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米爾·阿明：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危機

　　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危機

　　薩米爾·阿明 曉舟譯

　　資本主義的無休止積累原則等同于指數級增長，而后者如同癌癥導致死亡。由于認識到這一點，約翰?穆勒設想一種“靜止狀態”將會終結這種非理性的過程。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也持這種理性樂觀主義。但兩人都不知道如何確立戰勝資本主義的必然性。相比之下，通過恰當地強調興起中的階級斗爭這種方式，馬克思則設想到了資產階級權力的徹底轉變，今天，這種權力集中在執政的寡頭統治集團的手里。

　　積累等同于貧困化，它提供了同資本主義作斗爭的客觀框架。但在全球范圍內，積累主要表達為從帝國主義“租金”中獲益的世界體系中心各個社會的富裕與被統治的外圍各個社會的痛苦之間不斷增加的反差。因此，這場中心-外圍之間的沖突就變成了社會主義和野蠻主義抉擇的中心軸。

　　歷史上，不僅在資本主義制度開始(原始積累)時，而且在該制度逐漸展開的每個階段，“實際存在的”的資本主義是與各種連續不斷的剝奪式積累形式聯系在一起的。自17世紀以來，大西洋資本主義力圖征服世界，在那里，它在持久性剝奪被征服地區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再造，將這些地區轉變成受該體系統治的外圍地區。

　　但這一勝利的全球化卻始終無法以一種持久的方式讓人所接受。就在它獲勝約半個世紀后，以1851年英國世博會(萬國工業博覽會)為標志(這看來已經開始了“歷史的終結”)，這種模式遭到俄羅斯半外圍地區革命以及亞洲和非洲解放斗爭的質疑。這些構成了20世紀決定性的全球性歷史事件——第一次有利于工人和各民族的解放斗爭浪潮。

　　在當代寡頭后現代資本主義里，剝奪式的積累繼續出現在人們的眼前。在那些中心地區，壟斷剩余價值——其中的獲益者是寡頭財閥——剝奪了整個社會的生產基礎。在各個外圍地區，這種讓人貧困化的剝奪表現為沒收農民土地以及掠奪上述這些地區的自然資源。這些做法成了后寡頭資本主義擴張的根本支柱。

　　本著這一精神，我將“新農業問題”置于21世紀挑戰的中心位置。對農民的剝奪是與積累相聯系的當代貧困化傾向的主要形式。不管有沒有農業燃料，都少不了寡頭帝國主義的尋租和追租策略。我從這一點中推斷出，主要的歷史結果將是為爭取南方(幾乎占人類的一半)農民社會的未來而展開斗爭的產物。它們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工人和各民族在建設一個真正文明、從資本統治下獲得解放這條道路上取得進展的能力，對此，除了社會主義之外我看不到其他任何東西。

　　對南方自然資源的這種掠奪行為，是追求揮霍型消費模式所需要的，這種模式只有利于北方的富裕社會，卻毀壞了上述各民族的發展前景，因此構成了全球范圍內貧困化的另一面。因此，“能源危機”既不是生產所必需的某些資源(顯而易見的是石油)絕對缺乏的結果，也不是現有各種生產和消費破壞性吞噬能源的結果。“能源危機”的提法-并無什么不對——未能超出平庸的和直接的證據。無論這些資源是否缺乏，真正的“能源危機”只能是寡頭和集體帝國主義以各種方式侵吞帝國主義剩余價值、確保獲得自然資源機會壟斷地位這種意愿的產物。無論這些資源的利用是一如既往的粗放型，還是它具備了“環境友好型”措施和新的糾正方法，它仍然都是真實存在的。由此推斷，后寡頭帝國主義對這種擴張主義戰略的追求，將不可避免地同南方各國日益增加的抵抗爆發沖突。

　　因此，目前這場危機既非金融危機，也非各種系統性危機的疊加，而是寡頭帝國資本主義的危機，其獨占的和最高的權力面對著再次遭到被統治外圍地區的整個社會階層和各國質疑的風險，即便這些外圍地區很顯然是“新興市場”。與此同時，這場危機是美國霸權的危機。合在一起看，以下各種現象相互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寡頭資本主義，寡頭政治權力，野蠻的全球化，金融化，美國的霸權，服務于寡頭全球化運作方式的軍事化，民主的衰落，對地球資源的掠奪，放棄發展南方。

　　因此，真正的問題在于：這些斗爭會為了準備踏上向世界社會主義過渡的漫長道路而設法匯集在一起嗎?或者這些斗爭將仍然彼此分離，也許甚至相互發生沖突，從而使寡頭資本占據主動?

　　從一次漫長危機到另一次漫長危機

　　2008年9月的金融崩潰，讓那些傳統的經濟學家以及全球化倡導者全都頗感意外，同時也使得自由話語的某些制造者、自“柏林墻倒塌”以來得意洋洋的人士倉惶失措。可是，這一事件并未讓我感到吃驚——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點——因為這一事件在我看來只是一次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資本主義漫長危機的一部分而已。

　　在19世紀獲勝的工業資本主義，從1873年起便陷入危機之中。由于馬克思所強調的那些原因，利潤率下降了。資本以集中和全球化擴張這一雙重運動方式做出了反應。除了利潤之外，這些新的壟斷者還撈取剩余價值，這種剩余價值來自于通過剝削勞工方式而產生的大量增值。他們強化了對全球殖民地的征服。這些結構性轉變使得新的利潤激增成為可能，并促成了1890-1914年這個“美好年代”——金融化的壟斷資本實現全球統治的第一個時期。當時占支配地位的媒體都贊揚殖民地化(“教化使命”)，并將全球化描述成和平的代名詞，從而贏得了工人社會民主主義的支持。

　　然而，這一“美好年代”——正如只有列寧才預見到的——卻被一次大戰終結了。而此后一直持續到二戰結束的那個時期，則是一個戰爭和革命的時期。1920年，在中歐革命的希望受挫之后，俄國革命(該體系中的“薄弱環節”)遭到孤立，金融化的壟斷資本克服重重困難，設法恢復了美好年代的那一體系。這種恢復當時受到了凱恩斯的譴責，它正是1929年金融崩潰以及隨之而來并一直持續到二次大戰開始的經濟大蕭條的起源。

　　因此，從1873-1990年這個“漫長的20世紀”，既是正在衰老的資本主義首次遭遇系統性嚴重危機的一個世紀(致使列寧認為這種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也是反資本主義革命(俄羅斯、中國)及亞洲和非洲反帝國主義運動浪潮首次獲勝的一個世紀。

　　資本主義的第二次系統性危機始于1971年，當時美國放棄了美元兌黃金的政策，它距第一次危機爆發差不多正好有一個世紀。收益率、投資水平和增長率全都暴跌了(而且再也沒有恢復到1945-1975年這一時期的水平)。資本主義再次像其在前一次危機中所做出的反應那樣，通過集中和全球化這一雙重運動方式來應對這場挑戰。同樣，資本主義建立了金融化了的所謂第二個“美好年代” (1990-2008年)，允許寡頭集團獲取壟斷剩余價值。同樣的話語伴隨著這一過程：“市場”保障繁榮、民主與和平;它是“歷史的終結”。同樣熱切的支持也出現了，這次是歐洲社會黨人對新自由主義的支持。然而，這一新的“美好年代”從一開始就伴隨著戰爭：始于1990年的北方對南方的戰爭。正如第一次金融化了的全球化導致了1929年一樣，第二次金融化了的全球化也促成了2008年的經濟危機。今天，已到了顯示戰爭和革命新浪潮之可能性的關鍵時刻。更何況，大國除了將該體系恢復至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原樣外，根本未正視任何其他東西。

　　正在衰老的資本主義這些漫長的系統性危機之間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不過也存在著各種差異，而且其政治意義是重要的。

　　金融危機的背后：寡頭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

　　當代資本主義首先是一種寡頭資本主義(在以前的資本主義里，寡頭只是局部的)。對此我想說的是，只有這些寡頭在對整個經濟體系的生產發號施令。從只有它們有機會接近資本市場這個意義上說，它們被“金融化了”。這種金融化賦予貨幣和金融市場——只有它們在市場上相互之間展開競爭——以優勢市場地位，進而構建并控制了勞動力市場和商品交易市場。

　　這種全球化了的金融化表現為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轉變成為一個尋租的財閥統治集團。寡頭不僅僅是俄羅斯人，而且更多的是美國人、歐洲人和日本人。民主的衰落——只對這些寡頭有好處——是這種權力集中的必然產物。

　　詳細說明與這種轉變相對應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新形式——與以第一個“美好年代”為特征的全球化形式形成對比——也是很重要的。我用一個句子來表達它：從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列強之間持久的相互沖突)向三駕馬車(美國、歐洲和日本)集體帝國主義的轉變。

　　這些形成于對第一次利潤率危機反應中的壟斷，建立在當時各主要帝國主義列強之間暴力式競爭增強的基礎之上，并導致了始于1914年的那場武裝沖突，這場沖突繼續貫穿于《凡爾賽和約》和二次大戰時期直至1945年。這是喬萬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安德烈?貢德?弗蘭克(Andr6 Gunder Frank)、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我在20世紀70年代形容為“三十年戰爭”的東西，這種看法自此以來已為他人所接受。

　　相比之下，第二波的寡頭的形成始于20世紀70年代，它建立在由三駕馬車這一“集體帝國主義”所主宰的一個完全不同的體系框架內部的基礎之上。在這個新的帝國主義全球化里，各中心的主宰地位不再靠工業生產的壟斷地位(如以前那樣的情形)來獲取，而是通過其他方式：技術的掌控、金融市場、獲得自然資源的機會、信息和通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將這種體系形容為“全球范圍內的種族隔離”，意味著對倔強的外圍地區各國和人民的一場持久戰爭，這場戰爭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開始，表現為美國及其附屬的北約盟友對世界實行軍事控制。

　　根據我的分析，這種體系的金融化同寡頭之間的聯系是明顯的和不可分割的，它們之間是一種根本性的有機聯系。無論是在傳統經濟學家的諸多文獻中，還是在大多數有關當前這場危機的批判性文章中，這種觀點并不是很流行。

　　整個體系由此陷入困境

　　事實很清楚：這次金融崩潰帶來的不是“衰退”，而是嚴重的蕭條。但除此之外，即使在這場金融危機發生之前，這場危機的其他方面就已浮現于公共意識之中。我們知道這些主題詞——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環境危機、氣候變化。對于這些當代挑戰的各個方面，每天都有眾多的分析，其中某些分析的質量是一流的。

　　盡管如此，我仍要批評對待資本主義這場系統危機的方式，這種方式過分孤立了這一挑戰的不同層面。因此，我會將這些不同的“危機”重新界定為同一挑戰——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挑戰——的各個方面，這種體系基于帝國主義尋租范圍如今是全球性的這一原則之上，這有利于帝國主義三駕馬車的寡頭們。

　　這場真實的戰斗是在尋求侵吞帝國主義剩余價值的寡頭與預期中的受害者——南北方所有國家的工人、受統治外圍地區各民族之間進行的，完全偏離了發展的視角。

　　解救的是資本主義下的危機還是危機中的資本主義?

　　這種提法是由安德烈?貢德?弗蘭克和我在1974年提出的。

　　有關這場新的重大危機所形成的這種分析，使得我們得出了如下一個重要結論，即資本將會以新一輪的集中來應對這一挑戰，隨后則是大量的混亂。后來的事態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證實了這一點。1974年，我們在羅馬參加了由《宣言報》(ⅡManifesto)發起組織的一次會議，名為“不要坐等1984年”——指的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U)的著作《1984》要求當時的激進左派去及時尋找“擺脫這場危機的出口”，而不是尋找“解救危機中資本主義的出路”，以此拋棄任何幫助資本主義的戰略。

　　我一直有點固執地沿用這種分析思路，對此我并不感到后悔。我曾提議構想一些左右著帝國主義中心的新統治形式，理由是新的控制模式取代了排他性工業生產所固有的舊壟斷形式。這一點已被“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所證實。我早就將如今正在構建中的這種新全球化描述成一種“全球層面上的種族隔離”，它要求對全球實行軍事化管理，并且在新的情況下將總是伴隨著“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擴張的這種兩極分化永久延續下去。

　　除社會主義視角之外別無選擇

　　當代世界是由寡頭掌控的。美國、歐洲和日本的那些金融寡頭，不僅主宰著經濟生活，而且統治著政治和日常生活。俄羅斯的寡頭就是按照它們的形象構建起來的。整個外圍地區很常見的中央集權統治和專制統治也被接納在這一全球性體系里。

　　這些寡頭在應對當代全球化上也正處于危機中。一旦目前這場危機結束，北方的寡頭們會試圖繼續掌握權力。他們并不覺得受到了什么威脅。相比之下，南方專制政府掌控這種權力的脆弱性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現行的這種全球化模式是有缺陷的。它會不會像上一個世紀那樣受到南方的反抗性質疑呢?也許如此，但這可能證明是悲劇性的。因為無論南方還是北方的國家，只有那里的寡頭及其盟友和仆人的權力被打破之時，整個人類才會全身心地徹底轉向社會主義之路——取代混亂的唯一的和人道的辦法。相對于這些寡頭的世界主義，人民國際主義萬歲!

　　全球寡頭—金融資本有可能復位嗎?

　　資本主義等同于“自由主義”，前提是所指的這種“自由”標簽不是時常讓人回想起的那種仁慈形象，而是那種痛苦的資本主義對工作、經濟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全面統治。沒有“市場社會”，就不可能有任何“市場經濟”(對資本主義的一種通俗表達方式)。資本主義頑固地追求這種獨特的目標——金錢，以便進行自身的積累。馬克思以及之后諸如凱恩斯等其他批判性思想家十分理解這一點，但傳統的經濟學家，包括許多表面上的左翼經濟學家卻不是這樣。

　　此前一次漫長的危機直至1945年期間，這種全面而獨特的資本主義統治模式是統治階級無情地強加給人的。只有在無數次斗爭中，民主、社會主義以及各民族解放的三重勝利，才可能進入一個取代這種資本主義理念的一個時代。從1945-1980年，取而代之的是三種相互沖突的社會監管模式：西方社會民主的福利國家，東方“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南方的普遍民族主義。而這三種模式的消亡和崩潰又使得資本主義重新獨占統治地位成為可能，這-時期被描述成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階段。

　　我把這種新自由主義同“衰老的資本主義”的一系列新的方面聯系起來。“衰老的資本主義”是我2001年出版的一本書的書名，該書沒有把全球化了的和金融化了的新自由主義視為“歷史的終結”，而是認為衰老的資本主義制度恰恰因金融化(我當時的提法是，它的“致命弱點”)而變得不穩定并注定終將崩潰。這樣的看法在當時是很少見的。

　　傳統的經濟學家對任何針對其學說的質疑仍然充耳不聞——致使他們無法預見到2008年的金融崩潰。那些被媒體封為“具有批判性思想”的經濟學家其實根本名不副實。即使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也仍然深信現在這個制度——全球化的和金融化的自由主義——能夠通過某些修正而鞏固下來。阿馬蒂亞?森宣揚道德，但卻不敢直面“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

　　正如我所寫的，因推行自由主義——“資本永久烏托邦”——所造成的各種社會災難，已引發了相當多的懷舊之情。但這種懷舊不能應對當前的挑戰。正是貧瘠的理論批判逐漸阻止了對1945年之后體系內部矛盾以及局限性的認知;它們的腐蝕、分化和崩潰導致了無法預見的大災難。

　　不過在批判性和理論性思維的這種退卻而造成的空隙里，對系統性危機這些新層面的一種認識正在形成。我這里指的是生態運動。但自稱同藍黨(保守派和自由派)和紅黨(社會主義者)有著根本性區別的綠黨卻已陷入了一個僵局，因為它們沒有把這種生態層面與對資本主義的激進批判聯系起來。

　　因此，為確保“自由民主”這個替代方案的勝利，一切都已準備就緒。這反映了思想的貧乏——無視馬克思的決定性論點，即資產階級民主不承認那些決策者并不受那些決定的負面影響。如今，那些做出決定并以控制財產的方式從自由中撈取好處的人，就是資本主義寡頭中的財閥，而各國就是它們的債務人。而工人和人民無外乎就是它們的受害者。因為1945年之后，隨著東方、西方和南方這三大體制的衰落，這種自由主義的荒謬言論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是令人可信的，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但流行的那些學說卻因其理論的貧乏而不再能夠理解這場危機的起源。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自由民主很可能看起來就成為“所有可能的制度中最好的”。然而，它的霸權地位卻受到了一場由其自身造成的日益加劇的危機的威脅。

　　今天，那些大國——那些未預料到一切的大國——正在試圖恢復同一體系。這樣做可能會取得成功，正如20世紀20年代的保守派那樣——凱恩斯對此曾予以譴責，但在當時并沒有引起多少反響——但卻只會加劇導致2008年金融崩潰的那些根本矛盾。

　　同樣嚴重的是，“左翼”經濟學家自此以來一直信奉庸俗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并接受了市場是理性的這一錯誤觀念。這些經濟學家已將自身的努力集中于確定這種市場理性的各種條件上，從而放棄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從工人和民族的視角揭示了非理性的市場——被認為是一個“過時的”觀點。根據這種“左翼”的看法，資本主義是靈活的，它一旦受到某種限制，就會調整自身進而去適應進步(技術甚至社會上的進步)的各種要求。這些“左翼”經濟學家并沒有準備好去揭示這場業已爆發的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甚至沒有準備好去應對各民族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如同其他的庸俗經濟學家一樣，他們試圖修復這種損害，卻不懂得要克服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缺陷就有必要追求另一條途徑。他們認為他們能夠很簡單地走出這場危機，而不是去尋找擺脫危機中資本主義的出路。

　　危機中的美國霸權

　　2009年4月在倫敦召開的20國集團首腦會議決不意味著“世界重建”的開始。而且它也許與之后召開的北約峰會以及北約強化在阿富汗的軍事介入并不是什么巧合，北約是當代帝國主義的得力助手。北方對南方發動的這場持久戰爭肯定會繼續下去。

　　我們已經知道，美國、歐洲和日本這三駕馬車的政府將會力求恢復2008年9月之前這個體制的單一目標，而且誰也不必嚴肅看待以奧巴馬和布朗為一方、以薩科齊和默克爾為另一方在倫敦20國集團首腦會議上所提出的那些干預措施。雙方的目的都在于取悅公眾。由媒體炮制的、并無任何實質性內容的這些所謂差異，是上述這些領導人充分利用自身獨特需要而對幼稚的輿論所做出的反應。

　　“改造資本主義”、“有道德的金融操作”，這類看似冠冕堂皇的聲明，其目的在于回避那些真正的問題。這種體系不可能恢復的理由在于，它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反而會加深危機的嚴重程度。由聯合國召集成立的“斯蒂格利茨委員會”就是這項欺騙公眾戰略的一部分。很顯然，誰也不能指望從控制著實權和政治債務人的寡頭那里得到些什么。這種觀點我早已闡述過，并把重點放在這些寡頭的統治地位與管理世界經濟所不可缺少的金融化這兩者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上，這已經為20國集團峰會的那些結果所證實。

　　較有意思的是，受邀請的“新興市場”領導人選擇了保持沉默。在那個令人矚目的日子里，從頭到尾唯一一句聰明話是中國國家主席說的，他“順便”提及，設想建立一個不以美元為基礎的全球性金融體系將是必要的。一些評論家立即將此與凱恩斯在1945年提出的建議聯系起來。

　　這種評論是對這場寡頭資本主義制度危機與美國霸權搖搖欲墜密不可分這一事實的幡然醒悟。但誰將取代它呢?當然不是“歐洲”，除了大西洋主義之外，它并不存在，而且它沒有任何想要變得獨立的雄心，正如這次北約峰會再一次所證實的。中國媒體一再令人厭煩地重復著這一“威脅”，以此來證明大西洋結盟是有理由的，事實上卻無任何根據。中國領導層知道自身并不擁有這些手段或者這種意愿。中國的戰略限于推動一個新的沒有霸權的全球化——這是無論美國抑或歐洲都認為不可接受的東西。

　　向這一方向演變的一個可能性，再一次取決于南方各國。聯合國貿發會是聯合國唯一采取完全不同于斯蒂格利茨委員會舉措的機構，這并非什么巧合，聯合國貿發會秘書長泰國的素帕猜(Supachai Panitchpakdi)迄今被認為是一個完美的自由派人士，他敢于在2009年3月一項題為“全球經濟危機”的報告中提出現實的想法，這些想法是南方第二次覺醒浪潮的一部分，這也不是什么巧合。

　　就自身而言，中國已開始建立——采用漸進的和可控的方式——擺脫美元的替代性地區金融體系。經濟層面上的類似舉措促成了上海合作組織(sco)內部政治聯盟的推進，這是北約好戰性的一個重大障礙。

　　2009年4月的北約首腦會議同意華盛頓所做出的決定，不是開始逐步脫離軍事干預，而是增強軍事介入的范圍，這種干預總是在“反恐戰”這一被誤導的借口之下推進的。奧巴馬總統有效地利用他的才華來挽救克林頓和布什推行的全球性軍事控制方案，這是讓受到威脅的美國霸權茍延殘喘的唯一方法。奧巴馬得了分，而薩科齊領導下的法國則做出了完全的、無條件的妥協，法國現在已經重新加入了北約的軍事指揮部，這就意味著戴高樂主義的終結，這是布什掌權時期很難得到的某種東西，當時華盛頓發表的言論缺乏智慧卻又不乏傲慢。此外，奧巴馬已經像布什那樣采取了行動，在土耳其如何獲準加入歐盟的問題上教訓起人來，根本不顧及歐洲的獨立地位!

　　民族解放斗爭有可能取得新進展嗎?

　　寡頭資本對全球統治的政治治理必然充斥著極度暴力。為了保持各自富裕的社會地位，為了維護各自的獨特利益，帝國主義三駕馬車今后必定會限制接近全球自然資源的機會。這項新要求是軍事全球化的根源，1992我年曾將此描述成《混沌帝國》，此后其他人也已接受了這種表述。

　　與華盛頓的軍事控制全球方案以及在“反恐戰”借口之下發動的“先發制人打擊”相一致，北約已將自身描繪成國際社會的代表，并因此將聯合國——唯一有資格以這種名義發言的機構——邊緣化了。

　　當然，不可能公開承認這些真實的目標。為了掩蓋這些目標，上述列強已選擇將有關民主的話語作為工具，并自認它們擁有“干涉的權利”，以便推進“尊重人權”!

　　與此同時，新寡頭財閥的這種絕對權力已經掏空了資產階級民主實踐的實質。過去，霸權集團不同社會派別之間的政治談判是資本權力再分配所必不可少的。相比之下，寡頭資本主義的新型政治治理是靠一種系統的非政治化機制建立起來的，已產生了一種新的“共識”政治文化(仿照美國的例子)，用消費者和政治旁觀者取代了積極的公民，而后者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所必不可少的。 《自由病毒》 (The Liberal Virus)是我2004年出版的一本書，我在書中否定了存在各種替代性選擇的可能性，而代之以一種只尊重程序的、以選舉民主為中心的共識。

　　上述三種社會監管模式的消亡和崩潰是這一幕的起源。第一波爭取解放的斗爭的第一頁如今已經翻過去了;而第二波的第一頁尚未被打開。正如葛蘭西(Gramsa)所寫的，在黎明來臨之際，人們可以辨別出各種“怪物”。

　　在北方，這些事態發展已造成了民主實踐真實感的喪失。這種退化被所謂“后現代”話語的借口所掩蓋。根據這種話語，各個國家和各個階級已經退場了，并將政治空間讓給了“個人”，個人如今成了社會變革唯一的活躍主體。在南方，其他幻想充斥著政治領域。受過去數十年快速成功的刺激，國家和自主發展可以成為全球化一部分，這樣的幻想在“新興市場”和中產階級中頗有影響力。或者，各種懷舊的幻想在那些被排斥在全球化進程之外的國家中頗有影響力。更為糟糕的是，這些事態發展促使人們普遍接受了“消費意識形態”以及進步要用消費數量增加來衡量的看法。馬克思已經表明，正是生產方式決定了消費方式，而不是庸俗經濟學所聲稱的那樣反之亦然。在所有這一切中唯獨不見一種人道主義的、高度理性的視角，這正是社會主義選項的基礎。科學技術的應用可以給全人類提供了巨大的潛力，它將使得北方和南方的個人和社會能夠獲得真正的繁榮，但這種潛力卻被它從屬于無限追求資本積累這種邏輯要求所浪費掉了。甚至更為糟糕的是，勞動者社會生產力的持續增長是同貧困化機制的驚人利用聯系在一起的——正如馬克思早已所認識到的。

　　欣然接受資本主義造成的這種意識形態異化，不僅影響各帝國主義中心的那些富裕社會。外圍地區的各國多半被剝奪了消費水平攀升的機會，并為富有北方那樣的各種消費渴求所蒙蔽，它們正在喪失這樣的認識，即歷史上的資本主義邏輯使得這種模式不可能擴展到整個世界。

　　因此，這就可以理解為何2008年的金融崩潰是資本積累所特有的各種內部矛盾不斷激化的結果。只有包含著一個積極正面的替代性方案的各種力量的干預，才能提供一種方法來構想擺脫由體系內部矛盾不斷激化所引起的混亂。而且在目前狀況下，各種社會抗議活動盡管次數明顯增加了，但作為一個整體，由于缺乏能與這些挑戰相抗衡的一項前后一致的政治選項，它們仍然無力對這種與寡頭資本主義相聯系的社會秩序提出質疑。

　　這場危機程度的加劇將是無法避免的，因此，即便寡頭資本統治制度的復辟在過去是有可能成功的，而如今則已絕無可能。在這種形勢下，即使各種障礙依然令人生畏，但這些斗爭的潛在激化仍只是可能發生的。

　　在三駕馬車國家里，這樣一種激化將意味著出現沒收寡頭財產的議程——一場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從談判桌上被放棄的斗爭。結果，由于這場危機造成了動蕩，所以不能排除三駕馬車社會穩定性將會受到懷疑。正如20世紀所發生的，存在著“再造”一波解放斗爭浪潮的重大風險。也就是說，外圍的某些國家單獨對這個體系提出質疑。

　　第二階段的“南方的覺醒”(這是我2007年出版的另一本書的書名，是一本有關作為第一階段覺醒標志的萬隆會議的讀物)如今擺上了議事日程。一種最有可能的情形是，這些情況所帶來的進步可能會迫使帝國主義退卻，迫使它們放棄從軍事上控制整個世界的瘋狂而罪惡的計劃。而且，如果真是這樣，那么處于體系中心的這些國家的民主運動可以為這種中立化戰略取得成功做出積極貢獻。此外，帝國主義獲取剩余價值的下降也讓上述這些社會獲益，可能有助社會主義意識的覺醒本身就是有利于南方(尤其是中國)的、促成國際均勢重組的一個結果。不過，南方社會可能依然會面臨同過去一樣的挑戰——一種將會對它們的進步產生某些限制的情況。

　　一種屬于工人和民族的新國際主義是必要的且可能的

　　對于任何人來說，歷史上的資本主義，除了經歷的時間長短之外，都是差不多的。它在歷史上不過是一個短暫插曲而已。對資本主義的根本質疑——當代絕大多數思想家認為這既無可能也不可取的——卻是被統治的工人和民族(占人類80%的外圍地區的那些工人和民族)獲得解放的一個必備條件。發起挑戰的雙方相互之間是密不可分的。北方地區和南方被統治人民任何單獨的斗爭都無法擊退資本主義。只有當雙方相互結合在一起時，才能找到擺脫資本主義的出路。資本主義將因地球文明以及或許生命的毀滅而被消滅，這種情形尚遠遠無法被認定。“再造”20世紀這樣的情形，也滿足不了人類向世界社會主義過渡這一漫長行程的各種要求。自由主義災難促使人們恢復對資本主義的激烈批判。面對著寡頭資本的世界主義，挑戰就是在于持久地構建工人的民族國際主義。

　　只有借助成功的、革命性的新進展(像在拉美和尼泊爾開始的那些進展)，才能設想構建國際主義，提供戰勝資本主義的前景。

　　在南方國家，各個政府和民族為爭取一個沒有霸權的協商式全球化的斗爭得到了社會各階層需求團體的支持，它能夠限定和限制帝國主義三駕馬車寡頭的權力。北方各國民主力量必須支持這場斗爭。有人提出了假民主說法(支持低強度民主)，并為左翼大多數所接受，而以其名義所推行的各種“人道主義”干預則排斥真正參與應對這-挑戰。

　　在北方國家里，寡頭已然是各種形式的“公共財產”了，對它們的管理已不可能完全委托給地方和部門監督和制約(當前這場危機已突出了這種做法的災難性后果)。真正的左翼必須要敢于設想把真正的國有化作為寡頭社會化的第一個必然發展階段，從而深化民主實踐。目前這場危機使得人們完全有可能去設想，將各種社會和政治力量結成一個共同陣線，從而把寡頭獨占權下所有受害者聯合起來。

　　爭取社會主義的第一次斗爭浪潮，即20世紀的浪潮，已經顯示了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第三國際共產主義以及萬隆時期民粹主義的局限性。因此，第二次浪潮，即21世紀的浪潮，必須從中汲取教訓，引以為戒。一個教訓就是要將經濟管理的社會化與社會民主化的深化聯系起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同樣，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民主的進步。

　　這些戰略目標要求我們去思考有關各種組織形式的“多樣性趨同”建設和受統治被剝削階級的斗爭。從一開始就譴責各種形式的趨同，并按照各自的方式恢復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傳統。

　　根據這種視角，在我看來有必要設想一下復興一種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條件。為了認識和改造世界，馬克思從未變得如此有用的和如此必不可少——如今比以往更為如此。本著這種精神，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從馬克思開始但又不止步于馬克思，就像上一個世紀歷史上的各種馬克思主義所設想和實踐的那樣：要把欠馬克思的東西歸還給他：批判性思維的智慧，對資本主義現實的批判，對資本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表現形式的批判。一個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必定會去追求讓這種批判性思維發揮到極致這一目標，而決不會害怕去整合各領域的所有反思，包括被誤認為是“外來”領域的反思。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4期，摘自2009年12月美國《每月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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