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意識形態掛帥 審查監督和排斥華人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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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前“德國之聲”華人員工致“德國之聲”廣播委員會和德國聯邦議院的公開信

我們是幾個在德國之聲中文部工作了多年的編輯。2010年年底，我們中的兩人工作合同被拒絕續約，因而離開了德國之聲；還有兩人因為同樣的原因很快也得離開。另外還有一人是自由職業者，從2011年1月開始，德國之聲明顯減少了和他的合作。

起初，德國之聲把不續簽工作合同、解雇我們解釋為預算削減，但是這個理由很快就被證明是編造的。后來，德國之聲又給出了其他種種理由。一些新招聘來的、沒有工作經驗的年輕人填補了我們離開所產生的空缺職位。

我們是2008年“中國論戰”遲來的犧牲品

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圍繞德國之聲的涉華報道發生了所謂的“中國論戰”。其實我們被解聘并沒有絕對的必要，而是那次論戰的后續發酵，上面提到的5個人都是論戰遲來的犧牲品。

2008年夏天，德國之聲中文部的編輯和主管們卷入了一場公開辯論。一些生活在德國的中國異見分子、“法〇功”分子、兩名自由記者和一個德國“作家團體”，以論戰的方式批評中文部的報道“親共”。

時任中文廣播部副主編張丹紅女士對這些批評做了回應，卻使辯論演變成一場激烈的論戰。批評的人認為，北京奧運會前，張丹紅在一些脫口秀和訪談節目中過于美化中國，并且有意回避中國的人權問題。實際上，張丹紅只是引述了當時德國媒體《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的一些觀點。這種批評很快發展成一種對中文部全體華人員工的攻擊。德國之聲的管理層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壓力，臺長埃里克·貝特爾曼先生不得不向德國之聲廣播委員會、聯邦議院的專門委員會做出解釋。

德國之聲監督委員會仔細調查了整個事件的經過，并根據德國電視一臺著名專業人士烏爾里希·維克特先生的獨立調查結果，正式駁斥了對德國之聲中文部的批評。維克特先生通過閱讀中文部刊發的幾千篇報道得出結論，“無論是中文部還是張丹紅，都沒有像其他人批評的那樣，進行過有傾向性的報道。”

您肯定以為，這場“中國論戰”的結果明顯對德國之聲有利，華人員工也得到了官方的認同。從此，德國之聲中文部在外人看來風平瑯靜。但內部又怎么可能相安無事呢?

那些人質疑中文部已被“紅色滲透”，要求對華人員工進行政審，甚至要查查員工的父母（！！！）是否是中共黨員。

那些人發表公開信，要求“德國之聲中文部與人權組織定期進行交流，一起討論廣播節目和網絡節目的重要策劃”；要求“德國之聲每年提交一份人權工作年度報告，出錢請一些由人權組織指定的專家和機構對此進行審核。”

表面上德國之聲拒絕了上述要求。臺長貝特爾曼先生在內部通氣會上稱這些要求“莫名其妙”。2008年，貝特爾曼說過，“對員工進行政審，是斯塔西（原民德國家安全部）的檢查，就如同專制政權的觀察員呼吸時噴出濃濃的意識形態氣息，這恰恰不利于以價值為導向的新聞工作。”

無條件滿足那些莫名其妙的要求

但實際上，德國之聲不僅滿足了批評者提出的各種奇怪要求，在內部對員工進行了審查，并且走得更遠。后來人們才逐漸發現，德國之聲中文網的所有編輯都受到懷疑，安插監督員、改組中文部領導層，各種措施一步步悄無聲息地進行著。

這場“中國論戰”前前后后的發展表明，德國之聲的領導層在做決策時，首先考慮的是如何自保，根本不考慮什么記者的職業操守、德國之聲作為公共電臺的宗旨和任務。

事件過程中，德國之聲上到臺長，下到部門領導（主要是亞洲部的項目經理和負責人）都抱著同一種想法，即：無論如何要讓那些批評者馬上完全滿意，以盡早結束這場論戰。實際上早在論戰初期針對張丹紅的批評聲音越來越強烈時，電臺的管理層就已經在敷衍推諉，并把張丹紅調離了原來的領導崗位。這樣做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息事寧人。

還有，德國之聲的領導層至今也沒有公開維克特的鑒定報告，而這份報告恰恰可以幫助那些飽受批評和壓力的華人員工洗清嫌疑。這份鑒定報告甚至在公司內部都沒有流傳過。原因是，領導層認為這份鑒定報告不僅不會讓那些批評者滿意，而且還有可能使論戰再次升級。不公布鑒定報告的原因只能有一個，就是要避免出現任何可能導致論戰激化的事件。

對那些受到批評的員工來說，這種做法是非常不公平的。德國之聲的管理層用他們看來合法可行的方式平息了爭論，但是部分員工出于無奈陸續離開了德國之聲。 

2008年年底，發生了一件與張丹紅有關的事情，不僅導致中文部管理層改組，還造成中文網和中文廣播部合井。在一次德國之聲中文網的內部采訪中，張丹紅試圖反駁一位生活在美國的中國異見人士對她的猛烈批評。這件事引起了德國之聲管理層的不滿，決定進行人事調整。

至今仍在擔任德國之聲亞洲部負責人的戈爾特·施羅德女士，當時代理中文部的領導職務。執行主編改由戴英（音）先生擔任。這兩人上臺后馬上按照異見人士的品味，對中文部進行意識形態清洗，調轉了涉華報道口徑，一切以突出政治與意識形擊和批評中國為標準。由于戈爾特·施羅德不懂中文，所有報道的生殺大權完全落在了戴英和那位德國之聲的編外監督員手中。

通過秘密“監督員”進行監控

從那時開始一直到現在，德國之聲有一位帶薪的秘密“監督員”在幕后審查中文部所有報道是否“政治正確”。此人的工作方式不公開，作出的判斷不受其他主流中國問題專家的影響，對中文部稿件的評判也不需要與其他編輯交換看法。

這位“監督員”叫約爾格·魯道夫，漢學家，高校教師，素以與中國異見人士關系異常密切而著稱，但此人在中國問題學術研究圈中很有爭議。魯道夫是中文部管理層的委托，定期審查稿件在意識形態方面是積極還是消極。魯道夫的意見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左右文章能否發表，或者哪些措辭“親共”。如果稿件作者或者編輯對魯道夫的鑒定結論有不同意見或者要求討論，要么不獲批準，要么被看作是恰好印證了魯道夫的鑒定結論。

在魯道夫的甄別體系中，凡是“親華”的內容都會被標上-個心形的紅色中國國旗，必遭“槍斃”。魯道夫的工作并不是要避免文章語法或格式錯誤，而僅僅是要保證中文部不再出現任何在異見人士看來“親華”的文章。

魯道夫的鑒定結論對編輯和稿件作者都是保密的。2010年，曾經有三個月的時間，編輯們能看到魯道夫的評價意見，編輯們對這些評價很有爭議。后來，干脆又恢復成保密狀態。

“討論小組”僅僅舉行過一次討論會，與會人員站著進行了將近15分鐘的討論。魯道夫明確提出，希望在報道中把臺灣當作一個主權國家，盡管這違背了德國外交部的方針政策。這種觀點讓人不得不懷疑魯道夫的客觀性，懷疑他能否勝任德國之聲的工作，能否確保德國之聲履行職責。

毫無疑問，是德國之聲自己把魯道夫這樣的“監督員”請進家門的。此人的言論證明，他對中國的所有看法都是挑釁性和敵視性的，毫無理性和客觀。他的觀點明顯只站在中國異見人士陣營一邊。在政治家和中國問題專家中卻是飽受置疑。

對于一個公共媒體而言，德國之聲秘密安插這樣一位刪改文章不需要解釋、且極富爭議的“監督員”，簡直不可思議。這種做法就是“新聞檢查”。從魯道夫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的言語中，可想而知他為什么會對華人員工一概冠以“親共”之名，并認定華人員工的報道不客觀。

德國之聲中文部再無獨立性可言

盡管德國之聲臺長在與異見人士座談時強調，德國之聲沒有義務僅僅只反映異見人士的觀點，但實際上中文部迅速變成了某種專供中國異見人士表達觀點的平臺。

中文部從中國請了一位十分活躍也挺有名的人權活動人士當記者。她到德國之聲工作就是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包括促進中國的“萊莉花革命”。這位女士作為一位公民勇敢地投身于人權運動是合乎情理的，從道義上也值得稱道，但卻違反了《德國之聲法》規定的新聞工作準則。按照《德國之聲法》第5條的規定，德國之聲的工作“應該獨立、客觀地表達吉論，不能一面倒地偏袒特定黨派、政治派別、宗教團體、行業或利益集團。同時，還應當尊重聽眾的道德取向、宗教信仰和世界觀。”

即便德國之聲就是“人權之聲”，那它也應當以符合新聞職業的方式來做事，而不是直接充當人權組織或政治異見人士的角色。

從意識形態考慮，排擠德國之聲中文網

廣播部和中文網合并改組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原中文網的全體編輯被系統性地排除在編輯部的核心工作之外。批評者強加給他們的罪名是對中國批評得不夠，盡管這種罪名已經被臺長駁回，并且早就被維克特的調查結論所推翻。

前面提到，德國之聲在2009年2月6日與發起“中國論戰”的批評人士舉行過一場對話會。戴英對應邀而來的異見人士說，“德國之聲以前經常用‘共產黨的語氣'發表文章。事實上德國之聲有兩個中文部，一個是中文網，另一個是中文廣播，兩家提供的稿件內容并不一樣。現在這兩個部門已經合并，各位盡可放心，原則上不會再出現以前的情況了。”

戴英把子虛烏有的親共嫌疑全部扣在了和他所在的廣播部有競爭關系的中文網頭上。在當時異樣的氛圍下，縱容這種不負責任的對外言論是普遍做法，盡管它違反了員工不得在那場論戰中公開表態的規定。

用工作安排來控制員工

在兩個部門合并后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中文部的工作安排是保密的，這種不透明為控制員工開了方便之門。在那段時間，服從領導安排的“聽話”員工受到重用，獲得了更多的經濟獎勵。而“不合適”的員工則被打入冷宮，并被減薪。編輯部里很少有人敢公開頂撞代理主任戈爾特·施羅德和執行主編戴英。因為在中文部承擔實際工作的多數都是“自由記者”，都不是正式員工，工作權益是得不到保障的，他們因不想成為被公開或秘密處罰的對象而選擇了沉默和忍受。

即使是在工作安排得以公示的今天，安排工作量的多少還經常被用作“懲戒”，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無討論，零容忍

即使是在那段人人自危的時期，仍然有人敢于按照新聞從業原則表達自己的觀點。朱虹（音）女士是中文部資格最老的蝙輯。有一次她就西藏問題采訪了一位漢學家，這位漢學家在某些異見人士看來有些親華，這篇采訪稿在審查時被“槍斃”。朱虹一再公開表示反對。于是，她先是被減少工作量，合同到期也沒再續簽。朱虹目前正在波恩的勞動法庭與德國之聲打官司。

原中文網的編輯們一再被不合理地排除在終審定稿工作之外。2009年1月，在改組后的中文部每周例會上，原中文網編輯王鳳波（音）公開對此提出質疑。戈爾特·施羅德不僅沒做正式回應，反而稱：“我是按照自己的感覺來作出決定的”。王鳳波追問道：“您自己也承認，多數同事您都還不認識，那么您的感覺從何而來？”這個提問被當成有意頂撞。王鳳波有關工作計劃透明化的要求在會上也被戈爾特·施羅德否決了。會議記錄間接記錄了這次“對抗”：“人事問題將由主管親自負責，且無須公開”。

會議是15點45分結束的。18點58分，王鳳波收到了戈爾特·施羅德的電子郵件。在郵件中，王鳳波被指責工作中出現了低級失誤。王鳳波次日被施羅德約談。談話中，施羅德向王鳳波施壓，要求他今后不得通過內部公共郵箱討論編輯部的事情。

另一位自由記者王雪丁（音）先生，2009年3月與戴英因新聞從業者的專業性問題發生了爭執。事情的起因是，王雪丁采訪了德國筆會主席蒂爾曼·施彭格勒，并在后來撰寫的采訪文章中反駁了施彭格勒的觀點。在一個民主國家，對一位專業編輯而言，出現意見分歧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王雪丁從此遭到了戴英的敵視，并跟朱虹一樣，先是被減少工作量，后來聘用合同到期不再續簽。

清除“異己”員工

在此背景下，2009年6月，中文部舉辦了一起培訓研討會，以解決員工“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研討會的主題是提倡編輯部工作提高透明度和公開性。王鳳波利用這一機會，要求公開神秘“監督員”的身份。施羅德透露了神秘人的身份，因為她覺得如果繼續隱瞞神秘人的身份，會讓研討會失去可信度。此信息的公開，再一次把施羅德女士置于窘境。

研討會結束后所有中文部的員工都被要求簽署一份“自律聲明”。本來，自律聲明的內容本身并無不妥，因為其中泛泛的原則性條文其實都已包含在任何一份工作合同中。但聲明本身和其中一些條款還是令人生疑，例如簽名是否是自愿的？法律依據又是什么？在出現爭議時，誰是解釋是否違反自律聲明的裁判？被判違規的人會受到什么處罰？

由于有上述疑問，有5名員工沒有簽這份聲明，當然大多數人還是在“游戲規則”上簽了名。后來，簽名表在辦公室里公示了一周，這給那些不愿簽名的“造反者”造成很大壓力。

2009年7月14日，王鳳波被人事處的烏蘇拉·科爾女士找去談話并被“提醒注意”。但是，經人事委員會和人事處審核，強制簽署“自律聲明”的做法未必合法，此事不了了之。

當年沒簽聲明的5人，現在有3人已經被解聘。剩下的兩人是朱爾寧女士（音）和曾多年擔任“德國之聲”中文部新聞發言人的薛成軍（音），雖然還沒被開除，但也都多少受到了處罰，兩人的工作合同仍是“期限不確定合同”。2009年，薛成軍因為反對將用戶反饋進行審查式的分類，與戴英發生爭執，隨后被減少工作量。從2011年1月開始，他每周只需在德國之聲工作一天。

中文部領導并不具備專業素養

2008年11月19日，臺長貝特爾曼接受《法蘭克福匯報》采訪時稱，“編輯部的領導層必須要有一定的語言基礎，還要有自己的價值準則。”

事實上，2008年12月至2009年12月間擔任中文部代理主任的施羅德根本不懂漢語，中文部報道的審批權落到了執行主編戴英和那位幕后的“監督員”手中。2009年12月接任該職的沃爾斯特多夫女士，更是既看不懂也聽不懂漢語，更別提評判稿件的質量了。

由于語言能力不足，中文部的領導無法勝任工作。他們無法為稿件質量把關，于是就實行一種違反新聞從業標準的政策，即“政治正確”原則。甚至還有這樣一條原則：如果語吉能力不足，寧可站在異見人士一邊以保證道德和意識形態上的安全，也不能單純按照新聞專業性和中立性所要求的那樣去做事。所以，每當出現涉華重要新聞時，德國之聲的臺長、項目主管和編輯部主任們就會遵循這樣一個原則：不做討論就是最好的討論。誰要是討論，就會永無寧日，還有可能被踢出局。

每次招聘新員工來替換那些不受歡迎的“鬧事者”，德國之聲都會解釋說“在語言能力方面需要注入新鮮血液”。秉持“誠實正直”之道的老員工當然被劃為另類。實際上，記者的職業素質表現在能否對重大事件及內在聯系進行盡可能客觀準確的報道，而且語法要通順，文筆要優美。

中文部顯然有兩把衡量語言能力的尺子。一些經常犯語法錯誤的同事，因為“聽話”而高枕無憂。想要證實這一點，只要看看中文網每天發表的文章中有多少處明顯的語法錯誤就夠了。很多時候，很嚴重的文字錯誤也都被忽略了，根本不予追究。對編輯部的領導而言，如何對待錯誤取決于是誰犯了錯誤。領導的親信們不管在什么情況下都享有特權，他們的文章即使文字上錯誤百出，也不用擔心后果。所謂的“質量為先”和“三人審核”，在實際工作中完全沒有達到改進文字質量的初衷。中文部的一些文章，甚至就是直接從網上整段復制下來的。中文部領導對語言把關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瀆職做法，早就是編輯部內公開的秘密。

這不是價值觀的差異，而是專業素質問題

作為“中國論戰”和“張丹紅事件”的旁觀者，大家可能都很自然地認為事件跟政治取向、人權理念的差異有關。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所有相關記者都認為，中國的未來應立足于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以人權、民主為準則。在諸如對人權影響的看法，以及“批評中國存在破壞人權的行為”等問題上，被解雇的員工與編輯部的新領導層的看法是一致的。

今后，德國之聲中文部還能否像以前一樣理智、專業、客觀地對中國進行報道，非常值得懷疑。事實證明，試圖這樣去做的人，不是事前遇到阻撓，就是事后遭到懲處。

德國之聲中文部已經論為一種“御用”的政治工具，由官方資助，受官方委托，熱衷于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持與中國政府對立的立場。凡是不能無條件接受這種對立立場的人，就會受到質疑。例如，如果中文部的人像多數德語媒體一樣稱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為“奸商”，就會被懷疑“親共”，這僅僅是因為喬治·索羅斯曾經給人權組織捐過錢，并且支持民主政治。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德國之聲的領導不是無所作為就是玩忽職守

作為在德國之聲工作過多年的記者，我們對德國之聲的畸形發展深感憂慮，一直試圖與德國之聲的高管們對話，消除他們對中文部的誤解。但遺憾的是，德國之聲高層沒有興趣傾聽我們的想法。他們根本就無視媒體所應具備的監督義務和無黨派傾向的中立義務。我們幾個人因為堅守獨立思考的立場和職業道德規范而受到懲罰。這在一個民主體制的法治國家簡直是聞所未聞，令人氣憤。我們抵制媒體成為政府的工具，而現在離職的卻是我們。

對于德國之聲而言，解雇我們的唯一原因就是“清除異己”。“縮藏開支和結構調整”不過是他們掩蓋真相的借口。所謂的“能力不足”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德國之聲搬出了“廣播自由”來辯稱解雇我們是合法的。“廣播自由”是用來捍衛媒體報道不受外來影響，只有用這個借口才能更換節目策劃人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僅僅是思想上有受外來影響的動機就被德國之聲開除了。

德國之聲的可信度已成問題

德國之聲如果追尋的是一種“價值導向”的新聞原則，那么它自己必須首先示范遵守這些價值。如果德國之聲不但沒有包容多元化觀點的勇氣，而且還肆意踐踏自己員工的基本權利，它就會在受眾中失去公信力。

盡管中國仍有網絡審查和缺乏新聞自由的問題，但對于今天生活在中國的人們來說，信息交流已經越來越多元化。在全球化和網絡化的今天，德國之聲所要面對的是一個有著更高要求的群體，他們并不會僅僅因為德國之聲是來自西方的報道就會全盤接受。德國之聲必須保證其可信度。一些關于可信度的討論被輕描淡寫地以一句“提得很好”一帶而過，這顯然有損德國之聲的公信力和影響力。

根據《德國之聲法》的規定，新聞從業者的基本任務是“促進文化與民族間的相互理解”。理解與交流的前提是客觀與對話。大批判式的單行道不是正確的交流方式。誠然，“中國論戰”是一個極其復雜的例子。但正因為如此，德國之聲的領導層才應具有這方面的能力。遺憾的是，德國之聲的領導層選擇了一種對他們來說最容易的道路，那就是粗暴地將討論壓制下去。他們的處理方式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違反新聞準則，而且也是反民主的。

德國之聲多元、中立地報道中國，與客觀反映人權狀況，這兩者并不相五排斥。也恰恰是因為雇用了很多外籍記者，才使得德國之聲對其他國家的報道更具權威性、多樣性和可信性。

我們的請求

我們請所有有條件的人去核查德國之聲中文部在2008年“中國論戰”后的發展過程中是否存在違規行為。

您將為消除對德國之聲中文部的偏見，使其在多元化的民主體制下發表符合記者職業操守的報道方面做出貢獻。

因為您的力量，將會使德國之聲慎重考慮并最終收回把我們視為異己并開除的決定。

我們并不是逃避現實。我們清楚德國之聲的開支狀況，我們只是要求一個公平、透明、具有杜會責任感的人事政策。倘若確有縮減開支的必要，也須公平對待所有員工。

請求您的幫助，以終結上述以及其他一些未提到的任意歪曲事實、編造理由解雇異己員工的做法。

德國之聲能夠為關掛中國民主改革的人們提供有價值的信息來源。但前提是，其可信度急待重建。

簽字人：

王鳳波，2002年至2010年12月德國之聲中文部編輯

朱虹，1987年至2010年12月德國之聲中文部輯輯

李琦，2001年至2011年4月德國之聲中文部編輯

王雪丁，2000年至2011年3月德國之聲中文部編輯 

2011年3月于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