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智利的獨裁和屠殺-阿連德的死因成謎

美國在智利的獨裁和屠殺-阿連德的死因成謎

智利紀念軍事政變36周年[組圖]2009年09月12日

2011年07月20日 人民網

　　人民網墨西哥城7月19日電 (記者 鄒志鵬) 據路透社報道，負責調查智利前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死因的法醫研究組19日宣布調查結果，確認這位智利惟一的民選馬克思主義總統阿連德在1973年的軍事政變中系自殺身亡，從而排除了此前多方質疑的他殺的可能性。

　　參與此次開館驗尸工作的西班牙籍醫生費爾南多·埃切維利亞當天對媒體表示，法醫鑒定結果顯示這是一起自殺行為，“我們對此不容置疑”。調查組的另一位英國籍彈藥專家大衛·普賴爾說，“的確是有兩顆子彈，但只留下一處槍傷。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有第三者參與。”

　　1973年9月11日，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阿連德在政變中陣亡。政變后，皮諾切特政權不允許阿連德的家人看到他的尸體，也沒有對阿連德的死進行犯罪調查。

　　根據智利官方的說法，當時總統府遭到空中和地面的攻擊，阿連德用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送給他的突擊步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圣地亞哥一家軍隊醫院在阿連德死后不久對其進行了尸體解剖，認定阿連德系自殺，因為他的下巴上有一處自殺留下的槍傷。

　　但一位名叫拉瓦納爾的驗尸員則認為，根據最初的尸體解剖情況，阿連德身上有兩處槍傷，與自殺造成的槍傷不符。與此同時，包括卡斯特羅在內一些左翼領導人、外國記者以及智利當地一些媒體都質疑智利官方的說法，認為阿連德是被政變士兵處決的。阿連德的死亡遂成一謎團。

　　今年5月23日，智利第二次對前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開棺驗尸，以最終確定阿連德是自殺還是在1973年的政變中被處決的。★

 附：背景資料1

《顛覆——從夏威夷到伊拉克》連載三
智利總統阿連德之死

　原載《青年參考》

　：：作者　［美］　史蒂文·金澤　：：譯者　張浩

　　《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史蒂文·金澤撰寫的《顛覆——從夏威夷到伊拉克》一書，詳盡地揭露了美國在過去１００年中顛覆外國政權的種種手段，并對其動機進行了深入剖析。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初，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當選智利總統。這位左翼政治家維護本國經濟主權和反對美國霸權的進步主張，嚴重威脅了華盛頓在拉美的既得利益，在白宮引起了空前的恐慌。在美方的煽動和慫恿下，智利軍方以一場血腥的武裝叛亂摧毀了本國的民主制度，堅持抵抗的阿連德本人也不幸身亡。

１．阿連德當選令華盛頓恐慌
　　１９７０年初秋的一天，從早餐開始一直到晚餐前，華盛頓的政府官員和商業精英策劃了一件普通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他們開了一連串的會議，聽取了關于“國家安全遭受嚴重威脅”的警告，最后決定推翻一個當時尚未掌權的政府——這回，美國人的目標鎖定了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
　　鑲邊眼鏡、花呢夾克、稍顯不羈的八字胡，這一切都讓阿連德看上去像個溫文爾雅的大學教授。但另一方面，這位智利總統又是個真誠的革命者，根植于馬克思主義的戰斗精神，讓他熱衷于激進的社會變革。毫無疑問，阿連德也是個堅定的反帝國主義者，他十分欣賞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并立志將那些主宰本國經濟命脈的美國公司收歸國有。
　　從表面上看，針對智利而策劃這次充滿風險和暴力的陰謀似乎有些不妥。智利是個小國，而且遠離美國海岸，也從未對后者構成任何軍事威脅。然而，在阿連德于當年９月４日贏得選舉后，他所表現出的左傾立場還是讓華盛頓實實在在地感到了恐慌。很快，一封冗長的密電就從中情局總部發出，飛往早已安插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的潛伏特工。
　　要鼓動智利國內外的情緒，讓他們相信，阿連德上臺無論對智利、拉美還是全世界都沒好處……軍事政變是惟一的解決之道，其關鍵則在于智利內部的心理戰。要采取一切可能的計策、手段，來制造其對阿連德的抵抗力量。輔助戰應該更猛烈、更刺激……多舉行大規模煽動性集會，直到那些共產主義者作出回應……如果我們能成功按照上述方式施壓，可供利用的借口自然就會出現。
　　對方表示完全理解該指示的內容。“要在智利制造混亂，”他們在回電中說，“我們負責提供方案，但整個過程中必定會有流血產生。”

２．“我們應該摧毀他！”
　　同年１１月６日，僅僅在阿連德宣誓就職的兩天后，理查德·尼克松便召集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正式將推翻他的計劃提上日程。到會的軍政要員沒有一人懷疑這樣做有何不妥。
　　“我們不想犯錯，應該摧毀他，”國務卿威廉·羅杰斯說，“可以先給他點經濟壓力嘗嘗。”
　　“我同意，”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附和道，“必須盡快想辦法挫敗甚至直接推翻他。”
　　尼克松本人也發表了一番長篇大論，說明了阿連德之所以造成“威脅”的原因。談話對于他為何醉心于發動政變只字未提，卻讓我們看到了美國高層的真實想法，極好地闡釋了它的拉美政策——
　　如果我們不介入，阿連德就可以穩固自己的政權，那么全世界都會目睹他的成功。假設南美的領導人都認為也可以像智利那樣做，我們可就麻煩了……記住，我們決不會允許失去拉美，要通過這件事釋放出明確的信息，警告這些家伙休想蒙混過關！
　　尼克松公開表示，針對智利政府的顛覆計劃將加速進行。在白宮授意下，中情局負責的一系列地下活動緊鑼密鼓地展開。歷史資料顯示，在隨后的數年間，美國向智利反對黨和其他政治組織提供了總共３５０萬美元的秘密援助；圣地亞哥情報站花費２００萬美元在當地最大的報紙《信使報》上進行反政府宣傳；此外，還有１５０多萬美元給了商業、勞工與市民組織，以便后者策劃針對阿連德的示威游行和暴力活動……
　　美國密謀干涉智利內政的計劃不久后便被揭露了。華盛頓的一位專欄作家杰克·安德森通過特殊渠道獲得了美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內部備忘錄，里面詳細記錄了跨國公司、情報部門與政府串通一氣，旨在推動智利陷入經濟崩潰，從而造成危機以便軍事干涉的種種圖謀。消息一出，連許多美國人也感到憤怒。“白宮怎么可以阻止一位民主選舉出來的總統執政呢，況且這個國家對美國還算友好？”《華盛頓郵報》在社論中質問道。

３．面對政變　阿連德抵抗到最后一刻
　　時間轉眼到了１９７３年。隨著南半球冬季的結束，這出戲劇終于拉開了它的最后一幕。９月９日，在自己女兒的生日晚宴上，時任智利陸軍總司令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把空軍司令古斯塔夫拉到一個角落，低聲告訴后者一切準備妥當，剩下的事情只需“按一下電鈕”即可大功告成。確定了最終的行動時間后，軍官們在一封密令上簽下了自己的姓名，皮諾切特則在信封上蓋上自己的印章——這樣，顛覆現政府的軍事政變就算最終拍板了。
　　內外交困的阿連德只得提議以全民公投決定自己的去留。然而一切為時已晚。９月１０日，他的擁護者們在各大城市發現了軍官們的反常行為；第二天凌晨１點半，全國各地的軍隊紛紛開始行動。正如皮諾切特等人預料的那樣，政變依照計劃按部就班地展開了，分頭出擊的部隊很快控制了廣播電臺、市政設施、警察局和其他要害部門。瓦爾帕萊索港早晨７點落入叛軍之手，全國第三大城市康賽普西翁不久后也被占領。
　　心知大勢已去，阿連德出人意料地回絕了下屬們讓他出國避難的請求，決定前往象征民主的貨幣宮進行最后的抵抗。９月１１日上午７點半，四輛藍色“菲亞特”和一輛小貨車出現在貨幣宮前的憲法廣場上。阿連德大步從車中走出，他的身邊跟隨著２３名戰士，每人都身佩自動手槍，還帶著兩挺機槍和三支火箭筒。阿連德手中則緊握著一桿卡斯特羅親自贈送的沖鋒槍，那上面銘刻著“送給我戰斗中的朋友和同志”的字樣。
　　總統將部下召集起來，告訴他們自己將在貨幣宮獻身。叛軍首腦的電話也很快打來，聲稱如果阿連德愿意投降就放他一條生路。后者拒絕了——他知道，出爾反爾的皮諾切特一定會在他乘坐的飛機離開智利領空前將其擊落。大約９點鐘左右，他走上陽臺，無比凄涼地望了一眼空蕩蕩的憲法廣場，通過臨時搭建的廣播站向全國發表了最后的講話：
　　“我決不辭職。我將用一切方式進行抗爭，哪怕以生命為代價……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的聯合——使得智利軍隊放棄了傳統，發動了政變……智利萬歲！智利人民萬歲！……我相信，自己不會白白犧牲；我相信，這至少給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課，是對犯罪、懦弱和叛國的斥責！”
　　隨后的戰斗已沒有太多懸念。在重火力的掩護下，聽命于皮諾切特的步兵團開始向貨幣宮進發，保衛者奮起反擊，雙方互有傷亡。中午時分，兩家英國造的“獵鷹”戰斗機升上了天空，旋即飛撲而下猛烈開火，勢頭之兇狠甚至讓人懷疑它們是否是由美國人直接操縱。十幾門大炮很快也加入了圍攻的行列，在震耳欲聾的炮聲中，貨幣宮頓時一片火海，濃煙滾滾……
　　傍晚時分，全副武裝的叛亂士兵終于攻陷了這座千瘡百孔的建筑物，激烈的交火聲逐漸沉寂了。“完成任務，”指揮這次襲擊的哈維爾·帕拉西奧斯將軍通過無線電向上級報告，“貨幣宮已被攻下，總統死亡。”
　　阿連德去世時６５歲，當了１０４２天智利總統。

４．“那不是一段值得引以為榮的歷史”
　　政變３１年后，由智利政府委任的特別調查委員會總結道：“在獨裁統治的年代，嚴刑拷打是一項國策，旨在鎮壓恐嚇普通民眾。”報告確認，在軍政府掌權期間，全國有２７２５５人被折磨拷問，里卡多·拉戈斯總統宣布這些人將獲得終身撫恤金。不久之后，時年８９歲的皮諾切特本人也受到了司法機關的軟禁。
　　對于那段不光彩的歲月，智利三軍總司令胡安·埃米利歐將軍做了有歷史意義的坦白：“智利軍隊……應對過去所有應受懲罰和道德上不可接受的行為負責；對任何人，我們都沒有理由侵犯其人權。”
　　那么，倘若沒有美國干涉，智利又會發生些什么呢？尼克松政府噩夢般的預測——阿連德將實行獨裁統治并令他的國家成為蘇聯盟國或許會成為事實，但考慮到保守勢力的制約和阿連德本人的民主背景，這種情況只有極小的可能性。至于皮諾切特之流“發動政變是為了阻止內戰”的辯解更是天方夜譚。智利長期的政治傳統已經表明，這個國家完全有能力找到一種不那么暴力而且符合憲法的途徑來擺脫困境；如果這樣，在隨后那些年中，由于政治原因而遭逮捕、拷打和殺戮的人數肯定會少得多。
　　歷史學家肯尼斯·麥克斯韋寫道：“把問題留給智利人自己處理才是最理想的選擇，阿連德或許會因為自身的因素而倒臺，但絕不會成為獻身未竟事業的悲劇英雄。”
　　今天的智利仍舊是一個傷痕累累的國度。美國的粗暴干涉與隨之而來的獨裁統治已在公眾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事實也讓人們相信，１９７３年的政變對絕大多數人都沒有任何好處。連曾任美國國務卿的科林·鮑威爾都對這種觀點表示認同。
　　“那不是一段值得我們引以為榮的歷史。”他說。
　　
　　（：：節選自《顛覆——從夏威夷到伊拉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２月第一版，連載完） 

 附：背景資料2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作者：娜奧米•克萊恩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第三章  休克狀態
    反革命血腥的誕生

    傷害應一次為之，因感受痛楚較少，冒犯亦較少。
    --馬基雅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君王論》，1513年

    如果采取這種休克手段，我認為應極詳細地公開宣布，在極短期內實施。公眾知道得更充分，就更愿意采取順應的行動。
    --弗里德曼給皮諾切特將軍的一封信，1975年4月21日

    皮諾切特將軍和他的支持者，經常提到1973年9月11日的事件，但不說那是軍事政變，而是“一場戰爭”。圣地亞哥看起來確實像戰區：坦克邊開炮邊隆隆開上林蔭大道，政府建筑遭到戰斗機的空中攻擊。但這場戰爭有一個奇怪之處：它只有一方的軍隊。
    從一開始，皮諾切特就已完全掌控陸軍、海軍、陸戰隊和警察。另一方面，阿連德總統拒絕把支持者組織成武裝防衛聯盟，因此他沒有自己的軍隊。唯一的抵抗來自總統府（La Moneda）及其屋頂四周，阿連德和他的侍衛在那里奮勇防衛民主政治的象征。這很難稱作一場公平決斗，雖然總統府內只有36名阿連德支持者，軍方卻對里面發射24枚火箭。
    這場行動的指揮官是虛榮而喜怒無常的皮諾切特（身材像他坐的坦克車一樣）。顯然他希望這個事件盡可能戲劇化和造成最大傷害，即使這次政變不是一場戰爭，其設計者也希望看起來像是--這是一場智利版的震懾。它確實帶給智利人從未體驗過的震撼。和之前40年經歷六任軍政府統治的鄰國阿根廷不同，智利從未有過這類暴力經驗；智利曾享有160年的和平民主統治，而且過去41年民主未曾中斷過。
    現在總統府陷入火海，總統的尸體被覆蓋著用擔架出來，他貼身的同僚被以步槍指著，臉朝下趴在街上。不久前才從華盛頓回國接任國防部長新職的勒特里爾，那天早上從距離總統府幾分鐘車程的家前往國防部辦公室。他才走進前門就遭遇十二名穿著戰斗服、埋伏等候的士兵，全都以輕機槍瞄準他。
    在政變之前幾年，來自美國（其中許多來自中情局）的教官已激發智利軍方的反共產黨狂熱，讓他們相信社會主義者就是準俄國間諜，是一股與智利社會格格不入的勢力--一群本土的“內敵”。事實上，真正變成內敵的是軍方，他們已準備把槍口轉向宣誓保護的人民。
    阿連德死后，他的內閣遭逮捕，而且未出現明顯的群眾抵抗，軍政府發動的大規模戰爭在當天中午已經結束。勒特里爾和其他“貴賓”囚犯，最后被送往南部麥哲倫海峽冰冷的道森島（Dawson Island），那里等于是皮諾切特的西伯利亞勞改營。不過，殺戮和關閉政府對智利的新軍政府還不夠，這些將領知道他們要掌控權力必須真正嚇壞智利人，就像印度尼西亞人一樣。據一份解密的中情局報告，在往后的日子，有約1.35萬名公民遭逮捕，以卡車帶走并遭到監禁。有5000人最后被關在圣地亞哥的兩座大足球體育館。在國家體育館中，死亡取代足球成為公眾表演。士兵巡視露天座位區，押著戴頭套的告密者指認“顛覆分子”；被指名的人遭拖進更衣室，而包廂則被改裝成臨時酷刑室。數百人被處死。死尸開始出現在主要公路邊，或浮尸于污濁的市區運河。
    為確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區，皮諾切特派遣他最無情的指揮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將軍，搭乘直升機到北方省份一連串囚禁“顛覆分子”的監獄。在每個城鎮，斯塔克和他的流動行刑隊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時一次多達26人，逐一處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跡后來被稱為“死亡蓬車隊”（Caravan of Death）。在很短的時間內，整個國家都接收到這個信息：抵抗將招來死神。
    雖然皮諾切特的戰爭只有一邊開戰，其影響卻與任何內戰或外國侵略一樣真實。總計有超過3200人失蹤或遭處死，至少有8萬人被監禁，還有20萬人因政治因素逃離智利。

    自由市場的恐怖實驗室
    對芝加哥男孩來說，9月11日是充滿期待和腎上腺素激升的一天。卡斯特羅已不眠不休地和海軍的聯絡人合作，逐頁取得“磚塊”最后章節的認可。在政變當天，幾位芝加哥男孩住在右派媒體《水星報》里。當外面街上傳來槍響時，他們急忙印制這份文件，趕在軍政府接管的第一天完成。《水星報》編輯方丹（Arturo Fontaine）回憶說，印刷機“一刻不停地復印這份長文件”。他們直到最后一刻才印完。“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中午前，出任政府職位的三軍將領辦公桌上，都擺了這份計劃。”
    定稿文件中的提議與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的觀點出奇類似：私有化、開放管制和削減社會支出--自由市場的鐵三角。受美國訓練的智利經濟學家曾嘗試和平引進這些觀念，采取民主政治辯論方式，但他們遭到全面拒絕。現在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計劃卷土重來，而此時的氣氛顯然更有利于推動他們激進的觀點。在這個新時代，除了幾個穿制服的人，他們不必征得任何人同意。最頑固的政治對手現在不是在牢里、已經死亡，就是四處逃命；戰斗機和死亡蓬車隊的展示已讓所有人乖乖就范。

  “對我們來說，這是革命。”皮諾切特的經濟幕僚拉羅列特（Cristian Larroulet）說。這算是公允的描述。1973年9月11日不只是阿連德和平的社會主義革命被以暴力終結，也是《經濟學人》雜志后來形容的一場“反革命”--芝加哥學派運動奪回發展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成果的第一場勝利。阿連德的局部革命在民主政治拉扯下，處處可見節制與妥協，但現在情勢將大為改觀，以暴力推行的這場反叛可以一路暢行到底。在往后的許多年，“磚塊”擬訂的許多政策將在大規模危機掩護下，施行于數十個別的國家。但智利是這場反革命的發源地--恐怖的發源地。
    天主教大學經濟學系校友、自稱芝加哥男孩的皮涅拉（Jose Pinera），政變時正在哈佛寫畢業論文。一聽到好消息，他立即回國“協助創立一個追求自由的新國家，讓它從舊體制的灰燼中升起”。皮涅拉后來出任皮諾切特的勞動與礦業部長，他說，這是“真正的革命……一個激進、全面且持續邁向自由市場的行動”。
    在政變前，皮諾切特以幾近諂媚的服從聞名，永遠逢迎和聽從他的文人上司。變身獨裁者后，皮諾切特發現他性格的新面向。對權力的貪戀讓他丑態畢露，他好擺帝王威風，并宣稱“命運”授予他這個職位。不久之后，他策動一場政變中的政變，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權力的軍事將領，并任命自己為國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總統。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儀式之中，只為了證明他的統治權，從不錯過能穿上他的普魯士軍裝、戴上軍帽的機會。為了巡視圣地亞哥，他添置了一隊金色防彈奔馳轎車。
    皮諾切特對獨裁統治有一套獨門功夫，但和蘇哈托一樣，他對經濟學一竅不通。這是個大問題，因為由ITT帶頭的企業聯合抵制運動已經極有效地讓經濟快速墜落，使皮諾切特很快面臨一觸即發的危機。從一開始，軍政府內部就發生權力斗爭，部分人只想恢復阿連德前的舊狀態，盡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則想進行需要時間推動的徹底自由市場改造。享受新權力的皮諾切特極厭惡他的命運只是清掃工作的想法--“恢復秩序”，然后出場。“我們不是掃除馬克思主義的吸塵器，只為了把權力交還給政客。”他說。芝加哥男孩徹底改造整個國家的想法，才與他剛解放的野心不謀而合，因此就像蘇哈托和他的柏克萊幫，皮諾切特立即任命幾位芝加哥大學畢業生擔任高級經濟顧問，包括這個運動的準領導人兼“磚塊”主要撰稿人卡斯特羅。他稱呼他們為技術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學派自詡整頓經濟是一門科學、而非主觀的人為抉擇。
    即使皮諾切特對通貨膨脹和利率所知有限，這些技術官僚使用的也是他了解的語言。經濟學對他們來說，代表必須尊敬和服從的自然力量，因為就像皮涅拉解釋的：“違背自然就是反生產和自欺的行為。”皮諾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寫道，人必須服從結構，因為“自然展現出基本秩序，階級組織是必要的”。雙方都宣稱接受更高自然法則的秩序，奠定了皮諾切特-芝加哥學派聯盟的基礎。

    在頭一年半，皮諾切特忠實地遵循芝加哥法則：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國營公司私有化，包括數家銀行；他容許新形式的投機金融；他對外國進口打開邊界大門，撤除長期保護智利制造商的障礙；他削減政府支出10％，但軍隊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價格管制--對一個數十年來管制面包和烹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國家，這是相當激進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滿滿地向皮諾切特保證，如果他一次完全取消政府對這些領域的參與，經濟學的“自然”律會重新發現平衡，而被視為經濟熱病、表示市場出現不健康癥狀的通貨膨脹，將神奇地下降。他們錯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貨膨脹高達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連德在位期間最高水平的近兩倍。面包等民生必需品的價格直上云霄。在此同時，皮諾切特的“自由貿易”實驗使國內充斥廉價進口產品，許多智利人因而失業。本地企業因為無法競爭而關門，失業率創新記錄，饑饉四處蔓延。芝加哥學派的第一個實驗徹底失敗。
    卡斯特羅和其他芝加哥男孩辯稱（以地道的芝加哥風格），問題并非出在他們的理論，而是執行得不夠嚴格。經濟未能自動矯正并恢復和諧的平衡，是因為經過近半世紀的政府干預，仍然殘留許多“扭曲”。如果實驗要成功，皮諾切特必須去除這些扭曲--削減更多支出、進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執行。
    在那一年半期間，許多智利企業精英吃盡芝加哥男孩的極端資本主義實驗的苦頭。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國公司和一小撮被稱為“食人魚”的金融家，這些人從金融投機中大撈一票。曾堅定支持政變的基層制造商全都破產。當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參與政變陰謀的全國制造商協會主席薩恩茲，宣稱實驗的結果“是我們經濟史上最大的失敗”。制造商排斥阿連德的社會主義，原本是希望改變成管理式經濟。“我們不可能讓這種金融混亂繼續主導智利，”薩恩茲說，“必須把龐大的金融資源導引到生產性投資，而不能讓許多連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睜睜看著那些資源被用于投機炒作。”
    芝加哥男孩和食人魚（兩類人之間有不少重疊）的目標現在面臨極大的危險，他們決定該是招來大人物的時候了。1975年3月，弗里德曼和哈伯格應一家大銀行之邀，搭機前往圣地亞哥協助拯救實驗。
    弗里德曼受到軍政府控制的媒體像搖滾巨星般的歡迎。他吹噓的每句話都登上頭條，他的學術演講在全國電視上轉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聽眾：皮諾切特安排和他私下會晤。
    在停留期間，弗里德曼不斷灌輸一個主題：軍政府已經有好的開始，它必須更放手擁抱自由市場。在演說和訪問中，他使用一個以前從未公開用在現實世界經濟危機的術語：他要求進行“休克治療”。他說那是“唯一的藥方。絕對是。沒有別的良策。再也沒有別的長期解決方法”。當智利記者指出，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也采取控制自由市場的措施時，弗里德曼生氣地說：“我不贊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們不應該采用它們。我反對政府的經濟干預，不管在我自己的國家或在智利都一樣。”

   與皮諾切特會面后，弗里德曼作了一些個人筆記，并在數十年后寫進他的回憶錄。他觀察到這位將軍“因為認同而被休克治療的觀念吸引，但顯然對可能引發的短期失業感到苦惱”。皮諾切特在這時候已因為下令在足球體育館進行屠殺而惡名傳遍全球；這位獨裁者對休克治療造成人力損失（human cost）的“苦惱”，原本應該令弗里德曼就此作罷。相反的，他在后續的一封信中強調他的論點，他贊許將軍“極富智慧”的決定，但敦促皮諾切特進一步削減政府支出，“在六個月內削減25％……全面性的”，并同時采用一套支持企業的方案，以邁向“完全自由貿易”。弗里德曼預測，數十萬個將被國營部門解雇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間企業找到新工作，他們將同聲歌頌皮諾切特“竭盡全力鏟除阻擋民間市場的許多障礙”。
    弗里德曼向將軍保證，如果聽從這個建議，他將留下創造“經濟奇跡”的英名；他“可以在數個月內終結通貨膨脹”，失業問題也會同樣“短暫--在幾個月內解決--而緊接而來的復蘇將極其迅速”。皮諾切特必須采取迅速而果斷的行動，弗里德曼不斷強調“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這個詞，并再三凸顯“漸進策略行不通”。
    皮諾切特已改信弗里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達了“我對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并向弗里德曼保證“此時正在完全實施這套計劃”。弗里德曼訪問后，皮諾切特立即開除他的經濟部長，把職位交給卡斯特羅，后來又拔擢為財政部長。卡斯特羅在政府中到處安插他同伙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之一還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反對大規模裁員和關廠的薩恩茲，被從制造商協會主席的職位趕下，換上對休克較友善的人。“如果有工業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讓他們下地獄，我不會為他們說話。”新主席宣布說。
    鏟除反對者后，皮諾切特和卡斯特羅展開拆除福利國、建立純資本主義烏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們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繼續削減直到1980年，使支出只剩阿連德時代的一半。醫療和教育首當其沖，連倡議自由市場的《經濟學人》雜志，也形容那是“自殘的胡鬧”。卡斯特羅把近500家國營公司和銀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費奉送，因為重點是盡快讓它們回歸到經濟秩序的正確位置。他對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繼續取消更多貿易障礙；結果是從1973年到1983年，總共喪失17.7萬個工業工作。到80年代中期，制造業占經濟的比率已經跌到二次大戰以來的最低水平。
    休克治療這個詞貼切地說明了弗里德曼的藥方。皮諾切特刻意把他的國家送進深沉的衰退里，根據的是未經測試的理論，希望以突如其來的萎縮把經濟休克到恢復健康。這種邏輯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開始大量采用的電擊休克療法，當時的精神病醫生相信，刻意引發癲癇大發作（grand mal seizure）可以神奇地讓患者的大腦重新開機。
    經濟休克療法的理論一部分要靠預期心理在推升通脹過程扮演的角色。壓抑通脹不只需要改變貨幣政策，也要改變消費者、雇主和勞工的行為。突然采取不協調的政策轉變，目的是快速改變預期心理，向大眾傳達游戲規則已經大幅轉向--價格不會繼續上揚，工資也是。根據這套理論，愈快澆熄通脹預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業期就愈縮短。然而，特別是在當政者在大眾間已喪失信用的國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斷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導”大眾這種痛苦的教訓。

   制造衰退或蕭條本身就是殘酷的想法，因為必須制造大規模的貧窮，而這正是截至當時沒有政治領導人愿意測試這套理論的原因。誰愿意背上《商業周刊》形容為“刻意制造蕭條的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諾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里德曼休克療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經濟萎縮15％，失業率--在阿連德時代不到3％--攀升到20％，是當時智利聞所未聞的高水平。這個國家確實因為“治療”而震撼不已，但與弗里德曼樂觀的預測相反，失業危機持續了好幾年，而非幾個月。軍政府已著迷于弗里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氣壯解釋說：“選擇這條道路是因為，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里德曼完全贊同。當記者問到“政策的社會成本是否太高”，他的響應是：“可笑的問題。”他對另一位記者說：“我只關心他們能不能推行得夠久、夠努力。”
    有趣的是，對休克療法最有力的批評來自弗里德曼以前的學生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來自德國的法蘭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時，就已聽到許多有關智利的事，他決定親自到這個他的教授形容為發展主義管理不當造成的反烏托邦（dystopia）。他對自己看到的情況很滿意，并留在智利大學任教，然后出任阿連德政府的經濟顧問。法蘭克因為是叛離自由市場正統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對智利經濟冒險抱持獨到的看法。弗里德曼開出大休克的藥方一年后，法蘭克寫了一封難掩激憤的“給哈伯格與弗里德曼的一封公開信”，運用他受過的芝加哥學派教育，“檢驗智利病人對你們的治療有什么反應”。
    他計算一個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諾切特宣稱的“生活工資”掙扎求生。約74％的所得完全用在購買面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節省牛奶和上班搭公交車等“奢侈項目”。比較之下，在阿連德時代，面包、牛奶和公車票只占一般勞工薪水的17％。許多兒童在學校也沒有牛奶可喝，因為軍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學校牛奶計劃。這項措施進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據，愈來愈多學生在課堂上昏倒，許多人干脆停學。法蘭克發現，他的學長施行的殘暴經濟政策與皮諾切特對這個國家施加的暴力間，有著直接關聯。這位憤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寫道，弗里德曼的處方是如此扭曲，它們無法“不靠它的孿生兄弟來實施或執行：軍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諾切特的經濟團隊毫不氣餒地繼續深入實驗之境，引進弗里德曼最前衛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學校，醫療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兒園和墓園私有化。最激進的是，智利的社會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擬訂這套計劃的皮涅拉說，他從閱讀《資本主義與自由》激發這個構想。小布什政府經常被推崇最先推動“所有權社會”（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實上，30年前的皮諾切特政府才最早實行“所有權人國家”（a nation of owners）。

    智利現在已大膽跨入新領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場熱愛者過去只能在純學術環境辯論這類政策的優點，現在都密切注意這個國家。“經濟學教科書說，世界應該以這種方式運作，但除了這里，還有哪些國家施行它？”美國企業雜志《巴隆周刊》（Barron’s）驚訝地寫道。《紐約時報》在一篇《智利，恐怖主義實驗場》的文章中說：“抱持強烈觀點的大經濟學家，很難得有機會在病危的經濟體測試特定的處方。更難得的是，經濟學家的顧客不是自己的國家。”許多人特地到現場觀察智利實驗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數次，并在1981年選擇在比尼亞德爾馬市（策劃政變的城市），舉行反革命智囊團朝圣山學會的區域會議。

    智利奇跡的真相
    即使在30年后，智利仍然被自由市場狂熱分子視為弗里德曼理論有效的證明。皮諾切特2006年12月死時（比弗里德曼晚一個月），《紐約時報》贊譽他“把一個破產的經濟轉變成拉丁美洲最繁榮的經濟”，《華盛頓郵報》社論則說，他“引進的自由市場政策創造了智利經濟奇跡”。“智利奇跡”背后的事實，至今仍眾說紛紜。
    皮諾切特掌權17年，在那段期間，他數度改變政策方向。被視為成功奇跡證明的那段穩定成長期，要到80年代中期才開始--也就是芝加哥男孩執行休克療法之后足足十年，而且是在皮諾切特被迫大幅度調整方向后很久。在1982年，雖然智利嚴格遵守芝加哥教條，經濟仍無法幸免于崩潰：債務激增，惡性通貨膨脹復發，失業率飆高到30％--是阿連德時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魚--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釋放出來的安然（Enron）式金融機構--以借貸的錢買光智利的資產，累積高達140億美元的龐大債務。
    情勢動蕩到皮諾切特被迫采取完全與阿連德一樣的措施：他把許多家這種公司收歸國有。面對市場崩潰，幾乎所有芝加哥男孩都喪失掌控大權的政府職務，包括卡斯特羅。幾個在食人魚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畢業生遭到詐欺調查，他們以科學中立掩飾的真面目被揭穿，而科學中立曾是如此重要的芝加哥男孩表征。
    唯一保護智利經濟在80年代初免于完全崩潰的是，皮諾切特從未把被阿連德收歸國有的銅礦公司私有化。這家公司創造85％的智利出口收入，這表示當金融泡沫破滅時，國家仍有穩定收入來源。
    很清楚的是，智利從來不是歌頌它的人宣稱的“純”自由市場實驗室。相反的，這個國家有一小群精英在極短時間從有錢躍升為超級富有，憑借的是一套以舉債和用公帑大量補貼（和紓困）賺取暴利的公式。當奇跡背后的狂熱與推銷術被揭穿后，大家看到皮諾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統治下的智利，并不是一個以自由市場為特質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國家。Corporatism（統合主義）這個字眼原本指的是墨索里尼的警察國家模式，由社會上的三種主要勢力--政府、企業和工會--結盟而成，它們互相合作以確保以國家民族為名的秩序。智利在皮諾切特統治下，實驗的是一種新形態的統合主義：一個警察國家和大企業互相支持的結盟，連手對第三個勢力--勞工--發動全面戰爭，借以大幅增加聯盟占有國家財富的比率。

    這場戰爭--許多智利人理所當然視為富人對窮人和中產階級的戰爭--才是智利經濟“奇跡”的真相。到1988年，當經濟已穩定且快速成長時，45％的人口落在貧窮線下。不過，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卻增加83％。即使在2007年，智利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聯合國調查不平等的123個國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八不平等的國家。
    如果這種記錄對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算得上奇跡，也許休克治療的作用從來就不是為了讓經濟恢復健康。也許它原本就是為了它實際做到的事--把財富吸聚到頂層，并把大部分中產階級休克到無以為生。
    這正是阿連德的前國防部長勒特里爾的看法。在皮諾切特的監獄待了一年后，勒特里爾設法逃離智利，這要感謝國際間積極的游說奔走。流亡海外并眼看他的祖國迅速凋敝，勒特里爾1976年寫道：“過去三年有數十億美元從工資所得者的口袋被拿走，放進資本主義者和地主的口袋……財富集中并非偶然，而已成為法則；這并非艱困環境下極端的例子--就像軍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會計劃的基礎；這不是經濟的缺陷，而是暫時的政治成功。”
    勒特里爾當時無法得知的是，芝加哥學派統治下的智利提供了未來全球經濟的一瞥。這個模式將一再重復，從俄羅斯到南非到阿根廷：狂熱投機的泡沫和可疑的會計操作，助長了暴利和瘋狂的消費主義，由空蕩如鬼城的工廠和昔日發展所遺留的破舊基礎建設所圍繞；約半數人口被排除在經濟之外；失控的貪瀆和親信政治；國營中小企業滅絕；大量公共財富流入私人手中，緊接著是大量民間債務轉由政府承擔。在智利，如果你不在財富泡沫中，奇跡看起來就像大蕭條，但在這個密閉的泡沫里，獲利流動如此順暢和快速，讓這些休克治療式“改革”帶來的暴利，變成像此后金融市場施打成癮的高純度古柯堿。這就是為什么金融界對智利實驗明顯的矛盾視而不見，不但未重新評估放任主義的基本假設，反而還作出毒癮者的反應：下一針在哪里？

    革命散播，人民消失
    有一陣子，下一針來自拉丁美洲南錐的其他國家，芝加哥學派的反革命在那里快速擴散。巴西已被美國支持的軍政府掌控，幾位弗里德曼的巴西學生位居要津。弗里德曼1973年訪問巴西的時候，正是當地政府使用暴力最高潮的時候，他也宣稱巴西的經濟實驗是“一項奇跡”。在烏拉圭，軍方1973年發動政變，并在次年決定走芝加哥路線。由于烏拉圭的芝加哥大學畢業生太少，將領們邀請“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哈伯格和（經濟學教授）史佳斯達德（Larry Sjaastad）及他們的團隊，其中包括來自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的前芝加哥學生，來改革烏拉圭的稅制與商業政策”。烏拉圭過去的平等主義社會立即遭到沖擊：實質工資銳減28％，蒙得維的亞（Montevideo，編按：烏拉圭首都）的街上首度出現成群的拾荒者。

   緊接著加入實驗的是1976年的阿根廷，軍政府從庇隆手中奪得政權。這表示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和巴西--曾經是發展主義櫥窗的國家--現在都由美國支持的軍政府統治，而且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活體實驗室。
    據2007年3月公布的巴西解密文件，在阿根廷將領奪取政權前幾周，他們與皮諾切特和巴西軍政府聯系，并“擬訂未來政權將采取的主要步驟”。
    盡管有緊密的協調合作，阿根廷軍政府并未像皮諾切特那般深入新自由派實驗；例如，它未把該國的石油蘊藏或社會安全私有化（這些都在后來才實行）。不過，在攻擊曾把阿根廷貧民提升到中產階級的政策和機制方面，軍政府都遵循皮諾切特的做法，這也要歸功于眾多的阿根廷經濟學家參與芝加哥計劃。
    新制造的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軍政府占據重要的經濟職位--如財政部長、央行總裁、財政部國庫司司長，以及數個較低級的經濟職位。不過，雖然阿根廷的芝加哥男孩熱烈參與軍政府，最高經濟職位卻由狄霍茲（Jose Alfredo Martinez de Hoz）擔任。狄霍茲是隸屬農村社會組織（Sociedad Rural，是長期掌控阿根廷出口經濟的牧牛場協會）的地主階級，這些相當于阿根廷貴族階級的家族寧愿維持封建經濟秩序--因為他們唯恐自己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給農民，或肉類的價格受到管制以便人人負擔得起。
    狄霍茲承襲他的父親和祖父，長期擔任農村社會組織主席；他也擔任數家跨國企業的董事，包括泛美航空（Pan American Airways）和ITT。當他環顧自己在軍政府的職務時，他確信這場政變代表的是精英階層的反抗，是對40年來阿根廷勞工勢力擴張的反革命。
    狄霍茲當上經濟部長的第一項措施是禁止罷工，以及容許雇主任意裁撤員工。他取消價格管制，導致食物價格飆漲。他也決定再度讓阿根廷變回歡迎外國跨國公司的地方。他取消外資所有權限制，并在初期幾年出售數百家國營企業。這些措施為他贏得許多華盛頓的強力支持者。解密的文件顯示，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杰斯（William Rogers），在政變后不久告訴他的長官基辛格：“狄霍茲是個好人。我們一直都保持密切的咨詢關系。”基辛格大為贊賞，因此在狄霍茲訪問華盛頓時安排了一場盛大的會面，以表達對他的禮遇。基辛格也表示愿意打幾個電話，提供對阿根廷經濟的協助。“我會打電話給戴維·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基辛格告訴軍政府的外交部長，洛克菲勒當時擔任大通銀行總裁。“我也會打電話給他哥哥，美國副總統尼爾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為吸引投資，阿根廷在《商業周刊》刊登31頁的廣告增刊，由公關業巨擘博雅公關公司（Burson-Marsteller）制作，在廣告上宣稱“歷史上很少政府如此鼓勵民間投資……我們正進行一場真正的社會革命，我們正尋找伙伴。我們正掙脫國家統治主義的桎梏，并深信民間部門將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同樣的，平民大眾遭受的沖擊最為明顯：在一年內，工資損失40％的價值，工廠關閉，貧窮蔓延。在軍政府掌權前，阿根廷的貧民人數比法國或美國少--只有9％--失業率只有4.2％。現在這個國家開始出現被視為落后的發展不足跡象，貧窮的小區沒有水供應，可預防的疾病四處蔓延。
    在智利，皮諾切特可以不受節制地使用經濟政策壓縮中產階級，憑借的是他賴以掌權的休克和恐怖手段。雖然他的戰斗機和行刑隊在散播恐懼時極有效率，但它們卻帶來公關災難。媒體報道皮諾切特的屠殺引發全球的譴責，歐洲和北美行動主義者積極向他們的政府游說斷絕與智利的貿易--對一個宣稱必須靠開放外資來維系國家生存的政權來說，這絕對是不利的結果。
    近日解密的巴西文件顯示，阿根廷的將軍們籌劃1976年的政變時，希望“避免類似反對智利的國際運動”。為達到這個目的，需要的是較不聳人聽聞的鎮壓技巧--較低調的手段，能散播恐怖，但能躲過眾目睽睽的國際媒體。在智利，皮諾切特很快訴諸失蹤的手段。士兵不再公然殺戮或追捕獵物，而是綁架他們，帶他們到隱秘的集中營，折磨并動輒殺害他們，然后宣稱毫不知情。尸體被丟進集體墳場。據智利1990年5月成立的真相委員會，秘密警察處理部分受害者的方法是，從直升機上把尸體丟進海中，但“先以刀子切開他們的胃，以避免尸體浮上海面”。除了比較低調外，失蹤還是一種比公開屠殺更能有效散播恐怖的手段。想到國家機器可以用來讓人憑空消失，就會讓社會惶惶不安。
    到70年代中期，失蹤已成為南錐各國芝加哥學派軍政府的主要執法工具--而最熱切采用這種做法的是盤踞阿根廷總統府的將領。到他們統治結束時，估計失蹤的人數已多達3000人，其中有許多跟智利的失蹤者一樣，是從空中被拋進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混濁的水里。
    阿根廷軍政府擅長于公開與私下制造恐怖雙管齊下--公開進行恰到好處的恐怖，可以讓所有人知道發生什么事，但同時也隱瞞足夠的秘密，以便可以否認。在掌權初期，軍政府便清楚展現它愿意使用致命武力：一個人被從一輛福特獵鷹轎車（一種因為秘密警察使用而惡名昭彰的汽車）推出，然后被綁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最著名的地標、高67.5米的白色方尖石碑上，在眾目睽睽下被機槍打死。
    從此以后，軍政府的殺戮轉入地下，但永遠在進行中。許多人目睹官方否認的失蹤，整個街坊也默默知道發生什么事。每當有人被列為消滅目標，就會有一隊軍方車輛出現在那個人家門口或工作場所，整個街區被劃為警戒區，經常上空還有一架嗡嗡盤旋的直升機。在大白天和鄰居注視下，警察或士兵撞開大門，拖出受害者，他們在被推進等候的福特獵鷹前，往往大喊自己的名字，希望事件的消息能傳到家人。有些“秘密”行動還更囂張：大家都知道警察會登上擁擠的市公交車，抓住乘客的頭發拖下車；在圣塔菲市（Santa Fe），一對夫妻結婚當天在教堂的圣壇前，當著滿室的賓客被綁架。

   在大眾間展示的恐怖不限于逮捕。一旦遭羈押，阿根廷的囚犯就被送到300多個遍布全國的酷刑集中營。許多集中營位于人口稠密的住宅區，最惡名遠播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鬧區大街一家歇業的運動俱樂部，一個位于中部布蘭卡港（Bahia Blanca）的學校校舍，另一個則在一所營業中的醫院側廂建筑。在這些酷刑中心，軍方車輛經常深夜疾駛進出，尖叫聲不時從隔音不佳的墻內傳出；有人目睹身體形狀的怪異包裹被搬進搬出，一切都看在噤若寒蟬的附近居民眼中。
    烏拉圭的政權也同樣肆無忌憚：該國的主要酷刑中心之一是一個海軍兵營，毗鄰許多蒙得維的亞市民眾喜歡散步與野餐的海濱區，但在獨裁統治期間，這個美麗的地方空無一人，因為居民不想聽到尖叫聲。
    阿根廷軍政府在處理受害者方面特別笨拙。在鄉間散步可能以一場驚嚇收場，因為集體墳場經常掩蓋不全。尸體可能出現在公共垃圾桶，少了手指和牙齒（就像今日在伊拉克的情況），或者可能被沖到海岸和拉普拉塔河岸邊，在軍政府的“死亡飛行”后，經常一次出現半打尸體。它們甚至會從天而降，被直升機丟到農戶的田里。
    所有阿根廷人都曾在不同情況下，目睹他們的同胞慘遭抹除，但大多數人宣稱不知道發生什么事。阿根廷人用一句話來描述當年內心明白、卻因恐懼而閉上眼睛的矛盾：“我們不知道沒有人能否認的事。”
    由于各國軍政府想逮捕的人往往避難到鄰近國家，這里的政府便借惡名昭彰的大兀鷹行動（Operation Condor）彼此合作。南錐國家的情報單位在這個行動中分享“顛覆分子”的信息--靠華盛頓提供的最新式計算機系統幫忙--并且給彼此的情報員自由出入邊界，以方便綁架和刑訊。這套制度和中情局今日的“非常規引渡”網絡，相似得令人毛骨悚然。
    軍政府也交換如何從囚犯榨取信息的方法。政變之后數天曾被關在體育館遭受酷刑的一名智利人，出乎意料地描述當時房間里有巴西士兵，建議如何以最科學的方法施加痛楚。
    這段期間南錐國家有許多機會可進行這類交流，有些還透過美國，并牽涉到中情局。1975年美國參議院調查美國干預智利，發現中情局訓練皮諾切特的軍隊“控制顛覆分子”的方法。美國訓練巴西和烏拉圭警察審訊技術，也出現在許多文件的記錄。巴西法院的證詞引述1985年出版的真相委員會報告《巴西：毋忘教訓》（Brazil: Never Again）說，部隊軍官參加陸軍憲兵單位舉辦的正式“刑訊課程”，觀賞幻燈片展示各種折磨方法。在這些課程中，囚犯被帶進來作“現場展示”--在多達100名陸軍士官觀看和學習下，被殘暴地刑訊。報告說，率先把這種做法引進巴西的是美國警官米特廖內（Dan Mitrione）。巴西軍政府掌權初期，他在貝羅奧里藏特（Belo Horizonte）擔任警方教官，經常從街上抓來乞丐在教室折磨，讓當地警察學習如何制造囚犯身體與心理的極度矛盾。米特廖內后來轉到烏拉圭擔任警察教官，1970年被圖帕馬洛（Tupamaro）游擊隊綁架并殺害。圖帕馬洛是極左派革命團體，他們策劃擄殺米特廖內，以揭露他參與酷刑訓練。他的一名學生說，米特廖內就像中情局手冊的作者那樣，堅稱有效的酷刑不是虐待而是科學。他的座右銘是：“正確的痛苦，正確的劑量，在正確的地方。”

    酷刑訓練的成果，在這段陰暗期所有南錐的人權報告都斑斑可考。它們再三證實庫巴克手冊上記錄的獨門手法：清晨的逮捕、戴頭巾、嚴格的隔離、施藥、強迫裸體、電擊等。而且在每個地方，麥吉爾大學的刻意引發退化實驗，都留下恐怖的痕跡。
    從智利國家體育館被釋放的囚犯說，強力照明燈一天24小時開著，供應食物的時間似乎刻意不按次序。士兵強迫許多囚犯在頭上覆蓋毯子，讓他們無法清楚地看和聽，這些做法都讓人感到不解，因為所有囚犯都知道他們在體育館里。囚犯報告說，如此操縱的結果讓他們喪失日夜的感覺，進而大為強化政變與隨后的逮捕帶來的震撼和驚慌。就好像體育館變成一座巨大的實驗室，他們則是一些怪異的感官操縱實驗的對象。
    較忠實模仿中情局實驗的版本，可以在智利的格雷莫迪（Villa Grimaldi）監獄看到--木制的隔離室小到囚犯無法跪下或躺下。烏拉圭自由城（Libertad）監獄的囚犯則被送到“小島”：狹小、沒有窗戶的囚房，隨時有一個燈泡亮著。重要的囚犯被完全隔離超過十年。“我們開始以為自己已經死了，我們的囚房不是囚房，而是墳墓，外面的世界并不存在，太陽只是一個神話。”其中一名囚犯羅森考夫（Mauricio Rosencof）回憶說。他在11年半期間總共看到太陽八個小時。他的知覺在這段期間被剝奪到他“忘記顏色--當時沒有任何顏色”。
    在阿根廷最大的酷刑中心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海軍機械學校，隔離室被稱作頭罩（capucha）。在頭罩里待三個月的米蘭達（Juan Miranda）告訴我那個黑暗的地方說：“他們把你套上眼罩和頭罩，手和腿鎖上鏈子，讓你在監獄的頂樓整天躺在泡棉墊子上。我看不到其他囚犯--我跟他們以夾板隔開。守衛帶食物進來時，他們命令我面對墻壁，然后取下頭罩讓我吃東西。這是我唯一被準許坐起來的時候；其他時候我們必須一直躺著。”另有一些阿根廷囚犯被關在棺材大小的囚房（稱作管子），以隔絕他們的知覺。
    隔離房里唯一的安慰是審訊室里更糟的待遇。南錐地區所有軍政權的酷刑室，最普遍使用的技術是電擊。電流通過囚犯身體的方式有數十種變化：用一般電線、軍方野地電話線、從插入指甲下的針通電；把通電的夾子夾在牙齦、乳頭、生殖器、耳朵、嘴巴、傷口；通電到泡在水里的身體以強化電流；通電到綁在臺子或巴西式鐵“龍椅”的身體。擁有牛群的阿根廷軍政府對他們獨特的貢獻很自豪--囚犯在一張稱作烤肉架（parrilla）的金屬床上接受電擊，同時用趕牛棒刺他們。
    體驗南錐酷刑體制的人數無法精確計算，但約略的數字在10萬人到15萬人之間，有數以萬計的人遭殺害。

   一位困難時期的目擊證人
    在那個年代身為左派分子注定會被獵殺。那些未逃往海外的人，時時刻刻都必須搶先秘密警察一步，過一種依靠藏匿所、電話密語和假身份勉強度日的生活。靠這種方式活命的阿根廷人之一，是該國傳奇性的調查記者華爾士（Rodolfo Walsh）。這位喜愛社交的才子是犯罪小說作家以及得獎的短篇小說作者；他也是超級偵探，能破解軍方密碼，反過來調查周遭窺伺的特務。華爾士最成功的調查發生于他在古巴當新聞記者時，他在那里攔截并破解一份中情局的電報，因而揭發豬玀灣侵略計劃。這個信息讓卡斯特羅能夠防備美國的侵略。
    阿根廷的前軍政府禁止庇隆主義并鉗制民主時，華爾士決定加入武裝的蒙特內羅（Montonero）運動，擔任他們的情報專家。華爾士因此而名列軍政府獵捕名單的榜首，而每次名單上有人被劃掉，他就得更擔心刺牛棒下套出的情報，會引導警察找到他和伴侶費雷拉（Lilia Ferreyra）藏匿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外的小村莊。
    華爾士從他遍布各地的消息來源，嘗試追蹤軍政府的許多罪行。他編纂死者和失蹤者名單，記錄集體墳場與秘密酷刑中心的地點。他自認對軍方了如指掌，但1977阿根廷軍政府加諸同胞的狂暴與殘酷，仍令他大感震驚。在軍事統治的第一年，他的數十名好友和同僚在死亡集中營消失，他26歲的女兒維基也身亡，令華爾士痛不欲生。
    但在福特獵鷹盤旋下，寧靜的早晨對他而言是奢想。華爾士知道他的時間有限，于是想出紀念即將到來的軍政府統治一周年的方法：在官方報紙一片歌功頌德中，他要親自寫下未受檢查的報道，揭發導致他的國家沉淪的種種惡行。這篇文章的標題將是“一位作家給軍政府的一封公開信”。華爾士寫道，寫這篇文章“并不指望有人聽，而且確定會遭到迫害，但這是履行我很久以前作的承諾，要為苦難的時代作見證”。
    這封信將成為對國家的恐怖手段和它們所服務的經濟制度最強烈的譴責。華爾士計劃用過去他散布地下公報的方式，散布他的“公開信”：印制十份，然后從不同的郵箱寄給挑選的聯絡人，由他們進一步散布。“我想讓那些混蛋知道，我還在，還活著，而且還能寫。”他坐在他的奧林匹亞牌打字機前告訴費雷拉。
    信一開始就記敘將領們的恐怖活動，它們使用“沒有止境、精密復雜而且極大量的酷刑”，并由中情局參與訓練阿根廷警察。在詳細列出慘不忍睹的方法和墳場地址后，華爾士突然改變語氣：“然而，這些已激發文明世界良心的事件，不是阿根廷人民遭受的最痛，也不是你們對人權最嚴重的侵犯。這個政府的經濟政策才真正讓人發現，它不但解釋了一切罪行，也暴露出借由計劃性悲劇（planned misery）以懲罰數百萬人的窮兇極惡……只要花幾個小時在大布宜諾斯艾利斯逛逛，就能看到這種政策多快就把這個城市變成1000萬人口的貧民窟。”

    華爾士描述的體系正是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一個即將席卷全世界的經濟模式。隨著它未來數十年在阿根廷生根，最后它將把半數的人口推到貧窮線下。華爾士發現它并非偶發事件，而是一個審慎執行的計劃--“計劃性悲劇”。
    這封信簽字的日期是1977年3月24日，正好政變滿一周年。第二天早上，華爾士和費雷拉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分頭把信投入市區各處的郵箱。幾個小時后，華爾士趕赴他與一位失蹤同僚的家人安排的會面。結果這是一個圈套：有人在刑訊中招供，十名武裝士兵已在屋外等候，奉命逮捕華爾士。“活捉那個雜種，他是我的。”三名軍政府領導人之一的馬塞拉（Emilio Massera）海軍上將據說這樣命令士兵。華爾士的名言是：“招供不是罪惡；被捕才是罪惡。”他立即拔出槍，開始射擊。他槍傷一名士兵，逼他們開火；當汽車開到海軍機械學校時，他已氣絕身亡。華爾士的尸體被火焚燒，然后丟入河中。
    “反恐戰爭”的封面故事
    南錐的軍政府毫不掩飾想改造社會的革命野心，但它們仍精明地公開否認華爾士指控的罪行：使用大量暴力以達成經濟目標。然而，這些經濟目標如果不借助一套恐嚇大眾和鏟除障礙的體制，勢必激起公眾的反抗。
    國家進行的殺戮逐漸揭露后，軍政府的理由是它們正在進行一場對抗兇險的馬克思主義恐怖分子的戰爭，幕后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資助和操控。如果軍政府使用“骯臟”手段，那是因為它們的敵人更兇殘。馬塞拉上將使用今日聽來熟悉得令人感到恐怖的語言，稱呼這是“一場爭取自由和對抗暴政的戰爭……一場由愛生命者對抗愛死亡者的戰爭……我們是在對抗虛無主義者，對抗毀滅的代理人，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毀滅本身，雖然他們以社會十字軍作為掩飾”。

    在智利政變策劃期間，中情局資助一項大規模的宣傳攻勢，把阿連德丑化成偽裝的獨裁者，工于心計的陰謀家，利用憲法體制下的民主奪取權力，但卻準備實施蘇聯式的警察國家，智利人民將無法逃脫被鉗制的命運。在阿根廷和烏拉圭，最大的左派游擊隊組織--蒙特內羅和圖帕馬洛--被指為國家安全的危險威脅，導致將軍別無選擇，只能中止民主政治，出面控制國家，并使用任何必要手段以鎮壓它們。
    在每個例子中，威脅都被極度擴大，或完全由軍政府捏造。在眾多揭發的真相里，美國參議院1975年的調查發現，美國政府自己的情報顯示，阿連德并未威脅到民主政治。至于阿根廷的蒙特內羅和烏拉圭的圖帕馬洛，它們是廣獲支持的武裝組織，有能力對軍隊和企業目標發動猛烈的攻擊。但烏拉圭的圖帕馬洛在軍方取得絕對權力時已完全瓦解，而阿根廷的蒙特內羅在持續長達七年的獨裁政權頭六個月，就已被消滅（這是華爾士必須躲藏的原因）。國務院解密的文件證明，阿根廷軍政府的外交部長顧塞提（Cesar Augusto Guzzetti）1976年10月7日告訴基辛格，“恐怖組織已被瓦解”，但軍政府在這個日期之后仍繼續讓成千上萬的市民失蹤。
    有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國務院也把在南錐的“骯臟戰爭”，描述成軍方與兇惡的游擊隊間的戰爭，偶爾戰斗會失控，但仍值得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愈來愈多證據顯示，華盛頓知道它在阿根廷和智利支持的不是一般的軍事行動。
    2006年3月，華盛頓國家安全檔案數據庫（NSA）公布一份剛解密的國務院會議記錄，會議日期就在阿根廷軍政府發動1967年政變的兩天前。在會議中，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杰斯告訴基辛格：“我們必須預期阿根廷不久后會出現大鎮壓，可能流不少血。我想他們必須下手很重，不只對恐怖分子，也對工會和政黨的異議分子。”
    他們果然這么做。南錐恐怖政權的受害者絕大多數不是武裝組織的成員，而是在工廠、農場、貧民窟和大學工作的非暴力行動主義者，他們是經濟學家、藝術家、心理學家和左派政黨的堅貞支持者。他們遭殺害不是因為有武器（大多數人沒有武器），而是因為他們的信念。在誕生當代資本主義的南錐，“反恐戰爭”是一場鏟除這個新秩序所有障礙的戰爭。

第四章 清洗石板

作者：娜奧米?克萊恩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第四章  清洗石板

    恐怖的效用
    阿根廷的滅絕行動并非臨時起意，并非偶爾，也非無理性；它是有系統地毀滅阿根廷“一大部分”的全國團體，其目的在改變這些團體，重塑其樣貌、社會關系、命運與未來。
    --費爾斯坦（Daniel Feierstein），阿根廷社會學家，2004年

    我只有一個目標--繼續活到明天……但不只是活著，而是知道我還活著。
    --維塔尼（Mario Vittani），關在阿根廷酷刑集中營四年的幸存者

    1976年，勒特里爾重回華盛頓特區，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而是進步主義智庫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行動主義者。數千名同僚和朋友仍被關在軍政府的集中營面對酷刑，讓勒特里爾魂牽夢系，他利用重獲的自由致力于揭發皮諾切特的罪行，并對抗中情局的宣傳機器，為阿連德的事跡辯護。
    他的倡議與奔走證明有效，皮諾切特面對了舉世譴責他的人權記錄。但讓同時兼具經濟學家身份的勒特里爾灰心的是，盡管全世界對監獄里的處決和電擊大為震驚，大多數人對經濟休克療法保持緘默；或者就國際銀行給軍政府巨額貸款來說，仍顯得視若無睹，迷惑于皮諾切特擁抱“自由市場基本原則”。勒特里爾駁斥經常被引述的說法，說軍政府有兩套截然劃分的計劃--一套是在經濟轉型上的大膽實驗，另一套則是殘暴酷刑與恐怖的邪惡體制。這位前駐美大使堅稱只有一套計劃，而在這套計劃中，恐怖是自由市場轉型的核心工具。
    “侵犯人權、體制化的殘暴、嚴密控制和鎮壓任何有影響力的異議分子，這些現象向來被認為，與軍政府實施的正統放任式‘自由市場’只有間接關聯，甚至完全沒有關聯。”勒特里爾在《國家》（The Nation）雜志上發表一篇強烈控訴的文章。他指出：“這種特別方便的社會制度觀念，認為‘經濟自由’與政治恐怖可以共存而互不干涉，使得這些財政發言人能夠一方面支持他們的‘自由’觀念，另一方面又夸夸其談為人權辯護。”
    勒特里爾甚至寫道，弗里德曼身為“現在管理智利經濟的經濟學家團隊的思想建構者和非正式顧問”，應該為皮諾切特的罪行負部分責任。他駁斥弗里德曼為自己辯解的說辭，自稱鼓吹休克治療只是提供“技術”建議。勒特里爾說，“以弗里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間經濟’和控制通貨膨脹”，不可能和平達成。“這種經濟計劃必須執行，而在智利的情況下，只有靠殺害成千上萬人、在全國遍設集中營、三年內監禁超過10萬人才能達成……大多數人的退化，以及少數特權階級的‘經濟自由’，在智利是一體的兩面。”他寫道，“自由市場”與無盡的恐怖間，存在“一種內在的和諧”。

   勒特里爾引發爭議的文章在1976年8月刊出。不到一個月后的9月21日，這位44歲的經濟學家在華盛頓特區開車經過大使區中心時，一顆安置在駕駛座下的遙控炸彈爆炸，把汽車炸飛并炸斷他兩條腿。勒特里爾被炸斷的腳留在人行道上，人被緊急送往喬治·華盛頓醫院；抵達醫院時他已回天乏術。這位前大使與一位25歲的美國同事莫菲特（Ronni Moffit）共乘汽車，她也在攻擊中喪生。這是皮諾切特政變以來最令人發指和最具挑釁意味的罪行。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發現，炸彈由皮諾切特的資深秘密警察湯萊（Michael Townley）制作，他后來被聯邦法院定罪。殺手持假護照進入美國，且中情局知情。
    皮諾切特2006年12月去世，高齡91歲，當時他面臨各界嘗試讓他為在位期間的罪行接受審判，這些罪行包括謀殺、綁架、酷刑、貪瀆、逃稅等。勒特里爾的家人數十年來嘗試讓皮諾切特為華府的炸彈攻擊受審，并要求美國開放該事件的檔案。但這位獨裁者壽終正寢，逃過所有審判，并發表一封死后公開信，為政變和使用“最大力量”防止“無產階級獨裁統治”辯護。皮諾切特寫道：“我多么希望根本不需要1973年9月11日的軍事行動！我多么希望馬克思-列寧意識形態未侵入我們的祖國！”
    有些拉丁美洲恐怖年代的罪犯沒有這么幸運。2006年9月，阿根廷軍事獨裁統治終結23年后，一位重要的恐怖執行者終于被判終身監禁。這位被定罪的人叫艾契科拉茲（Miguel Osvaldo Etchecolatz），在軍政府年代擔任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警察局長。
    在歷史性的審判期間，關鍵證人羅培茲（Jorge Julio Lopez）卻失蹤。羅培茲在70年代曾經失蹤、遭殘暴刑訊，然后獲釋放--現在同樣的事再度發生。在阿根廷，羅培茲以第一個“兩度失蹤”者聞名。直到2007年中，他仍杳無音訊，警方幾已確定他遭綁架是為警告其他可能挺身而出的目擊證人--和恐怖年代一樣的老伎倆。
    該案的法官是阿根廷聯邦法院55歲的羅桑斯基（Carlos Rozanski），他判決艾契科拉茲犯六項殺人罪、六項非法監禁罪和七項刑訊罪。他在宣判時采取一個不尋常的做法，他說，有罪的判決無法懲罰真正的罪行，但為了“建設集體記憶”，他必須再加注，判決是針對“1976年到1983年間，阿根廷共和國發生的集體大屠殺所犯的所有違反人性的罪行”。
    借由這項判決，法官改寫了阿根廷歷史：70年代對左派分子的殺戮不是數十年來官方描述的“骯臟戰爭”，不是兩方沖突且各自進行不同的罪行，失蹤的人也不是瘋狂的獨裁者沉迷于虐待和個人權力的犧牲者。真正發生的是更科學、更駭人聽聞的理性所造成。就像法官說的，那是一個“由國家的統治者執行的滅絕計劃”。
    他解釋說，殺戮是體制的一部分，早已計劃好，并在全國各地以一致的方法加以復制，且其明顯的意圖并非攻擊個人，而是摧毀那些人所代表的部分社會。種族屠殺是嘗試謀殺一個群體，而非個人的集合；法官指出，因此那是種族屠殺（Genocide）。

   羅桑斯基知道“種族屠殺”的措詞將引發爭議，因此寫了一篇長篇判決文以佐證他的決定。他指出，聯合國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Convention on Genocide）定義這種罪行為“意圖摧毀一個國家、人種、宗教或族群的全部或一部分”；該公約并未包括消滅以政治信念為區分的群體--例如發生在阿根廷的情況--但羅桑斯基說，他認為此種排除并不合法。他舉一段鮮為人知的聯合國歷史，解釋在1946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針對納粹大屠殺一致投票通過一項決議案，禁止“造成種族、宗教、政治和其他族群全部或一部分被毀滅”的種族屠殺行為。兩年后“政治”這個詞被從公約刪除是應斯大林的要求。斯大林知道，如果毀滅一個“政治群體”算種族屠殺，他的血腥整肅和大批囚禁政治反對者將符合公約的定義。斯大林獲得其他領袖的支持，因為他們也想保留鏟除政治異己的權利，所以政治這個詞遭刪除。
    羅桑斯基寫道，他認為原始的聯合國定義更加合法，因為尚未受到這種自利的妥協的干擾。他也舉出西班牙國家法院的一項判決，在1998年讓一名惡名昭彰的阿根廷刑訊者接受審判。該法院也判決阿根廷軍政府犯下“種族屠殺罪行”。它把軍政府嘗試掃除的群體定義為“壓迫者認為不符合國家建立的新秩序模式的人”。一年后的1999年，以發出皮諾切特逮捕令聞名的西班牙法官賈松（Baltasar Garzon），也主張阿根廷發生種族屠殺。他也嘗試為被當作滅絕對象的群體下定義。他寫道，軍政府的目標是“建立新秩序，像希特勒希望在德國達成的一樣，而這個秩序容不下某些類型的人”。那些不符合新秩序的人“不符合阿根廷新國家的理想配置”。
    當然，70年代拉丁美洲政商統合獨裁者的罪行，在規模上無法與納粹和1994年盧旺達的情況相提并論。如果種族屠殺意指的是納粹那樣的大屠殺，那么拉丁美洲的罪行不屬于這個范疇。不過，如果種族屠殺是依照這些法院的定義，意指企圖消滅阻礙政治目標的群體，那么這個過程不只發生在阿根廷，而是發生在所有不同程度上變成芝加哥學派實驗室的許多國家。在這些國家，“阻礙理想”的人是各階層的左派分子：經濟學家、施粥所的員工、工會分子、音樂家、農民組織分子、政治人物。這些群體的所有成員都被一個明確且遍及全區域的策略鎖定，亦即以根除左派為目標的大兀鷹行動。
    共產主義崩解后，自由的市場與自由的人民一直被視為單一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這個意識形態宣稱可以避免人類重蹈集體墳場、大殺戮和酷刑室的歷史覆轍，而且是唯一且最好的對策。從芝加哥大學地下室脫逃的當代放任式自由市場宗教，最先應用在真實世界的地方是南錐，但它卻未帶來民主；反而它是建基在一個接一個國家被推翻民主政治的情況。它也未帶來和平，反而需要借助奪取數萬條人命的體制性謀殺，以及對10萬到15萬人施予酷刑。

   就像勒特里爾說的，肅清社會的行動與這個計劃的核心意識形態間，有一種“內在和諧”。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教授們提供建言，并在南錐軍事政權中占據高位，他們信仰一種純粹本質的資本主義，他們的體制完全建基于對“平衡”和“秩序”的信仰，并且必須依靠去除干預和“扭曲”才能成功。因為有這些特質，一個承諾忠實采用這種理想的政權，便無法接受其他與之競爭或妥協的世界觀。為了達成理想，它必須獨占意識形態；否則，根據其核心理論，經濟信息就會變扭曲，整個體系將失去平衡。
    芝加哥男孩幾乎找不出比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南錐更適合的地方，來進行這種絕對主義的實驗。發展主義異軍突起意味這個區域特別刺眼，采用的是芝加哥學派視為扭曲或“不經濟的思想”（uneconomic ideas）的政策。更重要的是，這里百花齊放的平民與智識運動，都與放任資本主義針鋒相對。這些運動并非居于邊緣地位，而是大多數民眾的想法，且反映在許多國家的多次選舉中。芝加哥學派的轉型在南錐受到熱烈歡迎的可能性，大概和無產階級革命在比弗利山莊發生的可能性相當。
    在恐怖行動降臨阿根廷前，華爾士曾寫道：“任何事情都無法阻擋我們，不管是監獄或死亡。因為你無法囚禁或殺死所有人民，因為絕大多數阿根廷人……知道只有人民將拯救人民。”阿連德在看到坦克開至包圍總統府時，發出的最后一通無線電也充滿同樣的頑強不屈，他說：“我確信我們在成千上萬智利人的良知中播下的種子，絕不可能被根除。”這是他對人民最后的遺言。“他們擁有蠻力；他們可以征服我們，但他們無法借罪行或武力阻止社會的進程。歷史站在我們這邊，寫下歷史的是人民。”
    這個區域的軍政府將領和他們的經濟幫兇，對這些真理知之甚詳。幾位阿根廷軍事政變的老兵解釋軍隊的思維：“在1955年，我們相信問題是庇隆，所以我們推翻他，但到1976年，我們已經知道問題出在勞工階級。”整個區域都是如此：問題既廣且深。這種了解意味如果新自由主義革命想要成功，軍政府必須做阿連德宣稱不可能的事--完全根除拉丁美洲左派高漲時期撒下的種籽。皮諾切特獨裁政權在政變后發表的《原則宣言》中，形容其使命是一個“改變智利人思想的長期而根本的行動”，呼應20年前智利計劃之父、美國國際發展署帕特森說的：“我們需要做的是改變人的形成。”
    但是如何辦到？阿連德所說的種子不是孤立的想法，也非一個政黨團體或工會。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左派是主流大眾文化--它是聶魯達（Pablo Neruda）的詩，哈拉（Victor Jara）和索莎（Mercedes Sosa）的民歌，第三世界教士（Third World Priests）的自由神學，波瓦（Augusto Boal）的解放劇場，弗雷勒（Paulo Freire）激進的教育學，賈利安諾和華爾士的革命新聞報道。它是過去和當代從阿蒂加斯（Jose Gervasio Artigas）、波利瓦（Simon Bolivar）到切·格拉瓦等傳奇英雄與殉道者寫下的歷史。當軍政府決心挑戰阿連德的預言，把社會主義連根拔起時，它是向整個文化宣戰。

    這種必要性反映在巴西、智利、烏拉圭和阿根廷軍事政權使用的主要譬喻上：那些法西斯主義者等著清除、洗刷、拔除和治療。在巴西，軍政府對左派分子的搜捕代號為清洗行動（Operation Cleanup）。在政變當天，皮諾切特形容阿連德和他的內閣為“那些即將毀掉國家的垃圾”。一個月后，他保證“鏟除智利邪惡的根本”，進行“道德清洗”，以“凈化罪惡”--遙遙呼應《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作者羅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 ）呼吁的“以鐵掃帚無情地清掃”。

    文化清洗
    在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軍政府進行大規模的意識形態清洗行動，焚燒弗洛伊德、馬克思和聶魯達的書，關閉數百家報社和雜志社，占領大學，禁止罷工和政治集會。
    一些最惡毒的攻擊，則保留給芝加哥男孩在政變前無法打敗的“粉紅”經濟學家。芝加哥男孩大本營天主教大學的死對頭是智利大學，那里有數百名教授因為“怠忽道德職責”而被開除（包括法蘭克這位曾氣憤地寫信回芝加哥母校給前教授的異議分子）。在政變期間，法蘭克報告說：“六名學生在經濟學系大門口被當場射殺，以對其他人起殺雞儆猴作用。”軍政府在阿根廷奪得政權后，士兵開進布蘭卡港的南方大學，以“教唆顛覆”的罪名囚禁17名學者；同樣的，這些人大多來自經濟學系。“我們必須摧毀喂養、塑造和灌輸顛覆分子的來源。”一位將軍在記者會上宣布。清洗行動中總共有8000名左派教育者，被以“意識形態嫌犯”整肅。在高中，他們禁止學生作分組報告--因為分組報告被視為潛在的集體精神的跡象，可能危害“個人自由”。
    在圣地亞哥，傳奇民歌手哈拉被帶到智利體育館，他受到的待遇充分展現那股想讓文化噤聲的狂暴決心。據智利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調查，士兵先打碎他的雙手，讓他無法再彈吉他，然后射擊他44次。為了確定他無法在墳墓里激勵人心，軍政權下令銷毀他偉大的錄音作品。阿根廷音樂家索沙被迫流亡外國，革命戲劇家波拉在飽受酷刑后逃離巴西，賈利安諾從烏拉圭出走，而華爾士則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遭謀殺。一個文化就此被蓄意滅絕。
    在同一時候，另一個消過毒、清洗過的文化取而代之。在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獨裁統治之初，唯一被準許的公眾集會是閱兵典禮和足球比賽。在智利，女性穿著寬松的長褲就可能被逮捕，男性留長發也一樣。“全國上下正進行徹底的清洗。”阿根廷一家軍政府控制的報紙在社論中宣稱，并呼吁大規模刷洗左派分子的涂鴉，“很快所有外表將煥然一新，借肥皂和清水就能解除夢魘”。
    在智利，皮諾切特決心打破人民走上街頭的習慣。連小規模的集會都被以高壓水槍--皮諾切特最愛的群眾控制武器--驅散。軍政府擁有數百輛水槍車，小到可以開上人行道，對成群散發宣傳單的學童噴水；甚至送葬行列如果太喧鬧也遭到殘暴壓制。這些無所不在的水槍車被稱作原駝（guanaco），取其像一種習慣吐口水的美洲駝，它們把群眾當垃圾般清除，讓街頭閃閃發亮，清潔而空虛。

   政變之后不久，智利軍政府發出一道命令，要求公民借報告外國的“極端主義者”和“狂熱信仰的智利人”，“對清洗國土作出貢獻”。

    誰被殺害，以及為什么

    在突擊中被掃蕩的人大多數不是軍政府宣稱的“恐怖分子”，而是被視為對經濟計劃造成最大障礙的人。有些人是真正的反政府人士，但許多人只是被認為不符合革命的價值觀。
    清洗運動呈現的體制性，從人權與真相委員會報告記錄的失蹤日期和時間就可明確驗證。在巴西，軍政府到60年代末期才開始大規模鎮壓，但有一個例外：政變一發動后，士兵就立即逮捕工廠和農場的工會領袖。根據《巴西：毋忘教訓》報告，他們被送往監獄，許多人遭到酷刑，“理由只是他們受到當局反對的政治思想激勵”。這份真相委員會的報告引述軍方自己的法庭記錄說，大型工會聯盟工人指揮總部（CGT）在軍政府的法庭程序中，被當作“無所不在的惡魔，應加以驅除”。該報告直言不諱地下結論說，“1964年掌權的當局，對‘徹底清除’這個部門特別仔細”，原因是他們“擔心抗拒會從工會蔓延到他們的經濟計劃，而計劃的基礎則是緊縮工資和把經濟去國有化”。
    在智利和阿根廷，軍政府都利用政變初期的混亂，對工會運動展開猛烈攻擊。這些行動顯然都事先經過審慎規劃，從政變的第一天就展開有系統的突擊。在智利，當所有人都注視被包圍的總統府時，其他部隊也被派往“人稱‘工業帶’的許多工廠，展開突擊和逮捕”。在接著數天，智利的真相與和解報告指出，又有數家工廠被突擊，“并大規模逮捕人，部分人遭殺害或失蹤”。在1976年，80％的智利政治犯是工人和農民。
    阿根廷的真相委員會報告《永遠不再》（Nunca Mas），記錄了同樣對工會有計劃的攻擊：“我們發現一大部分（對工人）的行動，是在政變當天進行，或政變后立即進行。”在攻擊工廠的清單中，有一項證詞特別暴露出“恐怖主義”被用作搜捕非暴力工人活動分子的借口。曾被關在珍珠（La Perla）酷刑集中營的政治犯吉尤娜（Graciela Geuna），描述士兵因為一次即將進行的電廠罷工而監視她。這項罷工準備“示范如何抗拒軍事獨裁”，當然不為軍政府所樂見。吉尤娜回憶說：“集中營里的士兵表示，他們決定把罷工‘蒙特內羅化’，讓它變成非法。”（蒙特內羅是已被軍隊完全肅清的游擊隊組織。）罷工者與蒙特內羅毫無關系，但那已無關緊要。“珍珠營的士兵自己印制上有‘蒙特內羅’簽名的宣傳單--呼吁電廠工人罷工。”然后這些宣傳品就變成必須綁架和殺害工會領袖的“證據”。

    企業資助酷刑
    對工會領袖的攻擊往往在工廠業主的密切合作下進行，而近幾年向法庭提出的報告提供了明確的文件證據，顯示外國跨國企業在當地的子公司也直接參與。

  在阿根廷政變之前的年代，左派激進分子的崛起曾影響到外國公司，包括在經濟和個人方面；從1973年到1976年，菲亞特（Fiat）汽車公司有五名主管遭暗殺。軍政府取得權力并執行芝加哥學派的政策后，這類公司的命運大幅改觀；現在它們可以把進口產品傾銷到當地市場，支付較低的工資，任意裁撤員工，而且不受管制地把利潤匯回母國。
    數家跨國公司熱烈地表達它們的感激。阿根廷軍事統治后的第一個新年，福特汽車公司刊登一則慶賀的報紙廣告，公開表明支持軍政權的立場：“1976年：阿根廷再次迷途知返。1977年：對所有懷著善意的阿根廷人帶來信心與希望的新年。阿根廷及其人民的福特汽車公司，將全力投入創造祖國的偉大命運。”外國企業不只是感謝軍政府的貢獻，有些公司還積極參與恐怖運動。在巴西，數家跨國公司通力合作，資助它們自己的民間酷刑隊。1969年正當軍政府進入最殘暴的階段，一支不受法律管束的警察部隊成立，取名偵察行動（Operation Bandeirants），簡稱OBAN。據《巴西：毋忘教訓》，這支部隊由軍官組成，靠許多跨國公司的捐款資助，包括福特和通用汽車公司。報告說，由于OBAN不在軍隊和警察的正式編制里，因此“在使用審訊手段上享有彈性和免受刑責”，并很快以無與倫比的殘暴聲名遠播。
    不過，最不避諱參與恐怖行動的跨國企業，是福特汽車的阿根廷分公司。該公司供應車輛給軍方，綠色的福特獵鷹轎車被用在成千上萬次綁架和失蹤的行動。阿根廷心理學家兼劇作家帕夫洛夫斯基（Eduardo Pavlovsky），形容這種車是“恐怖的象征，是死亡之車”。
    福特供應軍方汽車，軍政府則提供福特它擅長的服務--為工廠除掉制造麻煩的工會分子。在政變前，福特被迫對工人作出重大讓步：午餐時間從20分鐘延長到1小時，每輛汽車銷售的1％用于社會服務計劃。這種情況在政變那天完全改觀，反革命從此展開。福特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南郊的工廠變成一座武裝軍營；在接下來的數周，工廠聚集了各式軍用交通工具，包括坦克車和天上盤旋的直升機。工人作證說，一個有百名士兵的軍隊長期駐在該工廠。“我們在福特感覺好像在打仗。而軍隊是沖著我們工人來的。”工會代表卓伊安尼（Pedro Troiani）回憶說。
    士兵搜尋整個廠房，抓住最活躍的工會成員并將他們戴上頭罩，工廠的工頭則協助指認他們。卓伊安尼是從生產線被拖出的人之一，他記得“在囚禁我之前，他們押我在工廠游行。他們公然這么做是想讓所有人看到：福特利用這種手段消滅工廠的工會組織”。最令人驚訝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卓伊安尼并未被送到附近的監獄，據其他人轉述，士兵把他們帶到在工廠大門內設置的羈留所。就在工廠內幾天前他們談判合約的地方，這些工人遭到拳打腳踢，其中有兩個人遭電擊。他們被帶往外面的監獄后，酷刑仍持續數周之久，有些長達數個月。工人的律師指出，至少有25位福特工會代表在這段期間遭綁架，其中有半數被拘禁在公司的廠房里；阿根廷的人權團體現在正在游說，把福特的工廠正式列入前秘密羈押所的清單。

   2002年，聯邦檢察官代表卓伊安尼和其他14名工人，對福特阿根廷公司提出刑事控告，指稱該公司應為在其廠房發生的鎮壓負法律責任。“福特（阿根廷）及其主管共謀綁架自己的員工，我想他們應為這件事負責。”卓伊安尼說。奔馳（Mercedes-Benz）也正面臨類似的調查，該公司遭指控在1970年代與軍方合作，肅清旗下一座工廠的工會領袖，涉嫌交出16名工人的姓名和地址，后來他們全部失蹤，其中14名從此未再尋獲。
    據拉丁美洲歷史學家羅伯特（Karen Robert）的調查，到獨裁統治結束時，“幾乎所有工廠代表都已從阿根廷最大的工廠失蹤……例如奔馳、克賴斯勒，以及菲亞特協和（Fiat Concord）。福特與奔馳都否認他們的主管在鎮壓中扮演任何角色，司法案件仍在進行中。
    不只工會分子遭到先發制人的攻擊--任何人若抱著非純粹追求獲利的社會價值觀，都是攻擊對象。在該區域各地最殘暴的攻擊，都是針對曾為土地改革而抗爭的農民。阿根廷農地聯盟（Argentine Agrarian Leagues）的領導者--他們曾散播農民有權擁有土地的煽動思想--遭到搜捕和酷刑，往往就在他們工作的農場邊，在眾目睽睽下進行。士兵用卡車電池為刺牛棒通電，把這種處處可見的農場工具用在農民身上。在另一方面，軍政府的經濟政策讓地主和牧牛場業主坐享其成。阿根廷的狄霍茲解除牛肉價格管制，使肉價飆漲超過700％，為業主帶來空前的獲利。
    在貧民窟，先發制人的攻擊目標是小區工人，其中有許多是教會工作者，他們組織社會最貧窮的一群人，要求醫療、公共住宅和教育--換句話說，就是芝加哥男孩想解構的“福利國”。“窮人不再有任何福利可以照顧他們！”他們一面這么告訴阿根廷醫生黎伍斯基（Norberto Liwsky），一面“電擊我的牙齦、乳頭、生殖器、腹部和耳朵”。
    一位與軍政府合作的阿根廷傳教士解釋行動的指導原則說：“敵人是馬克思主義。是教會和我們祖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新國家面對的危險。”這種“新國家面對的危險”有助于解釋，為什么軍政府的許多受害者如此年輕。在阿根廷，3萬名失蹤者中有81％的年齡介于16歲到30歲。“我們現在的工作是為了往后20年。”一位惡名昭彰的刑訊者對他的受害者說。
    最年輕的受害者中有一群高中生，他們在1976年聯合請愿，要求降低公車票價。對軍政府來說，集體行動顯示這些青少年感染了馬克思主義病毒，其反應是屠殺者的憤怒，有6名敢于提出這種顛覆要求的高中生遭到酷刑并殺害。2006年終于遭到判刑的警察局長艾契科拉茲，是參與這次攻擊的關鍵人物。
    這類失蹤案例的模式很清楚：在休克治療師嘗試抹去經濟中的集體主義遺毒時，休克部隊則把那種文化的代表從街頭、大學和工廠掃空。

    一些站在經濟轉型最前線的人不防備時會承認，達成他們的目標有賴大規模鎮壓。博雅公關公司（Burson-Marsteller）公關主管伊曼紐爾（Victor Emmanuel），負責把對企業友好的阿根廷軍政府促銷給世界，他告訴一名研究人員，為了打開阿根廷“受保護的國家主義”經濟，動用暴力有其必要。他說：“但沒有人會投資一個卷入內戰的國家。”然而他承認，死的人不只是游擊隊。“許多無辜者可能也被殺害，”他告訴作家費特羅維茲（Marguerite Feitlowitz）說，“但在那種情況下，需要用到極強大的武力。”
    皮諾切特的芝加哥男孩經濟部長卡斯特羅負責執行休克治療，他說，如果沒有皮諾切特的鐵腕支持，他不可能辦到。“輿論強烈反對（我們），所以我們需要強人來維系政策。我們很幸運皮諾切特總統了解而且擁有能抵擋批評的個性。”他也認為，“獨裁政府”最適合保衛經濟自由，因為可以“不摻雜個人情感”地使用權力。
    和大多數國家恐怖一樣，設定目標的殺戮有雙重目的。第一，殺戮去除了計劃的實質障礙--那些最可能反擊的人。第二，讓所有人目睹“麻煩制造者”失蹤，發出不容誤解的警告給可能想抗拒的人，因而去除了未來的障礙。
    而這些手段確實有效。“我們既困惑又苦惱，乖乖等著接受命令……許多人開始退化；他們變得更依賴和害怕。”智利精神醫生帕拉（Marco Antonio de la Parra）說。換句話說，他們處在休克之中。因此當經濟休克造成物價飆漲和工資下跌時，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的街上依舊干凈和平靜。沒有搶糧暴動，沒有大罷工。家庭借著默默節衣縮食度日，喂他們的嬰兒喝可以抑制饑餓感的傳統飲料馬黛茶（mate），在日出前起床以便走路幾個小時上班，省下公交車費；因為營養不良或傷寒死亡的人則被悄悄埋葬。
    十年前，南錐國家的工業還突飛猛進，中產階級迅速崛起，醫療與教育體系十分健全，儼然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希望。現在，富人與窮人被拋進截然不同的經濟世界，富人可以在佛羅里達取得榮譽市民身份，其他人則被推回落后國家的火坑，而且兩者的鴻溝將隨著后獨裁時代的新自由主義“再造”不斷加深。這些國家不再是激勵人心的楷模，而是對夢想從第三世界升起的貧窮國家的恐怖警告。這種轉變可以與經歷軍政府酷刑營的囚犯相提并論：光是說還不夠--他們被迫放棄最珍視的信念，背叛他們的愛人和孩子。那些屈服的人被稱作“破碎者”。南錐也一樣：這個區域不只被打敗，它被打成碎片。

    酷刑“治療”
    當政策嘗試把文化中的集體主義切除時，監獄里的酷刑則嘗試從人的心智和精神將之切除。就像一篇1976年阿根廷軍政府的社論說的：“心智也必須清洗，因為那是錯誤誕生的地方。”

   許多施酷刑者采取醫生的姿態。好比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使用痛苦但必要的休克治療，這些審訊者想象他們施加的電擊和其他折磨具有療效--他們只是給囚犯某種醫療，而囚犯在集中營則被稱為臟病者（apestosos），被視為骯臟或染病的人。他們將為囚犯治療社會主義或集體主義思想的疾病。他們的“治療”當然會帶來痛苦，甚至可能致命，但這是為患者著想。“如果你的手臂有壞疽，你必須截肢，對不對？”皮諾切特在響應外界對他人權記錄的批評時，不耐煩地反問。
    整個區域內各國真相委員會報告的證詞顯示，囚犯都描述一套強迫他們背叛內心最深植信念的系統。對大多數拉丁美洲左派來說，他們最珍視的信念就是阿根廷的激進派歷史學家拜爾（Osvaldo Bayer）所說的，“團結是唯一的超越神學”。施酷刑者也知道團結的重要，而且決心借休克來消滅囚犯內在的社會聯結沖動。當然，所有審訊都為了取得有價值的信息，因此必須強迫囚犯背叛，但許多囚犯報告折磨他們的人對信息興趣不高，因為他們通常已掌控信息，反而他們熱衷的是達成背叛。這種做法目的在于對囚犯內在造成無可修復的傷害，這部分的內在原本把協助他人擺在第一位，也是他們參與社會運動的原因，但在傷害之后留下的是羞愧和屈辱。
    有時候背叛完全不是囚犯所能控制。例如，阿根廷囚犯韋蘭尼（Mario Villani）被綁架時身上帶著行事歷，里面記錄與一個朋友約好會面；士兵突擊會面地點，讓失蹤在恐怖機器的運動分子又增加一名。韋蘭尼的酷刑手用這件事折磨他，他說：“他們抓到霍基是因為他準時赴約。他們知道告訴我這件事，對我的折磨會遠超過220伏特。那種懊悔幾乎令我無法承受。”
    在這種環境下，終極的反抗是囚犯之間表現的小悲憫，例如照料彼此的傷口，或分享稀少的食物。如果這類關愛的舉動被發現，他們會遭到嚴厲懲罰。囚犯會被刺激成盡可能自私自利，不斷有人提供他們浮士德式的交易，例如選擇自己承受更多折磨，或讓其他囚犯受更多酷刑。在一些案例中，囚犯被徹底瓦解，以致同意拿刺牛棒對付其他獄友，或上電視公開放棄他們以前的信念。這些囚犯代表折磨者的終極勝利：囚犯不僅放棄團結，而且為了生存而屈服于放任資本主義核心的割喉特質--借用ITT主管的話：“追求自利。”
    在南錐工作的兩類“醫生”--將軍與經濟學家--都以幾乎完全相同的比喻形容他們的工作。弗里德曼描述他在智利的角色像醫生，提供“醫療技術建議給智利政府，以協助終結一場醫療瘟疫”--“通貨膨脹的瘟疫”。芝加哥大學拉丁美洲計劃主持人哈伯格的比喻更直接，他在獨裁統治結束很久后，對一群阿根廷年輕經濟學家發表的演說中說，好經濟學家本身就是治療--他們扮演著“對抗反經濟的思想與政策的抗體”。阿根廷軍政府的外交部長顧塞提說：“當國家的社會身體染上會侵蝕內臟的疾病時，它會產生抗體。這些抗體不能被當作病菌。當政府控制并摧毀游擊隊，抗體的活動才會消失，就像已經發生的情況。那只是生病身體的自然反應。”

   這種語言當然與納粹當年的思想架構沒有兩樣，納粹辯駁他們是借由殺害社會“生病”的分子，以治愈“國家身體”。就像納粹醫生克萊恩（Fritz Klein）宣稱的：“我想挽救生命。而出于對人命的尊敬，我會從一個生病的身體移除壞疽的盲腸。猶太人是人類身體的壞疽盲腸。”赤棉使用相同的語言辯解在高棉的殺戮：“受感染的部分必須切除。”

    “正常”孩子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比喻，莫過于阿根廷軍政府如何對待酷刑營里的小孩。聯合國有反集體屠殺的公約規范，明確的集體大屠殺行為包括“采取意圖阻止群體人口出生的措施”，以及“強迫轉移一個群體的兒童到另一個群體”。
    據估計，有500名嬰兒在阿根廷的酷刑營誕生，這些嬰兒被立即納入一個再造社會和創造新品種模范市民的計劃。經過短暫的哺乳期后，數百名嬰兒被賣給或送給大多與獨裁政權有直接關系的領養夫妻。據辛苦找到數十名這些小孩的人權團體5月廣場的祖母（Abuelas de Plaza de Mayo），領養的夫妻以軍政府認定為“正常”和健康的資本主義與基督教價值教養這些小孩，而且從未告知他們的出身。嬰兒的父母被視為病勢太重而不值得拯救，幾乎都在酷刑營里遭殺害。盜竊嬰兒并非出于個人罪行，而是有組織的國家行動。在一樁法庭訴訟中，1977年內政部的官方文件被提出當作證據，文件的標題是“對遭羈押或失蹤之政治與工會領袖，處理其未及齡子女的程序指示”。
    阿根廷歷史的這一章，與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原住民兒童遭大規模盜竊極為相似，這些原住民兒童都被送進小區學校，禁止他們說母語，并被責打成“白人”。在70年代的阿根廷，類似的族群至上思維顯然也在運作，其根據并非人種，而是政治信仰、文化和階級。
    政治殺戮與自由市場革命最明確的關聯，要到阿根廷獨裁統治結束四年后才被發現。在1987年，一隊攝影人員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區最豪華的太平洋購物商場（Galerias Pacifico）地下室，驚駭地誤闖一座廢棄的酷刑中心。調查發現，在獨裁統治期間，第一陸軍兵團把部分失蹤者藏匿在商場地下室；地牢墻壁上仍看得到那些早已死去的囚犯的字跡：姓名、日期，以及哀求解救。
    今日的太平洋商場是布宜諾斯艾利斯購物區皇冠上的珠寶，是專為吸引國際消費而開設的明證。拱形的屋頂和精致的壁畫，裝飾了各式各樣的品牌商店，從克麗絲汀迪奧（Christian Dior）、勞夫羅倫（Ralph Lauren）到耐吉（Nike），價格貴到絕大多數本地人買不起，但揀便宜的外國人卻蜂擁而至，享受阿根廷幣貶值的好處。
    對了解本身歷史的阿根廷人來說，這座商場代表的是可怕的記憶。就像更早的老式資本主義征服建立在該國原住民的大墳場上，拉丁美洲的芝加哥計劃則建立在曾關過成千上萬不同信仰者的酷刑營上。

第五章 “完全無關”

作者：娜奧米?克萊恩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第五章  “完全無關”

    如何清洗意識形態的罪惡
    弗里德曼是“思想會帶來后果”這個真理的體現。
    --拉姆斯菲爾德，美國國防部長，2002年5月

    人們被關進監牢好讓價格得以自由。
    --賈利安諾，1990年

    有一陣子，南錐的罪行似乎真的可能被認定與新自由主義運動有關，使它在擴展到第一個實驗室以外的地區前信譽掃地。弗里德曼1975年扭轉大勢的智利之旅后，《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劉易斯（Anthony Lewis）提出一個簡單但爆炸性的問題：“如果純粹的芝加哥經濟理論在智利只能以鎮壓的方式施行，它的作者是否應該承擔部分責任？”
    勒特里爾慘遭謀殺后，草根運動團體繼承他的呼吁，要求智利經濟革命的“思想建構者”應該為政策的人力損失負責。在那幾年間，弗里德曼每次演講都被人用勒特里爾的話打斷，有幾次他在接受表揚的場合被迫走廚房才能進場。
    芝加哥大學的學生得知他們的教授與軍政府合作感到十分困擾，因此要求展開學術調查。一些學者支持這些學生，包括1930年代從法西斯歐洲逃到美國的奧地利經濟學家汀特納（Gerhard Tintner）。汀特納比較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與納粹下的德國，得出的結論是，弗里德曼支持皮諾切特就像與第三帝國合作的技術官僚。（弗里德曼反過來指控他的批評者為“納粹主義”。）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都樂于以拉丁美洲芝加哥男孩創造的經濟奇跡居功。1982年弗里德曼像驕傲的父親般，在《新聞周刊》上洋洋得意地說：“芝加哥男孩……結合了杰出的思想與管理能力、信念帶來的勇氣，以及獻身于實踐的精神。”哈伯格曾說：“我對我的學生感到驕傲，超過我曾寫的任何文章，事實上，拉丁小組帶給我的光榮遠超過我對學術文獻的貢獻。”不過，談到他們學生創造的“奇跡”造成人力損失時，兩人卻馬上認為與他們無關。
    “盡管我強烈反對智利的威權政治體制，”弗里德曼在他的《新聞周刊》專欄上寫道，“我不認為一個經濟學家提供技術經濟建議給智利政府稱得上邪惡。”
    弗里德曼在他的回憶錄宣稱，皮諾切特把頭兩年時間花在嘗試自行管理經濟，直到“1975年通貨膨脹仍然肆虐，且全球衰退引發智利的蕭條，皮諾切特將軍才轉而求助于‘芝加哥男孩’”。這是公然竄改歷史--芝加哥男孩在政變發生前就已經與軍方合作，經濟轉型也始于軍政府奪得權力的第一天。在其他方面，弗里德曼甚至宣稱皮諾切特的整個統治--17年的獨裁統治和數萬人遭受酷刑--并非對民主政治的暴烈破壞，而是剛好相反。“對智利企業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市場確實在實現一個自由社會上作出了貢獻。”弗里德曼說。

   勒特里爾遭到暗殺三周后，一則消息打斷了皮諾切特的罪行如何反映在芝加哥學派運動上的爭論。1976年，弗里德曼以對通貨膨脹與失業的“原創且重大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利用諾貝爾頒獎演說的機會聲稱，經濟學是嚴格和客觀的科學學科，就像生理學、化學和醫學，依據的是公正檢驗可得的事實。他輕松地忽略了他得獎的理論前提已被排隊領救濟品的人民、傷寒瘟疫和關閉的工廠，活生生證明是錯的；而這一切就發生在殘暴到愿意把弗里德曼的想法付諸實行的智利政權。

    一年后，另一件事重新定義了有關南錐爭論的參考指標：國際特赦組織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主要因為它揭發智利和阿根廷侵害人權的勇氣和義舉。經濟學獎實際上與和平獎互不干涉，分別由不同的委員會審查，并在不同的城市頒獎。不過，在旁觀者眼中，兩個全世界最受尊崇的評審委員會頒發兩座諾貝爾獎，似乎作出了它們的宣判：酷刑室的休克應該被強烈譴責，但經濟休克治療應該獲得掌聲--兩種形式的休克，借用勒特里爾充滿諷刺的語句來說，是“完全無關”的。

    “人權”眼罩
    這堵思想防火墻被筑起，不只因為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拒絕承認他們的政策與使用恐怖有關，部分問題也出在那些恐怖活動被塑造成狹隘的“侵犯人權”，而非具有明確政治與經濟目的的工具。這是因為70年代的南錐不只是新經濟模式的實驗場，也是晚進行動主義活動模式的實驗室：草根的國際人權運動。在迫使軍政府停止最惡劣的侵犯人權方面，這個運動無疑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只專注在罪行而忽視背后的原因，卻使人權運動反而協助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幾乎毫發無損地脫離它的第一個血腥實驗場。
    這種兩難可以回溯到現代人權運動誕生的時刻，也就是1948年采用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之時。這份宣言一經寫出，很快就變成冷戰雙方各自攻訐的武器，指控對方是希特勒再世。1967年的新聞報道揭露，專注于蘇聯侵犯人權的杰出人權團體國際法學家協會（ICJ）并非自稱的公正仲裁者，而是暗中接受中情局的資助。
    在這種復雜的背景下，國際特赦組織為自己擬定嚴格的公正原則：其資金將完全來自會員，并嚴格保持“獨立于任何政府、政治黨派、意識形態、經濟利益或宗教信仰之外”。為了證明該組織不會利用人權追求特定政治目標，組織章程明文規定同時“接納”三種良心犯，分別來自“共產國家、西方和第三世界國家”。國際特赦組織是當時整體人權運動的標桿，其立場是：侵犯人權是全球一致認定的罪惡，本身即是錯的，因此無需判定侵犯為什么發生，只要盡可能詳細和可信地記錄。

    此一原則反映在記錄南錐恐怖活動的方式。在秘密警察隨時監視和騷擾下，人權組織派遣代表到阿根廷、烏拉圭和智利，訪問數百名酷刑受害者和他們的家人；他們也想盡辦法進入監獄，因為獨立媒體被禁止進入，且軍政府否認罪行，這些證詞變成了原本沒有機會寫下來的原始歷史文獻。不過這些文獻雖然重要，內容卻有其限制：這些報告只記載了最令人厭惡的鎮壓方法，以及它們違反的聯合國規章。
    國際特赦組織1976年的阿根廷報告雖然史無前例記錄了軍政府的殘暴，并因此使該組織獲得諾貝爾獎，但卻充分暴露范圍狹隘的問題。盡管報告內容忠實深入，卻未能交代侵犯人權的原因。報告問及，“何種程度的侵犯是必要或可解釋”的，可以用來維護國家“安全”--這些是軍政府對“骯臟戰爭”的官方理由。在檢驗證據后，報告作出結論說，左派游擊隊造成的威脅，絕對與國家采取的鎮壓程度不成比例。
    但是還有其他理由讓暴力是“必要和可解釋”的嗎？國際特赦組織未加著墨。事實上，在92頁的報告中，該組織未提到軍政府正對國家進行激進的資本主義改造。這份報告并未評論貧窮加深或重分配財富計劃的大幅逆轉，雖然這些是軍政府統治的核心政策。報告仔細列舉軍政府違反公民權利的法律和命令，但不包括降低工資和提高價格、侵犯食物與居住權利的命令，雖然這些權利也受聯合國規章保護。如果軍政府革命性的經濟計劃曾受到粗淺的檢驗，一定會暴露出為什么軍政府必須采取額外的鎮壓，正如它也能解釋，為什么這么多國際特赦組織良心犯是和平的工會分子和社會工作者。
    另一項重大遺漏是，國際特赦組織描述沖突只局限在軍方與左派極端分子。其他參與者完全未被提及--沒有美國政府或中情局；沒有本國地主；沒有跨國企業。在拉丁美洲實施“純”資本主義的大計劃，以及計劃背后勢力龐大的利益團體，都未被檢驗，使這份報告中記錄的殘暴完全不合情理--它們只是隨機發生、不受控制的不幸事件，在政治虛空中飄蕩，雖被所有有良心的人所譴責，卻完全無法理解。
    這股人權運動的每一面都在高度受限的環境下運作，盡管理由不盡相同。在受影響的國家內部，率先呼吁注意恐怖行動的人是受害者的親友，但他們能做的事極其有限。他們并未談到失蹤背后的政治或經濟目的，因為談論這些會使他們本身面臨失蹤的危險。在這么危險的環境下挺身而出的人權活動團體，最著名的是5月廣場的母親（Madres de Plaza de Mayo），在阿根廷以“母親們”著稱。她們每周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政府建筑外面示威時，不敢手持抗議牌--只是捧著失蹤孩子的照片，一旁寫著：“他們在哪里？”在宗教聚會中，她們默默圍坐，戴著白色頭巾，上頭繡著她們孩子的姓名。許多母親有強烈的政治信念，但她們小心地不表達威脅政權的言論，只呈現母親的悲傷，以及急于知道她們無辜的孩子被帶往何處。

    在智利，最大的人權團體是和平委員會（Peace Committee），由反對黨政治人物、律師和教會領袖組成。這些終身政治工作者知道，為終止酷刑和釋放政治犯奔走努力，只是一個更大斗爭的一部分，最終的目標是誰能控制智利的財富。但為了避免成為軍政權的下一個受害者，他們放棄左派過去譴責資產階級的老套，學習使用“普遍人權”（universal human rights）的新語言。此種在北美和歐洲普遍被接受的觀念，擺脫了富人與貧民、弱者與強者、北方和南方的指涉，單純地主張人人都有公平審判和免于殘暴、非人道與悲慘待遇的權利。它不問為什么，只是主張如此。從充滿法律術語與人類權利的人權論述中，他們發現在監獄的伙伴實際上是良心犯，其思想與言論的自由應該受到《世界人權宣言》第18條和第19條的保護。
    對生活在獨裁統治下的人來說，這種新語言基本上是一種密碼，就像音樂家把政治信息以隱晦的暗喻藏在歌詞里，他們也以法律措辭偽裝他們的左派思想--一種不用提到政治而參與政治的方法。
    當拉丁美洲的恐怖手段引起迅速擴張的國際人權運動的關注時，那些行動主義者有他們大不相同的理由避免談論政治。

    福特對上福特
    不把國家恐怖的體制與其奉行的意識形態目標聯結在一起，是這段期間幾乎所有人權文獻的特色。盡管國際特赦組織的保留可以理解為在冷戰的緊張中嘗試保持公正，但對其他許多團體來說，還有另一個影響因素：錢。這類工作最大的資金來源是當時全球最大的慈善組織福特基金會。在60年代，該組織只花一小部分預算在人權上；但在70和80年代，基金會對拉丁美洲人權工作的貢獻高達驚人的3000萬美元。福特基金會以這些錢支持拉丁美洲的團體，例如智利的和平委員會，以及美洲觀察組織（Americas Watch）等總部設在美國的團體。
    在軍事政變前，福特基金會在南錐的主要角色是資助訓練學者，大多數在經濟學和農業科學領域，并與美國國務院密切合作。福特基金會國際部副總裁蘇頓（Frank Sutton）解釋該組織的宗旨：“沒有現代化的精英，就不可能有現代化的國家。”雖然這與扶植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替代品的冷戰邏輯完全吻合，福特的大部分學術援助也遵守極右派路線--拉丁美洲的學生被送到各式各樣的美國大學，對拉丁美洲大學的各種研究所也提供資助，包括以左傾聞名的大型公立大學。

    但有幾個重要的例外。前面已討論過，福特基金會是芝加哥大學拉丁美洲經濟研究與訓練計劃的最大贊助者，而該計劃制造出數百個拉丁芝加哥男孩。福特也在圣地亞哥天主教大學贊助一個類似的計劃，目的是吸引鄰近國家的大學部經濟系學生，以便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門下求學。這使得福特基金會不管是否刻意，成了在拉丁美洲散播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的主要資金來源，甚至遠超過美國政府的金援。
    當芝加哥男孩在皮諾切特的槍桿下取得權力后，福特基金會對它的評價并不是特別好。資助芝加哥男孩，是基于該基金會“為促進民主目標的實現而改善經濟研究機構”的宗旨。但福特在芝加哥和圣地亞哥協助建立的經濟研究機構，在推翻智利的民主政治卻扮演核心角色，過去培養的學生現在卻在一個休克式的殘暴環境中，應用他們受到的美國教育。讓基金會更感棘手的是，這是在短短幾年內第二次它扶持的對象選擇以暴力奪取權力；第一次是蘇哈托的血腥政變后，柏克萊幫的迅速躥紅。
    福特曾在印度尼西亞大學成立經濟學系，但福特的文件顯示，當蘇哈托掌控大權后，“幾乎所有該計劃培育的經濟學家都被征召進入政府”。學系里幾乎沒有人留下來教學生。在1974年，印度尼西亞發生民族主義暴亂，反對“外國顛覆”印度尼西亞經濟；福特基金會變成群眾憤怒的對象--許多人指出，福特基金會訓練蘇哈托的經濟學家，出賣印度尼西亞的石油與礦業財富給西方跨國公司。
    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與印度尼西亞的柏克萊幫間，福特得到的是不光彩的名聲：從兩個計劃畢業的學生，掌控的是世界上最惡名昭彰、最殘暴的右派獨裁政權。雖然福特不可能事先知道它訓練的畢業生會執行如此野蠻的暴政，但終究還是有人提出刺耳的質疑：為什么一個致力于和平與民主的基金會，卻深深涉入獨裁政權和暴力？
    不管是出于驚慌、社會良心或兩者兼而有之，福特基金會處理獨裁政權問題的手法堪稱好企業的典型：主動出擊。在70年代中期，福特從一家為所謂第三世界提供“技術專業”的制造者，轉型為人權活動的資助者。這種大變身在智利和印度尼西亞尤其顯得突兀。這些國家的左派被福特協助扶持的政權消滅后，只有福特資助新一代的人權律師，為釋放成千上萬被同樣政權所囚禁的政治犯而努力。
    從福特經常妥協的歷史來看，它一頭栽進人權運動時，把這個領域的定義盡可能窄化并不令人意外。該基金會強烈偏愛那些宣稱以法律手段為“法治”、“透明化”和“優良治理”而奮斗的團體。就像一位福特基金會的干部指出的，該基金會在智利的態度是“我們如何做好工作而不涉入政治”。這不只因為福特原本就是保守的機構，習慣于與正式的美國外交政策合作而不背離，同時也是因為任何以智利鎮壓為目標的嚴肅調查，不可避免會直接溯及福特基金會，以及它將原教旨主義經濟理念灌輸給智利統治者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另一個問題是，該基金會與福特汽車公司無法逃避的復雜關系，尤其是牽涉到工廠的活躍分子。今日，福特基金會已完全脫離汽車公司及其繼承人，但在50和60年代資助亞洲與拉丁美洲的教育計劃時并非如此。該基金會創立于1936年，資金來自三位福特汽車主管的股票捐獻，包括亨利與艾德索·福特（Edsel Ford）。隨著基金會財富增加，它開始獨立運作，但出脫福特汽車股票直到1974年才完成，當時是智利政變的次年，且印度尼西亞政變已是幾年前的事；福特家族直到1976年才退出基金會董事會。
    在南錐，這些矛盾看起來十分超現實：一家與恐怖體制來往最密切的公司--被指控在廠房里設置秘密酷刑設施，參與自己員工的失蹤--所遺留的慈善機構，卻是最好且經常是唯一終結最惡劣人權侵犯的機會。透過資助人權運動人士，福特基金會在那段期間拯救過無數人命。而且美國國會削減對阿根廷和智利的軍事支持，逐漸迫使南錐的軍政府減少使用最殘暴的鎮壓手段，至少有一部分要歸功于該基金會。但當福特伸出援手時，它的努力卻得付出代價，而這種代價--不管是否有自覺--就是人權運動思想上的誠實。該基金會決定參與人權運動但“不涉及政治”，因此制造了一種局限，使它幾乎不可能追問它所記錄的暴力：為什么發生這種事？誰能獲利？
    對于自由市場革命的歷史被傳述的方式，這種局限扮演了破壞的角色，導致它們在極度暴力環境下誕生的污點大體上被遺漏。就像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對酷刑三緘其口（那與他們的專業領域無關），人權團體也很少提及發生在經濟領域的激進轉變（那超出他們狹窄的法律視野）。
    鎮壓與經濟實際上是一個不可分割的計劃，這個觀念只反映在這段期間的一項重大報告：《巴西：毋忘教訓》。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唯一非由國家或外國基金會發表的真相委員會報告。它根據的是軍方的法庭記錄，由勇氣過人的律師和教會活動分子，在國家仍處于獨裁統治的情況下，經過多年影印得來。在詳細記述一些最可怕的罪行后，報告的作者提出其他人刻意逃避的核心問題：為什么？他們平鋪直敘地回答：“因為經濟政策極度不受人口中最多數群體的歡迎，所以不得不借暴力來執行。”
    在獨裁統治期間深入扎根的激進經濟模式，后來證明比執行它的將軍們還頑強。士兵回到他們的軍營以后很久，拉丁美洲人也已經可以再度選舉他們的政府，芝加哥學派理論的根仍然牢牢抓住這塊土地。
    阿根廷新聞記者兼教育家阿庫納（Claudia Acuna）告訴我，在70年代和80年代很難完全了解暴力并非軍政府的目標，而是手段。“他們侵犯人權如此令人發指，如此不可思議，阻止他們當然是當務之急。但是雖然我們已經能摧毀那些秘密酷刑營，卻無法摧毀軍政府創造的經濟計劃，直到今日仍是如此。”

   正如華爾士的預測，到最后，“計劃性悲劇”所奪走的人命將多于子彈所奪走。以一個比喻來看，拉丁美洲南錐在70年代發生的事被以謀殺現場來看待，但事實上它卻是極度暴力的武裝搶劫現場。阿庫納告訴我：“那就好像以失蹤者的血跡，來掩飾經濟計劃的代價。”
    有關“人權”能否真的與政治和經濟分開的辯論，并非只發生在拉丁美洲；每當國家以酷刑作為政策武器時，這些問題就會浮現。盡管環繞著層層迷霧，加上想以無關政治的脫序行為來看待它的沖動也可以理解，但酷刑并不特別復雜或神秘。我們可以相當準確地預測，每當一國的獨裁者或外國占領者缺乏統治所需的共識時，酷刑這種最殘酷形式的高壓統治工具就會出現：菲律賓的馬克斯、伊拉克的薩達姆、占領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在占領區的以色列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國，例子不勝枚舉。大規模虐待囚犯實際上就是明確的跡象，顯示政治人物嘗試實施一套大多數被統治者反對的體制--不管是政治、宗教或經濟體制。就像生態學家借特定的植物與鳥類“指標物種”（indicator species）來定義生態系統，酷刑就是一個施行極度反民主計劃的政權的指標，就算這個政權是透過選舉而取得政權也能適用。
    作為審訊時取得信息的手段，酷刑的不可靠已人盡皆知，但用來恐嚇和控制人民，沒有比酷刑更有效的方式。基于這個理由，在50年代和60年代，法國的自由派對本國士兵用電擊和水刑對付阿爾及利亞解放戰士義憤填膺，卻不設法解決作為酷刑根本原因的占領，讓許多阿爾及利亞人逐漸失去耐性。
    1962年，法國律師哈理密（Gisele Halimi）為數名遭強暴并在監獄受到酷刑的阿爾及利亞人辯護，他激憤地寫道：“所有空談都是相同的陳腔濫調：從酷刑在阿爾及利亞使用以來，說的是相同的話，表達的是相同的氣憤，公眾抗議是相同的聲調，相同的承諾。這些例行公事并未阻止任何電擊或水刑；對遏阻使用它們的人也絲毫未產生影響。”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寫到同一主題也表達相同看法：“以道德之名抗議‘過當’或‘濫用’是錯的，這暗示了積極的共犯。沒有‘濫用’或‘過當’，只有一個無所不在的體制。”
    她的論點是，占領無法以人道的方式達成；違背人的意志的統治絕非人道。西蒙·波伏娃寫道，有兩個選擇：接受占領及執行它所需的手段，“否則便是拒絕，不只是拒絕某些具體的做法，而是拒絕容許它們存在，拒絕非得采取這些做法的更大目標”。今日的伊拉克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也面對同樣明顯的選擇，而在70年代的南錐，這更是唯一的選擇。就像沒有溫和仁慈的方法可以違背人的意志而占領，要奪走數百萬人尊嚴過活所需的事物--芝加哥男孩決心做的事--也無法以和平方法達成。

    搶奪，不管是土地或生活方式，就需要動用武力，或至少需要令人相信的威脅；所以強盜會帶槍，并經常使用。酷刑令人厭惡，但往往是達成特定目標的高度理性方式；事實上，它可能是達成那些目標唯一的方法。這引發一個更深刻的問題，一個當時在拉丁美洲許多人無法問的問題。新自由主義原本就是一種暴力的意識形態嗎？它的目標是否有什么成分，會導致此種暴力的政治整肅，以及伴隨而來的人權清洗運動的循環？
    這個問題最動人的證詞之一來自托馬塞拉（Sergio Tomasella），他是煙農兼前阿根廷農地聯盟秘書長，曾遭到酷刑和監禁長達五年，并牽連他的妻子和許多朋友及家族成員。1990年5月，托馬塞拉搭乘深夜巴士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到農業省份柯利安特斯（Corrientes），準備在阿根廷反除罪法庭上發表意見，該法庭當時正聽取獨裁統治期間侵犯人權的證詞。托馬塞拉的證詞與其他人不同，他穿著農場的衣服和工作靴站在都市聽眾前，解釋為什么他是一場長期戰爭的受害者；這場戰爭一方是想要土地以開辟合作農場的貧窮農民，另一方則是勢力龐大、擁有當地省份一半土地的牧場業主。“戰線是連續不斷的--那些從印第安人手上奪走土地的人，繼續借他們的封建結構壓迫我們。”
    他堅稱自己與農地聯盟的會員同伴所遭受的虐待，不能與毆打他們身體和摧毀他們運動網絡背后的龐大經濟利益切割。因此他不愿指出虐待他的士兵姓名，寧可指出那些靠著阿根廷對外的經濟依賴而獲利的本國和外國大企業。“外國獨占公司強迫我們購買谷物和污染土地的化學品，強迫我們接受科技和意識形態。這些全都透過擁有土地并控制政策的寡頭統治者。但我們必須知道，寡頭統治者也受到這些獨占公司的控制，同樣的福特汽車、孟山都（Monsanto，編按：全球最大的基因改造作物公司）和菲利普莫理斯（Philip Morris，編按：美國煙草公司）。我們必須改變的是結構。這是我來這里必須譴責的。就是這樣。”
    聽眾爆出熱烈的掌聲。托馬塞拉以如下的話總結他的證詞：“我相信，真理與正義經歷許多世代后，終究會獲勝。如果要在這場戰斗中死去，我甘之如飴，但總有一天我將得勝。同時，我會知道敵人是誰，而敵人也知道我是誰。”
    芝加哥男孩70年代的第一場冒險，應該被當成是對人類的警告：他們的思想極其險惡。由于這種意識形態在第一個實驗場的罪行就沒有責任承擔，使那些不知悔改的理論家培育出來的次代弟子得以逃過刑責，繼續游走世界尋找下一次的征服。今日我們再度生活在政商連手大屠殺的時代，許多國家遭受大規模的軍事暴力，并以審慎計劃的手段改造它們成為“自由市場”經濟體；失蹤和酷刑也卷土重來。同樣的，建立自由市場的目標與使用這種殘暴手段的必要性，仍被視為完全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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