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色的“美國夢”

褪色的“美國夢”

    

    從紐約，再到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華盛頓，在美國乃至西方一些國家，“占領華爾街”運動影響越來越大。縱觀示威者各種訴求，抗議金融企業攫取民眾錢財者有之，聲討大企業高官貪婪無度者有之，痛陳貧富分化就業無門者有之，反戰、呼吁社會公平正義者亦有之……
    但10月18日美國蓋洛普發布的調查結果則顯示，約有一半的美國人不太了解這一活動，63%的人不知道該活動的目的。
    亂象之下，美國人真實的生活狀態和心態到底如何？他們為什么如此痛恨華爾街？或者他們痛恨華爾街只是一種表象？《環球》雜志駐美國三地記者分頭采訪了五位美國人，他們中有在校生、公司職員，也有無固定職業者、金融分析師，希望能通過他們的講述，撥開迷霧，管窺一斑。

                          99%美國人對1%美國人不滿

    “如果我們團結起來，如果政府能真正代表我們99%普通美國民眾的利益，政府就會去修正社會問題。這正是我來此的原因。”
    保羅•萊亞爾（Paul Leal），23歲，洛杉磯政治學專業在讀大學生
    “許多來這里的年輕人都和我一樣，缺少社會資源。極少數的美國人擁有過多的財富，而其他人則為生計苦苦掙扎。這一切都是不對的，是不公平的。”萊亞爾對《環球》雜志記者說，不滿溢于言表。
    采訪是在洛杉磯長灘的一家咖啡店里進行的。那天下午，萊亞爾坐在那兒，嘴里念叨著“我要做些什么，再也不要繼續現在這個狀態了”。
    萊亞爾的現狀是這樣的：
    他與另外3個人共租一間公寓。房間里沒有電視，沒有電腦，沒有辦法登陸推特或者臉譜網站。
    與其他不少美國年輕人一樣，萊亞爾有償還不清的貸款，難以支付的房租，“這些都是我沉重的負擔。我剛剛買了汽車，你要知道在洛杉磯如果沒有車，幾乎寸步難行，不然能怎么辦呢？”
    萊亞爾有一些皮疹，但他已經有五年沒去過醫院了，因為醫療費用和醫療保險費用都太高，他沒有能力支付。“去醫院看病不在我的預算之內。我甚至很多很多年沒有度過假了，因為這也不在我的預算之內”。
    對于參加抗議活動的以年輕人居多這一現象，萊亞爾認為是因為社會問題讓美國年輕人遭受的痛苦最深。
    但他并不確定這場席卷全國的抗議活動最終會起什么作用，“我只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做些什么，我們盡最大努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們團結起來，如果政府能真正代表我們99%普通美國民眾的利益，政府就會去修正社會問題。這正是我來此的原因。”
    99%的美國人在抗議1%美國人，這也是不少分析人士對此次抗議活動的定義。在他們看來，在有選舉制的國家，99%需要走上街頭抗議，這表明了體制的失靈，對現狀的極度不滿。
    “不少抗議者都沒有工作，當然，如果有工作，特別是理想的工作，我猜他們也不會來這里了。事實上，這么多人來這里正是為了尋求社會資源的平等使用。”萊亞爾說。

                            她將這作為最好的專業實踐

    “與學校相比，我在這里能學到的東西更多，能夠得到更多的人生歷練。即便現在有人給我買一張機票，送我去加勒比海度假，我也會留在這里。”
    布蕾•萊姆比茨（Bre Lembitz），21歲，國際政治經濟學專業大四在讀生。
     “占領華爾街”運動爆發一周后的9月25日，布蕾就背上行囊從她位于馬薩諸塞州的大學趕到了紐約祖科蒂公園，截至采訪時她已經在那里待了三個多禮拜。
    對她來說，參加這種街頭活動，更像是另一種別有意義的社會實踐。
    相比萊亞爾的“悲慘”生活，布蕾就幸福多了。
    布蕾的家鄉在美國西部科羅拉多州的一座小城，媽媽是一名醫生，爸爸經營著自己的小生意。這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中產家庭，即便是金融危機，像媽媽這種美國社會中少有的“鐵飯碗”職業也不會受到什么影響。父母二人甚至在布蕾參加“占領華爾街”運動上產生了意見分歧。
    媽媽很支持女兒的行為，甚至還特地從科羅拉多州飛到紐約，陪女兒在營地住了兩夜，同時在營地的醫療組中為其他的抗議者們服務。
    但爸爸卻并不支持女兒放棄學業來到這里。距離正常的畢業也不過一年的時間，為了參加抗議，布蕾為此做出了休學一學期的決定。
    “我覺得他不太理解這項運動，因為主流媒體把這個運動描述成缺乏目的的活動。他以為這里只是一大群嬉皮士聚在一起很臟地生活著。但是你來到了這里，你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這里是多么的有組織、有目的，你也看到了根本就不是他們說的那么回事。”
    布蕾告訴《環球》雜志記者，她的生活并不困難，但由于大學專業所研究的內容，她深刻地意識到美國當下政治、經濟政策的弊端，因此她覺得這里是她最好的專業實踐。
    “看看我們背后有多少力量在支持這個活動，加入我們的人源源不斷。”布蕾一邊剝著手中剛從營地食堂領來的雞蛋，一邊認真而興奮地說。
    “看吧，我每天就睡在這里。”布蕾把《環球》雜志記者帶到她的“床鋪”邊，掀開位于地上的“床”，那只是被上下兩層防水布包裹起來的睡袋。“我們這里所有的東西都來自捐助。甚至有人捐贈了一個健身房會員卡，所以我可以去鍛煉鍛煉，并且可以洗澡。這棒極了！”
    布蕾身高一米八零，白皙皮膚，金色長發，堪稱模特身材。若不是親眼所見，很難將之與長期戶外露營抗議聯系起來。而實際上，抗議的聲勢越大，她便越發地找到了歸屬感和成就感。

                            依然拮據的“中產階級”

    “我覺得美國的生活水準和條件仍是世界上最好的。我每天努力工作，對自己目前的生活還是比較滿意的，所以還沒有必要加入其中。”
    杰森•艾克（Jason Eyck），26歲，外地工薪族在紐約。
    截至采訪時，“占領華爾街”運動爆發已經一個多月了，杰森說他還沒有去過活動現場。
    “我每天努力工作。”杰森向《環球》雜志記者解釋自己“脫離大眾”的行為。他覺得目前經濟的不景氣不只發生在美國。“是的，現在是沒有以前好，但是我覺得美國的生活水準和條件仍是世界上最好的。”
    杰森•艾克，知足常樂的他和妻子租住在紐約昆斯區的一幢普通公寓樓里。該社區是墨西哥裔、亞裔和印度裔移民在紐約的聚集區之一，讓杰森這位在明尼蘇達州蘇必利爾湖邊長大的白人青年在這里反倒顯得頗為特別。
    走進這棟老式公寓樓，在幾名印度裔住戶的陪伴下，《環球》雜志記者搭上了一部不知有幾十年歷史的手拉門電梯，上到五樓用了幾乎一分鐘的時間。杰森的小家便在五樓。
    兩年前大學畢業后，杰森辭掉之前在家鄉房地產市場分析研究員的工作，陪妻子一起來到紐約。“因為她學傳媒，想做一名新聞記者，在這能有更好的機會和發展。”
    來到紐約后，杰森努力地想盡快找到一份同樣的工作，但不景氣的就業市場讓他略顯無奈地做了一年“家庭婦男”。“沒辦法！算上大學時期的兼職，我做這個工作快六年了，算是有經驗的老手了。但在這個大城市就是沒有穩定的工作機會。”回想起那一年，杰森掩蓋不了他的無奈。
    三個月前，他終于如愿在紐約找到了一份工作，年薪7萬美元左右。加上妻子4萬美元多的年薪，用杰森的話說，終于“混到了中產階級”。
    杰森租的家并不大，一室一廳，約70平方米。“房租現在仍是我們每個月最大的開銷，住在這還算便宜。沒辦法，這里是紐約。我們的薪水在我的家鄉算中產，但在紐約恐怕還不是。”
    據杰森講述，每個月交了房租、各種賬單以及醫療等保險后，剩下來的錢他們都存了下來。要知道，存款觀念在美國并不多見。“我們在考慮要孩子，大概會是兩個。所以目前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為以后存錢。到時候如果我太太不工作了，我的收入恐怕會很緊張。”
    杰森在同齡人中還是幸運的，為了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他也沒時間去“占領”。但更多感到不幸和不滿的人，則選擇了抗議，并使抗議的地火一直燒到華盛頓，乃至美國的許多地方。
    他們的不滿有著很現實的生存危機。數據顯示，美國大學畢業生身上平均要背負1.5～2萬美元的助學貸款，這使得多數大學生畢業即成“負翁”。次貸危機以來，美國的助學貸款違約率始終保持在20%左右。據美國《赫芬頓郵報》報道，甚至有一些大學生為償還助學貸款，淪落到在社交網站尋找“援交”。

                            99%的美國人也難辭其咎

    “他（抗議者）完全不了解我，僅僅因為我穿著西服，打著領帶，從交易所里出來，就認定我屬于他們反對的1%，這讓我感到憤怒和緊張。”
    喬治•科卡利斯（George Cocalis），48歲，美國資深黃金分析師兼經紀商。
    深秋的芝加哥寒風蕭瑟、涼氣逼人。而金融中心區摩天大樓13層的會議室里，卻是暖意融融。窗外，“占領芝加哥”運動的抗議者中氣十足的吶喊、激情敲打的鼓聲和過往車輛的鳴笛助威交相應和，熱鬧非凡。
    “這一切就像一場嘉年華。他們高談闊論，又唱又跳，抽著香煙，吃著不菲的午餐，結束喧鬧的一天就回到父母家中啃老。他們痛苦何在，憤怒何來？”科卡利斯聳聳肩說道。
    喬治•科卡利斯，48歲，美國百利金融集團資深黃金分析師兼經紀商，入行21年。
    在他看來，人生的痛苦有很多種，家人離散、有病無錢醫、白發人送黑發人……但眼前這群眼高手低、不肯吃苦的年輕失業者絕對未曾體會到真正的痛苦。
    科卡利斯毫不掩飾他對美國政府過去幾年決策一再失誤的失望和對“華爾街貪婪”的憤怒，也深知食物、汽油等商品價格一再攀升和失業率居高不下必將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化和抗議活動應運而生。他說，美國政府及美聯儲過去幾年采取的經濟刺激政策就像為血流不止的傷口貼上一個又一個創可貼，如同飲鴆止渴，有害無益。
    “如果說以前是富人吃肉、窮人喝湯，現在窮人連湯都喝不上。當底層人群向上流動的渠道看似被封閉，經濟滲漏效應失靈，富人變得更富，窮人卻沒有利益均沾時，積壓已久的失望和憤怒情緒自然需要宣泄。”科卡利斯說。
    但他同時指出，曾在經濟繁榮時期因貪婪而舉債過度的99%也難辭其咎，“沒有人有權利和必要譴責任何人。”
    “美國的社會結構正發生深刻轉變，從兩年前起，網絡上就已出現大量待遇不菲的高技術含量崗位，卻找不到符合要求的勞動者。如果這些抗議者一早著手調研雇主和市場需求，積極充電，或許他們早已從事一份良好的工作，而不是在街頭抗議，浪費青春。與其抱怨整個社會系統陳舊，不如從更新自己的知識儲備做起。”
    科卡利斯認為，最終承擔起人生責任來改變個體和社會命運的應是每個美國人，而不應坐等政府來改變一切。美國底層人群向上流動的渠道實際上遠沒有被封閉，目前存在的問題是美國勞動者的技能、經驗、知識結構與可供選擇的職位空缺不適應。
    科卡利斯與抗議人群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并不愉快。當他結束在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訪問走出大門時，發現交易所門前聚集了大量抗議人群，為了返回辦公室，他小心翼翼地擠出人群。這時，一名抗議者沖上來將標語牌豎在他面前。
    “他（抗議者）完全不了解我，僅僅因為我穿著西服，打著領帶，從交易所里出來，就認定我屬于他們反對的1%，這讓我感到憤怒和緊張。”科卡利斯說。
    科卡利斯由于勤奮，最終進入美國的富裕階層。雖然已是百萬富翁，但他仍過著早睡早起、規律且勤勉的生活——清晨5點起床，在上班路上閱讀經濟新聞和數據，6點半就開始一天的工作。當市場出現劇烈波動時，即使是深夜和周末他也不得不加班工作，并隨時會在后半夜被叫醒。正常情況下，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2小時在他看來并不算辛苦。
    在科卡利斯看來，大多數腳踏實地、辛勤工作的美國人和他一樣，對這場“組織混亂、缺乏主題、信息不明、猶如兒戲”的抗議活動毫不關心。大多數路人在經過抗議人群時僅會駐足一兩分鐘就漠然離開，因為這只是“對工作機會挑三揀四、自負、缺乏工作道德和責任心”的一群孩子們的鬧劇。但他也表示，現在預測這場運動的走向為時尚早，“這可能成為一場革命的種子，也可能隨著芝加哥的寒冬到來而逐漸消失”。

                                褪色的“美國夢”

    “我希望看到無家可歸的人找到歸宿，希望看到失業的人找到工作。如果我能夠幫助不如我的人獲得成功，我自己也將由此獲得成功”。
    謝里爾•艾切萊（Cheryl Aichele），32歲，公益社團創立者。
    盡管科卡利斯將這次抗議活動貶斥為“兒戲”，但在《環球》雜志探訪洛杉磯抗議現場時，看到更多的是井然有序。盡管這似乎有點不像是抗議。
    那里有圖書館，挑選圖書，借書登記；還有研討會和課堂，三五成群，針砭時弊；甚至還舉行音樂會，民謠、爵士，鼓樂激昂……如果沒有標語和口號，這更讓人覺得是個年輕人的夏令營，或者一個小型社區。
    艾切萊是這里的一名志愿者。
    謝里爾•艾切萊兩年前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畢業，至今賬戶上還有不少尚未還清的學生貸款。
    見到艾切萊的時候，連續數日不間斷的志愿者工作讓她的聲音嘶啞，眼睛里布滿血絲。
    “人們為這場示威活動貢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這里有很多團體和組織，每個人都是志愿者，我們來到這里不只是為了抗議，更是為了互相幫助，我們在積極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無論在華爾街還是在美國其他地方，我們團結在一起，共同抗議經濟制度的不公平，以及大公司、大企業的貪婪，這一點非常必要，因為這些不公影響了社會的政治進程。”艾切萊告訴《環球》雜志記者。
    團結，聲討貪婪，抗議不公平，成為“占領華爾街”活動的幾個主要關鍵詞。
    艾切萊衣著樸素，平常熱衷于志愿者工作，“我希望看到無家可歸的人找到歸宿，希望看到失業的人找到工作。如果我能夠幫助不如我的人獲得成功，我自己也將由此獲得成功。”
    目前艾切萊未婚，有一個男朋友。因為一些個人原因，男友不希望參加這場抗議活動，“但他為我的所作所為而感到驕傲”。
    “參加這場示威活動的人們來自各個年齡層，但多數是年輕人。也許這是因為他們大多在學校，或者正處于失業狀態。他們沒有房子，也許除了這里，我們不知該去哪里”。艾切萊有一輛車，同樣沒有房子。
    與前文的萊亞爾相似，她不去醫院。“我平常不去醫院，我也買不起醫療保險，買醫療保險太貴了。我希望除了現行的醫療保險制度外，還能有其他的選擇”。
    艾切萊告訴《環球》雜志記者，對于普通民眾來說，美國眼下的現實社會狀況，銀行家的貪婪，社會的腐敗，使夢想變得遙不可及，窮苦的人難以獲得醫療保險，名牌大學的畢業生也有可能找不到工作，不少舉債購房的人都有可能會被（銀行）從家里趕出去。
    所以，她希望能找到美國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希望通過抗議示威活動在美國社會發出聲音，引起廣泛民眾的注意。她相信這場運動將產生一定的政治影響，會促進人們的合作，對修復社會、經濟及金融企業方面的問題產生積極的影響。
    同時，她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成為成功人士。“我也想成為律師、醫生或者政策制定者。我希望能幫助人們改變他們的生活，解決他們的困難，找回他們失去的”。
    艾切萊依然有她的“美國夢”，盡管她也承認，這個“美國夢”已有些褪色。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10期，摘自2011年第21期《環球》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