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和平的誘因消失
以色列的警訊
大型分隔圍籬不是勞改營世界的東西，而是屬于高速公路隔音墻、體育館
豪華包廂、非吸煙區、機場安全區和“大門深鎖小區”……大型圍籬把富
人的特權和窮人的嫉妒顯露在外，讓貧富雙方都覺得尷尬．這點不表示圍
籬沒有效。
——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ldwell)． 《標準周刊》
(Weekly Standard)資深編輯．2006年11月
幾十年來，凡俗之見都認為，整體的混亂會耗損世界經濟的力量。個別震撼與危機當然可以利用，作為強制打開新市場的工具，但是在初期的震撼達到目標后，需要相對的和平與穩定，才能追求永續經濟成長。大家普遍認為，這是90年代這么繁榮的原因：冷戰結束后，全球經濟體自由化，努力推動貿易與投資，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變得更錯綜復雜、更互相依賴，彼此轟炸對方的可能性大為降低。
然而，在2007年瑞士達弗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上，政治與企業領袖對一種似乎嘲諷這種凡俗之見的狀態百思不解，這種狀態叫作“達弗斯兩難”。“《金融時報》專欄作家伍爾夫(Martin Wolf)把這種狀態說成是“世界經濟順利發展、政治情勢問題重重之間的對比”。他說，經濟面臨“一系列的震撼，包括2000年后的股市崩盤；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暴行；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爭；美國政策引發的摩擦；實質油價漲到1970年代以來的最高峰；世界貿易組織杜哈回合談判中斷；伊朗發展核子能力雄心引發的沖突”，但是世界經濟卻處在普遍共同成長的黃金時期。簡單地說，世界亂成一團，眼前看不到穩定，全球經濟卻大聲叫好。不久之后，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 (Lawrence Summers)把這種政治與經濟幾乎完全分離的現象，形容成 “狄更斯小說中的世界，你跟國際關系專家討論，他們會說這是有史以來最差的時代，然后你跟潛在的投資人討論，他們會說這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
這種令人困擾的趨勢也表現在所謂的“大炮與魚子醬指數”(guns—to—caviar index)經濟指標。這個指數追蹤噴射戰斗機(大炮)與主管座機(魚子醬)的銷售狀況。大家發現，17年來，噴射戰斗機銷售熱絡時，豪華主管座機的銷售會下降，反之亦然，也就是主管座機銷售成長時，噴射戰斗機的銷售會減少。當然，總是有一些發戰爭財的人會靠著出售大炮致富，但是他們對經濟的影響微不足道。你不可能在暴亂與不穩定的情勢中創造蓬勃經濟成長，已經是老生常談。
但是這種老生常談已經不正確。從2003年美國侵略伊拉克以來，這個指針顯示，噴射戰斗機和主管座機的支出同時快速增加，這點表示在世界變得更不和平之際，獲利也大幅累積。印度經濟飛躍成長，是奢侈品需求增加的原因之一，小小的軍產體系擴張，變成龐大的災難資本主義體系，也是原因之一。今天全球不穩定不只嘉惠少數軍火販子，也為高科技安全部門、重型營造業者、治療傷兵的私人健康照顧公司、石油與天然氣部門創造驚人的利潤，當然也為國防包商創造龐大的利潤。
這種營收規模的確足以助長經濟繁榮。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光是在2005年，就賺了美國納稅人250億美元，該公司一位副總裁主持的委員會曾經大力鼓吹侵略伊拉克。民主黨眾議員韋克曼(Henry Waxman)指出，這個金額“超過103個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包括超過冰島、約旦和哥斯達黎加的國內生產毛額，也比美國商務部、內政部、中小企業局與政府整個立法部門的預算總和還多”。洛克希德本身就是“新興市場”，洛克希德之類的公司股價上漲(2000到2005年間上漲三倍)，是美國股市能夠從9·11事件后長期崩盤中脫困的原因之一。2001到2006年問，一般股票的股價表現不如大盤，代表國防、國土安全與航天股票的史貝德國防指數(Spade Defense Index)每年卻平均上漲15％，是同期內標準普爾500指數平均漲幅的7.5倍。
在伊拉克加速發展的民營化重建事業模式獲利極高，進一步助長了達弗斯兩難。包括大型工程公司在內的重型建設股，在戰爭與天災后，都會撈到利潤極高、不必競標的合約，2001到2007年4月間，重型營建股的股價上漲250％。如今重建已是非常大的生意，因此每一次新災難造成毀滅后，都會伴隨著熱門的初次公開發行股票熱潮：跟伊拉克重建有關的上市金額高達300億美元，跟南亞大海嘯重建有關的上市金額為130億美元，跟新奧爾良與墨西哥灣區重建有關的上市金額高達1000億美元，跟黎巴嫩重建有關的上市金額為76億美元。
恐怖攻擊通常會造成股市暴跌，現在卻受到市場熱烈歡迎。2001年9月11日后，紐約股市重新開盤時，道瓊工業股價指數立刻暴跌685點，和2005年7月7日的情形形成強烈的對比，當天四顆炸彈炸翻倫敦公共運輸系統，炸死數十人，炸傷幾百人，美國股市當天收盤還上漲，納斯達克指數(Nasdaq)上漲7點。隨后在8月的某一天，英國執法機關宣布，逮捕計劃爆炸飛往美國班機的24位嫌疑犯，納斯達克指數收盤上漲11.4點，主因是國土安全股飛躍上漲。
石油業也賺到暴利：2006年，光是?？松梨诠揪唾嵉?00億美元的利潤，創下世界企業史上最高的獲利記錄。該公司的競爭對手如雪佛龍，也不遑多讓。石油業像國防、重型營建與國土安全企業一樣，財運隨著每一次戰爭、恐怖攻擊與五級颶風而改善。石油業除了賺取主要產區不安定帶來的短期價格上漲利益外，也一直努力把災難變成自己的長期利益，方法包括：確保阿富汗重建資金中，有一大部分用在興建新油管所需要的昂貴道路建設工程上(其他重大重建計劃大都拖延下來)；或是在伊拉克仍然陷在熊熊大火時通過石油法；或是靠著卡特琳娜颶風，計劃設立1970年代以來美國的第一批新煉油廠。油氣業和災難經濟的關系極為錯綜復雜，是很多災難的根本原因和受益者，因此可以視為災難資本主義體系的榮譽附屬成員。
無需密謀
近年頻頻爆發的災難轉化成極為驚人的利潤，促使世界各地很多人得到相同的結論，就是富國和強國一定刻意制造災難，以便加以利用。2006年7月，針對美國居民所做的全國性訪調發現，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相信，政府與9·11攻擊脫不了關系，或是沒有采取行動阻止恐怖分子，“因為政府希望美國在中東開戰”。近年大部分的災難爆發后，類似的懷疑都會跟著出現；卡特琳娜颶風過后，路易西安納州難民營里謠言四起，說堤防并沒有崩潰，而是遭到秘密炸毀，目的就像伊斯蘭國家組織(Nation of Islam)領袖范瑞漢(Louis Farrakhan)說的一樣，是要“摧毀新奧爾良的黑人區，同時確保白人區不淹水”。我在斯里蘭卡時，經常聽說大海嘯是美國引爆的海底爆炸所造成，這樣美國可以派軍到東南亞，完全掌控東南亞地區的經濟。
事實真相沒有這么惡毒，卻更加危險。經濟體系如果要不斷成長，除了要堅決反對幾乎所有認真的環境管制，本身就會穩定地制造一系列災難，不管是軍事、生態還是金融災難。市場喜歡純粹投機帶來的短期暴利，使股市、匯市和不動產市場變成制造危機的機器，亞洲金融危機、墨西哥比索危機和網絡泡沫崩潰，全都指出這一點。我們普遍對骯臟的非再生能源上癮，使其他急難事故不斷爆發。從1975年起，天災增加了4．3倍，為了控制稀有資源而發動的戰爭(不只是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而已，也包括奈及利亞、哥倫比亞和蘇丹強度比較低的動亂)，會進一步造成恐怖分子的反彈(2007年的一項研究估計，從伊拉克戰爭爆發以來，恐怖攻擊的次數增加了7倍)。
由于天氣和政治溫度都升到沸騰的地步，未來的災難不需要靠陰謀策劃。所有的跡象都顯示，只要我們繼續維持目前的走向，災難會不斷發生，強度會愈來愈驚人。因此，產生災難可以留給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去做，這個領域是這只手確實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
雖然災難資本主義體系沒有刻意陰謀策劃制造巨災，以便從中獲利(不過伊拉克可能是明顯的例外)，卻有很多證據顯示，災難資本主義體系的構成產業非常努力，以便確保目前的災難趨勢不受挑戰，延續下去。大型石油公司長年資助否定氣候變化的運動；過去十年來，估計?？松梨诨ㄔ谶@種運動上的資金，已經達到1600萬美元。這種現象早已為人所知，但是知道災難包商和精英意見領袖之間互動的人卻少多了。華府幾個有影響力的智庫，包括國家公共政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和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都接受武器與國土安全包商的大力資助，這些研究機構不斷描繪世界是黑暗、充滿威脅的地方，有問題只能用武力對付，也可以讓包商從中獲利。國土安全部門也日漸和媒體公司結合，形成具有奧威爾式影響的發展。2004年，數字通訊巨擘雷西內西公司 (LexisNexis)出資7．75億美元買下資料采礦業者賽新公司(Seisint)，后者在監控方面和聯邦與州政府密切合作。同一年里，擁有國家廣播公司的奇異公司買下內視公司(In Vision)，內視公司主要生產具有高爭議性的高科技炸彈偵測設備，用在機場與其他公開場所；2001到2006年問，內視公司獲得國土安全部的合約金額高達150億美元，超過所有其他公司得到的類似合約。
災難資本主義體系擴張勢力，打進媒體，可能是新形態的企業綜效；這種做法是90年代極為流行的垂直整合。這在企業經營上的確很有道理：我們的社會愈驚慌，愈相信每一座清真寺里都潛伏著恐怖主義分子；新聞的收視率飆得愈高，廠商賣的生物特征辨認與液體炸彈偵測設備越多，興建的高科技圍籬越多。如果說，沒有邊界的開放“小世界”是90年代獲利的保證，到了新千禧年，西方世界困在具有威脅性的堡壘中，遭到圣戰分子圍攻的噩夢也扮演同樣的角色。災難經濟蓬勃發展，關系到極多的財富——從武器、石油、工程、監視到專利藥品的龐大財富。唯一可能威脅這種繁榮的是，世界可能獲得某種程度的氣候穩定與地緣政治和平。
以色列與長期災難種族隔離國家
分析師努力了解達弗斯兩難后，逐漸得到新的共識。并非市場已經變得不受不穩定影響，至少不完全如此。實際的狀況是大家極為期望災難持續不斷出現，以致不斷適應的市場發生改變，以符合這種新現狀：不穩定就是新的穩定。大家討論9·1l后這種經濟現象時，經常把以色列當成范例。過去1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以色列碰到自己特有的小型達弗斯兩難：戰爭與恐怖攻擊持續增加，但是特拉維夫股票交易所卻跟著動亂升高，漲到創記錄的水平。7月7日倫敦爆炸案發生后，一位股票分析師在福斯新聞臺(Fox News)上指出：“以色列人天天應付恐怖威脅，股市卻年年上漲?！本拖袢蚪洕鸂顩r一樣，大部分人同意以色列的政治狀況亂得可以，經濟卻從來沒有這么強過，2007年的成長率媲美中印兩國。
以色列這種大炮與魚子醬模式這么有意思，原因不只是以色列經濟很有彈性，善于面對重大的經濟震撼，例如2006年與黎巴嫩的戰爭，或是2007年哈瑪斯組織接管加沙；而且也是因為以色列創造了直接因應暴亂升高而大幅擴張的經濟。以色列工業對災難這么安心，原因并不神秘。美國和歐洲企業了解全球安全繁榮的潛力之前很多年，以色列科技公司就忙于開創國土安全產業，今天仍然繼續主導這個領域。以色列出口協會估計，以色列有350家公司專門從事國土安全產品的銷售，2007年還增加了30家新公司。從企業觀點來看，這種發展使以色列成為9·11后市場競爭和模仿的模范。然而，從社會與政治觀點來看，應該把以色列當成別的東西、當成可怕的警訊。以色列即使對鄰邦發動戰爭、在占領的土地上升高暴行，卻仍然能繼續享受繁榮，這恰恰顯示了把經濟建立在戰爭持續不斷、災難繼續加深的基礎上，是多么危險的事。
以色列有能力結合大炮與魚子醬，是過去15年經濟本質劇烈變化的結果，這種變化對于和平希望的幻滅具有很深遠的影響，卻很少有人深入了解。上次中東和平出現濃厚的希望，是1990年代初期的事情了；當時以色列有一大批選民相信，繼續沖突不是辦法，共產主義已經崩潰，信息革命正要開始。當時以色列企業界普遍認為，血腥占領加沙與西岸，加上阿拉伯國家聯合抵制以色列，使以色列經濟前途陷入險境。以色列企業看到全世界新興市場經濟體爆炸性成長，對自己受到戰爭限制深感厭煩，希望成為高獲利、無國界世界的一環，不再困于區域性斗爭。如果以色列政府能夠跟巴勒斯坦人談判出某種和平協議，以色列的鄰邦會取消聯合抵制，以色列很有機會成為中東的自由貿易樞紐。
1993年，當時的以色列商會聯合會總裁吉勒曼(Dan Gillerman)大力支持這種立場。 “以色列可能不只變成另一個國家而已，而是可能變成整個地區的策略性運籌與營銷中心，就像中東的新加坡或香港，多國公司會以這里為總部……我們說的是完全不同的經濟……我們必須迅速調整，否則會錯過這種一輩子才有一次的經濟機會，空留余恨?！?/p>
同一年，當時的外交部長佩雷斯(Shimon Peres)對一群以色列記者解釋說，和平現在勢所難免，不過卻是很特別的和平。佩雷斯說：“我們不是追求政治和平，而是對市場和平有興趣?！睅讉€月后，以色列總理拉賓 (Yitzhak Rabin)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在白宮草坪握手言和，揭開了奧斯陸協議的序幕。世界各國歡欣鼓舞，三個人合得199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接著一切就出了大問題。
奧斯陸協議階段可能是以巴關系中最樂觀的時期，但是兩人著名的握手不代表簽署協議，只是同意開始和談程序，所有最急迫的問題都沒有解決。阿拉法特處在十分不利的談判地位上，必須談判自己重回以色列占領區的問題，而且他在耶路撒冷的未來地位、巴勒斯坦難民、猶太定居者甚至巴勒斯坦人自決的問題上，都沒有爭取到協議。談判人員宣稱，奧斯陸策略的基礎理念是開放國界，加入全球化列車，推動“市場和平”，其他一切就會順利發展。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應該都會體會到日常生活明顯的改善，為將來談判中的“政治和平”創造比較友善的環境。這點至少是奧斯陸協議承諾的事情。
很多因素促成后來的談判破裂，以色列人通常把原因歸咎于自殺炸彈和拉賓遭到暗殺。巴勒斯坦人指出，以色列人在奧斯陸協議期間，瘋狂擴張非法屯墾區，情形就像巴拉克(Ehud Barak)領導的以色列勞動黨政府外交部長班納米(Shlomo Ben-Ami)說的一樣，證明和平程序的基礎“是以新殖民主義精神為基礎”，目標是在“我們和巴勒斯坦人終于達成和平協議時，會有互相依賴的狀況，會有兩個實體之間結構上不平等的狀況”。有關誰破壞和平過程，或和平到底是不是這種程序真正目標的辯論，早已為人熟知，而且大家十分深入探討過。然而，促使以色列退回到單邊主義態度的兩個因素卻少為人知，而且很少有人討論，兩個因素都跟芝加哥學派自由市場圣戰在以色列造成的影響有關。一個因素是蘇聯猶太人涌人，這是俄羅斯休克療法實驗的直接后果；另一個因素是以色列的出口經濟轉變，從以傳統商品與高科技產品為主，變為極度依賴反恐相關知識技術與設備的銷售。兩個因素都大大破壞了奧斯陸程序：俄羅斯猶太人抵達，降低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勞工的依賴，使以色列可以封鎖占領的土地；高科技安全經濟快速擴張，使以色列最強而有力的富裕部門胃口大開，主張放棄和平，擁抱長期持續擴張的反恐戰爭。
因為不幸的歷史巧合，奧斯陸時期開始時，正好是俄羅斯進行芝加哥學派實驗到最痛苦階段的時候。1993年9月13日，以巴雙方在白宮草坪握手言和三周后，葉利欽派出戰車，放火焚燒國會大廈，開始了他所推動經濟震撼最殘忍無情的階段。
1990年代期間，大約有100萬猶太人離開前蘇聯，搬到以色列。這段期間來自前蘇聯的移民，現在占以色列猶太人總人口的18％以上。這么大量的人口快速移入像以色列這么小的國家，沖擊之大絕對不容忽視。以比例來說，這樣等于安哥拉、柬埔寨和秘魯所有人口都打好包袱，同時移民美國一樣，以歐洲來說，這樣等于所有的希臘人都移民法國。
第一波蘇聯猶太人前往以色列時，很多人是經歷終身的宗教迫害后，決定住在猶太人的國家。然而，最初這一波移民之后，移民以色列的猶太人急劇增加，而且和俄國經濟休克療法加在俄國人身上的驚人痛苦直接相關。后來這幾波蘇聯移民不是懷抱猶太復國主義理想的人(很多人宣稱自己是猶太人時，顯得相當無力)，而是絕望的經濟移民。1992年，在莫斯科以色列大使館外面等待的一位移民告訴《華盛頓時報》 (Washington TImes)：“最重要的不是我們要去哪里，而是我們出身哪里?！碧K聯猶太復國論壇發言人坦白承認，這些移民“不是受到以色列吸引，而是覺得自己被蘇聯的政治不穩定和經濟惡化趕走”。到現在為止，最大一波移民潮出現在1993年葉利欽政變時，正好以色列開始和平程序。這一波之后，另外有60萬人從前蘇聯旗下的國家移民以色列。
這種人口變化，顛覆了和平協議已經不穩定的走向。蘇聯難民抵達前，以色列不能長期跟加沙與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切割，因為如果失去巴勒斯坦勞工，以色列經濟不可能繼續生存。就像加州失去墨西哥勞工，經濟就得停擺一樣。每天大約有15萬巴勒斯坦人離開在加沙和西岸的家，前往以色列清掃街道、鋪設道路，同時，巴勒斯坦農民和商人在貨車上裝滿貨物，開進以色列和屬于以色列的其他領土出售。雙方在經濟上互相依賴，以色列也采取積極措施，防止巴勒斯坦人的領土和阿拉伯國家發展自主貿易關系。
然后，就在奧斯陸協議生效時，這種十分互相依賴的關系突然切斷。在這個關鍵時刻，移民以色列的數十萬俄羅斯人和巴勒斯坦勞工不同，巴勒斯坦人出現在以色列，會要求以色列歸還搶走的土地，要求平等的公民權，挑戰猶太復國計劃。俄羅斯移民明顯提高猶太人對阿拉伯人的比率，大為振奮猶太復國主義的目標，同時也提供了廉價勞工的新來源。突然間，特拉維夫有力量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關系上開展新時代。1993年3月30日，以色列開始實施“閉關”政策，關閉以色列和占領區之間的邊界，一次經常關閉幾天或幾星期，使巴勒斯坦人不能再到以色列工作和賣東西。封鎖開始時是臨時措施，表面上是因應恐怖主義威脅的緊急反應，卻很快就變成新現狀，以色列占領區不但跟以色列隔絕，而且彼此之間也互相隔絕，靠著更復雜、更惡劣的關卡制度監督管理。
世人稱頌1993年是新希望時代的序幕，但實際上，這一年里，占領區土地卻從以色列境內下層階級居住的破爛宿合，變成令人窒息的監獄。同期內，也就是從1993到2000年問，住在占領區的以色列定居者數目倍增。很多地方過去是草草開辟的屯墾前哨，現在變成堡壘化的翠綠郊區，擁有限制進入的道路，也有著要增加以色列領土的明確目標。簽署奧斯陸協議后的幾年里，以色列也繼續取得西岸重要的水源，除了供應定居點，也把稀少的水源轉調回以色列。
新移民在以色列扮演的角色也很少人檢討。很多前蘇聯居民在休克治療貶值中，看著終身儲蓄化為烏有，抵達以色列時身無分文，很容易就受到吸引而前往占領區，那里的房子和公寓便宜多了，還提供特別貸款和獎金。有些最有野心的定居點，例如位于西岸，擁有一所大學、旅館和德州式迷你高爾夫球場的艾利爾(Ariel)，積極在前蘇聯招募移民，派出移民探子，設立俄語網站。艾利爾靠著這個方法，人口增加了一倍，今天看起來好像小莫斯科，商店招牌同時寫著希伯來文和俄文，一半居民是從前蘇聯來的新移民。以色列團體“立刻和平組織”(Peace Now)估計，住在非法定居點的以色列公民中，大約有2.5萬人是這種人，該組織也指出，很多俄羅斯人“不十分了解要去那里”，就移民到以色列。
以色列簽署奧斯陸協議后的幾年里，用活潑有力的方式，達成了以繁榮取代沖突的諾言。1990年代中期和晚期，以色列企業對全球經濟發動猛攻，專精通信與網絡科技的高科技公司尤其如此，特拉維夫和海法變成了中東硅谷。在網絡泡沫高峰期間，以色列國內生產毛額中，l5％由高科技產業創造，出口產品中，大約一半是高科技產品。根據《商業周刊》的說法，以色列是“全世界對科技最依賴的國家”，依賴的程度是美國的兩倍。
在這次科技繁榮中，新移民再度發揮了決定性的角色。90年代移民以色列的幾十萬蘇聯人當中，受過高等教育科學家的人數，比以色列立國80年里科技學院教出來的科學家還多。很多移民是冷戰期間撐起蘇聯的科學家，就像以色列一位經濟學家說的一樣，這些科學家變成了“以色列科技產業的火箭燃料”。班納米描述以巴雙方在白宮握手后的歲月時說： “這是以色列歷史上最具突破性的經濟成長和開放市場時代?！?/p>
開放市場理當嘉惠沖突的雙方，但是除了阿拉法特身邊的貪腐高官外，巴勒斯坦人在奧斯陸協議后的繁榮中明顯缺席。最大的障礙是閉關政策，這個政策從1993年開始實施14年來，一直沒有取消。根據哈佛大學中東專家羅伊(Sara Roy)的說法，1993年邊界突然關閉，對巴勒斯坦人的經濟生活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她接受訪問時說：“閉關政策是簽署奧斯陸協議以后的歲月中，對經濟造成最大傷害的單一因素，是對已經遭到拖累的經濟傷害最大的措施。”
工人不能上工，商人不能賣東西，農民不能下田。1993年里，占領區每人國民生產毛額遽減籽近30％；1994年，巴勒斯坦窮人增加了33％。深入研究閉關政策對經濟影響的羅伊說，到1996年，“巴勒斯坦的勞動力中，高達66％不是失業，就是嚴重低度就業”。對巴勒斯坦人來說，奧斯陸協議根本不是“市場和平”，而是市場消失、工作機會減少、自由度下降。還有，非常重要的是，隨著定居點擴張，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也跟著減少，就是這種完全站不住腳的狀況把占領區變成火藥庫。2000年9月，沙龍(Ariel Sharon)到耶路撒冷參訪穆斯林所說的崇高圣所(al-Haram al-Sharif)、猶太人所說的神殿山(Temple Mount)，引發了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起義。
以色列人和國際媒體大致認為，和平過程會崩潰的原因是，2000年7月巴拉克在戴維營提出的建議，是巴勒斯坦人所能得到最好的交易，但阿拉法特拒絕了以色列人的善意，證明他根本沒有真心追求和平。經過這次經驗和第二次起義后，以色列人對談判失去信心，選擇沙龍出任總理，開始興建以色列人所說的安全柵欄、巴勒斯坦人所說的種族隔離墻：由水泥墻和鋼制籬笆構成的圍墻網超過1967年的綠線邊界，貪心地深入巴勒斯坦人的領土，把占地極為廣大的定居點納入以色列國境，也把若干地區30％的水源納入以色列。
毫無疑問，阿拉法特希望得到更好的協議，而不只是在戴維營以及2001年1月在塔巴(Taba)所提出的草案，但是這些草案也不像大家宣傳的那么寶貴。雖然以色列人不斷宣傳自己在戴維營草案中，表現出空前未有的慷慨，草案對于1948年以色列建國時被迫離開家園與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卻幾乎完全沒有補償，而且根本沒有滿足巴勒斯坦人要求白決的最低權利。2006年，在戴維營和塔巴都擔任以色列政府談判代表的班納米打破黨派界線，承認“戴維營對巴勒斯坦人來說，不是錯過的機會，如果我是巴勒斯坦人，我也會拒絕戴維營草案”。
還有其他因素，造成特拉維夫在2001年后放棄認真的和平談判，這些因素跟阿拉法特傳說中不肯讓步、或沙龍創造“大以色列”的個人雄心一樣有力。其中一個因素跟以色列的科技經濟崛起有關。1990年代初期，以色列精英希望以和平換取繁榮，但是最后他們在奧斯陸協議后的歲月里建立的繁榮，對和平的依賴遠低于他們原來的想象。以色列在全球經濟中的利基變成信息科技，表示經濟要成長，關鍵是輸出軟件和計算機芯片到洛杉磯和倫敦，而不是向貝魯特和大馬士革出口笨重的商品。科技業是否成功，跟以色列和阿拉伯鄰邦是否維持友善關系，或是否不再占領占領區無關。然而，科技經濟崛起只是以色列致命經濟轉型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在2000年網絡經濟崩潰后出現，以色列主要企業必須在全球市場找到新的利基。
以色列是世界上對科技依賴最大的國家，受到網絡泡沫崩潰的打擊也比其他國家大，當時以色列的經濟立刻就直線下墜。2001年6月，分析師預測，大約有300家以色列高科技公司會倒閉，數萬人會遭到裁員；特拉維夫經濟報紙《環球報》(Globes)在頭條上宣稱，2000年是“1953年以來以色列經濟最差勁的一年”。
《環球報》指出，以色列沒有出現更嚴重的衰退，唯一的原因是以色列政府迅速強力干預，把軍事支出提高10.7％，其中部分資金是靠刪減社會服務支出而來。政府也鼓勵科技業多元化發展，從信息與通訊科技，轉而發展安全與監視科技。在這段期間里，以色列國防軍扮演類似企業育成中心的角色。年輕以色列士兵在服兵役時試驗網絡系統和監視設備，退伍回歸平民生活后，把自己的發現變成事業計劃，設立很多新創企業，經營從“搜尋與鎖定”數據采礦、監視攝影機到恐怖分子描畫的業務。9·11之后的幾年，這些服務與設備的市場出現爆炸性成長，以色列以國家的力量，公開主張新的國家經濟設想：網絡泡沫提供的成長要由國土安全繁榮取而代之。這是利庫德黨(Likud Party)鷹派立場和激烈芝加哥學派經濟制度的完美結合，具體表現在沙龍的財政部長納坦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和以色列新中央銀行總裁費歇爾(Stanley Fischer)兩個人身上，費歇爾正是國際貨幣基金在俄羅斯和亞洲推動休克治療計劃的主持人。
到2003年，以色列已經開始強勁復蘇；到2004年，以色列似乎創造了經濟奇跡：在經濟慘烈崩盤后，表現幾乎勝過所有西方國家。成長主要來自以色列很精明，把自己定位為國土安全科技的大賣場。以色列的時機拿捏十分完美，世界各國政府突然迫切需要獵捕恐怖分子的工具，也迫切需要阿拉伯世界的人物情報知識。在利庫德黨的領導下，以色列以國家的力量，自我宣傳以色列靠著幾十年對抗阿拉伯與穆斯林威脅的經驗與技能，是擁有領先優勢的國土安全展示國。以色列對北美和歐洲的宣傳直截了當：你們剛剛開始的反恐戰爭，是我們從建國以來就開始打的戰爭，讓我們的高科技公司和民營間諜公司告訴你們怎么做。
照《福布斯》雜志的說法，以色列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尋找反恐科技必須朝拜的國家。從2002年起，以色列每年至少為世界各國的國會議員、警察頭子、警長和企業總裁，舉辦六次龐大的國土安全研討會，會議的規模和范圍年年擴大。傳統旅游因為安全恐懼的關系持續萎縮，而這種官方的反恐旅游則填補了一部分的缺口。
2006年2月的某一次研討會期間，以色列人以“以色列對抗恐怖主義幕后之旅”的名義，招待聯邦調查局、微軟公司和新加坡大眾捷運系統等機構的代表，到以色列最熱門的旅游景點如國會、神殿山和哭墻等地旅游。每到一個地方，游客都檢查和稱贊堡壘式的保安系統，考慮怎么把這些東西用在國內。2007年5月，以色列邀請美國幾座大型機場主管，到特拉維夫附近的班古里昂國際機場舉辦研討會，探討這座機場采用的先進旅客描畫與篩檢系統。加州奧克蘭國際機場飛航主管葛羅斯曼(steven Grossman)解釋說，他來參加會議是因為“以色列以維持本國安全聞名”。有些活動相當可怕、相當戲劇化，例如2006年的國際國土安全大會時，以色列軍方負責操演復雜的慘案仿真，照主辦單位的說法：“仿真的是起源于內斯錫安市(Ness Zion)、結束于阿薩福哈羅非(Asaf Harofeh)醫院的大規模傷亡慘案。”
這些會議不是政策研討會，卻是利潤豐厚的專業展覽，目的在于展示以色列安全公司的能力。因此，2006年時，以色列反恐相關產品與服務的出口成長15％，預測2007年會成長20%，每年出口總值達到12億美元。2006年，以色列國防相關項目的出口達到34億美元，創下新高記錄，遠高于1992年的16億美元，使以色列變成世界第四大軍火交易國，甚至比英國還大。以色列科技股(大多是安全相關股)在納斯達克交易所掛牌的文件數，超過美國以外的任何國家；以色列在美國注冊的科技專利件數，超過中印兩國的總和。以色列的科技部門大都與安全有關，目前占以色列出口總值的60％。
以色列著名的投資銀行家羅森(Len Rosen)告訴《財富》雜志：“安全比和平重要，在奧斯陸協議期間，大家希望和平帶來成長，現在大家追求安全，希望暴力不會妨礙成長。”他可以說得更露骨一點：以色列和世界各國提供“安全”的企業，是以色列近年經濟快速成長的主要原因。說反恐戰爭產業解救了搖搖欲墜的以色列經濟，就像災難資本主義體系協助拯救了全球股市一樣，一點也不夸張。
下面是反恐產業影響力的一些事例：
·打到紐約市警局的電話會用以色列奈斯系統公司(Nice Systems)創造的科技記錄和分析。奈斯公司也替洛杉磯警方和時代華納公司(Time Warner)監控通信，也為里根國家機場(Ronaid Reagan National Airport)和另外幾十家頂尖客戶提供監視攝影機。
·倫敦地鐵系統內拍攝到的影像，是用威靈特影像監視攝影機記錄，威靈特公司屬于以色列科技巨擘康華思公司(Comverse)。威靈特的監視設備也用在美國國防部、華盛頓的杜勒斯國際機場(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國會山莊和蒙特利爾的大眾捷運系統。該公司的監視設備與服務賣到50多個國家，也協助家得寶 (Home Depot)和目標(Target)之類的大公司監視員工。
·洛杉磯和俄亥俄州哥倫布等城市的員工，都帶著電子“智能卡”身份證，這種身份證是以色列超康公司(Super Com)制造，美國前中央情報局長伍斯里(James Woolsey)赫然是這家公司顧問委員會的主席。歐洲某一個國家曾經找上超康，打算推動全國性的身份證計劃。另一國委托超康公司，進行“生物特征護照”的先導計劃，這兩個行動都具有高度爭議性。
·美國若干最大的電力公司計算機網絡采用的防火墻，是由以色列科技巨擘檢查哨公司(Check Point)生產的，但是這些公司都決定不透露公司名字。根據檢查哨公司的說法，《財富》500大企業中，有89％公司采用檢查哨的安全解決方案。
·2007年超級杯開打前，邁阿密國際機場所有員工都接受了辨認“壞人、而不只是辨認可疑事物”的訓練，采用的教材叫作行為形態辨認心理系統，這種系統是以色列新時代安全解決方案公司 (New Age Securjty Solutions)發展出來的。該公司總裁是以色列班古里昂機場的前安全主管。近年和新時代簽約、訓練員工了解旅客描畫技術的機場包括波士頓、舊金山、格拉斯哥、雅典、倫敦希斯羅等機場。沖突頻繁的尼日河三角洲港口員工也受過新時代公司的訓練，荷蘭司法部員工、自由女神像警衛和紐約市警局反恐局干員也一樣。
·新奧爾良富有的奧都本小區在卡特琳娜颶風后，決定建立自有的警力，聘請了以色列直覺射擊國際公司(New Age Security Solutions)的私人保安人員。
·加拿大聯邦警察部門皇家騎警的探員，受過國際安全指導公司(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ructors)的訓練，這家公司設在弗吉尼亞州，專門從事執法人員和士兵的訓練。這家公司宣傳自己擁有“難得的以色列經驗”，講師都是“以色列國防軍、以色列國家警察反恐單位與國家安全局出身的以色列特戰部隊高手”。該公司的精英客戶包括聯邦調查局、美國陸軍、美國海軍陸戰隊、美國海軍海豹部隊和倫敦大都會警察局。
·2007年4月，在美墨邊境任職的美國國土安全部移民特別干員通過八天的密集訓練課程，課程是由戈蘭集團(Golan Group)安排的，戈蘭集團的創辦人是前以色列特戰部隊軍官，在七個國家里配置了超過3500位員工。該公司營運主管皮爾森(Thomas Pearson)解釋說： “基本上，我們的訓練課程涵蓋以色列的安全巡邏?！庇柧氄n程涵蓋從徒手肉搏、目標聯系，到“駕著休旅車實際從事預習”。戈蘭集團目前設在佛羅里達州，但仍然繼續營銷公司是來自以色列的優勢，也生產×光機、金屬探測器和來復槍。該公司的客戶除了很多政府和名人外，也包括?？松梨?、殼牌、德士古(Texaco)、利瓦伊斯(Levi’s)、索尼(Sony)、花旗集團和必勝客。
·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需要新保安系統時，選擇了馬佳爾公司(Magal)設計的系統，馬佳爾是最深入參與興建以色列“安全圍籬”的兩家公司之一。
·將來波音公司在美墨和美加邊界，興建預計要投資2 5億美元、配備電子感應器、無人飛機、監視攝影機和1800座高塔的“虛擬圍籬”邊界時，艾彼特公司(Elbit)是主要合作伙伴之一。艾彼特是最深入參與興建以色列爭議極大的圍籬的另一家公司，這座圍墻是“以色列有史以來最大的建筑計劃”，已經耗資25億美元。
愈來愈多國家把自己變成堡壘(印度和克什米爾邊界、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邊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界都要興建圍墻和高科技圍籬)，“安全柵欄”可能成為最大規模的災難業務市場。因此，艾彼特和馬佳爾公司并不在乎以色列的圍墻在世界各地引發極多負面印象，事實上，兩家公司認為這種負面宣傳是免費廣告。馬佳爾公司總裁艾文艾斯拉(Jacob Even-Ezra)解釋說：“大家認為，我們是少數有經驗實地測試這種設備的業者?！?·11以后，艾彼特和馬佳爾的股價都上漲一倍以上，對以色列國土安全股票而言，這是標準的表現。號稱“監視攝影空間元祖”的威靈特公司在9·11之前完全沒有獲利，但是2000到2006年間，該公司靠著監視繁榮，股價上漲三倍以上。
以色列國土安全公司表現優異，早已為股市觀察家熟知，卻很少當成地區政治因素來討論，其實應該如此。以色列政府決定把“反恐”當成出口經濟重心，和以色列放棄和平談判的時間完全一致，這并非巧合。而且，以色列實行明確策略，不把以巴沖突視為具有明確土地與權利目標的民族主義運動之戰，而將之視為全球反恐戰爭的一環，是對抗一心一意追求毀滅的不理性狂熱勢力之戰。以色列采取這種策略和放棄談判的時機也完全相符，這種情形同樣不是巧合。
這個地區的沖突從2001年開始升高，經濟絕非主因；顯然雙方都不缺助長暴力的素材。但是在這種對和平極為不利的情況下，經濟在某些時點，一直是平衡力量，促使不愿談判的政治領袖開始談判，就像1990年代初期的情形一樣。國土安全繁榮改變了這種壓力的方向，創造了對持續暴亂繼續大力投資的另一個有力部門。
以色列就像過去芝加哥學派推動實驗的邊疆國家一樣，9·11后的急速成長，也表現在國內貧富之間社會快速階級化的特征上。安全產業快速成長，伴隨著一波民營化和削減社會福利計劃資金的政策，幾乎使勞動黨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創造的經濟成就化為烏有，也造成了以色列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弊病。2007年時，24.4％的以色列人活在貧窮線下，35．2％的兒童是貧童；相形之下，20年前只有8％的兒童是貧童。這種繁榮的好處沒有利益均沾，只為以色列少數人帶來暴利，尤其是造福于跟軍方與政府水乳交融的有力部門 (也有大家熟悉的所有企業貪腐弊案)，因此追求和平的重要誘因完全遭到抹殺。
以色列企業界的政治取向大幅改變。今天吸引特拉維夫證券交易所的設想，不再是以色列會成為區域貿易樞紐，而是個超先進的堡壘，在眾多決心堅定的敵人包圍下仍然能夠生存。這種態度的轉變在2006年夏季表現得最明顯，當時以色列政府把原本跟真主黨之間的換囚談判變成全面戰爭。以色列最大企業不只是支持這場戰爭，還資助這場戰爭。以色列新近民營化的超大銀行路米銀行(Bank Leumi)分發保險杠貼紙，上面印的口號是“我們會戰勝”和“我們十分強大”。當時以色列記者兼小說家雷歐(Yitzhak Laor)寫道：“這場戰爭首度成為主要行動電話公司建立品牌的機會，這家公司利用這次戰爭，推動龐大的促銷攻勢?！?/p>
以色列工業顯然不再有害怕戰爭的理由。2006年8月，以色列和黎巴嫩爆發毀滅性的戰爭，特拉維夫股市卻繼續上漲，和1993年大家認為沖突會妨礙成長的情形截然不同。2006年最后一季，哈瑪斯組織贏得選舉后，和以色列在西岸與加沙的血腥沖突升高，但以色列整體經濟卻創造高達8％的成長，是同期間美國經濟成長率的三倍以上。同時，巴勒斯坦經濟在2006年萎縮10％到15％，貧窮率升到接近70％。
聯合國宣布以色列和真主黨?；鹨粋€月后，紐約證券交易所主辦了一場投資以色列的特別研討會，參加研討會的以色列公司超過200家，很多公司都從事國土安全業務。同時，黎巴嫩經濟活動幾乎完全停擺，大約140家工廠 (從組合屋、醫療產品到乳品的各種生產廠商)，都忙著清理以色列炸彈和導彈擊碎的瓦礫。紐約這場研討會不受戰爭影響，發出樂觀的信息，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歡迎與會代表時宣布：“以色列對企業開放、總是對企業開放?！?/p>
僅僅十年前，根本不能想象這種戰爭繁榮，當時身為以色列商會聯合會主席的吉勒曼，還呼吁以色列抓住歷史機遇，成為“中東的新加坡”?，F在他變成以色列最積極煽風點火的強硬主戰派，大力推動擴大并升高戰事。他接受有線電視新聞網專訪時表示：“說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在政治上可能不正確，甚至不符事實；不過幾乎所有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卻是非常正確的說法。因此這場戰爭不只是以色列的戰爭，也是全世界的戰爭?！?/p>
在全世界發動無休無止的戰爭，這帖藥單和布什政府在9·1 l之后，對新生的災難資本主義體系發布的事業公開說明書相同。任何國家都無法打贏這種戰爭，但戰勝不是重點，重點是在堡壘國家內部創造“安全”，再用圍墻外無休無止的低水平沖突支持。從某方面來說，這種目標和前進伊拉克的民間安全公司目標相同，就是鞏固周邊陣地的安全。看看森地泉市，就可以窺知由災難資本主義體系建立、經營，大門深鎖的未來堡壘是什么樣子。然而，把這種程序發揮到極致的國家卻是以色列。以色列把整個國家變成堡壘化的小區，大門深鎖，被永遠封鎖在外面紅區的人民包圍。一個社會如果失去追求和平的經濟誘因，反而大力投資戰斗，從無休無止和無法戰勝的反恐戰爭中發財，就會變成上述的模樣；其中一部分看來像以色列，另一部分看來像加沙。
以色列是極端的例子，但是以色列創造的這種社會并不獨特。災難資本主義體系在折磨人的低強度沖突狀況中會欣欣向榮，這點似乎是從新奧爾良到伊拉克所有災區的目標。2007年4月，美軍開始實施一個計劃，要把巴格達好幾個動蕩的小區變成“大門深鎖的小區”，四周由檢查哨和水泥墻圍起來，而且用生物特征辨識科技追蹤里面的伊拉克居民。居民阿哈米亞 (Adhamiya)看著自己住的小區被圍墻封鎖起來，預測說：“我們會變得像巴勒斯坦一樣。”美軍發現巴格達絕不可能變成杜拜、新奧爾良不會變成迪斯尼樂園后，開始實施備用計劃，準備把伊拉克變成另一個哥倫比亞或尼日利亞，變成戰爭連綿不絕的地方。作戰主力是民間士兵和準軍事部隊，戰爭水平壓低到只足以把天然資源從土地里開發出來，配合傭兵保護油管、產油平臺和水資源。
大家常常拿加沙和西岸的軍事化貧民區，拿他們的水泥墻、通電圍籬和檢查哨，跟南非要求黑人住在貧民區、離開貧民區時必須持有通行證的種族隔離制度相比。南非律師杜家德(John Dugard)是巴勒斯坦地區人權問題的聯合國特派專員，他在2007年2月如此表示： “以色列在占領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實施的法律和執行方式，的確很像種族隔離制度?！眱烧呦嗨频牡胤胶苊黠@，但是也有很多不同，南非的黑人家園基本上是工作營，是嚴密監控黑人勞工，以便以廉價的成本要黑人到礦場工作的方法。以色列打造的制度目的正好相反，是要讓勞工無法工作，是由開放式居留營構成的網絡，拘禁幾百萬被歸類為多余人口的民眾。
巴勒斯坦人不是世界上唯一被如此歸類的群眾：幾百萬俄羅斯人在自己國內也變成多余人口，所以才會有這么多人逃離俄羅斯，希望在以色列找到工作和尊嚴生活。南非的種族隔離雖然已經廢除，卻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快速擴張的貧民區草寮里，他們在新近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南非，也是多余的人口。這樣把25％到60％人口拋棄的做法，是芝加哥學派圣戰的特征；這種做法從1970年代就已經開始，當時南錐國家處處散布的“難民村”就是例子。南非、俄羅斯和新奧爾良的富人興建高墻，把自己圍起來；以色列把這種做法進一步提升，在危險的窮人四周興建高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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