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問題是中東主要矛盾，即便是當前風起云涌的“阿拉伯動蕩潮”也未能替代伊核問題的重要位置。而利比亞戰爭剛結束，伊核危機就再度凸顯。長遠看，伊朗核危機將開始進入新的“危險期”。
一、伊朗核危機事關中東權力轉移
伊朗是中東當之無愧的地區大國。對西方國家來說，得中東者得天下，而得伊朗者得中東。因此，伊核問題存在就不是簡單的技術性問題（即所謂“核擴散”問題），而是個典型的政治問題，簡單地說，就是美國與伊朗關系問題。再進一步看，伊核問題實際是伊朗借核謀求地區崛起、改變中東既存權力秩序，并由此引發與美國、以色列等既存霸權國的顛覆與反顛覆矛盾。該問題事關中東權力轉移，因而構成了中東政治議題中的最主要矛盾。
一般來說，面對權力轉移，主要有兩種辦法：一種是現存大國接受新興大國崛起，承認后者對地區的影響力和勢力范圍（就像二戰后英國對美國“禪讓”領導權那樣），和平實現權力轉移；另一種是既存霸權國拒絕接受新崛起國家，采取暴力方式強行將其鎮壓（當年英國對法國、德國、俄國都是這種態度）。而在多數情況下，顯然是后一種情況居多。即使當年英國“讓位”給美國，也是因為二戰極大削弱了英國，而非美國“和平”趕超了英國。
而在中東地區，防止地區性大國（不管是親西方還是反西方）在該地區崛起，一直是多年來美國中東戰略的既定目標。20世紀50-60年，中東曾出現過一輪最有希望成功的權力轉移浪潮，即以納賽爾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該力量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后達到高潮。但后來，這支自主性力量最終因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敗北而逐漸走上下坡路。而那次戰爭的發動者以色列，背后就有美國大力支持。
而當前的國際和地區形勢比過去更加嚴峻。從國際體系角度看，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國際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維系50多年的雅爾塔體系趨于瓦解。西方勢力一枝獨大，并在政治、軍事上聯合趨勢強化，國際體系日趨進入西方聯手對付非西方國家的“后雅爾塔體系”。在缺乏有效權力制衡背景下，西方國家的對外行為更具侵略性和攻擊性。冷戰結束短短20年時間，西方已聯手發動了5場較大的地區戰爭（海灣、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并顯示出較高的戰略默契度。美國在中東的主導作用更加明顯。與此同時，這次謀求地區崛起的伊朗，比當年的埃及更令美國不能忍受，即這次伊朗崛起是“石油武器+核能力+海灣稱霸”，由此觸動了美國的多片逆鱗。一向鼓吹通過“軟力量”來解決問題的著名學者約瑟夫·奈就曾明確表示：“如果美國在海灣地區的利益受到威脅，那么在使用武力這一問題上，美國不應猶豫不決?！币蚨?，美國與伊朗矛盾是一種無法調和的結構性矛盾，美國和以色列不可能容忍伊朗攜核“和平崛起”。雙方圍繞伊朗核問題進行的對抗和較量是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
美國和伊朗都很清楚，武力攤牌將是雙方“不能承受之重”，因此雙方都十分謹慎。從西方角度看，其為阻遏伊朗地區崛起，美國等西方國家幾乎使用了除戰爭之外的所有手段，包括武力威脅、經濟制裁、外交孤立、支持伊朗反對派，乃至綁架殺害伊朗核專家等各種手段，但顧及伊朗報復能力（尤其是封鎖霍爾木茲海峽），至今不肯輕易動武。而從伊朗方面看，其深知由和平利用核能過度到研發核武，將意味著伊核性質發生質變，并將在西方乃至國際社會引發激烈反應，因此至今咬定和平利用核能權利，并至今未讓西方抓到研發核武的明顯證據。
問題在于，目前這種“不戰不和”狀況不可能始終持續。很顯然，時間流逝對伊朗有利（伊朗核研發和軍事實力將隨著時間推移而日趨增長），而對美國和以色列不利（美國在中東正處于戰略衰退期，以色列在“中東波”后處境日趨孤立）。一般來說，“處于衰落的國家想早點戰爭，而在崛起的國家則在權力轉移前想避免戰爭?！币晾尸F在正處于“爬坡期”，距離實現崛起（也就是具備抗打擊能力和報復能力）仍有時日，因此這一時期是伊朗最易遭受外力打壓的“危險期”（即所謂 “脆弱性窗口”）；而對美國來說，這個時期就是打壓伊朗的“機會窗口”，一旦度過這個危險期（也就是伊朗完成崛起），由于戰爭成本明顯超過收益，雙方爆發軍事沖突的可能性反而會減小。換言之，伊核危機的發展走勢是個倒U形結構。
而權力轉移的交替期往往也是發生戰爭的高發期。從歷史角度看，既存霸權國為防止對手崛起而發動的“預防性戰爭”十分普遍：二千多年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就是源于斯巴達對“雅典權力的日趨增強以及由此在斯巴達所引發的擔心”；1866年德國對奧地利戰爭，是抓住奧地利軍事改革未完成的時機；1914年日俄戰爭就是日本眼見俄國在遠東軍事力量日期強大；1956年以色列進攻埃及，部分是防止埃及與捷克完成大宗武器交易后軍力變得強大；1967年以色列再次進攻埃及，部分原因是搶在邊境地區阿拉伯軍隊積聚前行動。如此等等。由此歷史邏輯推演，當前的伊朗核危機不太可能和平度過。
那么，什么情況才算“在正確的時間做了正確的事情”呢？筆者認為，西方對伊朗動武的時刻選擇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客觀原因造成的時機，比如說伊朗即將邁過“核門檻”，迫使西方不得不動武。但從目前情況看，伊朗在眾目睽睽和全面圍堵、破壞之下，這種可能性短期不會出現。另一種情況是主觀原因造成的時機，即西方認為動武時機已經成熟。而當前，中東劇變、歐美經濟危機、利比亞戰爭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西方自感對伊朗動武的時機正在成熟，由此使伊朗核危機開始進入 “危險期”。
首先，歐美經濟危機深化使其通過戰爭轉移危機的可能性增大。西方奉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是一種兼具創造性和破壞性的生產方式。私有制和資本家的逐利本能，使得資本主義基本規律（即生產無限擴大和需要相對縮小，由此造成產品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絕對規律（即資本家財富積累與勞動階級貧困積累的兩極分化）不斷發揮作用，并使西方世界周期性出現經濟危機乃至政治危機。冷戰后，美歐由于搞垮了蘇聯，瓜分了蘇聯的巨額國家財富（并非信息技術經濟作用），而保持了長達10年的經濟繁榮。時至今日，美國“冷戰紅利”已消耗殆盡，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更是極大消耗美國國力，最終引發2007年次貸危機，并日漸蔓延為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同時，2011年9月份開始的“占領華爾街”等民眾抗議活動，折射出西方國家內部貧富分化不斷加劇情況下，西方內部99%窮人已開始反抗1%富人的階級矛盾日趨激化。
以往歷史證明，全球性經濟危機往往蘊育著巨大的社會政治動蕩乃至戰爭風險。尤其在西方依靠自身無法解決危機的情況下，以鄰為壑、對外轉嫁危機便成為西方處理危機、保持霸權地位長盛不衰的常態性手段。尤其是戰爭手段更是在短期內迅速實現財富轉移的最直接方式。當年在1929-1933年全球大蕭條后，日本、德國、意大利等國就不約而同出現法西斯勢力上臺，并最終導致對外武力擴張。冷戰時期，由于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的制衡，西方這種因資本擴張而引發戰爭的勢頭被明顯遏制。但冷戰結束，使這種趨勢日趨卷土重來。事實上，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什政府一直設法將伊拉克與基地組織聯系在一起，以尋找借口發動戰爭。而當前，歐美陷入的經濟危機遠比2001年時更為嚴重，有學者甚至將這次危機與上世紀30年的大蕭條時代相比。當前西方經濟體在采取各種刺激措施后，整體經濟仍低迷不振，使得再次出現這種武力對外擴張的可能性日趨增大。有學者指出，“美國是一個極度宣揚多元文化的移民社會，……如果不能對多元主義和個人主義等社會力量進行有效控制的話，將會導致民主長期不穩定和出現問題?！倍斍啊罢碱I華爾街” 運動不斷蔓延，已經折射出美國內亂跡象。在西方經濟上陷入困頓、唯有軍力依然強大的背景下，通過發動對動戰爭來緩解經濟困境，便變得極具誘惑性。
其次，中東動蕩為西方將干預重點放在中東提供難得契機。一般來說，西方對外轉嫁危機在選擇打擊方向方面，一般有兩個標準：一是安全防衛較為薄弱的地區，軍事打擊阻力和成本不至于太大；二是回報豐厚，資源或潛在資源豐富，可能由此帶來經濟乃至戰略上的巨大好處。照此衡量，中東顯然是當前最適合的軍事打擊對象：一方面，該地區有石油資源，軍事冒險可以帶來巨大經濟回報；二是中東局勢動蕩不定，地區國家自顧不暇，對外抵抗能力降至最薄弱時刻。同時，中東變革與反變革兩種勢力較量陷入僵局，而保守勢力主動歡迎西方介入（如阿盟此前積極支持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以及近期主動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這使西方武力干預中東、轉嫁危機提供難得契機。持續7個多月的利比亞戰爭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第三，剛剛結束的利比亞戰爭催化伊朗核危機。一方面刺激了西方繼續武力干預中東事務的胃口和信心，因此戰爭剛剛結束，西方炒作打擊敘利亞和伊朗的聲音便日趨高漲，其炒作“暗殺門”和“核武化報告”，這種氛圍與2003年西方對伊拉克動武之前甚為相似。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凸顯國際政治的“叢林”本色，使類似伊朗這種與西方關系不睦的國家加強研發自己的撒手锏，武力捍衛自身尊嚴。
歷史表明，強國發動戰爭，更多是受“窗口機會”誘惑，而不完全是按照既定戰略進行。（當年希特勒發動戰爭的順序和對象，有存在明顯的機會主義成分）。當前西方和中東局勢均急劇變化，并使西方向中東轉嫁危機可能性增大，伊核危機由此迎來新的“危險期”。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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