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不可以占領新聞編輯部？”
由“占領華爾街”運動波及全美各大城市的抗議活動被定義為“1%的富豪與99%的普通人之間的階級斗爭”。這是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美國民意的一次總爆發，也顯然是對今年年初席卷北非和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的回應，因而也被稱作“美國之秋”運動。但與對埃及、突尼斯、利比亞、敘利亞的抗議活動所進行的“地毯式”報道相比，美國傳統新聞媒體對發生在本國土地上的這場群眾運動卻反應冷淡。據哈佛大學尼曼新聞研究所的調查，超過半數的記者和編輯認為，這場抗議“屬于缺乏新聞價值的事件”（non-news item）。一位受訪的記者稱，“有些人對有些事有些憤怒，除此之外，還有什么可以報道的？”
這樣的說法并非毫無根據。美國傳統新聞媒體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媒體，而首先是“法團資本主義”（corporate capitalism）體制的一部分。如果要以“反常放大”、“二元對立”、“流血才能上頭條”（to bleed to lead） 等商業新聞準則來衡量，這場“占領”運動從一開始就缺乏明確的政治訴求和有效的組織，并未體現出鮮明的商業新聞價值，這與目標和指向明確、沖突愈演愈烈的 “阿拉伯之春”相比，確實不具有“眼球效應”。同樣道理，這場運動之所以被傳統新聞媒體關注，是在發生了紐約布魯克林大橋上的警民沖突和加州奧克蘭的流血沖突之后，因此從新聞理念上說，也并沒有跳出“流血才能上頭條”的框框。
充滿反諷意味的是，在傳統新聞媒體工作的記者編輯也屬于這場運動的主體——“99%的普通人”。《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大衛•卡爾（David Carr）就在其文章中憤怒地質問：“既然可以占領華爾街，為何不可以占領新聞編輯部？”他以美國最大的報業集團甘尼特（Gannett）公司為例。該集團擁有美國發行量第二的全國性日報《今日美國報》和近千家地方報紙。在金融危機和以iPad為代表的隨身平板媒體崛起的雙重沖擊下，美國報業的整體業績和市場份額直線下滑，甘尼特公司這一報業巨頭也未能幸免。今年10月7日，該公司董事長克雷格•杜布羅（Craig Dubrow）因“健康原因”辭職。與那些“旱澇保收”的華爾街金融巨鱷一樣，他也獲得了高達3710萬美元的離職補貼。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自2008年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個美國最大的報業巨頭以“數字化改制”為名，先后解雇了三萬名員工，其中包括大量的資深記者和編輯，理由是他們不適應數字媒體時代的要求。他們所獲得的離職補貼僅是杜布羅的零頭。
從上述這個案例可以看出，美國傳統新聞媒體在經過上世紀90年代的“放松壟斷管制”（deregualtion）和“跨媒體、集團化”的結構重組后，越來越脫離了新聞獨立的基礎，成為金融資本和壟斷性法團的附庸。因此，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傳統新聞媒體已經難以履行“社會公器”和“公共領域的守望者”的職能，更不要說再現上世紀初以調查新聞為主體的“耙糞運動”、70年代“反越戰”和揭露“水門事件”的輝煌。
“我是不是穿得太體面了，所以記者不來采訪我？”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教授托德•吉特林（Tod Gitlin）1980年出版了一本研究上世紀60年代美國電視新聞媒體與社會運動之間的“恩怨情仇”的名著《全世界都在看！》（中譯本名為《新左派運動的媒介鏡像》）。他的研究表明，在上世紀60年代風起云涌的美國學生運動中，新聞媒體無論唱的是黑臉還是白臉，都沒有表現出冷漠的態度，在重大事件面前更沒有缺位失語，甚至于成為了左右這場運動走向的重要力量。但在半個世紀后的今天，吉特林教授只能慨嘆，面對席卷全球的“占領”運動，美國傳統新聞媒體的表現只能用三個詞來形容：“刻板印象”、“制度性的懶惰”和“下意識的反應”。
具體來說，記者用穿著“邋遢的嬉皮士”的“刻板印象”來選取采訪對象，讓這些舉止和穿著怪異的“邊緣人”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有意忽略了那些積極參與的專業人士、白領和藍領等“沉默的大多數”。吉特林教授引用了他在這場運動的中心——距離華爾街一箭之遙的祖科蒂公園——看到的一幅標語：“我是不是穿的太體面了，所以記者不來采訪我？”在他看來，這種“刻板印象”導致了美國媒體低估了這場“占領”運動所具有的廣泛性和群眾基礎，做出一些基于“下意識反應”的判斷，連《紐約客》這樣嚴肅的媒體也錯誤地斷定這場運動的參與者不過是一些“由逃避兵役者、學生、環保人士、女權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嬉皮士組成的烏合之眾”。因此，我們無法指望傳統新聞媒體再像上世紀60年代那樣，對社會運動做出忠實準確的報道和賦予前瞻性的預言。無怪乎當今的記者在“占領”運動面前要么漠不關心，要么失語，最多也就是做些漫畫式的報道。
新媒體替代傳統的“客觀新聞”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是，美國傳統新聞媒體還以“專業化”、“客觀性”為名限制新聞工作者以各種形式參與這場“占領”運動，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美國公共廣播電臺（NPR）的兼職主持人麗薩•西蒙妮（Lisa Simone）因擔任“占領華盛頓”運動的新聞發言人，參與組織示威活動，她主持的節目遭到停播。NPR的負責人表示，“一名報道示威活動的記者不能同時擔任其組織者”，這有悖于“新聞客觀性”和“專業主義倫理”。這位主持人則反駁說，她主持的不是新聞節目，而是介紹西方歌劇的節目，參與示威是個人行為。這個案例引發了美國新聞界有關職業倫理的激烈辯論。我們不能說NPR的立場毫無道理，但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樣，美國普通的記者和編輯屬于“99%的 普通人”，尤其是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的新聞工作者，也隨時面臨著以“數字化改革”為名被裁員的風險。報業巨頭甘尼特公司的現狀就是明證。因此，傳統媒體的新聞人對這場“占領”運動保持距離，冷眼觀望，甚至于噤若寒蟬，如果不是吉特林教授說的“制度性的懶惰”，也算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從傳統新聞媒體對待這場“美國之秋”運動的態度來看，他們奉若圭臬的“新聞客觀性”和“專業主義”已經越來越跟不上這個社會分化和矛盾加劇的時代。無論是伊拉克戰爭、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占領華爾街”等重大公共事件中，美國傳統新聞媒體反應遲緩，固步自封，已經不能充分發揮公眾所期待的“瞭望塔”和“守望者”的功能。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個“鍍金時代”（馬克•吐溫語），美國壟斷資本高度發達導致貧富懸殊加劇，社會矛盾加劇，外表光鮮亮麗，內部黑暗腐敗。由于新聞界的“耙糞運動”和 知識界所倡導的“進步運動”的強力推動作用，促使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和國會達成共識，大刀闊斧進行政治和經濟變革，把“強盜貴族”（robber-barron）式的資本主義轉變成為“負責任的資本主義”，為美國20世紀的社會穩定和高速發展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礎。顯而易見，當今的美國進入了一個新的“鍍金時代”，金融資本如脫韁野馬一般，撕裂了公平和正義的社會共識。這場美國之秋運動正是1%的金融寡頭和99%的普通人之間由來已久的矛盾的總爆發。美國新聞媒體還能否再現“耙糞運動”中那種一往無前、為公眾立言的激情？目前還看不到這個跡象。值得關注的是，以獨立新聞博客、微博等為代表的新媒體的作用在今秋的美國發出了強大的聲音，為這場社會運動推波助瀾，以“對話新聞”、“參與式新聞”替代傳統的“客觀新聞”，已經成為這場社會運動給新聞傳播領域帶來的一個新的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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