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大陸的策略

次大陸的策略

achin vanaik
帶Q過人 譯

　　過去二十年間，左翼勢力在全球絕大部分地區內經歷著衰退。然而有那么三到四個國家，那里的政黨追隨著第三國際或毛主義的傳統并保持了穩固甚至有所發展：南非、尼泊爾、印度，而菲律賓則富有爭議。在南非有南非共產黨（SACP），毛派成為尼泊爾最大的政治力量，而菲律賓的毛派也保持著全國范圍內的存在。印度的情況則非常有趣，那里有兩個陣營的代表，在二十年間程度不一地保持或鞏固著他們的勢力范圍。斯大林式的政黨——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CPM）和曾經較大而現在日益衰微的印度共產黨（CPI），都保持了一定的政治影響力。在西孟加拉邦連續執政34年之久的CPM最近輸掉了選舉，但仍獲得了大約30%的選票，而以其為首的左翼陣線得票率是41%。 [1]與此同時，聯合在毛主義傳統下的陣營，近年來則切實地增加了其成員數量并擴展了影響力。這些是如何發生的呢？

　　如果是僅僅三四個國家正在對抗著全世界的潮流，那么原因一定存在于它們各自具體的社會政治結構之中。在印度，毛派和共產主義力量得以堅守的原因最好從這個國家獨特的二元主義中來尋找。在這里，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與中微層尤其是農村地區的極端非民主的、粗暴的社會政治現實并存，并且構成了穩定的宏觀結構。其次，穩定的資本主義發展帶來了繁榮與剝奪之間引人注目的兩極分化，加劇了前資本主義的種姓制度造成的統治集團和被排斥者之間的對立。在這種背景下，傳統的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的社會主義名義下的發展主義對于廣大人民來說仍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宏觀層面的民主和資本主義進步，與持久的欠發達和社會經濟剝削結合，將印度左派推向了分裂。共產主義傳統的遺產被極大地整合到自由民主制度下的選舉議會政治之中。即使其忠實的保衛者也意識到他們多年來作為左翼聯盟（由CPM及其年輕的合作者CPI所主導）的一部分在西孟加拉和喀拉拉的執政讓他們受到了程序性、官僚性、社會性和道德性的腐蝕。他們長時間的“管理資本主義發展”，尤其是這一進程日益發生的新自由主義轉向所帶來的影響，體現在了西孟加拉邦左翼陣線處理Singur和Nandigram的土地征用問題的行為中，盡管這一行為在內部不是沒有爭議。（譯注：兩地曾因為塔塔集團和一家外資石化公司征地建廠引發群眾抗議，CPM政府出動軍警鎮壓。毛派介入了后一事件，反擊了軍警。）然而，CPM和CPI在政治上的區別并不大，隨著最近西孟加拉和喀拉拉邦議會中的挫敗，關于兩黨短期內合并的可能性的討論被重新擺上了桌面。雖然還是完全不確定的，但就算這有所進展，其受到的關注也會遠遠小于15到20年前。

　　即使CPM和CPI愿意（而實際并非如此），他們也日益難以在最貧窮和收剝削者中間發起群眾運動，無論是保護他們的利益還是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或許最明顯的跡象來自1992年，當時印度右翼勢力發起搗毀阿約提亞的巴布里清真寺的運動，這是自從印度獨立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但是在這一印度現代史上的重要時刻，議會左派甚至無法發起一場反對運動來對抗這一來自社群主義（communalism）的攻擊。（譯注：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he term communalism has taken on a very different meaning, namely that of a religion—and, more specifically, ethnicity-based sectarianism promoting communal violence, espoused by many political movements.）說到他們嚴重受限的工會活動，一日罷工（one-day bandhs）的日常形式和要求經濟利益的群眾游行，也無法同議會之外的尋求從整體解決問題的長期群眾運動相提并論。唯一的相對亮點來自CPM和CPI在婦女方面的工作；但這同樣發生在印度婦女運動的大背景下，同過去相比更加局限化，更加破碎，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實踐的影響力也在下降。

紅色走廊

　　相比之下，印度毛派則走上了一條相反的道路。除了固步自封的印共-馬列（解放），他們在本質上保持了對議會選舉政治的免疫力，至少就其自身的直接參與而言如此。他們扎根于最貧窮和受剝削最嚴重的人口：達利特人，以及尤其是中部印度的部落民。其根據地Dandakaranya是一個面積達到92000平方公里的丘陵密林地區，相當于喀拉拉邦面積的兩倍以上，包括安得拉、奧里薩、馬哈拉施特拉，以及恰蒂斯加爾的大部。 [2]納薩爾派同樣存在于中央邦、北方邦、比哈爾邦、恰爾康得邦、西孟加拉邦、泰米爾納德邦、喀拉拉邦、古吉拉特邦和烏塔蘭契爾邦。2011年七月，政府宣稱全國602個行政縣中的103個受到了“左翼極端主義”的影響。 [3]

　　毛派在印度的存活和發展是出于一個明顯的原因：他們是最貧窮者面對階級壓迫者和政客、官僚、警察、準軍事組織時最重要的保護者，盡管政府和主流議會左派都不愿意承認這一點。印度毛派面對著與任何地方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同樣的難題，即如何在一個穩定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發動持久性的徹底變革，尤其是這個社會擁有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民主結構，以及強大的軍隊和警察組織來維持階級統治。然而印度毛派根本沒有意識到這種戰略上的困難，因為他們在理論上將印度的社會結構理解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這讓他們事實上否定了這個國家的現實復雜性。他們的策略在本質上就是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斗爭來推翻國家政權。他們現在更加重視底層勞動階級的城市運動，并且談到建立“游動解放區”（mobile liberated zones）——革命則在面對強大壓力時暫時離開，過后再返回。但從長期來看他們的策略只能帶來注定的失敗，而在中短期內則為一些破壞性的不受歡迎的行為鋪平了道路。
　　
　　這是出于多種原因。首先，軍事性戰略長遠來看無法抗衡印度政府。地方政府和反對黨派常常通過抱怨“毛派威脅”并夸大其影響，來獲取更多的中央財政用于其他目的；另一些時候，這也幫助他們與毛派達成了某種和解。但是即使是一些比印度虛弱得多的國家政府也曾經擊敗了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大規模起義。當權者從中學到的重要經驗是，他們同即使擁有廣泛基礎的武裝叛亂對立的時間越久，后者的群眾基礎就會變得越弱，也就越容易出現內部的分裂，那么叛亂者也就會變得越虛弱。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在斯里蘭卡的失敗就是明證。這個反政府武裝擁有異常強大的軍事力量（甚至擁有自己的空軍和海軍），面對的是比印度弱小得多的政府，其群眾基礎不僅僅是尋求生活質量的提高而且還有泰米爾的獨立。然而它還是在軍事上輸給了對手，當然后者也得到了印度政府的幫助。就在拉賈帕克薩（譯注：Rajapaksa，斯里蘭卡總統）政府擊敗猛虎組織之后，印度政府就升級了針對納薩爾派的強制行動，這絕不是一個巧合。

　　其次，軍事化戰略要求一個等級秩序嚴密的結構，這必然會形成專制的組織模式，減少內部民主，以及更加重視保守秘密和嚴格服從。當事情不可避免地出現差錯，就會出現針對積極分子和更廣泛的群眾的懷疑和懲罰。恐懼成為了組織內部和支持者中保證忠誠的手段。此外，軍事化策略制造出對于懷有不同愿景者敵意氛圍，其他進步勢力被武裝的毛派視為其壟斷特定的社會階層的潛在的或實際的競爭對手。這種宗派主義有可能導致極端的軍事主義形式。 [4]

　　第三，盡管毛派的骨干都來自部落民和達利特，但任然面臨著領導者和群眾之間的嚴重裂隙。前者在觀念上更加致力于推翻國家的長期計劃，村民們則更多的尋求生活狀況上的短期的、具體的提高。某種程度上，這些直接的需求為更加長遠的目的所劫持。例如，修路可以幫助農村地區提高生活水平，但同樣為政府針對“解放區”的行動提供了便利，因此毛派傾向于阻止這些無法控制的發展。最后，用于保障武器供應和地區積極發展的財政需求意味著毛派無法同階級敵人堅持一貫的對立，而是尋求在經濟上對于控制區更加有利的妥協。因而這些“解放區”并不是經典意義上的解放，如同1930年代的延安那樣。這就導致毛派在這些區域內推行社會改革措施的能力收到了限制，而這些措施本可以為其更加抽象、長遠的目標帶來更深廣的擁護。

力量的難題

　　當然，做出以上的批評并不意味著贊同印度政府對“納薩爾主義”的壓制和妖魔化。人們可以指責毛派所使用的不正當的暴力，但這些遠不能和印度政府的壓迫相提并論。政府鎮壓毛派的行為中包括了對其社會基礎的直接打擊，其對象包括了印度社會中最受壓迫的群體。這一政策的延續意味著更多的此類暴力，并聲稱這是為了印度的民主。政府的這一姿態是更危險的，因為有大量的知識分子、學院和媒體為它提供合法性，附和它關于武裝的毛派是“頭號敵人”的觀點。這顯然是荒唐的。印度民主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納薩爾派，而是“印度教性”（Hindutva）勢力，后者帶來的暴力和殘虐讓毛派武裝的所有行為都相形見絀。 [5]印度右派在印度市民社會中使自己制度化所取得的成就是全體左派都無法比擬的，無論主流還是毛派。他們的政治和文化工具被合法化為主流所可以接受的部分，例如2002年古吉拉特邦的反穆斯林運動的煽動者和辯護者，包括首席部長（譯注：印度的邦最高行政長官）Narendra Modi，不但沒有受到懲罰，反而廣受贊譽。

　　政府“消滅納薩爾主義”的努力也是將一切形式的激進左翼政治去合法化的幌子。從而當主流議會左派事實上贊同印度政府對毛派的政策，甚至出現更壞的情況，如西孟加拉邦發生的，對毛派采用武裝手段，這也將成為對他們自身的沉重打擊。毛派“同情者”的待遇明白的顯示了政府正企圖擠壓即使是非暴力形式的激進行動的政治空間：例如，民權活動家Arundhati Roy（譯注：印度著名女作家、政論家，其中文作品、訪談不難找到）和Binayak Sen（譯注：主要致力于貧困者的醫療，因救助毛派分子獲罪）被控以煽動叛亂的罪名。毫無疑問二人極高的國際公共聲望——sen的案件引發了數位諾貝爾獎得主的抗議——阻止了進一步的行動， [6]但是政府的態度已經被表明了，其他的民權活動家收到了警告，他們在批評政府針對“納薩爾派”的政策之前不得不三思。

　　有一點是需要著重強調的，在印度，即使是為了最基本需求的斗爭也會早早的遭遇暴力。一次又一次，壓迫始終成功地阻止著這些行動觸及廣泛的群眾或是讓他們團結一心。無論是主流左派還是其他進步的社會運動都未曾想要解決這一力量的難題，但這又是不容回避的。不計條件和代價的一味的甘地式非暴力態度往往使斗爭遭到致命的扼殺。印度毛派，盡管是不充分的，至少提出了這一現實，他們能夠在最貧困者中間成功地延續自己，就足以證明拿起武器的功效。然而，原本最多只能作為一種防御性姿態、一種為了實現長期變革的更為老練的策略的附屬政策的東西，卻不幸地被當成了核心策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印度的極右派——最顯著的是“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最成功地在策略性和政治性的總體構架中掌控著其力量的運用，包括堅決的暴力行動。

議會斯大林主義

　　如果說毛主義從長期來看是一條死胡同，那么斯大林式的主流左派政黨又如何呢？在過去的三十年間，同其他很多國家一樣，印度的政治重心發生了嚴重的右傾。在這一趨勢中主流左派也受到了沖擊。其發展軌跡大致平行于歐洲從前的幾大共產主義政黨，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最終成為其對手歐洲社會主義者（Euro-socialist）的附庸。只是CPM和CPI自己也已經變成了印度政治中主要的社會民主主義力量。的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隨著議會的右轉，CPM和CPI如今已經成為了過去的尼赫魯主義的最主要的繼承人——社會民主主義視角下的堅定的世俗化、福利制度和不結盟，即一個資本主義的印度。形式上的共產主義預期在其綱領和行為中已經難覓蹤影。

　　盡管CPM與CPI的民主中心主義的招牌有著種種明顯的缺陷——遠離了最優秀的布爾什維克實踐——但比起印度的其他政黨，這畢竟帶來了更多的內部討論，以及領導層對成員的更大的解釋度。不同于二十世紀后半葉的大多數社會會民主主義政黨，他們保留了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強烈反對。然而，他們始終未能準備好同斯大林主義做出公開的決裂，盡管兩黨內外的知識分子和同情者曾有私下的表示。他們同樣沒有沒有公開承認中國的資本主義轉變。這種沉默導致他們無法從過去吸取教訓并在戰略上為自己重新定位。他們沒能直面并克服意識形態上和綱領上的錯誤，而是選擇了回避。黨無法對過去和現在進行真誠的自我批評，從而無法在理論上、政治上和道德上做出誠實的矯正。最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主義及其遺產做出明確、公開和全面的決裂，就無法建立一種新的原則性的綱領預期——“21世紀的社會主義”。

　　那么，議會左派的前途何在？既然CPM是這一派力量的主心骨，其未來可能的路線應該會給出恰當的反映。該黨2011年在西孟加拉邦遭受的重大失敗被廣泛視為一個歷史性轉折點。鑒于來自選民的冷遇，這是可以理解的；這也同時顯示出，CPM的選民資本，其邦一級的執政能力，被看做是其政治力量的首要指標。這完全展現了CPM自從60年代晚期首次成為政府的重要競爭者以來所發生的退化。這一退化發生在兩個密切相關的層面上——政治組織上和結構上。在前一層面上，CPM曾經是一個基于運動的政黨，其骨干得以被發動的意識形態綱領盡管是斯大林主義的，但同樣根植于代表廣泛的受壓迫者的群眾斗爭——無論是60年代中期保護社群主義暴力威脅下的穆斯林，還是爭取農村地區的公正。四十年以來，黨發生了徹底的轉變——盡管在其反帝反資本主義的理論目標和選舉路線的實踐之間并非沒有過反復的爭論，尤其是在西孟加拉和喀拉拉。

　　盡管CPM的地區性分支在這兩個邦有著同樣的“社會民主主義化”傾向，更加富裕和強大的西孟加拉邦的地區黨的畸形狀態更加顯著。影響二者發展道路的是兩邦之間的三大區別。首先，喀拉拉的土地改革使農村的大多數人口得到了至少是小型的家庭自留地（small household plots）的所有權，從而保證了基本的食物需求得到滿足，無論是通過直接種植谷物還是農產品銷售。在西孟加拉，1981年完成的“永佃行動”（Operation Barga）給予了佃農保有權和用益權的保障，但從那以后再也沒有此類可以有效削弱富農和中農的土地所有權重新分配，使得他們在同樣由西孟加拉的左翼陣線建立和系統化的潘查亞特（panchayat）結構中繼續享有強大的影響力。

　　這其中包含了第二點區別。喀拉拉的潘查亞特結構得到了絕對的財政和決策權力，可以實施一系列的措施來消除不滿和滿足需求。而且，邦政府的權力由CPM主導的左翼民主陣線同盟（Left Democratic Front coalition）和國大黨主導的聯合民主陣線（United Democratic Front）輪流掌握，分別占到喀拉拉邦人口23%和19%的穆斯林和基督教社群，也大體上忠誠于他們各自的黨派——印度聯合穆斯林同盟（Indian Union Muslim League）和喀拉拉邦國大黨（Kerala Congress）。這意味著無論是CPM還是國大黨都不可能像CPM在西孟加拉邦所做的那樣，建立嚴格受中央控制的潘查亞特。在西孟加拉，CPM借助系統化的收買和強迫，以及哄騙和威脅、獎勵和懲罰的輔助手段，成功地將其變成了一個獲取選舉主導權的機制。在西孟加拉和喀拉拉，它都是附屬于CPM的領導階層對權力及其附帶利益的追求，而不是第三國際的理論遺產。但是在西孟加拉其核心基礎的組織性退化和流氓無產化更加嚴重，因為其掌握權力的連續性幫助它創造了黨和行政官僚體系（民政和警察）之間的強大的嚙合，即一黨專制，從而導致了自身權力的濫用。這形成了對愿意效忠于CPM者的有效的收買形式，黨成了解決眾多日常問題的便捷途徑——獲取醫療保障、抵押資金、家庭成員的就業、政府援助、對敵人的報復等等。

　　第三點關鍵的區別在于喀拉拉有著更高水平的醫療和教育，使得政府可以補償工業化的不足，通過向印度其他地區和國外出口不同技術水平的人力來解決勞動力的吸收，從而創造一種匯款經濟；另外其旅游業也在不斷增長。在西孟加拉，綠色革命帶來的農業增長率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失去了動力。看到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來推動工業化的政策，CPM的領導層利用1991年改革給予印度各邦的更大的經濟自主權，將黨日益推向了新自由主義方向。到2006年，出于對自己在內陸農村地區的控制力的自信——或許同樣是想學習北京在這一方面的榜樣——CPM尋求通過土地征用來推動經濟特區主導的、借助外部投資者實現的工業化。這一策略導致了Singur和Nandigram地區由政府引發的暴力，在政治上、道德上和選舉上引火燒身。與此同時，2006年德里指派的薩查爾委員會（Sachar Committee）的報告顯示了西孟加拉占到四分之一人口的穆斯林，相對于其它擁有大量穆斯林群體的地區，其社會經濟狀況是多么的悲慘。這在一度忠誠的選民基礎中制造了大量的幻想破滅。這一系列事件造成了西孟加拉公眾對CPM和左翼陣線的看法的轉變。

　　CPM將何去何從？在喀拉拉， 2009年全國的人民院（譯注：Lok Sabha，印度下院）選舉和2010年本邦的潘查亞特選舉中表現出來的左翼民主陣線的民意下降，在2011年的邦議會選舉中確實地得到了扭轉。在最近的選舉中，執政的IDF同盟幾乎打破了長期以來的輪流執政的規律，贏得了全部140個席位中的68個，僅僅惜敗于UDF的72席。沒有理由認為喀拉拉的黨支部會轉變其綱領和策略：它將繼續已確立的方針，期待下一輪重新奪回權力。

　　西孟加拉的支部和德里的中央領導層又將如何？直到1980年代末期，CPM在全國層面的政策不外乎是黨內這兩大集團的利益平衡的結果，并且以西孟加拉邦占優。1989年以來中央邦出現的同盟政治讓一些像CPM這樣的小黨派（即使是擁有20-30個人民院席位的黨派也被認為是有用的合作者）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力量和機遇，使得它們能夠在全國和國際性舞臺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此時就在以德里為基礎的領導層和西孟加拉邦的領導層及其德里的支持者之間產生了緊張。一方面這種緊張關系是根源于理論與形式的分裂，即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理論，同尋求與國大黨領導的中央政府的穩定關系的邦一級領導層帶來的實踐上的日益新自由主義化之間的分裂。另一方面，議會左派是否應當加入國大黨領導的中央政府的問題也一直在黨內制造著分歧。獲取中央權力，鞏固其對地區性堡壘的掌控力并四處擴展影響的誘惑，使得CPM面臨著一個現實的危險，或至少是極大的可能性，即左派最終會分擔國內的新自由主義轉變和外部的親美趨勢的責任，盡管它實際上無力改變。

　　對于很多左派和自由主義者，CPM是否應當加入可以讓其領袖Jyoti Basu獲得總理提名的1996年的聯合政府，或是2004年國大黨領導的聯合進步聯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內閣，被視為一個重大的策略問題，一個可以決定其未來命運的抉擇，但實際上遠非如此。CPM真正的悲劇在于，無論是否加入國大黨領導的政府，無論將來是否這樣做，其進一步的去激進化是確定無疑的。當然，CPM由于某種原因恢復活力成為一個激進的反斯大林主義政黨也不是沒有可能，但問題是，它不可能希望重新成為那種基于群眾運動的政黨，擁有意識形態上積極和專注的黨員，如同它曾經那樣。預計將于2012年在喀拉拉召開的下一次代表大會上該黨會進行重要的內部評估。CPM不會在接下來的時期消亡，它將會繼續陳腐的道路，期待著新的“草根國大黨”（Trinamool Congress）在加爾各答犯下的錯誤能夠再一次為自己帶來選舉的勝利。它看不到更多。如果加入中央聯合政府的機會再次到來，它這一次很可能會接受。但對于建立激進的和有原則的印度左派的長期任務而言，這毫無意義。

激進的預期

　　印度主流左派政黨的忠實辯護者的一個重要論點是，進步性勢力正處于一個防御性時期。主流左派政黨被看作是一種保存歷史上的社會主義運動所取得的成就和防止社群主義者和反民主勢力的進一步右轉的重要機制。這一推理被用來辯護同印度人民黨以外的政黨的無原則的結盟和對“第三方同盟”政治（譯注：1996年，正是左翼政黨、地方政黨和基于種姓的政黨組成的“三方同盟”使得Jyoti Basu險些當選總理）的追求。“第三方同盟”這一術語——印度人民黨和國大黨之外的一個不明確的獨立實體——象征著CPM和CPI多么的遠離了其先前的“左翼和民主的陣營”的要求。但是這種妥協是基于一種嚴重錯誤的觀點：發展中國家向著社會主義的變革必然包含著某種社會民主主義的過渡期。這一觀念是應當被消滅的。在這一點上，右派是正確的：當前的各種帶著多多少少的人性面具的新自由主義，是唯一一種可供選擇的資本主義。

　　因此，一種以明確的反資本主義政策為指導的，更加激進的進攻性的預期是必要的。它應當可以同現有的社會民主主義需求取得較多的一致——重建廣泛和免費的衛生保健制度、優質的公共教育、有保障的養老金、可承受的公共住房和交通，這是至關重要而當前的資本主義無法滿足的。同時，這一政策也必須提出過去所說的“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改革”。同樣需要的還有以更具創造性的當代形式重述經典的過渡期要求：透明開放的賬目管理、工人權利、直接民主等等。世界歷史中有著大量的此類努力值得借鑒——南斯拉夫的自治工人委員會、古巴的城市農業試驗、巴西的參與式預算、哥倫比亞的和平社區（communities of peace）、喀拉拉的基于潘查亞特的計劃、南非對抗種族隔離的民主的工會主義傳統。

　　從更加抽象的層面來說，需要的是一種能夠用廣泛性統一起特殊性的政策。歷史上，二者的結合往往是藉由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的宏大概念，單獨地抑或共同地。大部分情況下，社會主義革命得以成功改變政權的地方都伴隨著同進步的民族主義的聯合。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如今同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的，是深化已有的民主，而后者必然激起更加激進的變革的希望。過去，這一聯合政治的最主要的組織載體一直都是政黨，或是多個政黨的聯盟。我們可以更加靈活——或許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新的黨，一個新的陣線，或是一些激進政黨和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運動的聯合。

　　這對于在印度尋求激進政治意味著什么？沒有一個現存的政治勢力可以成為左派運動的核心力量。這只有通過現有力量的重新組編和聯合才能實現，而在這一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伴隨著無法預期的分裂、聯合和成長。這意味著重要的不是對某個組織的忠誠，而是對于以激進性為原則的綱領的忠誠；是綱領產生了組織，而不是相反。第二，必須實現選舉和議會活動同議會以外的運動的結合。的確，對于真正的左派而言，是議會以外的勝利從根本上決定了選舉層面的勝利。因而左派必須擁有并不斷擴大一支意識形態上忠誠且高素質的干部隊伍，并為此實踐一種遠離同資產階級勢力的平庸妥協的政治激情。承載這一新的綱領的左派組織必須實踐最嚴格的內部民主：成員之間討論和爭辯的絕對自由，組成內部小派別的權利，以及這些派別在所有領導層面上的比例代表制。領導層內部也應當有依照成員中婦女、部落民、達利特和最落后階層（最低的非達利特種姓）成員比例的代表制。這將是吸引這些特定的社會群體，尤其是其中最積極和堅定分子的有效手段，而他們現有的局限性的組織往往缺少明確的反資本主義政策。

　　最后，左派不能陷入狹隘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陷阱。在南非，“一國社會主義”的觀點，無論是斯大林主義的還是毛主義的，都走向了災難。印度左派仍然談論著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以此為其聯合選舉政策的合理性辯護，他們還不愿意承認印度成為一個半帝國主義的地區強權。這是嚴重的問題。僅僅攻擊美國的帝國主義和反對印度同美國、以色列的戰略聯盟是不夠的，盡管這些姿態也很重要。承認印度自身在南亞的帝國主義角色是必要的：其對克什米爾和東北地區的壓迫，對孟加拉國、馬爾代夫、不丹、錫金、尼泊爾和斯里蘭卡的公開的和秘密的干涉，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統治階層之間虛偽的相互關系。這些必須加以反對。印度的斯大林主義者在民族主義立場上常常成為印度政府的尾隨者，而毛派只會視其他國家的毛派為政治上的合作者。印度的社會主義者尋求更廣泛和深入的激進國際主義時不應僅僅是團結其他地方的反帝國主義者，他們必須優先建立更加統一的南亞斗爭。

　　E•P•湯普森的一段話說得很好：縱觀歷史，既有爭取道德、人性和正義的斗爭，也有爭取權力的斗爭。它們并非平行的直線；它們迂回曲折，有時混合在一起。當這一混合發生時，權力被最重要的目標所牽引；而當二者分道揚鑣，有些人選擇追逐權力，另一些則繼續堅守符合政治原則的道路。我們最大的希望是延續后者的道路并尋求其與權力之路的融合，這樣就能夠在兩條戰線上同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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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CPM now remains in power only in the small northeastern state of Tripura, but still has a strong presence in Andhra Pradesh and Tamil Nadu, as well as Kerala and West Bengal. The CPI, though it has long had much less depth than the CPM, has always had a wider spread; besides a presence in the above named states, it has a cadre base in parts of Uttar Pradesh and Bihar.
[2] According to state publicity materials, Chhattisgarh has huge deposits of coal, iron, manganese, bauxite, limestone, dolomite and quartz; diamonds, gold and uranium have also been discovered. See Sudeep Chakravarti, Red Sun: Travels in Naxalite Country, Delhi 2008, p. 226.
[3] ‘Over 100 districts will be declared Maoist-hit’, The Asian Age, 5 July 2011.
[4] See Nicolas Jaoul, ‘Naxalism in Bihar: From Bullet to Ballot’, in Lauren Gayer and Christophe Jaffrelot, eds, Armed Militias of South Asia: Fundamentalists, Maoists and Separatists, New Delhi 2009.
[5] The Sangh Parivar is especially hostile to Maoism because it sees it as the major barrier to ‘Hinduizing’ and communalizing the tribals of Central India, which it has partially succeeded in doing in Gujarat.
[6] Arrested in Chhattisgarh in 2007, Sen was given a life sentence in December 2010; this was suspended in April 2011 by order of the Supreme Court.

原文來自NLR第70期 http://www.newleftreview.org/?page=article&view=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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