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這樣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從來沒有單獨使用過“經濟”一詞。他們總是使用“政治經濟”這個術語。脫離政治學的經濟學和脫離經濟學的政治學都是不可理解的,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相互聯系, 相互依存。
當前,蔓延全球的經濟危機其實質是一場政治經濟危機。雖然,這場危機在美國、歐洲有不同的表現,嚴重程度也各不相同,但卻共有一個壓倒一切的主題:即反映出政治秩序與經濟生活之間的關系。全球,至少全球主要經濟體,目前都面臨著一場政治經濟危機。
美國:政治精英與金融精英同流合污
眾所周知,這次金融危機源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更確切地說,美國的金融體系才是罪魁禍首。美國金融機構大量發行紙資產,而紙資產的價值依賴于一路走高的房價。這些金融機構一相情愿地認為房價不會下跌,然而這只是 一種毫無依據的假設。房價還是下跌了,那些紙資產的價值也變得無法確定。這使全美金融體系陷入癱瘓。由于歐洲許多金融機構也購買了紙資產,所以危機很快蔓延至歐洲。
從經濟學角度看,這的確是一場金融危機。但它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操控華爾街的金融精英的行為是否合法?金融體系陷入危機,金融精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不應該質疑金融工具,而應該質疑那些 金融精英的能力與信譽。他們因為私利幾乎違反了信托行業的所有準則,將社會和道義上的責任統統拋之腦后。
這背后隱匿著巨大的政治危機。試問,美國的政治體系能否在平息危機的同時,讓危機的始作俑者承擔相應責任?結果是令人失望的根據現行法律,金融危機中相關人員不負任何刑事責任。為什么美國的政治體系中,缺失了界 定金融精英的行為是否合法的法律呢?難道政治精英與金融精英是一丘之貉,在同流合污?
于是,信任危機從金融體系延伸至政治體系。美國政府于2008年9月開始采取行動應對金融危機。當時,很多人希望政府采取措施懲戒留下這個爛攤子的精英人士,然而最終并無下文。在大量注資以穩定金融體系后,政治精英 默許金融精英繼續管理金融體系。這繼而引發了對政治精英的信任危機。由于對美國政治精英的不滿,茶黨運動如火如荼地興起了。
歐盟:互不信任造成生存危機
在歐洲,主權債務問題先是引發了金融危機,繼而帶來了政治危機。歐洲經濟受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而衰退,衰退的歐洲經濟又加深了其政治危機。與美國相比,歐洲的危機更加嚴重,因為歐洲不能作為一個整體與各個銀行 交涉,而需要歐洲各國去與各自銀行進行交涉。歐洲中央銀行出臺的擺脫危機的政策傾向于偏袒北歐,特別是德國。經濟衰退使其他歐洲國家的危機更為深重。希臘債務危機就是一個典型例證。
關于希臘債務危機,目前有兩種說法。德國人的說法是人們所比較熟悉的。德國認為,希臘政府不負責任的行為使希臘陷入主權債務危機。希臘政府不顧財政狀況而繼續維持龐大的社會福利開支,最終導致了債務危機。
對此,希臘人持不同看法。希臘認為,德國誘使歐盟偏袒德國。德國是世界上僅次于中國和美國的第三出口大國。通過自由貿易區,德國迅速為其商品占領了市場。這就是隱藏在德國經濟繁榮背后的秘密。然而,一旦危機來 襲,由于貨幣政策被歐洲中央銀行所操控,希臘沒有能力貶值其貨幣;德國有能力繼續出口,希臘卻沒有能力控制本國出口。這一切加劇了希臘經濟的衰退,最終導致希臘主權債務危機。
德國與希臘雙方各執一詞,哪種說法是真實的并非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歐洲正面臨著兩場因經濟原因而起的政治危機。一場是類似于美國的危機人們普遍認為歐洲的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根本是一丘之貉;另一場危機則完全是典 型的歐洲危機歐洲的部分國家已經開始互不信任,很可能演化為一場歐盟的生存危機。
第三波危機:質疑政治精英的合法性
政治精英對金融精英的操控以不同方式發生在美國、歐洲,這是一場空前的政治經濟危機。美國的政治精英規范金融機構、刺激經濟、加強對經濟部門的控制;歐洲的政治精英早已實質性地操控了經濟,他們開始考慮如何更加 有效地控制經濟謀取最大利益。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經濟都受政治的操控。
一場政治經濟危機已經蔓延至美國和歐洲。經濟危機還有挽回的余地,政治危機的后果是最可怕的。因為隨著政治精英力量的削弱,他們會喪失操控其他階層精英的能力。
到時,便可能出現第三次危機當權的政治精英的合法地位可能會被動搖,欲取而代之的反對勢力可能會因為某種共同利益團結起來。
亞當·斯密的追隨者可能會認為,經濟是脫離于政治而自主存在的一個領域,然而他們沒有真正讀懂亞當·斯密。亞當·斯密要比這深奧得多,所以他把自己的經典巨著稱之為《國富論》,既關乎財富,也關乎國家。當前危 機時刻的很多問題,我們可以從這部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中找到答案。 喬治·弗里德曼 (美國戰略預測公司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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