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綠色左翼政治理論;生態馬克思主義;綠色工聯主義;社會生態學;生態女性主義
如果采用一種“三分法”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二分”方法（比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紅與綠、激進與保守，等等），那么，我們可以把20世紀60、70年代以來首先在歐美國家興起、如今已擴展到世界范圍的廣義的“綠色運動”大致劃分為三個組成部分：以生態中心主義哲學價值觀為核心的“深綠”運動，以經濟技術手段革新為核心的“淺綠”運動，以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替代為核心的“紅綠”運動。雖然我們很難斷定2009年底圍繞哥本哈根全球氣候變化會議而組織的大規模公眾抗議標志著“紅綠”運動因其社會正義（制度）關切與全球向度而成為當代“綠色運動”的主潮，但至少在理論層面上，“紅綠”運動看起來的確在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與成長動力。基于此，本文將對進入21世紀以來的西方綠色左翼（“紅綠”）政治理論的最新進展做初步回顧與評述，以期進一步推動國內學術界就該議題的更深入討論。
一、綠色左翼政治：實踐與理論向度
就實踐向度而言，“綠色左翼”（Green-Left）主要是指西方受20世紀60、70年代新政治運動深刻影響的共產黨或激進社會主義政黨或者其中綠色一派（翼）的政治意識形態及其實踐，明確地把生態環境問題納入其社會與政治解放運動和未來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創建目標中的一部分。當然，與之相呼應或接近的還有作為新政治運動產物或繼承者的歐美綠黨中的左翼一派（翼）的政治意識形態及其實踐，明確地把一種公正、民主與可持續的社會政治形態作為真正解決人類面臨的生態環境難題的制度預設或前提。
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北歐綠色左翼聯盟”（Nordic Green Left Alliance），試圖把選舉政治中日漸凸顯的環境主義和女性主義等新政治要素納入自己的共產主義或激進社會主義政治傳統。這一正式成立于2004年的政黨聯盟，成員包括芬蘭的“左翼聯盟”黨、冰島的“左翼—綠色運動”黨、瑞典的“左翼黨”、挪威的“社會主義左翼黨”、丹麥的“社會主義人民黨”，以及法羅群島和格陵蘭島的兩個小型激進左翼政黨，大都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自前共產黨民主改建而來。“北歐綠色左翼聯盟”的政治綱領強調，“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和“環境主義”，是其基本的政治原則或意識形態。[1]但在歐洲聯盟政治層面上，其成員曾由于各不相同的原因而分屬于不同的派別。比如在歐洲議會的政黨黨團中，在2010年，瑞典的“左翼黨”是“歐洲聯合左翼—北歐綠色左翼”黨團（EUL-NGL）的正式成員，而丹麥的“社會主義人民黨”曾經是其成員，但如今已轉入“歐洲綠黨—歐洲自由聯盟”（The Greens/EFA）黨團。此外，除了芬蘭的“左翼聯盟”黨，“北歐綠色左翼聯盟”的成員也大都不是“歐洲左翼黨”（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的成員，盡管其整體作為觀察員參加“歐洲左翼黨”的相關活動。
而《民主的綠色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Green Socialist）是一個以蘇格蘭為基礎、由致力于真正變革的社會主義者和進步人士撰寫文稿的網絡雙月刊。盡管它否認自己的激進社會主義政黨背景及其政治動員功能，卻明確主張包括蘇格蘭在內的左翼政治力量加強團結從而推動進步政治發展。它聲稱，其宗旨是“社會主義、獨立、環境與和平”，旨在促進蘇格蘭及其他地區的社會主義者、環境主義者和進步人士的政治對話，并刊登關于政治時事、紅綠社會主義、國內國際政治議題等多方面的文章。[2]
另外，澳大利亞民主社會主義黨自1990年起創辦的《綠色左翼周刊》（Green Left Weekly）自稱是不同于主流傳媒的“替代性媒體”，旨在表達和捍衛“人權與公民權利、全球和平與環境可持續性、民主與平等”，致力于同時成為促進澳大利亞的世界性“反資本主義運動”（包括反種族主義團體、女性主義團體、學生、工會、環境團體、同性戀者、市民自由權利和反帝國主義運動）及其活動家的信息來源、理論討論平臺和政治動員渠道。[3]
至于后者，無論是從歷史淵源還是從現實政治角度來說，許多歐美綠黨內部都存在著一個影響較大的“綠色左翼”（或“左翼綠色”）派別。
這方面最典型的當然是由原初的共產黨等政黨于1989年合并而成的荷蘭“綠色左翼”黨（GroenLinks）。1989年，當時的荷蘭共產黨、和平社會主義黨、激進政治黨和新教人民黨決定合并組建成新黨“綠色左翼”。合并成立的“綠色左翼”是1993年創建的歐洲綠黨聯盟（EFGP）以及2004年建立的歐洲綠黨（EGP）的正式成員。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綠色左翼”奉行“綠色的”、“社會的”和“寬容的”基本理念，試圖將綠色政治（生態可持續性）與左翼政治（熱愛自由）的價值理想融合在一起。“民主權利”、“生態平衡”、“權利、知識、財產、勞動和收入在荷蘭與世界層面上的公正分配”、“反抗剝削和對少數種族群體的壓迫”，共同構成了“綠色左翼”政治綱領的基本原則。這既反映了上述構成黨的政治意識形態淵源，也體現了它們經歷20世紀70、80年代以“環境主義”與“和平主義”為代表的“新政治運動”洗禮后所達到的政治整合。到2010年，荷蘭“綠色左翼”大約有21900名正式成員，并分別擁有荷蘭議會兩院（下議院和上議院）的10個與4個席位和歐洲議會的3個席位。此外，它還擁有100多名地方議會的議席，并在20個大城市的多個中參與執政。[4]
此外，英格蘭與威爾士綠黨（GPEW）內的部分左翼人士于2006年在海德科恩（Headcorn）成立了一個名為“綠色左翼”（Green Left）的“綠黨內部的生態社會主義和反資本主義派別”，并通過了自己的“生態社會主義宣言”。[5]在其成立聲明中說，“綠色左翼”將忠誠地繼承始于威廉·莫里斯的英國古老的生態社會主義傳統，作為一種外圍組織努力促進主流綠黨政治與社會主義政治特別是工會運動和社會邊緣群體運動等反資本主義政治力量的聯合，致力于創造一個基于和平、生態平衡、經濟平等與包容的新社會。“綠色左翼”的主要領導機構是一個由相關政策委員和區域代表組成的25人左右的指導委員會，主要活動方式是舉行每月一次的公開性政策論壇和不定期的委員會會議，并發表對綠黨有關政策或活動的政治聲明。
從理論向度上說，“紅”“綠”之爭及其對話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就一直是西方左翼政治理論家和學者的重大主題之一，結果是，“綠色左翼”或“紅綠”理論逐漸成為一種既不同于傳統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深紅色”（工人階級政黨及其革命）政治，也不同于生態無政府主義（生態區域或“公社”自治）的“深綠色”政治的新政治。
魯道夫·巴羅（Rudolf Bahro）這位前民主德國的“持不同政見”政治理論家，不僅親身參與了西部德國綠黨（Die Grünen）和東部德國民主社會主義黨（PDS）的創建晚年還領導了一個德國薩克森州政府支持的洪堡大學“國際生態村社區”（LebensGut）試驗項目，而且從理論上致力于“紅”與“綠”運動的政治融合。他的《社會主義與生存》（1980）、《從紅到綠》（1984）、《創建真正的綠色運動》（1986）和《避免社會與生態災難：世界轉型政治》（1987）是這方面的先驅之作，其主旨是如何在實現一種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和前蘇聯東歐模式的舊政治的同時，創建一種超越工業文明的新文明。在他看來，在一個資源有限的星球上追求無限的經濟增長終歸是不可持續的，因而，支持并推動工業文明的解體是一種必須做出的政治抉擇。
戴維·佩珀（David Pepper）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深刻影響了“紅綠政治”論爭的另一位重要學者。他的《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1993）[6]，不僅詳細闡述了“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正義）與“生態區域自治主義”（深生態學）之間在哲學理論基礎和政治戰略上的差別，而且明確提出生態運動的政治未來在于與傳統左翼運動（勞工運動）和新左翼運動（新社會運動）的聯盟與整合。不僅如此，他關于“紅綠之爭”的理論分析以及“Red-Greens”和“Green-Greens”的概念性劃分，雖然很容易造成“紅色綠黨”與“綠色綠黨”之類的概念性誤解（尤其是在中國的學術與政治語境下），但對于“紅綠政治”概念的進一步拓展還是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
進入21世紀后，盡管內部依然存在著諸多的派別及理論歧見，“綠色左翼”政治理論或思潮已經成為一個具有較為明確涵指的概念：在哲學價值觀上，它大致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與矛盾分析方法和充分尊重人類自身價值及其利益的“弱人類中心主義”立場，認為生態環境難題歸根結底是一種社會性弊端（同時在制度與政策層面上）；在現實政治立場上，它堅持一種對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批判與反對態度，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經濟與社會制度框架內不可能真正解決環境問題，但與此同時，它也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社會民主主義環境政策和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的環境保護實踐持一種總體批評態度。因而，在筆者看來，“綠色左翼”政治理論或思潮可以大致概括為西方左翼政治人士在后現代背景下試圖將左翼政治傳統與生態主義思維相結合的一種理論努力。具體地說，它應包括生態馬克思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綠色工聯主義、生態女性主義、社會生態學（自治市鎮主義）、包容性民主理論、生態新社會運動理論、左翼綠黨政治理論、環境正義運動理論、生態公民權理論、激進綠色國家理論等眾多的學術與政治支派，并與“深綠的”生態區域自治主義（生態無政府主義）和“淺綠的”生態現代化/可持續發展理論（生態資本主義）等其他環境政治理論相對立。
二、主要理論流派及其進展
鑒于篇幅限制，本文對西方“綠色左翼”政治理論新進展的回顧與評述將集中于如下五個支派，即生態馬克思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綠色工聯主義、生態女性主義、社會生態學和包容性民主理論，而在時間跨度上則集中在進入21世紀以來第一個十年的后半段，即2006—2010年。[7]
1.生態馬克思主義/生態社會主義
雖然從詞源學的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有著不容置疑的差別，并且現實中“北美學者領導生態馬克思主義、歐洲學者引領生態社會主義”是一個很難否認的客觀現象[8]，但是，就“生態馬克思主義”和“生態社會主義”的歷史發展與基本內涵而言，我們的確難以將其作為兩個獨立的學術流派來看待。比如，生態馬克思主義者詹姆斯·杰克遜（James Jackson）對“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界定是：“生態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嚴厲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觀點；生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內在地破壞人與自然的關系，"民主資本主義的經濟是與自然的保護不相容的"。在馬克思看來，解決環境惡化難題和工人悲慘境遇的唯一出路是消滅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的人類解放概念是與他對通過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來克服人類與自然分離的思考相聯系的。"要想擺脫人類的異化狀態"，就必須"以一種理性的方式控制與自然的物質代謝"，而這種目標只有在根除資本主義之后才能實現。”[9]如果對照戴維·佩珀對“生態社會主義”的“四要素組合”的經典性界定：一種（弱）人類中心主義形式，對引起生態危機原因的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和結構主義）分析，社會變革走沖突與集體行動的道路，社會主義的未來處方與綠色社會的前景。[10]我們不難發現，二者的差異只在于，“生態馬克思主義”更加側重馬克思及其他經典學者相關著述的理論來源及其方法論意義，而“生態社會主義”更加強調一種未來綠色社會制度的設計及其戰略。因此，像維基百科一樣[11]，筆者在此也統稱之為“生態社會主義”，并將其作為一個學術流派來對待。
“生態社會主義”，也可以稱之為“綠色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生態學”，從政治理論層面上說包括兩個密切關聯的組成部分：一是生態環境問題性質及其成因的理論分析，二是構建或走向一種新型綠色社會的道路與戰略。就前者而言，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生態環境問題首先表現為一種由社會弱勢階級或群體來承擔惡果或代價的社會問題，而導致其產生和不斷加重的根本原因則是主宰現代社會與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就后者而言，在生態社會主義者看來，未來綠色社會的基本特征應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市場體系）與政治體現（自由民主制）的消除，而實現這樣一種根本性社會政治變革的道路與途徑既不能僅是單純文化價值意義上的，也不能指望通過國家權力壟斷或政治專制。基于此，盡管其內部存在著大量的政治與政策主張方面的爭論，生態社會主義既批評主流綠色政治（綠黨與溫和環境運動及其生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資本主義國家和經濟技術手段的依賴和迷戀，批評生態無政府政治（生態區域自治運動及其深生態學意識形態）對個體價值變革和自主自發意愿作用的過度推崇，批評其他社會生態運動（生態女性主義、社會生態學和包容性民主）對于社會結構和國家變革作用的相對忽視，同時也批評“現存的社會主義”實踐不僅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民主”（自由生產者的聯合體），而且未能允許發展“萌生狀態的環境主義”和生態學，批評一般社會主義理論特別是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對資本及其生產的積極價值和工人階級自發環境意識的過高評價。
作為一個學術流派，雖然我們可以追溯到馬克思、莫里斯等的相關理論著述淵源（比如馬克思的“物質代謝斷裂”、“反對自然生態的私有權”、“改進后的自然環境傳承”等思想和莫里斯的“生態社會主義”政治原則），生態社會主義主要是它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不斷發展的結果，并且可以大致劃分為以90年代初為界的前后兩個階段。而且嚴格說來，盡管近年來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新變化比如英國和德國的“紅綠政治”/“生態社會主義”研究團體正變得更加活躍，尤其是“國際生態社會主義網絡”于2007年在巴黎的成立[12]，而喬爾·科威爾（Joel Kovel）2004年擔任主編后的《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主義》更加成為生態社會主義/生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全球性中心，我們似乎依然缺乏充足的理由斷定，21世紀以來的生態社會主義已經或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自2005年以來，生態社會主義研究方面較為重要的著述包括，一是英國“綠色左翼”主要理論家和活動家德里克·沃爾2010年出版的新作《綠色左翼的興起：一種世界生態社會主義者的觀點》。[13]這是他繼2005年的《巴比倫及其以后：反全球主義的、反資本主義的和激進的綠色運動的經濟學》之后的又一重要著作，致力于闡明生態社會主義運動的全球視野與國際向度。在他看來，全球氣候變化和其他全球性生態環境災難，正在促成一種世界性“紅綠”政治變革運動；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全球性蔓延，同時威脅著人類的未來與自然，因而，旨在消除與替代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生態社會主義行動與實踐才是真正合理有效的政治選擇。似乎可以說，德里克·沃爾已經成為繼戴維·佩珀、泰德·本頓（Ted Benton）和薩拉·薩卡（Saral Sarkar）等之后歐洲新一代生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學者中的領軍人物。此外，筆者編輯出版了《作為政治學的生態社會主義：重建現代文明的根基》。[14]作為同一主題的2008年國際學術會議的最終成果，是東西方學者之間首次進行的關于生態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學術對話。
二是薩拉·薩卡與布魯諾·科恩合著的《生態社會主義還是野蠻墮落？一種對資本主義的新批判》和英國“綠色左翼”的《生態社會主義宣言》。[15]如果說前一個宣言主要側重于對資本主義不可持續性的理論批判與生態社會主義政治選擇必要性的學理闡述，那么，后一個宣言則更加強調“生態社會主義”政治是制止或逆轉資本主義“生態自殺”實踐的唯一戰略抉擇。應該說，這兩個宣言是喬爾·科威爾和邁克爾·洛威2001年發表《生態社會主義宣言》以來最具代表性的“生態社會主義”綱領性文件。[16]
三是在專題論文方面，值得注意的包括，弗雷·貝托和邁克爾·洛威以新自由主義主宰下的巴西為例，強調嚴重的生態危機需要激進的超越資本主義的政治選擇，而生態社會主義正是這樣一種政治抉擇：生態社會主義不僅主張徹底擺脫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主義”進步觀念和狹隘的經濟理性，而且要求徹底重建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系（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大眾消費文化，以及依托它們的政治上層建筑（資本主義民主制國家）。因而，生態社會主義所真正致力于的是一種向不同于資本主義及其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生態社會主義文明”的轉型，其核心理念是“生態學、本土主義、地方自治主義倫理、整體主義、團結互助、女性主義和精神”。[17]戴維·施瓦茨曼則在《生態社會主義還是生態災難》的論文中[18]，除了再次強調生態社會主義理念與現存資本主義制度的總體不相容性（但他承認一種綠色增長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著力于闡述如何使全球氣候風險應對成為向一種生態主義社會過渡的內在組成部分，其核心觀點是用高效的全球太陽能供應系統代替目前以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供應系統，并伴之以“貫穿所有環境政策的預警謹慎原則、信息技術的全球性和可接近性及其逐漸非物質化和人類人口逐漸集中于那些綠色城市”等等。在《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主義》2008年第4期的“編者按語”中[19]，喬爾·科威爾以《像一個生態社會主義者那樣思考》為題介紹了該期的理論探討文章（它們重點分析與反思了以赫伯特·馬爾庫塞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他強調指出，鑒于要實現生態社會主義主張的“推翻資本”或“資產階級社會中主宰一切的經濟權力”（馬克思術語），就必須同時進行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層面上（心理結構）和政治實踐層面上（街道）的革命，相應地，一種具有內在一致性的“生態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是非常重要的，而它的核心就是“否定辯證法”對近代資本主義無限膨脹與擴張邏輯的內源性否定或“解構”。此外，理查德·利文斯（Richard Levins）專題分析了古巴近年來將可持續性、平等和生活質量相結合方面的實踐探索，認為是“古巴的社會主義制度與意識形態優先性決定了生態發展成為經濟社會發展與公眾生活質量承諾之間的天然性聯系”，而約翰·桑邦馬特蘇（John Sanbonmatsu）則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明確質疑了生態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來源”，認為“馬克思的自然辯證法理論無意中重復了近代歐洲科技與文化思想中的目的論與認識論偏見”。[20]另外值得提及的是，《環境政治學》雜志刊發了阿蘭·卡特（Alan Carter）的文章《超越優先性：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激進綠色政治理論》。[21]他主張，應該在一種新的綠色激進理論框架下重新界定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各自的理論影響及其可能的貢獻。
2.綠色工聯主義
綠色工聯主義（Green syndicalism）或生態工聯主義（Eco-syndicalism）主要是用以描述綠色基爾特（Guild）或可持續貿易運動的政治哲學理念，大致而言，它希望達成工會及其工聯主義傳統比如直接行動和工作場所的民主與綠色運動及其實踐，比如公平貿易、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上的政治合作，但卻未必能夠接受后者的社會激進變革要求與目標。但是，“綠色工聯主義”作為一種“紅綠”政治理論支派的意義在于，以杰夫·沙茨（Jeff Shantz）和格雷厄姆·珀切斯(Graham Purchase)等為代表的加拿大學者致力于實現“綠色勞工運動”和“生態無政府運動”（生態區域自治）在政治方法論與實踐上的融合或結合[22]，而勞麗·阿德金(Laurie E.Adkin)等學者則更加關注在反資本主義總體實踐中的“紅綠”（左翼勞工運動與生態新社會運動）聯盟。[23]
概括地說，“綠色工聯主義”的理論要點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不是經濟規模、工業制度、技術或者勞工團結等具體因素。在格雷厄姆·珀切斯看來[24]，現代社會中的生態環境災難當然是值得譴責和需要人類深刻反思的方面，但是，其原因歸根結底是以贏利為目的、增長為取向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在這種經濟制度下成長起來的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文化。相應地，我們既不能簡單地歸咎于經濟發展的規模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更不能膚淺地指責工業制度這種現代勞動組織形式以及其中的勞工組織。尤其是，無政府工聯主義并不等于工業主義，并不一定意味著大規模的工業化生產、大量的工業原材料與能源投入和非人道的工人生產環境，相反，工聯主義的最高目標是追求一種自主、自足和自我管理的生產和生活，因而是無政府主義的和環境友好的。不僅如此，即使工業主義本身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因而未必一定是反生態的。事實上，綠色消費主義的擴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正在使傳統工業生產的過程及其產品變得逐漸環境友好。
二是未來綠色社會不可能是一個完全分散和非工業的“社區”社會。而如果確實是這樣的話，服務于基層需要的非贏利性工業及其勞動組織就應理解為一種面向未來而不是需要消除的因素。格雷厄姆·珀切斯認為[25]，無論是基于對未來的合理想象還是基于對社會發展現實的充分尊重，我們都不能設想一種完全分散化和非工業的“社區”社會。相反，一定程度的生產與生活活動的集中、必要的工業生產與交易、因而相互間必需的交通與溝通，都將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而這意味著，現存的工業生產貿易與勞工合作，都應是在一種新型制度框架下的重建，而不會完全消除。甚至可以設想，即便人類社會最終真正決定完全退出工業文明與工業生產，那么，組織起來的勞工也一定是其中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而不是障礙。至少就現實而言，就像人類工業社會與經濟技術系統的形成耗費了數個世紀一樣，我們對它的擺脫或超越也一定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原始崇拜”和“技術迷戀”都不能解決我們時代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對“原始社會”或“地方社區”的過度崇拜，就像傳統無政府主義對工人自治的無條件信任一樣，以為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中的勞工團結和自治本身就能帶來一個自由社會。總之，無政府工聯主義所理解的未來社會大致是，“世界工人”不再為資本主義精英及其政治同盟生產，而是組織起來服務于人類社會不僅創造溝通與交通網絡，而且創造工業、服務和農業網絡，來保證商品與服務的持續生產與分配。
三是在走向“生態無政府社會”的變革進程中，“勞工運動”和“生態運動”理應成為相互尊重與支持的伙伴或政治聯盟。無論就面對的共同對手還是就追求的未來目標而言，二者都有著很大程度的相近性。一種消除了資本主義交換價值至上追求與資產階級剝削的工人階級掌握自身生產與生活的社會，也必將是一個以社區利益與需求滿足為中心的、與周圍自然環境和諧共處的社會；而這樣一種社會絕不可能是當今資本主義經濟與政治及其全球化擴展的自然結果，換句話說，離開了“勞工運動”和“生態運動”的真誠尊重與合作，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綠色革命將肯定會被推遲。基于對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的社會生態學解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及“階級斗爭”概念的理論批評和對現實中勞工運動與激進環境運動緊密結合事實的分析，杰夫·沙茨明確闡述了一種“綠色工聯主義”的論點。[26]在他看來，“綠色工聯主義清楚，勞工斗爭與生態斗爭密不可分”，而這種對歷史激進運動比如勞工運動與生態運動間聯系的認可意義重大。對于綠色工聯主義來說，它既反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把環境問題置于生產問題之外的生產主義假定，同時又認為生態關切不可能離開生產或經濟問題而得到真正解決。也就是說，綠色工聯主義強調的不是“被分離的世界”的不同政治代表：自然、文化或工人，而是它們在同一個現實世界中的相互聯系與相互作用。格雷厄姆·珀切斯甚至強調，即使就單純的政治斗爭效果而言，工會團體的罷工也比生態運動團體的游說等“新政治抗議”更為有效。總之，在他們看來，創建一個綠色無政府社會的政治基礎必須是“多樣性中的統一”的廣泛性社會運動或“革命”，而這其中作為“工人的環境主義者”或作為“環境主義者的工人”及其階級斗爭概念理應擁有其相應的地位。
在“綠色工聯主義”研究方面，近年來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丹·雅科波維奇（Dan Jakopovich）的兩篇文章。第一篇題為《團結起來贏得勝利：勞工環境聯盟》，發表于《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主義》2009年第2期；另一篇題為《綠色工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發表于《綜合/革新》2007年春季號（總43期）。[27]前者重點分析了在（反）全球化背景下勞工運動與環境運動政治聯合的必要性及其意義，“環境主義者對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的關注、對生態可持續性與資源保護的關切，表明了其勞工運動天然盟友的地位，而勞工運動可以利用其動員手段與能力來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盡管二者依然存在組織風格、行動戰略和成員期望等方面的差異，“利益取向的”勞工運動與“價值取向的”環境運動應該在一種新的基礎上實現政治和解與政治聯合，以反抗共同的敵人“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后者在回顧了“綠色工聯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詳細分析了以澳大利亞悉尼建筑工會致力于保護古典建筑和美國“地球第一”創始人朱迪·巴里（Judi Bari）組織的伐木工人與環境主義者聯合行動為代表的“綠色禁止”（Green Ban）運動。在他看來，這些實例充分表明，“作為產品與服務生產者的人是物質上最有力量的”，“而這些來自工業部門的直接行動要比那些游說和象征性行動對于保護環境更有效”。因而，一個關鍵性問題是，環境主義者必須自覺認識到工人階級的利益關切與政治愿望，尤其不能采取將環境保護的代價沒有任何補償地置于工人階級肩上的戰略，并實現二者之間的主動聯合。
此外，羅賓·哈尼爾（Robin Hahnel）在《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主義》2007年第2期上發表了《生態地區主義：一種建設性的評論》一文。[28]在一個由“市場社會主義、民主計劃和以社區為基礎的經濟”組成的資本主義經濟三維替代方案框架下，他主張一種“民主參與型計劃經濟”模式不僅承認地方社區自治的重要性，而且強調地方社區在更高層面上的合作與聯合（社區聯邦），因而既不同于資本主義主導下的自由市場和傳統社會主義的命令式計劃，也不同于生態地區主義偏愛的基層社區自我管理。而且，無論是在社區層面上還是社區的聯邦層面上，其核心都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組成的自主自由聯合體。
3.生態女性主義
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是一個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初、試圖將“女性主義”與“環境主義”相結合的社會政治理論與運動。其基本理念是，女性在現代家庭、社會中的從屬性和受壓迫地位與自然界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關聯，歸根結底是由于資本主義制度導致或促動的嚴重不平等的經濟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觀念。而對于當代生態女性主義者而言，她（他）們更傾向于把當今世界描繪成一個由“資本主義父權制”主導的、由“南方、女性和自然”組成另一方的“三位一體”。[29]瑪麗·梅洛（Marry Mellor）、瑪麗亞·麥斯（Maria Mies）、瓦爾·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卡羅琳·梅昌特（Carolyn Merchant）、艾瑞爾·薩勒（Ariel Salleh）等[30]，是這方面的代表性學者。
生態女性主義的核心信條之一是，男性對土地的占有導致了一種統治性的文化或“父權制”，突出表現在食物出口、過度放牧、“公地悲劇”、人際剝削和土地濫用等方面，這其中土地和動植物僅僅被視為經濟資源。就此而言，自然生態的日趨惡化與女性對土地掌控能力的不斷弱化之間存在著一種歷史性關聯，而這在資本主義時代變得尤為尖銳突出。比如，印度生態女性主義者范達娜·詩娃（Vandana Shiva）對此明確指出，生態女性主義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重新闡明社會如何錯誤地理解女性與自然的生產能力和主動性，從而使得她們被不正當地使用。[31]另一些生態女性主義者更強調婦女與土地被壓迫之間的語言表達性關聯，即往往把自然描述為“女性的”或“野性的”，反之亦然，比如“自然母親”、“蹂躪土地”、“馴服自然”和“獲得自然的饋贈”等。還有的生態女性主義者則側重于批評西方國家的生活消費方式與風格，比如反生態的進口食品和高能耗物耗的體育休閑活動。
值得提及的是，女性主義者和社會生態學家詹妮特·比爾（Janet Biehl）曾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反思生態女性主義政治》一書中激烈批評生態女性主義的“唯心主義”傾向，認為其過分強調女性與自然之間的神秘聯系卻忽視現實世界中女性的實際生活條件。[32]但時至今日，大多數第三代生態女性主義者已經不再簡單堅持這種神秘性聯系或“本質主義”思維。相反，像艾瑞爾·薩勒等唯物主義的生態女性主義者非常關注現實經濟與政治議題[33]，并且最多只是象征性地使用“大地母親”或“蓋婭”這些術語。
具體而言，“生態女性主義”還可以依據其“女性主義”的理論淵源和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視角分成不同的分支流派。首先，以范達娜·詩娃為代表，“本質主義的生態女性主義”公開承認，婦女與自然間的特殊聯系不僅是由于受父權制社會剝削壓制的共同經歷，還在于女性相比男性對自然的更積極認同，而這在很大程度上要從生物學意義上加以解釋。在她看來，婦女在維持生計的經濟中，與自然合作生產和再生產物質財富，是天然的整體主義者和自然生態過程知識的專家；但是，這種選擇性知識技能并未得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充分理解與尊重。其次，“女性主義的環境主義”基于性別在日常工作與職責分工中的區別，來研究不同性別在自然資源與加工過程中的角色差異。再次，“社會的生態女性主義”側重于女性在政治經濟活動中的不同作用，分析男性和女性與經濟體制的關系及其維持可能帶來的影響。再次，“女性主義的后結構主義”則致力于分析性別和環境的關系與身份象征性因素比如年齡、階級、種族等的相關性。最后，“自由主義的女性環境主義”集中于把女性作為環境保護與生態保持項目中的積極性角色。此外，艾倫·戴蒙德（Irene Diamond）和格勞麗亞·奧林斯坦（Gloria Orenstein）在1990年編輯出版的《重構世界：生態女性主義的興起》一書中[34]，將“生態女性主義”分為三個維度：一是強調自然環境的安全健康必須與社會正義相結合（社會向度），二是強調地球本身的神圣性（精神向度），三是強調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生態可持續性（經濟向度）。這些分支流派盡管在上述立場與觀點上存在具體差異，但仍然共同構成了“女性主義的政治生態學”，并成為更為廣泛的“紅綠”政治理論與運動的一部分。
2005年來，在“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著作方面，主要有艾瑞爾·薩勒主編的《生態足量與全球正義：女性論政治生態學》（London and New York：Pluto Press，2009)、唐納·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當物種相遇時》(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2008)、瑪蒂·黑爾（Marti Kheel）的《自然倫理：一種生態女性主義觀點》（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8）、巴巴拉·庫克（Barbara Cook）的《婦女論自然：女性主義視角》（Lanham：Lexington Books，2007）、卡塔琳娜·萊帕內（Katarina Leppanen）的《埃琳·瓦格納的警鐘：戰爭間歇期的生態女性主義理論》（Lanham：Lexington Books，2007）、瑪麗·雷斯（Mary Ress）的《拉丁美洲的生態女性主義：來自邊緣婦女的聲音》（Maryknoll：Orbis Books，2006）、洛倫·科德(Lorraine Code)的《生態思考：關于知識源泉的政治》（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埃里卡·卡德沃思（Erika Cudworth）的《構建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差異的復雜性》（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海瑟爾·伊頓（Heather Eaton）的《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導論》（London：T&T Clark International，2005）、羅斯瑪麗·魯特爾(Rosemary Ruether)的《綜觀生態女性主義、全球化和世界宗教》（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5）和卡羅爾·亞當斯（Carol Adams)的《生態女性主義與食肉：女性主義和動物保護》（Sacramento：Black Powder Press，2005）等。[35]
在專題論文方面，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由艾瑞爾·薩勒主持的《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主義》的“生態女性主義—生態社會主義對話”專欄(2009年6月后由利·布朗希爾接替)。它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問題的討論。一是對資本主義經濟政治體制和父權制的批判。比如，范達娜·詩娃在《地球民主：對死亡民主與屠殺經濟的超越》一文中，從一種生態女性主義視角闡述了對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激烈批評，認為正在全球擴展的壟斷性公司資本主義是不可持續的和自殺性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正在離其最初宣揚的人民民主目標相距漸遠，為此，只有用一種基于地球公民權利和關愛精神的“地球民主”取而代之；而克勞迪婭·馮·沃爾霍夫（Claudia von Werlhof）則在《批評資本主義卻不批評父權制：為什么左翼難以提供一種替代性選擇》一文中，反思批評了自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女性主義研究的去政治化傾向，認為只有同時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剝削特征和父權制特征的“生態女性主義”才能夠提供一種資本主義的真正替代，而左翼政治面臨的根本性困境在于只強調前者的重要性卻把后者視為理所當然。[36]二是生態女性主義運動的全球向度。比如，特里薩·特納（Terisa Turner）和利·布朗希爾（Leigh Brownhill）從理論上闡述了一種“革命性的、后資本主義的”全球性社會運動出現的巨大意義，認為“其重要性不亞于勞工運動的歷史性產生”，其中革命性的工資和無工資勞動者、女性與男性并肩作戰；而瓦胡·卡拉（Wahu Kaara）則以其親身經歷描述了2009年底哥本哈根公眾抗議行動中的生態女性主義參與及其政治影響。[37]三是生態女性主義與生態社會主義的政治聯合。在這方面，斯圖爾特·羅斯沃恩（Stuart Rosewarne）在《社會主義生態學吸納生態女性主義的必要性》一文中，從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的資本主義“第二矛盾”概念出發，論證了“社會主義生態學”（生態社會主義）計劃必須有意識地吸收“新社會運動”包括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并在實踐中結成與異質性多樣化的社會運動的政治聯盟，特里薩·特納和利·布朗希爾則在一篇回應性文章中明確把“生態女性主義”界定為一種“性別化、種族化的階級斗爭”，并因而認為無工資勞動者、家庭婦女、第三世界女性等具有不容忽視的革命代理人潛能，而喬爾·科威爾則在《生態社會主義的生態女性主義基礎》一文中強調：“男性要想重建與自然的聯系，而女性要想擺脫從屬與他者的地位，就必須分別依賴于或吸納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這意味著，新一代的生態社會主義必須與生態女性主義結成緊密的政治與戰略同盟。”[38]
4.社會生態學
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作為一個“紅綠”生態政治理論與運動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與默里·布克金個人的名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39]，而他于2006年夏的辭世也使這一理論的未來走向呈現出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
默里·布克金在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逐步創建了這一哲學政治理論。《后稀缺時代的無政府主義》、《走向一種生態社會》和《自由生態學》等是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40]社會生態學的基本觀點是，當代的生態環境問題植根于更為深層復雜的社會問題，尤其是統治性的等級制政治與社會體制，而正是后者導致了現代社會對一種“增長或是死亡”哲學的無條件接受。[41]在它看來，一方面，除了那些純粹的自然災難，當今世界的絕大部分生態環境問題都有其經濟、種族、文化和性別沖突的根源。布克金的一個著名論斷就是：“人類必須統治自然的觀念直接起源于人對人統治的現實。”另一方面，抗拒或替代這樣一種資本主義政治與社會體制，很難通過個體性行動比如倫理性的消費合作，而必須借助于基于激進民主理念的更加深刻的倫理思考和集體行動。
在哲學層面上，社會生態學更加強調人與自然間的復雜關系，并主張將對這種復雜關系的尊重作為社會建構的基礎。但與此同時，布克金明確主張，人類作為自然界長期演進的智力結果或體現，理應在自然界的未來上升性發展過程中扮演一個主動性的角色。依此，他晚年強烈批評了深生態學、“新時代”復古主義等對自然生態價值的盲目推崇和對人類生存生活選擇合法性及其理性能力的貶低。
值得指出的是，默里·布克金一生的學術思想主旨經歷了一個從傳統革命馬克思主義到無政府主義再回歸社會主義左翼的過程，集中體現為他中年對教條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和晚年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他日益明確地把社會生態學概括為一種自由進步社會主義（Libertarian socialism）的新形態，或者稱之為“自治市鎮主義”（municipalism/communism）。不僅如此，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之后，“社會生態學”也已經從一種最初的政治哲學演變成為研究主題更廣泛比如更加關注時代現實議題、更強調實現資本主義綠色變革的理念普及與技能儲備的政治社會理論。對此，我們可以從作為社會生態學大本營、位于美國佛蒙特的社會生態學研究所的機構設置與研究重點調整上看出來。[42]
2005年以來，“社會生態學”研究的新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布克金逝世前后對他著述的進一步編輯出版及其相關評述，二是布賴恩·托卡（Brian Tokar）等新一代社會生態學家的新著述。但總起來看，我們很難找到像安德魯·賴特（Andrew Light）1998年主編出版的《布克金之后的社會生態學》那樣的圍繞社會生態學理論本身的全面爭論性作品。[43]而且，無論從研究主題還是學術活動上，佛蒙特的社會生態學研究所似乎都在強化著與位于挪威的選擇性民主研究中心及其雜志《公社主義：理性社會國際學報》的聯系。
前者除了于2004年和2005年再版的《后稀缺時代的無政府主義》和《自由生態學：等級制的出現與消解》，還包括由埃里克·艾格拉德（Eirik Eiglad）編輯的《自由城市：地方自治主義與左翼》、由薩姆·多爾戈夫(Sam Dolgoff)編輯的《無政府集體組織：1936—1939年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人自我管理》和由埃里克·艾格拉德編輯的《社會生態學和地方自治主義》。[44]此外，《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主義》2008年第1期刊發了一個“默里·布克金的遺產”的專欄。其中，布賴恩·托卡回顧了默里·布克金對于社會生態學理論的貢獻及其對美國特別是新英格蘭地區環境政治社會運動的影響，認為無論就理論創新還是實踐推動而言，他都是當代新社會運動的旗幟性人物；而達米安·懷特（Damian White）從布克金“市鎮自治主義”對后工業城市未來想象的視角較高評價了他的理論遺產，認為這對于我們探索未來城市的功能與規劃仍具有借鑒參照意義；約翰·克拉克（John Clark）則從哲學角度批評了布克金“社會生態學”的理論基礎，在承認其理論重要性的同時，認為它是使辯證法庸俗化的新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形而上學（詹尼特·比爾隨后對這種理論批評做出了回應和反批評）。[45]
后者包括布賴恩·托卡的《走向氣候正義》、弗雷德·瑪格多夫（Fred Magdoff）和布賴恩·托卡主編的《危機中的農業與食品：沖突、抗拒和更新》，等等。[46]但可以看出，由于布賴恩·托卡理論關注點上的新特點，我們恐怕已很難再看到由社會生態學研究所主持發動的像《先驅》（一種社會生態學雜志）（2001—2002）和《左翼綠色觀點》（1988—1998）那樣的理論爭論。而這對于社會生態學研究所及其社會生態學本身的長遠影響，我們現在還不得而知。
5.包容性民主理論
包容性民主理論（Inclusive Democracy）是一種旨在促進直接民主、經濟民主（消除貨幣與市場）、社會民主（自我管理）和生態民主的“紅綠”政治社會理論。概括地說，包容性民主理論試圖將古希臘民主傳統與社會主義自治傳統相結合，提出一種不同于新自由主義和現存社會主義的未來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方案，而它對直接民主、市鎮自治主義、廢除國家和市場經濟理念的堅持，使之具有相當程度的無政府主義色彩。[47]它最先由希臘政治哲學家塔基斯·福托鮑洛斯（Takis Fotopoulos）在《走向一種包容性民主》（1997）和《當代多重危機與包容性民主》（2005）等著作中加以集中闡述[48]，并通過《包容性民主國際學報》（前身名為《民主和自然》）雜志及其作者群體得以不斷闡發和完善。依據福托鮑洛斯本人的解釋，包容性民主是一種“新型民主”概念，“以民主的古典界定為基礎，進一步拓展為直接政治民主、超越市場經濟和國家計劃限制的經濟民主以及在社會領域的民主和生態民主。總之，包容性民主是一種將社會與經濟、政治和自然重新統一起來的社會組織形式。這一概念來自于對古典民主與社會主義兩大傳統的綜合，同時也吸納了激進綠色運動、女性主義運動和南方國家自由運動的思想”。[49]
包容性民主計劃（ID Project）的理論起點是，當今資本主義世界正面臨著一種多重性危機：經濟的、生態的、社會的、文化的和政治的。這種危機是由權力日益集中在少數各類精英的手中引起的，而這種集中趨勢是過去幾個世紀中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制度、代議制民主和其他形式的等級制結構的必然結果。因此，基于權力在各個層面上平等分配的包容性民主，不僅不是一種烏托邦，而且還是克服這種危機的唯一出路。依據上述民主概念，公共領域并不局限于政治領域，就像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亞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和默里·布克金等所主張的那樣，而是還包括經濟、社會和生態等領域。政治領域是政治權力及其決策發生的領域，而經濟、社會、生態領域則是相應的其他權力及其決策發生的領域。因此，不同于私人領域的公共領域，涵蓋著其決策可以集體和民主地做出的所有人類活動空間。相應地，未來的包容性民主制應包括四個核心要素：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和生態的。前三者構成一種新的社會制度框架，從而保證相應權力的平等分配，并有效消除目前的人類間統治，而后者將構成另外一個層面上的新型制度框架，從而消除人類企圖主宰自然世界的做法，并實現人與自然的統一。
具體而言，包容性政治民主的核心是創建一種能夠保證權力在所有公民間平等分配從而使得各種決策可以由全體公民本人集體地做出的適當制度，并通過各個方面（知識技能、健全性格和公民意識等）的公民教育培養一種支持支撐這種政治民主的公民文化或政治空間顯然，無論是代議制民主還是前蘇聯式民主都不符合這樣一種要求。包容性經濟民主指的是基層民主自治單位旨在保證經濟權力平等分配的經濟決策機制。所有涉及到經濟整體運行的“宏觀”政策，比如整體性的生產、消費和投資、工作與休閑的數量、需要利用的技術手段等，由這一公民機構親自和集體地做出，而那些“微觀”經濟決定仍然由個體的生產與消費單位通過一種“憑證”機制來做出。包容性社會民主是經濟與政治民主概念在社會領域中的自然與合理的延伸，比如工作場所、家庭、教育與文化機構等等。權力在這些機構中的平等分配與自我管理，將通過創建由其中的所有參與者組成的大會（比如工人大會、學生和教師大會等）來實現。包容性民主理論下的“生態民主”概念，則整合了反資本主義、激進民主和生態關切的思想。史蒂文·貝斯特（Steven Best）認為，福托鮑洛斯所理解的生態民主是“這樣一種制度框架，它旨在消除人類試圖統治自然的任何企圖，換句話說，它是一種致力于重新統一人與自然的制度。這意味著超越目前的"工具主義"自然觀：僅僅把自然視為權力無限集中過程中實現經濟增長的工具”。[50]
應該說，盡管與早期的《民主與自然》(1992—2003)相比，塔基斯·福托鮑洛斯及其主編的《包容性民主國際學報》較少直接面對生態環境議題，包容性民主理論對于“激進非集中化”的預設和對“生態民主”的強調，都依然包含著強烈的生態主義色彩，因而它仍然是一種名副其實的“紅綠”生態政治理論與流派。而這一理論面臨的真正挑戰是，如何找到一個全球化資本主義（伴隨著市場經濟與自由民主制的擴張）向包容性民主變革的公眾政治社會動員的突破點或契機。
2005年以來，包容性民主理論的進展主要體現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包容性民主國際學報》的相關文章或專著。二是其他雜志發表的關于包容性民主主要議題的文章。就前者來說，雖然明顯表現出了對全球經濟政治現實比如2008年以來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特別是希臘危機的關注，它還是發表了許多包容性民主理論具體闡述與現實分析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史蒂文·貝斯特編輯的專輯《全球資本主義與左翼的死亡：以包容性民主革新激進思想》（2009年第1期）。[51]此外，2006年第2期的“關于生態村落的對話”專欄、2007年第1期的“生態危機與反增長爭論”和“社會運動”專欄、2007年第3期的“生態危機與"生態恐怖主義"”專欄、2008年第4期的“增長經濟與生態危機”專欄等，也都很有特色。至于后者，《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主義》先后刊發了3篇明顯與包容性民主理論反對“增長意識形態”和“市場制度全球化”主旨相吻合的論文。[52]其中，彼得·納斯（Petter N?ass）和卡爾·霍爾（Karl HΦyer）在《皇帝的綠色新裝：增長、解構和資本主義》一文中，評述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環境可持續性與增長的理論爭論和挪威關于可持續經濟增長與消費的戰略措施，認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持續經濟增長是與長期的生態可持續性不相容的”；賈斯明·西迪（Jasmin Sydee）和莎倫·比德爾（Sharon Beder）則在題為《地球庇護所與以市場為基礎的保護》的文章中，以澳大利亞的“地球庇護有限公司”（ESL）為例，分析了動植物私有化保護所帶來的諸多理論與實踐問題，比如管理主義地對待自然生態所引起的生態立場問題和私有化使得缺乏社區公眾參與所導致的平等主義原則問題；而斯蒂芬·安德里亞森（Stefan Andreasson）則在《為什么積累和增長》一文中強調，基于一個“發展時代”的新自由主義的無限增長與積累信念不過是“現行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可行性”，也就是說，少數北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與風格幾乎肯定不可能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實，而如果我們現在堅持不肯面對這一關于發展的事實并采取激進的變革，那么終將不得不面臨更為艱難的選擇，比如來自邊緣國家和基層的革命。
三、簡短評論
那么，從上述對西方“紅綠”政治理論主要流派及其最新進展的評述中可以得出什么樣的結論呢？或者說，我們應如何從總體上把握和評價進入21世紀以來的西方綠色左翼政治理論呢？就實踐層面而言，我們必須承認，無論從民主政治制度的視角還是從新型民主社會運動的視角來說，歐美“紅綠”的社會主義激進政黨/綠黨左翼和全球性運作的民主、生態新社會運動/團體，都還難以構成對現實主導性經濟政治（國際制度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代議制民主政治）的實質性挑戰。政黨層面上“紅綠政治”的弱勢地位毋需贅述嚴格意義上的“紅綠”政黨在國內和超國家層面上都不足以構成一種“第三種力量”，而在社會運動層面上，2009年底哥本哈根轟轟烈烈的大規模公眾抗議與參與即使可以描述為一種“紅綠政治”的明確體現，那么，哥本哈根的無果而終所凸顯的正是社會運動相對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權力的不對稱性、脆弱性和有限性。目前廣泛宣傳的各種形式的生態城市/社區、可持續城市/社區、綠色城市/社區、低碳城市/社區等試驗（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會推薦的世界可持續示范城市鹿特丹、杜塞爾多夫、馬德里、阿雷格里港、杭州等），都至多是“淺綠”而不是“紅綠”和“深綠”意義上的，因為它們都沒有觸及或導致經濟政治制度本身和價值觀生活方式層面上的根本性變革[53]；而戴維·佩珀曾專題研究過的西班牙“紅綠”經濟合作社，則更像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汪洋大海中的“綠色孤舟”，而不是足以擴展成為燎原之勢的“星星之火”，連他本人也懷疑其未來的綠色變革潛能。[54]承認這一點絕非意味著，資本主義化的經濟與政治及其蘊涵的對環境的吞噬破壞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未來制度前提（對于少數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或“不可避免的宿命”（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而是說，對具有生態破壞本性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的真正“紅綠”式超越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從理論層面上說，我們又必須看到，無論是作為對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的反對或解構，還是對未來生態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愿景或想象，西方綠色左翼政治理論都在提供著前所未有的內在一致性、可信度和吸引力。喬爾·科威爾在闡述對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解時強調，“生態社會主義”包括三個維度或側面[55]：一是要求保持與擴大社會主義理念的核心，即消除現代階級和國家以實現人們的自由自主勞動；二是要求發展一種后資本主義的、合乎生態的生產方式，即解放后的勞動不再為商品和交換價值而是為人類基本需求滿足和使用價值而生產，并促進一種繁榮的、整體性的生態系統；三是要求充分（適當）考慮人類社會存在的性別基礎，即未來生態社會必須使女性價值與視角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與體現。對于“紅綠”政治理論，我們也可以大致從上述三個維度或側面來理解和評判。
令人欣喜的是，一方面，“紅綠”政治理論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生態學批判，已經從“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擴展到現實世界中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性生態危機（尤其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和資本主義“綠化處方”的全球性失效或無能（比如可持續增長和消費或反增長）。正是在這方面，包括歐美發達國家在內的資本主義世界開始顯露出越來越多的“不愿面對的真相”，也側證著“紅綠”政治理論闡釋的說服力與可信性。另一方面，“紅綠”政治理論對未來生態社會主義的制度想象與設計，已經從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關于共產主義或科學社會主義的簡化設想擴展到對生態社會變革及其轉型必然涉及到的諸多問題的具體分析。國家、所有權、市場、貨幣、工業、技術、交通、等等，都在一個“綠色社會”需要與要求的框架下得到重新審視或討論。概括起來，基于基層民主平等實體單元的多維度、多層面邦聯式聯合體已成為絕大多數“紅綠”理論流派的共同制度預設，而與此同時，它們都斷然拒絕一個完全交給市場自發力量的資本主義主導經濟和一個高度強權與壟斷的政治化國家和社會。依此而言，20世紀90年代初詹姆斯·奧康納和塔基斯·福托鮑洛斯之間圍繞“生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還是“社會生態學”的激烈爭論似乎已經得到化解（其核心是民主化國家在未來綠色變革中的作用與地位），至少喬爾·科威爾與福托鮑洛斯對此沒有實質性分歧。[56]客觀地說，這并不能僅僅歸因于這些理論流派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淵源，對于已經無處不在的資本主義經濟與政治霸權，“去集中化”解構似乎是一個順理成章的路徑選擇，況且20世紀“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性變革嘗試并未能提供真實意義上的道路替代。
但是，即使從純學理的角度來說，問題也依然存在。首先，正如丹·雅科波維奇已經指出的[57]，“紅綠”政治結合的理論潛能與現實展開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反差，或者說存在著諸多難以克服的實踐性障礙。事實證明，勞動者的物質利益關切和環境主義者的生態環境價值關切，無論在歐美發達國家還是在廣大發展中國家都往往更多地體現為沖突、競爭而未必一定是契合，而這在一個總體上走向“更少生產與消費”的綠色社會變革過程中很可能會變得更突出和尖銳。就此而言，目前較多關注勞動者物質利益關切的“紅綠”政治依然有著明確的局限性。其次，即使“紅綠”政治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與行動，它能否最終改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政治關系（比如私人所有權）和人們已習以為常的浪費性生活方式與風格，也是完全不確定的。當然，這已經不簡單是一個“紅綠”政治理論挑戰現實主流政治的決心與力度的問題[58]，而且也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學層面上的問題。
（注釋已略去）
作者：郇慶治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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