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難做人”向楊潔篪外長進一言
——中國需要科學正確的國際定位
鄭彪
楊潔篪外長在今年兩會上感嘆“中國難做人”，可稱為一種當代外交上的“中國困惑”。其根源在于，現實是中國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經今非昔比，但是在國際關系和外交領域，都還沒有為自己找到明確和正確的定位。實際上黨的十七大報告已經給出了中國的政治定位，就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主持公道，伸張正義，但是長期以來中國的國際關系領域受西方理論影響很大，近年來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不夠，未能與時俱進，政治上沒有跟上中央戰略部署，思想上對如何在國際上“主持公道，伸張正義”不甚理解，主觀上有走中國道路的愿望，但是理論上還受到西方束縛，對中國沒有做出正確的國際定位或定位不當，外交戰略缺少正確的政治方向或方向模糊，莫衷一是，政策實踐也就難免在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的同時，有一些舉措失當之處，在國內外遭到各種非議。近年來國內外輿論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有不少尖銳的批評，有些話說的很難聽，也不盡公正；也有一些尖銳而中肯的批評，或不那么尖銳而不乏中肯的批評，如說“崛起中的中國形象仍然模糊不清”，“其外交政策往往表現出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重點”，常常是“微笑與沖動并重”，等等。這些問題都與中國的國際定位不當有關。一個時期以來，有些學者對小平同志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提出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策略思想缺乏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解，甚至加以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自由主義理解，把“韜光養晦，決不當頭”誤當做中國的國際定位并奉為僵化的教條，也導致理論和政策上的偏差。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西方理論對中國學界的影響太大，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領域尤甚，一些有影響的學者長期跟著美國跑，甚至2006年某權威雜志竟然以《國際關系理論是普世性的》的題目赫然以卷首語發表，更以權威的口氣斷言“創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其導向一目了然（閻學通：《國際關系理論是普世性的》，《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2期）。這種情況至今沒有得到多大改變，近來如何確定中國的國際定位，成為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領域的一個熱門話題，但是以實力引領中國國際定位的思路仍是基本思路，由此必然導致“中國還要韜光養晦100年”的觀點仍可能繼續成為主流觀點，而內外形勢都沒有實踐這種思路的可能。所以，這種思路很可能誤導部長閣下，進而必然誤國，與當前國內外形勢的迅速發展、國家地位的變化、國家安全面臨的挑戰和維護國家利益的需要不相適應。為此筆者冒昧地向閣下進一言，提出以價值引領中國國際定位的基本思路。而且，鑒于如何確定中國的國際定位，這個問題的價值和利害太大，太重要，這樣重大的問題，不能任憑西方思潮影響和僅在狹窄的專業圈子里討論，需要有正確的價值導向，或需要交由全社會討論，百家爭鳴，集思廣益。
本文所謂“進一言”，實際上包括三句話：一是科學正確的中國國際定位，其基本原則和思路要從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發掘，應以中國為本位，在此基礎上借鑒外國（不限于西方）好的東西，不宜一味西求；二是科學正確地審時度勢，以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深刻地分析世界歷史發展現狀和趨勢，也可以輔之以地緣政治分析，以便知己知彼，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概念出發，也不是從靜態的實力比較出發，科學地認識中國的人類使命和地位，既不躐等，也不畏葸，正確地確定中國的國際定位；三是提出筆者對中國國際定位的基本觀點。
一、向中國歷史汲取智慧
這里主要是指從中國的歷史傳統中發掘21世紀國際定位的基本原則和思路。
中國是文明古國，也是政治古國，搞政治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的特長，說是中國古人的“絕活”，也不過分，因為中國創造出價值獨特的政治理論和政治體系，以支撐中華民族幾千年歷經劫難而不滅，還長期引領東亞世界。西方羅馬帝國的滅亡，就在于沒有一套優越的價值體系，后來將從亞洲傳來奄奄一息的基督教尊奉為國教，以為得到一碗續命湯，也未能為其續命。中國人自古不是不爭霸，相反中國先民逐鹿中原，征戰殺伐太久，感到殺伐在政治上沒有出路，感到厭倦（玩膩了），加以中國人文化早慧，從夏商周三代的興亡演變中，從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到春秋五霸的“春秋無義戰”的政治實踐中逐漸悟出一個真理，就是政治需要有正確的價值引領，需要“師出有名”，這個“名”，就是正義，如此，政治才有出路，否則就只有毀滅。《論語》中“政者，正也”以價值判斷為政治定義，實為孔子對中國先民政治經驗的理論概括，隨著儒家在百家爭鳴中脫穎而出，孔子的這個觀念也逐漸為國際社會所接受，后成為中國政治的正統觀念。崇尚正義，是中國價值獨具的政治理論和實踐。正因為中國政治崇尚正義，中國“政治主于德感與平等，對異民族主與我同化與和平，處處表示其‘大同’之懷抱。此乃先秦學術共有之態度，所由形成中國之文化，摶成中國之民族，創建中國之政治制度，對內、對外，造成此偉大崇高之中國國家，以領導東亞大地數千年之文化進程者。”① 正因為如此，中國人一貫認為自己的文明價值為最，比游牧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地位為高，所以不認同外來文化，直到西方發生工業革命，演變成“機關槍文化”（辜鴻銘語），強加于人，中國人也不愿意認同。這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歷經劫難而不滅，撲而復起，屢仆屢起，乃至近代以來從半殖民地、殖民地地位得以翻身解放，獨立自主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發展起來，以至有今天中華復興起步的局面的根本原因所在，就是以正義（價值）引導政治（馬克思主義也是如此），以中華文化凝聚人心，以人民群眾的平安和福祉為政治依歸，以世界大同的懷抱與和平原則與世界各國人民共處。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的大一統政治思想也代表正義和中華民族的大群利益，否則，中國在兩漢以后就不會有從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分裂、黑暗和混亂的狀態逐漸自我整合到隋、唐統一的歷史趨勢，秦漢中國早就步羅馬帝國的后塵，完蛋了；也沒有唐朝的富強與宋朝政治雖弱，經濟技術和外貿卻高度發達，達到世界經濟技術的高峰，更可貴的是，兩宋在政治動蕩中竟能取得以新儒學為代表的思想文化上的偉大成就，以至達到中國思想史也是世界思想史的高峰，沒有這些扎根于幾千年歷史文化的政治根基和各領域不斷與時俱進的偉大成就，中國在元朝以后被落后的游牧文化戕害和統治，也早就完蛋了。滿清其所以必亡，不僅在于滿清政府政治上反動，而且還在于滿清政權在文化上反動，即始終以落后的游牧文化凌駕于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上，即使是康乾這樣優秀的滿人，在儒家文化上有很深造詣的滿人統治者，其內心深處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曾國藩為首的一代儒學名臣以拯救中華民族和文化為己任，勉力支撐大局和危局，太平天國運動一起，滿清早就垮臺了，哪里還有什么“同治中興”？誠然，曾國藩等人政治上反動，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利益，鎮壓農民起義，與之相比，滿清權貴集團更加反動，攻克南京以后，卸磨殺驢，終將漢人排擠出核心政治，最后滿清政權垮了不說，中華民族險遭滅頂之災。與滿清權貴集團相比，曾國藩為首的中興名臣代表中華民族利益，表現出一定的民族正義。正因為如此，曾國藩才成為清末民初許多先進中國人的偶像，包括蔣介石、毛澤東等，蔣介石一輩子想學曾國藩作君子不成，毛澤東早年崇拜曾國藩，后來信仰馬列主義。
進入20世紀以后，中華民族危機日深，歷史和人民選擇了馬列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乃是由于馬列主義能為中國指明擺脫殖民地命運和實現民族復興的革命道路，使得孫中山晚年也能服膺這一主義而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而中國廣大人民群眾跟定共產黨，也是由于共產黨代表正義，能為人民謀幸福。共產黨和新中國成立本身以及建國初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都是這樣一種價值定位。因為只有社會主義的價值定位，才符合全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帝國主義及其附庸的利益，才能夠救中國。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90年，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以來的61年，走過了極不平凡的道路。百多年來中國人夢寐以求，無數仁人志士、共產黨人為之犧牲奮斗的中華復興偉業終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頂著來自西方巨大的壓力，昂然起步。中國的改革開放不能一帆風順，走過了不平凡的道路，主要是受到新自由主義干擾，歷經艱難曲折，但是人民仍然相信中國共產黨，跟著中國共產黨，寧愿“唱紅打黑”，也不相信什么西方的“普世價值”和“顏色革命”；也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且胡錦濤總書記公開宣布“絕不改旗易幟”，包括2011年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公開宣布“五不搞”，這就不僅代表正義，而且堅定了全黨全軍全民的政治信念，人民相信共產黨追求正義就能夠維護國家民族和自己的安全，為人民謀福祉，而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和國內特殊利益集團不能。在中國，正義代表中華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構成執政合法性的道義基礎。維穩開支超過國防，是不正常的，也是難以持續的。只有伸張正義，打擊邪惡，保護勞動，節制資本，才能從根本上維穩，降低社會經濟風險和成本。在國際上也只有主持公道，伸張正義，才能廣收人心，才有中華復興的可能和相應的地緣政治空間。黨的十七大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非常英明，正如毛澤東所說：“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旗幟豎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知所趨赴。”對內構建和諧社會和對外構建和諧世界，都是這個道理。
有趣的是，西方人早就認識到中國政治文化崇尚正義的特征和對西方擁有的道德優勢，16世紀的西班牙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向羅馬教廷報告說：“中國為正義之邦，一切均講正義，為信仰基督的人和地區所不及，且中國人智慧極高，遠勝于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視學術”，還說，“中國擁有眾多接觸的人才和高深的學者，他們極為重視學術，并且以為研究學術是一件頂光榮不過的事情。在中國有大學問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有權柄的。同依賴中國作學術文化策源地的日本，完全不一樣。”（1552年寫給葡萄牙國王若翰三世的信）沙勿略的觀察很深刻，中國自古崇尚正義，與重視學術有關，且“政者，正也”的政治名論就出自孔子。歷史反復證明，正義是中國歷史傳統，屬于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之一，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和社會主義的政治訴求，具有極其巨大的政治凝聚力和影響力，是真正強大的軟實力，也是21世紀中國國際定位的一個基本原則。
這里需要厘清幾個似是而非的認識。老話叫“弱國無外交”，其實不確，惟其硬實力弱，才需要軟實力加以輔助，包括外交上的折沖樽俎；也由于硬實力不夠，才需要外交上縱橫捭闔，搞統一戰線。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有無數這方面成功的事例，晏子使楚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例。新中國一窮二白，以弱國對強權，但是敢于舉義旗，不僅抗美援朝，且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國際上建立威望，廣收人心，所以五十年代的外交工作一舉打開局面，而且做得有聲有色。六十年代以后中蘇分裂，中國反帝反修，左右開弓，一度相當困難，對外援助也超出國力，但是敢于高舉義旗，善于縱橫捭闔并不錯，至今在國際上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尚存，仍是中國外交的資產（老本）。中美俄“大三角”的地緣政治博弈，中國是最弱的一方，尚且勝出，不是縱橫捭闔？1979年以來改革開放，義旗不再高舉，有其必要，但也沒有放下義旗。為此中國在外交領域節省了和平崛起的成本，但是在道義人心上也付出不小，特別是在貿易金融等領域向美國和西方輸送利益太多，這個政治大帳算起來得失盈虧如何，也需要認真總結盤點。現在中國又贏得縱橫捭闔的大機遇，實力上也有這種能力，所差的只是政治決心、政治意志和政治智慧，而這些都需要追求正義的遠大理想支撐，否則有機遇有條件也實現不了。這個理想，來源于優秀的傳統文化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理論基礎就在這里，離開優秀的傳統文化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中國幾千年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包括1949-1978年中國外交的成功經驗，在今天如何繼承和發揚，是破解“中國難做人”的外交困惑，開創21世紀中國外交新局面的根本所在，這都不是在思想理論上一味西求所能解決的。
又多年來中國喜言“雙贏”，外交上也是如此，這還是西方觀念。“雙贏”理論上來源于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原是西方19世紀中葉以來鼓吹的自由貿易理論，用于欺騙殖民地國家，是一種西方殖民者虛偽的鬼話，自己都不相信的。當代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所謂“雙贏”，也是不真實的。多年來有些中國學者官員為了取信于西方，以為用西方理念表達中國訴求更容易為其所接受，所以喜言“雙贏”，意圖是好的。殊不知反倒使西方國家疑竇叢生，因為這原本是西方用來騙人的，現在被中國接過來向西方反宣傳，又據說中國自古善于“韜光養晦”，這葫蘆里賣的什么藥？所以，與其被西方誤解，不如恢復中國傳統，大大方方，堂堂正正，中國自古追求正義，現在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來源，中華復興乃是正義之舉，和平崛起，無可非議；又和平不等于繳械，也需有必要的武力保駕護航，這是西方經驗也是國際通則，中國無意挑戰別人，更無意稱霸，且中國在國際上一向主持公道，伸張正義，幾千年就是如此，不僅不稱霸，還為人類做出了重大貢獻，今后仍將繼續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望國際社會予以理解，望西方國家予以放行。古代西方國家長期處于人類文化邊緣，近代靠戰爭崛起、暴富以來又妄自尊大，對中國歷史文化不了解，更不理解，需要多交流，多宣傳，也需要坦誠相待，不需要藏著掖著。西方文化是實力第一，但也有主張正義的一路，惜不是主流，但西方主流文化也不敢公開反對正義，相反還要打扮成正義。中國自古是君子國，君子坦蕩蕩，如此一來，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右翼勢力反倒不便正面反對中國，也可以使一些中間人士疑竇頓消，更有利于在發展中世界和西方進步力量中贏得支持。
以實力原則領先的國際定位，也是西方觀念，是近代以來西方政治經驗的理論化。以實力領先，不是不要價值，但其價值是口號，是虛偽的，是欺騙輿論的，例如近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和貝克又提出美國對外動武應遵循“務實理想主義”，務實是實打實的，理想則有特定含義，是盎格魯-撒克遜的全球霸權理想。以價值領先的國際定位，是中國觀念，就是仁道主義也是人道主義，內圣外王，是中國幾千年政治經驗的精華所在，需要加以繼承、提煉并上升到當代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高度，并融入馬克思主義，以此來為21世紀的中國進行國際定位。以價值領先的政治定位，不是不重實力，相反必須有實力為基礎，但是實力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是發展變化的，得人心者得天下，是通過得人心轉換為強大的實力和地緣政治優勢，這是一種戰略的通過動態實現的定位。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都成功地運用了這個戰略思想。
二、科學正確地審時度勢
不審時則寬嚴皆誤，左右為難，也就“難做人”。對外交家講審時度勢，不免班門弄斧。但是，這里要強調的是，審時度勢，最根本的是需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察分析世界形勢，用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不僅得不出科學結論，還會適得其反。如果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察世界歷史進程，就會看出20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趨勢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新自由主義的回光返照之后已經走向全世界崩潰，世界再次艱難地向左轉，社會主義國家歷經艱難曲折又在迅速發展和經受考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正在走出谷底，世界政治進入全球覺醒的新時代，世界經濟政治的發展不平衡加劇，新興國家的力量和影響日益壯大，世界體系正在醞釀前所未有的根本變化，經濟迅猛發展和世界變局的浪潮已將中國推向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央。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就不僅放棄了科學的理論工具，也放棄了人類高遠的政治理想，必然淪為庸俗的“經濟人”，也就沒有了遠見卓識，更談不上戰略思維了，最后注定淪為被宰割的羔羊。用馬克思主義觀察分析當代世界形勢，筆者在其它地方多有論述，此處不贅。
西方慣用地緣政治理論，資本在全球逐利，所以擅長全球戰略思維。地緣政治學是西學中很有用的學問，可惜中國學者不喜歡學，西方也不鼓勵中國人學。而地緣政治思想原本是中國“土產”，中國早在春秋時期就具有極其豐富的地緣政治思想，其核心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對中國歷史影響極其深遠，直到今天仍然是極其寶貴的政治思想，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然而，在西方思潮影響下，近年來中國有影響的國際關系學者竟然公開著文宣稱，在當代條件下“人心向背已經不起作用”，這種觀點明顯代表國際壟斷資本利益，對中國外交有嚴重誤導，在國內國際都產生了惡劣的影響。按照中國古代地緣政治思想，實現和平發展和中華復興就必須重視人心向背，在國際國內爭取人心，這也是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基本思想。確定中國國際定位，即使按照西方地緣政治學來分析，得出的基本結論也大同小異。首先，西方地緣政治學的核心，是爭奪資源（中國地緣政治思想核心是爭奪人心，有人心就有資源）。改革開放以來，資本和技術這兩項中國曾經最缺乏的資源中，現在資本已經不是問題，技術需要靠自主創新，靠依附西方已經沒有出路，而中國最缺乏的資源包括能源，都在第三世界國家。所以，目前全球地緣經濟形勢也逼得中國必須重新結交窮朋友。交窮朋友就不能光要資源，即是公平交易也不夠，就需要在國際上主持公道，伸張正義，否則就寸步難行。這次利比亞事件，西方意在排擠中國，而中國舉措，不僅利比亞不滿意，許多進步勢力和人士也多有微詞，更助長西方國家氣焰。歷史證明，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和實踐是高瞻遠矚的地緣政治理論，即使今天解決中國的地緣政治經濟問題，實踐上也還有老本可吃，理論上仍需要研究，汲取經驗。
其次，從西方地緣政治學的重要維度地緣文明看，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實為西方文明崩潰，兩百年來西方文明引領人類社會的歷史已經走進死胡同。人類文明面臨轉型，普遍對西方文明由失望而絕望，日益向東看，對中華文明寄以厚望。人類社會危機深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重心加速向東方和南方傾斜，美國霸權已經終結，正在后撤，利比亞問題上德國的外交行動正在加速大西洋聯盟的分裂解體，日本特大地震引發的地緣政治災難不僅重創日本國運，而且其地緣政治地位迅速下降已成定局，也重創美國在東亞的戰略部署（美國自身難保，無力援助日本，更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中東的戰亂不可能挽救西方的敗局，全球政治覺醒推動多極地緣政治力量日益興起，中國等金磚國家的興起重新燃起發展中國家的希望之火，世界進步力量對中國寄托了無比殷切的希望，就連美國等發達國家也希望中國將他們的負擔一肩扛過。中國的周邊國家，即使各有其算盤，內心也無不了然東亞的歷史、現實和地緣政治趨勢：美國終歸是東亞的過客，連日本都要脫美歸亞，遑論其他國家？這種東亞的地緣政治心理，在這次日本災難之后只能有增無減。
全球地緣政治趨勢的一個基本特征和趨勢是去西方化，特別是去美國化。后美國世界已經到來，繼續追隨美國，無異于為霸權殉葬，于是各國紛紛尋求自身新的國際定位，“去美國化”成為全球地緣政治新趨勢。這也是亨廷頓所說的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出現按地緣文明集結的政治趨勢。連美國自己都在后退，美國不想放棄霸權，但是又不得不從霸主地位后撤，是美國在調整自身的國際定位。德國外交也在“去美國化”，原因是看到了后美國世界德國的地緣政治機遇，即認為德國有可能成為衰落中的西方文明的領頭羊。這是德國的新政治思維，日本也早有新政治思維，只是鳩山政府下臺，遭到重創，今后將卷土重來。大和民族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日本自救想繞過中國實不可能，美國不愿意，也沒有辦法。
當今世界，大道晦盲，人類社會危機深重，失去方向，時代呼喚大賢。蘇聯在20世紀上半葉，為人類開辟出社會主義大道，曾經是世界大賢，可惜善始未能克終，恰如先賢魏征所言：“凡昔元首，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美國崛起，從西方自由世界領袖躍居世界霸主，世人以為美國代表普世價值，有大賢出世，甚至一度有眾望所歸之勢。沒想到美國由于文明積淀不足，居心叵測，更私心膨脹，金鑾殿還沒坐穩，就在全世界大打出手，更弄出金融海嘯，殃及全球，結果不旋踵就從霸主國的寶座跌落。1991年至今才二十年，人類目睹了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衰落，再看這兩個國家的歷史，都落入了人類歷史的怪圈：“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美國還在衰落之中，但如果不能懸崖勒馬，其亡也為期不遠。世界再次呼喚大賢，大賢安在？
三、如何科學正確地為中國定位
當前的現實是，一方面，人類社會深陷危機；另一方面，給世界人民帶來希望的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正在面臨西方國家的加緊圍堵。從國際方面來說，世界形勢和格局都在發生根本變化，資本主義制度和體系的崩潰，世界進步力量在積聚，尋找方向，渴望領導，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復興，社會主義運動已經走出谷底，中國成為全球地緣政治變局的核心。這次歷史變局，將決定人類社會命運也包括中國命運。在這種大的歷史背景下，當代國際社會實際上已經給中國定位：要么中國做世界的領導者，如世界大多數國家和進步力量所期待的那樣，如此社會主義運動可望復興，人類社會可能得救，中國也利在其中；要么中國在“文明沖突”中滅亡，像美國思想、戰略和政策實踐所明白無誤地“亮劍”表明的那樣。換言之，中國當頭，人類社會有救，中國也能實現自己的抱負；不當頭，失道寡助，全球地緣政治形勢逆轉，好虎架不住群狼。當今之際，如果中國敢于擔當，挺身而出，則其他主要反西方的地緣政治力量將會跟進，世界各種反美反西方力量將得到整合，形成一種拯救人類社會也拯救中國自己的進步的地緣政治力量；而大搞“文明沖突”試圖實現“黃金十億”的盎格魯-撒克遜反人類的地緣政治力量將得到有效遏制，進而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崩潰而崩潰。如果中國首鼠兩端，猶疑不決，國際地緣政治整合的大好機遇轉瞬即逝，失去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時機，則給西方集中力量“整治”中國的大好時機，中國會陷入極度困境。而一旦中國由于綜合危機爆發而陷入大規模地緣政治災難，則下一個目標俄羅斯就在劫難逃，將被西方國家徹底肢解。之后，非西方文明國家的命運，包括日本和東南亞在內，統統都不言而喻了。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是翻臉無情。這就是由亨廷頓《文明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所揭示，由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戰略和政策明白無誤地證明的。只不過長期以來很多人被西方文明迷惑，新自由主義中毒太深，抱有危險的和平主義、綏靖主義思想，沒有讀懂，處危境而不自知，還認敵為友，更以身飼虎。在中國和俄羅斯等發展中國家，實際上也早已形成兩種地緣政治力量的博弈和爭奪，兩種發展和改革思路的地緣政治實質，就是兩種地緣政治力量的博弈和爭奪，國際國內兩種地緣政治力量已經在融合，代表西方利益的地緣政治力量早已融合，代表人類利益和中華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地緣政治力量由于覺醒較遲，正在融合，目前圍繞中國國際定位的爭論和斗爭，本質上反映了兩種地緣政治力量的斗爭，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表述，叫階級斗爭。一方面，馬列主義對中國還很有用，必須堅持和鞏固其指導地位，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當代“文明沖突”條件下，民族斗爭、種族沖突、種族滅絕、“黃金十億”、“垃圾人口”等等新馬爾薩斯主義已經超出了馬列主義關于階級斗爭的范疇。
以上提到了國際社會為中國做出的兩種定位。關鍵還在于中國如何為自己作國際定位，這方面似乎主要有兩種思路，一種是根據西方理論立論的思路。
4月13日《環球時報》發表了王緝思教授的文章，從實力定位、地緣政治定位、國家政體屬性定位和國際角色定位四方面論證了中國的國際定位，并將“中國的國際定位概括為以下四點：（1）國力最雄厚的發展中國家，但在經濟發達程度、科技、教育、文化軟實力等方面同美國、歐盟和日本還有很大差距；（2）利益和影響迅速向全區擴展的亞洲大國，但并未能在亞洲發揮主導作用；（3）政治體制和價值體系獨特的社會主義大國，正在經歷深刻變革，領土尚未完全統一，受到民族分裂主義的威脅；（4）現存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受益者、參與者和改革者，同時受到西方主導的國際規則的制約。② 作者是國際關系領域有影響的學者，但該文將實力作為中國國際定位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依據，這是典型的西方觀念，與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歷史傳統不符。且該文由實力原則指導提出的四個要點沒有正確地概括出中國應有的國際定位，既不符合人類文明轉型和世界政治潮流，也與全球地緣政治格局重心東移趨勢的要求不符，從中不僅看不出中國應當干什么，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與西方國家有何區別，除了繼續追隨西方國家，沒有任何新思想，字里行間只透出四個字“中國不行”，而且“樣樣不行”，視野狹隘，毫無中國作為歷史文明古國和世界大國的氣象。這樣定位，恰如孟德斯鳩說中國人“為氣遜而為志柔”，其實是罵中國人既沒骨氣也沒志氣，如此定位，結論恐怕中國只有再“韜光養晦100年”，而“有所作為”也就說說而已了。其理論原因在于作者沒有馬克思主義，也不大了解西方地緣政治學，一味追隨西方的自由主義。按照這種定位和思路，中華復興無望，中華覆滅可期。
另一種是筆者（德不孤，必有鄰。一定有同道者，相信在筆者之前已經有人提出類似思路）等提倡的中國思路，有兩個理論支撐，一是傳統文化，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天降大任于斯人，從孟子時代中國人就知道，古代社會中國引領東方世界幾千年，但進入近代，中國主要忙活自己內部的事，新中國建國以后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一起為世界和平進步事業做貢獻，后來蘇聯與美國搞“G2”，推卸國際責任，中國被迫上了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第一線，超出國力。超出國力，需要引以為戒，也是由于中國自古急公好義，中國共產黨追求共產主義，義不容辭，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又欺人太甚。后人批評毛澤東，甚至攻擊其“領袖欲”什么的，語言極為不堪，反映了其內心喪失政治理想和信念，或者原本也沒有理想信念，只是隨大流，跟著走，包括一味跟著美國走。于是有燕雀之嫉妒鯤鵬，詛咒鯤鵬。中國改革開放，贏得寶貴機遇，埋頭發展了三十年，也在國際上“喘息”了三十年，這次要中國做領袖，來得太快，中國缺乏準備；別人要搞“黃袍加身”，中國不是趙匡胤，有些愕然。但是，世界“文明沖突”已經到最后關頭，歷史已經不再為非西方文明體預留時間了。所以，還是毛澤東那句話：只有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游泳中學習游泳。就是在“當頭”中學習“當頭”。這既是中國的全球地緣政治定位，也是馬克思主義所要求的那種定位，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所具有的和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所表現出來的理想和擔當。中國敢于擔當，不是蠻干，而是順勢而為，乘勢而起，如此則中華復興可期，也是對人類最大的負責和最大的貢獻，人類將通過斗爭和整合，走向和諧世界。從國內來說，形勢和道理與國際大同小異。這種抉擇，關系到每個中國人的命運，誰也休想免費搭別人的車（耍小聰明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毛病：走自己的小康路，讓別人去斗爭吧。國際上也是一樣，別人可以搭中國的車，中國休想再搭別人的車，如果說歷史上中國曾經搭過蘇聯的車，也短暫地搭過美國的車（1979-1989），現在全球地緣政治形勢已經全然改變，如普京所言：“誰軟弱，誰就先死”。這是俄羅斯對當代“文明沖突”本質的切身體會），因為歷史已經給了中國一百多年，西方早已將“文明沖突”即對決變成地緣政治戰爭，在現在大體上一代人中間就要見分曉，非西方文明已經沒有更多的時間了。
人類社會呼喚大賢，但是歷史淘汰了西方文明和國家。環顧全球，除了美國欲罷不能，其他哪個國家敢說堪當此重任，敢于挺身而出？沒人，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但人類不能坐以待斃，沒有領袖，也要推出領袖來，可以集體領導。集體領導，必有中國，責無旁貸，想逃都逃不掉。而且中國自古有理想，有擔當，不負責任，為人恥笑，不是中華民族的性格；從現實看，中國只有將自身利益與全人類利益聯系在一起，勇于擔當，敢冒風險，才可能實現中華復興偉業。在“文明沖突”的21世紀，非西方文明國家不敢冒小風險，必有滅頂之災的大風險，中國和俄羅斯尤其如此。但是俄羅斯有的是油氣資源，與中國不同，金磚國家中中國的資源條件最差。所以，無論從道義上看，還是從世界形勢的現實情況看，無論如何審時度勢，中國的國際定位都是世界領導者之一，無可塞責。至于集體領導，需要一個“班長”，那要由歷史來選擇。小平同志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他說“決不當頭”，是說不強出頭，如果以此為中國塞責，是陷先賢于不義。而且，出不出頭，不以中國人的意志為轉移。世界經濟危機，中國“一枝獨秀”，已經出頭，不僅中國，金磚國家都已經在發展中國家出頭。這次三亞金磚國家首腦峰會一結束，美國已經在攻擊中國帶領金磚國家挑戰西方了。所以，中國想要避嫌也不可能。人類深陷危機，大家不愿坐以待斃，總要有人呼吁，有人召集，有人做東，提出議程，起草文件，等等，這些都是責任義務，不是強出頭，也不必在乎人家說中國出頭，橫豎都是一樣。褲襠里的黃泥球——不是屎也是屎。所以還是魯迅先生說得好：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出頭也不是與美國抗衡，更不是跟著美國跑，反美已經是世界浪潮，大家都彼此心照，例如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等等。中央已經在這樣做，關鍵在于部長閣下的部門如何跟上中央，使之做得更加有理有利有節。這方面中國歷史上都多有智慧和經驗。
以下筆者從幾方面嘗試為中國文明定位，謹供閣下參考，并恭請各路高明指教。
第一，文明定位。資本主義制度、體系和西方文明已經徹底失敗，這是世界政治大勢的根本特點和趨勢。從人類文明轉型和構建新的世界體系的現實需要出發，中國是參與引領人類文明轉型和全球地緣政治變局的一個主要文明體和國際政治主體。
第二，價值定位。世界呼喚大賢，中國是人類古代大賢，引領東方世界幾千年；因緣際會，中國又不得不成為當代人類大賢，西方話叫摩西，將團結人類一切進步力量，引領人類社會走出危機。中國人自古崇尚正義，有世界大同理想，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現代又追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一脈相承。黨的十七大報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明確提出中國在國際上“主持公道，伸張正義”。這就是中國的國際定位的基本原則，也是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
第三，舉足輕重的全球地緣政治定位。中國已經站在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央，處于全球地緣政治的核心地位，中國何去何從，對世界格局演進舉足輕重。舉足正確，有引領作用，世界格局向有利于人類進步的方向發展，甚至翻盤；舉足錯誤，不但人類社會前途無望，連中國自己都搭進去。
第四，中國自身力量有限，不能包打天下，但中國已經有了縱橫捭闔的力量，需要繼續積蓄力量，借力打力，更必須審時度勢，團結多數，因勢利導，成就大業。這就需要謀定而后動。參與引領文明轉型的文明定位和價值定位都不是大話空話，而是要有實實在在的經濟和社會內容，就是中國要有改變中國國際分工地位和進而改造全球地緣經濟格局的抱負、構想和戰略，造福世界。例如從中國西部出新疆經中亞進入西歐，以及從中國東北出黑龍江和內蒙經俄羅斯遠東西伯利亞到東歐，西東兩路，推進歐亞大陸經濟一體化，以及加速實現兩岸統一，以求地緣政治格局有大突破。目前中國已經受到美國和西方圍堵，轟炸利比亞也是為此，中國如何破局，關鍵在國際定位，需要價值引領。如此，則“中國難做人”等由于國際定位不明確帶來的問題，迎刃而解。
中國國際定位的關鍵是要跳出西方思維，恢復中國思維。以上四點不一定準確和全面，而且是大而化之，需要在各方面具體化為可操作的戰略和政策。但是這四點又非常重要，離開文明和價值引領，中國的國際定位必定落入美國陷阱，是自尋死路。
最后，筆者認為毛澤東的《沁園春·雪》集中體現的傳統文化和現代中國政治的精氣神，對確定中國的國際定位很有啟發。茲照錄如下，供讀者思考。
《沁園春·雪》 毛澤東 一九三六年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昔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一部世界文明史，包括世界現代史，何嘗不是如此？古羅馬帝國，還不如“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斯拉夫蘇聯曾開創20世紀世界歷史新局面，以蘇維埃價值引領風騷半個多世紀，推進歷史，造福人類，功不可沒，終因“稍遜風騷”，放棄理想，而致解體，又導致歷史倒退；盎格魯-新教的美國，只認實力財富，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等虛偽的所謂價值觀掩蓋其自私、殘忍和貪欲，以撒旦誘導人類墮落的方法來維持自身霸權，現在政治破產，硬實力已經不足恃，又搞什么“巧實力”，本質上無異于“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如果現今中國人放著“風流人物”不做，放棄理想，沒有擔當，卻跟著已經背氣的“風流人物”去做什么“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實際上是學唐宗宋祖（宋朝最擅長以退讓求和諧，終于南渡，最后亡國）；或學蘇聯，也“稍遜風騷”起來，則唐為藩鎮所亡，宋為遼金所滅，乃至蘇聯解體，種種古今中外悲慘的地緣政治災難，朗在目前。而《三國演義》所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機會，永遠也不會有了。“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此即價值引領——引者），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還是價值引領——引者），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足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注釋：
① 錢穆：《國史大綱》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19頁。
② 王緝思：《中國是世界第二強國嗎》，《環球時報》2011年4月13日，該文系作者《中國的國際定位問題與“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思想》的第一部分。前幾年他曾提出當代國際政治中“人心向背已經不起作用”的觀點。
（2011年4月18日定稿，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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