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香港返還后的東亞與日本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的進取意志以及作為其結果的擴張意志，在釣魚島和竹島問題上表現地尤為明顯，然而1997年7月1日的香港回歸以及其后對東亞今后秩序變動的影響，意義非凡，讓日本人由戰前軍事力量和戰后經濟力量支撐起來的“東亞家長”心態受到打擊。

被“反掠奪”回來的香港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中國手里。這對于日本意味著什么呢？至少不是說什么“祝賀返還”之類沒營養話的時候。第一，“返還”這個說法對中國來講是不準確的，對于中國來講只能是“收回”。日本人所說的“返還”，是把香港問題當成別人家的事情。英國已經將香港還給中國，這不就完事了嗎，——這種想法也太把自己當做旁觀者了。說實在話，我認為日本和不得不把放棄香港的英國一樣擁有某種共同感受也都不奇怪。對于香港返還，必須當做關系日本本身在東亞的過去與未來前景的重大問題加以關注。1997年7月1日的香港回歸對東亞今后秩序變動的影響，是意義堪比1989年11月9日柏林墻倒塌之于歐洲的重大事件。

當然，正義在中國一方。自鴉片戰爭以來被外國政府統治了150多年的領土主權得以收復，在任何意義上都是正當的，我們日本人也應對這個鄰國對于領土和主權的執著表示敬意。然而，為什么我們必須要從英國的立場上加以考慮呢？因為在中國眼中，英國和日本在香港這150年來的歷史中，是位于同等地位的。收回香港是“對150年恥辱歷史的清算”，這句話不僅是對英國也是對日本發出的。

英國對香港的統治是由1842年，清朝政府在鴉片戰爭后的《南京條約》中承認割讓香港島后開始的。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的《北京條約》又把位于香港島對岸的九龍納入英國領下。1898年九龍半島的其余全部（新界）和235個小島及附近海域租借給英國，租期至1997年6月30日（通稱九十九年條約）。這是中國在日清戰爭[1]戰敗后三年后的事情。剛被日本在肚子一記重擊，又被英國人輕輕松松地乘虛而入，這就是當時中國人的感受吧。

150多年中，香港也并不是一直被英國統治，1941年12月到45年8月的三年八個月是日軍的占領時期，趕跑英軍的日軍離開后，香港又掛上了英國國旗。中國人對于日本占領香港的感覺，只不過是英國統治再繼續中的一個間歇。用稍微粗俗一點的話講，英國從中國搶走了香港，短期內香港又被日本搶走，之后又重回英國之手。而現在是被掠奪的東西終于回到了原主人手里。這就是香港回歸的“基本流程”。英國當然會有巨大的失落感，這是出于“被反掠奪者”的孤獨，這種感覺對于我們日本也并不是無緣的。

始于高杉晉作的危機感的亞洲戰略

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出現之前，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后，就已經出現了與其成為香港那樣被命運玩弄的角色，還不如努力在國家間的游戲中扮演英國式的角色的想法。我感覺1862年高杉晉作在上海對中國的觀察是這一想法的原點之一。他在當年五月到七月，受長州藩[2]主之命視察上海，留下了名為《上海掩留目錄》的日記。

“5月21日，上午去古董店看字畫，一天都在想上海這個城市的事情。在這里支那人幾乎都成了外國人的傭人，英國人法國人走在街上，支那人都要小心翼翼地把道路讓開。這里主權還屬于支那嗎？簡直和英法的殖民地一樣了。北京遠在300里[3]之外，那里一定還留有過去中國的風韻吧，希望如此。然而，這樣的中國的人們看著現在這片土地，肯定會想到些什么吧。再返回頭來想想我國的情況，如果我們對此毫不在意，這種命運也肯定將會降臨到我們身上?！保ㄔ牡默F代語翻譯引自奈良本辰也著《高杉晉作》，中公新書出版）

當時上海的領有權還在中國手里，但在1842年對英割讓香港的同時已被迫開港。在以英法為主的列強的居住地中，外國人擁有治外法權。清政府在1850年爆發的太平天國之亂中消耗很大，上海的防衛只能依靠當地駐扎的外國軍隊。正如晉作的感受，這里簡直就是殖民地。他敏銳地嗅到，被屬國化之風即將由香港蔓延到上海。

高杉晉作的上海日記將清朝頑固愚昧的鎖國政策列為中國衰落的最大原因。而當晉作回國后，在其最后的五年生涯里到處奔忙的事情卻反倒是為打倒德川幕府而開展的徹底堅決的反開國——攘夷的行動。從上?；貒漠斈昴昴?，就和盟友久坂玄瑞等火攻位于品川御殿山的英國公使館，兩年后的1864年8月，又在下關有勇無謀的卷入了同英法美荷四國聯合艦隊的“戰爭”。

在幕末的長州藩有一種規模宏大的開國論，即該藩直目付（官職名）長井雅樂所倡導的“航海遠略策”。主要內容是，不執著于充滿弊端的鎖國策，開展對外貿易，積極同掌握先進文明的外國交流，致力于充實國力，將來要把國力提升至與進入亞洲的歐美列強同等的水平。然而，這種主張對希望推進開國路線的德川幕府持容忍態度，因此在倒幕的激烈較量中一時間銷聲匿跡。晉作本人當然是想在打到幕府之后再實行“航海遠略策”。雖然他在明治新政府成立前去世，但他的后繼者繼承了他的志向。

“航海遠略策”的延伸就是日本在東亞的擴張主義，最初的領土擴張行為是1879年作為“廢藩置縣”的歸結，將琉球王國“合并”入日本。日清戰爭之后“合并”臺灣（1895年），日俄戰爭后“合并”韓國（1910年）。從1941年末到1945年占領香港，也應視為相同的潮流。也許把“航海遠略策”同“大東亞共榮圈”聯系到一起與長井雅樂的原意不符，然而，到如今的“香港返還”的1997年，我們日本人應該意識到并牢記的就是，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的進取意志以及作為其結果的擴張意志，首先是出于“不要讓這個國家變成香港一樣”的“高杉晉作的危機感”。

另一個返還——沖繩

1997年也是“沖繩返還25周年”。香港返還時，被返還的，即收回主權的主體是中國。那么收回沖繩的是誰呢？也許有讀者會說這還有什么討論必要嗎，難道不是還給日本嗎？我十分了解各位讀者的心情，但我仍想提出這個問題。沖繩返還的有功之臣是佐藤榮作首相，他在1965年8月作為在職首相在戰后首次訪問沖繩，剛降落在那霸機場，“不實現沖繩回歸祖國，日本的二戰就不算結束”的歷史性名句就脫口而出。佐藤首相按自己的政治承諾，在1972年5月實現了美國向日本返還沖繩行政權。但我感覺他的“名句”倒有點像“謎句”。多數國民認為沖繩原本是“日本的一部分”，被返還的對象不應該是日本以外的國家。而這種感覺在最近的美軍基地搬遷和振興地方經濟等沖繩問題上，深深地影響了我們這些“大和人”（沖繩人對沖繩以外日本人的稱呼）的思考方式。

沖繩什么時候成為日本的一部分呢？就在明治維新后不久，并不是多么遙遠的事情。之前它是作為15世紀以來的琉球王國而存在的。琉球王國從明朝時就處于中國的冊封體制之下，冊封體制就是中國王朝的皇帝憑借他的權威以冊封的方式鞏固周邊國國王的地位，受冊封的周邊國家國王定期向中國皇帝派去持有文書貢品的使者表示對皇帝的忠誠，這稱為朝貢。作為回禮，朝貢國可以將當時亞洲最先進國家——中國的物產帶回海外。琉球王國就是在以中國為最高頂點的東亞國際秩序下，將立國的生存基礎放在朝貢貿易上的國家。

介入琉球王國生存基礎的，是17世紀初日本薩摩藩島津氏對琉球的入侵。1609年，被三千余薩摩軍壓制的琉球王國成為島津氏的傀儡國家。島津氏在琉球全境實施與自己屬藩相同的檢地[4]政策，按“知行”級別給予琉球國王總石數九萬石的封賞，并規定其中三成要作為納貢上繳的義務。另一方面，仍然維持琉球同中國的朝貢貿易，其利益則流向島津氏。琉球國繼續對中國的朝貢貿易，意味著琉球的國家主體同中國的兩國間關系是得到承認的，島津氏并沒有完全奪取琉球王國，琉球的直接統治主體——尚氏的王統仍在其王府首里城里得以存續。不過，琉球王國的版圖中，臨近薩摩藩領地的奄美大島、喜界島、德之島、沖永良部島、與論島等五島被割，這五島現在當然不屬于沖繩縣而屬于鹿兒島縣。

琉球王國被日本這個國家所奪取，是在明治維新之后不久。高杉晉作的后繼者們開始著手實施長井雅樂的航海遠略策，其最初目標即為琉球。明治新政府于1871年7月斷然實施了“廢藩置縣”，將當時261個藩按府縣制重新編制，薩摩藩成了鹿兒島縣，而并非一藩的琉球王國當然被排除在該行動之外。但明治新政府還是想把琉球王國納入到新的明治國家體制中，其后的過程只能說是蠻不講理。首先是第二年9月先把琉球王國改成“琉球藩”，又按“廢藩置縣”程序變更為琉球縣。琉球王國提出反對，提出“我們并非日本的一藩，而是另外一個國家”，這一主張也被歐美列強當做笑話似的接受了。率黑船迫使日本開國的美國佩里將軍在1854年同日本國（德川幕府）簽訂了日美和親條約，同琉球王國也交換了同樣的外交文書琉美修好條約。

1879年3月，明治新政府動員了軍隊和警察，對進行抵抗的琉球王國采取行動，琉球王朝被強制搬出首里城，成為末代國王的尚泰王也被強制搬到東京，擁有450余年歷史的琉球王朝從此滅亡。此事件被稱為“琉球處分”。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中國清朝政府的動向：自明朝以來將琉球王國置于冊封體制下的中國主張對琉球王國的宗主權（琉球在1874年仍向中國派出朝貢船），強烈要求日本政府撤回“合并琉球”的舉動，日本方面對此不能無視，于是準備將琉球一分為二，將宮古、八重山兩島交與中國，作為代價要求擁有與歐美列強同等的通商權，而令人震驚的是這一歷史事實并不廣為人知。分島方案在清朝內部因反對而未獲批準，成為日中之間未決的懸案。事情在1895年隨著日本方面在日清戰爭的勝利而有了了結，連臺灣都割讓出來的清朝也無法再主張分割琉球，由此琉球整體就成了日本領土。

尖閣與竹島——被試探的領土感覺

對日本在明治新政府的勃興期強取琉球（沖繩）的表現感到反感的讀者應該不少。我因工作需要到那霸出差，沖繩的人經常說自己不是日本人，而認為是這樣的，表示首肯的 “大和人”卻幾乎沒有。就算不搬出考古學者的考證，我們的源流也都是相同的日本人。然而，不應被忘記的是，我們這一民族國家的統合過程過于生硬，并且，作為歷史的選擇，也存在相同的日本人形成兩個國家而共存共生的可能性。單一民族國家日本中的復雜性，以及深層次的東西，我們在沖繩的歷史當中可見一二。

位于沖繩縣內的日本領土中，被這種“掠奪、被掠奪”方式所動搖著的是尖閣諸島[5]。尖閣諸島位于本來要分割給中國的八重山諸島西北150公里、臺灣東北約190公里、中國本土東面約350公里處。日本政府在日清戰爭勝利后，在準備議和會議的1895年1月的閣僚會議決定，將尖閣諸島編入八重山諸島中的石垣島的行政管轄下。中國對此不予承認。1992年2月中國制定領海法，將尖閣諸島明記為中國領土。

中國方面不承認尖閣諸島是日本領土的最后王牌應該就是上面提到的“琉球處分”。日本政府在將琉球王國納入日本國時去除了尖閣諸島，而且在清政府表示異議時，還提出了將鄰近尖閣諸島的八重山諸島割讓于中國的方案。中方看來這也應是一種返還行為吧。至少在他們看來，八重山或尖閣群島問題上，日本政府的領土主張的證據是極為脆弱的，因此，日本政府才會利用日清戰爭勝利這一壓倒性的外交優勢來確立對尖閣諸島的領有權。

對中國來說，如果把收回香港作為“收復上溯到日清戰爭或鴉片戰爭時失掉的領土”的運動的開始，那么香港回歸后，臺灣以及尖閣諸島成為隨后的目標是理所當然的。而那時候我們日本人會以怎樣的對自己的領土的歷史正當性認識和熱情來應對尖閣諸島問題呢？對于這個問題不能僅從尖閣諸島周圍海域可能存有豐富的石油資源這一經濟巨大利益上去考慮?！皣车闹匦聞澏ā边@一國與國之間角力游戲中，日本這個國家應扮演怎樣的角色，他的態度與力量都是焦點問題。

與尖閣諸島具有相似歷史意義的還有一個島嶼，就是竹島。竹島位于隱岐島西159公里，韓國的郁陵島東南92公里，由大小兩個巖礁（東島、西島）為中心組成。圍繞此島日本與韓國的領有權問題也很曖昧。關于竹島的歷史記錄是韓國方面較早，十五世紀李氏朝鮮王朝的形成期就提及過此島，而日本是在17世紀以后才知此島，有1618年伯耆國（今鳥取縣）的大谷、村川兩家從江戶幕府拜領竹島，開辟漁場的記載。17世紀末，由于兩國漁民的沖突日趨明顯，幕府通過對馬藩主的宗氏向朝鮮方提出禁止出海捕魚的要求，而朝鮮李朝當局主張竹島是本國領土，因而談判破裂。韓國將竹島稱為獨島，這一名稱自19世紀末開始使用，有記錄稱當時在島上設有屬朝鮮所有的燈塔。

日本政府最后解決竹島領有權問題也同尖閣諸島一樣是一場戰爭，即日俄戰爭。1905年1月，內閣會議決定竹島成為島根縣行政管轄下的日本領土，1904年2月開始的日俄戰爭正在日軍占優的局面下向前發展，宣布擁有竹島主權時朝鮮半島已處于日本的軍事壓制之下，這與日清戰爭時宣布擁有尖閣諸島主權的日本外交手法極為酷似。而這一手法隨著日本軍事力量這一外交要素的“褪色”而開始變得走樣。二戰后，占領日本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部將竹島認定為韓國領有的郁陵島的附屬島嶼，在1952年，韓國單方宣布被稱為“李承晚線”的韓國管理海域，竹島（獨島）當然被納入線內區域。竹島的主權問題還沒有看到具體的解決辦法，依然余音未絕。日本政府也一直以“1905年1月的內閣會議決定”作為大前提保持交涉態勢。

我們日本人必須把尖閣和竹島的領有權問題放在心上。日本人自“高杉晉作的危機感”以來，在東亞的“上升”意志最終變成了“擴張”意志。如果用三級跳作比喻，日清戰爭就是三級跳中的第一跳，日俄戰爭就是第二跳，大東亞戰爭則是最后一跳。但大東亞戰爭的失敗就像是從第三跳的高處重重摔到地上，只能對“擴張”意志進行清算。這也是1951年舊金山條約的意義所在。但這一清算的考驗似乎仍在繼續。

我并不是要說尖閣諸島和竹島都是日本人侵略的結果，應趁早丟開手。而是這兩個問題深究下去，掩埋在歷史當中的曖昧部分并不是一種黑白分明的局面。這就到了考驗我們日本人對自己的歷史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國土的責任心與熱情的時候了。不能把外交當成一場低水平的足球比賽，日本人不能像只知道圍著球跑成一團的運動員一樣，眼光只盯著尖閣諸島或者竹島，而缺乏關注日本周邊新時代狀況的廣闊視野。而且我們也決不能陷于“那只不過是一個無人島罷了”的漠不關心和貪圖安逸的妥協當中。

重要的是，能夠保證日本在面向21世紀的東亞世界的存在和保有相應地位的整體構想力，以及支撐構想力的愛國心（也可以說是名譽心）。尖閣諸島及竹島問題可以說是一個試金石。這種困難的外交公案，日本政府將如何應對，日本人又應該給予怎樣的支持呢？中國、臺灣以及韓國都在一邊強調自己的主張一邊凝視著日本的舉動，他們想看清楚的是，也許就是日本在參與亞洲事務上的新的可能性的水平吧。

希望與中國對等的圣德太子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這是607年遣隋使小野妹子帶給隋煬帝的國書的開頭，作者是推古天皇時代的攝政，實際掌握政權的圣德太子。隋書記載：“（隋煬）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笔サ绿油耆珱]有本國地位卑下的意識，并不是對中國大陸上崛起的帝國的傲慢之舉，而是他以在所居住的斑鳩宮的遼闊的上空鳥瞰中國大陸、朝鮮半島以及日本列島的感覺，從而產生了寫下以上開頭的念頭。

圣德太子登上歷史舞臺的6世紀末至7世紀初，東北亞的局勢慢慢轉向緊迫，大和朝廷登陸朝鮮半島的橋頭堡“任那日本府[6]”已在562年失守，朝鮮半島處于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爭霸時期。有一種很妙的比較，用現代韓國的地理講，新羅位于日本海沿岸，占大約韓國整體一半的區域，包括產生過樸正熙、全斗煥、盧泰愚三位總統的大邸慶尚北道和現在金泳三總統的出生地釜山慶尚南道；與此相對，百濟則包括金泳三總統宿敵金大中的出生地光州全羅道；位于靠近黃海、東海地區，而高句麗如果粗略的說起來位于如今的北朝鮮。在圣德太子時代，新羅正在朝鮮半島切實地逐漸積蓄力量。

這也可說是如今的韓國的情況。1997年12月將要舉行的總統選舉將會選出樸正熙總統以來的第五位總統，這個人選為新羅出身的可能性仍然很高。以前我和在首爾的朋友討論朝鮮南北何時能夠統一的問題時，他立刻說，“怎么也得等到南部內部統一了”。這次的總統選舉也許將成為以新羅基礎達成韓國內部的國家整合的歷史性大關節。

我的朋友也談了竹島問題，說那是“新羅的領土”。如果不把竹島作為“新羅的領土”從日本那里完整地奪回來，新羅對朝鮮半島的整合就無從談起。竹島既是同日本之間的外交問題，也關系到韓國內部的政治斗爭。這種感覺基本不存在于日本人對竹島所有權問題的意識當中。如果說“竹島返還”是朝鮮半島南部整合甚至是南北統一的重要杠桿的話，那么日本外交掌握著朝鮮半島政治變動的一把鑰匙，這一看法就是成立的。

話題再回到圣德太子時代。隋朝在大陸實現了國家統一（589年）后，被統一朝鮮半島的想法所刺激，開始向三個國家分別要求朝貢關系；而圣德太子把日本定位為“日出國”的想法也于此刻膨脹起來。如果只是在桌子上擺上沙盤來思考日本的前途的話，那除了等待隋帝國“同心圓”式的朝貢關系的到來沒有其它辦法。于是圣德太子奮起，盡量以超越沙盤和對手想法的高度戰略眼光來遠眺。這時，才知道原來對自己的定位已成了固有觀念的俘虜，而現在思想才重獲自由，開始產生出新的“游戲感覺”，也就是新的戰略構想力。圣德太子對局勢的把握力似乎超越了大和朝廷的時間空間，如雨后春筍般地復蘇。

圣德太子的基本戰略是與大陸新的統一力量隋朝進行直接交涉，在朝鮮半島復雜的爭霸局面中爭取以同等于中國的位置和影響力參與其中。因此，他對日本天皇的對外稱呼十分挑剔，還向與中國有朝貢關系的朝鮮半島三國提出了也要同樣向日本進行朝貢的要求，并嘗試幾次向新羅施以武力威脅。然而隨著622年太子去世，其后繼者并沒能成功遵從他正確的戰略方向。

朝鮮半島的勢力地圖，由在618年消滅隋朝的唐帝國和與其攜手建立共同戰線的新羅主導。666年，百濟被唐新聯軍滅國，668年高句麗也同樣滅亡，以新羅為中心統一半島的動力高漲。百濟滅亡不久后的661年到663年，日本曾三度派兵支持百濟，但三度均遭徹底失敗，即所謂“白村江敗戰”。據說日本派去支持百濟的總兵力達27000人之多。為何日軍會失敗呢？原因有唐軍相對日本“急就章”似的水上部隊擁有豐富的海上經驗；日本方面對以海流為主的情報搜集的粗疏；作為混成編隊的日本聯軍缺乏團隊意識；以及國內后方支持體制的薄弱等等。然而最重要的是被新羅這一朝鮮半島的新的國家能量，以及唐朝這樣一個大陸國家的崛起所完全壓倒和遏制。

日軍慘敗于唐新羅聯軍的沖擊相當巨大。自4世紀后半葉就作為日本經營朝鮮半島的據點的任那日本府，其在6世紀后半的失守也說明日本強勢的半島外交、大陸外交在物理上的潰敗。同時，被“中國之力”所壓制的現實帶給當時日本領導人的挫折感甚至是恐懼感也相當深刻。村松剛在其遺作《世界史中的日本》（PHP研究所出版）中記載了，在大東亞戰爭（用他的話來講是對美戰爭）失敗后的1945年8月末，昭和天皇向位于大津，供奉天智天皇的近江神宮派出敕使的事情。這傳遞出的是，面臨白村江以來的敗戰殘局處置的昭和天皇的意志與危機感。自“白村江敗戰”后，日本積極向半島和大陸擴張的動作一直萎靡不振。

到白村江之戰為止的半世紀與今后50年

圣德太子“日出國”的國書到白村江敗戰的約“半世紀”，同圍繞日本周邊的東亞局勢“今后50年”進行比較的話，雖然有些近乎荒唐無稽，但對我來講卻是一個絕妙的題目?？梢韵胍娙毡驹跂|亞的走向有兩種劇本，一是遭遇白村江敗戰這樣的事件，使日本的影響力大幅下降的路線；另一種則是對自我的存在和能起到的作用有明確的自信，并維持相當的影響力的路線。

關鍵在于如何看待中國的影響力。1997年5月經合組織（OECD）公布了一份令人吃驚的關于世界經濟的長期預測，提到“2020年以購買力評價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占到世界總份額的約兩成，大大超過美國的11%和日本的5%”。在這四五年間，世界銀行及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等世界性的智庫或以社會科學院為代表的中國內部具有影響力的機構經常會做此類的預測工作。OECD的預測往往是其中對中國評價最高的。而我關心的卻是，對“21世紀中國超大國論”的不認同感已經越來越淡薄。似乎中國會成為大國的觀念在日本人的意識中已開始產生。

高杉晉作視察上海以來，從哪方面來講中國在日本人心中的印象都不是“強大”而是“積弱”。這就反映出了“明治維新”與“大化改新”這兩個“國家改革事業”的差異。兩者的異同點可從各種角度加以探討。而于我印象最深的是，明治維新時日本國內的改革與整合動力最終轉化為針對近鄰東亞各國的擴張主義，而大化改新（645年）時的國家重建動力由于有強大中國的存在，最終只限于日本內部。形成這一歷史分歧點的就是“白村江敗戰”。

我在第五章中還會詳述，日本在明治維新以來的擴張主義中曾兩次體驗了“東亞家長”的感覺。一次是從日清、日俄戰爭到大東亞共榮圈的過程，日本的開戰同對亞洲的侵略是為了“自存自衛”的唯一民族選擇。同時為向歐美列強反戈一擊而主張“亞洲的解放”，這一家長感覺在戰后被當做“惡性家長主義”被深入批判。但至少這種家長志向是明確的。

“惡性家長主義”隨著大東亞戰爭失敗而消失，而通過戰后日本經濟人的努力，新的家長主義又一次形成。經濟人充滿活力，并不把大東亞戰爭的失敗當做自己的責任，而是充滿了“戰敗國的重建要通過我們的雙手來實現”的干勁和活力。經濟人的“坂上之云[7]”式的努力在戰后大大開拓了日本的前途。而他們所領導的日本產業在亞洲的成功軌跡被稱為“雁行發展”。

“雁行發展”是指日本在先，其后跟隨的是亞洲新興工業國（NIES）以及東盟（ASEAN），像背朝夕陽飛翔的大雁群一樣的發展模式。推動這種機制發展的條件是日本以自主技術（至少在亞洲范圍內）和自主市場（國內市場）的互相結合，循序漸進地在國內形成新的產業“金字塔”，而亞洲各國將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放在模仿日本的產業“金字塔”上，雁行發展的成功，使得戰后日本人在亞洲的家長感覺重又復蘇。

然而，他們的家長主義說到底不過是“疑似家長主義”。日本并不是為了奪回亞洲家長的寶座而推行雁行發展模式，而不過是以冷戰結構的保護傘掩蓋了作為戰敗國的政治脆弱性，從而第一個趕上了亞洲高速增長的大潮。其中立志打造全面型產業結構的日本經濟，把周邊亞洲各國當做了“廢棄與重建”（Scrap and build）的接收器。因此在日本尚未建立“自主技術”和“自主市場”的領域，恐怕還離亞洲家長的寶座尚遠，而緊盯日本后背的亞洲各國也不會把日本當成伙伴，這就是“疑似家長主義”在日本產業上的局限。

成為“新家長”的意義與戰略

 “1997年7月1日以后” 對于日本到底意味著什么呢？“高杉晉作的危機感”以來日本在東亞的“擴張主義型生存戰略”并未隨著大東亞共榮圈的受挫而消失，而是被戰后經濟人所繼承。這一生存戰略現正處于一個巨大的拐點。戰前的軍事力量、戰后的經濟力量所支撐起來的，日本人在東亞的家長式秩序感覺及自信似乎將要崩潰。再進一步說，收回香港帶給中國的自信和巨大影響力的復蘇，以及其周邊各國的防衛性整合力量中產生的巨大漩渦，將給日本帶來巨大沖擊。

未來有可能出現的，以“現代版新羅”思想在朝鮮半島的展開做基礎的，統一的“新朝鮮”將會像曾經的新羅實現統一后那樣，不僅針對日本加強自身的獨立性、平等性，同時相對中國的自立意志也會加強。相同的情形也會在“東盟十國”內產生。香港回歸同時的1997年7月東盟外交部長會議召開，即使緬甸人權問題、柬埔寨政變內亂問題依然存在，緬甸、老撾、柬埔寨仍以幾乎是強行的方式被吸引到東盟行列。這當然是中國巨大的影響力對于三國，特別是緬甸的吸引力所引發的危機感帶來的影響（注，三國中柬埔寨的加盟將在12月的東盟首腦會議中再協商）。

“香港之后是臺灣”的壓力一日大似一日的臺灣，它的將來也不好預測。我在第八章中嘗試以“華人性—非華人性”、“大陸性—海洋性”這兩個坐標軸來對東亞進行“新的分類”，中國與臺灣雖然在華人性上相同，但在“大陸性—海洋性”中確是明顯無法相容的。因此“海洋性”是將臺灣引向日本的重要的“紐帶”，如果我們在這一點上反映遲鈍，日本也許就會被中臺聯手的外交操弄于股掌之中。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臺灣也許會把中國“收復失地”意志的矛頭轉移到與日本相關的尖閣諸島主權問題上，這樣既能為臺灣爭取中臺沖突的緩沖時間同時，也能更好地觀察和評判日本作為非華人海洋國家將采取何種行動。

而日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首先是不輸于圣德太子的“鳥瞰式”的（戰略）構想能力，我們也應以日本列島上空的角度，將遠東大陸以及南中國海納入視線，對我們這個國家重新定位。這時必須放在心上的是，在日本影響力相對下降的傾向中，要避免陷于“白村江綜合癥”。即便我們不是已放棄香港的英國，也絕不能放棄“奪取”而被中國“奪回來”的感覺所左右。

現在我們急需新的家長主義戰略，他的根本既不應是戰前的“惡性家長主義”也不應是戰后的“疑似家長主義”。新戰略既要對自己的生存策略進行考慮，同時也要有接受為目標實現所付出的成本和風險的考驗的戰略思維與主體意識。同時，必須完全排除唯我獨尊式的自以為是和自命清高的意識。如果站在通商戰略的角度就是，不是只顧在技術開發與市場開拓領域乃至產業基礎設施行業進行毫無意義的“國際中心化”的競爭，而是在東亞共存與融合的基礎上求得生存發展的，戰略性“分享（sharing）”的思路。

然而，在開展戰略性“分享”的同時不能忘記的是，能夠對抗中國統合型影響力的中國外延國家群網絡，其核心樞紐必須由日本擔任。因為一個沒有核心的網絡最終只不過是烏合之眾，在中國的巨大影響力下只能被中國統合重組。日本是能夠蛻變成東亞的“新家長”，還是被排除在新的動力結構（dynamism）之外從而衰落，東亞正在密切注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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