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藍欣
時下中國國內談論中美新冷戰成為時髦，但在概念上的混亂令人瞠目。多數論者相信“中美新冷戰不可能爆發”，這觀點犯了一個基本概念的錯誤，好像冷戰是“突發事件”而不是緩慢的互動過程。中國國際關系界有個糊涂信條，即“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壞也壞不到哪里去”，并以此為據，不相信中美新冷戰將會到來。其實，承認“不戰不和” 局面存在的本身就包含了冷戰思維的要素。
冷戰的定義與動機
不少論者對“冷戰”的歷史演變不甚了了，所以對冷戰談虎色變，以為它必然要引向全面軍事對抗，是“熱戰”的前曲。“冷戰”并不是20世紀才有的，這個現象在國際關系史上屢見不鮮。最早使用“冷戰”一詞的是14世紀西班牙學者馬努埃爾，是他對十字軍東征后基督教與伊斯蘭兩大教派之間的新斗爭方式的總結。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在人員和資源上耗費巨大，但仍然難分勝負。到14世紀以后，雙方都需要與民休息，從而進入政治對峙狀態。不過冷戰遠遠沒有熱戰那么激動人心。在熱戰中，參戰者既有英勇捐軀的“光榮”感，戰后也可能獲得新的和平環境。而冷戰既無英雄主義的獻身榮耀，也沒有造成真正的和平共處環境。所以，人們把冷戰看成是令人煩惱的“熱和平”是有道理的。
冷戰的另一個含義來自喬治·奧威爾，那位以《1984》名聲大噪的英國作家。在美國使用原子彈攻擊廣島和長崎的兩個月后，奧威爾以他特有的犀利眼光看出，在熱核武器時代，和平將不會是真正的和平，意識形態的分歧將使冷戰成為慣常的國際爭斗形式。在美蘇分歧逐步惡化的1947年，著名記者李普曼寫出《冷戰》一書，為兩大陣營對抗的國際關系體系找到恰當的定義。
所以，談論冷戰是否會“爆發”是誤導，把它同熱戰相混淆。其實冷戰是某種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現象。在爭斗雙方的分歧，特別是意識形態分歧，暫時無法彌合的時期，它是保持和平的一個有效手段，并不一定是戰爭前奏。同時，冷戰也是個不斷變化的過程而不是固定不變的狀態。由于雙方缺乏基本的戰略互信，為了避免全面沖突升級，建立危機管控機制是必要的。習近平最近提出“管控”而不是“化解”中美分歧即是基于對中美關系的新現實。所以我們沒必要對它“談虎色變”。美蘇冷戰之外，歷史上冷戰的例子還很多，比如西羅馬帝國與拜占庭的關系，17－18世紀英法為了控制北美洲的競爭，19世紀英俄在中亞的“大棋局”（the Great Game），還有1953年以后的南北韓，1949年以后的臺海關系等等。盡管有時出現緊張局勢，熱和平還是維持了下來。
此外，對冷戰的管控也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冷戰的結局必定是大國關系的升降。這不僅提供了很多新的戰略機遇，也為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全球性大國提供了大外交的訓練平臺。近幾年中國外交部門在南中國海等問題上的重大失誤是有目共睹的，比如戴秉國的“核心利益論”。
發動冷戰的動機各有不同。在兩大對手勢均力敵的狀態下，為了維持和平，雙方往往不惜提高沖突的熱度，創造一個超穩（super-balance)，即建立在相互威懾基礎上的戰略平衡。但在兩個實力不對稱的狀態下，強大的一方發起冷戰的目的往往是防御性的，目的是阻滯對手進一步強大，同時減緩自身的相對衰落進程。但在這個過程中，占主導地位的強國會對雙方實力消長的任何細微變化高度敏感，甚至會采取一些過激的錯誤措施。這就是歷史學家常說的“后帝國時間差綜合征”。這個階段也稱帝國的“病理性衰落（morbid decline)”階段，即相對衰落和絕對衰落之間的過渡。可以說，當下的美國正處于這樣一個困難階段。因此，當世界體系在整體轉型時，一超獨強的霸主對想象中的競爭對手發動冷戰是難以避免的。
時下中國國內談論中美新冷戰成為時髦，但在概念上的混亂令人瞠目。多數論者相信“中美新冷戰不可能爆發”，這觀點犯了一個基本概念的錯誤，好像冷戰是“突發事件”而不是緩慢的互動過程。中國國際關系界有個糊涂信條，即“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壞也壞不到哪里去”，并以此為據，不相信中美新冷戰將會到來。其實，承認“不戰不和” 局面存在的本身就包含了冷戰思維的要素。
冷戰的定義與動機
不少論者對“冷戰”的歷史演變不甚了了，所以對冷戰談虎色變，以為它必然要引向全面軍事對抗，是“熱戰”的前曲。“冷戰”并不是20世紀才有的，這個現象在國際關系史上屢見不鮮。最早使用“冷戰”一詞的是14世紀西班牙學者馬努埃爾，是他對十字軍東征后基督教與伊斯蘭兩大教派之間的新斗爭方式的總結。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在人員和資源上耗費巨大，但仍然難分勝負。到14世紀以后，雙方都需要與民休息，從而進入政治對峙狀態。不過冷戰遠遠沒有熱戰那么激動人心。在熱戰中，參戰者既有英勇捐軀的“光榮”感，戰后也可能獲得新的和平環境。而冷戰既無英雄主義的獻身榮耀，也沒有造成真正的和平共處環境。所以，人們把冷戰看成是令人煩惱的“熱和平”是有道理的。
冷戰的另一個含義來自喬治·奧威爾，那位以《1984》名聲大噪的英國作家。在美國使用原子彈攻擊廣島和長崎的兩個月后，奧威爾以他特有的犀利眼光看出，在熱核武器時代，和平將不會是真正的和平，意識形態的分歧將使冷戰成為慣常的國際爭斗形式。在美蘇分歧逐步惡化的1947年，著名記者李普曼寫出《冷戰》一書，為兩大陣營對抗的國際關系體系找到恰當的定義。
所以，談論冷戰是否會“爆發”是誤導，把它同熱戰相混淆。其實冷戰是某種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現象。在爭斗雙方的分歧，特別是意識形態分歧，暫時無法彌合的時期，它是保持和平的一個有效手段，并不一定是戰爭前奏。同時，冷戰也是個不斷變化的過程而不是固定不變的狀態。由于雙方缺乏基本的戰略互信，為了避免全面沖突升級，建立危機管控機制是必要的。習近平最近提出“管控”而不是“化解”中美分歧即是基于對中美關系的新現實。所以我們沒必要對它“談虎色變”。美蘇冷戰之外，歷史上冷戰的例子還很多，比如西羅馬帝國與拜占庭的關系，17－18世紀英法為了控制北美洲的競爭，19世紀英俄在中亞的“大棋局”（the Great Game），還有1953年以后的南北韓，1949年以后的臺海關系等等。盡管有時出現緊張局勢，熱和平還是維持了下來。
此外，對冷戰的管控也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冷戰的結局必定是大國關系的升降。這不僅提供了很多新的戰略機遇，也為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全球性大國提供了大外交的訓練平臺。近幾年中國外交部門在南中國海等問題上的重大失誤是有目共睹的，比如戴秉國的“核心利益論”。
發動冷戰的動機各有不同。在兩大對手勢均力敵的狀態下，為了維持和平，雙方往往不惜提高沖突的熱度，創造一個超穩（super-balance)，即建立在相互威懾基礎上的戰略平衡。但在兩個實力不對稱的狀態下，強大的一方發起冷戰的目的往往是防御性的，目的是阻滯對手進一步強大，同時減緩自身的相對衰落進程。但在這個過程中，占主導地位的強國會對雙方實力消長的任何細微變化高度敏感，甚至會采取一些過激的錯誤措施。這就是歷史學家常說的“后帝國時間差綜合征”。這個階段也稱帝國的“病理性衰落（morbid decline)”階段，即相對衰落和絕對衰落之間的過渡。可以說，當下的美國正處于這樣一個困難階段。因此，當世界體系在整體轉型時，一超獨強的霸主對想象中的競爭對手發動冷戰是難以避免的。
中國如何應對亞洲新冷戰
此次出現的亞洲新冷戰是不以中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相對美國來講，中國既沒有冷戰欲望，也沒有發動新冷戰的資格。但問題在于，既然是“被”冷戰，中國是否應當接招？從美國近來的一系列軍事和外交動作來看，對華的全方位遏制已經開始。這個戰略既有意識形態的基礎，也有清晰的策略思路，而且出牌很有章法。因此，中國不能只是被動應付，或濫用鄧小平的“韜晦”論掩蓋對美國的進攻態勢束手無策的事實。明明是魯迅小說中的阿Q，還要美其名曰“淡定從容”豈不荒謬？淡定從容應基于胸有成竹。
冷戰環境也能提供特殊的戰略機遇，從中國應對政策的層面來講，問題不在于對美的咄咄逼人采取回避態度還是強硬對峙。其實，兩者并不是對立關系。在冷戰的新游戲規則下，避實就虛，軟硬兼施是最有效的手段。冷戰說到底，是對世界輿論的道德制高點的爭奪。比如說，中國經濟力量大發展的條件下，軍事實力不發展是不現實的。從歷史上看，如果冷戰一方主要依靠軍事實力來占據道德制高點，那么另一方在軍事實力上爭取對等地位（military parity）也就無可非議。所以美國發動的新冷戰反而為中國排除“軍事透明度”指控的長期困擾提供了契機，從而可以公開地加速軍備發展。美方既要搞新冷戰，又不愿意公開承認，所以“缺乏軍事透明度”的皮球完全可以踢還給美國，因為中國已成為美國缺乏軍事透明度的受害者。
當然，要充分利用這個特殊的戰略機遇，中國首先必須意識到新冷戰的游戲規則已經開始。斷然否定美國會發動新冷戰的觀點無非以下幾種：
一曰美國經濟利益與中國的契合點太多，不會貿然行事，向自己的大債主發難。現實是，“拿人家的手軟，吃人家的嘴軟”這個邏輯在美國完全不適用，由于對美元的特殊地位認識不足，中國央行手中過多的美元資產使債主已成為債務人的人質。
二曰大選年中美國國內困難，政客利用中國轉移視線。所以對華強硬只是暫時現象。此說并無事實根據。美對華政策的轉向已得到兩黨精英的政治支持。在羅姆尼和奧巴馬之間要找出對華政策的根本分歧十分困難。對任何一黨來說，對華發難都得分，因此這個政策有較持久的政治價值。
三曰美國從來都未離開亞洲。這是時下美國政府對其新冷戰政策的標準說辭。美國未離開亞洲不假，但也從未像今天那樣熱衷主導地區的外交和軍事態勢。既要壓制中國，也要取代本地區已存在的多邊合作機制，特別是東盟（亞細安）引領的機制。既要搞亞洲民主同盟，又要搞政治雙重標準外交，與任何對華有矛盾的非民主國家建立外交和軍事合作關系。舊冷戰結束已20年，而遏制戰略的文化卻在亞洲死灰復燃。
最后，這次新冷戰的政治基礎并不牢靠。首先是意識形態上誰能勝出尚未定論，至少在發展中國家里，“中國威脅論”并無市場，而中國發展道路卻逐步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已經壽終正寢。美國的“軸心轉向亞太”的戰略基礎亦不穩，因為東盟長期經營的對話機制成為美中對抗的舞臺對東盟成員國并無好處。
也許美國的亞洲新冷戰只是曇花一現。一旦失敗，中國的國際聲望將更上一層樓。中國應對的方法應當是“拖字訣”，一方面大力發展軍備， 一方面不輕舉妄動。新冷戰迫使中國在世界舞臺上亮相，中國不得不走出“韜光養晦”的戰略束縛，既要有“鋒芒畢露”， 也要有理，有利，有節的大外交，關鍵還是爭取世界輿論的支持。
作者是日內瓦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
當然，要充分利用這個特殊的戰略機遇，中國首先必須意識到新冷戰的游戲規則已經開始。斷然否定美國會發動新冷戰的觀點無非以下幾種：
一曰美國經濟利益與中國的契合點太多，不會貿然行事，向自己的大債主發難。現實是，“拿人家的手軟，吃人家的嘴軟”這個邏輯在美國完全不適用，由于對美元的特殊地位認識不足，中國央行手中過多的美元資產使債主已成為債務人的人質。
二曰大選年中美國國內困難，政客利用中國轉移視線。所以對華強硬只是暫時現象。此說并無事實根據。美對華政策的轉向已得到兩黨精英的政治支持。在羅姆尼和奧巴馬之間要找出對華政策的根本分歧十分困難。對任何一黨來說，對華發難都得分，因此這個政策有較持久的政治價值。
三曰美國從來都未離開亞洲。這是時下美國政府對其新冷戰政策的標準說辭。美國未離開亞洲不假，但也從未像今天那樣熱衷主導地區的外交和軍事態勢。既要壓制中國，也要取代本地區已存在的多邊合作機制，特別是東盟（亞細安）引領的機制。既要搞亞洲民主同盟，又要搞政治雙重標準外交，與任何對華有矛盾的非民主國家建立外交和軍事合作關系。舊冷戰結束已20年，而遏制戰略的文化卻在亞洲死灰復燃。
最后，這次新冷戰的政治基礎并不牢靠。首先是意識形態上誰能勝出尚未定論，至少在發展中國家里，“中國威脅論”并無市場，而中國發展道路卻逐步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已經壽終正寢。美國的“軸心轉向亞太”的戰略基礎亦不穩，因為東盟長期經營的對話機制成為美中對抗的舞臺對東盟成員國并無好處。
也許美國的亞洲新冷戰只是曇花一現。一旦失敗，中國的國際聲望將更上一層樓。中國應對的方法應當是“拖字訣”，一方面大力發展軍備， 一方面不輕舉妄動。新冷戰迫使中國在世界舞臺上亮相，中國不得不走出“韜光養晦”的戰略束縛，既要有“鋒芒畢露”， 也要有理，有利，有節的大外交，關鍵還是爭取世界輿論的支持。
作者是日內瓦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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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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