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式“占領”看美國裂痕

從美式“占領”看美國裂痕

■ 環球財經特約撰稿  蔣旭峰（發自華盛頓 ）

隨著紐約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凌晨“奇襲”祖科蒂公園，驅逐參加“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抗議活動的200名露營者，“占領運動”的硝煙逐漸散去。回顧“占領運動”從抗議者靜坐發展到打斷美國防部長帕內塔在國會聽證而被捕、在丹佛等城市與警方發生肢體沖撞而導致被捕等高烈度摩擦。抗議者打出的標語林林總總，有抗議華爾街綁架美國、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缺乏就業崗位、反戰等等。如果要給所有這些抗議口號歸納出一個共同的標題，則是這些口號折射出美國的社會運作機制出現裂痕，普羅大眾倍感挫折。
當然，在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坎托等權貴眼里，這些膽敢挑釁權貴階層的平民就是一群“暴徒”，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赫爾曼·凱恩認為示威者是在挑起“階級斗爭”。但是，若問美國為何后院起火，金元政治引發的民眾憤怒、貧富懸殊引致的平民憤慨、底層民眾缺乏利益代言者、兩黨政治機制沉疴凸顯，都是導致美國社會硝煙四起的導火索，坎托等人也不得不收回自己的激烈言辭。

金元政治
“金元在美國政壇是說話管用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近日在專欄中如此評價。
無獨有偶，“占領華盛頓””運動支持者也在用“金元”來攻擊“金元政治”，筆者拿到他們仿制的一美元“美鈔”：一美元正面四角的阿拉伯數字“1”換成了“9·11”，開國總統華盛頓的頭像換成了揮兵全球的奧巴馬、小布什及其副總統切尼，華盛頓的名字變成了“政權輪流坐莊”，“美聯儲鈔票”一行字換成了“騙人的鈔票”，英文數字“一”（One）換成了“撒謊”，財政部換成了“欺騙部”，等諸如此類。這些“改裝”都透露出草根階層對被軍工、金融等強大利益團體裹挾美國的極度不滿，體現出民眾對金元政治操縱的美國政府深度不信任感。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0月底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目前美國對華爾街徹底喪失信心的民眾已高達受訪者的54%之多，超過上世紀90年代多達24個百分點。讓人感到有趣的一個巧合是，多位抗議者是因為強行闖入花旗銀行等金融機構而被捕。
奧巴馬資深顧問戴維·阿克塞爾羅德責備共和黨總統競選人根本不了解美國公眾對企業界壓抑已久的憤懣，因為聽到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出要將奧巴馬的金融改革法案“開倒車”，很多美國民眾都不會感到滿意，美國民眾想要得到一個運轉正常的金融體系，想要得到公平的對待。也有分析人士認為，各地的“占領”活動給支持率日下的奧巴馬總統提供了難得的翻身良機，因為“華爾街”目前已經成為美國政壇的一個貶義詞，與之撇清距離或對其進行炮轟勢必能贏得相當一部分選票。
“盡管白宮沒有明確表示對我們的支持，但奧巴馬作為總統有他的難處。我們露營區域是聯邦政府所屬的麥克弗森公園，這個公園夜里是不讓露營的，警察沒有驅趕我們，潛臺詞就是白宮在默認我們的存在。”“占領華盛頓”運動積極分子安德魯·戈德史密斯告訴筆者。
在大西洋的另一側，在各項“占領”運動中，民眾也用“金元”口號來發出對金元政治和公司貪欲不滿的吶喊聲。10月16日的《華盛頓郵報》刊登了數張發人深省的照片：在德國慕尼黑街頭，一位女抗議示威者戴著畫有五百歐元圖形的口罩，口罩上寫著“繼續占領”；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街頭，一位示威者手舉畫著歐元的標語牌，并把自己裝扮成撒謊者匹諾曹的模樣。
在美國的政治心臟華府，國會山和白宮是鐵打的營盤，總統和議員則是流水的兵，而金錢追逐權力是美國政治游戲的不變旋律。推出大規模金融改革法案無疑是奧巴馬政府的兩大政績之一，但這也波及財大氣粗的金融大亨的錢包，奧巴馬與華爾街也逐漸形成誓不兩立的鉗制之勢。不過，為何羅姆尼等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寧可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要為金融大鱷代言？羅姆尼和奧巴馬的競選資金來源則是一個有說服力的風向標：盡管在目前募得的競選資金總量上，坐擁白宮的奧巴馬自然是享受近水樓臺之利而超越同儕，但剖析競選資金來源結構的話，則會嗅到奧巴馬的競選資金更具“草根”氣息，羅姆尼等人的競選資金則具有濃厚的貴族氣質；從今年春季到10月份，羅姆尼得到來自摩根士丹利、黑石等金融機構高達150萬美元的競選獻金，而奧巴馬在金融圈僅募得27萬美元，不要忘了在2008年大選時，僅高盛一家就給了奧巴馬超過百萬美元的競選獻金，成為最慷慨的捐資機構，但今年高盛只給了奧巴馬區區4.5萬美元，而羅姆尼則從這家金融航母那募得35萬美元。拿人錢財，與人代言，若讓主顧失望，資金自會游走他家，這是美國政治游戲的鐵律。
美國各界極度關注的“超級委員會”也可資佐證。作為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爭吵了數月之后的妥協產物，這一兩黨減赤特別委員會最近成了美國各游說團體斥重金公關的重點。因為這個由12名兩黨議員組成的委員會將決定上萬億美元的赤字削減方向，各大利益團體都希望加稅不要加到自己頭上，減少政府援助不要砍到自己頭上，因而在過去短短6周之內，共有近200家游說團體對這12名議員進行公關，幾乎每個議員平均兩天就要應付一家游說團體的圍追堵截。

貧富懸殊
在紐約等地，參與“占領”運動不僅有社會的弱勢群體，還有知名牧師阿爾·沙普頓、流行樂手拉塞爾·西蒙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康奈爾·韋斯特等不愁衣食的社會名流。這表明，美國人不僅僅是為了吃不上熱狗而抗爭，而是因為社會上存在有人需要為熱狗打拼，而有相當一部分“含著銀匙”者吃膩牛排的不公正現象。
沙普頓的高聲疾呼可謂是亂世洪音：“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抗議示威，是因為美國的社會財富不能僅由1%的富人操縱，抗議示威者只是需要養家糊口的普通百姓，他們需要付房租，要還貸款，要活下去。”
目前全美國1%的美國人拿走了全美國1/4的收入。當“占領”運動把矛頭指向美國1%的為富不仁者時，《華盛頓郵報》刊登了這樣一幅漫畫：國會山在滾滾鈔票登堂入室后“折腰”，國會山上有人大聲高呼：“為什么要給富人加稅？他們已經支付了我們競選獻金的97%！”
不怕日子當下不好過，就怕日子沒奔頭。美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0年，在計入通脹因素后，美國民眾收入的中間值下降了7%，成為自1967年以來美國民眾收入最糟糕的十年；而《華爾街日報》近期對50位知名經濟學家所做的調查顯示：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美國普通民眾要到2021年才能有收入增長的盼頭。
家和萬事興。斯蒂格利茨就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民眾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中，那將更難采取團結行動；而200多年前美國建國時，美國并沒有太多需要民眾采取團結行動的必要，因為美國沒有敵手，民眾只要有郵局和政府提供的簡單基礎設施就可以了；但眼下不同，美國民眾需要采取團結行動來應對教育、科研、現代基礎設施和其他紛繁復雜的社會需求。

一事難成
美國數十年以來一向對別國出現的民眾示威活動指手劃腳，甚至窮兵黷武，但對于這場國內草根政治寒風，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士都采取了推諉責任的做法。換位思考，除了如此，他們還能對洶涌而至的民憤如何招架呢？
除了富豪財富膨脹之外，公共資源并未有的放矢地提高普通納稅人的生活舒適度也是讓民眾不滿之處。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2009年給美國基礎設施的打分僅有“D”；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國際投資組織（OFII）近期公布的報告顯示，美國糟糕的基建措施已影響到美國吸引外資企業在美國創造高收入的工作崗位。
奧巴馬政府為了贏得國會批準新基建項目的支持可謂是用心良苦，在9月8日宣布了總額4470億美元的就業促進法案后，9月22日奧巴馬特意選擇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布倫特·斯彭斯橋前演講。
這座橋雖老舊，但連接的則是華府兩位共和黨“一品大員”的故鄉，他們就是俄亥俄州眾議員、國會眾議長博納和肯塔基州參議員、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不論是想用就業法案來提振美國經濟，還是為了給自己的競選造勢，奧巴馬的腳步近期踏遍了美國的東西南北，但國會參議院10月11日就該法案舉行程序性投票時，麥康奈爾領銜的共和黨參議員全部投反對票，標志著白宮希望整體性通過法案的計劃落空，不得不面對被“肢解”的命運。奧巴馬10月17日說了這樣一番無奈之語：“民調顯示，有63%的美國民眾支持這一方案，但是共和黨參議員則是100%反對。”
由于奧巴馬在諸多重大政策問題上屢屢在國會受挫，奧巴馬政府將本屆國會比作杜魯門總統任內“一事難成”的國會，眾議院議長博納等共和黨高層毫不客氣，指責奧巴馬政府是個“一事難成”的白宮。歷史上，面對經濟困境，美國國會和總統向來難以得到高支持率，但奧巴馬和美國國會目前的支持率已創下歷史新低，而大選年前的激烈交鋒使得任何一方都不會輕易讓步。
美國民眾對兩黨掐架已經見怪不怪，但當前兩黨掐架天天不斷而對扶助經濟拿不出良方則是讓許多民眾失望透頂的導火索。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擔任美國貿易代表的巴爾舍夫斯基近期告訴筆者，她從政期間，兩黨爭鋒相斗并未像目前這般糟糕。
當被問及美國政壇硫酸味日漸濃密的原因時，巴爾舍夫斯基答說，她從政當年美國的經濟形勢不像當前如此糟糕，面對經濟復蘇乏力和失業率難以下降，政客用轉移視線的方式來推卸責任也在情理之中。
民主黨資深參議員魯斯·范戈爾德打趣說，兩黨斗爭如此殘酷，很快有些商家就要分別推出“共和黨牌”和“民主黨牌”牙膏了。

長遠挑戰
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等人近期強調，不要忘記，美國還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此言不假，但西班牙、英國等曾經稱雄全球的霸主也都無一例外地步入了下行道。
若說目前的“占領”運動就像人需要感冒等微恙來進行新陳代謝的話，那么這個全球霸主需要為自己在利益團體爭斗下“退一進二”蹣跚前行的同時缺乏中長期戰略而擔憂。暢銷書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和邁克爾·曼德鮑姆教授最新出版的《昨日輝煌》（That Used To Be US）中指出，美國面臨中長期的四大挑戰，即適應全球化、適應IT革命、應對高攀的政府赤字和應對日益增加的能源消耗和氣候變化壓力。
美國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就說過：“美國當前迫切需要有長期眼光，但當前這在美國極為艱難，當然我希望這只是難，而非不可能。”而這位參議員也是近期推動參議院人民幣匯率法案的關鍵人物之一，盡管他清楚，“匯率牌”沒法提高美國企業的長期競爭力。
格雷厄姆這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囚徒困境是美國很多睿智的政策制定者都會遇到的難題。巴爾舍夫斯基直言，“在美國的選舉政治制度下，政客的第一要務是當選，第二要務則是連任”。
弗里德曼和曼德鮑姆還指出，在一定程度上，美國的四大挑戰也是美國自己造成的，美國是全球化的力推者，也是IT革命的執牛耳者，高攀的政府赤字也需要美國自己采取長遠的應對之策。
盡管如此，美國自從上世紀30年代設立社會保障制度、50年代修建州際公路、60年代推行醫療改革以來，國會和白宮已經沒有像樣地合作推行過重大社會和經濟改革了，“長期競爭力”已經淪為政客的演講關鍵詞。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日前警告，除了應對經濟困境外，美國還需要克服想象力缺乏和不能構建未來的思想困境。
安德魯·戈德史密斯碰巧是提出“偉大社會”構想的美國前總統林登·約翰遜的遠房親戚。在戈德史密斯眼里，美國當前與“偉大社會”相去甚遠。年輕人縱有一腔抱負，也難以得志，更難在短期內改變美國社會的運行軌跡。
雖然“占領”運動尚未危及到美國權貴階層的統治，但其暴露的美國裂痕應當引起山姆大叔警醒。達爾文說過，能夠存活的物種，既非最強的物種，亦非最聰明的物種，而是最能適應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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