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戰略優勢的歷史性轉變

東西方戰略優勢的歷史性轉變

　　一、正文：東西方戰略優勢的歷史性轉變

（一）導論（10點）

★★第一，由于生態壓力和憑借氣候屏障，歐亞大草原的游牧部落成為世界歷史的戰爭源和征服者，史稱“草原暴力”（游牧暴力）；但隨著科技的進步，它被“海洋暴力”（西方文明）所取代。

★★第二，“草原暴力”讓位于“海洋暴力”歷時數百年，開始于13世紀末日本擊退忽必烈入侵，完成于1588年英國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這就是說，在近現代的軍事意義上，“舊大陸”東西兩端的大島具有“海洋地緣”的戰略優勢。

★★第三，“海洋國家”是相對的和易變的。英國和日本曾久患于或深懼于海洋（近古中國更是如此）。中國科技之傳播使它們立于不敗之地，然后在西洋的科學革命的基礎上，歐美及日本成為戰爭源地（美國在前期主要表現為滅絕土著和西部擴張）。

★★第四，由于科學和軍事技術的進一步升級，世界的地緣戰略的優勢發生了歷史性的改變：從能夠威脅洲陸的大島轉到能夠控制海洋的大陸；時至今日，“高山大海、廣土眾民”的中國，變成了全球最佳的“地緣政治”的國家。

★★第五，就現代戰略而言，日本是個“殘廢軍人”——心理殘廢和地緣殘廢。廣島原子彈致殘其人的好戰心理：打仗則必毀無疑，投降反而茍活，認賊為父更好；何況歷史表明，共產主義的戰爭機制是武士道的天敵，西方霸權是其克星。科技升級致殘日本的海洋地緣：它真得成了“彈丸之地”而易陷火海。今之日本雖是狐假虎威，實則貪生怕死。

★★第六，清朝為現代中國所打造的“最佳地緣”意味著，她在弱勢時可仰陸退守，強勢時則能俯海進取。在此方面，俄羅斯能守不能攻，其海洋地緣不良，難與列強爭。美國易從兩洋鉗制全球，但其廣原卻難以退守；且因文化淺薄，一旦其霸權受挫，它就會陷于分裂內戰。印度地緣的正面，像今中國之俯沖海洋，而其背面則似古中原之“逆形勝”之被動挨打。越南，昔之抗擊美國有“大后方”，故能堅韌不拔；將來若與中國戰，則為海陸多面受敵，此乃滅頂之災。日、韓、越、菲等單挑中國，均是螳螂當車；它們被美國結盟反華，也只是阻擋而已；加上印度，僅為部分“圍堵”。

★★第七，1945－1990年冷戰，中國是最初的受害者和最終的真贏家。冷戰開始于美蘇英三強共謀（雅爾塔密約），犧牲國民黨和置中國于內戰與階級斗爭之戰場。新中國施展“戰國策”而“以夷制夷”：先合縱于蘇聯而有后盾，再連橫于美國而有奧援；結果蘇聯帝國解體，美國霸權徒勞，中國先后利用兩者來“結盟自保”和“伺機崛起”。

★★第八，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的軍事重心從歐洲移向中東（西亞）、再移向東亞，意味著它的世界霸權的戰略退卻；再者，鑒于控制西亞是美國包圍中國的重要環節，更是其克服中國的地緣優勢因而使之腹背受敵的關鍵步驟，所以美國的軍事重心的東移，也說明它的中國戰略從攻勢轉為守勢。

★★第九，從古希臘、羅馬到近現代，構成西方軍事優勢的三要素（組織、地緣和技術）——西方稱霸及其對其余世界戰而勝之的“法寶”，現在開始發生根本逆轉；而中國在此方面，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潛力。

★★第十，在今之“地球村”的時代，征服性的智慧和消滅性的手段讓位于“窩里斗”的智慧和“柔道式”的手段，看誰究竟能夠“不戰而屈人之兵”；如果世界尚不至于戰爭毀滅或生態毀滅的話，一個民族的心靈優勢與文化蘊藏將決定著全人類的未來。

　　（二）西方文明的興亡原理

　　“西方”及其“文明優越”和“戰略優勢”是怎么緣起的？歐洲民族原本所處的地理環境，可分為“內涵”和“外延”兩個方面：A.“內涵”即生態，它相對貧瘠（土地的生物量較小），難以支持可觀的人口及其社會安和，因而其人相爭相害、族群生生滅滅，這基本上否定了“文明”。B.“外延”即地緣（海洋地緣），易于獲得外來文化和技術；但在此之前，其社會或族群總是內斗。

　　一旦它能夠憑借外來技術向外突破，西方社會（族群）的內在毒素——斗爭性與沖突性——就會“化腐臭為神奇”：A.在其內部，由于能夠向外宣泄矛盾，生存競爭得到“最佳平衡”而最大化；這對它不僅沒有害處，反而帶來了資本主義、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以及自由、民主和法制。B.對于世界，它的原罪和人性本惡——被啟蒙運動和《人權宣言》所“解放”，又被科學和工業所驅動——愈益沖擊全人類和生物圈，這是把其內部的“死亡本能”（弗洛伊德語）外化為地球的浩劫（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西方和西方化的國家走火入魔地，在這條充滿災難、通向毀滅的道路上你追我趕”）！

　　在造成上述人類厄運的過程中，西方社會凸顯它的“死亡沖動”和“彌留亢奮”——后者表現為“物質奇跡”從而“西方優越”，前者形成其“戰略優勢”乃至“天下無敵”。如果我們能夠破掉西方的“戰略優勢”，那中國與世界就能幸存下來；否則的話，即使不是中國“身先死”，也是全人類與生物圈同歸于盡。深入分析，西方的戰略優勢是由科技、組織、地緣三要素所構成；但科技易被學習，組織亦可模仿，地緣終會改變。而另一方面，由其內在的斗爭性和沖突性所決定，當西方對東方戰而勝之的時候，它便開始內里分裂而自相廝殺；這就給西方的受害者予以結盟和復興的歷史契機。

　　（三）西方文明的戰略優勢的“三要素”

　　“文明沖突”或中美兩國之較量——是戰是和？誰輸誰嬴？決定著世界的未來。自從20世紀下半期以來，形勢出現了不利于西方或美國的歷史性的轉機：這不僅指西方內部“同而不和”，而且其經濟正在滑坡；而更重要的則是，整個西方文明或美國霸權的戰略優勢正在發生逆變，這也是數千年來東西方軍事史上的一件大事。詳述如下：

　　自古迄今，處于興盛期的西方（希臘、羅馬和近現代）對于其余世界，恒具戰略優勢，其大體是由“三要素”（組織、地緣和科技）所構成：

　　（甲）契約組織→戰斗序列，軍國機制。此乃尚未物化的親緣社群的兇神，因為這些社群的政治不具有那平時令人窒息的組織力和動員力，所以戰時也就缺乏對外抵抗力。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承認：“西方贏得世界所憑借的，并非思想、價值和宗教的優越性，而是運用有組織的暴力的優越性。”（Samuel P. Huny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Touchstone,1998,pp51）

　　（乙）海洋地緣→倚海制陸，馳騁世界。此乃海洋性差的定居民族的困擾，因為這些民族不擅長向外冒險；再說，海洋對他們來說，卻是艱難險阻，而對“海盜民族”來說，則為機動捷便。美國戰略學家馬漢說：“如果一個國家所處的位置，既不靠陸路去保衛自己，也不靠陸路去擴張領土，而完全指向海洋，那么這個國家就占據著比一個以大陸為界的國家，更優越的地理位置。”（Manan On Naval Warfare, Dover Publications,Inc. New York, 1999. PP.21）

　　（丙）科技強勢→征服利器，無限升級。此乃文雅和靜的文明社會的災星，因為這些社會科技落后——它們鑒于科技的“雙刃劍”，故用文化來控制它，唯恐其傷害世間淳樸與天人和諧。英國哲學家羅素說：“從科學那里，正如應用到工業主義中的情形一樣，我們（西方人）汲取權力和權力感，以及這樣一種信念，即：我們也和神一樣，可以成為不科學民族的生死的主宰者。”（the Problem of China, PP186）

　　通觀總論：科技及其擴散會改變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之戰略意義，乃至改變地緣政治的世界格局。例如歷史上，在得力于中國技術之前，英國和日本這兩個島國全無戰略優勢，倒是相反：日本民族畏懼瀚凕（見牧口常三郎著《人生地理學》），而英倫三島則屢屢被侵略和征服（例如北歐海盜和1066年威廉征服）。是中國科技的廣泛傳播令它們時來運轉，從而立于不敗之地的！——其標志性的歷史轉折點分別是13世紀末日本成功地抵抗元朝進攻和1588年英國擊潰西班牙無敵艦隊。進而在傳統技術的基礎上發生了科學革命，兩個島國對之倍加利用，遂能先后成為世界戰爭源，而害人利己，且歷時良久。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則發生了“否定之否定”——科技與武器的不斷升級，使兩國原先基于客觀條件的戰略優勢，全都喪失；要說其“地緣政治”的價值猶存，那只是被美國霸權所利用、換來好處和保護而已！尤其是日本，它被推到了“恐怖平衡”的前沿，其民族茍活于滅頂之災的陰影之中。那么時至今日，地緣政治的戰略優勢究竟轉入何方？下文分解：

　　（四）戰略優勢的歷史性轉變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指出：歐美的各種優勢正在喪失，而且從大趨勢來看，西方文明只是歷史長河中的曇花一現：

　　……西方基督教世界從公元第15世紀的最后10年開始……不斷擴張。從此以后，隨著世界其他部分被納入……西方的疆界之中，這些地區也被帶進歷史的范圍之內。……似乎西方在全球所取得的優勢將會永世長存。到1973年，人們仍能感覺到西方在世界范圍內的優勢之史無前例；但如今似乎又感到，這種優勢也將象從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羅馬人、希臘人、波斯人、亞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規模稍小些的世界優勢那樣轉瞬即逝。（《人類與大地母親》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在20世紀，當西歐人由于發動了兩次自相殘殺的戰爭而喪失了世界霸權后，主導作用轉移到了美國。在本書寫作的年代，人們已經看到，美國在文明中心的優勢，似乎也將是曇花一現。就象蒙古人曾經取得的優勢那樣。未來是難以預測的，但在文明中心歷史的下一個章節中，主導作用可能會從美洲轉移到東亞。（同上，第31頁）

　　具體一些，僅就中美兩國的對抗而言，上述西方的三個優勢正在改變。眼下，經濟上已是顯而易見的，在科技方面，中國也正在追趕。雖然美國在科技和軍事上還極占優勢，但其戰線長和對手多，特別是伊斯蘭文化與西方愈益對抗，并彌漫于西方社會。下面重點分析在組織和地緣兩個方面，中國和西方之間或中美之間的優勢轉移。

　　（甲）在組織方面，傳統中國與其說是“中央集權”，不如說是“太平政治”；它的組織力與動員力很有限，只是“治水防夷”而已，并不足以應對強大暴力。——傳統中國的旨趣是，防止政治重壓，推進天下太平；所以她對于內外暴力的抵抗力和國際競爭力，均相對較弱。然而，從戰國七雄乃至兵馬俑可見，中華文明乃極具尚武之潛力，而且必要時，她還可以容攝外來文化乃至戰爭機制——“借人之力，以夷制夷”。20世紀中國的轉型與引進，表面上是拋棄傳統，實際則為歷史變通。西方的極端體制和暴力之最，經蘇聯轉手，結合于中國的當時情勢，而掃亂象，合群力，步調一致，同仇敵愾；其在冷戰中發揮出神勇神效，若非武器和科技的相對落后，中國軍力是不遜于超級大國的。不過，過度發力、超限運作，以致元氣大傷、機體變異；幸虧其文化深厚，而潛在文化協調，修復循環功能。

　　比較一下：在組織上，俄羅斯（蘇聯）曾經把“現代的戰爭機制”發揮至極，今卻松弛，但潛力猶存（目前中國也如此，然介于前蘇聯和今俄羅斯之間）。印度雖是民主制度，但它的缺乏組織力和動員力的政治系統與社會結構，很難轉變成為有效的現代戰爭機制；在這方面，印度僅是近似于新中國之前的中華民國，后者的組織力和動員力顯著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其他參戰國。日本的組織質量，原先比中印兩國稍勝一籌，而較之蘇聯共產主義和西方霸權主義則是“小巫見大巫”，今天更是等而下之。在二戰中，日本相對于美蘇兩國乃漏洞百出——各軍種（陸海軍）、戰區（南北線）和級別（下克上）之間難以協調；只是具體的戰斗單位有過人之處，但這也只是依靠武士道作為精神紐帶相維系而已。武士道，對付像國民黨那樣的“準現代戰爭機制”尚能奏效，但初試蘇聯共產主義時則完全失靈（1939年）；它較之西方的基督教式的愛國激情，既顯幼稚和單薄，尤難作為持久信念。但無論如何，自從廣島核爆之后，武士道乃至日本軍國主義幾乎灰飛煙滅，絕難恢復；因為無勝算之情，有滅種之憂。如果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那也倒好。但問題是，打仗則必死無疑，無法逃離；不戰反而茍活有路，認賊為父。現在的日本人最為貪生怕死，到了關鍵時刻，“有奶便是娘”——脫歐入亞，棄賊父認慈母，回歸“朝貢”這不是不可能的。“文明沖突”首倡者亨廷頓說，日本是個極不可靠的“西方盟友”。

　　（乙）在地緣方面，古中國之大一統基于穩定的中原，但其地勢被動，多面受敵，動輒板蕩。清朝為之改變：絕千年胡患（夷狄蠻戎），囊四疆形勝（蒙藏滿疆）；從而為中國打造了一個最佳地緣——從世界屋脊俯沖太平洋，退可立于不敗之地，進可伸張海權——這樣的地緣政治，對于中華民族擺脫至大外患和致力于“和諧世界”來說，真是“自天佑之”！筆者詩（清朝首功）云：　　　　

　　煙塵虜患終于清，萬古胡云一掃晴。

　　形勝四疆吞海寇，昆侖九派逐洋鯨。

　　另一方面，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因為科技進步使海洋變得“單薄”之后，地緣政治的內涵為之丕變：從原先的海洋性很強的國家轉移到了“大海高山廣土眾民之四維一體”的國家。在戰略上，中國的海洋之遼闊令俄羅斯乃至印度“望洋興嘆”；而其陸地之復雜性則叫美國“高山仰止”。美國的地理（廣原和兩大洋），易于出擊而宰世，不堪弱勢而自保；而且其人不能忍受沒有霸權的日子，那樣就會分裂內戰，因為該國缺少民族融和的文化紐帶，它不是“以情相凝”，而是“暫且互利”。印度的正面海陸使之具有和中國相似的“戰略傾勢”，但印度洋沒有太平洋廣大和重要；其背面卻很被動，猶如古中國的中原那般的“逆形勝”，而且國防工程也會便利對方。更為嚴重的是，印度以鄰為壑，使之兩面受敵，此乃兵家大忌（蘇俄曾竭力避免，遂能堅忍不拔）。然而印度和日本等被攬入美國的“地緣政治”之中，此確能致患中國。

　　世界的地緣戰略的歷史演變：A.歷史上：歐亞草原（游牧部落：氣候屏障、騎兵機動捷便。戰例：中國胡患。另外，在現代科技條件下的俄羅斯也是如此，但遜于海洋霸權） → B.中古后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瀕陸大島（英國、日本：風浪屏障，船艦機動捷便。戰例：日本戰勝元兵和英國殲滅西班牙無敵艦隊） → C.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今，大洋大陸（美國：“內涵外延、兩棲巨霸”，從兩大洋鉗制世界） → D.從今往后，陸海形勝（中國：即大海高山廣土眾民之四維一體。另外，印度在較低程度上也是如此）。不過，美國正在嘗試以“太空邊疆”的戰略，來抵銷中國的地緣戰略的絕對優勢。

　　總結一下，在軍事戰略的意義上，中國的地理環境的特點。它有“四性”——地勢形勝性、國土傾海性、縱深復雜性和生態多樣性。這“四性”對于現代中國的國防分別意味著：A.地勢形勝性→能使侵略者望而生畏；B.國土傾海性→便于她自己海洋立國；C.縱深復雜性→戰爭的潛能與后勁大；D.生態多樣性→生物量大，人口多、繁衍快。后兩個特點決定著，中國在戰時的幸存率最高——無論是常規戰爭，還是核戰爭或生化戰爭，只要不是徹底滅絕，中國都能比他國堅持得更久。

　　（五）“島鏈”所形成的戰略對峙

　　然而，現代中國的地緣政治也有其弱點：一是美國經營“島鏈”猶如“攔路虎”，一是西方伸入中東猶如“芒刺在背”。但最近美國計劃從中東撤軍，這意味著什么呢？鑒于中東乃地緣政治學所稱的“世界島”的心臟地帶，是世界的戰略制高點，加上諸大國的背后和石油等因素；美國果真從這里撤走，那說明它的世界霸權的戰略從攻勢轉為守勢。再鑒于中東是美國包圍中國的重要一環，它若放棄，那就等于它的中國戰略，也從攻勢轉為守勢，盡管其把戰略重心移于東亞。

　　其實“島鏈”并不可怕：它似為地緣優勢，實乃技術優勢；后者變化很快，前者則慢。從地緣上說，美國本土對此乃鞭長莫及，而日、韓、臺、菲等及關島則皆為脆弱之點面（技術優勢若喪，便玉破沙散），更何況此脆弱性是隨著軍備競賽和技術升級而遞增的——科學再進步，則“島鏈”就會貶值，正如日本的海洋地緣發生歷史性的逆變一樣。再者，日本越是發展軍備，哪怕擁有核彈，那它就越危險、毀滅的可能性就越大；這是因為：由于歷史的罪惡感，日本這樣做就會鼓勵他國對它先發制人、最大打擊，卻很少會負國際法之責任。今之日本的地緣，與昔之元兵遇神風和日俄大海戰，均非同日而語；比較中國乃絕對逆境，動輒吞滅于戰火，其海上生命線亦會使它窒息。上述“島鏈”或“點面”，平時以美國為后盾，但唯恐被霸主困綁而送死，而且是“樹倒猢猻散”。美國在東亞只能是對峙和威懾，最多是阻遏，而不能真打大打。這樣就對中國有利，因為她是近水樓臺，又是傳統“儒教文化區”，尤其是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輻射，握其命脈；凡此皆為中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良好條件。積攢力量，角逐抵牾；軟硬兼施，剛柔并濟；假以時日，水到渠成；從而突破島鏈，馳騁海洋。朱熹詩云：

　　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

　　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從心理學上講，如果戰線長的一方，在某個局部勢均力敵于一個“生命攸關”的對手（例如中國把臺灣問題視為“生命攸關”）；那么，它在精神上就會處于劣勢，因為它是“生存多途”，故很理性而不冒險，終會退讓。然而這一退讓會影響到“全盤均勢”，但很少人會遠慮于“牽一發而動全身”。只要中國能夠解決臺灣問題，甚或中美兩國能夠在太平洋上“平分秋色”；那么，美國霸權就會搖搖欲墜，而變得特別依賴中國；后者自然而然地按其既定目標和文化志向，向前邁出一大步，此如《易經》曰：“見龍在田”（農業文明，普施德澤）→“或躍在淵”（海洋文明，利進無咎）→“飛龍在天”（和諧世界，萬國咸寧）

　　從今往后，在戰略對峙的情況下，中國克敵制勝的辦法是“文攻武衛”，必須雙管齊下，但要避實就虛——以“文攻”為主，以“武衛”為輔。

　　第一、“武衛”即富國強兵，整軍經武，以致堅如磐石，龍蟠虎踞；雖是堅甲利兵、磨刀霍霍，務必后發制人、各個擊破。

　　第二、“文攻”即攻心為上，恢宏華夏，以致意服心儀，近悅遠來；雖是氣貫長虹,長驅直入，務必暗渡陳倉、瞞天過海。

　　總而言之，首須戰勝自我，方能臨民服眾；再是以仁制暴，終乃兵威去殘。儒經云：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而致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大小歸一。因此，“文攻”的步驟是由內而外，先近后遠：

　　A.九州（中國大陸）：民族自信、眾志成城 → B.諸夏（港臺海外）向心凝聚、抵制西潮 → C.亞太（海陸近鄰）：一衣帶水、歷史情懷 → D.泛教（印回東正）：和而不同、多元文化→ E.歐美（西方世界）：互利共存、相害皆禍。

　　《易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筆者詩云：

　　當今弱者為強者，仗勢霸權倀霸主。

　　狐假虎威松苦藤，偎魔作父兒凌母。

　　疆臺蒙藏慮中華，越印倭韓聯姆虜。

　　龍戰洋天洗宇寰，云開霧散春風煦。

　　二、參考資料：清朝為現代中國所打造的“地緣政治”

　　清朝在“地緣政治”方面的貢獻最大，以致中華的“憂患重心”能夠從“逐鹿中原”轉向“東洋大海”，從而她的戰略地勢從終古的“逆形勝”變成了現在的“正形勝”；這是近百年列強不能滅亡中國的客觀條件，也是當今“中國崛起”與“海洋立國”之必要前提。

　　滿族入關而建立清廷，姑且不論改朝換代之人禍，而就其大體而言：它雖然對于中華民族之“內涵”乃是大沖擊，但對于中國文明之“外延”則為大貢獻。也就是說，清朝把儒家的“平天下”的事業向前推進了一大步。詳述如下：

　　追溯明朝的功績：它把純粹漢風恢弘至極！明朝作為一個純漢政權，勵精圖治，整軍經武，而應對憂患，平治天下，其堅持一二百年而不懈！明朝中葉，因為倭寇與胡騎，從海陸兩面威脅中華（任何民族都難承受兩面受敵）；所以儒家必須進一步“平天下”，來形成“真正的”大一統——化蠻荒、靖邊土，旨在確保吾民族之安身立命和吾文明之可大可久。然而，“郁郁乎文哉”的士大夫不勝此任——他們雖善于在文化上“盡精微”，但拙于在文明上“致廣大”，故他們忙于“內圣之功德”，而把“外王之霸業”拱手相讓于“入主中原的蠻族”。所以，儒家在這方面奉行“以夷制夷、守在四夷”之上策（老子亦曰：“借人之力，配天之極”）。

　　改朝換代亦是積攢新生力量而再沖刺。滿清之替明，不再用長城限內外，從此塞北江南永和為家；絕除千年胡患（夷戎蠻狄），囊括四疆形勝（蒙藏滿疆）；再加上收臺灣，臣藩邦，拒沙俄，賓泰西；從而譜寫了空前無比的“盛世華章”。筆者詩（胡患消融）云：

　　千城血泊哭神農，百代煙塵繞夏龍。

　　大漠東西融大雅，長城內外廢長烽。

　　從那以后，中國就能夠充分利用大縱深和高傾壓的大陸地緣（非比從前那單薄的中原：四面受敵、四戰之地），來應對來自海洋方面的至大外患。其功巨也！若非如此，數百年后的中華，必亡于列強——不僅蒙藏滿疆非我所有，反被敵國用來居高臨下，傾覆華夏；尤其是在遭遇“海洋暴力”之時，中國哪能迂回喘息而存有生機！俄羅斯與日本乃虎狼之國，后者敗則美蘇英三分我沿海與邊疆矣！事實上，自從清朝盛世以后，中華雖然罹至患因而國運極為悲慘，但其地緣政治的優勢卻也愈趨顯著；她之所以能夠在很短的時間里扭轉逆境（百年間從列強瓜分到“中國崛起”），這一客觀條件也是起到重要的作用的。從世界屋脊順勢而下，俯沖太平洋，能攻能守——其力弱時亦能阻擋外寇，后者最多像日本之侵華，逆水仰攻而越陷越深；其強大時尤可傾壓霸主，后者想要長期遏制中國，而欲使這個面向大海的國度“雖是近水樓臺，卻不敢越雷池一步(指深藍色海洋——太平洋的縱深)”，真是越來越難呀！如果不是清朝在“地緣政治”的方面立了大功，現代中國哪里談得上有效地應對冷戰與后冷戰，遑論和平崛起與海洋立國也！　　　　

　　三、參考資料：中國與冷戰：最初的受害者，最后的真贏家

　　所謂“共產陣營”和“民主陣營”之間的冷戰，起源于1945年美蘇英三強首腦之共謀，主要是以《雅爾塔密約》來犧牲中國（外蒙、滿洲利權、國民黨政權＋后者所培植的統一的朝韓政府）；若非如此，它們之間的對抗就會升級，并非“冷戰”，而是“熱戰”——第三次世界大戰。

　　冷戰歷時近半個世紀，結果是是一方“分崩離析”、一方“不戰而勝”。然而這只是表面上的，美國似已成為天下主宰，但世界卻趨于多極化。德日兩國及亞洲四小龍無疑都是冷戰的受惠者，但僅此而已。實際上，中國才是冷戰的真正的最大贏家！中國贏得冷戰有雙重意義：一是中華民族自從她被三強以《雅爾塔密約》宰割以后，卻能夠否極泰來而成功崛起；一是她的共產主義竟也幸存下來，并依然發揮其對內維護“大一統”、對外應對“新冷戰”之功效。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中國在冷戰中的所作所為：中國共產黨把中國的古老智慧發揮到了極致，先是“合縱”于蘇聯而有后盾(1950－60年)，再是“連橫”于美國而有奧援 (1973－89年)；在中國最孤立的時間段里，她打敗了受到冷戰雙方支持的印度，保證了邊疆腹地的安全。韓戰越戰、抗印抗蘇，再加上兩彈一星、三線二炮，凡此令中國成為冷戰的一個重要角色。中國縱橫捭闔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既起到了平衡作用，以防止世界大戰的爆發；又抓住了發展契機，來解決自身球籍之難題——在兩個超級大國的輪流“扶植”下，中國先后開展了工業化和現代化（作為中國崛起的必要條件，“出海”而參與世界市場與西方經濟，這是由中美結盟所帶來的）。老子曰：“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之極！”

　　三、參考資料（現代日本）：大和精神？喪魂落魄

　　（一） 脆弱的寄生性

　　不管中國崛起與否，國際競爭均會加劇：共贏的機會少，沖突的趨勢大。這是因為今人類所居住之地球村，已是生態超限與市場飽和，發展的余地用盡；而且地球村所賴以存在的生物圈，正在萎縮，將要解體。在此情況下，中國既要克服西方霸權的致命重壓，又要應對全球危機的愈益深重；因此，雖說是“中國崛起”，但仍是“救亡圖存”。西方自身的憂患尤其大：既要防堵“中華天下”，又得面臨“世界末日”。相比之下，日本的前景最為暗淡：它倚靠美國、犧牲中國所獲得的“生存空間”，將會喪失。本文并不直白“日本末日論”，而是闡述支持日本成功的兩大精神支柱——武士道與大和魂——是怎樣隨著日本的地緣優勢的逆變，業已倒塌或搖搖欲墜的。

　　就中日關系的歷史而言，由于在“地緣政治”上具有絕佳條件，日本在文化和生態兩個方面，皆在很大程度上寄生于中國。在明治維新以前，如此寄生性以文化為主，以生態為次。在文化上，日本乃“師從圣賢”，像似“擇善而從”，實則“斷章取義，為倭所用”，并在其本土琢磨器理而精益求精。在生態上，日本乃“打漁殺家”，絕少“回饋反哺”，倒是“輸毒于外，宣泄矛盾”，遂在其本土助長殺氣而整軍經武。在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在文化上“脫亞入歐”——鄙夷守護天下和諧的文明母親；在生態上“盜憎主人”——攫取暫時身陷逆境的千年古國。“盜憎主人”分為兩期：1945年之前乃直接攫取：日本憑借其“近水樓臺”來劫掠中國，先是以列強為伍，再是以獨吞為主；1945年后乃間接攫取：美國利用其“地緣價值”來遏制中國，日本遂從中取利，成為經濟暴發戶。然而今天，中國崛起而海洋立國乃勢在必行，勢不可擋；不久將來，日本的地緣優勢必定發生逆轉：其利用價值和生態空間均被堵死。日本還能做什么呢？它依靠“地緣政治”及其所造成的精神與軍事之優勢，全都發生了逆轉。

　　（三）武士道之破滅

　　從忽必烈兩次征倭皆遇“神風”而失敗，到后來明朝之應對倭寇，處處設防而防不勝防，凡此顯示了日本的地緣優勢——它可以隨時隨地侵略大陸，而島國則無論如何不會受到報復（英國也大抵如此：從百年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這一客觀條件也就奠基了它的武士道精神（大和魂）——個人越是勇敢犧牲，國家越是戰無不勝。如此地緣優勢與好戰精神，經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日戰爭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再三顯靈而變本加厲。但是物極必反：1945年兩顆原子彈使之灰飛煙滅，以致今之倭民“談虎色變”：一想到中國的核打擊力量，他們就膽戰心驚；一想到中國乃廣土眾民、縱深多山，生怕滅種的島民的“核勇氣”就變得沮喪。追根溯源，原始返終，讓我們來看支持武士道精神的三要素是如何失效的：

　　（甲）強者意志？古時日本武士所標榜的，是精神上的優越，就是首先能夠在心理上戰勝自己，才能戰勝別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不要命”與“要人命”是息息相關的。老子也說“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道德經》）佛陀亦云：戰勝 他人一千次，不如戰勝自己一次。圣人乃向內修己，感化人心；而武士道則是從惡殺人——以強化意志力來克敵制勝。盜亦有道：日本武士之“道”乃是強人一等、征服一切的道德律。《葉隱》一書乃極殘酷的“武士論語”。心理強者所存在的必要條件是“恒是勝者”——個人雖會犧牲，但其效忠對象則永存。拿日本國來說，好像就是不可征服的。不是嗎？海洋及其風浪，其對于島國外侵自是交通捷便，機動靈活；而對于保衛自身則是天然屏障，艱難險阻。然而好景不長：科技改變了一切，島國變得易受攻擊，島民幾乎無處藏身！好戰必死無疑。精神全垮了！投降反而活得更好（日本人曾奉麥克阿瑟為慈父，至今尤感激山姆大叔的恩惠）。所以日本的民族性變了：從“殺身成仁”到貪生怕死！

　　（乙）殘忍決勝？據歷史記載，有一個名叫山本吉左衛門的日本人，是如何被培養成赫赫有名的武士的呢？他遵照其父的指示，5歲時就斬殺狗，15歲時斬殺死罪者。武士大眾，14－15歲開始實習斬首。武士從小帶刀，嗜殺成性。例如佐賀鍋島藩主直茂，向其子勝茂說：“要使斬首習以為常，得先對處刑者斬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門內，排列十人讓他嘗試斬首，勝茂連續斬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強壯的年輕人，就說“已經斬夠了，那家伙讓他活吧，這人才免斬得救”。老子曰：“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但日本社會則截然相反。從世界歷史來看，殘殺之習，乃古代游牧部落之風氣，而西方殖民者則更勝一籌。如果與蘇俄的階級斗爭比較起來，日本武士道又算得什么呢！山外有山，學惡誰不會，只不過人家收斂他放肆而已！把一向仁靜文雅的國度硬是逼成富有戰斗精神的“惡鄰”（中、韓、朝），這不是日本造孽而又咎由自取嗎？

　　（丙）犧牲精神？只要武士忠于“天職”，就能得到榮譽，家族共享，播及后代。這種不計代價維護個人榮譽的信念，使得武士勇于“殺身成仁”。當他們被敵人團團圍住的時候，仍然奮不顧身，拼命殺敵。若以武士道的標準看，這并非是犧牲自己的生命，而是捐軀效忠，靈魂不滅。然而，如此的自我犧牲的精神，古代的東西方的殉道者和近現代歐美的愛國主義，比比皆是；而共產主義則發揮至極，更具有普遍性與感染力。日本軍隊曾憑著武士道的犧牲精神戰勝了沙皇俄國（1904－05年），但在遭受蘇聯紅軍的幾場打擊之后（首先是1939年5－6月間的諾門罕戰役），才有遭遇“天敵”之感。若論戰爭機制，假如中國民族主義（國民黨）不是在國際結盟的方面占有優勢的話，日本軍國主義戰而勝之，不在話下；但是無論如何，蘇聯或中國的共產主義在精神力、組織力和動員力三方面均是超過日本軍國主義的，此乃倭民永喪“戰魂”之另一原因。

　　在現代性的戰爭機制尚未完備之際，日本武士道之初 發難十分見效，但很快就會失靈。英國哲學家羅素早在1921年預測日美太平洋戰爭之時，指出：“日本政府認為與美國的戰爭終不能免。……海軍大將左藤說：美國人缺乏武士道精神，再加上他們孜孜求利，無法忍受長期征戰的痛苦，故必敗無疑。這種胡說八道真是浪漫之極。在現代戰爭中，武士道精神毫無用處，而且美國人的勇敢堅毅不亞于日本人。如果兩國交戰，哪怕歷時10年，最終必然是日本敗北。” 經過了無比慘痛、險些滅種的歷史教訓，日本人才反過來又覺得老子《道德經》中的話“千真萬確”，即“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因而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從以往的膽大包天而逞性妄為，變成現在的委身強霸而茍且偷生。

　　（四）優越性之真相

　　今之日本人認為他們雖敗猶榮，其武士道精神戰后猶存，只不過從軍事轉向實業而已，并且還帶來了“日本奇跡”——武士道雖是隱而不明，但“日本優越性”確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就來揭穿“日本優越性”。按照佛教的講法，凡事均是因緣相聚而生，因緣離散而亡。近代日本之“太陽升起”和它將來的“日落西天”，皆是如此。“因”指內在因子（精神），“緣”指外在條件（地緣）。而這兩個方面，日本都是依靠中國的，換句話說，中國是日本成功的“因緣”。先講“因”，再講“緣”。

　　（甲）日本成功之“因”。日本的思想文化之大體來源于中國，就連武士道最早也是戰國秦漢的俠士之風。假如不是中國文化之輸入，今天的“日本文明”，單憑西方之影響，最多也和菲律賓一樣；但若任其自我進化，而無外來因素，則是與非洲的馬達加斯加不相上下（如果不是歷史上來自東亞大陸的移民與文化輸入，今之日本島民則等于或近似于19世紀的蝦夷人或阿伊努人）。

　　（乙）日本成功之“緣”。這主要是地緣：兩國隔海想望，距離“恰好適中”——既能夠吸取“文明養料”，又能夠“特立獨行”（倘若距離太近，或像臺灣自然并于大陸，或如朝韓久被納入藩貢）。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日本能夠劫掠中國，而不會遭到報復。這樣，東亞大陸及朝鮮半島也就成了日本宣泄矛盾、從而保持自身穩定的場所，也就成了它之競爭與發展的“剩余生態”或“安全閥”。這里順便說一下，今之學者好拿日本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洋務運動作比較，來妄自菲薄、自慚形穢。殊不知論變法維新，中國不知道要比日本難多少倍！——其一、中國仍是“王天下”（九州華夏＋蒙藏滿疆＋朝貢百藩），一亂全否：不僅分崩離析，而且禍爆中原，列強趁火打劫，如何化解？日本像西洋一樣作為世界和諧的破壞者，因利乘便，不負責任，當然輕松。其二、日本社會轉向競爭性，其內部的失衡與矛盾，可以憑借其島國的“海洋地緣”來向外宣泄，禍害大陸；但中華走向歷史的反面，如何平衡？到哪里去侵略擴張？其三、中國面臨四夷交侵，承受著列強的致命重壓，而英美等國不僅“釋放”日本，而且還扶植它，讓其入伙分贓。

　　（丙）日本應變“善緣”。繼續講日本人在地理環境的方面是如何利用“中國緣”的。如前所述，日本之對中國，在歷史上，以“師從圣賢”（學習）為主，以“打漁殺家（劫掠）為次；從19世紀后期到1945年，變為全然“盜憎主人”——先是入伙或蠶食，再是單干或鯨吞；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由直接劫掠改為間接劫掠——成為美國“以亞制亞、以華制華”政策的最大受惠者。如果不是在地緣政治的方面，美國能夠利用日本來遏制和包圍中國；那么，美國就不會扶植日本而讓其分享“西方價值”的（韓國、臺灣亦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美國曾決定把戰后的日本變為農業國，不允許它發展工業和科技；然而就在國民黨政府派人到戰敗國來拆運機器的時候，美國卻改變了主意。

　　這就是說，迄今為止，日本之所以取得成功，從而享有“優越性”；主要是因為它的地理位置相對于中國，具有“地緣政治”之價值，再加上日本人善于利用這個“價值”（也就是從中國學來的“隨機應變”）。在其掌握地緣優勢（海國的戰略優勢）的時期，日本人自己利用它；在其損失地緣優勢（島嶼受致命打擊）的時期，日本人就把這個“地緣價值”轉讓給霸主，而從中牟取暴利。但是，不久將來，有那么一天，中國已充分強大，從而進入深藍色海洋，并與美國平分太平洋水域；那么，美國再怎樣利用日本的“地緣政治”、而日本又如何繼續享受山姆大叔的優惠呢？屆時，日本的“生存場”都在中國的懷抱之中，就連去南極偷捕鯨魚的船隊，都要事先賄賂“滿大人”，那日本人還怎么活呀？他們或許就會“棄父認母”，回歸偉大的母體文明，甚至成為恢復朝貢制度的鼓吹者和示范者，一切都難說呀！

　　（丁）惡者必有天敵。爭強好勝，是“日本優越性”的另一個方面，現在也成了夢幻泡影了！日本民族的劣根性之一，就是欺軟怕硬。日本人原以為在東亞大陸、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除了兇悍的游牧部落之外，那些過著仁靜和睦的農耕民族全都軟弱可欺，都是很容易淪為日本人的獵物的。拿中國來說吧，戰國算有武風血性，秦漢堪稱英雄時代，以后則變得文弱，唐代稱霸一世，宋朝不堪一擊。而忽必烈征倭則為關鍵：以前倭人尚能仰慕華夏，謙虛好學，且賓服有禮；而后他們公然輕視中土，傲慢不臣，并伺機來犯。日本人認為《孫子兵法》對于中國人來說僅是“紙上談兵”，而對于他們自己來則為“制勝指南”。他們從不接受這樣兩條“儒家說教”：第一、在中國，武力乃無窮，但備而不用；發明乃最多，但利而不害（慎用科技，以免人類戰爭之無限升級）。第二、為了維護九州之內及四海之外的太平與和諧，以防止全人類之自我毀滅，中央王朝讓“郁郁乎文哉”的士君子來安排河山，管理天下（包括朝貢制度），旨在推行《易經》所定下的“世界安全”之原則——“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勿用物質力量亂天下）；“各正性命，保合大和”（確保眾生賴以存在之和諧）。“大和”之名源于《易經》，而日本則背道而馳，破壞天下和諧與人類安全！往昔之倭人絕不相信利瑪竇等人這樣的見解：中國最愛好和平，卻又是一個具有極大的軍事潛力的國家！英國哲學家羅素也說：“假如中國人愿意的話，他們將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如果其他民族逼迫他們去為自由而戰斗，那么他們就會失去他們的美德而去品嘗帝國的滋味”。羅素還一再警告西方列強及日本（他曾親自到日本闡述其說）：“不要把中國逼到到歷史的反面，而變成一個極其危險的軍事強國！”但日本人對之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照樣窮兇極惡，甚囂塵上。結果，現在日本的身邊臥有一個虎視眈眈的“天敵”——不僅是個具有高度組織力與戰斗性的共產國家，而且正在變成一個實力雄厚的超級大國。今之日本人雖然在表面上裝著很不在乎，并且常說：“我們戰敗于美國，而非中國”；但心里一想到這事，就驚恐不安：“中國再變強大，我們怎么活？”很多日本游客在參觀那讓人聯想到中國的巨大軍事潛力的西安兵馬俑之后，都會有畏懼之感，久久不能平靜。

　　（五）大和魂之落魄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世界的地緣優勢發生轉移：從單純的海洋國家轉移到了具有地理縱深的海陸大國。1937－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時期，日軍自東向西而逆水仰攻，越陷越深，首次感受到大陸地緣的艱難。戰時日本本土飽嘗狂轟濫炸乃至兩顆原子彈，這意味著日本的海洋地緣已發生優劣轉變——日本的戰無不勝的根基已不復存在。自那以后，日本的軍魂士氣業已喪失殆盡，卻根本無緣恢復。再從中日對抗的角度強調三點：A.日本的地緣已是絕對劣勢：就今之軍事而 論，日本已變成了“殘廢軍人”——心理殘廢＋地緣殘廢；發展軍備也無濟于事，而且越是發展軍備（哪怕握有核武器），其亡國滅種的機率也就越大——彈丸之地，動輒滅頂之災，而他國則有地理大縱深可迂回。B.中國的地緣已是絕對優勢（清朝打造的“地緣政治”）。C.兩國道義士氣之懸殊：由于在歷史上，日本多行不義而結怨于近鄰遠邦，而對方則講信修睦，王道積德于天下；所以，如果日本與他國發生戰爭，他國必是同仇敵愾而滿腔熱血，化悲痛為力量；但日本則不然：不僅是難上加難，即使“出師有名”也是無名，而且是兇多吉少，甚至是自取滅亡。目前的日本，雖然其民情世風實際上是畏戰厭戰，但其朝野上下則一致傾向于利用西方霸權來狐假虎威，仗勢壓人（包括擴軍備戰，加強美日軍事同盟）。

　　就將來的中日關系來看，日本既害怕中國，又依賴中國。日本害怕中國有兩點：A.“中國崛起”而 “海洋立國”，如果再向前一步，不管她是否與美國平分太平洋；那么，日本的生命線就在中國的掌控之下了，其是死是活，全不由己。B.將來如果發生中美大戰，那么，一向玩耍機會主義的大和民族，還有韓國人和臺灣人等，很容易葬身火海；而主要交戰國——特別是地形復雜、極大縱深的中國——反倒能夠幸存下來。往昔是大陸國家飽嘗外患，而今是海洋民族極為脆弱。日本依賴中國是指：除了經濟圈和生命線之外，還有兩點：一是日本的中國文化資源甚豐，這可以成為將來“中日親善”的資本；一是地球生態遲早會崩潰（例如海水上漲），屆時日本需要背靠或仰仗東亞大陸。反正日本一直是“吃中國飯、吸中國血”的——歷史上，他在文明母親的哺育之下而成長起來，盡管是個不孝之子；但近世以來，他則大逆不道地步西方列強之后塵，助桀為虐而變本加厲，來嚼噬文明母親的血肉之軀，而且還要獨自蠶食鯨吞。就是在他戰敗之后，中國承受著超級大國的致命重壓，日本也從中也得不少好處（不過，它也拿出一點零頭“回饋”中國，即1980年代援助 中國）——今之日、韓、臺等之民主自由和經濟發達，都是在犧牲中國大陸的前提下獲得的，這是因為它們在“地緣政治”方面能夠被美國利用來威脅中國，所以它們有幸地分享“西方價值”。然而無論如何，將來日本再頑劣、再投機，也逃不出中國的“如來佛之手掌”了！中國弱的時候，日本“脫亞入歐”，入伙打劫中國；中國強的時候，日本是很容易被美國先犧牲掉的。何去何從？若是中美兩國發生戰爭，日本最先完蛋，無路可逃！所以《文明沖突》的作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停頓說，日本肯定會被中國劫持——而且日本為了自己的生存也心甘情愿地“與中國結盟”——來對抗美國。原因如何？亨停頓沒有講清楚。可能是說：在中美兩國的劇烈對抗之際，日本依舊與美國為伍，必是死路一條，萬劫不復；但若同中國合流，雖則九死一生，但尚有希望。不過，這像是奇談怪論，無人相信，我只是拿來共欣賞而已。但就目前而言，日本正在想方設法來扭轉它的越來越差、兇多吉少的命運。日本朝野智囊反復研究，制定出上中下三策（講開來也是老調重彈，毫無新意），即：下策是鞏固與美聯盟，遏制中國擴張（下策容易）；中策是拉攏亞太各邦，分散中國防務（中策較難）；上策是暗助蒙藏回疆，牽制中國出海（上策最難）。然而，日本最希望看到中國分裂，一切問題皆迎刃而解，那才能保證日本的長治久安呢！筆者詩云：

　　鬼寇行兇不嚇人，談核色變怕沉淪。

　　甘為虎倀身偎霸，豈愿龍騰己貢臣。

　　四、參考資料（當代中國）：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最近有一位中國學者說，“今中華之發達與強盛乃國史之最”，這確實令我們每一位華人為之驕傲。但在慶幸之余，我們也應該看到非理想面，這里僅談五點：A.世道人心：富而好禮嗎？取財有道乎？遑論夜不閉戶、路不拾遺！B.就世界比較而言，中國的人均產值還很低，但貧富差距卻很大。C.領土主權：失地久難復，諸鄰又奪嶼，國家尚未統一，此遠非康乾之大一統所能比！D.國際地位：海洋立國多障，霸權傾壓猶烈，四圍趨炎附勢，哪里還談得上“仰慕華夏、敬畏上國”！中國何時再能成為“良范萬邦的楷模”呢？E.環境代價：國內的險情是生態萎縮、江河廢流，世界的憂患是海漲陸沉、地球變異！

　　實際上，從鴉片戰爭到如今，中華民族的厄運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而且隨著中國之崛起，她所面臨的內憂外患也在同步增大。除非是到了那個時候，即中國再次成為“天下中心”，而且是像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所期望的那樣成為“全世界的中華王國”，那才是“憂患余生，皆大歡喜”呢！但在此之前——在儒家的理想被實現之前，中國總是大可能被西方霸權所壓垮的。當然，若是考慮到核武的“恐怖平衡”和生態的“海漲陸沉”，那么，中華的厄運亦是全人類的悲劇。另一方面，即使中國能夠幸運地充分崛起，那么，世界文明對地球生物圈的沖擊也一定會極為劇烈，其結局同樣是不堪設想的——英國哲學家羅素說：如果中國也被迫走向西方化與現代化，那對于這個已經備受西方折磨的不幸的星球來說，很可能是最后一擊！也就是說，中華民族似乎已經牢靠地保住了她自己的“球籍”，似乎已經解決了其生存與發展的問題；但實際上，也包括她在內的全世界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儒家的“平天下”也到了最后關頭，要么是人與生物圈同歸于盡，這是西方文化——它的“啟蒙”和“理性”、它的科學與上帝——所表演的“群魔亂舞”之劇終；要么是中華民族與全人類的生存問題能夠一并解決，從而實現中國文化的終極目標——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民胞物與、天人合一！中國人啊，全人類啊，在這進退維谷、大禍臨頭的情勢下，你們將運用什么樣的智慧來絕處逢生呀？筆者詩（泰西之咒）云：

　　龍傷道喪淪歐亞，兩戰絕寰今核化。

　　虎豹豺狼互噬吞，東南西北相殃嫁。

　　毀他毀我孰贏家，立己立人唯儒夏。

　　海漲陸沉溯泰西，移民天外稱星霸。

　　§附圖1：目前中國的內憂外患，可謂危機四伏，險象環生。美國快要完成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只等待“中東問題”之解決。美國暫時對華圍而不打：“文攻武衛” 而“以華制華”，“拉幫結伙”而“以亞制亞”；一旦機會成熟，它就會直接介入，像幾年前其狂妄的政客所叫囂的那樣：“把中國打回到石器時代！”

　　§附圖2：未來中國的內憂外患。現代中國的穩定與繁榮決定于外向平衡。歷史中國沒有外向平衡，只是限于其國土之生態圈；因此，她也就沒有高速發展，但傳統文化能夠保持良好的自我穩定，而且是穩定地壯大其文明。現代中國為了應對西方的致命挑戰，采用了西方式的競爭性的生存方式，旨在獲得科技實力與幸存能力。如此生存方式所含之爆炸性張力——生存競爭所致人與人、人與自然之愈益沖突，它或為發展之原，或為禍亂之源；“趨利避害”的關鍵在于外向平衡，即分享全球性之生態（市場、資源、技術、信息等）。若非如此，則矛盾聚爆于內，動亂浩劫（1976年之前）。1970年代末期中國的外交突破，成功“出海” 從而進入西方市場，這是她走向繁榮與穩定的契機。在外傾發展（外向平衡）的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內部的一切不穩定因素均易于化解；即便是西方勢力或西方思潮造成的動亂，亦能一一平息（如圖a 所示）。西方不敢大動作而破壞中國，因為雙方在經濟上互利存共，害人亦害己。然而，今之各國工業化皆是犧牲地球生物圈，這遲早會出大問題。換句話說，中國既已卷入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必受其周期影響而發生共振；這些均會妨礙中國的“外向平衡”。總有一天，外傾發展或外向平衡的路被堵死，從而又是矛盾聚爆于內——這下真是中國乃至世界的滅頂之災呀（如圖b 所示）！

　　五、參考資料：中國歷史上胡患的興亡

　　在近代歐洲興起以前，歐亞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是世界上的主要暴力源（戰爭源）。在迄今為止的世界歷史中，有兩大暴力（戰爭禍源），即：近現代西方的暴力 ——“海洋暴力”，和在此之前的歐亞大草原的暴力——“草原暴力”。這里只講后者，而且主要是講“草原暴力”對中華文明的影響（胡患）。正是這一古代世界的最大暴源，它沖毀了許多文明（包括羅馬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相比之下，中華文明雖是首當其沖，備受禍患；卻能巋然獨存，融和壯大；可見她無比頑強，最具生命力。下面就來分析“胡患”興衰之原因：

　　（一）胡患之成因

　　1，生態極度緊張。相對而言，歐亞大草原處于地球的高緯度，陽光不足，加上內陸之缺水，這使得土地的生物量甚少（荒漠植被），因而造成生態/人口之過度緊張——人口稍有增加就面臨生存危機，引起沖突，形成暴力。如此暴力沖突經過整合而變為向外征服的動力。

　　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之詩句：“云山萬里兮歸路遐。疾風千里兮揚塵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為驕奢。……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殺氣朝朝沖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

　　2，社會傾向好戰。A.精神：由客觀條件所決定，和諧不能生存，打殺或能茍活。所以形成好戰精神。B.習俗：從小就學習騎射，稍大則以游獵為生計；在生存危機之際，則四處搶奪，并于打殺中形成越來越大的戰斗團體。C.組織：全然的戰斗陣勢，棄老賤婦，以雄壯為尊。游牧馬隊，機動靈活，馳騁疆場，穿插包 抄。

　　歐陽修詩曰：“胡人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明妃曲和王介甫）元代薩都剌的詩：“紫塞風高弓力強，王孫走馬獵沙場。呼鷹腰前歸來晚，馬上倒懸雙白狼。”（上京卻事）清代嚴遂成的詩：“地近邊秋殺氣生，朔風獵獵馬悲鳴。”

　　3，禍因向外宣泄。從歐亞大草原到各文明中心，地表的生物量和水量越來越大，氣候也越來越溫和；相反則干燥苦寒且無食品。因此，游牧部落向外侵略很方便，而外部勢力打進來則極為困難。這就是說，對外戰爭是面臨生存危機的游牧部落的可行之路。

　　陸游的詩：“殺氣昏昏橫塞上，東并黃河開玉帳。”唐代屈同仙的詩：“是時天地陰埃遍，瀚海龍城皆習戰。……漢兵候月秋防塞，胡騎乘冰夜渡河。”（燕歌行）

　　（二）胡患之可能

　　1，物質財富誘因。相對于亞洲內陸的荒漠草原，華夏農耕區偏于東南，低緯度，并在海陸水循環（季風雨）的覆蓋范圍之內；所以陽光和水份皆充足，因而土地的物產豐富。因此，生存極不穩定的游牧部落，就把華夏農區和文明中心作為其掠奪對象。

　　唐詩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渡玉門關。”——西域、江南的生態差異何其大也！關于漢地之富裕，杜甫《憶昔開元》曰：“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另，司馬遷《史記•平準書》曰：“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后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

　　2，地理環境傾勢。相對于游牧地域，華夏農區主要是平原（華北平原、江漢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四川盆地等）。所以胡患勢力具有地緣俯沖的戰略優勢。幾大高原諸如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云貴高原和黃土高原，前兩者為牧區，第三者蠻夷居半；而黃土高原雖為漢地，但因生態惡化而易于變成內亂之源。至于長城，隨著文明重心和華夷之交的南移，特別是隨著胡人內遷和華夷混雜，則很難發揮有效作用，乃至失修荒廢。

　　明代高啟詩曰：“牛羊草漫野，大帳天山下。十萬控弦兒，聞箛齊上馬。”唐代盧照鄰《雨雪曲》云：“虜騎三秋入，關云萬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漢月明。”明代李夢陽《經行塞上》之論“防不勝防”：“天設居庸百二關，祁連更隔萬重山。不知誰放呼延入，昨日楊河大戰還。”王安石《白溝行》之論胡人居漢地：“白溝河邊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使常來射狐兔，漢兵不道傳烽燧。萬里鋤耰接塞垣，幽燕桑葉暗川原。”

　　3，華夏文明柔弱。A.和諧：物產豐富易于和諧。因為地理環境相對封閉，而不能向外宣泄矛盾；所以不和諧，則無以為生。越是天災人禍或內憂外患，越是需要恢復和諧；結果，和諧造成“文弱不堪”，乃使胡患變得不可遏制。所幸蠻族不可能像摧夷羅馬那樣地消滅中華。B.文治：儒家究竟是讓人民道德自覺而自我管理，只因生態退化而天災人禍，不得已才興中央集權來治水防夷；但儒釋道文化之盛行，又使上下四方融通而中和，朝廷實行德治與無為而治，做到“圣人處上而民不重”——人民感覺不到有政治壓力。這樣，社會變得仁靜安樂，愛和平，非尚武，不善戰。C.散漫：與西方文明或現代社會相反，傳統中國乃缺乏組織性與強制力，百姓以情相聚，鄉里自治，自由散漫；國家（朝廷）不具有較大的動員力；它平常治水防夷尚可，但在內憂外患嚴重之時，則形同虛設，更不能挾萬民以御侮。傳統政治追求天下太平，卻不堪胡患掩至。

　　唐朝杜佑所作《通典》一書，其中有論生態圈與華夏文明，曰：“覆載之內，日月所臨，華夏居中土，生物受正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圣賢，繼施法教，隨時拯救，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慈孝生焉。”

　　（三）胡患之實現

　　1，黃河文明逆變。胡患從早期的偶爾出現到后來的經常發生，華夷沖突越來越大，漢人從具優勢到處劣勢，凡此均與文明發祥地（黃河流域）的生態逆變密切相關。文明發祥地的生態逆變是指：技術、人口、競爭和生態等因素互動相激而惡性循環：鐵器普及→毀林開荒→人口增加→生態退化→天災人禍→內憂外患。其中的關鍵環節是，鐵器普及破壞了黃河流域及華北平原的大森林，它導致海陸水循環（季風雨）的失調和紊亂，其結果是：在海洋季風所達不到的空間（荒漠草原），喪失了森林蒸騰之降水；而在海洋季風所覆蓋的范圍內（華夏農區），季風到來則水災，其他時節則旱災。文明發祥地的生態逆變對于胡患的影響有六點：

　　A.森林蒸騰降水的銳減，加劇了海洋季風所達不到的地區（塞北、西域及河西走廊）的生態緊張和社會沖突。漢晉之際的羌人禍亂與此相關。

　　B.華北及西北之大森林的消失和水體（河流、湖泊）干涸，有利于胡騎之馳騁于一馬平川的中原大地和江漢平原。

　　C.華夏農區的天災人禍，會削弱中央王朝的治水防夷的能力；胡騎往往乘虛而入，以致內憂外患惡性循環。

　　D.華夏農區的動亂勢力與胡患相匯合：或者叛逃之，或者援引之。結果內憂外患乃不可遏制。

　　E.上述華夷之惡性匯合，使得漢人的技術、文化或智慧均被胡患勢力所掌握（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結果漢人喪失了僅有的軍事優勢。例如西漢軍隊對匈奴是以一當五，后來變成一比三，再后來便根本逆轉。

　　F.上述生態退化、天災人禍及內憂外患，使得華夏文明更加注重于社會的和諧穩定，而讓儒釋道的文化大行其道；以致文明主體變得越來越“文弱”，而不堪胡患。

　　G.史前的黃河流域溫暖濕潤，特別適合創發農業文明。在此以后，不僅文明展開導致了生態逆轉，而且自然本身也發生變遷，那就是歷史時期的氣候變冷。非只是現代學者多有這方面的科學論證，古人也有詳述，并特別指出：氣候變冷是華夷沖突之均勢與重心，從燕山一帶南移至黃河兩岸的主要原因。

　　氣候變冷有利于胡夷南下。唐詩云：“草白河冰合，蕃戎出掠頻。”（杜荀鶴/塞上）,又云：“冰橫曉渡胡兵合，雪滿窮沙漢騎迷。”（趙嘏/平戎）另，李華 《吊古戰場文》曰：“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枚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尸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

　　2，古人智慧有誤？今人總以為，維持“合理文明”并非難事，文明之所以多災多難，那是因為人們的制度選擇的有問題，或者是統治者的邪惡。持這種觀點的人，乃是被西方文化所欺騙。殊不知，西方文明或現代文明是以犧牲全球性生態為代價，故其看起來是康莊大道而通向理想，實際上是人類正在走向自我毀滅，而且越是接近毀滅，越亢奮越繁榮，人們越是迷茫。中國古人只用局部的生態圈（而非消耗全球性生態）來創發文明，自我調節，動態平衡。他們不僅承受內部的失衡與 憂患，而且還承受遍天下的禍因亂源；不僅要穩定九州之內，還得安頓四海之外，并盡力推廣其“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和諧模式，以確保各民族乃至全人類的和平與永生。所以，中國古人維持文明、治理國家之難度，不知道要比近現代西方要大多少倍！古圣哲的高超智慧遠非今之單純的、割裂性的“理性智慧”所能比—— 今天我們所崇尚的科學與邏輯，乃是競爭性與征服性的、因而是人類自毀的智慧。言歸正傳，再看歷史中國的胡患。假設歷史中國尚武，并大力發展科技；那么，她 克服胡患似乎不在話下，但社會的競爭與沖突也會無限升級——除非能像西方那樣的全球擴張，文明勢必毀滅。果真如同西方，則隨著帝國主義與霸權，民主、科學、工業和資本等應有盡有；但是，世界大戰乃至核戰爭也大有可能“古已有之”，即便非此，那地球生物圈能夠支持西方式的文明一千年嗎？所以中國儒家選擇和諧與永生之道，寧愿承受胡患，而不反其道而行之，走向人類自毀。

　　（四）胡患之消亡

　　1，中華怎能延存? 面對著無窮胡患和文明發祥地（黃河流域）的生態逆變，中華文明為什么沒有像其他古老文明一樣地消亡？如果不是江南開發而緩解生態和儒釋道興而調控人心，中華文明必毀無疑。進而言之，A.如果不是江南開發而緩解生態，則中華必像巴比倫那樣隨著文明發祥地的生態逆變而消亡。再者，中原以外的華夏農區多能阻隔胡騎。史稱江淮之間的霖雨和東南中國之江河湖汊，能夠挫傷胡騎的銳氣；即便是其入主中原，非接受中國文化而不能重建大一統；這也是華夏民族與中國文明能夠幸存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B.如果沒有儒家，華夏就會像羅馬那樣在遭罹蠻族的首次打擊之際，就會不復存在。這后一點是因為：中國是靠“文化諸野”營造中央，中央垮還可復建；羅馬是用“中心血統”駕馭四方，中心倒而四維崩。國學大師錢穆說：“羅馬如于一室當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于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于千古。”筆者詩（以夷制夷）云：　　　　

　　云邊縱馬踏瓊宮，板蕩中原儒道窮。

　　一代天驕統內外，千年痼害化和同。

　　2，中華同化夷狄。對于胡患勢力，華夏似乎無能為力：即使在中國歷史的“英雄時代”（秦漢），在中央王朝強盛之際，傾師遠征，絕漠窮追，也不能斬草除根。那只好將其逐個“同化”，把他們變成“中國人”。同化之術有兩：一是平時招徠感化，即孔子所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既來之，則安之”；一是戰時融和漢化，即孔子所謂 “狄夷進中國，則中國之”。從宏觀的大歷史來看，一方面雖是胡騎馳騁中土、掠殺漢人，另一方面又是中華承受憂患、消融野蠻而實現文明體自身的不斷壯大。這后一個方面是通過“正、反、合”的陰陽運動來完成的——自秦迄清的二千余年，分成兩段：A.秦漢（“正”、“陽”，純正漢族）→ 兩晉南北朝（“反”、“陰”，五胡亂華）→ 隋唐（“合”、“陽”，華夷混一）；B.宋明（“正”、“陽”，純正華夏）→ 遼金蒙古滿清（“反”、“陰”，胡患熾烈）→ 清朝（“合”、“陽”，中華大一統）。

　　3，胡患如何消亡? 國人鮮知此情，而皆以為隨著冷兵器向熱兵器之升級，它就被“自然淘汰”了。這是想當然而已。殊不知在此之前，問題就已被圓滿解決。若非如此，即便是騎射相形見拙于槍炮，那胡患勢力也會被列強——尤其是沙俄——裝備起來，而空前無比的禍害中華。以下分兩點來談胡患之消亡：

　　A.佛教傳播：使得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從原先的暴力之源（戰爭策源地），逐漸變成了相對仁靜的“釋迦凈土”。這不僅是佛教使人心性善，從而放棄殘殺；更主要的是，佛教讓人出家當喇嘛，從而通過減少婚育戶數來降低人口出生率，這就從根本上消除了由人口/生態的嚴重失衡所造成的爆炸性張力——草原暴力。另一方面，佛教之 不殺生（動物）和不婚育（人口），也使得環境脆弱的高原和草原易于恢復和保持生態平衡。今之學者多批評佛教之建廟養僧乃巨大浪費，這是短見，有近憂而無遠慮。古人的長治久安之計，以根除千年胡患為關鍵，此非佛教而莫能為。早在五胡亂華之際，以殺戮為要務的胡酋，在惡夢中悟道：非去西域請來佛教高僧，而不能清世亂、靜中土。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蒙古人對佛教的皈依也減弱了這個民族的好戰性格，佛教還為青年男性打開了一條去做獨身僧人的生活之路，從而減輕了這個民族受到的人口壓力。與上述因素相聯系的歐亞草原游牧民族命運的改變，迫使他們沉默下來，并從舊大陸文明中心的生活中除去了一種生氣勃勃的因素。這種因素曾在將近4O00年的歷史中一直扮演著主角。1757年以后，中國就擺脫了歐亞游牧蠻族對它的威脅，它在這種威脅之下至少已忍耐了2000年之久。”（《人類與大地母親》第499－50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雖然在歐亞大草原的游牧部落 當中，只是一部分皈依佛教；但這足令中央王朝或漢人有效的處理其邊疆問題，從而根除傳統意義上的“外患”。

　　B.以夷制夷：入主中原的蠻族，一旦建立相對穩定的王朝之后，他們就擔心“重蹈覆轍、重演悲劇”；他們也比漢人更清楚，如何防止和根除胡患。而清朝在這方面則是做得最有效、最徹底的。清朝對蒙古人的政策，不僅鼓勵甚至強制其皈依佛教；而且在草原封疆劃地，不準游竄，人多地少也不能遠徙，無以為生，只好進廟。往昔之草原，就是因為游牧部落流竄互搶而形成更大組合和軍事強人、從而向外征服的。當然，清朝的統治使蒙古人口大減，此為今人所垢責。話說回來，若非如此，漢人還得應對草原暴力，而且它大有可能與沙皇帝國主義合流來禍害華夏。如果不是清朝統治，中國的長城以北包括滿洲、蒙古和新疆盡被俄羅斯吞并無疑也！根除千年胡患的見證——康熙《上宴諸藩》詩：

　　龍沙張宴塞云收，賬外連營散酒籌。

　　萬里車書皆屬國，一進劍佩列通侯。　　

　　天高大漠圍青嶂，日午微風動彩旄。

　　聲教無私疆域遠，省方隨處示懷柔。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