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技術樂觀論甚至是技術決定論并不意味著要否定IT工業的新特征。它的全球化的覆蓋范圍和深度、它的高度靈活性、特別是它的難以預測性，在某種意義上是全新的。但是本書認為，在這種新事物的背后，并沒有什么神秘的東西：歸根到底是一系列對勞動力——包括對勞動力的生產、配置和控制——進行管理的特殊模式。勞動力在這里特別重要，首先是因為IT工業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這本身是刻意選擇的結果，而不是IT工業內在的必然屬性）；如何創建一個跨國勞動力系統來對應和利用全球范圍的極不穩定的資本流動，對IT工業趨勢是一個挑戰。由此，獵身業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案例，使我們審視日趨“抽象化” 的經濟是如何通過具體的人際關系和制度安排而被建構起來的。
在概括獵身業務的內在運作機制時，本書使用了三個概念：“民族化”（ethnicization）、“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和“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民族化”（ethnicization）的概念是指，獵身業務基本上成了印度人的行業，印度的同民族網絡構成了獵身業務的重要基礎，特別是在動員潛在的勞動力、管理勞力行內部的勞動關系、以及擴大勞力行的全球網絡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獵身基本上是一個民族化了的產業。然而，獵身業務所依靠的不是事先存在的、天然緊密聯結的網絡關系。比如，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在其中幾乎不發揮任何作用；相反，“公事公辦”（professionalism）是人們掛在嘴邊的關鍵詞。正是工人們這種個人主義的態度、認為個人能力決定一切的意識、以及不斷向上流動的雄心，使得獵身業得以持續下去；我用“個體化”來概括這一特征。“跨國化”則指的是獵身業在制度上的意義：獵身業所以會成為一項制度存在，是因為它允許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動用和管理勞動力；不進行跨國運作，便沒有超額利潤，不進行跨國運作，就不會有勞力行。“跨國化”也解釋了為什么“民族化”和“個體化”可以并行不悖。獵身業之所以被“民族化”，并不是由于“印度文化” 的內在特質，而是因為印度作為一個國度成為了為世界IT工業生產和提供技術勞動力的中心。由于這個原因，勞力行的民族化是工人們和勞力行的經營者們的利己主義的計算的結果，而不是基于印度文化的內向的團結性。這樣，一方面，獵身業將IT工人們變成如新古典經濟學所構想的、市場中“自由的”的原子，隨價格原則、根據利益最大化而到處流動；但是同時，為了使得工人成為在市場上有效的原子，獵身業務要靠民族社會網絡來幫助運營，特別是要嵌入印度當地的社會經濟結構，以高效地獲取資源。獵身業使得全球的IT工業擺脫了國家移民管制的約束（當然這種擺脫絕不是徹底的），但是絲毫沒有擺脫既定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制約。
獵身對于印度來說意味著什么？我們在了解所有這些故事之后，又能夠怎么樣？本書的結論部分將分析獵身和印度的“IT奇跡”之間是什么關系，并討論獵身與更廣闊的印度社會背景之間的聯系。
印度IT業的飛速發展已經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印度前總理阿•比•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在1998年就曾經表示，“印度的明天是IT”(India’s Tomorrow is IT)。在所謂的印度IT奇跡里，有兩股并行發展并相互促進的力量：一方面，在印度國內，由以Infosys、 Wipro和Satyam等大型公司為代表的IT工業；另一方面，在海外，印度僑民經營的中小IT企業蓬勃發展 。這兩個部門都被作為全球化的標志性發展而被津津樂道。然而，在對印度IT業發展的敘述中，獵身很少被人們談到，即使被提到也僅僅被當作一個短暫的、很快就會消失的現象。與這樣的主流論述不同，我的研究表明，印度IT業中的這兩股力量，事實上都依賴于一個“非正式的IT部門” 。這個非正式的部門包括勞力行、培訓機構、以及那些在印度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的IT工人們。正式的IT部門、非正式的部門、和海外的部門，通過勞動力的流動而聯系在一起，一起構成了全球IT工業中的“印度三角”。在這一三角關系中，低級別的非正式部門和印度國內的高級別的正式部門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它們之間的關系是通過一條跨國的環路：非正式部門中的勞力行將勞動力送往海外，它們靠此積累資源，進而向上流動到印度國內的高級別部門中去。這些低級別的非正式部門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它們通過把基層社會中的勞動力動員組織起來、送往全球市場，而汲取當地社會的剩余資源（主要包含在勞動力中），從而維系整個“印度三角”。如果沒有這些非正式部門，海外的部門將不能招到廉價的熟練勞動力，失去其競爭優勢；印度國內的高級別正式部門則不但要缺失人力資源，還將喪失非正式部門企業在向上流動時所帶入的經濟資本。和我們通常想象的不一樣，不是大型企業引導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帶動地方發展，實際情況是恰恰相反，主導型的IT部門建立在非正式部門的基礎上，而非正式部門又依賴于當地基層社會作為更大的資源基地。正因為如此，印度的IT業能夠迅速發展，并且在新千年來臨之際的全球市場蕭條之時堅持下去。在風險之中，非正式的部門將商業風險分攤到工人們的頭上，甚至通過向工人賣工作這樣的方式，讓工人向資本家直接貢獻金融資本。
印度的“IT三角”與東亞地區的“地方-全球” 的經濟關系顯然不同。乍看起來，彼此十分相似：以出口為導向的制造業是東亞地區經濟騰飛的基礎， 類似的，IT工業也是外向型的，而且因為其增值率更高，它被看作對經濟增長具有更強的帶動力。但是，在東亞地區，“地方-全球”的經濟聯系一般體現為直線型的垂直關系——大公司從全球市場上接到訂單，然后把訂單中的某些部分轉包給中型公司，中型公司再把任務分解，發包給更小的公司。這樣，小制造商、甚至是家庭企業都可以加入全球市場；這種情況在中國——不管是臺灣還是大陸的東南沿海鄉村工業較發達的地區——體現得尤為明顯。這種模式里當然也包含剝削關系，但是這種模式創造了相對廣泛的就業機會和發展機遇，它在保證高較就業率的同時，實現了速度比較快、覆蓋面比較大的經濟發展（Fields，1984；Barrett and Chin，1987）。然而，在印度的IT三角中，絕少有財富資源從全球市場流入地方基層社會；相反，基層的經濟價值被源源不斷地向上、向外抽取，流向西方的發達世界。該三角還顯示出，印度的IT工業高度依賴于國外市場，而與國內市場的關聯則十分有限。
本書反復強調了IT勞動力的生產機制，即：勞動力本身作為一個特殊商品，作為IT業發展的前提條件，同時又作為一個社會群體，是怎么被生產出來的。除了本書已經提到的若干重要的勞動力生產機制(比如私立教育和嫁妝制度等)，高度不平等的性別和階級關系也同樣重要。1998年，在安得拉邦只有1%的婦女有正式工作（DES, 413 表28.17）；大多數婦女們的日常勞動——這些勞動對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對幼兒的撫育、病者的照顧，以及對日常生活的維持) ——都是“無價” 的，即不體現為貨幣價值。不平等的性別關系導致大量的婦女充當工資低廉的傭人。 除了性別關系，階級差別也非常巨大。在我所訪問的印度中小型企業中，不管是勞力行還是專業的IT公司，幾乎都雇用8歲到15歲的男孩，從事端茶倒水、購買午餐、清洗地板之類的工作，他們每個月的工資大概在500到800盧比之間。 正是這些婦女、孩子以及很多其他男人所做的隱蔽的、報酬大大低于付出的工作，才使印度能夠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生產出大量的IT勞動力。因此，在下列的幾個人群中很難說究竟誰對硅谷的輝煌作出了更大的貢獻——是那些出身“賤民” 種姓的在印度的清潔女工，是身在美國、持H-1B簽證的卡馬人，還是走運時日進斗金的美國風險投資家？拉維錢德里（Ravichandary）是安得拉邦一名政客的兒子，可惜沒有學IT，來到澳大利亞，只在悉尼的先鋒科技公司里作電話接待員；當我們談起艾滋病在印度肆虐的問題時，他似乎還很高興：“就要讓這些人死！要是死掉一半人，印度就會比現在好多了！”盡管很少人會像拉維錢德里這樣極端，但我所遇到的多數印度IT人都認為，如果印度的總人口減少一半，而像他們這樣的“能干的”、“有競爭力的”IT人才又增加一倍，印度就會自然變得跟美國一樣繁榮。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如果那些被他們看作是包袱的另一半印度人不復存在，他們IT自己也會失去競爭力，被世界市場拋棄。在解釋為什么印度的IT業能在世界上獨樹一幟的時候，主流媒體和我的大多數被訪者都強調，是他們的英語優勢和印度發達的高等教育讓印度IT人才具備全球競爭力；而是我的研究表明，是階級、種姓和性別的嚴重不平等，使得從全社會動員吸取的剩余價值集中到這樣一個人數有限的精英群體中，從而生產出具有特別競爭力的IT勞動力。
在對IT業和全球化的社會后果進行評估時，無論是學術界的既有看法，還是國際組織和國家政府的政策和行動綱領，都集中于對“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或更廣義上的“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憂慮。人們擔心，新的技術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抽離化”（disembedding）的趨勢 (即財富積累和流轉和其所在的社會越來越沒有直接關系)將會帶來兩極分化：精英將走遍世界，而窮苦無權者則寸步難行（持此觀點者如，Bauman，1998； Hoogvelt，1997）。卡斯特（Castells，2001，277）特別強調了這一點，他斷言，互聯網將 “把這個星球上的人們截然分開，但卻不再是南/北的劃分，而是一部分人圍繞著世界上不均衡分布的網絡節點，與創造價值的全球網絡相連；另一部分人則被‘屏蔽’，與互聯網絡毫無干系” ；全球的生產系統也因此會變得“同時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高價值、高生產率的勞動者和勞動場所，另一部分則不具備（或不再具備）這樣的特點，但仍然存在”（卡斯特，Castells，2001，266）。然而，獵身業的案例則顯示，比起這樣的“內”“外” 分野(即誰在新經濟之內，誰在新經濟之外) ，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不同的人群如何聯系在一起。沒有人會變得真正沒有價值或生產能力，問題恰恰在于，他們為什么會顯得沒有價值或沒有生產能力。很多人對全球財富做出了直接或者間接的貢獻，但他們被認為與全球化的進程沒有任何關聯。這樣的意識形態上的、話語上的、往往也是政治上的排斥，對于維持“印度三角”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特別對于維持IT三角與當地社會的聯系至關重要。正是憑借著這種意識形態的作用，科技的力量被披上了神秘的外衣，IT人的暴富變得理所當然、且為人稱道，從而社會資源大量涌入IT部門也顯得天公地道、順理成章。可以說，正是意識形態上的排斥把不平等的在財富分配上的聯系合理化并且強化了。
但是，抨擊勞力行、反對全球化并不是本書的目的。具有諷刺意味卻又在情理之中的是，對獵身業最尖銳的批評者，正來自于那些從獵身業受益最大的國家的內部。比如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的工會和IT職業協會，強烈抨擊獵身業的不道德性，認為大量的短期技術移民降低了IT部門中的工資水平、增加了接受國當地IT工人的失業率。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證實了這種觀點；但是問題是，我們并不清楚，假設如果沒有獵身的話，IT行業的總體工資水平是否真的會大幅度提高。由于IT行業的勞動密集型的特征，如果沒有一個巨大的、額外的勞動力儲備，該行業或許根本無法快速發展，由此無法向當地工人提供現有的就業機會。貿易保護論者想迫使政府收緊對移民和勞動力的管制，因此可能加劇政府和迫切需要彈性勞動力的企業之間的矛盾；這只會使獵身業變得更加必不可少，以消除這一矛盾。同樣的道理，更嚴格的移民和勞動力管制還可能致使勞力行對工人變得更加肆意妄為。比如，比起澳大利亞的勞力行，美國的勞力行對待工人們的態度和手段更加惡劣。盡管有些被訪者認為，這是由于在美國的工人們更加愿意不惜代價留在那里，由此降低了他們和勞力行討價還價的地位；根本原因在于美國嚴格的限制性政策，特別是迫使工人在申請綠卡時依賴擔保人的做法。既然工人無法改變他們的簽證擔保人，他們只能忍氣吞聲。對印度來說，盡管獵身加劇了原有的社會不平等，但IT業至少給某些社會部門帶來了新的發展動力。換句話說，如果要一意取消勞力行，其后果很可能是弊大于利，或者是根本不可實行。同時對全球化我們無法作非黑即白的斷言；目前的全球發展格局帶來諸多問題，但是也帶來新的發展機會。我們的任務應該是充分理解這些弊病和機會的具體特征：它們在不同的社會情形下如何具體地體現，對不同的人群有怎樣不同的影響。同時，我的研究也展示了全球化的另一個重要性質，即世界上不同的群體以空前緊密的程度聯系在一起，不管是以受益者還是以犧牲者的身份，不管是自愿地還是被迫地，大家都參與到全球性的社會變化之中。全球化的進程將是由這樣空前復雜和多項的互動而構成，沒有人可能高高在上，縱觀全局，決定和改變全球化的方向。這本書的主要目的，顯然不是要提出一個行動綱領來徹底改變現實，而是要與全球化的參與者們對話，向他們展示平常被掩蓋的事實，和他們一起形成對現實的新的理解，從而希望促進他們自己的反思、形成新的行動。比如，對于那些成功的印度IT人士來說，本書希望他們能夠重新思考為什么他們能夠在全球范圍內具備強大的競爭力，希望他們認識到，居高臨下地給基層社會捐款或者做點善事遠不是給當地人們的足夠的回報。在我們這樣一個發生著全球性變遷的時代，這種意識上的轉變可能是今后逐步實現更加公平公正的發展的先決條件。
選自項飚《全球獵身》，北大出版社培文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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