術界有一天突然發現校園里女生越來越多，成績優秀的學生里女生所占百分比也越來越高。這種“突如其來”的現象引發學者驚呼：未來是女性的嗎（Is the future female）？
現在，對于英國的高等教育而言，擴大招生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布萊爾政府宣稱，二○一○年在校大學生的百分比要達到50%），而其中擴大來自于低階層家庭子弟的比重更屬當務之急。這對一向標榜追求社會公平的英國政府來說，就是通過發起社會運動、采取措施、設立項目來幫助來自于代表名額不足（under-represented）的社會群體或者社區的孩子進入大學。代表名額不足的群體或者社區根據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的分法，包括體力勞動者（包括有技能、半有技能和無技能）家庭、公立學校以及低入學（參與）率區三種。因此，近些年來，對英國高等教育的討論都離不開以下兩個熱門話題：“Widening Participation”（擴大參與）與“Aimhigher”（幫助代表名額不足群體或社區的孩子進入大學）。同時，政府也特別鼓勵以牛津、劍橋為代表的精英大學積極招收來自上述背景的學生。
然而，這些積極的措施常常遭到反對。最有名的一個例子發生在二○○一年。那年，位于西英格蘭的布里斯托大學（Bristol University）宣布要更加積極地考慮并且招收公立學校的學生。作為一所傳統的精英大學，它的做法立即引起了獨立學校的反彈。每年都有大批畢業生進入布里斯托大學的獨立學校認為，布里斯托的這一做法是對獨立學校的歧視，損害了獨立學校學生的利益。因此這些學校警告說，如果布里斯托大學堅持這一做法，它們也將聯合起來抵制后者。不過，即便如此，英國高等教育并沒有放松擴大招收代表名額不足之群體或社區子弟的努力。二○○七年三月，英國專門負責全日制大學入學申請的服務機構UCAS（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宣布，以后大學招生時，報考的學生必須提供父母是否具有大學學位的信息。這樣做是為了讓那些來自低階層家庭、也即父母沒上過大學的年輕人有更多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然而，這又一次在英國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反對聲主要來自于中產階級，因為后者認為這種做法是對中上層階級的公然歧視。
大學對于來自低階層家庭子弟的包容度也引起了大學排名者的興趣?！缎l報》二○○四年就在它的排名中設立了一項包容性（inclusiveness）指標來考察每所大學里來自低階層家庭或者公立學校學生的比重。不過這項指標因為分數上差距不大（滿分是六分）且包含內容過于籠統，顯示不出很多重要而微妙的信息。因此，為了深入了解英國大學在階級（不）平等方面的真實圖景，我在下面要引用的是另外一些排名指標以及來自其他一些渠道的更具體的數據。
在二○○七年三月的一份題為《公立學校學生與著名大學無緣？》的報道中，BBC公布，“頂級學府劍橋大學新公布的數字顯示，來自公立學校學生的入學申請數字非但沒有增加，反而出現下降”，“這個情況在其他著名英國大學也有出現”。這顯然與“英國執政工黨政府多年來一直致力提高公立學校學生進入大學的比率”的努力背道而馳。該報道進一步指稱，“那些稱為‘獨立學?！乃搅W校對例如劍橋等大學的罕有學位的操控有所增加”。這自然讓我們聯想到當年獨立學校揚言抵制布里斯托大學的做法。從抵制布里斯托到操控劍橋，說明代表社會精英力量的私立中學作為中上層階級傳承文化資本、維護自身利益的堅固堡壘，在英國社會中擁有多么強大的影響力！因此毫不奇怪，在二○○六年的大學排名中，《星期日泰晤士報》就把中學校長及大學同行對大學的評估（heads/peer assessments）加在了它的排名指標里。按照這個排名，以一百為滿分，得分最高的幾所大學依次是：劍橋（六十一），牛津（五十九），帝國理工（IC）和倫敦經濟政治學院（LSE）（五十四），布里斯托和倫敦大學學院（UCL）（五十一），愛丁堡（五十）。這一條指標之所以重要，固然是因為它體現了西方同行評估體系（peer review）的學術獨立的價值觀（中國正是在這方面屢遭詬病），不過同時也反映了英國人固執維護社會等級體系的習性。這個由社會精英（中學校長及大學同行）建立并掌控的英國大學聲望排名獲得的是英國公眾的認可，并由此而成為社會默認的標準。事實上，一九八五年在葡萄牙成立的歐洲精英大學聯盟Coimbra集團就早已“合法化”了傳統年代里英國（及歐洲）精英大學的范疇：牛（津）劍（橋）布（里斯托）愛（丁堡）。
這種社會標準還反映在大學排名的另一個重要指標上：《泰晤士報》的授予好學位（good honours）學生的百分比（在《衛報》的排名中這項指標叫做所加價值[added value]）。英國的本科學位分為不同等級，而第一等（first class）和二等上（upper second class）則屬于好學位。與上面的聲望排名幾乎一致，授予好學位百分比最高的學校依次為牛津、劍橋、布里斯托、華威（Warwick）和愛丁堡等——二○○七年這幾所學校的好學位百分比按順序分別是88.4、84.6、80.8、78.2、77.7。不過也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學校。應該是為了在排名中更上一層樓，老牌大學利物浦在二○○六年秋季貿然進行學位制度改革，把它的一等學位獲得者的百分比從二○○五年的七提高到了十七（它的好學位，即一等和二等上學位的百分比為63.7）。一時之間輿論嘩然，并由此引發社會上對大學排名是否導致英國高等教育學術標準下降的討論。這個事件說明，對于哪所大學有資格和能力授予更多的好學位，人們心目中早已有一個不可隨易更改的天平，也就是一份合法化了的名單。
現在再來對照看看上文提到的代表名額不足的社區或群體的學生在這些社會推崇的“好”大學中占有的百分比。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的統計數據表明，在二○○一至二○○二學年中，來自于代表名額不足群體或社區的在校本科生在各大學中的分布很不均勻。三項指標的全國平均值為：26%，87%，14%。三項指標的含義為：百分比越低，所收來自于低階層背景的學生越少。從該委員會的數據可以看出，在校全日制本科生中代表低階層背景學生的三項指標的百分比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有三十四所大學，其中排在前五位的學校依次為：劍橋和牛津（三項指標的百分比分別為9、55、5），布里斯托（11、60、5），圣·安德魯（St Andrews，13、62、8，威廉王子曾經就讀的大學），帝國理工（14、59、7）。緊隨其后的還包括杜倫（Durham）、艾克塞特（Exeter）、倫敦大學學院、愛丁堡和諾丁漢等名校。同時，這三十四所大學中，有三十一所都屬于英國兩個大學精英集團（即研究型大學）中的一個或兩個：羅素集團（The Russell Group）和一九九四集團（The 1994 Group）。前者以劍橋和牛津為首，以二十所大學的數目（英國共有超過一百所大學）而擁有全國大學研究經費65%的份額；后者則由一些比較小型的大學組成。
英國高等院校招生服務機構UCAS在一份一九九九年的報告中也公布，在英國白人大學學生中，有67.25%來自于非體力勞動者（non-manual）家庭背景，7.85%未知，而只有24.9%來自于體力勞動者（manual）家庭。同時，我的前導師莫多德(Tariq Modood)在二○○二年的一項研究里也指出，跟少數族裔背景的學生相比，白人學生更傾向于被所謂的老牌大學錄取，而那些新學?；蛘摺熬哦蟆睂W校則以錄取少數族裔學生為多。白人非體力勞動者即中上層階級在名校中的優越地位由此可見。因此，盡管政府和大學都在努力采取措施讓更多的低階層子弟接受高等教育，英國的高等教育資源、特別是其中的精英資源（名牌大學的學位）卻仍然由中上層階級把持。因此，英國中上層階級仍然是英國高等教育中的贏家。這在一個階級分化導致教育分化、教育分化又強化階級分化的社會里實屬“正常”現象。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什么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在美國一直不如在英國這么流行，因為這個理論在像英國一樣階級分化嚴重、階級意識嚴重的社會里才更具有解釋力。事實上，從上文所述也可以看出，在成為教育贏家的過程中，英國的中上層階級一直以反對歧視為理由，拒絕政府或者大學對低階層群體的“扶貧”政策而“頑強”維護他們接受精英教育的優越權利。這種優越權利要一直等到他們穩定地進入國家權力中心而無失去優越地位之憂以后，才會轉變為“扶貧”政策。換句話說，中上層階級扶助低階層社會群體是以不犧牲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為底線的。
那么，是不是工人階級的孩子就沒有希望躋身名牌大學？回答當然是否定的。二○○三至二○○四學年，當我在布里斯托大學做教學助理的時候，就教過一個叫做帕特里克的工人家庭的孩子。不過這個學生一直沒有公開他的階級背景，直到半學期后他在班上遙遙領先的學習地位非常穩固的時候，在一次階級問題討論課上，他才紅著臉說他相信只要努力，工人階級的孩子也可以做到學業超群。當最后說出“我就來自工人家庭”時，看得出來他是鼓著很大的勇氣才說出這句話的。然而媒體上的報道以及我后來的觀察仍然表明，即便能上名牌大學，家庭背景不同的學生仍然傾向于互不往來，而這往往是由于來自中上層家庭背景的年輕人喜歡跟“自己人”扎堆兒所致。因此，毫不奇怪，每次碰到帕特里克時，我都會看到他一個人低著頭走路，不見年輕人的活潑愉快，卻隱隱透出維護尊嚴的嚴肅神態。我曾經向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的一位教授提到我的一些學生的情況，而他的第一個反應則是從這些學生的名字中推測他們的家庭背景，并在最后嘲諷說：白人中產階級的布里斯托！說英國人對階級背景過分敏感確實一點不為過。
除了帕特里克所說的自身努力的原因之外，低階層家庭的子弟有機會上名校也是因為前面已經談到過的，老牌大學在政府和社會的壓力下也都試圖招收一些來自代表名額不足群體或社區的優秀學生。比如二○○七年六月，牛津大學也像其他一些名校一樣，表示要積極吸引更多優秀的窮學生。然而報道這條消息的BBC在同一篇文章中也表明，跟以往一樣，這種名校欲向低階層背景年輕人稍做傾斜的姿態又一次激起了貴族私立學校的批評，理由仍然是，招收學生應該看他/她的個人實力而非所上中學或者階級背景。然而可惜的是，低階層家庭沒有經濟能力負擔能培養出眾個人實力的私校的學費，但私校對此卻往往避而不談。其實早在一年前，BBC就在一篇談論私立學校的文章中指出：“左翼的歌手布拉格（Billy Bragg）曾經唱道：‘在私校和酒吧里，不列顛之戰還在繼續。’這是他一九八六年寫成的歌，批評撒切爾時代英國社會等級分明。但今天這支歌仍沒有過時?！边@讓我想起一位英國好友向我描述他和很多英國人當年在工黨戰勝保守黨成為執政黨的那一天忍不住想上街走走的沖動?？上麄儺斈陮h的滿腔熱忱和期待早已隨著階級的繼續分化而灰飛煙滅。同時，英國學術界前些年曾經流行一時的階級終結論（the end of class）最近也開始受到（特別是文化資本理論家的）嚴重質疑和重新檢驗。這不由讓人感慨：不列顛的階級之戰還要持續多久？帕特里克們還要在布里斯托的校區里一個人躑躅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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