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激蕩，科赫兇猛——與奧巴馬針鋒相對的巨富兄弟

暗流激蕩，科赫兇猛——與奧巴馬針鋒相對的巨富兄弟

作者：簡·梅爾（Jane Mayer）|閱午暮翻譯

1996年的戴維·H.科赫（David H. Koch）。他和他的哥哥查爾斯終身信奉自由主義，已經悄沒聲息地資助了右翼勢力一億多美元

5月17日，大都會歌劇院舉行了一場隆重的見面會，我們老于世故的億萬富翁上臺作了講話。這是美國芭蕾舞劇院的第70屆年度春季大型活動，作為其董事會成員的戴維·H.科赫因其慷慨備受稱譽；繼此前捐出數百萬美元之后，他最近為該劇院下一季度的運營捐出近250萬美元。科赫在受獎時由分別身穿桃色和祖母綠色禮服的布萊恩特朗普（Blaine Trump）及卡羅琳·肯尼迪·思考斯伯格（Caroline Kennedy Schlossberg），也就是此次盛會的兩位主持者陪同。肯尼迪的母親，杰奎琳·肯尼迪·奧納西斯（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曾是該劇院的贊助人之一，巧合的是，科赫曾于1995年買下一座她生前所有的位于第五大街的公寓，后因覺得該公寓太小，于2006年將其以3200萬美元的價格賣出。

這次盛會的舉行顯示了科赫蒸蒸日上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現年70歲的科赫已成為紐約市最大的慈善家之一。2008年，他捐獻了1億美元用于林肯表演藝術中心紐約州立劇院的現代化，現在該中心已經冠上了他的名字。他還為美國博物館捐獻了2000萬美元。

然而，真正的重量級人物卻沒有到場：本次盛會的第三位榮譽主持——米歇爾·奧巴馬。據其班底稱其缺席是由于日程沖突。假如我們的第一夫人能夠與科赫同臺，這一幕就好玩啦。因為科赫家族總是暗中資助各種中傷聯邦政府的活動，這在華盛頓已不是新鮮事了，而奧巴馬政府無疑受到了“特別優待”。

科赫和他現年74歲的哥哥查爾斯把控著近乎整個科氏工業集團——一家總部設在堪薩斯州威奇托，年收入估價值逾一千億美元的企業集團。科赫集團自兄弟倆的父親弗雷德于1967年去世，同年集團被兄弟倆接手起就開始騰飛。科赫家族在阿拉斯加、德克薩斯和明尼蘇達經營石油精煉業務，擁有近四千英里長的輸油管道。科赫工業則擁有Brawny paper towels、Dixie cups、Georgia-Pacific lumber、Stainmaster carpet、Lycra和其他品牌。《福布斯》將其評為美國第二大私企，僅次于嘉吉（Cargill）公司，其穩健的盈利使得科赫戴維和查理斯兩兄弟——二人于數年前買下了另外兩位兄弟手中的股份——躋身美國巨富行列。兄弟二人的資產總和約350億美元，僅遜于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

科赫兄弟長期奉行推崇大幅度削減針對個人和公司征收的稅務、將窮人的社會福利減至最小、政府應減少對工業的監管——尤其是環境方面的法規——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這些觀點與兄弟倆公司的利益相吻合。馬薩諸塞州立大學在于今年春天發布的一項研究中將科赫工業歸入美國十大空氣污染者之一。環保組織綠色和平也在一份報告中稱科赫工業是“否定氣候變化科學理論”的主要勢力。報告顯示，2005年到2008年間，科赫集團掌控著龐大的基金網絡、智囊團和前沿政治組織，其用來資助反氣候變化相關法規的組織的金額遠遠超過了埃克森美孚化工。實際上，兄弟倆已發動了眾多抵制奧巴馬政府的政治活動——從醫療改革到經濟刺激計劃，而其政治集團更以Kochtopus之名活躍非常。

在一份聲明中，科赫工業稱綠色和平“歪曲了”其環保記錄。戴維科赫在紐約媒體當地對其進行褒揚的文章中斥責“激進的媒體”將矛頭指向他的家族，使之成為“替罪羔羊”，還夸大了其家族勢力對美國政治的影響。但公共廉政中心——一個無黨派檢查組織——的查理斯·劉易斯（Charles Lewis）稱，“科赫家族和其他的家族不可同日而語，沒有哪個家族在政治上的花費可與之相比。科赫家族雄厚的實力使之超然于其他家族勢力，獨有一套違法、暗箱操作和掩人耳目的手段。水門事件之后我一直在華盛頓，從未見過哪股勢力能出其右。他們簡直是這個時代的標準石油（Standard Oil）。”

林肯中心的這次盛事落幕數周后，美國榮昌（Prosperity Foundation）——2004年由戴維科赫創立——中科赫的支持者們以另一種形式進行了集會。7月4日的這個周末，在奧斯汀一家賓館肅殺的大廳內舉行了一個名為“德克薩斯捍衛美國夢”的會議。雖然科赫推廣其慈善事業并不受限制，他并未出席此次會議，他的名字也沒有出現在任何相關記錄中。被召集來此的與會者并不是來參加舞會表演的，數位演說者在會議上極力譴責巴拉克·奧巴馬總統。本次會議的組織者佩吉·維納布爾（Peggy Venable）告誡與會者政府官員們“正幻想著將這個國家引向社會主義”。

與會人數達五百，這次會議在某種程度上起著為茶黨鍛煉積極分子的作用。一條廣告將此次會議說成是反對既定公司權力的平民起義。“現今，美國普通民眾的呼聲正被政界游說者和特殊利益集團掩蓋，”廣告上說，“但你可以為改變這種狀況出一份力。”這些宣傳廣告只字不提其背后的贊助公司。白宮方面對此表示無奈，因為這種活動的支持者大都隱藏得很好。奧巴馬總統的高級顧問戴維·阿克賽爾羅德（David Axelrod）說，“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有所隱瞞，這些所謂的草根組織開展的活動實際上是由一群石油業巨富發起的。”

2009年4月，科赫集團發言人梅麗莎·科西米亞（Melissa Cohlmia）否認科赫家族成員與茶黨有直接聯系，稱美國榮昌是個“不受科赫集團影響的獨立組織”。其后，她發表聲明說：“科赫公司、科赫基金或查理斯·科赫、戴維·科赫從未專門資助過茶黨。”戴維·科赫對紐約媒體說，“我與茶黨毫無關聯。從未有茶黨方面的人接近過我。”

然而，出現在在奧斯汀講臺上的維納布爾——長期隸屬于美國榮昌的一位政治活動家，他自1994年起就開始為科赫家族掌握的政治團體工作——顯然嘴不那么嚴。她在騷動的人群中高呼“我們欣賞茶黨所做的事，因為我們將以那樣的方式討回我們的美國！”在其后的采訪中，她半開玩笑地說自己是茶黨的早期成員，“我在茶黨風光無限之前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啦！”她解釋說“教導”茶黨人更好地進行政治活動，在他們集會之后給他們“新的鍛煉”，使他們的政治活力“大放光彩”，美國榮昌責無旁貸。她還指出美國榮昌會為茶黨提供他們選中作為“攻堅”目標的官員的名單。她還提到了科赫兄弟，“他們是我們的一員。戴維是我黨委員會的主席。我與他們曾有一晤，對他們的作為欽佩之至。”

維娜布爾在奧斯汀的峰會上表彰了數位茶黨“人杰”。美國榮昌德克薩斯州分部將其年度blogger獎授予一位名為西比爾·韋斯特（Sibyl West）的女士。今年6月14日，韋斯特在她的博客上說奧巴馬是“大權在握的癮君子”。在她的線上討論中，韋斯特說有跡象表明奧巴馬總統“被邪靈附身”了（亦有精神分裂癥之類的說法）。還有幾位茶黨聘用的發言人也在峰會上受獎，其中包括因參演《北國風云》家喻戶曉的女星詹尼·特納（Janine Turner）。她說，“他們想要用無知無覺剝奪我們的后代子孫的權利。他們不想讓我們的后代知道這世上還有上帝存在！”

在會議期間的午餐時間，維娜貝爾向與會者引介了德克薩斯州前任副檢察長泰德·克魯茲（Ted Cruz），后者對在場者說“奧巴馬是美國歷史上最激進的總統”，還背著選民們暗地里搞“小動作”——“政府正在盤剝我們的財產乃至我們的生命。”克魯茲將反對奧巴馬比作“我們這一代人的史詩之役！”在人們群情激昂之際，他用當年在阿拉默教堂進行抗爭的德克薩斯人的話作了總結：“不成功，便成仁！”

美國榮昌自茶黨開始有所動作起就與之合作密切。在2009年4月，茶黨第一次反稅游行數周前，美國榮昌開設了專門網站為游行支持者們提供“茶黨言要”。其亞利桑那州分部慫恿人們向奧巴馬寄茶包；其密蘇里分部發動其成員在“納稅人茶黨簽到”上簽名，并為他們提供參與茶黨9項抗議游行的指示。他們不知疲倦地為反抗政府煽風點火。北卡羅來納州分部近期創辦了一個名為“茶黨發現者”（Tea Party Finder）的網站，其網站定位為“北卡羅來納州茶黨的中樞”。

這股席卷2010年大選的反政府熱潮昭示了科赫家族的一次政治勝利。通過出資對茶黨的反抗者們進行“教育”，資助并組織他們進行活動，科赫家族成功地將他們的一己之私變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人民運動。曾在國家政策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由科氏出資組建，總部設于達拉斯的智囊團——任職的保守黨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布魯斯·巴萊特（Bruce Bartlett）說，“目前所有的自由主義運動的癥結所在是空有指揮者，不見跟隨者。真正采取實際行動的人寥寥無幾，比如選民們，即便他們頗有微詞，也不過是在宣泄不滿而已。所以，科赫兄弟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掀起一場運動。”對于茶黨的嶄露頭角，他說，“人們突然意識到了跟隨者的存在——能夠產生實際意識形態影響力的人。”他說科赫家族正在“努力引導、控制平民黨員加入到他們的隊伍中來。”

一位曾為查理斯和戴維做研究的共和黨競選顧問是這樣評價茶黨的，“科赫兄弟出資組建了它。就像他們播下了一粒種子。暴雨接踵而來，青蛙也從泥濘中跳出——這正是我們的候選人登場的時候！”

科赫兄弟和他們的政治顧問都謝絕采訪。相應地，一位與科氏關系密切的杰出公共關系顧問采用曲線救國的路線，把兩位重量級“朋友”擺上了前臺：紐約前政府官員喬治·帕塔基（George Pataki）和出版和房地產業巨頭莫蒂默·扎克曼（Mortimer Zuckerman）。帕塔基在共和黨競選中曾接受過戴維科赫的捐助，他說戴維是“一位心懷天下的愛國者”。扎克曼對戴維的“溫良莊重”和他對“公眾利益的貢獻”大加贊賞。

這位共和黨競選顧問稱將科赫家族的政治活動“稱為雷達無法企及（under the radar）的顯然并不貼切。這些活動是不見光（underground）的！”另一位前科氏顧問說，“他們很精明。讓此類浮淺的右翼活動為他們的目的服務，這使得他們能夠超然其外，一塵不染。”對保守黨活動資金來源有所研究的民主黨政略家羅布·斯汀（Rob Stein）稱科赫家族“處于反奧巴馬活動的核心。但他們的活動并不僅僅針對奧巴馬。如果當選的是希拉里·克林頓，情況也不會有多少改觀。比爾·克林頓也享受過他們的‘禮遇’。他們的所作所為目的是要壓制進步主義。”

資本雄厚的科赫家族的一部分財富得益于喬瑟夫·斯大林，豈不怪哉。弗雷德·科赫是個在德克薩斯州安家、經營周報的荷蘭印刷工。弗雷德曾就讀于馬薩諸塞州理工學院，并得到了化工學位。1927年，他發明了一種更加有效的用石油煉汽油的方法，但據科赫家族家史所載，當時美國的幾大石油公司都將他視作威脅，將他驅逐出了石油產業。無法在美國本土取得成功的科赫在蘇聯找到了機會。20世紀30年代，他的公司訓練布爾什維克工程師并幫助斯大林政府建立了15座現代化的原油精煉廠。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斯大林對科赫的數位蘇聯同行進行了殘酷的“清洗”。深受此影響的科赫對自己在異國的作為深感懊悔。他回到了美國。在他位于威奇托的羅克艾蘭煉油公司總部里還留有他保存的證明二戰期間被毀的蘇聯精煉廠存在的照片。查理斯·科赫的故友格斯·diZerega回憶說，“隨著蘇聯軍事力量的不斷膨脹，弗雷德對自己曾幫助其建設精煉廠深感自責。我想，這種負罪感折磨了他很久。”

1958年，弗雷德·科赫成為了約翰柏奇會（John Birch Society）的早期成員之一，在某種程度上，該組織因其對政府的懷疑態度、制造反共恐慌而聞名。其成員認為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的真實身份是共產黨。在其組織內部刊物上，科赫稱“共產黨已經滲透進入民主和共和兩黨了。”他的文字中透著對貝尼特·墨索里尼的崇敬和對美國民權運動的輕蔑。“有色人種是共黨顛覆美國的重要籌碼，”他提醒人們提高警惕。福利不過是吸引鄉下黑鬼進入城市，進而煽動他們進行“刻毒的民族戰爭”的手段而已。在1963年一次針對，科赫預言說共產黨將會“滲透美國的高層，直到連總統也赤化為止，而我們還會被蒙在鼓里。”

科赫和密蘇里州一位物理學家的女兒瑪麗·羅賓森（Mary Robinson）結了婚，他們育有四子：弗萊迪、查理斯和一對雙胞胎——戴維和威廉姆。約翰·達姆迦德（John Damgard），美國期貨業協會的主席是戴維的同學兼好友。在他的印象中，弗雷德科赫是個“約翰·韋恩式（John Wayne）的人物”。老科赫重視艱苦創業、追求的過程，他帶著兒子們到非洲比賽打獵，讓他們在家里的農場里作農活。威奇托一處鱗次櫛比的建筑群中矗立著科赫家族的石砌宅邸；每到夏天，別的孩子都在游泳池里玩得不亦樂乎，但因為父親不允許，小科赫們只能聽著水聲干瞪眼。“通過早年對我工作觀念持續不斷的培養，父親讓我獲益無窮，雖然孩提時的我并未體會到其中深意。”查理斯曾寫道，“我8歲的時候，父親總是確保我大多數的業余時間用在勞作上。”戴維·科赫還記得其父對他們進行的政治教育。“他總是對我們這些毛頭小子說政府做錯了哪些事，”他對自由主義刊物《Reason》主編之一、2007年出版的記述自由主義運動歷史的《資本主義的的根基》一書作者布萊恩·多爾蒂（Brian Doherty）說，“實行高壓統治的政府很糟糕，政府對我們的生活和經濟格局強加的控制并不好——正是這些觀點伴著我長大。”

后來，戴維進入馬薩諸塞州的迪爾菲爾德中學學習，查理斯則進了軍校。查理斯、戴維和威廉姆三兄弟都在老科赫的母校馬薩諸塞州理工學院拿到了工程學位，不久就加盟了家族企業。查理斯最終大權在握，戴維做他的副手；威廉姆的事業就沒有那么成功了。弗萊迪進入哈佛深造，在耶魯戲劇學院學習劇本寫作。據說，老科赫對弗萊迪甚為不滿，并通過經濟手段對他進行了懲罰。（對此，弗萊迪通過他的發言人予以否認）

弗雷德·科赫于1967年因心臟病去世后，查理斯將家族的產業更名為科赫工業集團，以紀念其父。弗雷德科赫的遺囑為兒子們帶來了大筆財富。戴維科赫曾在2003年的一次面向迪爾菲爾德中學——在向該校捐贈了250萬美元之后，他成為了該校唯一的“終生理事”——畢業生的講話中拿自己的好運開玩笑。他說，“也許你會問：戴維科赫怎么能有錢大把大把地花呢？我給你們講個故事吧。故事開始于我孩提時。有一天，我父親給了我一個蘋果。我很快就以五美元的價格賣掉了它，然后用那筆錢買了兩個蘋果，賣了10美元。繼而是四個蘋果掙來的20美元。哦，時間一天一天、一周一周、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地流逝，我一直在買賣蘋果，直到我父親去世并留給我3億美元為止！”

diZerega自上世紀60年代中期就與查理斯為友，在他看來，戴維和查理斯繼承了其父在政治上保守的特點，但并不完全認同他的觀點。隨著交往的深入，查理斯邀請他到科氏宅邸參加一次非正式的政治討論會。“顯然柏奇會中某些人的觀點在查理斯看來荒唐已極。”

DiZerega慢慢與查理斯疏遠了，他最終拋棄了右翼觀點，成為一個專業政治學家。他認為是查理斯使他對政治學敞開胸懷，最終走上學術道路。他的第一本書中“獻給XX”一欄中有3個人的名字，其中一個就是查理斯。但diZerega認定科赫兄弟剛愎自用、一意孤行地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將他們的父親那種對蘇聯共產主義的戒懼轉化為對美國政府的不信任，并將其自新政后的擴展視為對自由的專橫的威脅。在他發布在Beliefnet上的一篇隨筆中diZerega寫道，“國家社會主義失敗了...這些組織的目標不再明確單一。‘社會主義’一直在走下坡路。”

約翰柏奇會的成員們對一所由奧地利經濟學家開辦的宣揚理想自由市場的學校熱情高漲。查理斯和戴維受《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的作者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影響重大，后者堅稱政府采取中央集權的方式制定規劃，最終會導致極權主義。哈耶克對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的堅持啟發了許多保守黨人，同樣也影響了許多反蘇的反對者；最近，茶黨的支持者對其作品大加聲援。6月，對茶黨反抗活動頗為支持的談話廣播節目主持人格倫·貝克（Glenn Beck）在其節目中力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這本書的平裝本很快成為了亞馬遜網上的暢銷第一名。（貝克還是科赫兄弟的支持者；在近期播出的一次有關阿爾·戈爾的滑稽節目中，貝克說，“我想感謝查理斯·科赫為我提供了這條消息。”貝克并未作任何解釋，并拒絕進行深入說明。）

奉行無政府主義，同時否認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家羅伯特·勒費弗爾（Robert LeFevre）深合查理斯和戴維心意。他自稱是“獨裁制度擁護者”。勒費弗爾曾說過這樣的話“政府的表現就像它只能自生自滅一樣”。1956年，他在科羅拉多州斯普林斯市開辦了一所名為自由高中的學校。《Reason》雜志的編輯布萊恩·多爾蒂告訴我說，“勒費弗爾這樣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深合查理斯心意，”而那所所謂的學校里都是些認為新政大錯特錯的家伙。”據diZerrega說，查理斯為這所學校提供經費，甚至愿意替他負擔學費，讓他到這所學校上課。

整個七十年代，查理斯和戴維協力擴張著科氏工業。1980年，在意識到查理斯想要獨攬公司大權后，威廉姆在弗萊迪的協助下，打算取而代之掌握集團。對此，集團董事會在查理斯指示下解雇了威廉姆。（“查理斯的經營方式可稱鐵血，”經濟學家布魯斯·巴特萊特如是說。）兄弟四人分作兩邊對簿公堂。1983年，查理斯和戴維以近十億美元的價格買下了另兩位兄弟全部的股份。但這并非科氏兄弟間爭端的終結，雙方雇傭私人調查人員，官司斷斷續續打了17年；1990年，他們的母親去世后，兄弟情分終于到頭，分道揚鑣已成必然。最終，弗萊迪遷往不征收個人所得稅的摩納哥。他在法國、奧地利和其他地方買下古宅，用來收納大量的藝術品、古董、曲譜和戲劇劇本。威廉姆建立了自己的能源公司奧克斯波（Oxbow），將自己的身心轉向游艇；為了贏得1992年的美國杯，他耗費了六千五百萬美元。

在查理斯任CEO大權獨攬之后，科赫工業集團擴張迅速。Evercore投資銀行公司總經理羅格·阿特曼（Roger Altman）對筆者說科赫集團的發展壯大“匪夷所思”。查理斯和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留在威奇托，除了經營社區慈善事業，他一向深居簡出。戴維遷到了紐約，任公司執行副總裁兼化工技術部CEO。一位熟知科赫集團的經濟學家告訴筆者說，“查理斯是公司的核心。他在幕后運籌帷幄。”在同事們看來，過了多年鉆石王老五生活的戴維則很“好相處”，“有點呆頭呆腦”。他在法國南部租了一艘游艇，在南安普頓買下了一棟臨海的住宅，并在這里舉辦了被New York Social Diary網比作“東海岸版休赫夫納式的晚宴”奢華的聚會。1996年，他與服裝助理茱莉亞·弗萊什（Julia Flesher）結婚。夫婦二人和他們的3個孩子住在位于派克大街740號的一棟占地9千平方英尺的雙層洋房里。雖然戴維的行止較之查理斯更為公開，采訪過兄弟二人的布萊恩·多爾蒂沒發現兄弟二人產生過分歧。

隨著他們資產的增加，查理斯和戴維逐漸成為了美國自由主義強硬派系的中堅力量。據多爾蒂描述，查理斯的目標是將政府“連根拔起”。為此，1979年，查理斯說服了即將39歲的戴維參與競選公職，這也是兩人采取的第一次公眾性措施。他們支持自由黨總統候選人埃德·克拉克（Ed Clark）與右翼的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一較高下。受限于競選捐助限額，他們不得不讓戴維競選副總統一職；通過成為總統候選人，他就可以隨意在競選中投入自己的個人財產。每份總統競選名單上都有這樣一條標語“自由黨需要你的支持”，而事實上，其主要資金來源是戴維·科赫，這次嘗試花費了他200萬美元。

1980年大選期間的許多構想都預示著未來茶黨運動的走向。埃德·克拉克向美國民眾宣稱自由黨人已做好了進行一場“盛大的茶會”的準備，因為人們都在因稅務“悲慘地死去”。自由黨黨綱要求將FBI和CIA廢除，像證券交易委員會和能源部這樣的聯邦管理機構也應被關閉。自由黨希望禁絕社會治安和最低生活保障，對槍支進行解禁，廢除所有私人和公司稅款；他們倡導賣淫、消遣式吸毒和自殺的合法化。政府僅應保留一項職能：保護公民的個人權利。威廉姆F.巴克利，一位更加傳統的保守派人士，將這次運動稱為“反極權主義”（Anarcho-Totalitarianism）。

同年11月，自由黨候選人的支持率僅為百分之一。兄弟倆意識到他們的政見并不受待見。查理斯·科赫開始公開表達其對傳統政治的鄙夷不屑。“這檔子事一直在朝向污穢、腐敗的方向發展，”他曾對一位記者如是說，“先進的自由主義思想甚合我心意。”多爾蒂的書中提到，科赫兄弟開始逐漸開始認定參選的政客們不過是群“照腳本做戲的演員。”一位科赫兄弟的多年密友告訴多爾蒂兄弟倆想要為政客們“提供劇本的主題和臺詞”。為了改變美國前進的方向，他們得把“觸手伸向政治思潮的源頭：學術界和智囊團”。

1980年大選之后，查理斯和戴維淡出了公眾視線。但他們向許多表面上獨立的組織投入了數億美元。據稅務記錄推斷，2008年，科氏名下的3個主要基金會為35家政治組織提供了資金，其中有3個是他們一手創立的，另有數個直接受他們控制。他們還為政治運動、活動團體和說客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科赫家族暗中進行的種種動作引起了左翼勢力的疑心；標榜“自由”的博客網站Thinkprogress上的Lee Fang將科赫兄弟稱為“可憎之人背后的億萬富翁”。

恐怕只有科赫家的人自己才知道他們究竟在政治上花了多少錢。公共稅收記錄顯示1998和2008年間查理斯·G.科赫慈善基金會的花費達四千八百萬美元。由查理斯及其妻、兩名公司職員和一名會計共同控制的克勞德·R.拉姆慈善基金會共用掉了兩千八百萬美元。戴維H.科赫慈善基金會則支出了一億兩千萬美元。同時，自1998年科赫工業在政治游說上的花費超過了五千萬美元。與其相互獨立、專責政治活動的科赫政治行動委員會（KochPAC）則為競選捐贈了八百多萬美元，其中超過百分之八捐給了共和黨人。所以，在過去的12年間，科赫兄弟及其家族成員個人的政治花銷就超過了二百萬美元。戴維·科赫是2010年第二季度向共和黨州長聯盟捐款最多的個人，其捐贈金額達一百萬美元。至于科氏用于打通關節的其他手段則無跡可尋了；聯邦稅法允許個人匿名向非盈利政治活動組織捐款。

近幾十年來，數個締造了工業帝國的家族中不少成員都將一部分家財投入到保守黨議案上去。上世紀80年代，擁有化工制造企業集團的奧林家族為學術界中的右翼思潮，尤其是在法學院系，提供經濟支持已不再是秘密了。而九十年代，安德魯·梅隆（Andrew Mellon）的后人理查德·梅隆·斯凱夫（Richard Mellon Scaife）耗費數百萬美元資財以敗壞比爾·克林頓總統的名聲。親民主黨網站Media Matters副總裁阿里·雷賓哈福特（Ari Rabin-Havt）稱科赫發動其旗下公司和個人基金所付出的代價是不可小視的：“他們在資金供給中所扮演的角色極為重要。”

當然，民主黨人也會出錢。他們最慷慨的捐獻人是金融家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他經營的基金會開放社會研究所（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每年在美國的花費高達1億美元。索羅斯慷慨地向多個民主黨競選進行了私人捐贈，其中就有奧巴馬總統。但他的發言人邁克爾·瓦尚（Michael Vachon）堅稱索羅斯的所有捐贈都是干凈透明的，“他的捐贈并非是為了謀取個人的經濟利益”。科氏已經向多個反對環境管制、支持削減工業稅的非盈利組織提供了數百萬美元了。查理斯的故友格斯·diZerega表示科赫青年時期對自由主義保持的幻想多半已轉變成了對公司自身利益追求的主因。“也許他對于以自由民身份擁有豐厚家底身為困惑”他如是言及查理斯。

某些批評家聲稱科氏的種種做法違背了免稅捐贈的初衷。從法律上講，慈善基金會應組織、發起以公眾福祉為基準的無黨派活動。2004年，相關監管機構國家慈善事業響應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了科氏基金會的自私自利，總結“這些基金會只向那些為科氏工業做研究、在與其利益有牽連的問題上支持科氏的非盈利組織提供資金”。

然而，不得不說的是，在鞏固自身利益的同時，科赫家族正利誘眾多組織以將美國引向自由主義的方向。他們資助的研究所中有：為他們針對州和聯邦法規提起訴訟的司法研究所；替他們培養自由主義學者的人文研究所；還有努力將憲法修訂引向保守的人權法案研究所。科赫家族培植的許多組織都雇傭專家來寫作論文以供被政客和評論員們引用。戴維·科赫坦承其家族在思想控制上頗下功夫。“既然我們出大把大把的鈔票，就得確保他們按照我們的意圖去支配這些錢，”他對多爾蒂說，“一旦他們站錯了隊，做我們不樂于見到的事情，我們就收回資金。”

1971年，當時在弗吉尼亞州任律師的劉易斯·鮑威爾（Lewis Powell），在被選入最高法院中任職兩個月前，在一份秘密備忘錄中留下了如許觀點：科赫家族的資助使得其發起的維護公司利益的運動在諸多方面收效顯著。其時的反戰運動將矛頭指向了道化學（Dow Chemical）這樣的國防承包商，而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則掀起了一場反公司、維護公眾利益的運動。鮑威爾在一份為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撰寫的報告中強烈要求美國公司進行反擊。他強調說，公司自由化之大敵不是共產主義或新左派，而是“社會中的幾個不同忽視的群體”——知識分子、記者和科學家。要想擊敗他們，他寫道，企業領導者需要長期進行統一的政治運動以改變公眾的看法。

查理斯·科赫像個工程師一樣有條不紊地收獲著商業和政治上的戰果。“要想帶來社會變革，”他告訴德懷特，這需要一種“用之四海而皆準的策略”，涵蓋“概念構建、政策制定乃至教育、草根組織、政治游說、訴訟和政治行動”。他坦承他們的這項計劃非常龐大，耗時耗力，“我們已有了基本體系了。”

1977年，科赫出資組建了美國第一個自由主義智囊團——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據公共廉正中心調查，在1986和1993年間，科赫家族為該研究所提供了一千一百萬美元的資金。時至今日，卡托研究所已經擁有百余名全職員工，該研究所的專家和其發表的政策文件深受主流媒體青睞。該研究所將自己定位為無黨派，其中的學者有時也會抨擊兩黨。但其對公司稅和社會福利的削減及自由放任的環境政策的追求始終沒有停頓。

當奧巴馬總統在2008年的一次講話中稱全球變暖趨勢已“毋庸置疑”時，卡托研究所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了一份整版廣告對其予以反駁。卡托研究所學者對阻止全球變暖的政治意向進行了瘋狂炮轟，聲稱其花銷巨大、收效甚微，且毫無必要。卡托研究所創始人兼所長埃德·克蘭（Ed Crane）對筆者說“全球變暖學說為政府加強對經濟的控制提供了助力。”

卡托研究所的學者們一直對所謂“氣候門”丑聞的激化熱情高漲。去年，英國東安大學氣候科學家間的私人電子信“神秘”外流，信中透露了這些科學家意圖捏造數據以加強氣候變暖學說的真實性。這些信件公諸于眾兩周后，一位卡托研究所學者出席了20多次媒體采訪，對這些所謂的丑聞大肆宣揚。但在后續針對這些科學家進行的5次調查中，并未在他們的電子信或研究數據中發現任何與學術界氣候變暖共識相左的證據。

即便如此，這場風波還是動搖了公眾對氣候變化確定性的信心。雖然美國海洋及大氣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于近期發布了一份證實關氣候變暖無可避免的報告，認為科學家夸大了氣候變暖嚴重性的美國公民數達到了1997年之后的最高水平。科氏將這份數據公布在他們公司的網站上，但對他們的資金所起的助推作用只字不提。

2002年的一份內部通知中，共和黨政治顧問弗蘭克·朗茨（Frank Luntz）寫道只要“選民們認定科學界在氣候變暖上沒有達成一致”，公眾對氣候變暖必然性信任缺失的現狀就會繼續下去。他說，反對環保改革的關鍵是要質疑其科學性——數年來，煙草業依靠此策略在預先阻止規章制度推行上收效顯著。科赫家族投入大量資金支持了許多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該組織曾聲稱“過去10年間的科研所得支持人為因素引發災難性氣候變暖的理論站不住腳”——這樣的環保懷疑論勢力。科赫兄弟還向許多不知名的組織提供資金，如反對美國公里中小學將氣候變暖作為科學事實引入教育的獨立女性論壇（the Independent Women’s Forum）。該組織在2008年之前都是由曾為科赫工業作說客的南希·馮特霍爾（Nancy Pfotenhauer）經營的。科赫集團一家子公司的副總裁瑪麗·貝斯·賈維斯（Mary Beth Jarvis）也是該組織委員會成員。

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歷史與科學教授內奧米·奧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是“Merchants of Doubt”一書的合著作者之一，該書記述了美國工業界意圖改變公眾觀念在科學方面開展的許多嘗試。她指出，科赫集團這個“石油精煉與輸送”巨頭“經歷過多次危機”她補充說，“如果石油隨著環保事業的發展最終淡出能源市場，財源廣進的就會是另一撥人了，所以他們一系列極端的做法并不讓人意外。”

戴維·科赫向紐約當地媒體表示說他并不認為人類活動是全球氣候變暖的主因。即便就算是這樣，他說，地球的不斷升溫也是一種良性的變化，它能延長北半球的生長季節。“能夠出產食物的土地的增多，使得地球能夠承載更多的人”。

80年代中期，科赫家族向位于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的喬治·梅森大學投入了數百萬美元以建立另一個智囊團。也就是現在的莫卡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該中心對外宣傳自身是“世界頂尖的市場主導型創意大學智庫——貫通學術理論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鴻溝”。財務信息顯示科赫家族的基金會向喬治梅森捐贈了三千多萬美元，這筆款項中絕大多數流向了非盈利組織莫卡特斯中心。“”民主黨政略家羅布·斯坦（Rob Stein）說。這樣的舉措非同尋常。“喬治·梅森是一所公立大學，政府會為其撥款，”斯坦指出。“弗吉尼亞州的這所大學實際上已經在科氏股掌之間了。”

莫卡特斯中心創始人理查德·芬克（Richard Fink）曾是一位經濟學家。芬克負責科氏在倫敦的游說工作。另外，他還是查理斯·G.科赫慈善基金會和克勞德·R.拉姆慈善基金會的會長，弗雷德·C和瑪麗·R.科赫基金的經理，同時，他還和戴維·科赫一樣，都是美國榮昌的負責人和創始人之一。

擁有眾多頭銜的芬克儼然已是Kochtopus的核心人物之一了。他將取代卡托研究所所長埃德·克蘭成為科赫兄弟的臂助。雖然戴維還在卡托研究所理事會中占據一席，查理斯·科赫和克蘭都已經脫離了。其同事告訴筆者，克蘭對查理斯科赫精煉在他的一本名為“成功原理”、屬于市場營銷分類（M.B.M）的書中的管理哲學并不十分信服。科赫將市場營銷比作包含“五方面：洞察力、品行與才能、知識過程、決定權和激勵措施”的“一個完整的系統”卡托研究所的一位高層人士告訴筆者查理斯“認為他自己是個天才。他就是霸主，他深信他不同常人。”與克蘭相比，芬克對查理斯的理念認同多些。（芬克和可是兄弟一樣拒絕接受采訪。）

在1995年的一次慈善家會議上，芬克在談及莫卡特斯中心設立的目的時引用了經濟學術語。他說財團應該通過智囊團和整治活動組織將普通的智能資源轉化為政治“產品”。

華爾街日報稱莫卡特斯中心是“前所未有的機要智囊團”，并指出喬治·W.布什總統倡導的23條規章制度中，有14條最初是由莫卡特斯中心的學者提出的。芬克告訴媒體說科赫兄弟有“其他在政界拼斗的方法”，莫卡特斯中心并不會只為科赫集團自身的利益出力。但托馬斯·麥加里蒂（Thomas McGarity），德克薩斯州立大學一位對環保問題頗有研究的法學教授告訴筆者說“科赫家族一直與美國環保署糾紛不斷，莫卡特斯中心也總是時不時地攻擊該組織。”一位曾與莫卡特斯中心交鋒過的環保律師稱之為“謀求經濟目的的一種手段”。這位律師是這樣闡釋其策略的：“將財團的資金投給表面上中立的智囊團，”由它來“雇傭有身家背景和學術背景的人來宣揚看似可信的研究成果。但他們所作的一切都是為其投資人的利益考慮的。”

舉例來說，1997年，美國環保署意圖降低地表臭氧量標準——一種部分由石油精煉排放的污染物造成的污染。在莫卡特斯中心任要職的經濟學家挨蘇珊·達德利（Susan Dudley）對這項提案頗有微詞。她辯駁說環保署此舉并未考慮到天空沒有煙塵會加大人類罹患皮膚癌的幾率。她預言說如果對污染加以控制將會每年增加一萬一千多種皮膚癌致病因素。

1999年，哥倫比亞特區巡回法院采納了達德利發表的有關煙塵的言論。對環保署的規定進行評估后，法院得出了環保署“顯然忽視了臭氧可能帶來的保健利好。”在這次裁定的其他關節中，法院以2-1表決裁定環保署在制定臭氧排放標準時存在越權行為。智囊機構憲法責任中心（Co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 Center）透露說，多數派的那些審判員在此之前都參與了一次合法的公費旅游，前往蒙大拿州的一座牧場，本次旅游是由經濟與環境研究基金會（the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the Environment）——一個由科赫家族提供資金的基金會。那些審判員均稱法庭裁決結果并未受他們出席影響。

“思想本身并不會自主產生，”FreedomWorks——一個由茶黨支持者組成的團體——主席馬特·基布（Matt Kibbe）告訴筆者說。“縱觀歷史，思想的傳播需要始作俑者。”科赫兄弟在建立了卡托研究所和莫卡特斯中心之后，也意識到了單靠智囊團并不足以成事。他們需要一種能夠讓他們的思想街知巷聞的方法，以此獲得公眾的支持。1984年，戴維·科赫和理查德·芬克創立了另一個組織，也就在此時，基布加入了他們。健全經濟市民委員會（Citizens for a Sound Economy）表面上看來是個草根組織，但據公共廉政中心調查，該組織實際上主要是由科氏贊助支持的，1986至1993年之間，科氏共為其提供了790萬美元。該組織的任務據基布說，“普及這些厚重的思想觀念，使之為美國大眾接受...我們所承襲的非暴力革命精神與奧巴馬并無二致，同出一源——索爾·阿林斯基、甘地及馬丁·路德·金。我們將波士頓茶黨的思想作為研究非暴力社會變革的對象。我們認識到想要讓你的思想為世人了解接受，你就必須接地氣，而非依靠那些高高在上的競選者。”數年間，該組織動員其分布在全美26個州的50名有償實地工作者煽動選民為科氏的議案造勢。據一位有關人士稱，戴維和查理斯“控制欲極強，緊抓垂直管理。你無法與他們共同建立一個組織。他們會緊抓大權不放。”

那段時間，兩兄弟經歷了政治危機。1989年，參議員印第安人事務委員會（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調查了科氏的產業后發布了一份報告，指責科赫石油公司“處心積慮地通過欺詐和在測量過程中做手腳竊取該區原油”。科赫公司承認其以非正當手段侵占了約合三千一百萬美元的原油，但聲稱這僅僅是意外。查理斯科赫向委員會委派的調查人員“坦言”油量勘測是項“非常不好把握的技術”。

為了維護其名聲，科赫工業雇傭了華盛頓的一位名為羅伯特·斯特勞斯（Robert Strauss）的游說者；并很快在華盛頓建立了專門的辦公室。雖然前來調查此事的陪審團規模龐大，但它最終在一無斬獲的情況下解散了，并未對科氏做任何刑事指控。據參議院報告，在委員會的聽證會之后，科氏的工作人員對委員會成員的私人生活進行了深入了解，甚至某些委員的前妻也成了調查對象。參議院調查人員的工作受到了科氏的阻撓。參議員委員會法律顧問肯尼斯·巴倫（Kenneth Ballen）說，“這些人積聚的勢力居然到了這個地步！”

1993年比爾·克林頓任總統時，健全經濟市民委員會已發展成為奧巴馬當選時期數量激增的以企業為后盾的反對黨競選的模板了。該組織針對當時克林頓發起的BTU（英國熱量單位）能源稅進行了一次成功的打擊，比如，散播廣告、通過媒體曝光、抨擊對手。它還動員人們在國會大廈群前進行反稅集會，被美國國家公共電視臺（NPR）稱作是“蓄意在搖擺不定的民主黨人中間制造恐慌”。來自威奇托的國會前民主黨議員丹·格里克曼（Dan Glickman）支持開征BTU稅，他回憶說，“我在國會待了8年了。科赫家族確實站在我的對立面向我的政敵提供經濟支持。他們利用許多資源和手段——還有他們的雇員也是如此。”格里克曼經歷了一次慘敗。“我無力支撐，但也許當時我不過是個犧牲品。”

科赫家族繼續用金錢開路，建立一系列除了名字響亮之外看似普通實則難纏的組織，這使得準確估量其在華盛頓的勢力難上加難。1990年，健全經濟市民委員會開設了一個名為“市民環境委員會”（Citizens for the Environment）的分支機構，該機構一經建立即有驚人之舉，將酸雨和其他環境問題的成因歸于“不可解釋”。（毫無疑問是在搬弄是非，意圖推卸科氏對造成的污染應付的責任）當匹茲堡郵報深入調查此事時發現該機構不具備“市民會員資格”。

1997年，參議院就一份少數派報告中提及的“無恥地將具體數額和來源不明的數百萬美元投入共和黨的全國競選中”以擺脫競選經費制度的約束這一情況展開調查。表面上，是Triad Management公司投入三百多萬美元在26次眾議院選舉和3次參議員選舉中發布攻擊性廣告。其中一多半資金來自一家鮮為人知的、名為經濟教育受托基金（the Economic Education Trust）的非盈利組織。參議院的這份少數派報告中說“這家受托基金機構的資金部分乃至完全得自堪薩斯州威奇托的查理斯和戴維·科赫”。報告懷疑兄弟二人暗地里出資發布那些攻擊性廣告，而事實是，那些廣告中絕大部分都是在科氏工業擁有產業的州發布的。在Triad Management尤為活躍的堪薩斯州，其花費的資金對該州6次選舉中的4次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科赫家族在被記者問及是否曾出資進行這些活動時拒絕回答。然而，1998年，華爾街日報查實科赫公司的一位顧問參與了那次計劃。公共廉政中心的查理斯·劉易斯稱這個丑聞是“空前絕后的。Triad公司是第一家以如此惡劣的方式進行cutout（暫時找不到貼切的中文釋義）——一種前臺行為——的大公司。科赫工業是喪心病狂的公司的例證。”

克林頓政府時期對能源產業的監管和規范一度得到加強。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司法部門針對科氏發起了兩次訴訟，稱其應對向江河湖泊中泄漏約三百萬加侖石油的泄漏事件負責。預計罰款金額可達兩億四千萬美元。經協議，科赫工業支付了數額高達三千萬美元的民事罰款，并愿意支付五百萬美元用于環保工程的建設。

1999年，陪審團在一次裁決中判定德克薩斯州地下丁烷管道泄漏引發爆炸，致兩名未成年人死亡是由于科赫工業的玩忽職守。（2001年，此案最終私了了）。在克林頓當政的最后一個月，由于對其位于德克薩斯州科柏斯克里斯蒂的精煉廠91噸苯——一種致癌物質——泄漏一事隱瞞不報，司法部專門針對科氏公司起草了一份長達97頁的公訴書。對其處以三億五千萬美元罰款，四名科氏雇員將面臨為期三十五年的鐵窗生活。科赫石油集團最終對其隱瞞包括篡改文案在內的環保違規行為的刑事指控表示服罪，并支付了兩千萬美元的罰款。時任司法部環境犯罪司負責人的職業檢舉人戴維·烏爾曼（David Uhlmann）稱此案是“空氣清潔法令之后影響最大的案子”。她補充說，“環境犯罪幾乎都是受經濟因素和有恃無恐造成的，顯然，科赫家族的這起案子是兩者的完美結合。”

在2000年大選期間，科赫工業耗費了約90萬美元支持喬治·W.布什及其他共和黨參選者。在接下來的布什當政時期，科赫工業和其他石油公司得以享受可觀的特權。2005年推行的能源法案，也就是被希拉里·克林頓戲稱為Dick Cheney Lobbyist Energy Bill的法案，向能源企業提供了大量的補貼和稅額優惠。科氏稱自己是赤字鷹派，但據Media Matters的調查來看，其公司自2000年以來從政府的行政合同中所得利好已近一億美元。

2004年，健全經濟市民委員會因以非法途徑支持布什受到指控。該組織在俄勒岡州的分支機構試圖將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拉入總統選舉中，以瓜分民主黨對約翰·克里的支持率。批評家們認為一個免稅非盈利組織盲目地為政治目的服務是非法的。（對此聯邦選舉委員會發起了控告；被駁回了。）

同年，健全經濟市民委員會因內部爭端分裂。戴維·科赫和芬克成立了一個名為美國榮昌的新組織，聘請提姆·菲利普斯（Tim Phillips）任負責人。菲利普斯是個政界老手，他曾與美國基督教領袖、共和黨活動家拉爾夫·里德（Ralph Reed）共同創立了競選咨詢公司Century Strategies，該公司后因其與卑劣游說者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之間見不得光的關系而備受唾棄。菲利普斯的在線傳記將他描述成“草根”和“草根”政治組織老手。科赫兄弟選擇菲利普斯無疑昭示了他們更進一步的執著。因贊賞政界“切喉者”出名的保守人士格羅夫·諾奎斯特（Grover Norquist）稱菲利普斯“是個能成事的人”。

去年，菲利普斯告知經融時報的美國榮昌的注冊會員數僅為八千多。而現在，該組織網站聲稱其已擁有“120萬活動成員”。無論其規模大小，科赫家族伸向政界的觸手始終堅挺；一位前卡托研究所雇員告訴筆者美國榮昌“在科赫兄弟的股掌之間”。兄弟倆的努力和付出似乎得到了可觀的回報：美國榮昌與科氏掌控的其他組織都在擾亂奧巴馬當局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8年1月，查理斯·科赫在其公司簡訊中寫道美國的自由與繁榮將面臨“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酷的危機”。同年10月，美國榮昌在華盛頓萬豪賓館召開了保守人士會議。保守派博客Redstate.com的主編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k Erickson）發表了講話，表達了他對戴維·科赫的感謝，號召與會者“左派的列位戰友啊...團結起來去抗爭吧！”。奧巴馬就任后不久，美國榮昌就發起了“Porkulus”機會抗議奧巴馬政府出臺的刺激指出措施。（譯者注：Porkulus 是由 pork 和 stimulus兩個詞組合演化而來，最初出自美國廣播談話節目主持人拉什·林博之口，pork在此處不是“豬肉”，而是“pork barrel spending”里的“pork”，“Porkulus”的意思是批評政府的支出方案只針對少數人或團體。）其后，莫卡特斯中心發布了一份公告稱刺激基金的使用不均衡，向民主黨勢力傾斜；最終，該報告作者被責令修正報告內容，但在此之前拉什·林博以這份報告為口實說奧巴馬的刺激方案是“賄賂基金”，對此，福克斯新聞（Fox News）和其他保守派喉舌紛紛積極響應。（美國榮昌政策部副總裁菲爾·凱爾彭（Phil Kerpen）是福克斯新聞的資助人之一。另一位美國榮昌高官，沃爾塔·威廉姆斯則常捧林博的場。）

美國榮昌還創立了一個下屬機構Patients United Now以組織菲利普斯預計將舉行的300多個集會抗議醫療改革。在其中一個集會上，一位民主黨眾議員的雕像被吊了起來；而在另一個集會上，抗議者們高舉著繪有德國達毫（Dachau）集中營尸堆的旗幟。3月，美國榮昌還協助在國會大廈外面組織了“否決議案”的抗議，這使得民主黨醫療改革的支持者們都覺面上無光。毫無疑問，菲利普斯是個頗有號召力的演說家。

美國榮昌至少組織了80起針對“限制與交易”體制——讓企業對自己造成的污染進行補償——的政治活動。該組織發言人極盡夸張之能事，聲言若如此，后院燒烤和廚房里的爐子也該被征稅。他們還抨擊奧巴馬任命的“環保工作”czar（czar是俄語沙皇的意思，這里指擔綱的人，管事者，根據本人查到的有限資料，一作奧巴馬的親信要員解，一作單純的高層負責人解。）范·瓊斯（Van Jones），并發起運動抵制國際氣候變化論壇。去年，菲利普斯及其團隊打著維護尋常工人利益的旗號到聯合國氣候會議現場外進行抗議，“我們是個草根組織...富二代們...打算讓美國的失業率提高到百分之二十”。

身為國會共和黨領袖的格羅弗·諾奎斯特（Grover Norquist）在華盛頓每周主持一次保守派首腦會議，與會者包括美國榮昌的代表，他告訴筆者去年夏天聲勢盛大的政治活動在破壞奧巴馬的提案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說，“8月份人們的戶外活動明顯增多，也是借此機會，他們的行動收效甚佳，這也使得參與締約者們懊喪不已”——那些與奧巴馬一起努力的共和黨成員。此外，公眾對奧巴馬反對聲浪的高漲也影響到了華盛頓K街上的機構名義捐款者們。“K街的動向左右著30億美元的去向，”諾奎斯特說。“當奧巴馬風頭正勁的時候，美國商會說的是‘我們會與奧巴馬政府通力合作。’但當數千人走上街頭‘恐嚇’國會議員之后，美國商會的態度就轉變了。8月正是變故發生的時間。因為奧巴馬勢弱，人們紛紛變了一副臉孔。”

奧巴馬當選一周年到來之際，戴維·科赫來到華盛頓參加美國榮昌的慶功會。奧巴馬的民調指數下降迅速。已經沒有共和黨參議員在醫療保健問題乃至其他方面與政府密切合作了。權威們紛紛撰文大談奧巴馬在政務上的種種不是，而茶黨則在指責奧巴馬意圖開展“政府接管”。在一次講話中，科赫說，“五年前，像今天這樣的時刻讓我們的董事會預見了我們這個組織的美好前景。”他續道，“我們預想了大規模運動的爆發，以州為起點波及全國，來自各行各業的無數美國人挺身而出為我國達至繁榮巔峰的根本——經濟自由——斗爭到底。...值得慶幸的是，加州到弗吉尼亞，德州到密歇根，星星之火燃起，越來越多的同胞們與我們一樣認識到了真相。”

雖然當天科赫并未明確表示支持茶黨的作為，但更近一些時候已開始動作，他盛贊茶黨的努力證明了“國民中蘊藏著的對抗政府高度集權的強大斗爭力量，及為免美國社會主義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查理斯·科赫在一封寫給其七千余員工的簡訊中將奧巴馬政府比作強硬的雨果·查維茲（Hugo Chávez）統治下委內瑞拉的政治體制。科赫的這種危機感似乎有些不可理解。美國的收入差距已達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而自七十年代以來，國家對巨富征收的稅率的調降程度卻甚于中產階級。科赫兄弟已與選民們在認識上達成了共識：近期的一次民調結果顯示百分之五十五的美國公民認為奧巴馬是社會主義者。

與此同時，美國榮昌還于11月宣布將在中期選舉前投入額外的四千五百萬美元。雖然法律明令禁止該組織直接支持候選人，但它還是計劃插手50次左右的眾議院和6次參議員選舉，進行集會、組織上門游說、發布以讓選民了解“參選者所站的位置”的廣告。

即便科氏成功打壓了奧巴馬的勢頭，他們真正的政治硬仗才剛剛打響。理查德·芬克在接受FrumForum.com采訪時說，“如果你回顧我們從2000年一路走來的軌跡，你會發現，政府開支和債務負擔都在不斷加重，破產隨時威脅著整個國家，情況不容樂觀。”他續道，“看來我們建設完善的基礎設施并未扭轉乾坤。”他認為科赫家族需要“更關注實際、日常的管理問題。”

1991年，戴維·科赫因發生在洛杉磯的飛機失事身受重傷。他是頭等艙乘客中唯一的生還者。在他康復的過程中，一次例行檢查發現他患有前列腺癌。科赫接受了治療，安定下來，組建了家庭，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他對說，“飛機失事，你是唯一的幸存者，全機的人都死了——是的，你肯定會想‘天哪，上帝留我一命肯定還有大用。’受這個念頭感召，自那時起我就一直在做我力所能及的好事，讓他覺得我有我活著的價值。”

劫后余生的科赫開始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大額捐款。他還成了癌癥研究的贊助者之一，當然是主攻前列腺癌的研究啦。除了向斯隆·卡特靈癌癥中心捐贈了大筆款項之外，他還向紐約長老會醫院（New 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捐贈了一千五百萬美元，捐了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馬薩諸塞州理工學院供癌癥研究之用，捐了兩千萬美元給瓊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兩千五百萬美元給了休斯敦的M.D.安德森癌癥研究中心。作為對他的慷慨的回饋，斯隆·卡特靈癌癥中心授予戴維杰出企業領袖獎。2004年，布什總統提名戴維科赫進入全國癌癥咨詢委員會——國家癌癥研究所隸屬于它。

科赫擁有企業家和政客雙重身份，難免會引發利益沖突。例如，戴維·科赫在扮演抗癌英雄的同時，科赫工業卻在游說美國環保署，避免它將福爾馬林——也就是該公司大量生產的搖錢樹——劃入“已知致癌物質”之列。

科學家們很早就發現福爾馬林能使老鼠患癌癥，也有數個權威科學研究得出結論稱福爾馬林能夠致人患癌——其中有一份報告是去年由國家癌癥研究所發布的，而科赫恰恰在該機構的頂頭上司咨詢委員會中。該研究對2500名患者進行了平均4年的跟蹤調查；接觸較大量福爾馬林甚至可以引發白血病。這些研究結論使得國立衛生研究所的專家組得出“福爾馬林應被歸類為致癌物質”的結論，并應受政府嚴格管制。企業抵制福爾馬林管制規定已經幾十年了，然而，科赫工業一直出資指使國會議員阻撓美國環保署，要求其拖延新規定推行的時間直到更多研究完成之時。

2005年后，收購了紙張與木制品生產商喬治亞-太平洋集團（Georgia-Pacific）的科赫工業一躍成為化工業主要生產商。喬治亞-太平洋集團的化工部負責生產福爾馬林，并用它來生產膠合板、層壓材料這樣的木制品。其年均福爾馬林產能約22億磅。去年12月份，喬治亞-太平洋集團環境事務副總裁特雷勒·錢皮恩（Traylor Champion）向聯邦衛生當局遞交了一封嚴正抗議信。他寫道本公司“強烈反對”國立衛生研究院專家組判定福爾馬林為致癌物質的結論。在其公司游說政府確保福爾馬林仍在市面上銷售的同時，戴維·科赫并未脫離全國癌癥咨詢委員會，也沒有將他持有的公司股份轉手。（一位委員會發言人說福爾馬林問題尚未公開化。）

國家環境衛生科學研究所——國立衛生研究院的下屬機構——的副董事詹姆斯·赫夫（James Huff）告訴筆者科赫待在國立癌癥咨詢委員會里實在很“讓人不快”：“這對公眾健康事業絕無好處。既得利益集團不應該在委員會中占據一席之地。”他繼續說，“委員會的席位非常重要。它對國家癌癥研究是否所對福爾馬林進行深入研究影響重大。而福爾馬林本身牽涉到數十億美元的資金。”

國立癌癥研究院院長哈羅德·瓦莫斯（Harold Varmus）是在他過去管轄的斯隆·凱特靈癌癥中心結識戴維·科赫的。他說，在斯隆·凱特靈，“許多向我們提供資金支持的人都是沖著經濟利益來的。但我們在煙草這一項上絕不會松口。”當被告知科赫工業在福爾馬林問題上的姿態，瓦莫斯表示他非常“震驚”。

位于史密斯森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中的戴維·科赫人類起源館（The David H. Koch Hall of Human Origins）中以多媒體手段向參觀者演示了氣候變化對人來演進過程產生的種種影響。在其總入口，參觀者可以看見一幅巨大的圖表，表中描繪的是地球氣溫在過去一千萬年中的變化情況，依據圖標內容，現在的氣溫較之一萬年前低了很多。圖標上方有一段文字，“不斷變化的世界對人類進化的影響”。這個主題，經由該展覽官網闡發而為“環境多變性下人類的關鍵適應行為”。直到整個展覽尾聲的時候，在展覽大字標題“我們面臨的生存挑戰”下方才出現了：目前世界二氧化碳水平高于以往，且在21世紀其增長將尤為顯著（真是姍姍來遲啊，原因不言自明）。這一小段文字對二氧化碳水平增高的原因只字不提，；也沒有只言片語提到這與石油有很大關系。此次展覽是這一切看起來像自然而然發生的一樣。這段文字旁附有一段說明“在人類演進時期，地球的溫度和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水平波動狀況趨同。”展覽中的一個互動游戲向參觀者傳遞著這樣的信息：未來，人類將適應氣候變化。人們會建造“地下都市”，人們的身材將變得“短小精悍”，脊柱將逐漸彎曲，以使“人們能夠在狹小的空間里自由活動”。

這樣的想法與科氏向世人傳達的信息不謀而合。舉例來說，科赫公司1月份發給員工的簡訊中稱，“地球氣候變化將快于人類的演進”，并總結道，“既然我們無法左右地球母親的變化，干脆去尋求適應這些變化的方法吧。”ClimateProgress.org網站站長，物理學家喬瑟夫·羅姆（Joseph Romm）被史密斯森協會的這次展覽激怒了。“整個展覽都在試圖掩蓋現代氣候問題，”他說，“我認為科氏借助全國最好的自然歷史和科學博物館的幫助，試圖將自己在世人眼中的形象變得高尚無比。但這背后的真實是，這個展覽是由污染大戶一手策劃的，因為他們是這種阻撓世人應對生存危機——氣候變化——的手段的幕后投資者。我以為史密斯森協會本會做到一碗水端平的。”

史密斯森博物館館長克里斯蒂安·桑珀（Cristián Samper）則稱這個展覽的主題并非氣候變化，他說科赫是“我們最好的捐助者之一，至少在我的任期內如此，因為他雖然對展覽內容興趣濃厚，卻從來不插手干涉。”他還說，“當然，我對有關他的其他問題并不知曉。”

科赫家族始終有著不為世人所知的一面。他們對于運作被戴維稱作“你所知的最大的公司”的科赫集團一向很稱心。但隨著茶黨聲勢日隆，加之科氏與茶黨動作的密切關系，科赫兄弟想要免受監視就越困難。最近，奧巴馬總統開始對科氏的整治網絡。在奧斯汀的一次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上發表講話時，他提醒支持者們最高法院最近在Citizens United一案中的裁定——推翻了禁止企業直接向選舉投入資金的法規——使得大型企業藏身于“美國榮昌這樣乍一看人畜無害、道貌岸然的組織”之后。奧巴馬說，“他們無須明說美國榮昌的背后究竟是誰。你也無從知曉這是不是一個由外國人掌控的公司”——甚或，他補充說，“一個石油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