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爾松：誰更爛——為什么俄羅斯的腐敗比中國更具破壞性

　　最近10年，中國在經濟增長方面一直比俄羅斯要成功得多。自1990年至2003年，俄羅斯的GDP平均每年下降1.8%，而與此同時，中國則每年增長9.6%。[1]在轉向市場改革之后，俄羅斯的經濟紀錄一直被認為是最糟糕的，而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績效卻非常顯著。俄羅斯和中國是極端的案例，處于這一天平相反的兩極。

　　雖然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軌跡相去甚遠，卻也顯示出共同之處：俄羅斯和中國在市場化的過程中都遭受到制度性腐敗的折磨。當然，這一共同之處的一個前提是：腐敗破壞經濟績效。那么，我們該如何解釋兩國之間的差異呢？簡單地說，難道俄羅斯因為它的腐敗受到了更多的“懲罰”嗎？如果是的話，原因何在？本文的目的是為這兩個問題提供答案。[2]

　　我的主要觀點可以總結如下：比較中國與俄羅斯的差異，為挑戰當前對市場改革、腐敗和經濟增長等問題所進行的學術解釋提供一個機會。我將表明，在后共產主義世界，以國家為中心對經濟成果進行解釋——這一解釋強調國家的本質和特征（強/弱、硬/軟等等）——并不必然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俄羅斯和中國的腐敗的相似程度是與經濟成果密切相連的。通過識別其中的三個重要原因，我將提出一種替代性的解釋，以說明為什么我們應該期望在這兩個國家中腐敗對經濟成果會產生不同的影響。第一個原因涉及比較優勢中的差別。第二個原因關系到腐敗的政治組織——使腐敗活動集中或分散的有效層面。第三個原因關系到這兩個國家中一些腐敗的政治企業家所選擇的不同的創租模式。

　　本文由以下部分構成。我首先考察有關腐敗和經濟發展的文獻，在這個過程中，我將確定決定腐敗對經濟產生影響的諸因素。第二，我將根據國家比較優勢、腐敗的組織以及有尋租的國家官員所創造的尋租模式方面的差異，比較俄羅斯和中國的腐敗所產生的可能的經濟后果。在結論部分，我將提出有關市場改革時代俄羅斯與中國的命運比較研究的觀察報告。

　　政治腐敗和經濟增長

　　已有充分的文獻探討了政治腐敗（和其他形式的尋租）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市場改革在解決或加重腐敗問題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3]我將簡要地概括和思考這些論點形成的方式。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人們經常論及政治腐敗可能有相當大的良性經濟效應：它是“使事情順利進行”和“減少文牘主義”的一種方式。亨廷頓論述道：“在經濟增長方面，比一個嚴格的、過分集權的、不誠實的官僚機構的社會更糟糕的唯一一件事情是一個嚴格的、過分集權的、誠實的社會。”相反，當代對腐敗的理解更接近于繆爾達爾所表達的不同聲音，繆爾達爾指出：“腐敗在經濟機器中摻入沙子，它是一種減緩發展的力量。”

　　雖然現代化學派普遍對腐敗采取了相當善意的看法，但是有關公共選擇的尋租的文獻卻不這樣認為，這些文獻廣泛認為，是政府規制鼓勵了諸如游說和行賄等社會上的浪費活動，從而以政府努力反腐敗這樣一種形式使進一步浪費資源成為必要。贏得廣泛贊賞的公共選擇學派對尋租——包括腐敗——問題的解決方案是非常直截了當的：“避免尋租問題的最好的也是最簡單的方法是避免建立產生尋租的制度，即導致尋租的規則和監管機構。”然而這一“解決方案”并沒有指出怎樣才能拆解目前的尋租機構。鑒于尋租機構依然存在的實際情況，并且考慮到集體行動的邏輯，公共選擇分析無法為改革提供一個光明的前景，而戰爭、戰爭即將來臨的威脅、入侵和政治劇變是重要的途徑，通過這些途徑，可以瓦解“分利聯盟”，為經濟發展中的高潮鋪路。然而，過去30年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包括以增強競爭為目標的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及其他措施——顯然受到了關于這個世界如何運行的公共選擇觀點的影響。

　　然而，在實踐中，最近已經變得清晰起來的是：市場化不會自動治愈腐敗或其他形式的經濟管理不善。哈里斯·懷特夫婦（Harriss－White）認為，市場改革已經產生了全新的腐敗形式，它“根植于經濟和政治自由化的邏輯，反映了貪婪的地方精英們的行為”。沙米斯（Schamis）也進行了相關的論述，他把這群在拉丁美洲推動市場經濟改革的政治力量描述成參與尋租的分利聯盟，“目的是為了從政府的退出中獲利”。尋租社會所主張的拆解（dismantling）諷刺性地為尋租以及腐敗創造了新的機會和動機。

　　當腐敗有可能遍及全世界時，我們憑借其所發生的背景，有理由相信這一現象有不同的經濟含義。讓我緊接著介紹一下三個顯著因素。

　　●比較優勢。經濟存在于不同的國際勞動分工的小環境中，這些小環境可能需要不同的監管能力。例如，如果一個國家正在為貿易和投資而與那些腐敗不太普遍的國家競爭，腐敗可能會減少。但是如果它正在與那些同樣被腐敗折磨的國家競爭，那么腐敗可能就不會形成什么障礙。

　　●政治組織。施萊弗（Shleifer）和維什尼（Vishny）認為，腐敗網絡的組織化無論是對于腐敗的等級還是對于經濟活動的效用都具有意義。它們的差別之一分別存在于兩種政體中，在其中一種政體中，行賄者被告知他得到政府的好處就必須付出；在另一種政體中，“大量官僚主義者需要通過受賄來踐行政府的許諾，并且行賄某人無法保證其他官僚主義者、甚至身居首位者不需要另外的賄賂”。按照施萊弗和維什尼的說法，前一種腐敗政體以共產主義統治下的俄羅斯為特征。以相同的思路，漢（Khan）注意到：“腐敗的后果……對權力在政府與競爭性潛在顧客群體之間的特殊分配是明確的。”

　　●創租。政治環境并不是一切。租金也不是。一般而言，腐敗可以被看作一種特殊的尋租。然而，我們也應該認識到，腐敗既是一種對租金已經存在的情況的回應，也是政府官員創造新的租金的一個動機，為的是私下從相關的腐敗“稅”中獲益。而后者是理解腐敗的經濟影響的關鍵之一。許多租金大量存在是因為它們所產生的腐敗機會。然而，不同類型的租金對經濟效率和增長有不同的含義。因此，漢和桑德拉姆（Sundaram）再次根據制度環境（相關租金的轉移、知識租金、監控租金）區分了增減租金（壟斷租金）、一般的促生租金（自然資源租金、熊彼特租金）以及不確定經濟增長效果的租金。

　　本質上，關于腐敗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這些前后有更多相關性的明確表述，把相當單純的正反兩種觀點——更多地表現了早期有關腐敗研究的特征——聯系了起來。因此，即使我們假定政府官員所進行的創租完全是一種被從腐敗中獲益的愿望所激發的自我服務的活動，我們也仍然會期望依靠制度化環境以及他們所選擇的創租形式能取得不同的經濟成果。

　　俄羅斯和中國政治經濟的腐敗

　　在這部分，我將比較俄羅斯與中國的腐敗在比較優勢、腐敗的組織以及政府官員的創租方面的特有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可能造成的影響。

　　比較優勢

　　我們有理由相信，由于比較優勢方面的差異，俄羅斯的腐敗比中國的腐敗更具破壞性。當中國發動經濟改革時，它的比較優勢在于技術含量低和勞動密集型生產。在這個階段，中國為投資和出口市場而與其他低工資經濟體競爭，在這些經濟體中也有不少存在著高度腐敗。當俄羅斯啟動經濟改革時，它已經有了兩個比較優勢：自然資源的開發以及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生產。就前一方面來說，正如尼日利亞和許多其他第三世界自然資源輸出國所充分表明的，一個強大的國家不是國際競爭力的必要條件。然而，就后一方面來說，俄羅斯會不得不為了風險資本而與體制上屬于外向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競爭。俄羅斯在比較優勢與制度發展之間相對較大的差距，以及中國與這些屬性高度“符合”，有助于解釋為什么俄羅斯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面不如中國成功。在20世紀90年代，流向俄羅斯的FDI只相當于流向中國的FDI的7.6%。甚至當我們解釋母國經濟體的規模時，俄羅斯也只是一個運行不佳的典型。[4]

　　然而，有理由相信，考慮到中國較低的腐敗水平，中國會吸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因為它有市場規模和快速的增長，它與重要資源國的關系也很密切。“不要草率地就此下結論，作為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國，中國是一個后來者。”一個比較恰當的結論應該是：中國的腐敗不會像俄羅斯那樣導致癱瘓，但是它也不是沒有成本的。

　　腐敗的組織

　　分析家經常犯將組織能力等同于形式結構的錯誤。然而，重要的是認識到：“對于具有制度化結構的形式上集權的政府來說，如果……有權力的但是被分散的利益團體能通過政府代理機構來防止共謀，那么以一種碎片化的方式行事是可能的。”相反，形式上碎片化的政府和社會可能仍然有能力共謀腐敗行為。

　　因此，我將挑戰如下論述：當共產黨失去政權時，俄羅斯對腐敗“失去了控制”，并且對腐敗的失控表明，這個國家的經濟績效是非常可憐的；然而，中國共產黨卻仍然具有控制腐敗的能力，從而可以為強大的經濟增長鋪路。相反，蘇聯時代的政府機構以及社會網絡和實踐不會隨著蘇聯的解體而消失。這些重要的因素仍然在某些方面存在并在調和遍及俄羅斯的經濟和政治事務中繼續發揮關鍵作用，多數能通過效率低下的交換貿易得到證明。

　　至于中國，在省和地方層面上，腐敗模式出現了巨大變化，這意味著中國政府和黨的機構事實上已經不能有效地控制或治理腐敗以及其他形式的尋租。裴敏欣認為：“（在后毛澤東時代）由于權力的去中心化而叢生的腐敗，同時伴隨著缺乏責任感和公民參與。”共產黨延續的權力無疑意味著，中國在給腐敗套上一層秩序的偽裝方面可能已經處于更有利的地位。然而，政治騷亂通過猖獗的腐敗以反腐敗以及1989年事件的形式釋放出來，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不愿意或者不能夠抑制干部的掠奪行為，盡管搞了10年強有力的反腐敗活動。在市場改革時代，有組織的犯罪在地方官場的政治保護下已經擴大到一個相當大的規模。[5]由于改革進程的推進，中國的腐敗經歷了實質性的變化。在“高層次、大規模的腐敗”而不是“一般”形式的官員瀆職不斷增長的意義上，腐敗加強了。

　　因此，持續的政治控制和壓制并不必然意味著腐敗行為受到了有效遏制。有許多證據表明，中央政府在努力根除腐敗方面一直是非常不成功的，官員們也坦率地承認這一點。不成功的原因部分與司法制度軟弱有關，那里由“腐敗檢舉人、不合格的法官和有傾向性的法院”把持著。不成功還與黨重視指派的新精英——技術專家和企業家——有關，這就使黨“難以在越來越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革中動員和控制社會及其成員”。違法的“黑社會”的大量出現——與俄羅斯黑手黨的崛起相類似——也說明了中國政府的軟弱。

　　簡而言之，俄羅斯從蘇聯時代繼承下來的這個網絡具有相當大的共謀能力（部分存在于政府之內，部分存在于政府之外），它一直習慣于拒絕新人進入市場，堅持壟斷租金，重建軟預算約束。政治腐敗已經在這一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在中國，事實上政治和社會的去組織化已經使得新的角色得以進入市場并因此破壞了壟斷租金。政治腐敗同樣有助于駕馭并推動這一進程。仍然可以看到的是，“集體腐敗”——包括黨員、政府官員與第三方之間的勾結——在近些年已經成為一種“標志性的模式，甚至成為一種腐敗的趨勢”，它將使中國的腐敗變成一種具有俄羅斯特色的腐敗制度，其中有較好共謀能力的腐敗網絡會抑制經濟的增長。

　　在經濟改革開始之前的10年中，腐敗的這些發散功能的根源被發現。關于政府在中國和俄羅斯的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多數討論，往往都是在完全沒有歷史記載的意義上發生。尤其是，作為市場改革引爆器的政治事件和經濟發展沒有得到重視，而罷工就是其中的一種方式。例如，在分析和對比俄羅斯與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大都從根本上被忽視了。事實上，毛澤東早在1966年“炮打司令部”的戰斗口號下就放棄了中央計劃經濟。文化大革命對管理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和黨的機器進行了暴力攻擊。它還以如下方式削弱了黨國體制：“由于文化大革命，黨成了一個空殼。黨實際上由一系列敵對的派系組成。”“文革”期間釋放的暴力導致了大約50萬人死亡，同時黨及其道德威信進一步削弱。

　　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后果之一是：在中國，對干部的工作保障從未發展到蘇聯模式那種極限。[6]因此，與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蘇聯/俄羅斯的改革不同，中國的改革者們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并未面臨來自寄生在國家機構中的精英的更多抵制。前面提到的“文革”十年的暴力、毛澤東的逝世以及極“左”的“四人幫”的被捕，都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特權階級試圖回到以前狀態的能力（和愿望）。“鄧小平可以做到戈爾巴喬夫及其他歐洲共產主義改革所無法做到的事：在隱蔽的集體行動及其他內部集團的斗爭中戰勝無數派系”，這些行動和集團的目標是破壞改革措施。文化大革命解釋了為什么中國能夠避免——至少是部分地避免——威尼基(Winiecki)所描述的破壞性推動，這種破壞性推動導致了蘇聯式的經濟停滯，或者由于級別較低的黨的干部和官僚主義者所發動的“反改革”而使經濟改革降低為不徹底的改革。

　　晚期毛主義激進派的另一個重要后果是：帶來了一種比蘇聯更少復雜性和嵌入性的經濟結構。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時，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由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構成，相反，在自給自足的蘇聯經濟中，中央計劃在企業之間創造了復雜的相互依賴網絡。這些網絡不局限于計劃，同時也采取了廣泛以實物交換和賄賂為主導的“地下”或“第二”經濟的形式。

　　許慧文(Vivienne Shue)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體顯示出蜂巢一樣的蜂房模式（honeycomb pattern），以一種高度的地方主義和割據為特征。經過文化大革命，“地方官員……在回避和歪曲中央政策方面獲得了相當大的平衡技巧，高層領導人無論來自什么派系，在貫徹任何政策方面都遇到了很大的阻礙——即使這個政策從總體上來講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須要執行的”。鄧小平和他的同事們的目的是打碎蜂房，建立一個更加開放的政治制度，它的中心是以市場為基礎的交換，但更要服從黨中央和政府的管理和指導。這會有效地擴大黨的影響和權威，并為它的代表的職業生涯提供新的機會。因此，為了在歷史的和政治的背景下正確地實施中國的經濟改革規劃，重要的是理解市場改革，它是與黨和國家的（重新）建設計劃相配套的。在這種意義上，市場改革的職能就是政權建設和政府建設，其目的是要說明中國改革計劃中的民族主義的向心性。

　　相反，在俄羅斯，經濟改革與不斷增長的地方政治議程相配套。葉利欽總統聯合地方政治掮客，以他自己的方式“炮打司令部”。對中央的這種進攻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微型民族主義而不是“巨型民族主義”伴隨著這一進程，使無論是政府還是政權都解體了。

　　因此，中國在1978年以一種疲軟的、脆弱的以及在許多方面過于分散化和制度化的國家機器開始了市場導向的改革。俄羅斯10年前的起點與中國是完全相反的：非常強大的、無限的和集權化的政治經濟秩序。而當俄羅斯后來發展成為一個更像蜂房的“封建”社會時，其地方的自給自足就必須達到毛澤東晚期的中國那樣的水平。

　　創租

　　對于俄羅斯和中國的政治企業家們分別熱衷于什么類型的租金這個問題，前文所描述的不同的政治——以及經濟——環境提供了有關的線索。然而，自然資源和意識形態也為創租帶來了機會和約束。自然資源的豐富以及反對私有化的政治禁忌的解除，為俄羅斯的政治掮客們提供了機會：（1）創造阻礙增長的壟斷租金——控制自然資源和重工業；并且（2）參與將類似的租金轉移到效率極低的部門。權貴私有化是后一種租金的典型例子。

　　另外，人們可以把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高通貨膨脹率看作一種非常無效的租金轉移形式。政府的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將中央銀行的信貸以及家庭和企業的儲蓄轉移到得到優惠的商業銀行，轉移到經過挑選的企業和經濟部門（尤其是農業、燃料和能源以及國防產業）。除將資本轉移到并沒有多少能力在生產中使用這些資本的公司這一負面效應外，較高的、不可預知的通貨膨脹率本身對一個國家的投資氣候也有普遍的抑制效應。

　　由于通貨膨脹在90年代中期被控制住，通貨膨脹租金被新型租金所代替。商業銀行得到了在短暫的國家安全時期從投資中獲取巨大利益——免稅——的機會。陷入麻煩的國有企業得到了間接資助：公司不必向能源提供者支付它們的賬單，并且能源提供者輪流得到政府的補償，只要那些在政治上重要的拖欠債務的顧客繼續接受能源供應，能源部門就得到允許，可以增加其所欠稅款。

　　這些租金——通貨膨脹稅、國庫券、不良債務和欠稅——都無法用于調整無論是新的還是舊的俄羅斯企業進行提高市場競爭的市場投資。相反，金融和產業資源集中掌握在有選擇的少數人手中。國家社會主義因此被變成了寡頭政治形式的資本主義。然而，問題并非寡頭政治本身，而是資本在這種寡頭政治框架中的積聚變成了在經濟上無效的創租和尋租——以自然資源、轉賬和壟斷為基礎。它們減少了對資本持有者的激勵和強迫，以提高在它們控制下的公司的生產力。

　　這些租金的一個作用就是擠走私人企業。當“第二代”租金可能已經不起作用時，人們可以認為，由于更受限制的宏觀經濟的破壞，這些租金進一步被削弱了。事實是：俄羅斯政府在1998年被迫拖欠其國庫券債務，因此直接導致了一場金融危機。然而，金融危機最終導致了國庫券租金的廢除，從而建立了一個更為合理的激勵結構。

　　由于中國的自然資源不再豐富，并且由于反對大規模私有化的意識形態禁忌仍然有效，中國的官員們反而不得不通過創租來適應效率和長期的增長——無論他們是否希望如此。特別是，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一直積極地參與（或接受）把相關租金轉移到增長和提高性能方面來。這些轉移——包括從農業用地的去集體化到國有資產的半私有化和企業化——已經促使新人參與到市場和激烈的競爭當中。在許多方面，這些轉移一直是“自發的”——它們是從基層開始的，而不是上層推動的。這些相關租金的轉移的結果必然是推動了新人進入高租金的市場。那就是為什么它們會帶來增長的原因。

　　從政府到個體農民的所有權的轉移，對中國早期市場改革的有利后果是眾所周知的，同時它也有助于思考地方層面自發產生的國家財產私有化的后果。

　　在中國，官僚政治資源一直是不斷地被用來增強而不是限制競爭。中國的地方政府要對一切真實發生的企業活動作出說明。達克特（Duckett）認為，這些活動——可能是非法的并且一般都被看作是“腐敗的”——往往是生產性的而非牟利性的，因為地方的企業家政府“遠離指令經濟的集權化行政控制，而是在一種日益競爭的市場環境中運行”。這些經濟活動因此既不是以賣方壟斷為特征，也不是以買方壟斷為特征，而且它們還可以推動競爭性市場的發展：“在市場化的早期，對生產者和市場的理解可能是有限的，而且政府的企業化在某些市場中可能會充滿著裂痕。”

　　產生于中國政府各個層面的其他租金，在其產生的路線上也傾向于渠道資源。達克特認為，在改革時代的中國出現的腐敗采取了兩種方式。首先，腐敗已經成為非政府行為者反對計劃經濟的一個借口。第二，腐敗已經成為地方政府從中央政府那里爭取支持的一種手段。這些支持采取了最初只適用于經濟特區的金融特惠待遇和特有的“靈活性”的形式。因此，政治腐敗為創建和擴展競爭的以及加速增長的市場和體制做出了貢獻。[7]

　　與俄羅斯的案例相反，中國的許多腐敗活動一直都是與創租和榨租（exploitation of rents）相聯系的，而創租和榨租往往會降低整個經濟中延緩增長的壟斷租金的重要性。在中國，所產生的這種積極的效果并非一個“強”政府故意設計的結果——毋寧說是正在趨“軟”的黨和政府的僥幸所得。[8]

　　因此，人們可以認為，俄羅斯和中國都是“軟”政府。一個軟政府在中國的良性效應——以及在俄羅斯的不良后果——在某種程度上是與國家層面的技術發展（不是比較優勢而是競爭優勢）進行互動所產生的效應。在技術水平低的中國，政府在創造增長和增強性租金方面的無能并沒有削弱這個國家，古典自由主義著作（私人所有權、知識產權保護）設想過這種無能，但更多的“國家主義”發展著作（知識租金）卻沒有正視這種無能。這些無能無法抑制去中心化的、小規模的、低技術的生產，而這種生產在改革的初始是一種農業經濟。

　　相反，俄羅斯為這種無能付出了相對比較高昂的代價。俄羅斯繼承的是一個城市化的社會、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以及來自蘇聯的工業化經濟。從這一點出發，俄羅斯政府將肯定會創造租金（私人所有權、熊彼特租金、知識租金、監控租金）支持和推動現代市場經濟中大規模高技術的生產。

　　俄羅斯政府顯然無法為維持一種成熟的結構型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這些必要的條件。中國政府所面臨的任務在這一方面更為單純。然而，在中國經濟的發展中，一旦政府證明可以創造久經考驗的市場經濟，增長的動力就會持續。中國將完成的這一“轉型”并沒有預設的結局。

　　結論

　　俄羅斯與中國兩個國家之間的比較表明，腐敗的層次似乎限制了闡述力。這具有重要的理論含義。

　　需要指出的是，理論含義之一與非歷史取向的局限性密切相關，它有助于我們理解市場改革的動力。正如本文已經證明的，市場改革及其后果如果不借助于這一理論含義，就不能被理解。毛澤東和勃列日涅夫時代的遺產已經對這兩個國家的政治腐敗的自然和經濟后果產生了深遠影響。

　　理論含義之二與最近關于國家和經濟發展的文獻所強調的制度和善治的重要性有很大關系。我的論述并不反對這一立場，但是提出了應該重視這些因素的問題。事實是，弱制度和“惡”治會在某些環境下與快速的、可持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相協調。我認為，過去20年間的中國就是這方面的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那么，為什么中國政府經常被描述得如此“強大”，雖然它顯然并非如此，并且雖然這種“實力”被認為是積極的？我猜想答案就在一個更普遍的結論中，這一結論是論述治理性質的文獻提出來的，即“良好的經濟制度有助于經濟增長，尤其是在公共部門當中”。這可能已經導致一些分析家對中國的案例過早地下結論，或許對中國的一些鄰國也是如此。由于對“善政”和政府的“實力”缺少可靠的工具來測量，因此快速經濟增長的歷史紀錄就被簡單地當作“善政”（good government）和“高度國家性”（high stateness）的例證。論述就這樣變成了循環的和功能主義的：由結果解釋原因。

　　未來中國經濟命運的轉向幾乎肯定會導致理論視角的轉移——突出惡政（bad government）和弱國家，日本和東南亞“小虎們”已經是這方面的例子。中國的經濟在過去的25年中可能已經得到了飛速發展，然而，正如羅斯-艾克曼（Rose-Ackerman）所說：“它發展得太快了，以至于無法說出這一趨勢究竟是走向良性循環，產生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還是走向惡性循環，背信棄義和腐敗在其中繁衍。”

　　至于俄羅斯，媒體關于腐敗和“犯罪的”俄羅斯政府的宣傳報道帶來了一個類似的反饋過程。這些描述有一些可能是真實的，我也不想否認腐敗和犯罪在俄羅斯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是在某些非常動態的社會中它也是真實的。同樣有意思的是要注意俄羅斯現在已經回到原地。在社會主義之下，意識形態和政治的關注點是指出：腐敗和其他形式的犯罪不應該存在，極少數不正常的案例除外。相反，在后社會主義之下，意識形態和政治的關注點是指出：事實上一切經濟事務都是腐敗的和有罪的。“人們必須考慮為什么政府對相同的犯罪率的回應從完全否認變成了對犯罪的歇斯底里。”

　　有關腐敗或犯罪的話語集中于俄羅斯“黑手黨”，這可能并非由于客觀證據使然，而是更多地受與俄羅斯政體變革相聯系的政治壓力和政治便利的驅使。桑福德（Snaford）突出強調了一些政治動機：需要為前蘇聯安全機構找到新的存在理由；車臣分離主義分子所造成的對俄羅斯聯邦完整性的威脅使俄羅斯把“罪犯”當作種族組織，把“法律和秩序”的有用性作為選舉活動的主題，把“腐敗”作為誣蔑政治對手的一種方法。

　　各種有關“腐敗”和“犯罪”的活動可以比作“魔法童話”，這是一種將各種可能的困難歸罪于無形的邪惡力量的方式。鑒于黑手黨、腐敗和犯罪這類詞的頻繁使用是以一種象征性的而非客觀描述的形式進行的，因此不幸的是，這一沒有任何批判力的話語在探討后蘇聯問題時不僅支配了媒體的報道，而且影響了學術著作。

　　類似的“魔法童話”在中國以及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話語中也是很明顯的。中共政府認為“腐敗”應對所有侵蝕當代社會的丑惡現象負責。壞的政策，或者更一般地說，壞的政體當然不會譴責猖獗的腐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是蘇聯最后10年給人留下的記憶。在蘇聯，這一問題的原因被認為是不正常的個體，而不是有根本缺陷的制度。同時，一個重要的政治因素——被共產黨對政治權力的長期壟斷所證實的制度穩定——被用來解釋中國經濟的巨大飛躍。在這方面，政治上的成功與政治上的失敗——或者說政體與政府能力——被攪在了一起。

    注　釋:

　　[1] 中國因此進一步提高了已經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增長紀錄。從1980年至1990年，市場化的頭一個10年，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為10.3%。

　　[2] 我認同菲利普對政治腐敗的定義。當公共官員——憑借公眾對他的信任，而且是在危害公共利益的意義上——為了顯然是個人的和私人的利益而有意從事利用公職的行為，并且這種利益在某種程度上違背了政治文化范圍內人們所認可的公共職務行為的準則和規范，以至于通過提供獲得公共品或服務的渠道而有益于無法另行獲得這些的第三方時，這種行為可以被稱為腐敗。另外，政治腐敗被理解為包括了政治腐敗的制度形式，如公務員憑借私人關系在政治發展中的獲益。政治腐敗因此圍繞著一系列的現實行為進行，包括（但是不限于）利益沖突情形中的受賄、勒索、欺詐、剝削以及賄選，政治官員通過這些行為來謀求自我致富。這一討論沒有擴展到其他公共形式的“腐敗”，例如濫用信任。

　　[3] 租金是額外收入或超額利潤，它不應該存在于效率市場中。尋租一般涉及租金之外的競爭——獲得額外利潤的機會，它是由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限制創造出來的。競爭的方法可以是合法的（如游說）或非法的（賄賂、走私、黑市交易等等）。然而，對尋租的理解并不必然局限于此。

　　[4] 事實上，在外國直接投資的紀錄方面，俄羅斯不僅與中國相比處于劣勢，而且與許多其他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也前景黯淡。例如，在90年代的大多數時期，秘魯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比俄羅斯要多很多。這種情況在后社會主義的環境中也繼續存在著。例如，可以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即匈牙利，一個只有俄羅斯1/15大的國家，卻吸引了比俄羅斯多得多的外國直接投資。

　　[5] 有組織的犯罪不等于腐敗。然而，在有組織的犯罪受到公務員保護的情況下，人們可以認為在有組織的犯罪與公務員之間存在著腐敗的關系。

　　[6] 而且，“重要的是應該注意到，在蘇聯，迅速的和激進的改革并沒有使多數政府官員失去他們的職位”。

　　[7] 這個事實是無法否認的，即政府也參與了掠奪性活動，如違法征稅，這些掠奪性活動往往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8] 并非只有中國如此。泰國的“軟”政府也與強有力的經濟增長密切相關，并且已經做到了在“軟”和“硬”之間保持平衡。

    （張永紅：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