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的悖論:資本主義與生態破壞

財富的悖論:資本主義與生態破壞

    

    人們普遍認為，今天的正統經濟學正在應用于一種全新的目的：使地球免遭由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生態破壞。它許諾，要通過消除極端行為和贅疣的資本主義自身的進一步發展做到這一點。越來越多自詡為“可持續發展者”的人認為，資本的無限積累——這是從亞當•斯密到目前的經濟自由主義的信條——與保護地球并不矛盾。通過創造新的“可持續的資本主義”，使市場效率影響自然界及其再生，資本主義制度就能夠繼續發展。實際上，這些設想不過是靠毀滅地球獲取利潤的策略的翻版。
    在這場悲劇和鬧劇的背后是一種扭曲的認識，這種認識深植于將財富完全視作交換價值的制度的運作之中。在這種制度中，只有在市場上出售的商品才計算在內，外在于交換系統的外界自然——水、空氣、生物物種——被當作“免費的禮物”。一旦戴上了這種有色眼鏡，就可能得出結論，認為在正常的商業條件下，今后大概一個世紀的經濟增長相對來說都是沒有障礙的，就像美國著名氣候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所說的那樣——盡管在權威的氣候科學家看來，對人類文明和地球生命來說，在這一時間段內選擇如此的路徑絕對是一種災難。
    主流經濟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預測，是因為按照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看法，自然對財富的貢獻和自然環境的破壞在很大程度上是無形的。正統經濟學家裹縛在自己的繭中，要么間接地全盤否認自然的存在，要么以為自然可以完全服從于狹隘的、貪得無厭的目的。 
    這種經濟學的致命缺陷可以追溯到它的概念基礎。新古典經濟學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興起，通常與排斥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以及邊際效用/生產力觀念對它的替代聯系在一起。然而，人們很少認識到，另外一個重要觀點也同時被拋棄了，即財富和價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區別。這樣就難以形成更為寬廣的生態財富觀和社會財富觀。正統經濟學的閉目塞聽將更大范圍的自然界和人類世界排斥在外，這遭到了詹姆斯•梅特蘭（羅德戴爾伯爵）、卡爾•馬克思、亨利•喬治、凡勃倫和弗雷德里克•索迪等評論家的質疑；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將他們稱為生活在經濟學“下流社會”的人。今天，在環境遭到無限破壞的時代，這些非正統的觀點正在回到人們的視野中。

                                  羅德戴爾悖論

    目前經濟思想中的生態矛盾可以用經濟史上所謂的“羅德戴爾悖論”作出最好的解釋。詹姆斯•梅特蘭是第八位羅德戴爾勛爵（1759—1839），是《公共財富的本質和起源，及其增長方式和原因調查》（1804）的作者。在與其名字相聯的悖論中，羅德戴爾認為公共財富和私人財富呈負相關，后者的增長往往會導致前者的減少。他寫道：“公共財富可以準確定義為：包括一切人的欲望所及的東西，不管是有用的還是令人愉快的。”這些物品具有使用價值，從而構成財富。但私人財富與公共財富不同，它需要某種額外的東西（即有另外的限定）。私人財富包括“一切人的欲望所及、對其有用或令其愉快的東西；它具有一定的稀缺性”。
    換句話說，稀缺性是使某種東西具有交換價值并增加私人財富的必要條件。但公共財富不是這樣，它包括所有的使用價值，因此不僅包括稀缺的東西，而且包括豐裕的東西。這一悖論使羅德戴爾認為，如果空氣、水和食物這些原本豐富而必需的生活要素具有了交換價值，那么它們的日漸匱乏就會增加個體的私人財富，而且實際上會增加國家財富——它被認為是“個人財富的總和”——但要以犧牲共同財富為代價。例如，如果有人可以壟斷之前只要繳納水井費就可以自由獲取的飲水，那么國家可計算的財富就會有所增加，而其代價則是人們會越來越口渴。
    羅德戴爾認為，通過人為制造對人們普遍有用和必需的商品的短缺來增加私人財富，任何這樣的主張都會使“人類的情理產生逆反”。然而，他意識到，他所生活的資產階級社會在許多方面恰恰是這樣做的。他解釋說，在植物特別繁盛的時期，荷蘭殖民者靠焚燒“香料”或出錢雇請當地人“收集肉豆蔻樹的幼花或綠葉”來殺死這些植物。而在物資豐裕的年代，弗吉尼亞的煙草種植者通過制訂法律，針對每一個在他們的土地上勞作的奴隸焚燒一定比例的煙草。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增加短缺性，通過毀掉構成公共財富的東西——在這里指土地的物產——增加私人財富（和一些人的財富）。羅德戴爾寫道，“那些在利益驅動下利用這一原理的人對此非常了解，因此，只有在不可能形成普遍聯合的情況下，才能保護公共財富，使其免遭個人貪欲的侵襲。”
    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中，財富從一開始就與純粹的財產不同，它是與洛克所謂的“內在價值”即后來的政治經濟學家們所謂的“使用價值”聯系在一起的。當然，物質的使用價值是始終存在的，而且它是人類生存的基礎。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為在市場上出售而生產的商品也包含著某種別的東西：交換價值（價值）。因此，每一種商品都具有“二重性”，既有使用價值，又有交換價值。羅德戴爾悖論只不過反映了財富/價值的雙重屬性，這一屬性造成了社會總財富（總的使用價值）和私人總財富（總的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
    最偉大的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在回答羅德戴爾悖論時，強調了從概念上區分財富和價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重要性。與羅德戴爾一樣，李嘉圖強調，如果由于絕對稀缺性的增長，以前可以免費獲取的水或其他自然資源具有了交換價值，那么就會出現反映自然界使用價值減少的“財富的實際損失”——即便私人財富有所增加。
    而亞當•斯密的主要法國信徒、新古典經濟學的先驅之一讓•薩伊則僅用定義回應了羅德戴爾悖論。他認為，財富（使用價值）應包含在價值（交換價值）之中；這樣實際上就抹殺了前者。于是，在《關于政治經濟學和商業停滯給馬爾薩斯的信》（1821）中，薩伊否定了“羅德戴爾伯爵給財富下的定義”。薩伊認為，徹底摒棄認為財富等同于使用價值的觀點是絕對必要的。他這樣寫道：
    亞當•斯密注意到存在兩種價值，一種是使用價值，另一種是交換價值，于是他立即完全放棄了前者，他的書從頭至尾關注的都只是交換價值。你自己就是這么做的，先生[對馬爾薩斯說]；李嘉圖先生就是這么做的；我就是這么做的；我們都是這么做的：因此，政治經濟學中沒有任何其他的價值……[因此]財富包含在我們所擁有的東西的價值中；將價值這個詞僅僅限定于為人們承認的、可交換的價值。
    薩伊不否認“確實存在對人類十分寶貴的自然財富，但這種財富不是可以用政治經濟學進行分析的那種”。然而，政治經濟學關于價值的概念——它完全取代了財富的概念——中包含的只有交換價值。與交換價值不同的自然財富或公共財富是不為人注意的。
    與馬克思稱為“淺度融合”的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情形相比，羅德戴爾悖論在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引起的麻煩并不算多。僅以這種觀點為基礎，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似乎一開始就是站不住腳的。在序言中，穆勒宣稱（在薩伊之后），“那么，財富可以被定義為一切具有交換價值的有用或有益的東西”——這就從根本上使財富變成了交換價值。不過，穆勒特有的折衷主義及其傳統根基也使他暴露了這個定義更加不合理的一面，從而動搖了他自己的觀點。這樣，還是在這里，我們發現了他對羅德戴爾悖論的深層探究，指出了資本積累和公共財富之間的沖突。在穆勒看來：
    換不來其他任何東西的物品，不管它們多么有用或必要，都不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財富。例如，空氣雖然是最為必需的東西，但因為它可以無償獲取，因此在市場上并不具有價格：累積空氣不會給任何人帶來利潤或使任何人享有優勢；其生產和分配的法則是與政治經濟學截然不同的研究主題。但是，雖然空氣不是財富，無償得到它的人還是可以富有得多，因為原本需要用來供應最為急迫的必需品所需的時間和勞動，現在可以用于其他目的了。空氣成為財富的組成部分，這樣的情況是可以想象的。如果人們習慣于長期呆在空氣不能自然進入的地方，就像沉入大海的潛水鐘一樣，那么人為供應的空氣，就像導入房子中的水一樣，就具有價格了。如果由于自然界的革命，可以消費的空氣變得過于稀缺，或者可能被壟斷，空氣就有可能獲得很高的市場價值。在這種情況下，占有空氣對于其所有者來說就會超越自身的需要，成為一種財富；初看起來，這種對人類可能造成巨大災難的做法似乎增加了人類共同的財富。這種錯誤的關鍵在于，它沒有考慮到，無論占有空氣的人靠犧牲他人利益變得如何富有，所有其他的人都會更加貧窮，因為他們不得不為以前無償獲取的東西付出金錢。
    與羅德戴爾一樣，穆勒在這里要告訴人們的是，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隨著壟斷的日益發展，對私人財富的狹隘追求可能會與社會和共同體的公共財富產生巨大的裂隙。然而，盡管見解深刻，穆勒卻在序言中結束了這一討論，并且由于將財富僅僅定義為交換價值，他最終放棄了羅德戴爾悖論。薩伊評價《國富論》的作者斯密的話因而也適用于寫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的穆勒。大自然不是被當作財富加以對待，而是被當成了某種免費供應的東西，即從資本主義價值計算的角度來看，它是一種免費的贈品。

                             馬克思和羅德戴爾悖論

    馬克思與薩伊和穆勒不同，像李嘉圖一樣，他不僅堅持了羅德戴爾悖論，而且作出了自己的解釋，堅持認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財富和價值之間的矛盾是內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在《哲學的貧困》中，他針對蒲魯東在解釋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時產生的混亂指出，羅德戴爾已經對這一矛盾做了最生動的說明，“將他的體系建立在兩種價值負相關的基礎之上”。實際上，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全部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圍繞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展開的，這表明這種矛盾是其《資本論》論點的關鍵內容之一。他確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為了獲取交換價值，大自然遭到了掠奪性的開采：“地球是一座倉庫，可以從其內部攫取使用價值。”
    馬克思試圖以經濟—價值關系、同時又以自然界的物質轉換看待資本主義經濟，上述立場與這一點是密切相關的。因此，馬克思是第一個將能量和熵的新概念結合起來的主要經濟學家，他將熱力學第一和第二定律用在了對生產的分析上。這在他對代謝斷裂的看法上有所表現——食品和纖維物質被運進城市，在那里，從土壤中獲取的養分卻沒有返還給土地，從而毀壞了人與土地之間的新陳代謝，造成了空氣和水的污染。按照這種觀點，自然界和勞動力都遭到了掠奪，因為二者都被剝奪了再生的重要條件：馬克思認為，不是“新鮮的空氣”和水而是“遭到污染的”空氣和水成了工人的生存方式。
    馬克思分析了以毀滅自然財富進行積累的做法，最明顯的要數他對資本主義地租及其與工業化農業的關系的看法。李嘉圖的農業地租理論植根于“土壤原始的、不可摧毀的能量”；馬克思回答說，土壤沒有“不可摧毀的能量”，就是說它可能會降級，即受生態破壞的影響。正是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農業的看法上，他對代謝斷裂和羅德戴爾悖論的分析在總體批判中聯系了起來。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他也常常將可持續發展作為未來社會的物質條件，即為了“子孫后代”需要保護地球。他堅持認為，可持續性就是人們認識到，沒有哪個人（甚至整個社會或所有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能）擁有地球——它必須按照良好的家庭管理原則為子孫后代保護好。在現有的條件下，要使人與地球的可持續關系成為可能，聯合生產者就要按照自己和子孫后代的需要合理調節人與自然的代謝關系。這意味著，要保護好這一進程中所涉及的重要生活條件和能源。
    在馬克思看來，幾乎沒有什么比消除對土地的大規模私人壟斷更重要的了，這種壟斷使大多數人喪失了：（1）與自然界的直接聯系；（2）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3）對地球的共有關系。因此，最后，他欣然引述了赫伯特•斯賓塞《社會靜力學》（1851）中“使用地球的權利”一節中的話。斯賓塞公開宣稱：“公平……不允許將土地占為私產，否則地球上的其他人將只能生活在困苦之中……不可能發現任何使土地成為私有財產的模式……對土地的專有權就是對土地占有的專制主義。”斯賓塞堅信，土地，無疑是屬于“巨大的團體——社會”的。人類是地球的“共同繼承者”。
    盡管馬克思通常只從人類特有的視角看待自然，但在捍衛使用價值時，他也不時提到大自然的權利，即不能將它變成純粹的商品。正如恩格斯所引用的托馬斯• 閔采爾著名的反對言論：在發展中的資產階級社會，“他們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植物，通通攫歸私有”。

                                生態與勞動價值論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于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時所遵奉的勞動價值論，綠色思想家們（包括非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經常進行攻擊，說它使馬克思與今天所需要的生態價值分析直接對立起來。舒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中指出，現代社會有一種傾向，即“將一切我們沒有親自生產的東西都視為無價值的。甚至在偉大的馬克思博士提出所謂的‘勞動價值論’時，他也犯了這種致命的錯誤”。最近一部環境社會學文集的作者路易斯•巴博薩寫道，馬克思“相信原材料是自然界無償給予我們的，而人類勞動則賦予其價值。因此，馬克思沒有注意到自然界的內在價值”。生態社會主義者讓-保羅•德萊亞熱指責說，馬克思將勞動看作價值的唯一源泉，這樣他就“沒有賦予自然資源任何內在的價值”。社會生態學家馬修•漢弗萊相信，“馬克思所遵奉的、認為非人化自然毫無價值的勞動價值論”，是“其人類中心觀”的明證。
    這里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明白馬克思在批判政治經濟學時所使用的某些概念范疇，如作為“免費禮物”的大自然和勞動價值論本身，都是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明，只是它們被納入了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之中，因為它們表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真實傾向和矛盾。在談到超越資產階級社會及其有限社會范疇時，馬克思使用了這些概念。早在馬克思之前，重農主義者以及亞當•斯密、托馬斯•馬爾薩斯、大衛•李嘉圖和約翰•穆勒等就明確提出了自然界是供人開發的“免費的禮物”的思想。此外，在馬克思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它一直存在于主流經濟學中。馬克思承認這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現實，但他很清楚地意識到深置于這一觀念中的社會矛盾和生態矛盾。因此，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對馬爾薩斯進行了一再的譴責，認為他迷戀環境是“大自然給予人類的禮物”的重農主義觀念，但卻沒有認識到，為了生產——和資本主義社會中以此為基礎的全部價值結構——而對大自然進行實質性掠奪實際上是與具體的歷史的社會關系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強調，為了子孫后代，需要保護地球。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將環境作為無償的對象進行掠奪，只不過表明了自然財富和有組織地對其進行“搶掠”的資本積累制度之間的矛盾。
    然而，由于將自然界當作“免費的禮物”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所以它仍然包含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命題之中。在19世紀末偉大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作品中，它不斷以公理示人，而正統經濟學教科書也一直提到這一點。坎貝爾•麥康奈爾得到廣泛使用的經濟學入門教科書第十版（1987）這樣說道：“土地指所有在生產過程中可用的自然資源——所有‘大自然的免費禮物’。”在該書后面一些地方，我們發現了這樣的語句：“土地沒有生產成本；它是‘大自然免費和無法再生的禮物’。”事實上，這一觀念在新古典經濟學那里非常重要，它一直存在于主流環境經濟學中。例如，在《環境經濟學概論》（2001）這本頗有影響的著作中，尼克•漢利、賈森•肖格仁和本•懷特指出：“自然資本包括所有[免費的]大自然的禮物。
    綠色評論家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或新古典經濟學）知之甚少，對于馬克思之于勞動價值論——即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的觀念——的堅持，他們往往以否定的態度加以審視。然而，勞動價值理論不僅限于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同時也構成了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基礎，記住這一點很重要。之所以會誤以為勞動價值論具有反生態的本性，是因為價值和財富的屬性被混為一談了——因為在今天的主流經濟學中，它們是被視為同義語的。正如我們所見，正是羅德戴爾悖論使得薩伊、穆勒等人放棄了財富（使用價值）的獨立屬性——為之后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傳統奠定了基礎。按照資本主義的邏輯，大自然無疑是沒有價值的（即免費的禮品）。而問題是，該如何摒棄那種與價值和經濟學核心框架不同的財富觀，因為它為一種重要的——我們現在稱為“生態的”——觀點奠定了基礎。
    如前所述，對于放棄區分財富和價值的做法，馬克思是堅決反對的，后來當其他社會主義者接受“價值等于財富”的錯誤觀念時，他提出了批評。他認為，如果人類勞動是財富的源泉之一——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成了價值的基礎——那么自然就是財富另一個不可或缺的源泉。那些墮入資本主義價值分析的商品拜物教者將勞動看作財富的唯一源泉，這就賦予了勞動以“超自然的創造力”。在《哥達綱領批判》開端，馬克思宣稱：“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在《資本論》的開端，他引用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威廉•配第的說法：“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馬克思堅持認為，“人與自然”是財富創造過程中的“兩個最初的源泉”，“二者始終結合在一起”。資本主義未能將自然納入價值計算當中，并混淆了價值與財富，這是資本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保羅•伯克特曾寫道，那些“批評馬克思沒有將自然看作價值源泉的人，應該將批評的矛頭轉向資本主義自身”。
    正如羅德戴爾一樣，馬克思也雄辯地指出，資本主義制度是以價值積累、甚至是以犧牲實際財富（包括人類勞動的社會性）為前提的，只是馬克思的論辯更為有力和一致。馬克思強調指出，資本家以“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來處理他與世界的關系。或者，如他經常說的那樣，資本像吸血鬼那樣對待自然——即一種需要通過吸吮世界的血液來維系的雖生猶死的狀態。

                            天真的經濟學家及其批評者

    然而，在李嘉圖和馬克思的著作中發展到頂峰的關于財富的全部傳統觀念，卻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崛起被顛覆了。這一點在奧地利經濟學派和新古典經濟學創始人之一的卡爾•門格爾的著作中會更為普遍地看到。在《經濟學原理》（1871）中，門格爾直截了當地抨擊了羅德戴爾悖論（事實上，將之稱為“悖論”可能就是由他開始的），認為“這一悖論乍看起來會給人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但它卻是建立在錯誤區分的基礎之上的。在門格爾看來，放棄對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財富/價值的區分是很重要的。財富以交換為基礎，而現在人們卻認為它源于主觀效用。在回答羅德戴爾和蒲魯東的問題時，他堅持認為，有意制造自然的稀缺性（對資本）是有利的。事實上，他顛覆了羅德戴爾悖論，認為對于可大量獲取的（非經濟）物品（如空氣、水、自然景觀）來說，持續不斷地促進它們的減少是有意義的，（因為這）最終必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它們的短缺——這樣財富的構成要素就增加了。同樣，門格爾聲稱，由于礦泉水的稀缺性，它很有可能最終變成一種經濟物品。在門格爾這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先驅看來，羅德戴爾所認為的悖論甚至不幸——通過毀滅社會財富促進私人財富的增長——正是目的本身。
    這種在經濟學中消除財富悖論的嘗試，遭到了亨利•喬治、凡勃倫和弗雷德里克•索迪以及其他非主流經濟學界人士的嚴厲指責。喬治在其最暢銷的著作《進步與貧困》（1879）中，再三強調了保留財富的社會概念的意義：
    如果考慮到集體的或總的財富，那么許多通常被說成是財富的東西根本就不能算作財富。這類東西具有交換價值……因為它們代表了個人之間或個人集合之間獲取財富的能力，但它們不是真正的財富（從社會的角度），因為其增加或減少不會影響財富的總量。債券、抵押契據、本票、銀行票據或用于財富轉移的其他契約就是這樣的東西。奴隸就是這樣的東西，其價值代表的只是一個階級占有另一個階級的收入的能力。土地或其他自然資源就是這樣的東西，其價值的產生只是由于承認了某些人對這些資源的專有使用權，這種價值所代表的是所有者在此情況下獲得的、要求分享由使用者創造的財富的權力……通過設定政治主權，債務有可能被取消，奴隸有可能獲得翻身解放，土地有可能重新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財產，而總的財富的價值卻沒有一丁點兒的減少，因為一些人失去的正是另一些人得到的。
    喬治仔細研究了經濟學中財富定義的變化，嚴厲譴責了薩伊、穆勒以及奧地利經濟學派，因為他們丟掉了使用價值的概念，而完全以交換價值界定財富。他認為，所生產的財富基本上是“作用于物的勞作的結果”，并與可生產的使用價值聯系在一起。價值源自勞動。像馬克思一樣，他借鑒了希臘唯物論的基本原理，認為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僅由勞動創造出來，“沒有什么東西可以無中生有”。
    針對狹隘的、對財富的正統經濟分析，其他持不同經濟見解者也提出了挑戰。凡勃倫堅持認為，在所有權缺位的制度下，資本主義經濟的主旨是為私利攫取公共財富。他稱之為“美國計劃”，因為“與其他地方相比”，它在美國的表現“更加一貫，也更為廣泛”。他用與羅德戴爾相似的語言，將它稱為“通過使搶奪合法化的計劃，將所有公共財富轉變為私利的既定做法”——特別是“攫取肥沃的土地，并將其轉化為私利”。這種貪婪的制度在美國的奴隸制時期、“在對美國印第安人的強奸和屠殺中已然形成”。
    192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索迪是一位重要的生態經濟學先驅。他是馬克思的崇拜者，他指出，一個常見的錯誤是認為馬克思將人類勞動看作一切財富的源泉。索迪強調，馬克思遵循配第和古典的傳統，將勞動看作財富之父，將土地看作財富之母。富饒的大自然是世界“總財富”的組成部分。在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中，索迪再現了羅德戴爾悖論。他指出：
    甚至在早期[古典]經濟學家嘗試給“財富”下定義時，就已經產生了混亂，盡管現代的[新古典]經濟學家似乎謹慎得連定義也不敢界定。這樣，我們發現財富包括——這么說吧——得到認可的生活必需品，或某種同樣確切的、被人認同的東西，但是，如果它像陽光或氧氣或水那樣無限豐富，那么在經濟學的意義上，它就不再是財富了，盡管如果缺少這其中任何一種必需品，生活就會難以為繼。
    對此，索迪寫道，“經濟學家對生活的科學規律一無所知，沒有形成任何關于財富的概念”；在環境惡化的情況下，也沒有考慮到自然和社會的代價。談到穆勒對羅德戴爾悖論的歪曲，索迪提到了一些人“奇怪的倒置”：他們將市場交換作為價值/財富的唯一尺度，因而認為制造食品、燃料、空氣等的稀缺性可以使人類更加富有。其結果是，“經濟學家使自己陷入一種非常尷尬的進退維谷的境地”。
    盡管遭到了非主流經濟學的嚴厲批評，但在主要的分析框架內，占主導地位的新古典主義傳統還是逐漸遠離了任何社會/公共財富的概念，將社會（和自然）成本的全部問題排除在外。因此，正如生態經濟學家威廉•卡普在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私營企業的社會成本》（1950）中所解釋的，盡管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介紹了其與正統經濟學傳統的重要相似之處，但事實仍然是：“社會成本分析不是在價值和價格理論的主體中，而是作為所謂的福利經濟學的獨立系統進行的。”卡普將社會財富/社會成本的全部問題的提出追溯到羅德戴爾那里，而將馬克思看作對資本主義掠奪地球的行為作出最嚴厲批評的人之一。

                              羅德戴爾悖論的回歸

    今天，與19世紀初剛剛形成的時候相比，羅德戴爾悖論甚至更有意義了。現在，水資源短缺、空氣污染、世界性的饑餓、日益嚴重的燃料短缺以及地球變暖成了全球不爭的事實。此外，在體制內，利用物質匱乏增加私人財富的嘗試是經常性的，如全世界的水私有化運動。在這種背景下，著名生態經濟學家赫爾曼•戴利談到了“羅德戴爾悖論的回歸”——只是這一次是來報復的。
    主流經濟學的生態矛盾最顯著的表現，是它無力應對地球的環境危機。這既表現在它屢屢不能理解我們所面臨的危險的程度，也表現在用來解決這一問題的狹隘的積累戰略上。其中第一點的表現，是一些知名的正統經濟學家——甚至那些專事環境問題的人——天真得令人驚奇；這源自一種扭曲的計算，即計算交換價值但卻在很大程度上將使用價值即自然和公共財富問題排斥在外。正因為如此，1991年《科學》雜志引用諾德豪斯的話說，農業，這一對氣候變化敏感的經濟部門，只占全國產出的3％。這意味著僅僅農業的失敗是無法對美國經濟產生巨大影響的。這種觀點認為，美國農業的失敗對整個經濟的影響微乎其微！顯然，這不是自然界的矛盾，而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這與它未能考慮到物質的現實有關。牛津大學經濟學家威爾弗雷德•貝克曼在他的著作《小是愚蠢的》（1995）中表達了同樣短視的觀點，聲稱：“到下世紀末，即使[美國]農業的凈產量下降50%，也只是意味著國民生產總值僅僅削減了1.5%。”這種觀點使他在別處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在通常的商業情況下，全球變暖對世界產出的影響“微不足道”。同樣，瑞典銀行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謝林在1997年的《外交》雜志中寫道：“[發達國家的]農業實際上是受氣候影響的唯一經濟部門，而它在國民收入中只占有很小的份額，在美國是3%。如果氣候變化使得農業生產率急劇下降，那么生活成本就會上升一兩個百分點，而這個時候的人均收入可能已增加了一倍。”
    這里的基本假設——農業是對氣候變化唯一敏感的經濟部門——顯然是錯誤的。但這類觀點真正令人吃驚的，是這些著名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的閉目塞聽阻遏了哪怕一點兒常識之光的降臨。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計算成為一切，但他們沒有注意這樣的事實，即這種計算只關心累計的經濟價值，而沒有考慮物質存在的全部領域。這里沒有將生產理解為一個系統，其中包括外在于國民收入核算的自然界（和人類）。上述觀點還暴露出驚人的天真——它沒有認識到，農業產量減少一半將不可避免地對糧食價格產生巨大影響！今天，面對“如海嘯般席卷世界的饑餓”，以及全世界至少有10億人不能穩定地獲取食物的現實，著名主流環境經濟學家僅僅在10年前發表的無知言論似乎就是犯罪了。
    一種同樣扭曲的觀念認為，全球變暖對經濟的“影響據估計是微不足道的”，這使諾德豪斯在1993年將氣候變化歸為“第二層次的問題”，并認為“多數經濟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對氣候變化做些許限制，然后收拾起我們的工具，關注更為迫切的問題。”雖然他承認，科學家們為與目前趨勢相關的日益迫近的環境災難擔憂，但他認為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看法更為“樂觀”了。
    對此我們都不應感到驚訝。眾所周知，資本主義公共福利的總方針是涓滴經濟學；通過對資源和人的勞動的集約化開發，它為社會上層制造出難以計數的豐裕。它的理由是，部分財富會最終滲透到社會下層；這是一種虛假的承諾。與此相似，這種制度在生態方面的承諾可以被叫作“涓滴生態學”。據說，通過無限制的積累和不斷提高的效率——一種次生效應，環境會得到改善。幾乎無人提及的事實是，這種制度為人稱道的效率是非常有限和具有破壞性的。
    羅德戴爾悖論所反映的資本主義的特點，是它對稀缺性的依賴。因此，對于資本主義制度來說，沒有什么比豐裕更危險的了。這樣，浪費和破壞對于這種制度就是合理的。盡管人們常常認為，環境成本增加會限制經濟的增長，而事實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成本仍然是由整個大自然（和社會）擔負的。通過對部分自然（公共財富）有選擇的商品化，反過來為私人利潤的獲取開辟了新的前景。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不論是生態成本的增加還是經濟危機，都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存在真正的反饋機制，通過它可以驗證資本主義對文明和生命自身的生物圈環境造成的破壞。目前，依這種制度的荒謬邏輯，靠毀滅地球獲利的全新產業和市場——如廢物管理行業和碳交易——正在開放。人們之所以認為這些新市場具有存在的必要，是因為它們為資本運動規律不斷產生的問題提供了部分的、臨時的“解決方案”。
    事實上，自然稀缺性的發展被當成了進一步實現世界公共資源私有化的大好時機。公共資源私有化的悲劇只是加速了自然環境的破壞，同時發展了依重于它的制度。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淡水資源的迅速私有化；現在，它被當作進行全球積累的新的巨型市場。淡水的干涸和污染減少了公共財富，為資本創造了投資機會，而靠銷售日益稀缺的水資源獲取的利潤則被當成是對收入和私人財富的貢獻。因此，毫不奇怪，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1998年的巴黎會議上建議，在解決水資源短缺的問題上，各國政府應當依靠“大型跨國公司”，建立“水權開放市場”。
    不僅水的稀缺提供了新的獲利機會，燃料和食品的情況也是如此。隨著世界石油需求超過供給，燃料的日益短缺已導致了化石燃料和能源價格的普遍上漲，并使得全球農業從糧食作物轉向了燃料作物。這促成了農業燃料市場的繁榮（政府以“國家安全”問題為由予以推動）。而結果則是更大的糧食短缺——這使得食品價格螺旋式上升，世界性饑饉驟然出現。投機者一貫認為，這是通過對土地和初級商品資源的壟斷更快地發財致富的機會。
    碳交易計劃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從表面上看，這一計劃是為了在促進利潤增長的同時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盡管在這方面的試驗迄今一直是失敗的，但計劃卻仍在繼續。在這里，資本的擴張超越了保護生活重要條件的公眾實際利益。就像在其他領域一樣，統治階級各階層總是力求避免在這一領域發生根本性的結構變革，因為社會—環境關系的任何實質性變革，都將意味著對單調式生產本身的挑戰和一場生態文化革命的發動。
    事實上，從資本積累的角度看，全球變暖和荒漠化都是變相的福祉，它們只是增加了私人財富擴張的可能性。因此，我們不得不回到羅德戴爾的問題：他問道：“該怎樣評價這樣一個人呢：作為增加國家財富的手段……他竟然建議制造水資源的短缺——水資源的充裕當然是群體的最大福祉之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做這種打算的人依此方式可以增加個人財富的數量。”
    當然，許多生態評論家試圖通過設計新的、包括了“自然資本”損耗的綠色會計系統來解決自然界貶值引發的矛盾。這種嘗試在表明制度的不合理性方面是重要的，但它們遇到了嚴酷的現實，即目前的國民核算制度的確準確反映了資本主義忽略/低估自然力（包括人的勞動力自身）價值的現實。要改變這一點，就必須超越這種制度。在我們這個發生全球生態危機的時代，價值衡量的主導形式真實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墮落和環境惡化的模式——使資本主義靠毀滅地球獲取利潤。
    在馬克思的批判中，價值被當作財富的異化形式。真正的財富來源于自然和勞動力，并與真正的人的需求的實現聯系在一起。馬克思寫道，事實上，“說產生使用價值的勞動是它所創造的財富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這是不對的……使用價值總是包含著自然因素……勞動是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一種人與自然之間進行物質交換[代謝]的條件。”從這個角度來看，羅德戴爾悖論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分析之謎，而是一種制度的最主要矛盾，這種制度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只有“同時毀掉一切財富的最初源泉——土地和工人”——才能得到發展。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10期，摘自2011年第2期《馬克思主義與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