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擎
阿拉伯之春：
第四波民主化？
突尼斯騷亂之初，幾乎無人預見這會在周邊地區(qū)引發(fā)連鎖反應。畢竟，突尼斯社會太過“西方化”，缺乏阿拉伯國家的典型特征。歐美的中東問題專家們謹慎告誡“埃及不是突尼斯”，然后“利比亞不是埃及”。這一切都似曾相識。1989年討論東歐變局問題，也有專家適時提醒“X不是Y”。而到了1990年，“蘇聯絕對不是東歐”的觀點仍然相當流行。森林中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但所有的樹葉仍然是樹葉。更為困難的判斷是：哪些樹葉在何種條件下可以被歸為同類。每一個舊制度的解體都有其自身的歷史與社會原因，影響著政治轉變的進程，也可能導致相當不同的結局。但普遍論者或許把握了另一半真理：任何專制政體遲早都會遭遇民主化的壓力，都會面臨解體崩潰的危機。
亨廷頓曾描述了一個長達二十年之久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從1970年代的南歐開始直到1989－1991年間的蘇東劇變。在此期間“民主政體”從四十多個增加到一百多個，他稱之為民主化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隨著北非與中東地區(qū)民眾抗議的蔓延與升級，“阿拉伯之春”開始作為一個總體趨勢被人討論，關于“第四波”（The Fourth Wave）的想象不再匪夷所思。
弗朗西斯·福山再度成為引人矚目的評論者。早在克林頓和小布什執(zhí)政時期，他就向當局告誡，民主化浪潮將會波及中東地區(qū)。當時他的預言似乎是無稽之談，直到2011年。在多篇文章與訪談中，福山批評了單純從文化特殊性或發(fā)展水平來把握政治變化的理論，強調民眾“政治意識”的重要性。他指出，許多人相信“文化特殊論”，認為阿拉伯文化的某種特性與民主相抵觸。但目前的局勢表明，“渴望生活在一個尊重你、賦予你基本政治權利的國家的根本沖動（impulse）事實上是普世的”。同樣，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也無法完全化解民主訴求的壓力。就發(fā)展水平而言，突尼斯和埃及的表現相當出色（在過去二十年間這兩個國家的“人類發(fā)展指數”增長了百分之三十左右），但民眾抗議仍然爆發(fā)了?？棺h運動的主要力量不是來自最窮苦的階層，而是來自受到教育的中產階級，他們覺醒的政治意識使得他們無法繼續(xù)忍受“缺乏政治和經濟機會所造成的挫折感”。福山認為突尼斯和埃及的趨勢再次應驗了亨廷頓的“現代化的邏輯”。但與此同時，他對阿拉伯之春前景的判斷比熱衷鼓吹“第四波”的傳媒人士更為謹慎。他在訪談中指出：“體制建設不會在一夜之間完成的。”在有些國家中，舊制度的崩潰可能會導致部落戰(zhàn)爭。“我不認為在短期內這會導向穩(wěn)定的民主制?！?
民主化理論的權威學者戴蒙德（Larry Diamond）教授對此也有類似的看法。他發(fā)表題為“阿拉伯之春以后的民主”的文章，副標題卻是疑問式的：“第四波還是虛假的開端？”文章著重分析抗議運動與民主轉型之間的多種可能關系，指出阿拉伯之春可能會在“凍結”與“融化”之間反復交替，因此“這個動蕩時期不會短暫，也不會干凈簡潔地劃定其范圍邊界”。在今后數年中會有曲折而綿延的斗爭，去確定阿拉伯世界未來的政治圖景。
許多西方左翼學者（包括喬姆斯基、齊澤克、薩米爾·阿明和佩里·安德森等）高度重視北非與中東地區(qū)的動蕩局勢。但與保守派或自由派的學者不同，他們更為關注民主化進程對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作用。左翼的政治目標是雙重的：反獨裁與反殖民。只有當民主事業(yè)與民族獨立緊密結合，阿拉伯世界才有真正獨立和自由的政治前景。阿拉伯地區(qū)的獨裁統(tǒng)治是西方霸權所扶植、支持或默許的。喬姆斯基說，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原則是“民主只有在遵從其戰(zhàn)略與經濟的目標時才是可以接受的：在敵人的領地（搞民主）很不錯，不過請別在我們家的后院搞，除非它能被適當地馴服”。
那么，如何解釋利比亞呢？卡扎菲曾經是西方的敵人，但近年來已經向西方低頭示好。為什么歐美要以實質性的軍事干涉來支持前途未卜的反對派？保留卡扎菲這個獨裁的盟友不是更有利于西方的經濟與戰(zhàn)略利益嗎？可以想象，假如西方國家在利比亞動蕩中支持卡扎菲，西方左派同樣會給出有力的（或許更有力的）解釋?；蛟S正是因為這個吊詭的問題，才會出現法國兩位著名左翼理論家的分歧。當《解放報》刊登了讓－呂克·南希支持西方干涉利比亞的文章，阿蘭·巴迪歐公開表示“震驚與遺憾”：“我們必須揭示，西方轟炸者和士兵的真正攻擊目標絕對不是卑鄙的卡扎菲，他原本是那些人的代理人，那些人現在要除掉他，因為他妨礙了他們的更高利益?！?
安德森的文章表現出更為精到的見解。他分析指出，中東和北非地區(qū)一方面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長期控制，一方面在去殖民化進程中未能發(fā)展出民主政治，反而形成了強人獨裁的暴政。這兩個特征是有關聯的，但彼此并非簡單的相互衍生。美國及其盟友在這個地區(qū)具有重要的利益（石油資源和保護以色列），需要形成有效的控制。在原則上，西方更愿意與其他國家的民主派而不是獨裁者打交道，只要民主派能同樣遵從西方的霸權地位。但這在中東和北非地區(qū)卻行不通，因為這個地區(qū)長期受到帝國主義與以色列的欺凌，民主的勝利最終會生成強勁的反帝力量。眼下反政府示威抗議主要的訴求是在政治上鏟除暴政?！捌鹆x的動力已經是清晰明確的，他們的目標，在最經典的意義上是純粹政治性的：自由?！钡鐣降鹊脑V求還不夠清晰，民族獨立自主的要求仍然沉寂。安德森認為，這是專制造成的“意識形態(tài)蛻化”的結果。但政治自由應當與社會平等結合起來。他也不相信，在這個帝國主義最明顯的地區(qū)，反帝的聲音會一直沉寂。這反映出安德森的期望：社會主義和反帝民族主義最終應當在阿拉伯世界再度復興。
占領運動：
另一種民主化浪潮
民主抗爭的目標不僅限于獨裁專制政權，而是針對一切壓制與排斥的社會政治機制。阿拉伯之春的風暴在秋天波及紐約。從2011年9月開始，“占領華爾街”的抗議運動以星火燎原之勢席卷全球。而在此前，法國和西班牙已經開始了類似的占領抗議，英國發(fā)生了倫敦的街頭騷亂。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與貧富加劇的現實使一大批年輕人感到前途黯淡，充滿挫折與不滿。共同的憤怒終于通過新傳播手段找到了集結的契機，匯成抗議的洪流，矛頭首先指向貪婪的金融寡頭。
許多著名學者和知識分子紛紛援手支持，或親臨抗議現場發(fā)表演講，或在公共媒體上撰寫文章。他們分享的一個共同看法是：金融腐敗不只關涉經濟政策，在根本上是一個政治問題，標志著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甚至危機。普林斯頓大學威斯特（Cornel West）教授在演講中呼吁：“不可能將解決華爾街的貪婪問題轉換為提出一兩個具體要求。我們現在要談的是一種民主的覺醒。”
兩位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在占領運動中相當活躍。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教授說，“在我們這個民主國家中，1%拿走了四分之一的國民收入——這甚至是富有者也終將會后悔的不平等?！彼麑⒘挚系拿洹懊裼?、民治、民享”改成“1%所有、1%治理、1%享用”用作文章的標題，犀利地揭示出當下的現實何等嚴重地背離了美國的民主理想。他在現場演講中指出，在目前的金融體制中“損失是社會化的，而收益是私有化的。這不是資本主義，這不是市場經濟，這是一種扭曲的經濟。如果我們繼續(xù)如此，我們不會實現經濟增長，也不會創(chuàng)造出一個公正的社會”?？唆敻衤≒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連續(xù)發(fā)表兩篇文章，反駁極端保守勢力對占領運動的攻擊。他以經濟數據為證表明，抗議者的憤怒是正當的，針對的目標是正確的。金融寡頭沒有為他們貪婪與欺詐的后果承擔責任，反而利用他們的特權將金融危機的代價轉嫁給普通納稅人。奧巴馬出臺的監(jiān)管方案已經過于溫和，卻仍然遭到華爾街巨頭的抱怨?，F在民主黨有了第二次機會重新來過。許多人批評抗議者缺乏具體的政策目標，他同意這方面需要改善，但認為抗議者的基本訴求是明確的，填充細節(jié)的工作應該由政治家和政策專家來承擔。
左翼學者在占領運動中看到更為激進的變革可能。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發(fā)表文章，指出“針對公司貪婪和經濟不平等的憤怒是真實而深刻的。但同樣重要的是，這場抗議是針對政治代表制的缺乏或失敗”?！叭绻裰鳎欠N我們一直被賦予的民主）在經濟危機的沖擊下步履蹣跚，無力主張大眾的意愿和利益，那么現在可能就到這樣的時刻——認定這種形式的民主已經老舊過時了吧？”他們在抗議運動中看到一種新穎的民主斗爭可能。
齊澤克的演講犀利而雄辯，又是非常適宜的：他沒有宣稱自己是一個列寧主義者，而是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訴諸的民主不是資本主義的民主。他宣告這個世界上最強勁的資本主義發(fā)生在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這意味著當你們批判資本主義的時候，不要讓自己被人訛詐說你們反對民主。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聯姻已經過去了。變革是可能的?！币悦裰鱽矸磳Y本主義是一個吸引人的原則，但齊澤克承認，真正的困難在于“我們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卻并不清楚“我們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樣的社會組織能取代資本主義”。他不可能充分回答這些問題。但他告誡抗議者不要只盯住腐敗本身，而要著眼于批判造成腐敗的體制；呼吁人們不要陶醉于狂歡節(jié)般的反抗儀式，而要嚴肅地思考另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實現自己渴望的理想。
福山分析指出，在1848年之后，對工業(yè)化國家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在兩種思潮之間的競爭中展開：一是致力于實質性民主的共產主義，一是信奉在法治保障個人權利的前提下擴大政治參與的自由主義。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相信他們能贏得這場競爭，因為新興工人階級將在社會人口的數量上占據優(yōu)勢，最終會危及保守派和傳統(tǒng)自由派。但是，兩種意識形態(tài)競爭出現了戲劇性的逆轉。關鍵的變化是，在服務業(yè)壓倒制造業(yè)的所謂“后工業(yè)經濟”中，工人階級不僅在人口規(guī)模上停止增長，而且生活水準不斷上升，他們進入了“中產階級”的行列，轉變?yōu)榱硪环N國內的利益集團，可以利用工會來保護他們早年的辛苦所得。
由此可見，經濟發(fā)展與自由民主政體的結盟要求一個中介環(huán)節(jié)：相對平等的中產階級成為社會成員的主導力量。福山的新洞見是，這個中介環(huán)節(jié)的生成具有偶然性，是工業(yè)化時代資本主義的歷史產物。在知識經濟時代，技術創(chuàng)新的收益往往比例失調地傾向于有才能和教育良好的社會成員。在十九世紀，一個數學高手很難將自己的才能轉換為資本。但在今天，他們可能成為金融操盤手或軟件工程師，獲取更高比例的國民財富。與此同時，在全球化的時代，以前發(fā)達國家由中產階級從事的工作，現在完全可以在其他地方以更為便宜的方式完成。這兩種趨勢都導致中產階級的衰落。如果技術與全球化的進程使得發(fā)達社會的大多數成員不能企及中產階級的地位，那就會威脅自由民主的穩(wěn)定性，也會廢黜民主意識形態(tài)的支配地位。而福山警告說，這種趨勢已經出現了。
那么出路何在？福山認為，當代左翼思想是貧乏的，沒有對經濟變化中的發(fā)達社會結構給出任何完整一致的理論分析，也沒有闡明一種具有現實可行性的政治議程。社會民主的模式已經被耗盡了，福利國家在財政上不可持續(xù)的。中國的挑戰(zhàn)是值得關注的，但他仍然堅持認為目前的中國模式難以持久維系，更無法讓別國仿效。所謂“北京共識”實際上是西方學者的發(fā)明。
福山自己構想了“未來的意識形態(tài)”的輪廓。在政治上，新的意識形態(tài)需要重申民主政治對經濟的優(yōu)勢，重申政府的正當性是公共利益的體現，支持更多的再分配，有效終止利益集團對政治的支配。在經濟上，要將全球化理解為一種必須在政治上細心控制的挑戰(zhàn)和機遇，要衡量全球貿易與投資在什么程度上對繁榮中產階級有所貢獻。新的意識形態(tài)也必須批判現代的新古典經濟學及其哲學基礎（包括個人偏好至上以及用總體收入來度量國民福祉）。這種批判必須承認，即便勞動力市場是有效的，才能的自然分配也未必是公平的。他相信，這些理念已經零散出現了，但需要整合為一套融貫的理論，這將是一個左右兩翼的思想綜合?！疤娲缘臄⑹率谴嬖诘模却瞪?。”
歐盟危機與哈貝馬斯的憲政方案
歐元區(qū)的債務危機不只是經濟問題，已經危及歐盟的治理機制甚至歐盟本身的存在。哈貝馬斯被公認為當今歐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他以八十二歲的高齡挺身而出，執(zhí)意捍衛(wèi)歐盟的政治與文化理想。
2011年6月，他聯合十八位著名學者（包括鮑曼、貝克、赫爾德和萊維等）與政治家發(fā)表一封公開信，對歐盟政治的現狀及其造成的長程危害深感憂慮，敦促各國政府官員擔當政治領導的責任?！伴L期以來，歐洲領導人只是簡單地應對眼前的事件，而不是直接面對危機的根源。這種就事論事的政治方式已經瓦解了歐洲的團結，在歐洲公民中造成了困惑和不信任。”公開信指出，僅僅重復“節(jié)儉”政策是無效的，歐洲領導人應當重返政治議程，提出南北歐地區(qū)人民都能接受的經濟改革方案。只有新的政治才能恢復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的信心。
11月，哈貝馬斯在巴黎第五大學和歌德學院發(fā)表演講。據德國《明鏡》周刊報道，哈貝馬斯當時難以抑制激憤的情緒，抨擊歐洲政客和技術官僚“毫無信念”，只是擔心失去自己的權勢，不惜犧牲歐洲一體化的目標。而歐洲的公民變成了無力的旁觀者。他大聲呼吁“歐洲規(guī)劃不能再以這種精英模式繼續(xù)下去”。
他在新近發(fā)表的《論歐洲憲政》一書中指出，權力從人民手中滑落，技術官僚早就在籌劃一場“悄然的政變”（a quiet coup d'état）。在歐盟的三個主要機構中，歐盟議會幾乎沒有影響，歐盟委員會擱置立場而無所作為，而真正在《里斯本條約》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歐盟理事會，但這是一個“從事政治卻未被授權的政府性機構”。他擔心，歐盟的擴張、一體化和民主化的進程有可能發(fā)生逆轉，戰(zhàn)后一代知識分子追求與熱愛的歐洲理想可能被葬送。
那么，哈貝馬斯的解決方案是什么？他在《論歐洲憲政》提出，應該為作為整體的歐洲制定一部憲法，為所有歐洲人建立公民資格和投票權。如果歐洲人既是自己國家的公民，同時又是作為整體歐洲的公民，歐盟官員將會更有效地被歐洲公民問責，而不是只對各自國家的政府負責。他主張只有同舟共濟，以更為緊密的一體化方案，才能克服當前危機中各自為政的分離趨勢。無論他的憲政方案是否可行，他認為回到過去，回到那個相互競爭、彼此猜疑的民族國家的歐洲是不可思議，也是不可接受的。
蘇聯解體的道德根源
在蘇聯解體二十周年之際，許多學者專家重新思考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緣由。美國俄羅斯研究學者阿戎（Leon Aron）與眾不同，不是以慣常的角度（經濟衰落，冷戰(zhàn)的外部壓力，不堪負重的軍備競賽與阿富汗戰(zhàn)爭，民族沖突，以及戈爾巴喬夫個人的作用等等）進行分析，而是從道德意識的層面入手，對蘇聯解體的根源做出解釋。他在《外交政策》上發(fā)表文章，用了一個很長且聳人聽聞的標題：“你以為你知道的關于蘇聯崩潰的一切都是錯誤的?！?
蘇聯解體當然有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的結構性原因，但阿戎指出，在1985至1989年間，這些結構性條件并沒有發(fā)生任何突然的惡化，以至于當時很少有人預見幾年之后蘇聯的解體。他認為，蘇聯社會真正的變化始于1980年代中期，來自人們內心的一種道德意識的覺醒：對虛假與敗壞的精神生活狀態(tài)的厭倦、憎惡甚至憤怒，使得現存的制度與生活方式“突然成為可恥的、不合法的和不可忍受的”。
1987年1月，戈爾巴喬夫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說，“一種新的道德氛圍正在這個國家形成?！倍鴮偫砝兹湛品騺碚f，1985年最可怕的社會特征是其“道德狀況”：“（我們）行賄和受賄，在報告中、在新聞里、在高高的講臺上撒謊，陷落在自己的謊言中，彼此頒發(fā)勛章。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都是如此?！备隊柊蛦谭蚝髞碓谝淮卧L談中回憶說：“蘇聯模式的失敗并不僅僅在經濟和社會層面，它在文化層面上被挫敗了。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人民，那些教育程度最高、最有思想的人，都在文化層面上拒絕這個模式，因為它不尊重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壓迫人?！?
阿戎認為，今天莫斯科發(fā)生的抗議同樣具有深刻的道德涵義。雖然經濟復蘇獲得了相當的進展，“但統(tǒng)治精英的腐敗，新式的輿論審查，以及對公眾意見的公然藐視，已經滋生出疏離感和犬儒主義，開始接近（如果還未超過）1980年代早期的水平”。于是，二十多年前的口號“我們不能再像這樣生活下去了”再次成為人們的信念與訴求。他將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變遷與俄羅斯聯系起來，告誡“在現代世界，經濟進步不能代替公民的自豪與自我尊重。除非我們牢記這一點，否則我們會不斷感到吃驚——對后蘇聯時代的‘顏色革命’，對阿拉伯之春”以及對其他國家不可避免的民主巨變，一如當年對蘇聯的解體一樣。
哈維爾的遺產
捷克前總統(tǒng)哈維爾于2011年12月18日去世，享年七十五歲。西方知識界的主要報刊相繼刊登訃告與悼文，紀念這位經歷非凡的劇作家、異議人士和政治家。他被稱作“天鵝絨革命的象征”，對東歐劇變的貢獻以及推動捷克重返歐洲的努力都將名垂青史。然而，如果僅僅從冷戰(zhàn)權力格局的轉變來評價哈維爾，可能就錯失了他最重要的精神遺產。
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指出，“布拉格之春”一般被視作維護現存體制的力量與改革這個體制的力量之間的沖突。但人們常常忘記的是，這種沖突只是一出漫長戲劇的最后一幕及其不可避免的結局，而這出長劇始源于“社會的精神與良知的劇場”。而在這出戲劇的開端，“存在著一些個體，他們要活在真相之中”，“這些人沒有通達實際權力的途徑，他們也不渴求權力”。
1990年2月，剛剛擔任總統(tǒng)的哈維爾在美國國會演講，他告誡急于要挫敗蘇聯的美國人“眼光要放遠些”?！叭绻谌祟愐庾R的領域中沒有一場全球性的革命，那么在我們作為人之存在的領域中也沒有什么會變得更好，世界走向災難也將不可避免?！痹?991年出版的《夏日沉思》中他寫道，“這是我的責任，去反復強調所有真正的政治的道德根源，無論這在當前聽上去多么滑稽或虛妄?！?
在他看來，“生活在真相之中”是人的自由與尊嚴的條件，這在根本上是一種精神和道德的訴求，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礎。而他所理解的民主是“基于一種完整的人性責任——對共同體的命運做出個人的回答”。他以一生的非凡經歷寫下自己個人的回答。他將作為當代歐洲的一位偉大公民被后人銘記。
帕菲特的哲學巨著問世
2011年2月，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了德瑞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的《論緊要之事》（On What Matters）。這是長達一千一百四十頁的兩卷本哲學巨著。著名倫理學家辛格（Peter Singer）稱這是“一個重要的哲學事件”；雷丁大學哲學教授胡克爾（Brad Hooker）認為這本書“可能是自從1874年西季維克的《倫理學方法》發(fā)表之后最為重要的一部道德哲學著作”。
英國哲學家帕菲特于1942年出生在中國成都。他目前是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的榮休高級研究員。此前只在1984年發(fā)表過一本著作《理與人》（Reasons and Persons），被（Alan Ryan）譽為“近乎天才之作”，由此奠定了他在英美哲學界的重要地位?！墩摼o要之事》早已成稿，十多年來在哲學界廣為流傳和討論。帕菲特征集各種回應批評，反復修改，直到這部令人期待已久的著作問世。
《論緊要之事》處理道德哲學中的一個核心問題：道德判斷是否有客觀的真假可言？帕菲特針對主觀主義與虛無主義的哲學潮流，為道德客觀主義做出了有力的辯護。他考察了三種主要的哲學傳統(tǒng)（康德、契約論和效益論），論證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道德規(guī)則最終也是可以達成最好結果的規(guī)則，因此他所闡述的“規(guī)則后果主義”能夠更好地統(tǒng)合三種傳統(tǒng)。著作還收入了其他四位當代哲學家的批評意見以及帕菲特的回應。這部著作可能會激發(fā)新一輪持久而深入的道德哲學探索。
明星學者弗格森引發(fā)爭議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新書《文明：西方與其余地方》和他以往的許多著作一樣引發(fā)爭議。2011年11月，印度裔英國左翼作家米施拉（Pankaj Mishra）在《倫敦書評》上發(fā)表長篇書評《小心這個人》，尖銳批評弗格森的“白人文明優(yōu)越論”。弗格森隨即投書抗議，言稱米施拉歪曲他的觀點并影射他“種族主義者”，要求為這一誹謗道歉?！秱惗貢u》在通信版面發(fā)表了雙方的兩次交鋒文字，仍不可開交。最后弗格森聲稱要訴諸法律。
弗格森1964年出生于英國，在牛津大學畢業(yè)。先后在劍橋和牛津大學任教。2002年移居美國，目前在哈佛大學歷史系和商學院擔任講座教授。在過去十五年間，他發(fā)表了十四部著作，其中五部被制作為系列紀錄片在BBC第四頻道等媒體播出。2004年他被《時代》周刊選為世界上最有影響的百名人物之一。此外，弗格森多年前就預言了美國會發(fā)生嚴重的金融危機，還發(fā)明了“中美國”（Chimerica）這一廣為流傳的新術語。弗格森是高調而雄辯的新保守派史學家。他對帝國歷史的闡述常被左翼批評者認為是“為殖民主義招魂”和“宣揚西方文明優(yōu)越論”。
2011年人文社科領域的獲獎者與辭世者
2011年霍爾堡國際紀念獎由德國歷史學家尤爾根·科卡（Jürgen Kocka）獲得（獎金約合七十八萬五千美元）。頒獎辭稱贊科卡“是當今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他的研究“推動了開明和民主的制度，使他與排外、特權和不平等相抗爭”。2011年度的坦普爾頓獎（獎金為一百萬英鎊）授予英國理論天體物理學家馬丁·里斯（Martin J. Rees）。他對于宇宙的洞見引申出圍繞人類最高希望和最深恐懼的重大問題，由此激發(fā)的精神發(fā)展正是坦普爾頓獎長期追尋的目標。
2011年1月25日，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逝世，享年九十一歲。他的著作《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后工業(yè)社會的來臨》和《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已成為二十世紀的學術經典，被認為具有“啟示錄”的意義。無論人們對他附加了多少似是而非的標簽，貝爾清楚地將自己界定為“經濟上的社會主義者、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
3月9日，《華盛頓郵報》資深白宮記者、專欄作家大衛(wèi)·布羅德（David Broder）病逝，終年八十一歲。他為該報寫作四十余載，自1956年起報道每一屆美國總統(tǒng)大選。1973年，因報道評論“水門事件”獲得普利策新聞時評獎。
6月10日，九十六歲的英國作家、學者帕特里克·雷·法默爾（Patrick Leigh Fermor）辭世。他被公認為“英國在世的最偉大的旅行作家”，代表作有《禮物的時節(jié)》和《在森林和湖泊之間》。法默爾的作品融入了歷史學、地理學、語言學和人類學的豐富內涵。
12月15日，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美籍英國作家克里斯朵夫·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病逝，終年六十二歲。早在1970年代，希欽斯已是倫敦的一名明星記者，爾后又成為美國知識界許多重要報刊的專欄作者，他的文筆堪稱一流，但他的立場和觀點常常引發(fā)爭議。希欽斯長期被視為激進的左派，但“9·11”事件之后他宣稱與左派立場決裂。他逝世之后，歐美各大報刊發(fā)表大量的悼文。■
?。ㄗ髡甙矗罕疚氖枪P者自2003年起所作的同題系列年度報告之一。議題的選擇與述評受到作者閱讀與學識的局限，僅作為資訊供讀者參考。包括注釋的完整版將在《學?！?012年第1期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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