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政體中，政治家作為利益集團代表、代言人是普遍現象，但日本體制化的派閥政治卻可謂登峰造極。日本議員一般都具有十分穩固的政治“基盤”，一個政治家族、一種政治勢力占據一方現象既古老又普遍。
日本又換首相了。這樣的新聞似乎已經引不起人們多少關注了。過去十年里日本更換了七個首相，除去連做5年的小泉純一郎外，其余六位在任均為一年左右。再往前的一個十年日本更出現過“十年九相”狀況。世人對日本走馬燈似的政壇議論紛紛。近年來隨著日本經濟、社會積弊日深日顯，日本政壇的走馬燈現象受到越來越多來自國內外的揶揄。在近年來我們所做的東亞政治發展研究中，不穩定的日本政壇是我們關注與研究的一個重點。
憲政體制是政治體系最表層的結構。從表面上看，日本政客做議員事大，做首相大臣事小，大家輪流坐莊過過首相、大臣癮似乎挺自然。當然事情不會如此簡單。真正決定日本政壇人事頻繁更替的是憲政體制之下的“派閥政治”。西方政體中，政治家作為利益集團代表、代言人是普遍現象，但日本體制化的派閥政治卻可謂登峰造極。日本議員一般都具有十分穩固的政治“基盤”，一個政治家族、一種政治勢力占據一方現象既古老又普遍。
由于長期穩固的政治經營，形成了以議員為核心的利益集團。議員與其背后的利益集團互為犄角，相互支持相互利用。因此，日本國會有“族議員”之說，即議員為某一地區或某一行業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代表。首相、大臣就是自民黨內派系政治交易和妥協的結果。既然首相、大臣產生于密室中的交易與妥協，自然就沒有了一般兩黨制下的那種“贏家通吃”的氣勢和能力，政治決策、行動力較弱是必然的結果。
如果仔細觀察，盡管日本派閥政治導致政府軟弱，但政壇本也不應該像走馬燈似地頻繁更替。泡沫經濟崩潰在政治上引起了一系列嚴重的連鎖反應：其一，陷入困境的經濟界對于自民黨的支持大幅度減少，而財源減少又使得原來靠雄厚財力普惠派閥的領導層捉襟見肘，平衡利益關系能力大為下降，致使內部矛盾激化。內部矛盾激化則進一步導致執政黨和政府能力的弱化，根本拿不出辦法解決嚴重的經濟問題。由此，形成了政治上的惡性循環。
有一些不大了解日本的人說：瞧，日本首相頻繁更替，社會不是還挺穩定嗎？這真叫“站著說話不腰疼”。國際上的不滿和嘲諷且不說，實際上最為不滿，真正著急的是日本的政治家。他們最清楚長此以往日本會成什么樣。
在日本政治家中，對“走馬燈政治”感受最為痛切，最堅決主張改革的就是原自民黨的“影子將軍”、當今民主黨實力人物小澤一郎。他從20年前就大聲疾呼要改變日本的“無責任政治”。他在其系統論述改造派閥政治構想的《日本改造計劃》一書中指出：“日本戰后政治一直無視或輕視多數決原理。由此產生無責任的政治。”他主張“必須有利于政黨以政策競爭、以多數決原理推動政治”，“使最高領導者能夠負責任地決定政策，使無謂分散的權力，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實質上實行民主主義的集中化”。然而，20年過去了，小澤一郎沒能改造派閥政治，自己反倒在其中被搞得遍體鱗傷。他唯一做到的是搞垮了自民黨，自己卻在新的執政黨里當起了最大的派閥首領。
更為遺憾的是，小澤一郎所指出的那種“無責任政治”還在無情地削弱拖累著日本。“無責任政治”顯而易見的危害有兩條：其一，派閥利益優先。個別利益綁架整體利益，日本政壇逐步失去了以國家長遠利益、整體利益為考量的政治決策機制和功能；其二，在派閥爭斗、頻繁換馬的格局下，國家的政策失去統一性、連貫性。日本派閥政治格局下的政治家們終日周旋于各派“大佬”、掌門人之間，四面討好，到處交易。特別是首相，他執政時間長短，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取決于其工作及業績，而主要看他的政治手段和“平衡能力”。
在日本政治家們策劃于密室之時，觥籌交錯之間，日本的公共債務余額超過了GDP的200%，地震海嘯引發的核泄漏不斷蔓延，日本經濟再次面臨衰退，日本主權債務評級下調，日本從世人眼里的“模范生”變成了英美媒體揶揄的對象，他們甚至在諷刺本國的政治家時說，你們都快“變成日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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