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2012年中國外交劃八策
鄭彪
2012年將召開中共十八大，預計外交政策也將沿十七大的戰略方向并根據世界形勢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新態勢做出新的部署。從實際情況看，這一戰略調整似已經開始。當前，迫切需要確立正確的基本思路和總體架構。年來筆者對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已多有論述和建言，值此全球辭舊迎新之際，索性對2012年中國外交再劃八策，作為“賀歲辭”。這八策是：重拾利器，直面美國，高舉義旗，文攻武衛，南南合作，中歐合作，推進復興，世界大同。
第一，重拾利器。中國必須建立自己的全球戰略，但這一戰略和外交政策的理論基礎只能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中國的“兩把刀子”，即思想利器，要重拾利器，舍此無法對世界矛盾和發展趨勢做出科學正確的基本面分析和切實可靠的戰略判斷，也無法突破多年來的外交困局，更難以實現中華復興偉業。馬列主義是20世紀中國翻身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路明燈，是實現中華復興的政治鷹眼。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之一是獨立自主。越是相互依賴，越是要堅持獨立自主，這與抗日戰爭期間的的統一戰線，本質上沒有不同。這也是近三十年實踐給出的結論，有些學者和官員多年來崇尚西方自由主義，對重拾思想利器會感到痛苦和不適應，也只能面對現實，早轉彎，早主動。否則，諱疾忌醫，要壞大事，自誤還是小事，誤國，誰也負不起這個歷史責任。且為歷史做陪葬，如極少數人死豬不怕開水燙，“勇”則“勇”矣，卻為智者所不取。眾所周知，20年前鄧小平提出的24字戰略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有著明確的針對性，即蘇聯解體引起兩極世界格局傾覆。20年來，盡管對這個戰略方針有種種誤讀，實踐中執行起來也并非總是那么得力，特別是對其中的思想精髓“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兩者之間辯證關系的理解和執行往往有所偏廢，但總的說來，這個戰略方針對于我們戰勝那場全球地緣政治危機，渡過難關，推動和平發展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然“一切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一個戰略方針執行了20年，也不算短，隨著近年來國際形勢的“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矛盾的焦點和美國矛頭所向，應是向“有所作為”做戰略傾斜和向新的全球戰略過渡轉變的時候了。此外，應當明確，這個戰略方針與所謂全球戰略不是一回事，在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理論和實踐之后，多年來中國其實并沒有真正意義的全球戰略。制定中國的全球戰略，時機已經完全成熟，相信有關方面已在醞釀，但理論基礎必須明確，這完全符合黨的十七大報告“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的提法和十七屆六中全會公報突出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有關表述。
第二，直面美國。不越過美國這個坎，中華復興不了。美國外強中干，色厲內荏，加以內部著火，根本無力直接對中國開戰，即使間接甚或直接開戰，是禍躲不過，中國也只能如魯迅先生所言，作“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現在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所謂“重返亞洲”，本質上仍是在步小布什打伊拉克的后塵，根本撐不住，硬撐只能加速其衰落，甚至崩潰。對此，美國的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心里門兒清，故最近建議美國調整戰略，向國內用力，防止內潰，接受中國崛起，其實是被迫放中國出一頭地，待美國喘息之后，再做決戰。對此，需要看透。多年來，中國思想界盛行崇美恐美思潮，對美國抱有太多幻想，一一破滅，其代價過于沉重。必須幻想丟掉，準備斗爭，對此，近年來中央一再強調增強憂患意識，應是早有明察。海外朋友有所謂要中國“甘當二圣”的說法，拿唐高宗與武則天相比，不倫不類，其實只不過是一種“中美國”的變相說法。要中國放棄獨立自主，甘當什么“二圣”，結果只是當二奶，奶牛的奶。要“中國為了世界和平穩定，順應美國，當仁不讓”（參見譚中：《為中國2012年亞太戰略想十策》，《環球時報》2011年12月29日），往輕了說，有拉偏架之嫌，但說是為虎作倀，又似言重。既是“為了世界和平穩定”，首先應是規勸美國懸崖勒馬，改邪歸正，反倒要中國一味“順應美國”，還來個“當仁不讓”，是何言歟？2008年9月美國搞出金融海嘯，10月9日筆者應邀在上海大學作“我看美國金融海嘯”的演講時提出“中國第一不做冤大頭，第二不做宋襄公”的主張，不算高明，只是基于常識做出的判斷。可是現在國內國際，要中國既做冤大頭又做宋襄公的，大有人在。現在連美國自己都在爭論接受中國崛起，而中國國內輿論對外交偏軟和美國強權反應已近乎民怨沸騰，故丟掉幻想，勇于直面，攻防兼施，巧于應對，應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第三，高舉義旗。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理論和實踐，是中國以弱勝強傳統智慧的現代版本，正如鄧小平說，“為我們開辟了道路”。今天，這一光輝思想仍將為我們開辟道路。重拾利器，包括重新認識和發展毛澤東這一戰略思想。其精義，就是高舉義旗，占領人類道德高地。相信鄧小平講“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本意也絕非放下義旗，義旗該舉還得舉，有時高舉，姿態高些，有時姿態可以不那么高，但絕不能不舉，這是一個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價值觀和國際存在的道德依據，名正言順，與當不當頭沒有必然聯系。如果將后人的誤讀強加于鄧小平，則是陷先賢于不義。原本社會主義國家牢牢占據多年的人類道德高地，主要由于歷史原因，蘇聯出局了，中國撤退了，卻被一個偽君子真小人占據了道德高地，不僅作威作福，還反過來成為全世界和中國的教師爺。這種全球性的價值顛倒和位置顛倒，必須再顛倒過來。多年來中國外交過于看美國臉色，不那么敢舉義旗，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有些人完全反對舉義旗，導致中國在發達國家已經被嘲笑為羊，在第三世界國家也頗失人望。事實證明，高舉義旗，則得道多助，“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不敢舉義旗，甚至連自己的正當權益也不能維護，則朋友也成敵人。“主持公道，伸張正義”，這是黨的十七大報告的要求，有關方面不能光說不練，示人以弱，不僅騰笑國際，還會招禍。
這場世界經濟金融危機再次證明，西方文明的動力已經枯竭，資本主義制度危在旦夕，歷史重新呼喚正義，東方文明、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價值空前彰顯。對世界99%的人民大眾，對亞太國家、所有向往正義和不甘滅亡的民族國家來說，這是最后的機會。世界大道晦盲，美歐自家起火，此乃歷史賦予世界被壓迫國家不可多得的機遇。當代世界，美國人望盡失，對中國多有期待，此其時矣。且對中國來說，天予不取，沒有擔當，必受其禍。中國要以人類利益為重（中國利在其中），順應歷史，更積極地參與引領文明轉型和國際事務，包括制定各種國際準則。21世紀的世界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第三世界國家的同心戮力，中國與有責焉！例如對美歐的“占領運動”應給予道義支持，這不僅是義不容辭，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美國等西方國家長期對中國搞政治滲透、第五縱隊，近年來變本加厲，已經忍無可忍。我們早就不再“輸出革命”，歷史證明有利有弊，最大的弊就是導致作繭自縛，被動挨打，西方卻因此得以肆無忌憚地單方面向我們輸出“顏色革命”，導致今天的亂局。所以，支持99%美歐民眾的正義之舉，理直氣壯。高舉義旗，不是當頭，不是強出頭，也不是與西方全面對抗。中國太大，只要有所作為，不是頭也是頭。有智不如乘勢。這樣做會有風險，但現在美國公然以中國為敵，風險已經最大化，不會更大；反之，坐失良機，無異于坐以待斃，亡國滅種，就在眼前。2011年12月2日，在聯合國有關敘利亞人權形勢的決議問題上，中國投了反對票，非常之好；中央英明，中央對朝鮮的最新姿態，更是旗幟鮮明，表現出中國應有的氣概。這些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相信一切都在運籌掌握之中。
第四，文攻武衛。中國是文明古國，歷史上也是軟實力大國。說歷史上，不是光說古代史，包括新中國前三十年。那時中國比現在窮得多，但軟實力不輸于人，只有中國教訓美國的份，從1949年毛澤東的討美檄文《別了，司徒雷登》到六七十年代的反帝斗爭，都占有道德高地。現在美國動輒在道義上教訓中國，完全是色厲內荏，裝腔作勢，中國必須，也有能力重占道德高地，且理直氣壯。這是文攻，至于武衛，自古都是敢戰敢勝，方能言和，1971年處理中美關系時周恩來總理也是這么說的。改革開放，承平日久，冒出來不少宋襄公，國內國際都有。國內有“韜光養晦一百年，一千年”之論，實質是怯戰，與赫魯曉夫當年被美國核訛詐嚇破膽大同小異；國際上有所謂要中國“重文輕武”，“以和止戰”、“以文會武，足足有余”，都是當代宋襄公的迂腐之論。真正的“戰略伙伴關系”其實很少，且打鐵先要本身硬，本身不硬，花拳繡腿，臨陣脫逃，不敢承擔責任，在國際上交不上真朋友，更難有真正的戰略伙伴。對真朋友，必要時就得真扛，你幫人家抗，人家才會替你扛。人情世情都是趨利避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周邊國家地區如南海東海態勢，主要由于一個時期以來片面“韜光養晦”，不敢堅持原則和“有所作為”而養癰招禍。和平發展，思想很好，但是不能絕對化，否則就是作繭自縛，就是迂腐。和平發展不是完全不打仗，且敢打能打能勝，才有和平。《論語·憲問》說：“‘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符合以直報怨的原則。以德報怨，就是鄉愿，中國不做冤大頭，不做宋襄公，也不能做鄉愿。孔子和毛澤東都反對鄉愿，毛澤東認為唐僧善惡不分，是個鄉愿，而贊賞孫悟空，有“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的名句。所以，和平發展不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對美國強權要敢于直面，橫眉冷對；對友好國家，要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小國可以照顧，也要有原則；對自甘墮落為鷹犬和炮灰而勸說無效的，就不怕擦槍走火，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當然對不同對象，要區別對待，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
第五，南南合作。南南合作，有全面豐富的內涵，也全球戰略的一篇大文章。
第六，中歐合作。包括兩層意思，一是中俄戰略伙伴關系。過去中蘇聯盟，除了有共同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其實也有地緣政治基礎。現在，前兩者沒了，但是地緣政治基礎更凸顯了，這是因為中俄必須共同面對“文明沖突”的新形勢。對此，中俄都應當高瞻遠矚，捐棄前嫌，求同存異，共圖以東方地緣文明范式取代西方地緣文明范式的人類宏圖大業。所以中俄戰略伙伴關系有巨大的地緣政治基礎，需要大力夯實和發展，中俄成掎角之勢，將是全球地緣政治的根本支撐，也是中俄兩大民族生存發展的戰略依托。二是與西歐等國家的合作，歐洲是近代西方人文主義思潮和馬克思主義的故鄉，這方面中國與歐洲文明存在地緣文化的某些大義相通。大西洋聯盟即將解體，繼續跟著美國與中國敵對的，中國當以直報怨，不作鄉愿；有戰略眼光，愿意與中國修好的，才是中國的戰略伙伴。當前國際勢力做空中國必將失敗，未來中國仍將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但是中國不是誰都可以免費搭乘的公共汽車，不愿意與中國修好的，自備交通工具可也。
第七，推進復興，包括內政外交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互為依托，都醞釀著重大變化，這是人心所向，也是黨的十八大的基本背景，相信一切都在中央的謀劃掌控之中。表面上亂象叢生，群魔亂舞，乃是小妖小道，背后只一大妖道，已經露出敗象。
第八，世界大同。此乃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一以貫之的理想，20世紀叫共產主義，歷史證明不是空想。人類不想坐以待斃，必須高揚政治理想的風帆。西方霸權的歷史終結，理論上要求用以德服人的東方地緣文明范式取代以力壓人的西方地緣文明范式，實踐上是一場全球地緣政治博弈，馬列主義叫世界革命（階級斗爭），現在仍在繼續，只是名目有所改變。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公然打出“文明沖突”的旗號，背后種族滅絕的底牌盡出。現在的形勢是，要么第三世界“顏色革命”之后，被肢解被消滅（稍后則是全球化的“兔死狗烹”，第二世界豈能獨善其身？又誰是第一世界？99%的美歐人都不是）；要么高舉義旗，人類獲救。“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用中國《詩經·大雅》的話叫“自求多福”，在人類生死存亡的問題上，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民族，靠搭別人的車不現實，而想打中國“的”的，大有人在，這也是中國當仁不讓的人類責任。現在國際上有人要中國率先以身作則，“然后帶動其它國家走出地緣政治范式零和游戲的被動”，很好。中國的選擇就是高舉義旗，勇于博弈，廣收人心，徐求大同。
以上八策，不是平列的關系，首策是統帥，是靈魂。《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載：“亮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丘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昔諸葛亮用“八陣圖”，大敗陸遜。今天也需要新“八陣圖”。以上八策，不一定都對，但也不至于全錯。希望有助于構建中國的全球戰略和當代“八陣圖”。
（2011年12月31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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