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對資本主義的抵抗，首先必須是一種文化的抵抗，一種哲學的抵抗，一種抵抗意識的培養的抵抗
2010年，在卡米拉·巴列霍當選智利大學聯合會主席后，她說："我主張大學應該與人民所面臨的問題相關聯，應該努力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
周志強
當前，全球似乎都在關注兩個女人。一個是剛剛上映即奪得北美單廳票房冠軍的傳記電影《鐵娘子》中的撒切爾，一個是領導智利學生抵抗運動的24歲的領袖卡米拉，她入選英國《衛報》“2011年全球十大人物”。
撒切爾曾經與里根聯手，成功推銷了自由市場經濟，并攪動了20年來全球資本主義的新時代。絕大多數國家都在經歷或者看到世界的一番動蕩之后，傾向于撒切爾主義所倡導的資本主義經濟方式。
福利國家、強化國家調控的自由市場與資本的跨國流動，令全球在20年間煥發了青春。以中國、巴西和印度為代表的新興經濟實體，融入全球經濟體制之中，更令撒切爾主義籠罩下的世界充滿了生機和活力。
而就在這幾個月里，智利的年輕女大學生卡米拉卻領導大學生對撒切爾的這種資本圖景進行抵制。他們像是上個世紀初全球革命時代里面的英雄，用激情、身體和石頭與代表了資本主義壓迫的新政府進行對抗。
街頭政治不再是選舉廣告和搖滾嘶喊，而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抗爭。卡米拉的共青團員身份和有效的群眾動員措施，似乎讓我們再一次看到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熱情。
但是，與此前的一切社會主義革命不同的是，卡米拉運動不是通過反殖民主義，或者說不是通過反帝國主義的形式來號召人們的，而是用平等、公正和全民擁有的口號，來激活人們的自覺意識，讓人們“自動憤怒”。從自己的切身生活處境出發來思考我們面臨的世界，這正是卡米拉運動最值得重視的方面。
圍繞這兩個女人的爭論，也就變得意味深長。撒切爾所“創造”的資本圖景，一度讓人們相信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完善的體制，充滿活力并解放人類，只要努力，就可以成為這世界的佼佼者；而卡米拉則讓人們意識到，資本主義的完善乃是一部分人的完善，高速公路看似全面擁有，卻永遠只有少部分人才有資格享用高速路。
顯然，最近以來一些動蕩起伏的社會運動，都在向人們昭示一個新的命題：世界是否開始進入對資本主義的抵抗時代？
追逐自由市場
1989年柏林墻被拆除的時候，報紙上出現了這樣一幅漫畫：一群工人和農民手持斧頭和鐮刀去追砍前面驚恐奔逃的馬克思和列寧。貧窮、官僚、腐敗、專政和屠殺，這些屎盆子相應都扣在了馬克思和列寧的頭上。對于斯大林式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清算，直接導致了對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空前認同。
地緣政治理論家布熱津斯基在那一年寫出了《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并成功預言了蘇聯的解體。在這個時候，人們好像從來沒有這樣清楚地看到了未來：歷史已經進入了人類的最后階段，對于資本主義的抵抗和批判，只不過是一場笑話，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雖然不完美，但是，卻是人類迄今為止甚至以后最好的體制。
1992年，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大聲宣布：馬克思主義死了！資本主義并不是我們所想象的那么罪惡，歷史到此已經不再有革命性的變革，我們成為“最后的人”了！
也就是說，當人們驅逐了馬克思和列寧的時候，人類就進入了平靜、完美和自由的時代：政治似乎消失了；任何對于階級的思考都變得大而無當；選舉、寬容、理解、協調與承認，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也就是說，資本主義變成了這樣一種東西：只要不去攻擊它，它就會給你帶來數不盡的好處。
越來越多的人相信，“自由市場”可以帶來最終的公平和公正。
如果你有一個多余的杯子，那么當你需要一把梳子的時候，你就可以用你的杯子去換這把梳子，但是，條件是，擁有梳子的人，必須恰好需要杯子。所以，如果你需要梳子，那么你就要去懂得，擁有梳子的人會需要什么。如果恰好不需要你的杯子，你就必須想法生活或者換得別人需要的東西。
物品換成貨幣，最終換來你想要的東西。這就是自由市場的全部核心。于是，“自由市場”就養成了這樣一種生活：只有通過滿足別人的欲望，你才能滿足自己的欲望。
換言之，只有滿足了別人的欲望，你的欲望才能滿足。所以，相信自由市場經濟的人們的政治學，其全部的動機就是：只有鼓勵首先利他的社會體制才是最好的社會體制。
于是，所有資本主義的雄心壯志，都跟這樣的一個近乎完美的市場神話有關：市場會像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調節價格、產量和流通的方式，而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是建立在“利他”基礎之上的經濟道德。
于是，失敗和貧窮，也就不是外部的原因，而是你有沒有能力把握市場規律、有沒有能力創造市場需求也就不再是一個政治問題，而只能是一個經濟問題。
但是，有趣的是，這個自由市場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不是一個自然發生的物物交換的情形。人們不是通過滿足他人的欲望而獲利，而是通過控制資本流通的方式，來控制人們的欲望。
壟斷讓人們只能接受高出成本許多倍的價格來購買必需品；標準化生產讓人們喪失想象另一種生活需要的能力。市場上販賣的不僅僅是“NEED”（需要），更多地是“WANT”（想要）。當手機在進行一場又一場“革命”的時候，科技并沒有進一步發展，被不斷更新的只不過是“WANT”而不是“NEED”。
一旦自由市場離開了原始的物物交換的方式，追求貨幣而不是追求滿足他人的要求就立刻成為市場的全部動機。自由市場并不是為了公平地滿足每個人的需要而建立的；它是為了自己獨享某些利益而建立的。
就像一部小說中所描述的那樣，一個村子里面發現了價值不菲的礦產，人們并不是坐下來平均分配，各家各戶獨立生產。恰恰相反，第一個挖到礦物的人賺到的錢，不是用來支付自己的生活費用，而是用來購買武裝，并占領和保衛每一個礦口。一場場打斗之后，村子趨于平靜。人們逐漸建立這樣一種觀念：好好去為擁有礦產的勞動，就能得到相應的報償，從而也就輾轉享用了礦物帶來的利益。
原來良好的秩序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一部分人占領了所有的資源，一部分要想活下去就只能選擇接受這個現實。
那么如果你不愿意接受這個現實呢？卡米拉就出現了。
奧巴馬支持卡米拉嗎？
有趣的是，卡米拉對資本主義的抵抗，其最大的支持者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奧巴馬。
報道說，卡米拉在智利領導的這場運動，乃是爭取公平利益的運動。也就是反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框架的斗爭。在皮諾切特軍政府時代，美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被這個軍人領袖奉為上賓，自由經濟開始在智利推行。市場經濟化的運作使得智利的大學數量大增，學生人數從1984年的18萬人增長到了現在的超過百萬人。
但是，大學的私有化讓學費也在瘋狂增長。根據統計，智利人均GDP是15000美元，而當地大學一年的平均學費為6000美元，占到人均GDP的41%。智利學校輟學生中有52%的人是因為無力承擔高額學費導致的，而即便是很多通過貸款完成學業的人，畢業后10年甚至更久還在償還學生貸款。
在這樣的前提下，卡米拉領導了學生的抵抗運動。她向智利人民呼吁：“是時候來改變一下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了！對于權力和金錢，應該有一個更加公平的重新分配。現在的模式是只讓一小部分人暴富，而把絕大多數人排除在外。”
有趣的是，幾天之前，奧巴馬也在演講中大講公平，大講消除貧富分化：“在那些推動我們的經濟走向成功的人當中，越來越少的人能從這種成功中獲益。站在峰頂的富人變得越來越富，而太多的家庭卻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債務。”
這種相似，是不是只是偶然呢？百分之五十的財富掌握在百分之一的人手中；自從進入能源時代以來，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享用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能源；在奧巴馬的政府部門里面，百分之八十的人擁有超過百萬的財富，而300萬人卻因為失業而不再能繼續償還房貸款；接近半數的美國年輕人認同社會主義……
簡單地說，并不是奧巴馬認同社會主義的左翼政治，而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最終變成了政治危機。馬里蘭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加爾·阿爾佩羅維茨發表了題為《美國的勞動者業主們，聯合起來！》的文章，宣稱目前約有1.3億美國人分享了合作社企業和信用社的所有權。1300多萬美國人已經成為1.1萬多個員工持股公司的勞動者業主，比屬于私營企業的工會成員總和還多600萬。在上世紀末受美國冶金工業衰落影響深重的克利夫蘭市，目前正在興起由合作社企業組成的集團公司。企業變為全民擁有，似乎已經成了2012年開年的新命題。
換言之，如果連奧巴馬都在使用左翼政治的語匯的時候，卡米拉運動的意義也就浮出水面了：與此前的社會主義運動不同，這一次全球對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反思，不再被捆綁上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抗爭沙皇封建王朝等諸多意義，而是一次對資本主義的“純粹的抵抗”。
抵抗處在消失的途中嗎？
事實上，無論是19世紀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時期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的旺盛期，對于資本主義的抵抗從來就沒有消失過。問題是，種種“抵抗”要么是左派們嚇人的口號，要么就是淹沒在油鹽醬醋茶的瑣碎生活中。真正有效力和歷史性的抵抗，卻已經不能發生了。
在一次電視辯論活動中，我的“對手”就用一首廣告歌曲MTV《多好啊》(小柯詞曲，羽泉、譚維維、小娟演唱)來證明現代人應該更多地享受自由和自然，而不應該過度地投入加班加點的工作：幾個家庭的人員，坐車到郊外野餐、假日里面給孩子買氣球、夫妻兩個相擁打車回家；陽光、森林、田野和天倫之樂，構成了這個MTV浪漫溫馨的情調。
顯然，這首歌曲鼓吹了一種崇尚自然、回歸樸實的理念。在高壓的生活中，這種理念非常符合現代人們的欲求：擺脫瑣碎無聊、機械忙碌的職業性工作。這種反現代性的意圖，常常可以產生巨大的誘惑力：仿佛只要回歸自然，就可以真的徹底解放自己。
也就是說，MTV《多好啊》表達的理念里面隱含了這樣一種內涵：之所以我們的生活不快樂，并不是現實生活的經濟或者政治壓力的結果，而是我們忘記了人應該崇尚簡樸自然的生活的原因。所以，這部MTV看似很浪漫，卻具有了強烈的教化功能：通過“多好啊”的感嘆，試圖教會人們理解什么才是正確的生活。
但是，問題也恰好在這里顯現。一旦將這個MTV置放到中國社會面臨的社會危機的總體性圖景中的時候，其內部的含義就發生了逆轉。
在MTV中，出現了三個小人物：出租車司機、賣氣球的人以及卡車司機。炎炎烈日下罩著卡通外套的商販，在MTV的美麗幻景中，只不過是美好生活的點綴，只不過是天然維護有權利發出“多好啊”的感嘆的生活的人們的“大自然”。
換句話說，在曼妙的大自然的風景之間，在人們享受夏季里森林的涼風的時候，出租汽車司機、賣氣球的人、公共汽車司機以及沒有出現在畫面中卻可以想象到的野餐草坪上的打掃衛生的人、整理草坪的人、公路上那些鋪路、修路的人……這些底層的大眾變成了充滿浪漫情調中的“自然物”的同時，也就變成了喪失了生命意義的簡單符號。
也就是說，浪漫的“多好啊”里面隱含了多少的“不好”，才能塑造一個階層的人們的“多好”，而這些“不好”總是不被意識到，我們也就總是被“多好”的場景所征服。顯然，底層的生命總是隱藏在我們習以為常的景觀畫面中，變成我們“看卻看不見”的東西。
這正是抵抗意識匱乏的典型癥候：通過公眾都認可的口香糖思想和意義的傳播，將社會生活表達為普世性的圖景，通過形象的控制和情感的操縱，讓受眾把擺脫實際生活的生活作為理想的和觀念的生活，而把實際的生活當作庸俗無聊的折磨來逃避。
簡單地說，進入20世紀末以來，貧富分化、嚴重的分配不公，從來就沒有在人們的抵抗意識中發生過，而只是在人們的生活意識與文化口號中反復出現。這就像是卡米拉所領導這次革命或者華爾街上面散播的憤怒一樣，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抗爭，卻并不為了人類的“欲望”而抗爭。
在這里，NEED在打擊WANT，市儈主義仍舊在打擊理想主義。人們并不是因為仍有烏托邦主義的政治召喚，而是因為同感自身利益的喪失而進行抵抗。二者恰恰是資本主義抵抗政治的一種形態。
從這樣的角度來說，當前對資本主義的抵抗，首先必須是一種文化的抵抗，一種哲學的抵抗，一種抵抗意識的培養的抵抗。
換言之，卡米拉僅僅為了解放他們自己而進行斗爭，卻并不是為了人類的全部解放而抵制資本主義泛濫的運動。但不可忽視的是，騷動和凌亂之后，這一場抵抗運動或許是一個小小的時代插曲，亦有可能是一個大時代的開端。
（作者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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