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4月1日，加拿大著名學者馬耀邦給本刊寄來他的文章《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馬耀邦先生長期研究國際金融和國際政治，在美國和中國同時出版有《中美關系——透視大國隱形戰爭》、《美國衰落：新自由主義的窮途末路》、《美國批判：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混亂》等著作。該文分析了中東劇變背后最重要的兩個變量：是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蕩，然后又是美國插手力圖繼續控制和主導。作者在分析中東動蕩的原因時抓住美國和新自由主義兩大因素，可以說抓住了近些年來親美國家動蕩原因的根本。作者關于美國如何收買和同化埃及軍隊的論述也值得關注。文章內容如下。

                              美國與埃及軍方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后最重要的兩個變量：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蕩，然后美國插手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于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蕩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戴維營協議，以色列將其占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并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沖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后，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于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戴維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獲了一個處于從屬地位的新“盟國”。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于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游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布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系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警察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劃”。根據該計劃，“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盡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私下里，“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于事的。美國之所以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采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二是私下里發出信號，繼續支持當政者；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并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南越的吳庭艷等獨裁者，只因為吳庭艷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持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劃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戴維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系，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五角大樓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并半心半意地呼吁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贊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并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軍事政變之后，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后，埃及局勢并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布，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并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范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劃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里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么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愿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斗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并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丑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志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征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后，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范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于結構改革措施的協議。結果，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解除管制、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劃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數據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于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于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于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于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系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小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于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并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贊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于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于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里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平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劃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劃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2004年至2008年期間，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于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松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圣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后，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意大利銀行——圣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丑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劃，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于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于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平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道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托馬斯•弗里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并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谷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后，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平，同時放松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于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于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杠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后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并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里（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飚升。一年后，小麥價格上升了80％，玉米上漲了90％，大米漲了320％。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2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平，似乎在玩一場魔術。”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于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于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制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絡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谷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采取一種不干預的政策。由于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蕩和糧食危機。因此，隨著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里已經信譽掃地。對于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后塵并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利比亞與新自由主義

    2011年3月19日，也就是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8周年之際，法國、英國和美國武裝部隊對另一個阿拉伯國家利比亞發起攻擊。
    1969年，卡扎菲在利比亞社會多數部門的大力支持下，奪取了利比亞政權。在納賽爾（Gamal Nasser）泛阿拉伯主義的影響下，卡扎菲及其年輕的管理班子決意消除貧困，清洗政府部門的腐敗分子，捍衛國家主權，將石油收益歸還利比亞人民。經過20年的改革，利比亞人民的生活水平、平均壽命、公共醫療衛生、教育、公共住房條件均取得了非常大的改善，卡扎菲贏得了民眾的普遍支持。
    在民族主義的旗號下，利比亞收回了美國的軍事基地，驅逐了美國石油公司。毫無疑問，卡扎菲的行為引發了帝國主義國家的擔心和憂慮。因此，卡扎菲與華盛頓的關系水火不容，他被美國媒體妖魔化為一個冷酷的獨裁者。1986年，美國總統里根下令對卡扎菲官邸發動突然襲擊，造成100多人死亡。美國還對利比亞實施單邊制裁，切斷與利比亞的外交關系。利比亞在美國的資產被凍結。卡扎菲被指責對美國實施恐怖主義活動，美國提出的聯合國制裁方案被強加于利比亞，極大地破壞了利比亞經濟。
    然而，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后，卡扎菲開始與華盛頓講和，他公開譴責恐怖主義，放棄了其核武器和化學武器計劃。2006年，的黎波里與華盛頓恢復外交關系。隨后，利比亞與英國、法國和意大利也恢復了外交關系。卡扎菲在歐洲國家的首都受到了歡迎，特別是在法國和意大利。作為回報，利比亞從美國和西歐購買了數以百億美元計的武器裝備。利比亞建立了700億美元的主權基金，用于投資西方國家，這使其進一步融入西方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這是公開向西方表明，利比亞對商業持開放態度，正實施門戶開放政策。利比亞通過美國的銀行向美國投資300億美元。在意大利，利比亞主權基金投資于銀行、足球俱樂部和工程項目。對利比亞來說不幸的是，利比亞武裝暴動之后，這個國家在西方的全部金融資產再次被凍結。
    在國內，“能源領域的大量收益，再加上人口數量的稀少，使得利比亞成為非洲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國家之一，但這種收益很少流向下層社會”。這種悲哀現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石油和天然氣出口收益更多的是循環流回西方，而不是投資于利比亞本國的基礎設施、農業部門、醫療衛生和教育事業，從而造福利比亞人民。其最終結果是，西方工業國家不僅獲得利比亞的石油，而且每年得到數以百億計的美元，而利比亞換取的僅是西方銀行的少數股份和成為意大利足球俱樂部的小股東之一。實際上，利比亞恰好落入了美元霸權的游戲，在這種游戲里，美國壟斷和控制了所有的信貸和貨幣，損害了其他所有國家的利益。更令人震驚的是，通過投資于西方的金融資產，利比亞無力應對證券市場崩盤和金融入侵。當華盛頓及其歐洲盟國認為，利比亞的政權變更是時候了，于是，事情就發生了。近年來，法國和英國領導人與利比亞領導人均保持友好關系，但這時他們的態度都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
    人們可能覺得奇怪，為什么歐洲領導人的態度變得如此之快，竟然發動利比亞戰爭。對英國首相卡梅倫先生來說，他從未向英國人民公開其背后隱藏的真正意圖，那就是利比亞的石油。
    遺憾的是，當今阿拉伯世界所發生的一切，清楚地揭示了卡梅倫和奧巴馬、薩科齊等其他西方領導人的虛偽。在巴林，和平示威者“就像獵槍下的動物一樣”被射殺。在利雅得，“沙特阿拉伯的一些抗議者在星期天舉行游行示威，要求釋放數千名未經審判就被監禁數年之久的囚徒，結果被拘捕”。在也門，薩利赫總統（Ali Abdullah Saleh）“大肆屠殺本國平民”。在加沙，貧困的巴勒斯坦人遭到轟炸，以色列卻逃脫懲罰。對于這一切，奧巴馬政府及其歐洲盟國“沒有進行任何譴責、任何妖魔化、任何制裁，也沒有實施任何打擊”。
    奧巴馬總統攻擊利比亞的決定尤其令人不安。他在成為總統候選人時曾明確宣稱：“在國家未面臨實際或緊急威脅的情況下，根據憲法，總統無權單方面授權發動軍事攻擊。”毫無疑問，利比亞并未威脅到美國的安全，奧巴馬實際上有意地違背美國憲法，未經國會批準就發動對利比亞的侵略戰爭。在華盛頓，民主黨代表庫西尼奇（DennisKucinich）公開呼吁彈劾奧巴馬總統。
    同樣令人不安的是，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雖然俄羅斯政府并未否決這項決議，但總理普京直截了當地批評該決議。他表示：“安理會的決議是有缺陷的，它認同每一件事，這讓人想起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事實上，它允許對一個主權國家進行干預。”非盟宣稱：“我們希望，利比亞的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應當受到尊重，杜絕任何形式的外國軍事干預。”
  其實，外國軍事干預、大量平民傷亡、粗暴地侵犯國家主權、暗中破壞一個成員國的領土完整，這一切才是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決議的本質所在。這對于中國將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可能破壞中國在非洲的地緣政治利益。這也為英國和法國等帝國主義國家提供了可乘之機。它們希望借助美國全神貫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際，在非洲獲得更多的石油。畢竟，在半個多世紀前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之后，這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就撤離了該地區，將其地位拱手讓給美國。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81期，摘自2011年第6期《國外理論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