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一個小販的自焚引發了一場“蝴蝶效應”，其不僅導致該國執政23年的本·阿里下臺，還在整個西亞、北非地區激發起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動蕩，幾乎所有阿拉伯國家都被卷入其中，若干執政幾十年的強人政權被推翻，而且這場動蕩至今未完全“塵埃落定”。迄今為止，這場轟轟烈烈的政治劇變已整整一年，人們對涉及中東劇變的相關問題仍充滿疑惑，有必要對其進行全面盤點。
中東政治生態面目全非，不同類型的國家面臨不同處境
在經歷了大浪淘沙般的“阿拉伯動蕩潮”之后，中東政治生態面目全非：突尼斯、埃及、也門、利比亞等國已經“改朝換代”，敘利亞巴沙爾政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而以沙特為代表的海灣君主國則暫時安然無恙。在發生政局劇變的國家中，動蕩烈度和強度也不盡相同：埃及、突尼斯等國政權交替并未出現重大流血事件;而利比亞、敘利亞、也門等國的改朝換代，則演變成動用重武器對抗的全面武裝沖突，凸顯出“槍桿子里出政權”的叢林政治本色。
由此產生一個問題，哪種類型的國家最容易發生動蕩，什么原因導致政體更替方式差異如此巨大?按照人們通常理解，政體越先進，政局應該越穩定。而共和制顯然要比君主制更先進，因此按此邏輯，前者理應比后者更為穩定。但中東動蕩的現實恰恰相反，截至目前，中東政權倒臺或出現嚴重危機的基本是共和制國家，而實行傳統君主制、事先最不被看好的約旦及海灣君主國反而安然存活至今。有人會認為，這與國家富裕程度有關，但這不能解釋為何同樣是富國，利比亞出現政局動蕩乃至政權更替，而海灣國家卻能存活;同樣是窮國，為何埃及、也門動蕩嚴重，而約旦卻安然無恙。因此，單純從民生角度解釋中東動蕩顯然不夠。
中東哪些國家更容易發生動蕩，與這些國家的內部社會政治結構有著直接關系。中東國家的政體表面上分為共和制和君主制兩大類，但從實際統治方式看，這兩類政權差別并不大。如果能透過現象看本質，就能發現中東國家的政治統治結構實際有三種類型，而中東國家動蕩程度與此直接相關。
第一種類型是少數精英統治多數民眾的同構精英統治模式，如埃及、突尼斯
這類國家國內的部族/教派色彩不強，當權者及其國家強力部門與民眾在認同歸屬問題上沒有差別，因此這類國家當權者與民眾的矛盾主要是階級矛盾，這類國家政權更替的性質相對簡單，對抗雖然激烈，但還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戲”。如埃及穆巴拉克調動軍隊進入開羅解放廣場后，抗議民眾對軍隊表示歡迎，而軍隊也拒絕向民眾開槍，穆巴拉克自感大勢已去便主動辭職，使該國政權更替以不流血方式完成。同時，這些國家實行的共和政體，決定了國家最高權力屬于國家公器，無論當權者還是民眾從心底里都認可“家族世襲”不合法的事實，因而當權者此類嘗試只能半遮半掩，而且往往一推就倒。
第二種類型是少數部族教派掌權的異族精英統治模式，如利比亞、敘利亞、也門，以及此前的伊拉克
這些國家國內部族或教派意識涇渭分明，當權者大多屬于某一部族或教派，其權力核心圈的成員大多來自同一部落或教派，施政方針也優先照顧本部族、教派利益。例如利比亞境內有上百個部落，而卡扎菲精銳武裝乃至貼身衛隊，均來自自己所屬的卡達法部落，石油利益也主要向本部族傾斜。也門約有200個大部落，主要分為四大部落聯盟，薩利赫能夠穩坐總統寶座30多年，正是因為他來自也門勢力最強的“哈希德”部落聯盟。
這種特定的社會政治結構，使當權者形成“同心圓式”的宗派主義傳統和黨同伐異的游戲規則，對同族人無止境、無條件忠貞，而對部族之外的民眾和地區則毫無同情，把其他部落當做自己的合法犧牲品，可以任意地加以掠奪或殺害。體現在現實政治中，就是當權者對反對派傾向于采取高壓手段，而不是坐下來平等協商。在這些人的思維中，如果不鎮壓反對派，人們就會認為他很虛弱，并將失去尊重。這種部族式對立和暴力化傾向，可以很好解釋，在這些國家中，看似正常的政治抗議為何會迅速演變為你死我活的暴力對抗。
第三種是傳統精英統治模式，主要是世襲君主制國家，如沙特、約旦、摩洛哥
在政治結構上，這些國家統治者囊括了傳統社會中的各類上層精英，如沙特就是沙特王室與瓦哈比教派結成政治聯姻，其成員把持各政府機構的重要職位，使政府具有較強執行力。從經濟結構看，這類國家多數是富有的產油國，其財富來源不是向民眾征稅而是地下資源，政府反而要向國民提供各種福利，由此形成一種“庇護制”統治。正所謂“不納稅，無代表”，民眾并無太多底氣要求更多政治權利。此外，這類國家的建國本來就是“家天下”和世襲統治，因此民眾如要起身反抗這類政權，則往往同時面臨法統與道統的雙重障礙。加上這些國家在此輪中東波后“洗心革面”，大力推動改革，更緩解了國內民眾的對抗情緒。
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于社會政治結構差異，使中東不同類型的國家在“阿拉伯動蕩潮”中表現出不同的生存能力。
“從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秋”：當前中東動蕩影響評估
中東國家普遍出現動蕩，很大程度是內部積弊叢生，已到了非變革不可的程度，因此“阿拉伯動蕩潮”既是對現狀不滿的強烈反抗，同時也包含著探尋民族富強新路的成分。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場“阿拉伯動蕩潮”確實可以被稱為是“阿拉伯之春”。
然而，中東動蕩一年多來，這種政治探索的效果顯然不盡如人意。從經濟角度看，中東動蕩加劇了這些國家的經濟衰退，并可能使其陷入惡性循環。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0月份公布的報告顯示，中東劇變給受影響的國家至少造成55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其中利比亞和敘利亞受到沖擊最大，埃及、突尼斯、巴林和也門緊隨其后。這些國家的GDP至少減少了206億美元，財政收支平衡惡化。利比亞損失最為慘重，國家的經濟活動基本停止，GDP的損失達77億美元，國家財政損失預計達65億美元。在埃及，2011年前九個月的公共支出增長到55億美元，而財政收入則下降7500萬美元。在也門，騷亂給政府財政帶來 8.58億美元的損失。在突尼斯，全國80%的企業在動亂中受到沖擊，導致失業人口急劇攀升，目前已突破70萬，同時全國物價飛漲，部分生活必需品短缺。突尼斯、埃及等國經濟十分依賴旅游業，而國內政治動蕩使很多旅游勝地門可羅雀，由此導致經濟狀況雪上加霜。
而政治領域，盡管很多國家已完成政權更替，但政局依然一團糟。在突尼斯，統計顯示，自今年3月份以來全國平均每月發生110至150起示威游行或靜坐事件，150至180起阻斷交通事件。2011年10月議會選舉完成后，各政黨間權力爭斗反而日趨白熱化，致使宣誓就職不久的議會被迫休會。在利比亞，駐扎在首都的黎波里的不同派系武裝之間不時發生沖突。在的黎波里西南的沃米斯，從12月10日起，津坦地方武裝與當地的瑪莎什亞部落武裝連續3天交火。12月10日，過渡政府軍隊參謀長車隊在的黎波里遇襲，一些官員指責津坦武裝人員試圖“行刺”。12月12日，班加西爆發卡扎菲倒臺后最大規模示威游行，數萬民眾紛紛走上街頭，高喊“革命開始于班加西，堅決捍衛革命果實”等口號，表達對“過渡委”強烈不滿、憤慨和失望之情。在埃及，自軍方接管國家權力以來，國內仍頻繁爆發示威游行并導致人員傷亡，以青年組織為代表的抗議者要求軍方盡快交權，并多次舉行游行示威，醞釀“二次革命”。
中東國家正處破舊立新的“陣痛期”
中東國家依然亂象頻頻，部分原因是因為這些國家正處破舊立新的“陣痛期”，恢復正常狀態需要時間和耐心。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藥不對癥。阿拉伯國家患的是一種“衰敗綜合癥”。黎巴嫩學者安托萬·梅薩拉曾說過：“沒有一個阿拉伯政權不是既有一個嚴重的少數族群問題，又有一個多數人的嚴重問題”。照筆者理解，所謂少數人問題，實際就是因為民主自由不夠(確切地說，是“自由”不夠而不是“民主”不夠)，造成少數人正當權益被忽視;所謂多數人問題，實際就是少數權貴壓迫、榨取多數民眾，導致貧富分化，腐敗盛行，階級矛盾日趨突出。而當前阿拉伯民眾群起抗議，主要是沒有解決好“多數人問題”。因此，要使國家真正擺脫困境，走上正軌，首先應從增強政權的“人民性”入手。換句話說，衡量一場革命是否成功的關鍵，并不是實行何種政體，而是未來由哪個階級上臺執政，推行哪種意識形態，也就是“舉什么旗，走什么路”。
但當前阿拉伯劇變后，由于種種原因，繼任者顯然沒有認真思考這些核心問題。而且阿拉伯民眾由于厭煩了維系多年的強人政治，因此正像鐘擺到一個方向之后必然會向相反方向運動一樣，使得中東政治轉型日趨朝著分權和民主化方向發展。事實也確是如此，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在完成“改朝換代”后，均已制定政治重建時間表，啟動“政治民主化”進程。但很顯然，民主化不會使國家“多數人問題”自動得到解決。
事實上，早在20世紀20年代，一些阿拉伯國家(如埃及、約旦)就已程度不同地建立起議會民主制(這一時期被稱為“自由阿拉伯時期”)。但事實證明，這種制度并不能解決國家面臨的各種深層次問題。這些被某些人津津樂道的民主政體，實則是個巨大的“豆腐渣工程”。事實上，第三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通過先實現民主化，進而實現國家富強。恰恰相反，很多國家在推行民主化后，反而喪失了有效性，不得不依附于外部強國。據此不難理解，為何在20世紀 50-60年代阿拉伯國家在世界上聲望最為顯赫的時期，多數國家奉行的是軍人/強人政治。因此，匆忙啟動民主化只會使這場波瀾壯闊的政治運動誤入歧途。
從實踐看，這種“只問選票，不問主張”的民主化運動的最終結果，就是使蟄伏多年的政治伊斯蘭勢力成為最大受益者。在突尼斯，“復興運動黨”在 2011年10月23日進行的制憲會議選舉中獲得議會217席中的89個席位，成為制憲會議中的第一大黨;在埃及第一階段選舉中，以穆斯林兄弟會的“自由和正義黨”與薩拉菲派的“光明黨”為主的伊斯蘭政黨得票數超過60%，而世俗的埃及聯盟和老牌華夫脫黨僅獲得20%的選票;摩洛哥眾議院于11月25日提前舉行大選，溫和的伊斯蘭政黨“正義與發展黨”獲得395個席位中的107席，大大領先于其他各政黨;而利比亞過渡政府在11月24日成立時，其領導人也表示今后要以伊斯蘭教作為立法基礎。
而伊斯蘭勢力之所以能夠得勢，并非其代表了某種先進的生產力或先進文化，而很大程度是因為這些國家多年實行高壓統治，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反對派存在，從而使類似穆兄會這樣的宗教勢力得以積蓄力量、成長壯大。這些伊斯蘭勢力是否有能力領導國家走出困境呢?從階級屬性看，盡管穆斯林兄弟會自稱代表中下層民眾，但其高層幾乎全是億萬富翁，因此其未來政策是否能真正代表下層值得懷疑;從意識形態看，其主導思想是伊斯蘭教義，但這很難為國家現代化提供行之有效的指導原則;從歷史角度看，這些政治伊斯蘭勢力始終扮演“反對者”角色，其能否帶領國家走出困境，走上富強之路很值得懷疑。因此，盡管這些國家民主化如火如荼，但埃及等國的民眾仍持續進行抗議，試圖進行“二次革命”，顯然是不滿這種解決辦法而試圖尋找新的突圍之路。
西方干預使“阿拉伯動蕩潮”性質變色，阿拉伯復興之路更加艱難
這次中東動蕩本來是一場內生性動蕩，其起因主要是內因主導，民眾抗議重點也主要針對國內當權者。但由于發生動蕩的國家多數是親西方國家，因此中東動蕩使西方在中東維系多年的既得利益受到很大沖擊。西方國家在經歷了短暫的彷徨、游移之后，開始有意借機重塑中東秩序，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利益。很顯然，西方在中東的干預舉措明顯奉行的是“多重標準”：對沙特等海灣國家竭力保護現政權，鼓勵、縱容政府鎮壓民眾抗議;對埃及、突尼斯、也門等發生嚴重動蕩，局勢難以收拾的國家，則因勢利導，力圖使其未來走向納入西方軌道;而對利比亞、敘利亞、伊朗等反西方或與西方關系不睦的國家，則推波助瀾甚至直接進行軍事打擊。然而，西方出于利己目的進行的外部干涉，使地區局勢更加復雜。
尤其是2011年3月北約發動的利比亞戰爭，標志著中東政治抗爭開始變味，進入到西方武力干預、強行塑造地區格局的新階段。表面上看，這場戰爭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上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于發揮區域組織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1973號決議只授權建立“禁飛區”的規定。北約自稱是為“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沖突傷亡不過數百人，且局勢已基本平息，而西方的狂轟濫炸及戰端擴大，導致利比亞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大量基本設施被破壞。因此它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利比亞國內矛盾本來遠沒到需要改朝換代的程度，但西方武力干預強行改變該國原有政治進程，使利比亞由一個生活水平居非洲第一的穩定富足國家陷入一片混亂，“后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政局很可能成為西方的附庸和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尤為令人感嘆的是，這樣一場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非正義戰爭，居然得到不少阿拉伯國家的積極贊同，乃至直接參與“圍毆”卡扎菲政權。要知道，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實現阿拉伯內部團結是基本前提，而多數阿拉伯國家在利比亞戰爭上“兄弟鬩于墻”的表現表明，阿拉伯世界距離實現民族復興夢越來越遠。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不可能使地區國家真正走向復興之路，而仍將是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事實也表明，西方在成功干預利比亞后，在地區內移植“利比亞模式”的胃口和信心倍增，因此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便開始加緊對敘利亞和伊朗施壓，由此使敘、伊局勢變得日趨緊張。而敘利亞位于阿拉伯世界心臟地帶，其局勢一旦失控，很可能在整個中東引發意想不到的動蕩。
“播下龍種，卻收獲跳蚤”。風起云涌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進步運動，但由于內外部各種負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這場“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盡管中東劇變仍在持續，但此前充滿激情與樂觀主義的“阿拉伯之春”，日趨被悲觀主義和懷疑、憤怒情緒所取代，乃至有了“阿拉伯之秋”或“阿拉伯之冬”的說法。轟轟烈烈開頭，潦潦草草收尾，這是一年來中東亂局的真實寫照。
(作者單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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