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資本力量既通過出資舉辦媒體直接控制媒體的所有權，也通過舉辦通訊社控制媒體的內容，還通過廣告控制媒體的經濟命脈，媒體儼然成為資本家和大財團的喉舌。
默多克新聞集團旗下的英國《世界新聞報》竊聽丑聞之所以引起軒然大波，一是因為觸犯了眾怒，二是因為觸犯了法律。如果不是這兩條，很難想象默多克這位叱咤風云的媒體大亨能低下他那高傲的頭。一石激起千層浪，公眾憤怒的浪潮沖擊著默多克的媒體帝國，也沖擊著西方新聞自由背后的真相。透過“竊聽門”，我們看到些什么呢？
資本的自由
按照西方新聞觀，自由地舉辦新聞媒體，是新聞自由的第一要義。但是辦媒體是要花錢的，并不是誰想辦就可以辦起來的，因此事實上這只是有錢人的自由。只有有錢人才可能辦媒體，只有大資本家、大財團才可能辦大媒體，這就是西方新聞自由背后的最大真相。默多克之所以能夠打造出一個跨國傳媒帝國，首先因為他是一位資本運作的高手。起步于家鄉澳大利亞的默多克，從繼承父親創辦的幾份小報那里積累起最初的資本。1968年進軍英國后，默多克首先購買了《世界新聞報》這份英國最大周報40%的股份，接下來，又憑借這份報紙的利潤，先后收購了《太陽報》、《泰晤士報》和《星期日泰晤士報》。在英國市場收益的幫助下，默多克又轉戰美國，先后收購《華爾街日報》、《紐約郵報》、福克斯電視臺等知名媒體。每一次成功收購的背后，都是巨額資本的投入。就在《世界新聞報》因“竊聽門”丑聞而關張之際，默多克仍在為收購英國天空廣播公司的剩余股權而奔忙。盡管這筆高達125億美元的生意最終流產，但如此天價讓人們不能不真切感受到，所謂舉辦媒體的自由，實質上只能是資本的自由。
你可以自由辦媒體，只要你有足夠的錢。這就是西方新聞自由的現實邏輯。不僅辦媒體要花錢，“自由的采訪報道”也離不開金錢的支撐。沒有錢，你就不可能向世界各地派駐記者，就采集不到受市場歡迎的新聞信息，你就只能購買那些財大氣粗的大通訊社提供的新聞產品，做它們的傳聲筒、擴音器。在西方國家，資本力量既通過出資舉辦媒體直接控制媒體的所有權，也通過舉辦通訊社控制媒體的內容，還通過廣告控制媒體的經濟命脈，媒體儼然成為資本家和大財團的喉舌。
2007年新聞集團收購《華爾街日報》時，盡管默多克多次表示不會干涉《華爾街日報》的新聞業務，但是人們還是普遍為這份老牌商務財經報紙的新聞獨立性而擔憂。這種擔憂顯然并非杞人憂天，因為從《世界新聞報》到《太陽報》，再到象征大不列顛尊嚴、有200多年歷史的《泰晤士報》，默多克每一次出手，都在這些媒體身上深深打上了自己的印記。有人為此發問：“誰還能從默多克手中拯救編輯的獨立性，拯救新聞自由？”默多克及其新聞集團是西方新聞業的一個縮影，它揭示了這樣一個真相：在西方社會，誰想擁有媒體，誰就得有足夠的資本；誰有能力擁有媒體，誰就能主宰新聞自由。
被壟斷的自由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機制是推動新聞事業發展的基礎力量，新聞事業的壟斷成為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成為現代資本主義新聞體制的最主要特征。“大魚吃小魚”的市場競爭，使西方各發達國家的新聞市場都為極少數大型傳媒集團所壟斷，從而走向新聞自由的反面。
仍以默多克為例。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如今新聞集團的觸角已伸向了世界各個角落。在澳洲，新聞集團控制了2/3的澳大利亞報紙，以及澳大利亞最大的衛星和有線電視提供商Foxtel；在歐洲，默多克控股了英國40%的報紙，擁有英國天空廣播公司等電視臺的股權；在美洲，新聞集團擁有《華爾街日報》、《波士頓先驅報》等美國知名報紙，擁有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福克斯網絡和30多家電視臺，同時還與至少3家電視臺合作，通過衛星向拉美播送100多套電視節目；在亞洲，新聞集團的全資子公司星空傳媒已有星空衛視等超過40個電視頻道，以7種語言向亞洲50多個國家和地區播出電視節目。新聞集團在全球7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800多家傳媒企業，受眾覆蓋世界2/3的人口。
壟斷是自由的天敵。媒體的高度壟斷，必然會嚴重擠壓新聞自由的空間。媒體的壟斷還意味著對信息的壟斷，這在當今信息社會意味著巨大的權力。德國《日報》稱默多克為“三大洲的權力掮客”，其言所指的正是默多克呼風喚雨的巨大能量。在英國，“你若想當選，就需要默多克”已是公開的秘密，從撒切爾、布萊爾到布朗、卡梅倫，他們成功當選的背后，都少不了默多克旗下報紙“堅定地”搖旗吶喊，默多克在英國政壇左右逢源、成為唐寧街10號座上客也就毫不奇怪了。“竊聽門”從表面上看是媒體人道德淪喪、漠視法律，實質上反映的卻是壟斷資本在壟斷了新聞自由后的自負、癲狂和肆無忌憚。
被濫用的自由
默多克在為竊聽丑聞所作的道歉信中說：“我們企業創立時的理念是，自由和公開的媒體應該成為社會的積極力量。”但事實上，在資本唯利是圖的本性驅使下，追逐商業利潤成為媒體第一位的目標，市場“賣點”壓倒一切，發行量、收視率以及隨之而來的廣告進賬才是硬道理，只要“讀者需要”、“觀眾喜歡”，該報的可以不報，不該報的可以爆炒，所謂新聞自由只能屈從于他賺錢的需要。
在極端的市場取向下，“壞消息才是好新聞”成為西方媒體信奉的新聞價值標準，越是反常的、負面的、突發的、聳人聽聞的事情才越有新聞價值，于是，暴力、色情、犯罪、丑聞等充斥報端和熒屏。默多克被人稱為“報業怪杰”，一些奄奄一息的報紙到他手中就能起死回生。他的看家本領不是別的，就是挖猛料、揭內幕、曝丑聞，力推“爆炸性”新聞。有人指出，因竊聽事件被捕的《世界新聞報》前主編安迪•庫爾森惟一的新聞理念就是：搞到獨家新聞，不惜一切代價。據稱，庫爾森經常毫無顧忌地和同事們談論“黑暗藝術”，只要能挖出猛料，便可以不擇手段。此次竊聽丑聞，正是這一理念的“杰作”。有歐洲媒體評論稱，這種濫用新聞自由的做法在西方已成“行風”，小報視之為家常便飯，不少大報也不拒絕。新聞自由儼然成了謀取商業利益的遮羞布，成了漠視道德底線的擋箭牌。
鑒于“竊聽門”激起眾怒、觸犯法律，有人預言，這起丑聞將使默多克的傳媒帝國轟然崩潰。這很可能只是一種過于天真的想法。“竊聽門”對西方新聞業影響幾何還很難說，然而經驗告訴人們：只要資本的威力還在，只要默多克本人無意退出歷史舞臺，竊聽丑聞就擊不垮他的傳媒帝國，西方新聞自由的現實困境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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