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騷亂與國家暴力：新自由主義的詛咒

英國騷亂與國家暴力：新自由主義的詛咒

    

    新近發生的倫敦大騷亂，是1980年代以來英國社會最嚴重的社會沖突事件。英國當局迅速調集了大量警力進行干預和鎮壓，可是歐洲主流媒體仍然埋怨財政緊縮政策削減了警察機構的預算，降低了警察效率，導致大規模的社會失序。英國騷亂的背后果真是暴力機制的弱化嗎？我們不妨將整個事件的討論放置在最近10余年來英國社會發展和國家政策變遷的大背景下、以便對這次騷亂事件所暴露的資本主義國家統治形式的危機有一個更綜合全面的理解。

                           英國國家暴力機制發展迅猛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警察體制的國家之一。歷史上主要以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為特征，但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中央政府的管理權得到了逐漸強化。過去15年里，英國的暴力機制一直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2001－2010年間，英國警力增幅高達15％。從近年來英國警力的發展情況看，其暴力機制呈現向各主要大都會地區集中的趨勢。大倫敦都會區治安采取高度集權的管理形式，平均每10萬人口擁有正規警力430名，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目前，大倫敦地區的大都會警察已經占到英國全部警察總數的23.3％，而主要的8個大都會地區的警力已經占到英格蘭和威爾士全部警力總數的47.9％。
    財政方面的數據反映了同樣的趨勢。1990年代末期至今，英國警察財政經費支出基本翻了一倍。從2000／2001財年開始，英國內政部設警察特殊經費，以內部決策方式對重點地區的警察機構提供更多財力保障。該項經費自設立以來，年度投入總額已從最初的7100萬英鎊發展到2011／2012財年的12.3億英鎊。而同一時期，英國政府因受到財政赤字壓力，正在討論如何廣泛削減教育和其他各項社會福利支出。此外，從2010年開始，英國絕大多數地方警察都不同程度地（5％－15％）調高了對轄區擁有住房的居民直接征稅的額度，用以補充地區警力資源的不足。

                         一般社會犯罪無法解釋英國暴力

    犯罪經濟學的理論假設認為，英國不斷增強的暴力機制背后，理論上應當受到社會犯罪因素的影響。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
    從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英國的犯罪率在1990年代末期以來持續放緩。另據英國國家社會調查中心和內政部合作的調查顯示，1990年代中期以后，英國民眾認為其所生活的地區社會犯罪正在上升的比例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但認為全國層面社會犯罪正在上升的比例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這種落差可能與媒體報道對公眾認知的影響有關，但更合理的解釋不應忽略兩個因素：一是警力的不斷增加，增強了人們對本地區社會治安狀況的信心，但同時卻對整體社會的治安形勢作出比較悲觀的判斷；二是社會公平因素，警力增加并不能換來人們對整體社會穩定的信心，這種信心顯然來自于包括社會是否公平、個體的相對剝奪感以及由此而來的對潛在社會沖突的理性判斷等因素，而不是一般性社會犯罪。社會分化與國家暴力同步增長不同于犯罪經濟學的假設，西方左派政治學發現，社會經濟分化程度越高的國家或地區，其國家暴力機制的增長就越快。這一理論視角或許可以為我們理解英國問題提供一個更好的視角。
    在這次騷亂中，有很多年輕人被捕，15歲以下的單親少年或孤兒不在少數。這并非偶然，青少年犯罪在英國似乎有著比其他發達國家更廣泛的社會基礎。從犯罪學的角度看，引發青少年犯罪的一項重要的社會結構原因是兒童貧困，而1990年代以來，英國的兒童貧困處在持續惡化的狀態。目前，全英國范圍內有21.3％的兒童被確認為生活在貧困狀態。
    兒童貧困只是英國社會分化的一個縮影。據英國財政研究所的跟蹤調查顯示，英國的基尼系數從前保守黨領袖撒切爾上臺初期的0.25已經持續上升到現在的0.36。 2009年首次突破發達國家社會不平等的上限。在英國，不斷攀升的社會分化與同速增長的國家暴力之間似乎有著比其他西方國家更顯著的關系。從全國歷時的數據來看，這兩個變量基本保持相對同步的增速。即使從地區橫截面的數據來看，雖然缺乏完全匹配的數據對地方社會分化與地方強力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但是通過比較各地方警力資源的平均投入和各地區社會貧困水平，仍然能夠看到二者之間存在一些微妙的關系。在West Midlands地區，警力配置超過了每10萬人口300名的水平，而社會相對貧困人口的比重為22.2％，位居英國之最。倫敦騷亂發生后，該地區的騷亂也持續擴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警力維持秩序。

                      新自由主義與再分配機制弱化是罪魁禍首

    在社會分化與國家暴力之間，有一個重要的控制變量，即國家的再分配功能。經驗顯示，如果一個國家的再分配功能較好，那么社會分化與國家暴力之間關系的顯著性就會下降；如果再分配功能較弱，顯著性則會上升。
    英國工黨自1997年上臺以后，雖然聲稱要終結20世紀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但英國社會的整體分配體制似乎并沒有擺脫長期以來形成的新自由主義的詛咒；相反，國家再分配功能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在社會政策方面，工黨提出以“社會投資”取代積極的福利政策，宣揚一種基于“政府的責任是創造更多的機會，人民的責任是充分利用這些機會”的雙向責任的社會福利觀。如今，這種福利觀本質上是在為政府推卸更多的責任，為社會精英階層提供更多機會。它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人民大眾和社會精英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能力”本身并不平等。
    事實證明，工黨10多年執政期間提出的許多緩解社會不平等問題的計劃大部分以失敗告終。以兒童貧困政策為例，1999年時任首相布萊爾的目標是在2010年將英國的貧困兒童減半，現在看來已經失敗。再以收入分配為例，截至2009年，英國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的收入占所有人群收入的31％，而最低群體的收入所占比重僅為1％。英國相對貧困人口的比重已經在歐盟27個成員國中排在倒數第5位。
    與此同時，英國的執政集團卻為其國家暴力機關投入了大量公共資金。經濟危機與財政緊縮并沒有在事實上影響國家暴力機制的增長，執政集團采取了與傳統的一般預算明顯不同的方式，通過直接設立特別經費和允許警察直接征稅的方式，持續增加暴力投入。
    這些事實揭示，在英國騷亂的背后，隱含著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分化、國家暴力與社會騷亂三者之間關系的發生機制。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的社會經濟分化造成的潛在社會沖突，驅使統治集團在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的同時反而大幅增加政府暴力資源，以便保持現有的社會經濟秩序。騷亂的發生及其最終的鎮壓，是在社會沖突背景下精英控制原理最淋漓盡致的展現。
    這種邏輯和畫面對西方國家來說似乎并不陌生。從19世紀后期開始，新誕生的西方國家警察就在政治生活中持續扮演者著“犯罪控制”和“階級控制”的雙重角色。雖然資產階級代言人一再試圖說明近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暴力機器已經經歷了一個由“階級控制”向“犯罪控制”的轉變，但更多證據表明，當資本主義危機發生的時候，資本主義國家暴力機制更主要的角色仍然是“階級控制”，其目的是要防止和挫敗潛在的無產者對現有的經濟秩序進行的有組織化的暴力行動。英國騷亂的爆發以及國家暴力機制的表現，再次證明了這個道理。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14期，摘自2011年11月17日《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