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姆斯基：頭號美國異見者

喬姆斯基：頭號美國異見者

    

    在豪強與弱者，富翁與貧民之間，他總毫不遲疑地擇后者而從之。在國際范圍，他支持東方第三世界國家維護民族獨立，反對西方列強謀求全球霸權，盡管他自己是一個典型西方氣質的知識分子。用喬氏語言學的詞匯，他懸望的是一個“更公正的世界”。

                                       一

    在中國，語言學界言必稱喬姆斯基，廣泛傳播他關于轉換生成語法的理論及關于語言“深層結構”的普遍性，乃至上升為“喬姆斯基革命”，就中難免有追隨西方、人云亦云的因素。其實，僅從語言學理論上說，喬姆斯基的“創見”就頗受質疑，反全球化運動發言人克里斯多夫•阿基頓聲明：“我們不需要像喬姆斯基這樣的偶像。”法國語言學家希爾萬•奧魯宣布：“所有喬姆斯基的認知模式都毫無道理，或含糊不清，或荒謬之極。”話說回來，喬姆斯基本人就拒絕所謂“喬姆斯基的”一說，不贊成在科學領域里將學術個人化為偶像，更不愿將科研功利化，曾坦言他關于語言“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的說法是“胡扯”，令宣講他此一理論，一躍而成“語言學權威”，實則有術無學者都一時無所適從。須知，喬姆斯基原來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既立秩序，包括在認知范疇里。  
    諾姆•喬姆斯基出生在美國一個斯拉夫血統的猶太家庭，父母皆操意第緒語。從少年時代起，他就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一度寄希望于西班牙內戰共和派中無政府主義色彩濃厚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看過影片《土地與自由》的觀眾會清楚，該黨在反法西斯的戰斗中遭受來自佛朗哥右派與斯大林支持的西班牙共產黨兩面夾擊，處于腹背受敵的艱危困境。1939年1月26日，西班牙無政府主義的堡壘巴塞羅那陷落，讓喬姆斯基頓感法西斯主義在蔓延，益發憎惡世上各種形式的強權，遂深入研究巴枯寧的理論，形成無政府主義世界觀，同情無政府工團主義。
    1955年，喬姆斯基在羅曼•雅各布森支持下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執教，兩年后發表《句法結構》，提出“普遍語法”的新概念，強調詞序遵循一定句法，而句法天成，不受語境影響。他建立“喬姆斯基層級”，關注詞語的精神表象和心智的哲學研究，向斯金納既定的行為主義理論問難。繼而，他又將矛頭指向時髦的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揶揄“后這個，后那個”的“多音節術語”讓人如墜五里云霧，玄而又玄，不外乎皇帝的新衣。可見，他與眾不同，遠非一味標新立異、虛而不實、嘩眾取寵的偽學者。

                                      二

    喬姆斯基的無政府主義立場，更明顯表現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上，主要抨擊美國的對外政策和揭露現代媒體的紕繆。  
    20世紀60年代，出于知識分子的良知，作為語言學家的喬姆斯基開始介入政治活動。他譴責美國出兵越南，號召抵制“任何形式的非法權威”，公開鼓勵美國士兵罷戰。在尼克松總統時代，他被當局列入黑名單，還受到法律追究，甚至被以色列禁止入境。《國際戰略雜志》評論喬姆斯基的獨立態度時指出：“喬姆斯基讓讀者對官方演說進行批判性思考，不臣服于占統治的思想。”且看，喬姆斯基對“9•11事件”的看法就不同凡響，尤其與一般美國人的本能反應迥異。紐約世貿大廈雙子塔樓遭襲兩個月后，他在一家獨立出版社刊印了一本談論“9•11”的小冊子，提出只有在無視美國及其盟友所作所為的情況下，才能將這個國家看成受害者。幾周內，此書售出30萬冊，譯成23種語言，在全球暢銷。按照喬氏的獨特觀點，“恐怖主義分子”的標簽是一種意識形態武器，為一些不承認自身行動層面的政府利用。他點名揭露自己的國家，說：“美國不能容忍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民主和社會改革。因為，第三世界國家政府為回應自己民眾的需要，會停止優惠美國投資者的利益。”總之，喬姆斯基采取反戰立場，指責美軍介入世界各地的多種沖突。
    2007年9月7日，本•拉登列舉了一批他號召美國民眾研究的知識分子，其中提到喬姆斯基。2010年1月，這個基地組織頭領又公布一份錄音，干脆肯定“諾姆•喬姆斯基將美國的政策比為黑手黨，說得很有道理”。喬姆斯基似有回應，于當年5月16日重申，沒有任何確鑿證據表明本•拉登及其基地組織制造了“9•11事件”。在喬氏看來，一些“口供”不足為憑。他挑戰奧巴馬，揚言美國處決本•拉登的行動是有計劃的謀殺，明顯違反國際法，而喬治•W•布什的罪行遠遠超過了本•拉登。這番話如果是一個阿拉伯“圣戰者”說的，本不足為奇，但它出自一位富于民族自豪感的美國公民之口，就顯得異乎尋常了。
    社會學家斯坦利•科恩解釋喬姆斯基現象，說喬氏不希求跟世上的強者打交道，而愿面向需要知情的普通人。確實，喬姆斯基在多次座談會和論壇上宣稱，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列強才是國際恐怖主義的淵藪。他舉美軍入侵阿富汗為例，明示當今以強凌弱的國際現狀：“在那里，屠殺無辜平民是恐怖主義，而非反恐戰爭。”接著，喬姆斯基又說：“人們常常分析恐怖主義是弱者的武器，此乃嚴重錯誤。正像其他爭斗手段一樣，恐怖主義首先是強者用于施壓的武器。強者控制著理論和宣傳體系，掩蓋他們的恐怖主義。譬如，納粹聲稱占領歐洲是為保護平民不受游擊隊恐怖主義之害進行的反恐斗爭。”在他眼里，反對統治者暴力的恐怖活動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這里，還涉及到媒體的作用。1988年，喬姆斯基跟學者愛德華•赫爾曼合著《營造一致》一書，旨在揭示大眾傳媒與政治經濟勢力的關系。兩位作者斷定，鑒于在民主制度下執政精英們不能僅靠武力來維持他們的統治，而他們的利益又與大多數民眾相左，于是必須利用媒體按當權者的既定方針來宣傳造勢，將被統治者納入他們的意識形態。這一旨在“營造一致”的策略系由公關理論的創始人瓦爾特•李普曼于1922年提出，喬姆斯基和赫爾曼稱其為一種“宣傳模式”。據他們倆分析，這種模式里確定媒體所傳訊息的主要濾波器為獲利取向、廣告調節、新聞源性質、施壓防火墻和反共意識等等。若以美國為典型進行分析，可以看出，這類媒體工業的功效在于維護既立秩序，充當衛道士角色，這無異于教區神甫的職能，實為統治者的奴仆。媒體和政府及企業界因具有共同“利益”，保持著密切聯系。在新聞報道上，媒體總是傾向于美國的盟邦，而對美國視之為敵的國家則往往予以貶斥，談不上起碼的客觀公正。譬如，紅色高棉波爾布特的暴虐，從事實到分析都被無限度蓄意夸大，而印尼軍方在東帝汶的種族滅絕，卻被完全遮蓋。雙重標準，皆出于不同的新聞立場。喬姆斯基據此指出，媒體上的辯論和爭執只不過是民主社會的虛飾，標榜表面的言論自由，而不言明的終極目的則在于依照統治者的意志達到“廣泛的一致”。 
    喬氏的觀點似乎有失偏頗，沒有考慮到公眾的覺悟和抵御能力，但卻得到美國學者杰斐里•克萊恩的支持；后者著書論述美國的“宣傳模式”，言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展和大跨國公司影響增強，世界公眾的反應日益軟弱無力。這方面，喬姆斯基確實覺得全球化是“新瓶裝舊醋”，因為統治者竭力將民眾排除于決策進程之外，權力中心則在跨國公司和銀行、國際強勢企業“發展了為自己服務的統治機構”。

                                      三

    可見，喬姆斯基絕非僅僅是語言學和心理學領域的弄潮兒，他更熱衷發表檄文和演說，犀利剖析美國外交政策的霸權主義實質，以及媒體作為官方喉舌對公眾的欺誆，因此成了美國官方的眼中釘，為西方民主的吹鼓手所不容。他對當代世界重大事件的激進立場危及到整個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可以說是捅了馬蜂窩，故特別觸怒了眼下在國際政治舞臺推行“人道干預”最為活躍的一幫法國“人權主義分子”。貝納爾-亨利•雷維等一伙“新哲學家”急急乎破門而出，對他群起而攻之。
    說到喬姆斯基與法國知識精英的過節兒，要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初，距今已有三十載了。當年，喬姆斯基第一次踏上法國領土就受到公眾冷遇，遭原1968年5月“造反派”，后皈依既立秩序者們的圍攻。原因是他對“弗里松事件”說了幾句“多余的話”，還帶頭在美國500位各界人士支持弗里松的“請愿書”上簽了名。羅伯爾•弗里松系法國里昂大學文學教授，于1970年底公開否認二戰時納粹瓦斯毒氣室的存在，被當局停職，并訴諸法律。來自大洋彼岸的喬姆斯基寫文章指出，法國此舉實有違言論自由原則。盡管他沒有明確支持弗里松教授否認德國法西斯的大屠殺，但其文章在1980年被收進弗里松為自己辯護的文集，犯了在法國不得有反猶言論的大忌，立時招來巴黎方面口誅筆伐，致使這位“全球最得民心的睿智者”多年無法重訪法蘭西。學者朱斯汀•溫特勒這樣解釋喬姆斯基出于維護啟蒙哲學原則的一時沖動：“對喬姆斯基來說，無條件言論自由的原則高于衛道士對事實得出的任何結論。”或許，正因為如此，他的“批評目光”在現代思想評論中占有重要位置。  
    然而，法國知識精英們對喬姆斯基抱極端敵視態度。他們通過媒體向不甚了解喬姆斯基的法國公眾散布假象，說喬氏維護的不是言論自由，而是弗里松為納粹罪行開脫的反猶觀點。諸般誹謗使其在六角國信譽掃地。2001年4月，法國記者讓•布利克蒙在《外交世界》月報撰文，題為《諾姆•喬姆斯基的惡名聲》，其表述證實法國媒體“掀起了一場讓喬姆斯基蒙羞的運動”，火力最猛者為貝納爾-亨利•雷維、阿蘭-熱拉爾•斯拉瑪、阿蘭•范吉埃爾克洛、安德烈•格魯克司曼、菲利普•瓦勒和雅克•阿塔利等多位知識界名流。提供炮彈的是《世界報》、《費加羅報》、《解放報》等多家主流報紙。法國各大出版社也對喬姆斯基關閉大門，只剩一家處于邊緣的“斯巴達克斯”還肯刊行他的有關辯解。
    去年5月底，喬姆斯基不畏阻力，再次抵達巴黎。法國《外交世界》月報社社長塞爾日•阿里米解釋喬氏為何30年間不曾在法國露面，說：“諾姆•喬姆斯基不很贊賞法國的知識界舞臺及其虛偽的倫理，認為在其中登臺的是一些固守狹隘意識形態的平庸思想者。”事實上，喬姆斯基更沒有忘記法國曾履行“教化天職”，在阿爾及利亞實施種族滅絕。 
    一批偏執的思想界明星把持著法國媒體，竭力統一公眾認識，一如既往地將喬姆斯基作為“不受歡迎的人”對待。喬姆斯基勉強在“法蘭西公學”、“國家科研中心”和“互助大廳”作了幾場報告，然后跟克里希中學學生和“冶金工人之家”的工會工作者座談，除了《巴黎人報》外，法國媒體一開始均無任何報道。不看《外交世界》月報的人根本不知道喬姆斯基再度來到法國。
    5月30日，《世界報》記者讓•比亨伯姆報道了喬姆斯基頭一天在“法蘭西公學”作題為《理性、真實與民主》的報告，5天后又在該報《書籍世界》專欄發表《喬姆斯基在巴黎》的評論文章，稱喬姆斯基無論在政治舞臺，還是語言學范疇都“毫無影響”，已成為一個“過時的迂腐人物”。讓•比亨伯姆的意圖十分明顯，即欲將喬姆斯基逐出人們的記憶，將他徹底埋葬。這篇評論的副題為《誤讀的流言》，其中寫道：“法國抵制了喬姆斯基。笛卡爾的國度擯棄這位唯理論的信奉者。啟蒙哲學的祖邦對這位求解放的斗士唯恐避之不及。他本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故而四分之一世紀里都不曾再涉足六角國。”循此，新聞界著名文化人尼古拉•維勒將喬姆斯基劃定為“心智沉淪的表象”；法國語言學家讓-克洛德•米勒奈則聲稱：“法國左派不需要喬姆斯基這號人物。若論抨擊美國，法國本土有的是力量。至于說法國已陷入心智虛洞，進步人士會立即予以駁斥。從政治上看，喬姆斯基毫無作用……任何一位上世紀歐洲70年代的極左派都有比他更為廣泛的政治體驗，更為深刻的思考。”“喬姆斯基毫無作用”的結論似乎為喬氏2010年第二次法蘭西之旅劃上了一個全盤否定的句號。  

                                       四

    靜思之，筆者實難茍同貝納爾-亨利•雷維之輩及其狂熱追隨者們的論斷。當今之世，“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關鍵在于怎樣評判喬姆斯基的抉擇取向。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沒有受理論教條束縛的慣性，雖對權威疾惡如仇，唾棄“極權控制”，但他并不反對一切國家形式，不將摧毀國家作為先決條件，亦不排斥民主國家里的選舉制度。與傳統的無政府主義者不同，喬姆斯基自稱“自由社會主義者”，實際屬于無政府主義思潮里的改良派。他相信資本主義可以改良，甚至希冀靠中央集權政府來遏制地方金融寡頭，阻斷凱恩斯式的資本自由流通。他舉出一個修辭形象，將國家比喻為樊籠，籠外有一群如同野獸般的私營大公司。國家這個樊籠起著保護公眾不受野獸侵襲的作用。如果一舉打破樊籠，野獸就會將國民吞食殆盡。喬姆斯基的觀點曾受到第四國際托派的嚴厲批判。2009年，他甚至支持民主黨人約翰•克里競選美國總統，以阻止共和黨人小布什上臺執政。他的格言是“二害擇其輕”。不過，在豪強與弱者，富翁與貧民之間，他總毫不遲疑地擇后者而從之。在國際范圍，他支持東方第三世界國家維護民族獨立，反對西方列強謀求全球霸權，盡管他自己是一個典型西方氣質的知識分子。他并非黑白分明地站在哪一個陣營，唯愿主持真理與正義。喬氏認為，西方所謂的“人道干預義務”并不真正出于維護民主的動機，往往是打著民主的幌子踐踏民主原則，造成災難性后果。在這一點上，法國的知識精英們指責他不與時俱進，在北約肢解南斯拉夫聯盟時與西方唱反調，視而不見西方已經變成“替天行道”、捍衛人權的慈善陣營，相反，一些后殖民獨裁國家卻已淪為野蠻的“邪惡軸心”。依筆者之見，這恰是喬姆斯基洞悉當今世界格局，具有時代意義的政見。  
    讀喬姆斯基的著作《最近的將來，廿一世紀的自由、獨立與帝國主義》（魁北克呂克司獨立出版社），及三十來篇譯成法文的政論文章，深感他是一位號準世界脈息的清醒智者。他透過現實的表面迷鏡看到現實本身，摸清了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機制及其當政者利他主義聲明的潛動機，尤其是地球南北兩方的權力關系。他不愧為“人不來，他來”的“頭號美國異見者”。難怪奧利維•艾沙姆和達尼埃爾•麥赫邁一同以他的生平為題材拍攝了一部電影。喬姆斯基有勇氣觸及西方的痛處，斷言那里“民主被嘲弄”，演化為“民主的危機”，成為最嚴重的“內患”。他不畏天下強梁，大膽質疑他們的政治與經濟戰略，淋漓盡致地揭穿西方奢談民主、人權的虛偽面目，讓公眾認清現今以全球化名義開展的進程，實質是在向各本土居民強加經濟自由主義，必要時還不惜使用暴力。
    喬姆斯基指出，“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的面面觀構成對民主的打擊。”他強調，新自由主義乃是民主之敵。基于這一分析，喬氏認定西方的大敵存在其內部，而非外來威脅。論及所謂的美國特殊性，他肯定自己的國家毫無特殊之點，為美國的霸權主義敲響了喪鐘。喬氏寄希望于拉丁美洲國家，預言：“拉丁美洲的演進頗有前途。一些過去的殖民地國家有著前所未有的潛力，會克服幾個世紀的外來干涉、暴力、鎮壓、臣服，掀起當代民主的巨浪……希望一旦變為現實，哪怕只是部分的，其結果勢必在世界范圍引起反響。”
    在《最近的將來，廿一世紀的自由、獨立與帝國主義》一書里，喬姆斯基曾遠矚中東革命的光明前景，眼下的“阿拉伯之春”好像為他所言中，而且其走向未必朝著西方歐美統治者規劃的線路延伸，那并非喬姆斯基所愿。因為，用喬氏語言學的詞匯，他懸望的是一個“更公正的世界”。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26期，摘自2011年12月7日《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