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洛什·捷爾吉續寫奧威爾名作《１９８4》的小說《1985》在中國出版。
匈牙利最著名的在世哲學家黑勒·阿格奈什也成了文化戰爭的目標。
昔日的英雄詩人丘爾卡·伊什特萬現在是反猶主義的代言人。
諾貝爾獎得主凱爾泰斯·伊姆雷說，他的家鄉已經“完全巴爾干化”。
作家康拉德·捷爾吉認為，民主選舉出來的政府走向了軟性獨裁。
“我能做什么？”導演馬爾塔·伊什特萬說，“沒轍。咱們啥也做不了。”
1937年自殺的無產階級詩人約瑟夫·阿蒂拉是下一個清洗對象。
2011年10月的一天，匈牙利群眾在布達佩斯新劇院外示威，反對極右翼的文化奪權。背景深處的倒計時牌顯示，還有102天，劇院便將失守。
政治轉向完成之后，我們現在必須投入文化奪權。
——“更好的匈牙利運動”議員珀爾熱·山多爾
本報記者康慨報道 掌握了政權不等于掌握了文化，掌握了文化才算是掌握了國家。奧威爾筆下的老大哥明白這一點，匈牙利的極右翼政治家和保守派知識分子們同樣對此心知肚明。他們正在發動一場文化戰爭，其宗旨是占領媒體、劇院和出版社，用昂揚的口號引領輿論，控制人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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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之后，像大多數歐洲國家一樣，匈牙利的文化景觀為左傾特色，以自由派觀點為主。然而自右翼黨派在2010年當政，一場爭奪人民思想控制權的戰爭便開始打響。保守派步步緊逼，攻城略地，自由派不得不廣為動員，號召抵抗。
在首都布達佩斯市中心，距離著名的安德拉什大街不遠，“新劇院”的外墻上設置了一面倒計時牌，提醒著人們，再過多少天，劇院就將被兩位公開反猶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接管。馬爾塔·伊什特萬（Márta István）在此擔任藝術總監已長達13年，現在卻只剩下兩出戲——《唐卡洛》和《魔山》好排，然后他便將被掃地出門。
“我能做什么？”馬爾塔對德國周刊《明鏡》說，“沒轍。咱們啥也做不了。”
馬先生絕非唯一一位最近被清除掉的自由派藝術家。國家歌劇院的總監已經卷了鋪蓋走人，而過去幾個月來，數家省級劇院的主管也被親政府人士取代。傳言說，國家大劇院的同性戀總監將是下一個被清洗的對象。
總理歐爾班·維克多領導的公民黨（青年聯盟）控制了議會的三分之二多數，這意味著右翼不僅可以重組議會民主，也能重塑整個國家。匈牙利新憲法將于2012年1月1日生效。該國正在全力建設一種新文化，一種與20世紀20年代之前的所謂“大匈牙利”捆綁在一起的文化，意欲以此喚醒人民的國家認同感，哪怕它只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一個從未實現過的政治訴求。
在右翼媒體的全力支持下，政府開始對盧卡奇的女弟子、匈牙利目前最著名的在世哲學家、82歲的馬克思主義者黑勒·阿格奈什（Heller Agnes）采取行動，指控她揮霍歐盟撥款。議會廣場上的詩人約瑟夫·阿蒂拉（József Attila，1905-1937）塑像據信也將很快被移除。約瑟夫的世界觀同樣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一位人道主義者和無產階級詩人，1937年冬天到姐夫家串門時，爬到火車輪子下自殺（但也有專家宣稱,他在火車底下睡覺時發生了意外：火車竟然動了）。新政府認為，約瑟夫這種人不配坐在議會門口。《明鏡》說，這就好比在德國，有人要推倒席勒像，因為他留著長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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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塔·伊什特萬在新劇院干得不錯。劇場贏利，劇目亦獲好評，其中不僅有莫里哀、奧斯特洛夫斯基、畢希納、席勒和莎士比亞等人的經典，亦有本土劇作家的原創。2011年秋天，當馬爾塔將一份200頁的經營規劃交到市長手中時，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另一份只有20頁、口號連篇、缺乏細節的規劃突然出現，提交者是58歲的配音演員德爾納·捷爾吉，因為替好萊塢明星梅爾·吉布森在匈牙利銀幕上發聲而小有藝名，亦曾在極右翼黨派——“更好的匈牙利運動”的群眾大會上朗誦詩歌而取得了政治資本。德爾納聲稱，他準備將新劇院更名為“祖國前線劇院”，并且要終止“墮落的、病態的和自由主義的霸權”。他還提出，請他的朋友丘爾卡·伊什特萬（Csurka István）共同掌管新劇院。
在匈牙利，人人都知道丘爾卡·伊什特萬。他是著名詩人和舊時代的民族英雄，1956年曾因反蘇而遭逮捕，但亦因與秘密警察合作而變得面目晦澀。1989年后，丘爾卡從詩壇走向政壇，公開鼓吹“大匈牙利”，號召人民從猶太人的掌控中解放國家。他創立了“匈牙利真理與生命黨”，致力于反擊那些“敵視祖國的偽匈牙利人”和“里通外國者”。
“里通外國者”一詞不斷出現于極右翼的政治宣傳中，用以代指自由派知識分子和猶太人。1998年，真理與生命黨通過選舉進入了議會，而后成為現總理歐爾班的政治盟友。
話說八人評審團看過了配音演員德爾納的經營計劃，其中六位戲劇專家認為，應該將它撕碎，扔進廢紙簍。另兩位——分別代表文化部和布達佩斯市政府，則投了棄權票。但不可思議的事情仍然發生，市長陶爾洛什·伊什特萬選擇了德爾納，回絕了馬爾塔。
抗議立刻發生了。人們聚集在劇院門前反對德爾納上任，德國大指揮家克里斯多夫·馮·多納伊取消了前往匈牙利國家歌劇院的演出。柏林藝術學院也致信布達佩斯市政府，抗議“反猶主義者”和“法西斯的代理人”入主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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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歲的詩人政治家丘爾卡·伊什特萬創辦了自己的媒體——《匈牙利人論壇報》，每周出版。該報最近的一個社論欄目取名為“阿舍爾咖啡館”，對“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分子”的攻擊溢于紙端。其名稱來自大師級的電影導演、匈牙利戲劇電影學院院長阿舍爾·陶馬什（Ascher Tamás）。他是丘爾卡的主要攻擊對象，一位猶太人。阿舍爾告訴《明鏡》，20年前，他還是學生，曾滿心景仰地拜訪過丘爾卡，請求將丘老師的一部作品改編為舞臺劇。兩人成了忘年交，互相欣賞。可每當丘老師喝多了，就會“立刻開始對猶太人說三道四”。阿舍爾說，1989年之前，反猶言論一直受到政府壓制，現在他已經習以為常了。
“我們現在必須采用果斷對策。”52歲的國會議員、“更好的匈牙利運動”主力成員珀爾熱·山多爾表示，“我國病入膏肓，阿司匹林已經不頂用了。”珀爾熱曾因公開穿戴已被取締的法西斯組織“匈衛兵”服裝，而被課以180歐元的罰金。
“政治轉向完成之后，我們現在必須投入文化奪權。”他宣稱，匈牙利正處于文化戰爭之中，而代表國家概念的文化將取得最后的勝利。他說，國家大劇院就應該弘揚國家文化，可是，他在那兒看過一個惡心劇，男演員們裝扮成匈牙利士兵，竟然對著一幅“大匈牙利”地圖手淫。
在珀爾熱看來，匈牙利在過去受盡了外族壓迫——先是哈布斯堡王室，然后是蘇聯，現在是自由主義分子。民族主義者和右翼人士始終遭到鎮壓。可是現在，“傷疤揭開了，和平已經不可能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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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擊右翼文化戰爭的人中，不僅有新劇院門前抗議的民眾，也有諾貝爾獎得主凱爾泰斯·伊姆雷這樣著名的匈牙利猶太作家。讀書報曾經報道，早在兩年前，凱爾泰斯80大壽時，便在柏林批評布達佩斯已經“完全巴爾干化”，乃至其祖國匈牙利的世風，也在過去10年間持續惡化。“極右分子和反猶派甚囂塵上。匈牙利人的舊習，如偽善和壓迫傾向，則更甚以往。”他說。
這番言論立刻在他的祖國引發強烈反響。有人稱：“每個光榮的匈牙利人都會認為，他是個喪家的流氓。”但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勞德諾蒂·山多爾（Radnóti Sándor）在《人民自由報》撰文指出，凱爾泰斯的言論所針對的是一種“令人痛苦的、明確無誤的、具有鮮明匈牙利特色的嫉恨政策”。
凱爾泰斯是奧斯威辛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幸存者。和他的經歷類似，今年78歲的猶太作家康拉德·捷爾吉 （Konrád Gyorgy）也曾在少年時代僥幸逃脫了奧斯威辛的焚化爐，后來在令人窒息的環境中成長為戰后匈牙利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并于1991年獲得了德國書業和平獎。
他回憶起多年前，丘爾卡·伊什特萬帶著自己的新書來看他。康拉德讀完后對小丘說，他是個非常有才華的作家。然而今天，詩人政治家丘爾卡正在告訴人民，像康拉德這樣的人在“新匈牙利”將不會再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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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小說家和歷史學家道洛什·捷爾吉（Dalos Gyorgy）同為猶太人出身，年輕時在莫斯科的萊蒙諾索夫大學研讀歷史，以反王莽的赤眉軍起義（公元18-27年）為畢業論文。回到布達佩斯工作后，1968年，他因“毛澤東主義行為”被定罪為反革命，遭開除出黨，并被禁止發表作品長達19年。在勃列日涅夫統治的后期，蘇東陣營最沉悶的時代，道洛什完成了小說《1985》，手稿幾經輾轉，終在1982年出版于西德。
旅歐匈牙利語文學翻譯家余澤民——他也是凱爾泰斯·伊姆雷和另一位大作家艾斯特哈茲·彼得的譯者——漢譯之《1985》，將于2012年1月由北京世紀文景公司發行。應余先生之邀，道洛什特地為中譯本撰寫了前言。
“我關注中國發生的一切，我閱讀與之有關的新聞及其偉大的文學作品。”68歲的道先生寫道，“我對中國讀者所抱的愿望，跟所有作者對其讀者所抱的愿望沒什么兩樣：請你懷著好奇之心讀這本書，如果可能的話，試著植入自己的歷史。想來，世界歷史之所以有趣，正因為我們所有人都在——都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
《1985》續寫了喬治·奧威爾的名作《1984》，假托2036年在香港出版。奧威爾原作中的人物，如溫斯頓·史密斯、詹姆斯·奧勃良和裘莉亞·米勒等皆有出場，并分頭回憶。但如果說奧威爾寫的是可怕的預言，那么道洛什回顧的便是可怕的歷史。話說1985年，大洋國領袖老大哥去世，遺孀老大姐掌權（后自殺），真理部干事溫斯頓·史密斯受命創辦《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不期演變成風雷激蕩的“倫敦之春”。新話瓦解了，英社被真英社取代，抵制性愛青年聯合會的女會員們竟然涂起了妖里艷氣的口紅，夫妻生活不再以“現在讓我們來履行黨交給我們的職責吧”為開場白，男成員則獲準每周和有同樣許可的女成員發生兩次婚外性關系（官方名稱為“放松活動”），但對特定人群，如在寒冷天氣下工作的男性或擔任重要工作的工程師，則次數上不加限制，至于同性別的軍官，亦可在醫生的監督下發生合法的性關系，而不必像以往被當場擊斃。
道洛什不光寫喜劇的一面。事實上，他不無深刻地看出，并非人人都能消受倫敦之春。史密斯的清純同事和窩囊鄰居派遜斯便感到自己“自由中毒”。他自殺了。在遺書中，派先生寫道：“我向你們告別，因為我太怕生活了，以至于不怕死神。”
1990年，《1985》終于在匈牙利出版，但此時，道洛什的同胞們似乎已經不太需要這本書代表他們發言了。他們代表自己。像小說中導致派遜斯自殺的自由一樣，一人一票的民主也產生出了自己的悖論。我們前面提到的作家康拉德·捷爾吉深深地感受到了這一點。他告訴《明鏡》：一個民主選舉出來的政府慢慢地建立起了一種軟性的獨裁制度，這就是今日匈牙利的現實。
康先生沒有說錯。80年前，正是由于民主制提供的選票，希特勒邁上了通往權力、戰爭和毀滅的坦途。
民主為啥會變成一個壞東西和多數人的暴政？我實在愿意一再重讀何塞·奧爾特加·加塞特的《大眾的反叛》。這里長話短說。康拉德·捷爾吉仍然住在布達佩斯第二區的一座公寓樓里，而凱爾泰斯·伊姆雷和道洛什·捷爾吉早已長居德國，他們的不在現場或許有某種象征意義。以匈牙利如火如荼的文化戰爭為例，究竟是大眾拋棄了精英，還是精英主動失語——該死的，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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