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茶黨運動分析
作者：[英]梅根•特魯戴爾 著 于海青 譯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8期
在當選總統兩年之后，奧巴馬眼巴巴地看著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愈益陷入分裂。由于未能兌現其承諾的真正變化，他在國會和諸多州政府的中期選舉中遭到痛擊，而許多在2008年曾被喚起希望的人則在這場競選中袖手旁觀。民主黨大選慘敗，共和黨掌握眾議院控制權，并且差點入主參議院。
中期選舉結果展現了相互聯系的兩種發展。首先，民主黨背叛了幫助奧巴馬實現選舉成功的大規模人民運動的希冀，這場運動標志著數百萬普通美國人具有重建政治參與的潛力。其次，因為布什總統任職期間極其不受歡迎的兩場戰爭而遭受創傷和分裂的共和黨，其強化的保守主義現在因茶黨運動的興起而再次復興。
構成這兩個特征的基礎是美國貧富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對富人而言，當前經濟衰退的挑戰在于擊退政府增加稅收或破壞利潤率的企圖。由于經濟衰退，更多的人群陷入貧困：占美國四分之一人口的約7000萬美國人，某種程度上依賴政府的糧食計劃為生，而2006年以來這一數字增加了兩倍。這種貧困化對美國社會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造成了極大壓力。這種階級兩極化和不穩定引發的緊張狀況，以及政府行之有效的減緩行動的缺乏，有助于我們解釋茶黨現象的矛盾性。
什么是茶黨？
茶黨起源的右翼性質毋庸置疑。正是在競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倒霉過程中，榮恩·保羅組建了第一個“茶黨”，他的支持者在波士頓港將標有“暴政”和“無代表權就不納稅”的旗子象征性地扔進了箱子。其他早期抗議表面上是西雅圖的凱莉·卡倫德和丹佛的米歇爾·麥爾金等保守派博客激發的自然反應，但實際上是五花八門的保守派團體組織的，這些團體包括“青年共和黨”、“福克斯新聞廣播”等右翼廣播電臺、保守派青年組織“美國青年基金會”以及右翼智庫“為繁榮而斗爭的美國人”。后者得到了保守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美國第五大富豪）大衛·科赫的部分資助，其父弗雷德是極右組織“約翰·柏奇會”的共同創始人。
有充分證據表明，茶黨明顯是得到共和黨右翼以及保守派游說組織資助和指導的草根運動。其中一個游說團體是共和黨議員迪克·雅梅領導的“自由事業”。在1994年“共和黨革命”期間，雅梅曾與紐特·金里奇共同撰寫《美利堅契約》。也正是在這一年，比爾·克林頓的民主黨喪失了對國會和參議院的控制權。
茶黨顯然獲得了共和黨部分機構的鼓勵。在2008年總統選舉中被選擇作為約翰·麥凱恩的競選伙伴時，薩拉·佩林最早被賦予了幾乎無限的媒體平臺，而在中期選舉中幾乎所有的茶黨候選人都是作為共和黨人參加競選。福克斯新聞為茶黨運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性報道。
很難準確計算整個茶黨運動的成員數，該運動涵蓋了大量不同的傘狀組織，這些組織宣稱代表著全國數以百計的地方團體，團體成員數從一位數到兩位數不等。粗略估計，“茶黨全國聯盟”（并非所有茶黨都是其附屬組織）宣稱在85個組織中擁有100萬成員。它的附屬組織包括“為繁榮而斗爭的美國人”以及“自由事業”等等。“茶黨快車”也宣稱代表著85個團體。
《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民意測驗表明，茶黨成員一般更可能是老年男性白人、共和黨支持者、經常去教堂的人，他們擁有槍支，比一般美國人更加富裕。約52%的茶黨支持者認為，黑人所面臨的問題已經討論的太多了。與之相比，全部人口中只有28%的人持這種觀點。然而，如果對茶黨的“支持”力量進一步分析的話，其結果引人深思：78%的人不曾給茶黨捐款，也不曾出席茶黨的任何會議或集會；47%的人只是通過電視獲取茶黨的相關信息，而且他們多數看的都是福克斯新聞。
盡管茶黨候選人在一些先前屬于民主黨的陣地，尤其是賓夕法尼亞、俄亥俄州取得勝利，但他們主要還是在保守共和主義最為強盛的地區，如南方、中西部和山區各州贏得選舉成功。總的來說，選舉結果表明，茶黨支持者的吁求“在人口最為密集的各州以及都市圈停步不前”。
美國正在右轉？
盡管40%的選民表示支持茶黨，但這一數字在全部人口中只占28%，多數美國人并不支持該運動。也有充分理由認為，可以說國家有“向右轉”的明顯跡象，但不能說茶黨已獲得大量支持。
中期選舉既顯示了茶黨不斷提高的聲望，也表明了進步希望的幻滅。在2010年11月的選舉中，選民更加年邁和保守（41%的人這樣描述自己），也比兩年前更為富有——只有37%的選民收入不足5萬美元。如同美國選舉中經常出現的情況那樣，多數人根本沒有參與投票。在2010年未參加投票的選民中，54%是民主黨人，50%支持醫療法案，34%的人年齡介于18—29歲之間，38%的人年齡介于30—44歲之間。72%的人認為其經濟狀況“說得過去”或“很差”。對這些人而言，變革希望的破滅并不等于“右轉”，只是表明與政治體系的疏離。
保護或創造工作的激勵因素的缺乏、對銀行的緊急財政援助以及此前對單一付費醫療保險的放棄，所有這些造成了民主黨新的、熱誠的基礎喪失殆盡。奧巴馬在《每日秀》節目中就曾親口承認了對這種精神和樂觀主義的揮霍。正是由于民主黨的許多天然選民沒有參與投票，共和黨“充分享受了熱情差”，并且從獨立的政治人士那里獲得巨大收益：今年有更多獨立人士投票支持共和黨候選人，與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的比例為55%∶39%；四年前，民主黨獲得獨立人士支持的差幅幾乎完全反過來（57%∶39%）。而在兩年前，奧巴馬在通往白宮的道路上贏得了獨立人士的支持（52%∶44%）。
實際上，多數選民對兩黨都不十分熱衷。在投票后進行的民意調查中，53%的參與者對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有惡感。正如皮尤研究中心指出的：“盡管共和黨在幾乎所有人群（除非裔美國人和年輕人外）中都收獲頗豐，但選民對該黨的看法是負面的。本年度的選舉結果代表著對政治現狀的否認，而非信任共和黨或是支持其政策。”這種說法通過選民對政策態度的矛盾性而得到證實。很少有選民（19%）認為應當把減稅放在首位，37%的人支持創造工作機會，39%的人認為削減赤字更具優先性。在放棄醫療改革（48%）還是繼續堅持改革（16%）甚或繼續擴大改革（31%）的問題上，選民也出現分裂。約37%的人支持給收入低于25萬美元的家庭減稅，這與支持在全體美國人中擴大減稅規模（39%）的比例相當，而15%的人認為不應該給任何人減稅。輿情的矛盾性說明，部分美國人有階級焦慮感。過去30年間普通美國人生活的變化，已經將舊的確定性一掃而空，這一進程因為經濟衰退的出現而顯著加速。茶黨獲得的多數支持是建立在中產階級對生活的不確定和不穩定的憤怒和恐懼基礎上的，而他們似乎應該享受的是特權的、安全的生活。
對茶黨的支持者以及許多并不支持茶黨的美國人來說，所有神圣的東西正在被褻瀆。美國夢的基本承諾，即努力就能成功，正在因為工作保障和房屋所有權日益受到威脅而被徹底粉碎。《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民調顯示，41%的茶黨支持者感到他們正面臨著“被自己的社會階級所淘汰”的危險。
不僅個人生活的變化超出他們祖父輩的想象，而且正如羅納德·德沃金所言，茶黨渴望“奪回我們的國家”可能也是在試圖闡明這樣一個事實，即伴隨著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失利，美國經濟實力的緩慢衰落對于那些相信美國夢的意識形態以及他們的國家具有無比優越性的人是一個沉重打擊，其意識形態信仰的物質基礎正在破碎。
茶黨的部分吸引力在于它清楚地表達了一種感情：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不能為正在形成的大混亂提供替代選擇。它指責兩黨將都會失敗、敦促國會承擔責任、呼吁建立有限政府，所有這些都表達了這種意思。盡管多數參與民調的茶黨支持者認為美國正在走向“社會主義”，但絕大多數人認為這個術語的界定意味著“政府控制”。
經濟形勢仍然嚴峻，民主黨很可能因為這次選舉而向右轉。來自保守力量愈益增加的壓力，以及對美國選民主要是右翼的觀點的接受，意味著民主黨會進一步淡化醫療立法、削減社會保障、嚴厲移民措施、轉向克林頓式的政策。這表明，由于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疏離政治體系，由于他們關注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社會狀況和政治的極化傾向很有可能增加。
這些受到關注的問題主要是經濟問題。在中期選舉中，88%的選民認為經濟狀況“不好”或“很差”，86%的人非常擔心或較為擔心經濟狀況。“道德”議題，如同性婚姻、墮胎、移民或者對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關注，只是占了很少百分點。即使在自認為是茶黨支持者的人群中，情況也是如此：只有2%的人認為道德價值是這個國家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1%的人認為墮胎是關鍵議題，另外1%的人認為移民問題重要。23%的人將經濟問題視為最大問題，22%的人則認為是“工作”。
諾姆·喬姆斯基等左翼觀察家認為，茶黨相當于早期的法西斯主義，它具有將所有右翼煽動家聚集在一起的危險，將茶黨運動的資金提供者與許多正在應對危機的人混為一談的危險，將缺乏政治替代與一種經常是分散的憤怒情緒歸并在一起的危險，使茶黨運動的工人階級同情者極端化的危險——盡管這些人是少數，但的確存在。在不確定的氛圍以及美國資本主義正在操控的巨大社會變化中，盡管憤怒和恐懼推動中產階級向右轉，盡管保守力量在官方政治中占優勢，但就公共輿論和社會態度而言，沒有明顯的、大幅度的右轉。顯然，宗教廣播和電視主持人以及茶黨的寵兒格倫·貝克也同樣明白這一點。貝克展現了對茶黨支持者的焦慮情緒以及美國社會態度的相對進步性的認知：他沒有滔滔不絕地進行通常的右翼福音傳道，而是通過將傳統保守主義對宗教和家庭的強調，與反對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以及華爾街的影響結合起來宣傳。
許多茶黨“領導人”的經濟自由至上論，表現為強烈支持自由市場（蘭德·保羅的父親宣稱在墻上貼著哈耶克的畫像），反對包括稅收和醫療在內的所有政府干預。這些右翼政治家和電臺節目主持人的言論也以一種扭曲的方式轉換成對銀行和汽車業緊急援助的反對之聲，表達并擴大了多數人被壓抑的憤怒和沮喪情緒。有效選舉數據表明，盡管41%的共和黨支持者因為經濟狀況而指責奧巴馬，55%的民主黨支持者責備布什，但32%的民主黨支持者和37%的共和黨支持者認為華爾街應該為國家的經濟困難負責。
值得指出的是，許多過分的極端保守主義立場已經被悄悄摒棄了。精明的茶黨發言人承認，這種極端主義與許多人的經歷和觀點并不一致。去年8月在華盛頓舉行的“重塑榮耀”集會上，貝克站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畫像前，向8.7萬人演講，在他背后則是數位民權運動偶像的頭像。
茶黨精英中的關鍵角色是自由意志主義者而非保守主義者。這不僅表現在經濟問題上，也表現在同性婚姻等道德議題上，如貝克和蘭德·保羅等人就表達了對戰爭和新自由主義的普遍反對，盡管這種反對是通過孤立主義和小政府的棱鏡折射出來的。換言之，如同在美國歷史上右翼自由意志主義傳統中充滿分歧一樣，茶黨運動內也存在不同政見，通過這些紛紜的政見表達了對人們不滿意自己置身其中的非常原子化的、無政府主義世界的擔憂。
潛力與局限
經濟形勢觸發了遍及美國社會的憤怒情緒，但是茶黨的吸引力仍然有限，這當然與共和黨的失敗有關。就全體選民而言，對共和黨肯定是沒有什么熱情的；在選民的關鍵部分，這種熱情甚至更少：盡管在民主黨當政時出現了經濟衰退，但共和黨只獲得了約10%的黑人選票以及1/3西班牙裔選民的選票，所獲得的選票數沒有增加。在白人工人階級中的支持率也沒有保持下來。
此外，對共和黨而言，由茶黨引發的共和黨復興是一種不穩定的、冒險的發展。溫和派共和黨人擔心共和黨的基礎發生性質變化，并且轉向保守行動主義。許多人非常憤怒，認為正是佩林對安格爾和奧唐納的支持，才使得共和黨喪失了關鍵的參議院議席，從而使其未能實現第二次“共和黨革命”。茶黨運動所能做到的，只是推動官方政治向右轉，在2012年前大選預備階段以及總統選舉中保持對奧巴馬政府的壓力。但一種極端保守主義的總統競選努力能否成功，是令人懷疑的。
那些對茶黨運動的右翼民粹主義預示著法西斯主義出現的恐懼，在部分意義上也是對工人階級斗爭復蘇之可能性的深切悲觀主義的表現。現在，許多美國人感到可以理解的憤怒情緒，正在被右翼，至少被茶黨運動的一些人通過種族主義和自衛報復行為大肆宣揚。雖然這并不代表工人階級的看法，但一場可能被自下而上的更為強大運動所推動的中產階級運動，可能因此而興起。
工人階級最為沮喪的，是缺少一個有戰斗力的領導層。不僅民主黨屢次沒有為其爭取利益，而且工會運動最終也未能抵御各方攻擊，也未能對奧巴馬施加壓力。在需要竭盡全力保護其成員免受裁員的傷害、困擾以及不斷增加的壓力的時刻，組織化勞工正處于危機之中。成員數的減少及其過去30年在資本重構中的共謀行為，使得工會領導層之間矛盾重重。正如金·穆迪指出的那樣：“當所有減緩、停止甚或徹底改變勞動者權力喪失的狀況的努力和戰略失敗后，挫折感便爆發了。”
最大的“組織化”工會——“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對其他工會展開攻擊，并進行了一場內部壓制運動，“變革謀勝利”（2005年7月從美國勞聯—產聯中分裂出來的工會組織，“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是其附屬工會。——譯者注）因而發生分裂。正如“勞工復興中心”的比爾·弗雷徹指出的，工會在面對茶黨的挑戰時無疑“不知所措”。“而且，不知如何應對茶黨的另一面，就是不知該如何去督促奧巴馬。”
保爾·哈里斯和謝默斯·米爾恩都曾在《衛報》上撰文認為，民主黨需要一個自己的茶黨來推行進步政治。盡管有些過分相信“進步政治”，但他們也的確觸及核心問題。數百萬人動員起來不顧一切地尋求變化，通過奧巴馬的競選來尋求代表權，這表明美國人并非都是冷漠麻木的，也并非都是右翼。在可能發生一些不同的情況時，他們能夠參與其中并發揮影響。哈里斯和米爾恩之所以可能感到失望，是他們曾經期望民主黨本身能夠重燃這種熱情，奧巴馬競選的成功讓他們感到將會優先考慮美國工人的利益。但奧巴馬政府顯然不能也不愿意挑戰大企業和富人的優先權。
然而，其他一些運動可能會對現狀形成挑戰。2010年5月，幾十萬人再次為移民權利進行游行示威。20萬人（這遠遠超過參與茶黨任何集會的人數）在華盛頓抗議亞利桑那州新近通過的種族主義立法，該法案允許警察對他們懷疑為非法進入美國的任何人的移民狀況進行質詢。但關鍵的是，任何能夠對美國資本主義，（僅僅是在一個不同政府的領導下對福利和工作進行更為野蠻破壞）形成挑戰的運動，必須以工會內普通成員積極性的出現，以及數百萬未參加工會的美國工人的草根組織為基礎。他們是在壓力最大的場所工作的工人，包括400萬呼叫中心工人、醫院中300—400萬甚或更多的有工會會員資格的非組織化工人、130萬在沃爾瑪工作的工人、近40萬沒有工會組織的肉類加工業工人。當然，還包括南方地區數以百萬計沒有任何工會代表權的制造業、交通或服務業工人。
美國的勞工斗爭史表明，壓力在某種情況下會爆發。美國勞聯一產聯沒有能力也沒有可能代表世紀之交新近組織起來的工人的利益和斗爭，它采取的壓制性策略最終導致了“產業工會聯合會”的建立，作為一種新的力量來推動產業工聯主義的發展。導致工會領導層之間紛爭不斷的官僚主義的怯懦性，現在已經使得他們不再適合引導工人階級的斗爭精神。
無疑，工人在某些情況下會被迫進行大規模斗爭，正如有作者新近指出的那樣：“茶黨的擁躉希望取消醫療保障，這可能會激起另一人群的憤怒情緒。畢竟這意味著有些人所需要的東西會被剝奪。”奧巴馬的兩黨赤字委員會建議到2020年前減少公共支出3.9萬億美元，這將會對許多美國窮人的生活造成巨大威脅。如以往一樣，問題的核心在于斗爭形成的任何組織能否在其周圍聚集起更為廣泛的階級力量。圍繞福利侵蝕以及移民問題而進行的重要斗爭，可能成為一個具有吸引力的替代焦點。它不僅賦予工人以信心，而且昭示著危機的解決方案和一個不同的未來，而非是對過去民粹主義的緬懷。
［于海青：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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