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透視西方新聞自由謎局
2011年9月10日，四月網和《環球財經》雜志聯合主辦了題為“透視西方新聞自由謎局”的講座，著名旅法觀察家宋魯鄭先生以英國“竊聽門”為切入點，探討西方新聞自由華麗外衣下的真實面貌
■環球財經實習記者 鄒玄/整理
資本控制政黨的“自由”真相
今年2月英國出現的“竊聽門”事件，使大家不禁疑問，通行行業幾十年的潛規則為什么會在這個時候爆發出來？我的觀點是，每當西方國家遭遇經濟危機，硬實力受到沖擊，軟實力便開始出現問題。而且從西方全局來看，“竊聽門”事件不是個案，挪威種族襲擊事件、倫敦的騷亂、希臘政府通過包裝假的數據加入歐盟，以及前世界貨幣基金卡恩“強奸門”、美國發生的議員槍擊案，這些都是經濟危機大背景下軟實力出問題的體現。
英國“竊聽門”事件的根源有兩個方面，一是選舉導致資本控制一切，一是政黨輪換為財團提供了契機。
如果一個事件同時涉及政界、商界、媒體、警察，我們就應該從制度上找根源。我認為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三種力量：政治的權力、資本的權力和大眾的權利，如果政治的權力統治一切，我們稱之為政治集權；如果是資本力量統治一切，我們稱之為資本集權或者市場集權；如果是大眾的力量占主導，那就是暴民組織。西方的民主必須通過選舉，“沒有選舉就沒有民主”是他們的理論。但選舉必須要有錢，這種方式就給資本統治這個社會創造了條件。
另一方面，民主政體定期換人換黨，當一個政黨執政時能夠擁有很大的權力，也不缺乏資金，可當它在野時就十分落魄。我曾四次應邀訪問中國臺灣，并參加2008、2009年“大選”觀察團。我了解到，當民進黨“執政”時，如果面臨“選舉”，民進黨會給每一位“候選人”35萬元新臺幣的支持。但民進黨下臺后，非但不會出錢支持“選舉”，參選后拿到的“選舉”補助金的1/3還需要上交。為了償還下臺之后欠下的兩億新臺幣負債，民進黨竭盡所能地節約開支，黨主席和秘書長不領薪水，“中央黨部”沒有錢買電風扇。這時如果有財團伸出援手，尤其是一個媒體財團時，一個在野黨是很難抵擋誘惑的。
《希拉克自傳》里講過一件事，一次希拉克到達索集團的辦公室去，正好達索秘書進來通報說XX來了，此人是當時法國政壇要人，達索是其主要資助人之一。達索聽了以后連身子都沒動，很干脆地回答道：“信封（錢）在第二個抽屜里。”資本與政治的這種關系，是我堅決反對西方所謂新聞自由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大多數媒體也是由財團、資本控制的。
我去中國臺灣的時候，很多當地朋友告訴我，臺灣有兩大亂源，一是“立法院”，二是媒體。中國臺灣的新聞自由度于2007年超過日本，居亞洲第一。但調查顯示，臺灣媒體只得到了1%的公眾信任。美國《洛杉磯時報》評論說“臺灣媒體從過去威權時代的哈巴狗，變成今日民主時代的瘋狗，沒有能力處理真相。”有位在《中國時報》任職的朋友告訴我，在這份報紙被旺旺集團收購后，《中國時報》的風格就變了。曾經有一次，為了防止發生異見，老板守在現場，務必看到工作人員按照他的意圖制作完畢后才離去。這就是我看到的“新聞自由”的真相。
西方各國新聞自由歷程
從另一層面上講，新聞自由從來都不是一個有或無的問題，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西方的新聞自由理念經過了近200年的社會實踐，才發展成現在的模樣。
英國在1688年光榮革命的第二年公布了權利法案，這個法案只保證議員在議會里有言論自由；直到1850年，英國才正式確立新聞自由。如果從光榮革命算起，這個過程長達150多年，從相關理論提出到成為現實則歷經了200年。這些理論包括天賦人權理論、觀點市場理論、民主促進理論以及新聞自由理論。
法國從1789年大革命開始提出了自由平等的理念，當時雅各賓派的羅伯斯庇爾是世界上第一個發動新聞自由立法的政論家，但法國一直到1881年7月29日頒布《新聞自由法》才算是實現了新聞自由。但這個新聞自由的規定僅僅局限于立法民企，廣播和電視仍然是國家控制，直到上世紀80年代左派上臺才允許建立私人廣播電臺，放開了國家對廣播電臺的壟斷。
在西方新聞自由發展了200多年后，嚴重侵犯新聞自由的情形仍屢有發生。比如2008年法國《解放報》前社長因發表涉嫌誹謗某位企業家的文章，在某日凌晨被捕，而最后調查的結果是無罪釋放。
美國在獨立戰爭以后，通過憲法第一修正案確立了“新聞自由”的原則，但其新聞自由則是在20世紀突破幾個大案裁定后才達到今天的程度，這個過程也歷經約200年。而且直到今天，美國仍然頻頻發生侵犯新聞自由的事件，比如2003年美國在未詳細說明情況下驅逐和扣留了10余名記者；伊拉克戰爭時美國炮轟記者所住的賓館，造成了人員傷亡；另外，越南戰爭時由于媒體報道了陣亡士兵的棺材，在美國引發一場反戰運動，于是美國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時嚴禁媒體拍攝棺材的照片或鏡頭。
從上述主要西方國家的新聞自由演變過程可以看出，新聞自由是一個定量而非定性的、不斷發展中的概念，絕不是有和無的問題。西方經常批評中國沒有新聞自由，但是和30年前相比，我相信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承認，我們的新聞越來越自由，中國也比很多國家的新聞要自由。從發展的角度講，新聞日益透明和公開是一個必然趨勢，但衡量一個國家新聞是否自由要從一個國家的發展階段來判斷，而不是以已經走過這個階段的某一個國家的情況作為判斷標準。西方恰恰在這一點上違反了合理性，他們用200年時間發展過來，然后拿著他們的標準來衡量中國，批評中國沒有新聞自由，這是不公平的。
西方推行新聞自由實為本國利益
西方把新聞自由當作國家博弈和謀取私利的手段，用雙重標準來推動新聞自由，實際上是為了實現本國的利益。
比如2009年伊朗發生騷亂，當時反對派用Twitter組織抗議行動，而恰好Twitter此時正準備終止服務進行升級，美國政府于是勸說Twitter等抗議行動后再終止服務。同樣，2009年5月美國將古巴的MSN關閉掉，對該國進行信息封鎖與孤立。中國于1992年首次提請加入聯合互聯網也遭到美國拒絕。去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發生了一次沖突，巴勒斯坦人民通過Facebook來組織抗議行動，結果Facebook主動把網站刪掉，說其鼓吹暴動，埃及的遭遇也是一樣。中國2008年“3·14事件”中，西方媒體亦大肆扭曲事實，宣揚藏獨。
西方的媒體實際上是不能做到公正與合法的，但是他們非常“高明地”將新聞自由和民主制度捆綁在一起，表面上看是在說新聞自由，實際上是在否定他國的政治制度，他們宣稱只有民主才有法治，才有新聞自由。
西方對媒體的控制手段與技巧較為成熟
以法國為例，西方有幾大類對新聞的控制、管理的有效手段。
第一，媒體都控制在政府、財團手里。比如法國電視一臺老板是布依格（法國最大電信公司之一），法國二臺、三臺是法國政府的電視臺，法國三大電視臺基本壟斷了法國電視資訊。法國名列第一的日報《費加羅》，其最大的股東是法國軍工企業達索集團。法新社名義上是獨立的報業聯營企業，實際上是法國官方通訊社。薩科齊上臺后用新的經濟手段控制媒體，比如說晚上8點之后國營電視臺不能再播放廣告，沒有錢可以向中央政府申請。
第二，法國媒體不能挑戰或否定法國的價值觀，不能否定法國的政治制度。法國憲法最后一條就規定“共和政體不得作為修憲議題”。德國憲法也有一條規定：言論自由，但要符合法律和道德規范。
第三，法國的新聞自由不能損害國家利益。最明顯的例子是梅納爾，他在2008年的“中法沖突”中扮演了一個“過于積極”的角色，結果當年9月以健康原因辭職，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任何法國媒體報道，沒有任何一家媒體出面指責。
最后一條，也是法國以及西方其他國家控制媒體最出名的規定是“政治正確”：不能談種族，不能談納粹。不光媒體有政治正確，歷史課本、雜志也有。如談到法國對外殖民的原因時，總結法國的歷史課本、雜志，主要有以下幾條：第一是為了傳播文明，發展文明，維持和平；第二是為了用基督教教化異教徒；第三是為了尋找資源（不是掠奪資源）。這就是他們對殖民的解釋。
很多法國人不知道“中法戰爭”，也不知道“火燒圓明園”。2009年在巴黎拍賣從中國掠奪走的文物兔首、鼠首，這個事件影響很大，媒體無法掩蓋，但報道很有技巧。首先得解釋這兩件文物是從哪兒來的，《世界報》是這樣報道的：是“西方聯軍”從中國偷來的。大家都知道，“火燒圓明園”的主力就是“英法聯軍”，但法國媒體用籠統含混的“西方”一詞，這是他們慣常使用的報道技巧。
中國應走自主的新聞自由道路
迅速崛起走向現代化的中國，應該從西方的新聞自由中借鑒什么？
第一，新聞自由是伴隨人類在經濟社會上的進步而產生的，是一個歷史過程，絕不是西方壟斷的專利，和制度沒有關系。
第二，衡量新聞自由的前提是國家的穩定發展，民族的團結富強，國家的經濟進步。
第三，在全球化國家利益博弈日益激烈的時代，新聞自由必須以國家利益為本。
第四，新聞媒體在自律的同時，國家一方面應將新聞管理法治化，另一方面根據我們的國情確立我們自己的“政治正確”，比如說絕不允許媒體煽動政治對立。
西方有適合自己發展的階段，符合自己國情和傳統的新聞自由。中國也應該建立適合自己發展的階段，符合自己傳統和國情的新聞自由，而且應該像西方一樣將新聞自由的標準法治化、習俗化，提高對媒體的管理技巧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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