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終結的路徑
大約半個世紀前，當沃爾特•羅斯托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階段理論在社會科學中無可爭議地占據主導時，卡爾•德•施韋尼茲（Karlde Schweinitz）卻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論點。她認為，19世紀的民主發展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產物，欠發達國家不可能再次復制歐美發達國．家建立自由民主的道路。盡管她并不全然否定落后國家工業化的可能性，但她依然認為邊緣國家的確很難趕超歐美工業化大國的發展水平。
對傳統思想的批評
盡管施韋尼茲的論著嚴謹、詳實，但仍然遭到了學界、媒體和大眾的忽視。1964年，以勞爾•普雷維什為代表的拉美經委會派和《不發達的發展》作者安德烈•岡德•弗蘭克提出的“依附論”成為批判沃爾特•羅斯托理論的重要力量。而“邊緣國家發展資本主義存在不可逾越的局限性”早在《哈瓦那第二宣言》（1962年）和切•格瓦拉的東角講話中就已經提出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不為前人所知的真理才最終成為拉美新批判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
出版于1960年并于次年被翻譯成西班牙文的《經濟成長的階段》在拉美社會科學界曾風靡一時，尤其受到一些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的追捧。羅斯托的這部著作曾有一個副標題——《非共產主義宣言》，在英文版出版前被有意隱去了。羅斯托的主要觀點在于——發展對于所有國家來說，只有一條相同的、線性的、累積性路徑。該書有意回避了“資本主義”一詞，旨在說明對于任何經濟體來說，用于闡釋發展規律的只能是一系列技術因素，而非政治原因。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東西”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發展過程，在這里被升華成所有國家必然經歷的、非歷史的、線性的和正式的路徑。羅斯托提出“今天的發達國家都是從不久前的欠發達國家演變而來”的說法是建立在兩個錯誤假設之上的：首先，處在兩極的這些國家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如果有區別那也是程度上的，就像半個世紀后哈特（Hardt）和內格里（Negri）重復的那樣；其次，國際市場不存在影響邊緣國家發展的結構性不對稱， “依附”和“帝國主義”僅僅是政治范疇的語匯，無法用于科學地解釋經濟發展問題，發展羈絆只可能是政治產物。羅斯托的保守論斷先驗地否定了非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存在的任何可能，忽視了帝國主義和依附的現實，這種“一元論”的思想無論在過去還是今天都是非常有害的。
正統的顛覆
20世紀60年代，受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拉美民眾運動興起、歐洲階級斗爭高漲、美國民權運動活躍、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勃興和其后越南戰爭的影響，歐美社會科學界主流范式的影響日漸衰微。隨著帕森斯社會學、現代化理論和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先后失寵，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理論也遭遇冷落。在拉美，進口替代工業模式的枯竭引發了拉美各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危機，加之受古巴革命的影響，傳統理論的危機催生了各派依附理論的短暫繁榮。包括安德烈•岡德•弗蘭克、魯伊•瑪烏羅•馬里尼（Ruy Mauro Marini）、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Cardoso）、恩佐•法萊圖（Enzo Faletto）、安尼波爾•奎加諾（Anibal Quijano）和奧古斯汀•庫埃瓦（Agustin cueva）等眾多學者的成果在內的依附理論，主要關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特征、各種資本主義成分的社會角色、落后國家參與極不平衡的世界市場及國家集權等問題。20世紀70年代中期，智利阿連德政府的社會主義和玻利維亞的胡安•何塞•托雷斯政權及“人民議會”的民主激進實驗先后遭遇暴力清洗，秘魯的胡安•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政權被“熱月政變”推翻，阿根廷的庇隆主義也經歷了血腥復辟。拉美各國的政治危機進一步加速了拉美主流范式的變革。在這一段拉美當代史中，許多依附論理論家與其追隨者紛紛遭遇鎮壓、流放、監禁甚至死亡。
依附論的貢獻與局限在拉美已廣為人知，因此這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拉美左翼與美國社科界的異類——卡爾•德•施韋尼茲，不約而同地對外圍資本主義發展作出的悲觀預測已足以說明問題。
拉美中左翼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賭注
當我們探討外圍發展的不可能性時，我們并非否認短期經濟高速增長的可能性。歷史足以表明，半個世紀前那些質疑羅斯托及其追隨者樂觀預測的論斷已然成為現實。當拉美一批中左翼政府仍然樂此不疲地盲目宣稱——他們對邁向第一世界的資本主義之路充滿信心時，有必要澄清一個事實，那就是——這條所謂的資本主義發展之路在很多年前就已經終結了。
這些所謂的中左翼政府（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烏拉圭等）無比忠誠于“華盛頓共識”，它們堅信只要聽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正統建議，它們遲早會成為和歐美一樣發達的國家。早在一個世紀前，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就曾被預言擁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光輝未來，然而事與愿違的是它們不但日益遠離發達資本主義的隊列，而且似乎被永遠定格在不可能成為這樣的國家。早在1929年大蕭條前，阿根廷就曾被預言前景可觀，而“二戰”后的巴西通過與美國結盟，也似乎找到了一條通往第一世界的道路。在墨西哥，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也僅給墨西哥帶來了同美國和加拿大不斷拉開的經濟差距。
盡管事實勝過一切，但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神話及其前提一下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仍舊對拉美“進步”領導人充滿致命誘惑，正如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維維克•基伯（vivek Chibber）所觀察到的——新自由主義最終在拉美“思想戰”中取得了意識形態的勝利。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下半期，以不同方式呈現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理論與實踐能夠不斷擴大（包括智利阿連德政府1970－1973年的社會主義探索、60年代末期秘魯貝委拉斯科革命政權、1971年玻利維亞托雷斯領導的人民議會等）的話，那么始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資本主義反攻終將以失敗收場。然而今天的結果是，大部分中左翼政府在“民族資產階級”幽靈的唆使下，重新信仰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神話的延續
在阿根廷，前總統基什內爾在其2⒁3年的就職演說中反復強調，要建立“嚴肅的資本主義”和能夠引領阿根廷不良經濟走向發展的民族資產階級。在立法會議上，基什內爾宣稱——“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重建民族資本主義，以實現不斷上升的社會流動性。幻倪年，在訪問聯合國期間，基什內爾及繼任者、其妻子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為表明自己對資本主義及民族資本主義的無條件遵從，欣然接受紐約證券交易所敲鐘儀式的邀請，并表示——“非常感謝，阿根廷將重新回到它從不應該離開的地方”。事實上，阿根廷從未離開過這個地方。相反，它一直在那里，至少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從外債累累到欺詐性私有化，再到不分青紅皂白地開放，阿根廷最終成為世界上負債最多、深受國際投機活動掠奪的國家之—。難道基什內爾在發表講話時，忽視了一個事實——發生在國際金融體系中95％的行為都具有投機性，而華爾街正是其心臟所在。正如左翼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將其定義為寄生的、不負責任的、掠奪市場和國家的“賭場資本主義”，這種對利潤狂熱的追求在任何人與事面前都不會停止，而只會在所到之處種下危機、破壞與死亡。盡管在美帝國意識形態支柱機構之——華盛頓美洲委員會（Council of the Americas）的庇護下，基什內爾一再表明自己的中左立場且偶有尖利的言行，但他對資本主義在阿根廷的發展可謂堅定不移，在白宮面前的態度也日漸溫順。
此前，基什內爾曾在眾多場合，反復強調在阿根廷建立一個“嚴肅的”、“國家的”和“智慧的”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并試圖將一個建立在剝削勞動工資基礎上的政權改造成一個平等的、兄弟般的社會。問題是阿根廷的資本主義非但不嚴肅，相反是一種可笑的、不負責任的、裙帶的和跨國的資本主義，其后果無非是為資本家創造豐厚的利潤和特權。如何勸說阿根廷10％最富有的人（2003年，他們的收人已是10％最窮人收人的56倍）放棄這樣的不平等并建立所謂的嚴肅資本主義呢？最可能的是，這些資本家只會考慮能夠給企業家和投資者帶來豐厚利潤的資本主義。總統妻子在訪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曾直言——基什內爾政府站在資本主義一邊。“什么是資本主義？”她自問道， “讓柏林墻倒塌的不是美國的強權，而是比共產主義更優越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不同之處就在于‘消費’思想。”然而，她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批評顯然與她對資本主義核心價值的論斷不一致，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調整政策首先在于抑制消費，這其實是在削弱資本主義的力量。
沒有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資本主義？
回到基什內爾的就職演說，在今天這樣一個市場、生產、貿易和金融全球化的格局下，倡導民族資本主義有多少現實意義呢？尤其是對于實行無節制的經濟開放且作為本地區最開放國家之一的阿根廷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答案是沒有任何現實意義，純屬空想。勞爾•茲貝奇（Raul Zibechi）在一篇相當有意思的文章中指出了在拉美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實在是不合時宜，正如他援引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所說，“已經沒有民族資產階級，盡管不同于19世紀下半葉和幻世紀初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經典模式，但仍有一些資本主義大國出現了以財團為特征的民族資產階級。比如在美國、日本、韓國和歐洲主要國家，一些大企業盡管在全球范圍內運作，積累模式已快速超出國界，但它們仍在本國擁有受本國法律保護的母公司，當自身利益受到威脅時求助于本國政府，并把在國際市場獲得的利潤源源不斷地輸往本國”。阿根廷最后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庇隆，現在的阿根廷已不存在民族資產階級，而只存在一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想像財富的買辦資產階級，他們絕沒有任何想改變資本主義體系的野心。正如阿明所說，在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前社會主義國家還可能出現民族資產階級，但在其他國家是不可能的，不論是在更工業化的阿根廷、巴西、埃及、印度等國，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欠工業化國家。
與阿根廷不同，在巴西，這種對民族資產階級發展主義的期望有一定現實依據。巴西和墨西哥是拉美僅有的兩個擁有強大民族資產階級的國家，阿根廷的民族資產階級出現在1870－1930年，他們是同親英的買辦資產階級密切聯系的資產階級化的大農業主。然而，這一階級卻在1929年資本主義大蕭條時期退出了歷史舞臺。盡管后來庇隆主義者試圖鼓勵這一階級萌芽以完成它們的歷史使命，但由于這是一個既無統一的事業也沒有國家綱領的龐雜的企業主隊伍，這些民族資產階級顯示出極端的軟弱性，沒有任何反對帝國主義和其本國親信的斗志。1955年，在寡頭、教會聯盟的煽動下，中產階級及人民大眾對庇隆主義的社會政策及其造成的經濟和社會空前嚴峻的形勢深表不滿。應該說這一聯盟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早在1叨5年就同庇隆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發生了對立。現在同庇隆主義的經濟政策相比，華盛頓更害怕因政權解體而存在的革命風險。
在巴西，對民族資本主義的迷信促使勞工黨候選人盧拉在2⒁2年的選舉中，不合時宜地同巴西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結成了毫無動員性的聯盟，該階級提倡經濟發展、國內市場繁榮、擴大就業和收人的重新分配。然而在盧拉的第一個總統任期內，金融資本取得了巴西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利潤率，這對于無力改變極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民族資產階級來說是一個災難性的打擊。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人們對巴西的民族資產階級抱有幻想，但由于其喪失了某些階級特質，在今天的國家舞臺上已不能扮演莊嚴的角色。
墨西哥和巴西也顯然不同，前者是唯一在拉美取得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國家，正如列寧反復強調的外圍資本主義革命的獨特性——革命動力和革命領導人的不同，在墨西哥，革命動力來源于農民階層和城市產業工人，但革命的領導力量卻是小資產階級和新興工業資產階級，這種自下而上的革命浪潮徹底推翻了舊的統治秩序，并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也創造了拉美最堅挺的民族資產階級。而巴西資產階級革命具有更多葛蘭西所謂的“被動革命”的特征，即試圖建立資本主義秩序卻缺乏動員民眾和推翻舊秩序的革命過程。資產階級革命之所以滯后，主要是由于戰后跨國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扼殺了民族資本主義的萌芽；再看民族資本主義的脆弱性，由于帝國主義和人民革命的雙重壓力，民族資產階級不得不拱手將政權交予軍政府手中。由此導致了葛蘭西所稱的“倒退的專制主義”，為強化自身的主導地位，巴西民族資產階級不得不在二十年間從屬于（不僅僅是被代表）軍權，并造成了其積累邏輯不可救藥的扭曲。軍政府的倒臺說明了這一戰略的局限性。
經濟史上的教訓
從這些歷史教訓中得出的經驗總結是不會有誤的。21世紀初，墨西哥、巴西及阿根廷的歷史，一方面印證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加速解體，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出現了長時間的經濟增長，也難以使這些國家超越不發達的狀態。
墨西哥于1976年結束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其后出現了一段空白期，直到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無力償付到期外債本息，從而引發了全面的債務危機。墨西哥從此開始了新自由主義時期。1988年至1994年薩利納斯執政期間，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和資產階級面對美國資本，采取了無條件投降的政策并消解了墨西哥革命幾乎所有的戰果，而其后的國家行動黨更是進一步深化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國家行動黨在2000年大選中的勝利和其激進右翼領導人費利佩•卡爾德龍在2006年大選中的賄選事件，進一步加深了墨西哥在政治和國家結構層面上對華盛頓的言聽計從和遭受致命打擊的墨西哥民族資產階級對外國資本的服從。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和對民族私營企業的吸收（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加劇了這種不平等競爭），使墨西哥經濟幾乎所有的戰略部門最終陷人了美國跨國公司的徹底掌控之中，而由拉美最強大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其輝煌時期建立的物質基礎亦不復存在。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巴西。深受其國內市場吸引的跨國公司不斷把巴西民族資本主義趕向利潤更低的經濟部門。大型國有企業被私有化或被拆分出售，各州為吸引外資不惜競相殺價，為外資提供減免稅政策，甚至還放棄了對環境和勞動力的控制權。而在以經濟開放程度高而自居的阿根廷，在卡洛斯•梅內姆當政期間，賤賣和出讓了大量的民族資本，可謂野蠻資本主義不幸的十年。此外，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哥倫比亞千方百計地保住了對石油財富的國家控制權，阿根廷卻將國家石油公司（YPF）私有化。如果說墨西哥至今還保留了對電力聯邦委員會的公共控制權，阿根廷卻將其國家電力公司一分為二，以十分低廉的價格私有化了。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天然氣、電話、航空、自來水和無數靠阿根廷人的儲蓄建立起來的國有企業中。伴隨著各種惡習流弊史無前例地滋生，阿根廷的民族資本被轉移到外國資本手中。有的被外國國有企業吞并，如西班牙雷普索爾石油公司（Repsol）對阿根廷國家石油公司（YPF）的接管，有的則是被外國國有企業收購，如阿根廷第二大石油公司（私有資本）被巴西國家石油公司（Petrobras）收購，這些足以反駁新自由主義對國有企業無效率的粗暴詆毀。阿根廷經濟的對外開放，如今看來十分荒誕，因為阿根廷的國有企業在其發展的最好時期曾是國家發展的支柱，懦弱的民族資產階級從不敢擔當重要的社會和經濟角色，而如今的政府已無意恢復他們的民族資本主義。
總之，以上舉例足以說明拉美民族資本主義不可逆轉的衰弱和瓦解，正如維維克•基伯（vivek Chibber）對邊緣國家的判斷。拉美三大經濟體的歷史印證了拉美民族資本主義的衰退和瓦解，其他國家也不大可能發生逆歷史潮流的現象。各種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不過是為推行白宮制定的計劃，對拉美國有企業進行安樂死，進而轉人美國大財團的囊中。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考慮：在巴西和墨西哥這兩個民族資產階級最強大的國家，它們的積累過程曾使它們接近發達資本主義的水平。在1940－1976年間，墨西哥經歷了一段經濟高速發展期，而其卻并沒有看到發展的清澈天空，而是迎來了1982年巨大的經濟危機。在金融資本、跨國公司和白宮的壓力下，墨西哥資本主義出現了倒退性和反動性的解體。因此，歷史足以說明即使有36年的高速發展作支撐，外圍資本主義還是無法跨越從不發達到發達的鴻溝。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巴西軍政府“經濟奇跡”時期。而在上世紀妁年代初的阿根廷，尤其是在1998－2的2年阿根廷經濟危機（2001年12月的大規模動亂標志著危機的頂點）爆發前的四年間，阿根廷經歷了類似中國經濟的、持續47個月之久的高速增長期，然而各種困擾巴西和墨西哥的不發達慢性病同樣也拖累著阿根廷，貧窮、社會排斥、失業、高文盲率、低平均生產率、嚴重的區域不平衡、國家干預經濟的微弱、技術落后、外部脆弱性、民主制度的薄弱以及對帝國主義中心國家的各種經濟依賴等。
總之，這三個國家都有經濟增長的歷史，盡管不是持續增長，但增長速度都令人難忘。然而在這些國家中，卻沒有一個國家擺脫掉了不發達的狀態，它們今天所呈現出的特征仍然是不發達。在當代經濟史上，只有一個例外——韓國，它是20世紀唯一一個超越了發展的不發達邊界的國家。和拉美國家不同，韓國是為數不多的、從未采納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華盛頓共識的“金玉良言”的國家之一，正因為如此，它才在歷史駛離20世紀中葉之前搭乘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列車。而其他遲到的國家仍然期望回到從前的沖動是注定要遭到無情的失敗的。
對社會主義的反思
對經濟史的簡要回顧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天誰要談論發展，就不得不談到社會主義；如果不愿談及社會主義，也就無權談論經濟發展。今天，那些在半個世紀前曾經對資本主義抱有美好愿景的國家依舊欠發達、貧困和依附。政府與公眾不得不承認，正如施韋尼茲所說，資本主義是一條已完結的道路，要想發展必須另辟蹊徑。烏戈•查韋斯總統的講話很好地總結了已被無數研究證實的真理——“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中找不到解決拉丁美洲問題的辦法”。因此，構建21世紀社會主義的提議不應被忽視。在經濟領域，它意味著在克服計劃專制與市場無度的同時，通過民眾的智慧，創造一種受民眾控制的嶄新經濟過程，以期靈活、迅速地應對日漸改變當代資本主義面貌的創新浪潮。這是一種既能實現企業和生產單位活力與自治，又能有效協調各項經濟政策的社會主義；這是一種能促進各種社會產權和諧共存的社會主義，無論是股份制公司、國有企業還是同私人資本的聯合，勞動者、消費者和國家官員均可以多種方式結合進各種受人民掌控的產權關系中。將公共財產和國家財產混為一談是蘇聯留給我們最為嚴肅的歷史教訓之一。21世紀社會主義的最大挑戰之一在于，找到不同于以往的經濟調控手段與方式。正如羅莎•盧森堡在她那個時代所言，未來是社會主義的，尤其是對那些受新自由主義迫害的幸存者來說，如果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就只有目睹資本主義的野蠻。
我們處在一個批判的時代，正如西蒙•羅德里格斯（Simon Rodriguez）所說， “要么創造，要么犯錯”。沒有可以效仿的模式，經驗除了啟發別無它用。能夠養活13億人口的中國在農業生產方面一定有值得借鑒的地方。曾經是美國的目標、從戰爭廢墟中復蘇的越南也值得我們學習。古巴在醫療和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值得所有欠發達國家高度重視。但是作為我們尋求發展的必要條件，21世紀社會主義不可能是模仿的產物。卡斯特羅反復強調， “如果復制，我們就會犯錯”。而另一位拉美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馬里亞特吉（Jose Carlos Mariategui）也曾指出，“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不可能是復制的結果，而只能是我們的人民英勇的創造”。只有建設21世紀的社會主義，我們才能走出不發達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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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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