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二戰結束以后的若干年里，無產階級當家做主的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榜樣的沖擊以及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思潮對歐洲大陸的席卷，促使西歐社會主義革命萌芽和民主運動不斷沖擊著資產階級的統治，美帝國主義和西歐資產階級對本國無產階級被迫一步步妥協，歐洲底層民眾的經濟民主權利和政治民主權利都獲得了大幅度的提升，一度形成了西歐和北歐若干高福利國家的典型。然而，上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世界革命逐漸式微，新自由主義理論開始在資本主義陣營大面積實施，隨著全球化步伐的推進，通過資本輸出，帝國主義的經濟殖民地逐漸在發展中國家進一步膨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廠大規模外遷，本土民眾的福利和民主逐漸被削減。上世紀80年代初，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忠實信徒撒切爾在英國執行了激進的私有化政策，造成大面積的工人失業和福利削減，從而誘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然而，與阿根廷之間的馬島（馬維納斯）戰爭成為了拯救撒切爾的一場及時雨，英帝國主義成功地將本國階級矛盾轉移到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名正言順對本國工人階級實施殘酷的軍事鎮壓。危機被帝國主義以各種手段延緩，08年以來歐洲大陸此起彼伏的抗議活動和今日的英國騷亂再次燃點了危機爆發的火苗，當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全面來臨時，再次拯救英國資產階級的又將是什么呢？

英國騷亂蔓延至多個城市 首相稱將用更強硬措施

魏群 史憶 中國新聞網

倫敦東部發生騷亂的街區部署了大量的防爆警察。

    中新社倫敦8月9日電(魏群 史憶)倫敦暴力騷亂事件已擴展至多個城市，英國首相大衛·卡梅倫9日早間召開緊急安全會議，稱將用“更強硬的措施”打擊犯罪行為，并宣布將于本周四召開議會。

    連日的暴力騷亂事件迫使卡梅倫提前結束假期返回倫敦。他于9日早會見內政大臣特麗莎·梅和倫敦警察局代理專員蒂姆·戈德溫，并主持緊急高級安全會議。

    在隨后發表的聲明中，卡梅倫強烈譴責了近日發生的暴力騷亂行為，稱需嚴厲打擊這種“顯而易見的犯罪”。他贊揚了警方的英勇行為，但指出需要更多的警力和更強有力的行動來應對騷亂。他稱9日晚將在街區部署16000名警力，全國上下的警力將協調行動。卡梅倫稱目前已有450人被捕，在此后的幾天內將會逮捕更多人，同時法院將加速審理進程。

    同時，卡梅倫向參與騷亂的青年直接發出強硬聲明：“你們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們既然在這種年齡做出這種犯罪行為，就要足以面對應有的懲罰。你們不僅僅是在毀壞他人的生活，也是在毀壞你們自己的社區，更是在毀壞你們自己的人生。”他稱將盡全力重建秩序，以保障守法公民的安全。

    卡梅倫稱將在周四召開議會，屆時他將向議會作出陳述，就對抗騷亂和重建社區進行討論。

    目前，嚴重暴力騷亂事件已蔓延至倫敦多處地區，并擴展至伯明翰、利物浦、諾丁漢和布里斯托等城市。

    據報道，8日夜里曼徹斯特有多輛汽車被損壞；在利物浦有200多名戴面具的青年在街上游蕩；諾丁漢郡警方稱一所警察局被襲擊，200多個輪胎被當街點燃；布里斯托警察稱正在處理150人左右的騷亂事件；利茲市警察也連夜處理“小型騷亂”；西米德蘭茲郡警察稱伯明翰的一處警局被點燃。

    倫敦多個地區騷亂情況在延續。一些搶劫者襲擊了倫敦南部克拉珀姆地區的德本漢姆百貨公司以及斯特拉特福德大街的一些商店；在克拉珀姆附近地區警察用裝甲車阻擋150名左右的鬧事分子；東南部貝思納爾格林附近的一家樂購超市被搶；恩菲爾德附近的一家倉庫被點燃，目前火勢已被熄滅。9日在倫敦西北部的布倫特地區，3名暴亂分子涉嫌企圖謀殺警察被捕，這名警察在試圖制止可疑行為時受傷。警察在南部的克里登發現一名26歲的男子身受槍傷，目前已被送往醫院急救。英國保險協會稱，近日的騷亂使保險公司預計要支付“上千萬英鎊”的賠付。

    對于不斷升級的暴力行為，一些議員建議考慮全倫敦范圍內實施宵禁，或者使用高壓水炮應對。倫敦警察局副助理局長史蒂文·卡瓦納稱，不排除考慮動用軍隊力量鎮壓騷亂。

評論：社會不公，導致英國騷亂

來源：新京報

　　國際觀察

　　教育不平等，經濟不景氣，政策不關切社會底層的需求，是英國發生騷亂的主要原因。

　　當年輕黑人的怒火在托特納姆點燃后，倫敦、伯明翰、利物浦等多個城市出現暴力的火光。搶劫商鋪、點燃汽車、同防暴警察對戰，還把BBC的電視直播車也給搗毀，整個英國似乎陷入突如其來的騷亂，迫使首相、內政部長、倫敦市長縮短假期，回國“滅火”。

　　在年輕的首相眼里，國內年輕人的騷亂是“絕對的犯罪行為”，數百人被捕，數十人被起訴。但是，英國媒體卻在不斷播放一位騷亂參與者的呼聲，“我們不要暴力，我們要社會公正，我們要工作”。

　　筆者曾去過托特納姆，那里雖并非中國媒體所說的“城鄉接合部”，但的確是相對貧窮的區域，是加勒比黑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失業率較高。他們的父輩，曾是二戰后的“來英建設者”，承擔了很多英國白人不愿干的體力活。修路、建房、開礦等基礎設施建設，多是外國移民的雙手搭建的。

　　但是，這些外來移民的教育并沒有像英國白人一樣被重視，加上上世紀末英國本國學生上大學也開始收學費，使得這些弱勢群體的孩子們失去上大學的機會。現在參加騷亂的年輕人，正好是那些失去上大學機會的人。在經濟狀況好的情況下，他們還可以有一份簡單的工作做，而出現經濟蕭條時，工作機會減少，教育程度較低的黑人便出現群體性失業的現象，對社會的不滿也因此聚集。他們成為警方看管的重點對象，當黑人青年在遭遇警方搜查不服氣，雙方發生槍戰且死亡的是黑人時，他們的同伴們便走上了街頭。

　　火焰開始蔓延，多在經濟不景氣的破敗區域。無論是倫敦的各動亂之地，還是伯明翰、利物浦的“點火處”，都是不富裕的地方。當汽油價格達到每升14元人民幣的高價時，家境貧困的年輕人感到難以承受，以極端甚至犯罪的方式，向政府和社會發出他們的不滿。

　　英國聯合政府脫離社會底層，是動亂發生的另一個原因。

　　無論是保守黨的首相、財相，還是自民黨的副首相，都是家境富裕的白人，他們對底層人士特別是少數民族，有種天然的隔膜。當公共開支捉襟見肘時，他們削減的開支包括停止給社區的青少年活動中心撥款。英國的青少年活動中心，是學習技藝、進行交流、介紹工作的地方，可以讓無業青年干點有益的事。而關閉青少年活動中心，則把年輕人推向街頭，為游手好閑、制造事端開了門。

　　教育不平等，經濟不景氣，政策不關切社會底層的需求，是英國發生騷亂的主要原因。即便現在能平息事端，解決問題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英國政府和倫敦市政廳最為擔心的是，明年倫敦奧運會期間會不會發生類似的事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英國經濟不可能在一年內突然興盛，也因此，騷亂的火光，將時時出現在當政者的夢境里。

　　陳冰（學者）

《休克主義》 第二部分　　

撒切爾主義與有用的敵人　　

第六章因戰爭而獲救　　

元首即決定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的人。 施密特（CartSchmitt），納粹法學家　　

芝加哥學派的守護圣人哈耶克1981年訪問智利回國時，他對皮諾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的印象好到讓他坐下來，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朋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MargaretThatcher）。他敦促她以南美洲國家為模型來轉變英國的凱恩斯經濟體制。撒切爾和皮諾切特后來建立堅定的友誼，皮諾切特面對大屠殺、酷刑和恐怖主義的控訴后，撒切爾還曾親往探視這位遭軟禁的老將軍。　　

撒切爾很熟悉她所稱的“智利經濟卓越的成功”，并形容它是“令人刮目相看的經濟改革典范，讓我們可以從中學到許多教訓”。但盡管她對皮諾切特很推崇，在哈耶克首次建議她仿效休克療法政策時，撒切爾并未信服。1982年2月，撒切爾在一封給她的思想導師的私人信函中，坦率解釋問題所在：“我相信你會同意，在英國我們實施民主體制，并且需要高度的合議，一些在智利采用的方法在這里相當不可行。我們的改革必須符合我們的傳統和憲法。有時候程序可能顯得緩慢得令人受不了。”　　

結論是，芝加哥學派的休克療法在英國這種民主政治就是行不通。撒切爾當時第一任任期已進入第三年，民調數字滑落，因此絕不會采取哈耶克提議的激進或不得民心的措施，甘冒下次選舉慘敗的風險。　　

對哈耶克和他所代表的運動，這是令人失望的評估。南錐的實驗已帶來如此可觀的獲利，雖然獲利的只是少數人，但日益全球化的跨國公司對新領土的胃口卻極其饑渴 不僅是對發展中世界，也對西方的富裕國家，在那里國家掌控的資產還更豐饒，可以轉變成營利的事業：電話、航空、電視頻道、電力公司等。如果有人可以在富裕世界推動這個目標，那就非英國的撒切爾或美國當時的總統里根（RonaldReagan）莫屬。　　

1981年，《財富》雜志刊登一篇文章贊揚“智利的里根經濟學美麗新世界”，稱許圣地亞哥“閃閃發亮、滿是奢侈品的商店”和“嶄新發亮的日本汽車”，但對遍及各地的鎮壓和貧民窟快速擴展卻視若無睹。文章問：“我們從智利的正統派經濟實驗可以學到什么？”然后立即提供正確的答案：“如果一個小型未開發國家能借競爭優勢理論生存，那么我們資源遠為雄厚的經濟當然也能。”　　

不過，就像撒切爾給哈耶克的信已明白指出的，事情并非如此簡單。民選領導人必須擔心選民對他們工作表現的評價，而這種評價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舉行。在80年代初，即使里根和撒切爾掌權，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也扮演有影響力的顧問，在南錐以如此兇殘的暴力實施的激進經濟政策，能不能在英國和美國推動仍是一大問題。　　

時間往前推移十年，弗里德曼和他的運動曾遭到重大挫折，而當時掌權的人是尼克松，這次挫折似乎已證實上述這一點。雖然尼克松曾協助芝加哥男孩在智利取得權力，在國內他卻采取大不相同的路線 弗里德曼日后從未原諒他的表里不一。尼克松1969年上任時，弗里德曼以為他領導國內反革命對抗新政遺緒的時代終于來臨。弗里德曼寫信給尼克松：“很少總統表達的思想，與我的理論如此契合。”兩人定期在橢圓辦公室會面，而且尼克松任命幾位與弗里德曼志同道合的友人和同僚擔任重要經濟職務。其中一位是芝加哥大學教授舒爾茲（GeorgeShultz），由弗里德曼協助招攬來為尼克松工作；另一位是當時37歲的拉姆斯菲爾德。在60年代，拉姆斯菲爾德常參加芝加哥大學的座談會，也就是他日后常以虔誠恭敬的語氣描述的聚會。拉姆斯菲爾德形容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為“一群天才”，他和其他自稱“小狗”（youngpups）的人則“進來趴在他們腳下學習 我感覺自己如此受到恩寵”。有得意門生制定政策，加上與總統緊密的私人情誼，弗里德曼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的構想即將在全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付諸實行。　　

然而在1971年，美國經濟陷于不景氣；失業率居高不下，通貨膨脹推升物價飆漲。尼克松知道如果他實行弗里德曼的放任主義建議，數百萬憤怒的人民將投票讓他下臺。他決定設定基本民生項目的價格上限，例如房租和石油。弗里德曼氣急敗壞：在所有可能的政府“扭曲”中，價格控制絕對是最惡劣的。他形容它們是“能摧毀經濟體系運作能力的癌癥”。　　

更令他顏面掃地的是，這些凱恩斯政策的執行者竟是他的弟子：拉姆斯菲爾德負責工資與物價控制計劃，同時，他對當時擔任管理與預算局（OfficeofManagementandBudget）局長的舒爾茲負責。有一次，弗里德曼打電話給在白宮的拉姆斯菲爾德，痛斥他以前的“小狗”。據拉姆斯菲爾德轉述，弗里德曼指示他：“你必須停止正在做的事。”這位新手技術官僚回答說，政策似乎很管用 通貨膨脹逐漸下降，經濟開始成長。弗里德曼駁斥那是最不可饒恕的罪惡：“人們會想到是你在做這些 他們會學到錯誤的教訓。”民眾確實如此，而且他們在次年以60％的選票讓尼克松連任成功。尼克松在第二任還繼續撕碎更多弗里德曼的正統派理論，通過一連串新法以實施更高的產業環保與安全標準。“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派”已成了尼克松的名言 也是對弗里德曼最無情的一刀。這種背叛之痛，深切到讓弗里德曼日后形容尼克松為“20世紀美國最支持社會主義的總統”。　　

尼克松的任期對弗里德曼是慘痛的教訓。這位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已建立一個以資本主義和自由為公式的運動，但自由的人民似乎不愿把選票投給實行他的建議的政治人物。更糟的是，只有獨裁統治 自由幾乎蕩然無存的地方 的政府愿意實施純自由市場教條。因此在他們為國內的背叛痛心時，芝加哥學派的領導人只能借著軍政府一路顛躓走過70年代。幾乎在每個右派軍事獨裁者掌權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芝加哥大學的存在。哈伯格1976年在玻利維亞軍政府擔任顧問，1979年接受阿根廷吐庫曼（Tucuman）大學的榮譽學位，當時阿根廷的所有大學已在軍政府控制之下。在更偏遠的田野，他還擔任印度尼西亞蘇哈托與柏克萊幫的顧問。　　

加州大學堅定的新自由派政治學家哈佳德（StephenHaggard）承認一個“悲傷的事實”：“發展中世界的一些最廣泛的改革計劃，都緊接在軍事政變之后進行” 這是說，除了南錐和印度尼西亞以外。他列舉土耳其、韓國和加納（Ghana）。其他成功的例子雖未發生在軍事政變后，也都是在一黨獨大的國家，如墨西哥、新加坡。與弗里德曼的核心主張恰好相反，哈佳德下結論說：“好事 例如民主政治和市場導向的經濟政策 不見得成雙。”在80年代初，確實沒有任何多黨民主政治國家轉向全面化的自由市場。　　

發展中世界的左派分子長期以來宣稱，純正的民主政治 有公平的規范避免企業買票 必然帶來致力于財富重分配的政府。這個邏輯十分簡單：在這類國家，窮人一定遠多于富人。直接重新分配土地和提高工資的政策、而非滴漏式（trickle-down）經濟體，顯然符合貧窮多數人的自我利益。公民有了投票權和合理的公平程序，他們將選出最可能創造就業和分配土地的政治人物，而非更多自由市場的承諾。　　

基于這些原因，弗里德曼花了許多時間思考一個思想的矛盾：身為亞當•斯密（AdamSmith）的傳人，他堅決相信人類是被自利所驅動，而當幾乎所有活動都以自利原則來管理時，社會的運作將臻于完美 除了一種叫投票的小活動之外。由于世界上大多數人在他們的國家不是貧窮就是所得低于平均水平（包括美國人），投票給承諾把經濟頂層的財富重分配給他們的人，勢必最符合他們的短期自利。弗里德曼的長期友人梅爾澤（AllanMeltzer）是一位貨幣主義經濟學家，他解釋這個難題說：“選票的分配比所得更平等 所得水平中等或以下的選民，可以從轉移所得給自己而獲利。”梅爾澤將多數人的這種投票結果描述為“民主政府和政治自由的部分成本”，但他說：“弗里德曼夫婦（米爾頓和他妻子羅絲）違逆這股強勁的潮流。他們無法阻止或扭轉它，但他們對大眾和政治人物的想法與行為，造成的影響遠超過大多數人。”　　

在大西洋彼岸，撒切爾借提倡后來耳熟能詳的“所有權社會”（theownershipsociety），嘗試建立英國版的弗里德曼主義。這些努力著重在英國的公共住宅，或叫公營小區（councilestates）。撒切爾提出一套反對公共住宅的理論，認為國家不應在住宅市場扮演角色。公營小區住滿不會投票給保守黨的典型選民，因為那不符合他們的經濟自利原則；撒切爾相信如果把他們帶進市場，他們會開始認同反對重新分配的富人利益。主意打定后，她對公共住宅的居民提供強烈誘因，以降低的價格把房子賣給他們。部分人變成屋主，但其他人卻必須面對幾乎是過去兩倍的房租。這是一套“分而擊之”的策略，而且果然奏效：租屋者繼續反對撒切爾，英國大城市街頭的無家可歸者明顯增加，但民調顯示，超過半數的新屋主改變政黨傾向，轉而支持保守黨。　　

雖然出售公共住宅為極右派經濟學在民主政治下的發展提供一線希望，撒切爾在第一任任期快結束時，職位仍然岌岌可危。在1979年，她以“勞工無需工作”作為競選口號，但到1982年，失業人數在她治理期間增加一倍，通貨膨脹也是如此。她嘗試挑戰英國勢力最龐大的煤礦工人工會，但未能成功。在位三年后，撒切爾發現她的支持率跌到只有25％ 比小布什最低時還低，也是有民意調查以來支持率最低的英國首相。對整個撒切爾政府的支持率更跌到只有18％。隨著大選迫近，撒切爾主義眼看就要提早夭折，距離保守黨達成雄心勃勃的大規模私有化以及粉碎藍領工會的目標還遙遙無期。就是在這種艱困考驗的情況下，撒切爾寫信給哈耶克，禮貌地告訴他，智利式的轉型在英國“相當不可行”。　　

撒切爾第一任的慘狀似乎進一步證實尼克松時代的教訓：芝加哥學派激進而高獲利的政策，無法在民主體制下存活。顯而易見的是，成功實施經濟休克治療有賴其他種類的休克配合 不管是軍事政變，還是高壓統治建立的酷刑室。　　

這對華爾街是特別令人憂心的情景，因為在80年代初，世界各地的獨裁政權正紛紛垮臺 伊朗、尼加拉瓜、厄瓜多、秘魯、玻利維亞 而且更多國家將步其后塵，形成保守派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所稱的“第三波”（thirdwave）民主化浪潮。這些都是值得憂慮的發展 如何不靠民粹主義政策而能阻止另一個阿連德崛起、贏得選票和支持？　　

華府1979年目睹了這種場景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發生。在伊朗，美國支持的國王被左派與伊斯蘭教派分子的聯盟推翻。雖然人質事件和什葉派領袖占據媒體報道，但經濟方面的政策也引起華盛頓警覺。伊朗的伊斯蘭政權尚未轉變成完全的獨裁統治，但已把銀行業國有化，并開始實施土地重分配計劃。它也管制進口和出口，逆轉前國王的自由貿易政策。五個月后在尼加拉瓜，美國支持的蘇慕薩（AnastasioSomozaDebayle）獨裁政權遭平民暴動推翻，建立了左派桑定（Sandinista）政府。桑定控制進口，并且和伊朗一樣把銀行業收歸國有。　　

這對全球自由市場的夢想是一大惡兆。到80年代初，弗里德曼的追隨者面對的前景是，他們不到十年的革命可能被一波新的民粹主義浪潮淹沒。　　

戰爭變成救兵　　

撒切爾寫信給哈耶克六周后發生的事，改變了她的主意，也改變了政商財團十字軍的命運：1982年4月，阿根廷入侵曾被英國殖民統治的馬爾維納斯群島。馬爾維納斯戰爭，或阿根廷人所稱的馬維納斯（Malvinas）戰爭，在歷史上對英國是一場勝利，但戰役規模相當小。在當時，馬爾維納斯群島沒有戰略上的重要性。這些阿根廷外海的島群距離英國數千英里，防守和維護的成本極高。它對阿根廷用處也不大，雖然在海域之內有一個英國前哨站被認為有辱國家尊嚴。阿根廷傳奇作家博格斯（JorgeLuisBorges）辛辣地形容這場領土爭端是“兩個禿頭男人爭一把梳子”。　　

從軍事觀點，這場歷時11周的戰爭似乎沒有任何歷史重要性。不過，為人忽略的是，戰爭對自由市場計劃的影響卻極其深遠：馬爾維納斯戰爭給了撒切爾所需的政治掩護，讓她得以進行一場在西方自由民主體制首見的激進資本主義轉型。　　

沖突的雙方都有充分理由想打一場戰爭。在1982年，阿根廷的經濟因為不堪外債和貪腐而瀕臨崩潰，且人權運動勢力日益高漲。由格爾蒂埃里（LeopoldoGaltieri）將軍領導的新軍政府判斷，唯一比軍政府持續鎮壓民主所招致的憤怒還要強大的力量，就是反帝國主義情緒，因此格爾蒂埃里在英國拒絕放棄群島時便巧妙地激化反英情緒。不久后，軍政府把阿根廷的藍白國旗插上那些巖石嶙峋的外島上，舉國隨之一片歡騰。　　

當阿根廷宣稱占領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消息傳來，撒切爾發現那是扭轉她政治前途的最后希望，并立即進入丘吉爾式的戰斗模式。在這之前，她只表達過對馬爾維納斯群島增加政府財政負擔頗不以為然。她曾削減對群島的撥款，并宣布大幅縮小海軍編制，包括防衛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武裝艦隊 這些舉動被阿根廷將領視為顯然英國愿意讓出這塊領土。（撒切爾的傳記作者之一描述她的馬爾維納斯政策“無異于邀請阿根廷侵略”。）在備戰期間，政治界全面批評撒切爾想利用軍事行動達成個人政治目的。工黨下議院議員班恩（TonyBenn）說：“看起來愈來愈像唯一攸關的是撒切爾夫人的名聲，而與馬爾維納斯群島毫無關系。”立場保守的《金融時報》（FinancialTimes）則指出：“可悲的是，這個議題正迅速與英國內部本身的政治歧見混淆，而與眼前的事件無關。牽涉其中的不只是阿根廷政府的尊嚴，英國保守黨政府的名聲、甚至存續，也牽連在內。”　　

然而盡管在備戰時有這些合理的質疑，一旦軍隊部署完成，整個國家立即卷入一項工黨決議文所形容的“侵略主義、軍國主義的心智狀態”，把馬爾維納斯群島視為英國沒落帝國最后的一抹光輝。撒切爾稱許舉國充滿“馬爾維納斯精神”，實際上這表示“甩掉這婊子”的怒罵漸漸平息，而“去你的軍政府！”的Ｔ恤銷路卻一路長紅。倫敦和布宜諾斯艾利斯都未認真嘗試避免攤牌。撒切爾不理會聯合國，就像布什和布萊爾日后在伊拉克戰爭前的反應，他們對制裁或談判都不感興趣，雙方感興趣的都只有光榮勝利的結果。　　

撒切爾是為她的政治前途而戰 而且她大獲全勝。馬爾維納斯群島的勝利奪去255名英國士兵和655名阿根廷士兵的性命，但撒切爾被捧為戰爭英雄，“鐵娘子”的稱號從侮辱轉變成高度推崇。她的民調數字也明顯改變。撒切爾的個人支持率在戰爭過程翻升逾一倍，從初期的25％到結束時攀至59％，為她在次年的選舉打下壓倒性勝利的基礎。　　

英國軍方在馬爾維納斯群島的反侵略代號叫“企業行動”（OperationCorporate），雖然對軍事行動來說有點古怪，但結果證明有先見之明。撒切爾利用勝利為她帶來的強大支持，推動她在戰前告訴哈耶克不可能推動的政商財團革命。當煤礦工人1984年罷工時，撒切爾把僵局塑造成阿根廷戰爭的延續，呼吁采用類似的嚴厲解決方法。她宣稱：“我們不得不對抗馬爾維納斯群島的外部敵人，現在我們必須對抗內部的敵人，雖然他們更難應付，但對自由的危害卻一樣大。”撒切爾動員所有的國家力量對付罷工者，包括在一場對峙中派遣8000名揮舞警棍的鎮暴警察，其中有許多騎馬，突擊一道工廠糾察線，造成約700人受傷。在漫長的罷工期間，受傷者達到數千人。正如《衛報》（TheGuardian）記者密恩（SeumasMilne）對罷工的完整報道《內部的敵人：撒切爾對抗煤礦工人的秘密戰爭》所述，首相要求情報單位加強對工會的監視，尤其是激進的工會主席史卡吉爾（ArthurScargill），結果便是“英國有史以來最野心勃勃的反監視行動”。工會遭到許多情報人員和告密者滲透，所有電話遭竊聽，包括工會領導人的住家，甚至經常光顧的炸魚薯條餐廳。一位工會主要干部在下議院被指控是軍情五處（MI5）派來的特工，想“顛覆和破壞工會”，雖然他否認這項指控。　　

罷工期間的英國財政大臣勞森（NigelLawson）在十年后解釋，當時撒切爾政府視工會為敵人，他說：“就像在1930年代末為面對希特勒的威脅而備戰。我們必須有所準備。”和馬爾維納斯戰爭一樣，撒切爾對談判不感興趣，一心只想打破工會，不管代價多高（每天增派3000名警力的成本確實很高）。站在沖突第一線的代理警佐奈勒形容那是“一場內戰”。　　

到1985年，撒切爾也打贏了這場戰爭：工人因為挨餓而無法持續抗爭；最后有966人遭解雇。這對英國最強大的工會是毀滅性的挫敗，并對其他人發出明確的信息：如果撒切爾不惜一切代價打破全國仰賴照明和取暖的煤礦工人工會，生產較不重要產品與服務的弱勢工會膽敢挑戰她的新經濟秩序，將無異于自殺，聰明的話還是接受提供的任何條件。這個信息和里根上任幾個月后面對航空管制員罷工所發出的信息極為相似。里根說，航管員不肯上工已“喪失他們的工作權利，將被解除職務”。然后他出手一次便解雇了1.14萬名美國最重要的員工 美國勞工運動直到今日仍未從這次休克完全復原。　　

在英國，撒切爾把她在馬爾維納斯群島和對煤礦工人的戰果，加碼押在她達成激進經濟目標的大躍進上。從1984年到1988年，英國政府把英國電信、英國天然氣、英國航空、英國機場管理局和英國鋼鐵等大企業私有化，并出售持有的英國石油股份。　　

就像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擊，為一位不得民心的總統創造推動大規模私有化的機會一樣（在小布什的例子是安全、戰爭和重建的私有化），撒切爾利用她的戰爭推行西方民主國家首見的私有化大甩賣。這才是有歷史意義的真正“企業行動”。撒切爾成功利用馬爾維納斯戰爭，是無需軍事獨裁統治和酷刑室就能推動芝加哥學派經濟計劃的明證。她證明只要有規模夠大的政治危機可以鼓動，有限版的休克治療也能在民主政體實行。　　

不過，撒切爾仍然需要一個敵人來團結國家，一個極端的情勢可以合理化她采取緊急措施和鎮壓手段 一個讓她看起來強悍而果斷、而非殘暴而壓制的危機。戰爭完美地達成她的目的，但馬爾維納斯戰爭在80年代只是一個異常事例，一個早期殖民沖突的返祖現象。如果80年代是許多人宣稱的和平與民主新紀元的黎明，那么馬爾維納斯式的沖突將不夠頻繁，不足以形成一股全球政治風潮的基礎。　　

弗里德曼在1982年寫下一段影響深遠的話，最適合用來總結休克主義：“只有危機會造成實質改變，無論是實際的危機或感覺上像危機。當危機發生時，人所采取的行動取決于周圍人們的想法。我相信這就是我們的基本職責：提出現行政策的替代方案，讓它們保持活躍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禁區變成政治上的必需。”這些話將變成他的運動在新民主時代的某種咒語。梅爾澤詳細解說這種哲學：“理念是替代方案，等待著危機出現以作為改變的觸媒。弗里德曼的影響模式就是讓理念取得正當性，使它們可以忍受，并在機會出現時值得努力實現。”　　

弗里德曼理想中的危機并非軍事危機，而是經濟危機。他了解在正常情況下，經濟決策是根據互相競爭的利益之間的推與拉 想要工作與加薪的工人、想要降低稅率和解除管制的雇主，以及必須在這些競爭勢力間取得平衡的政治人物。不過，如果經濟危機發生而且十分嚴重 貨幣崩潰、市場崩盤和大衰退 會把所有秩序打亂，而領導人便能以國家急難之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宣稱的必要措施）。從某一方面看，危機就是無民主區（democracy-freezone） 這是承平政治之間的空隙，對合議與共識的需要此時似乎并不適用。　　

市場崩盤可扮演革命性改變的觸媒這種想法，在極左派有悠久的溯源，最為人熟知的是布爾什維克的理論，認為惡性通貨膨脹因為摧毀了貨幣的價值，把大眾更進一步帶向資本主義本身的毀滅。這種理論解釋了為什么特定傳承的左派分子，隨時在預測資本主義會在何種情況陷于“危機”，就像福音教派的基督徒永遠在等待開悟的跡象。在80年代中期，這種共產主義的想法開始經歷強烈的復蘇，由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接手，宣稱就像市場崩盤可以促成左派的革命，它們也可以用來激發右派的反革命。這套理論后來被稱為“危機假說”。　　

弗里德曼對危機的興趣顯然也是想向大蕭條后左派的勝利學習：市場崩潰后，過去在荒野中疾呼的凱恩斯及其門徒，已經準備好他們的思想和解決方案 新政。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弗里德曼和他的企業贊助者曾嘗試效法這個過程，準備好他們獨家品牌的災難理論。他們不辭勞苦地建立一個新右派智庫網絡，包括傳統基金會與卡托研究所，并制作了散播弗里德曼思想的重要工具，例如美國公共電視網（PBS）十集的《選擇的自由》（FreetoChoose）電視節目 由一些世界上最大的企業贊助，包括蓋帝石油（GettyOil）、泛世通輪胎（Firestone）、百事可樂、通用汽車、貝泰（Bechtel）和通用磨坊（GeneralMills）。當下一個危機發生時，弗里德曼決心要讓他的芝加哥男孩都已經準備好理念和解決方案。　　

在他首度提出危機理論的80年代初，美國正陷于經濟衰退，受到高通貨膨脹和失業的雙重打擊。而今日稱作里根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政策，在華盛頓確實勢力龐大。但即使是里根也不敢實行弗里德曼夢想的全面休克治療，如同他在智利所開出的藥方。　　

同樣的，拉丁美洲國家將再度成為弗里德曼危機理論的試驗場 這一次將不是由芝加哥男孩帶領，而是新一代的震撼醫生，一種較適合新民主時代的震撼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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