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核危機仍在繼續發展，不少國家國民還在恐慌性搶購碘片、輻射計、鹽、海帶之類，日本食品也籠罩在核陰影之下，但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危機終將過去，日本政府及其貿易伙伴已經需要將災后重建納入考慮范圍了。通脹壓力、惡劣的財政狀況、核危機最終發展程度……所有這一切都給日本重建前景投下了濃厚的不確定陰影，但日本終究是家底豐厚的發達國家、世界第三經濟大國，而任何工作都是要由人來干的，因此最大的不確定性還是在于政治和社會。從救災到災后重建，這場地震是對日本社會動員能力構成了一場嚴峻的考驗；倘若在救災和重建過程中，已經萎靡不振多年的日本政府和社會能夠再次振作，重新獲得曾經有過的強大凝聚力和行動能力，那么日本此次災害經歷雖然慘痛，放到更長歷史背景上看卻將不啻為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問題是日本政府和社會能否經受住這場考驗，重新振作，高效完成重建，尚在未定之天，此次救災中的一些現象更讓人難以樂觀。
通過長期的儒家學說熏陶，依靠單一民族構成，日本曾經建成了一個擁有強大凝聚力和動員能力的社會，從明治維新到二戰后經濟重建，直至1980年代，莫不如此。但是，經過泡沫經濟破滅和隨之而來的長期經濟蕭條，從基層到高層，日本社會已經出現了廣泛、嚴重的衰敗現象。在上層，日本社會衰敗表現為其政治精英群體缺乏凝聚力和擔當魄力，而最高領導層變動頻繁，窮于應付政爭，無暇顧及國家長遠大計；在基層，日本社會衰敗表現為人口老齡化和傳統的男性氣概、紀律和奉獻精神衰退，“草食男”、“偽娘”之類流行。在這場震災中，上述衰敗及其后果暴露得相當充分，曾經以社會凝聚力堅固、政府動員和行動能力強大、基層國民滿懷奉獻熱情和犧牲勇氣而聞名的日本表現遠遠不如人們此前的預期，日本國民在多年防震救災教育下形成的較好秩序并不能掩蓋這種衰敗。
日本最高領導層頻繁易人、首相任期大幅度縮短，這一趨勢在1980年代后期已見端倪。筆者統計，從1987年11月6日竹下登就任首相至2010年6月8日菅直人就任首相，歷時不足23年，日本便更換了21任、16名首相，平均每人任職僅約一年半，任職最短的宇野宗佑（1989年6月3日至1989年8月10日任職）和羽田孜（1994年4月28日至1994年6月30日任職）任職都只有兩個月左右。自2006年9月小泉純一郎卸任以來，日本首相“短命”現象變本加厲，接連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太郎、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鳩山由紀夫任職均不足一年便黯然去職，現任首相菅直人2010年6月28日方才就任，至今不過大半年，已經不止一次難乎為繼，若非此次大地震暫時中止政爭，菅直人內閣很有可能也已經更迭。日本國民一次又一次希望能得到一個穩定的政府，結果卻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在相當程度上，日本事實上已經處于無領導狀態，猶如一個沒有大腦的人，一艘沒有船長的航船，其狀態比明神宗萬歷晚年多年不上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種局面下，全世界都對日本首相頻頻易人習以為常，以至于巴西前總統盧拉戲言總是記不住日本首相的名字，因為上午和下午經常不是同一個人；[1]而沒有一個穩定的領導核心，任何國家都絕無可能開辟新路。
不錯，日本是個成熟的發達國家，有一套獨立于政務官任免而運行的公務員體系，盡管高層變動不居，只要不遭遇重大危機沖擊，這個公務員體系仍能保證日本社會日常生活運轉；加之前人給現在的日本留下了豐厚遺產，日本人仍能維持比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國民更高的生活水平。但這種狀態守成坐吃山空足矣，為國家開辟新天地則無能為力，一旦遭遇重大危機沖擊更是原形畢露；而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上，人們不能指望不遭遇危機，只能寄希望于擁有應對危機、乃至預見危機的能力。在這場大災中，日本政府領導無力，在國內外備受質疑。
放眼更長遠的歷史背景，明神宗萬歷晚年多年不上朝，依靠成熟的文官體系，大明帝國似乎還在繼續正常運行，國內市場經濟更是似乎空前繁榮，人民生活自由度空前之高，以至于現在不少歷史學者為之謳歌不已。可是，如此“自由”狀態下的大明王朝有效平定了剛剛冒頭的努爾哈赤建州女真邊患嗎？有效解決了從萬歷、天啟年間開始小冰期造成的北方數十年干旱、蝗災和瘟疫嗎？而這兩大問題最終又給大明王朝帶來了什么樣的慘痛命運？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死亡，除北京之外所有大中城市全部毀滅，奴隸制大面積復辟，中國經濟社會大幅度倒退，中國開始從一個至少連續兩千年的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淪落……
修理水管尚且需要專門技術，不必虛妄地聲稱民主體制下可以不需要杰出領袖、僅靠庸常人等就能治理國家。不必虛妄地神化西式公務員體系，聲稱實行了這個體制就可以擺脫政局和高層領導變動的影響而保證國家正常運行發展，假如真是這樣，那么，這種聲稱的功能實際上就動搖了西式民主政治的根基，因為這表明選舉產生的政治領袖在治國中是不必要的，非選舉產生的官僚體系才是必不可少的。不必虛妄地贊美那種對政治家小節過于苛刻的風氣環境，即使不考慮這種風氣環境對政治領袖形成了逆向選擇機制，使得只有謹小慎微、明哲保身之徒才能幸存、上位，“大行不顧細謹”的雄才大略者卻要備受抑制；假如政治領袖是必要的，最高領導層頻繁易人，結果必然是實際權力轉入不受選舉政治左右、任職穩定的官僚體系，所謂“選舉權”遭到架空。
更糟糕的是，日本政治之所以陷入這種無領導狀態，有著深刻的政體、社會和國際根源，因此分外難以擺脫。“媒體治國”機制；對政治家小節過于苛刻的風氣環境；更有無處不在的美國外部干預，須知至今日本本質上仍是一個美軍占領下的戰敗國；……日本能擺脫這種種羈絆而形成強有力的領導層嗎？
在基層，人口老齡化和男性氣概衰退，“草食男”之類流行，更是對日本社會生命力負面影響長久的噩耗。二戰以來世界各國人們熟悉的日本員工形象是“以社為家”的“公司戰士”，但近十年來我們正在逐漸習慣于聽到日本員工勞動紀律松弛的消息；在這次救災中，自衛隊以輻射過高為由拒絕執行首相命令駕駛直升機向過熱的反應堆注水，更令許多人為之震驚，須知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軍隊是一個國家遭遇大難之時最后的倚靠，軍人的終極職責就是犧牲自我換取民族生存。自衛隊的紀律和奉獻、犧牲精神尚且沒落到了如此地步，一般的日本人又會如何？
不要用什么“現代”之類的借口來自欺欺人，甚至主張我們引進效仿這類頹廢之風，“草食男”之類玩意在晉末、南朝、宋末、明末都一度風靡，而這些社會朝代下場如何？眾所周知。
這場地震最終影響如何，取決于日本社會能否借此契機擺脫衰敗狀態，提高政治穩定性，在全社會恢復奮發向上的精神。面對考驗，日本政府和社會將交出一份怎樣的答卷呢？而根據日本救災迄今的表現，我們也有必要對日本震災沖擊的影響及其持續時間給予更充分的估計。
（初稿2011.3.21，修訂2011.3.23，僅代表個人意見）
[1] 2009年10月2日，在國際奧委會與2016年奧運會主辦城市簽約儀式上，時任巴西總統盧拉發言：“我對奧巴馬總統本人非常尊敬，他給國際政壇帶來了一股新的風格，另外我跟西班牙首相薩帕特羅也是老朋友，我要感謝他們。我跟日本首相還不熟，因為他是新上任的。不過對于日本首相，經常是上午你剛認識，下午就換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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