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與酷
胡泳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huyong@pku.edu.cn
“占領華爾街”運動引發了許多爭議，其中一個爭議是，它究竟算不算一場社會運動。有人認為抗議者不過是一群邋遢的嬉皮士和一群失敗的窩囊廢，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埃里克·康托爾（Eric Cantor）更是直斥他們為“暴民”。即使是那些對抗議者抱著同情態度的人也覺得這個運動不成形。“一種情緒上的吶喊和一個運動之間是有區別的，區別在于是否有組織和能夠清楚地表達。占領華爾街示威是情緒上的吶喊。”美國駐聯合國前任大使安德魯·揚（Andrew Young）對占領運動如此評價。揚對社會運動似乎是有發言權的：上世紀中期，作為一名南方的年輕牧師，他參加了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并因參與亞拉巴馬州和佛羅里達州的示威活動而被捕入獄。
然而知名的社會運動理論家、康奈爾大學教授西德尼·塔羅（Sid-ney Tarrow）卻批評揚說，揚有關占領運動缺乏真正的勢頭的評論是錯誤的，原因在于他把60年代的民權運動拿來作為理解“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先例。兩者之間并無可比性，“占領華爾街”完全是一種新型的社會運動。
塔羅認為，不像其他運動，遍及全美的集會沒有明確的選民，提出的政策建議寥寥無幾，其支持者的結構布局也不停變換。“它是嶄新的，是一種表示‘我們在此’的抗議，抗議者是在用自己的存在表示：‘承認我們吧！’”
如果你來到抗議者的營地，仔細地傾聽他們，而不是戴著有色眼鏡打量他們，你就會理解其中傳遞的這種訊息。當然，抗議者有一些普遍的共識，比如結束企業人格（cor-porate personhood）、反對金錢政治和把最無恥的銀行家送進監獄，但“占領華爾街”——以及它在全美燎原的姊妹運動 ——更多地與存在感相關，而不僅僅關乎一兩個政治議題。當兩大黨競相爭取“1%”的少數的金錢的時候，這些“99%”的大多數被剝奪了在一個假定的民主中產生任何影響的能力，所以他們要奪回他們的國家，用一種最簡單的方式開始：從身體上“重新占領”美國。
運動最早的發起者、反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的雜志Adbusters在推特上的抗議活動標簽#occupy-wallstreet是在7月開始的，號召大家前往紐約股票交易所游行和靜坐，就如同突尼斯人在11月7日廣場和埃及人在解放廣場上所做的一樣。到8月，黑客團體Anonymous加入，它發布了一個短視頻，號召自己的支持者加入靜坐。這些早期的傳播經由社會化媒體制造了一個文化基因（meme）。特別是Adbuster雜志制作的“舞女與銅牛”的海報，使得該文化基因爆炸式傳播，即便抗議者缺少明確的訴求，這一基因令許多感受到自身夢想破滅的人找到了表達的空間。
在從今年年初開始的世界各地的反抗活動中，很多人在談論社會化媒體的組織力量，比如Twitter、Facebook和手機。然而，當埃及政府在1月份關閉了互聯網和手機信號之后，埃及的運動仍然在持續。所以，令穆巴拉克下臺的階段性因素最終并不是某個新的Twitter標簽，而是由傳統工會組織的全國大罷工。互聯網可以幫助某個社會運動，但它無法取代現實的人之間的現實關系，以及人們通過長期共同的工作所建立起來的那種現實的信任。
這也是占領運動很特殊的地方：它試圖發展出一個自我持續的社區，先是組織起來，然后生存下去，其后再以一種有機的、自下而上的方式逐漸明晰自己的訴求。這種社區動力學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那些不斷涌現的自組織的工作組，滿足了社區的所有需求：媒介組，法律組，直接行動組，藝術和文化組，食品組，通訊組，醫療組，垃圾處理和清潔組，財務組……所有這些分工都由志愿者仔細打理，并且具有驚人的效率。
克萊·舍基曾經提出過一個“科斯地板”的概念，凡是那些對某些人有價值，但以任何機構的方式來做都太昂貴的有組織行為，皆可稱為“落到了科斯理論的地板底下”（ly-ing under a Coasean floor）。直到最近，處于這個地板底下的行為都只能是小規模的，因為擴大規模，意味著需要支付作為機構存在的昂貴成本。然而，當交易成本突然瓦解，甚至很大的群體行動也不必依賴于一個必然產生管理成本的正式組織。群體行動終于可以突破正式組織的范圍，那些具有松散結構的群體，可以出于非營利目的、不受管理層指揮而運行。
對社會運動而言，這意味著，維持一個有效抗議群體的最小規模可以戲劇性地下降。即使是小規模的活動，現在也具有了廣闊的延展性，由于各種群體行動的成本降低如此之快、幅度如此之大，從前那些藏在地板下的行為現在也可能突然壯大，從而受到關注。傳統媒體報道占領運動的一個誤區正在于，他們總是試圖依靠計量參加人數來決定報道的重要性，然而公眾的想象力與抗議者規模間并不存在線性關系，運動在社會想象上可以占據比現實中更大的空間。以往，也許需要大游行才能吸引媒體的注意力，現在不一定了，只要群體行動就能夠占據公眾的想象。
新型社會運動的可延展性也體現在它是可復制的。如果一個相對小的然而卻具有廣泛的網絡聯系的群體可以占領華爾街，那么，類似的群體為什么不可以在地方中心展開同樣的行動？運動向全球的蔓延（這已經是一個事實，而不是預期）當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歸功于社會化媒體。占領華爾街運動有一個媒體組，經營 Occupytogether.org網站，進行24小時不間斷的流媒體直播，維持Twitter、Facebook和 Tumblr 上的信息流，并同其他地方的類似占領活動展開Skype對話。然而，同樣在發生的一個過程是，很多人到紐約親歷了抗議，然后決定回到家鄉發展類似的活動。
“占領華爾街”的運動者也知道，要想獲得更大的影響，就需要擴大運動。而后加入者并不像自由公園里的那些年輕人一樣，天天黏在網上。所以運動者必須學會怎樣制作傳單，怎樣和有成員的組織打交道，以便讓運動成長。
塔羅說，“我們在此”這類性質的運動往往會迅速爆發，也可能同樣快速地消失，或分化成由特定主張和特定利益所構成的支流運動。現在預言“占領華爾街”究竟會向哪個方向發展仍然為時過早。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通過身體上占據美國權力的象征性中心并拒絕離開，華爾街的抗議者們創造了一種自己的聲音在美國的政治進程中被聽到的嶄新方式。用塔羅的話說，“這預示著美國的草根社會出現了一股要求改變的新力量”。
歷史上，美國的年輕人總會被社會賦予各種各樣的命名：從一戰后“迷惘的一代”，到二戰后“垮掉的一代”，如今，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催生出嶄新的一代，他們可以叫做“占領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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